超级军网毛泽东谈康熙皇帝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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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5年12月20日08时25分来源:人民网
4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和老舍作了谈话。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是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37～38页)
（摘自《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http://news.tom.com 2005年12月20日08时25分来源:人民网
4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和老舍作了谈话。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是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37～38页)
（摘自《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
4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和老舍作了谈话。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是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37～38页)
（摘自《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http://news.tom.com 2005年12月20日08时25分来源:人民网
4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和老舍作了谈话。毛泽东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便大讲康熙。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毛泽东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讲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即使是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37～38页)
（摘自《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
人民网????2005年??????把3年前的东西转过来做什么???
毛做为一个政治家,见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有些东西听听就可以了,不用作数.就好比某些人老喜欢断章取义拿毛会见日本客人时候对日本人说的那些话来证明毛很感谢日本侵华似的.
那个谣言早就被拆穿了.
会见老舍说的话听听就可以了.过了就过了
好比毛会见特赦后的溥仪的时候也对他说过,想当初我还是你的臣民之类的话.
不过在某些人的眼里,毛成了所谓"后清"代言人了.更有一些极端反毛的民族人士把毛归类成"鞑子代言人."
我见过两种极端反毛仇恨的人,一种是民主人士,以文革为基点反毛.
一种就是民族人士,以毛善代少民和他说的一些有关少民问题的话为基点反毛.
两厢一结合,毛就成了中国之最大祸害!又是民族罪人,又是民主敌人.毛成千古罪人.
蒋粉们反反毛,还有点情理可说.个人崇拜么,崇拜了蒋,当然就要反毛了.
某些自认为民族斗士的人想接民族问题来反毛.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你说毛独裁,专制,搞文革,迫害这些咱没意见.你要在乱扣屎盆子往民族大义上扯.你要是台湾人,那我无话可说.至少你从没吃一口TG的饭.你爱怎么骂毛咱也没资格说你什么,谁叫你生在青天白日旗下.这样的人最多阶级立场不同,咱请你走人就OK,
反毛的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反毛这个人,但不仇恨党.一种是根本就是反党,借反毛来反党,进而煽动出毛和毛所领导的TG都是邪恶的.都是不该存在的.这种人是我们坚决打击的对象.这是个原则问题!
历史区里对批判毛的主题放的还是很宽松的.但是夹带私货的反毛主题是绝对不允许.
毛做为一个政治家,见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有些东西听听就可以了,不用作数.就好比某些人老喜欢断章取义拿毛会见日本客人时候对日本人说的那些话来证明毛很感谢日本侵华似的.
那个谣言早就被拆穿了.
会见老舍说的话听听就可以了.过了就过了
好比毛会见特赦后的溥仪的时候也对他说过,想当初我还是你的臣民之类的话.
不过在某些人的眼里,毛成了所谓"后清"代言人了.更有一些极端反毛的民族人士把毛归类成"鞑子代言人."
我见过两种极端反毛仇恨的人,一种是民主人士,以文革为基点反毛.
一种就是民族人士,以毛善代少民和他说的一些有关少民问题的话为基点反毛.
两厢一结合,毛就成了中国之最大祸害!又是民族罪人,又是民主敌人.毛成千古罪人.
蒋粉们反反毛,还有点情理可说.个人崇拜么,崇拜了蒋,当然就要反毛了.
某些自认为民族斗士的人想接民族问题来反毛.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你说毛独裁,专制,搞文革,迫害这些咱没意见.你要在乱扣屎盆子往民族大义上扯.你要是台湾人,那我无话可说.至少你从没吃一口TG的饭.你爱怎么骂毛咱也没资格说你什么,谁叫你生在青天白日旗下.这样的人最多阶级立场不同,咱请你走人就OK,
反毛的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反毛这个人,但不仇恨党.一种是根本就是反党,借反毛来反党,进而煽动出毛和毛所领导的TG都是邪恶的.都是不该存在的.这种人是我们坚决打击的对象.这是个原则问题!
历史区里对批判毛的主题放的还是很宽松的.但是夹带私货的反毛主题是绝对不允许.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8-3-1 19:33 发表
人民网????2005年??????把3年前的东西转过来做什么???
毛做为一个政治家,见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有些东西听听就可以了,不用作数.就好比某些人老喜欢断章取义拿毛会见日本客人时候对日本人说的那些话来证明毛很感谢日本侵华似的.
那个谣言早就被拆穿了.
谣言被拆穿了?还“早就”?我怎么不知道?
谁主张谁举证。斑竹，你主张，所以请你举证。
网络著名哈Q谣言之一，其实本无此事。
今天下午去一个旧书店买书，店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还在和店主交流，大叫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革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命，现在的腐败都是邓和江闹的。最后来了一句“两千年前出了个秦始皇、现在出了个毛泽东。亘古伟人啊！”，一屋人都笑。
原帖由 东风113 于 2008-3-1 20:11 发表
因为，以当时毛的地位，如果真讲的话，还不成了学习材料。而且这个是由舒乙在90年代说的
毛有多少讲过的话没有成为学习材料?九一三前，毛南下， 对各省诸侯打招呼，示意要处理林彪, 这些话难道不对林彪对世人保密吗?九一三后五七一工程纪要都公布了，可毛南下对各诸侯打招呼的话， 成学习材料了吗?
九一三后毛下发66年毛给江清的家书, 证明“为了打鬼，要借钟馗”, 这种夫妻间的家书都拿出来公布了，对各诸侯打招呼的讲话为什么反被世人知之甚少呢?毛又为什么要在多少年后林彪完了才公布家书?因为这是阴谋，或者阳谋。但既然是这样，那么毛还有多少诚信可言呢?对一个屡屡撒谎的欺世大盗,我们究竟能对他相信多少呢?
舒乙在90年代说的————这个就更没听说过了。太没谱了。
原帖由 新安朝奉 于 2008-3-1 20:05 发表
谣言被拆穿了?还“早就”?我怎么不知道?
谁主张谁举证。斑竹，你主张，所以请你举证。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363614&highlight=%2Bche
这里去看,64楼,关于毛感谢日本侵略中国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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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dj98dx 于 2008-3-1 20:29 发表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 ... mp;highlight=%2Bche
这里去看,64楼,关于毛感谢日本侵略中国的谣言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这个你怎么解释?
辩论不是看谁嘴巴大，不要到最后搞成你请和尚,我请菩萨!
:o :o 拜托，这个笑什么意思您都看得出来啊
原帖由 mengyw 于 2008-3-1 20:53 发表
大脑乱掉了,现在到底是清军和明军在战,还是共军在和国军战,呼吁大家不要乱战, 请大家保持队形.
按照某种极端愚昧的分类法，超大历史区可以依此分为四类人吧，呵呵。;P
原帖由 永远爱海军 于 2008-3-1 20:58 发表
:o :o 拜托，这个笑什么意思您都看得出来啊
怕更多的是嘲笑吧?否则我只能说你的表达能力很有问题........
原帖由 新安朝奉 于 2008-3-1 20:54 发表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这个你怎么解释?
辩论不是看谁嘴巴大，不要到最后搞成你请和尚,我请菩萨!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 ... ;extra=&page=45
相关辟谣在667楼。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51) 毛泽东要求不要充当抗日英雄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对日作战，出发时毛泽东做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70%是发展自己，20%为妥协，10%对日作战。”数字不一定准确，基本精神与中共领袖回忆一致。
……
原帖由 东风113 于 2008-3-1 21:05 发表
港台出版的关于中共书，极少有公正，平等以历史学家看待中共历史。
兄若如此自视公正, 何必要问“港台”?
以地域而非党派来划分是否公正, 如此变种的血统论倒也稀见。
楼上的要以党派来划分是否公正？那如何划分呢？
首先, 老毛确实说过吗?这个有疑问.
其次,老毛即使说了,也只是一家之言,难道一定要作为权威的历史评价吗?这个也有疑问.
其次,老毛即使说了,也只是一家之言,难道一定要作为权威的历史评价吗?这个也有疑问.
原帖由 che 于 2008-3-1 21:15 发表
楼上的要以党派来划分是否公正？那如何划分呢？
我的原意是说以党派来划分是否公正本来就很有血统论之嫌疑了， 再以地域来划分那就更血统论至风马牛了!
很早就说过，这篇文章是孤证，是某满遗的自说自话，无法证实。
要做史料，此文不够格。
要做史料，此文不够格。
后面很多人的发言似乎都已经离题了。
这个所谓“毛主席对老舍谈康熙”的事究竟是真是假，确实是个疑问。毛泽东所谓的“感谢日本”的话，好歹还入选了《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外交文选》（当然某些人士拿出来一定会断章取义的），而这篇“谈话”貌似是1994年才炮制出来的，根本没被收入任何毛泽东文集。当事人都已不在，就舒乙一个人自说自话。再联想到舒乙对马列主义作家浩然的恶毒攻击，可见舒乙这个人的人品实在不咋样，那么舒乙“自说自话”的真实性确实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关于毛泽东对清朝的看法，建议还是要阅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正式材料。
这个所谓“毛主席对老舍谈康熙”的事究竟是真是假，确实是个疑问。毛泽东所谓的“感谢日本”的话，好歹还入选了《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外交文选》（当然某些人士拿出来一定会断章取义的），而这篇“谈话”貌似是1994年才炮制出来的，根本没被收入任何毛泽东文集。当事人都已不在，就舒乙一个人自说自话。再联想到舒乙对马列主义作家浩然的恶毒攻击，可见舒乙这个人的人品实在不咋样，那么舒乙“自说自话”的真实性确实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关于毛泽东对清朝的看法，建议还是要阅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正式材料。
舒乙捏造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关于民族历史问题的一些文字
满清翻案关键一步，就是舒乙捏造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
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大家都知道，这是满遗们翻案用的镇宅之宝。但是这篇谈话是非常可疑的。
其一、和毛一贯的言论不一致。
其二、这篇论述不是出自 中央文献办公室和党办，而是出自个人，不合常规，毛在官方场合的所有言论应该是被随时记录的。六十年代当时的党报党刊并无关于这个“谈话”的相关报导。
其三、即便有也属于闲谈之类，不排除观点和文字是否被加工篡改过，无人能保证。
其四、老舍生前从来没有以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记录有这么一个“谈话”，也并没有旁证，这是最令人疑惑的。
其五、是老舍之子舒乙在1994年提出的，但是他没有提供老舍亲笔文字为据，也没有提供这次会面的具体时间。会议记录，时间长短，都会留下新闻摄影记录。这完全是可以查证的。这么长一段文字，如果仅仅凭记忆，很难记得那么准确。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那么“老舍的回忆”和舒乙的回忆是否可靠？
其六、既然老舍在78年就平反了，为什么舒乙不在当时就提出这段重要讲话而到了94年。如果真有其事，应该是一段重要讲话，当时就该流传或者公布，为什么他压了这么久？
其七、为什么老舍在文革中被批斗，没有用毛的话做辩护，这也是令人不解之处。
其八、历史剧 《神拳》通篇没提满族，哪来的“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正红旗下》老舍生前是偷偷摸摸写的，外面根本不知道，更不可能出版，文革时老舍他老婆把《正红旗下》底稿藏于煤堆里，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才得以生存。况且纵观《正红旗下》整部小说，也看不出来“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
世界上所有报刊的第一原则不是真实，而是符合政策，舆论导向。其次才是真实。所以我们在各国媒体都能看到假新闻，这并不奇怪。 93－94年纪念毛诞，各媒体出了不少有关毛的奇闻佚事，当事人大多不在，多是亲属转述。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但是当不得真的。人民日报副刊能登舒乙的东西也不例外。各级领导编辑是在政治上把关，他们能把的要做的主要是政策关。至于真实性，他们又不是安全部门，哪里得到。如果档案里有，根本就不会发在副刊，而是作为政策文件下发了。
舒乙伪造的“毛泽东论康熙和满族功绩”，这是满遗翻案大事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利用毛的声望掀起满清翻案的高潮，打下群众基础。其次蓄意掩盖了建国三十年来政府一直对满清的批判政策，欺瞒了国人。之前之后社科杂志大量出现歌颂、平反康乾盛世的文章。舒乙这篇伪造的东西出现在大批书刊上，这以后美化歌颂满清的所谓电视正剧粉墨登场，辫子热持续到今天。
毛泽东对满清的真实态度如下，都是入选毛选的：
1、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了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致郭沫若函
(1944年11月21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整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研究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于延安
由此可见，“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这种说法是经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首肯的。
2、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3、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主席并没有说满族自古就属于中华民族。相反，根据上下文“外来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毛主席难道不是暗指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是 “外来民族”么？否则谈何“几千年”？明末，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汉、苗、彝、畲等族人民反抗外来民族满洲人的民族压迫。
4、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第237页。
6、毛泽东主席论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与抗清的一致性
以下资料来源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第766—770页。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
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北革命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迹，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络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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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一）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中之一，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这些下层社会的分子，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
（二）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如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等），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但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是他们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策略的决定，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出发点：（甲）……（乙）苏维埃是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的出路与救星。凡属在国民党统治下非法的群众团体，苏维埃负有招待与保护的责任。（丙）……
7、《毛泽东评24史》，毛泽东从来不评辽史、金史、元史、清史。以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他遗留下的很多文字来看，毛泽东不可能喜欢满清。这一点不管你是喜欢清朝还是讨厌清朝，都不得不承认。
8、搜遍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总共谈到过清朝皇帝的只有一处：
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那么有人不服气的就指出，毛称赞满清的真实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这不是舒乙的捏造。
满清翻案关键一步，就是舒乙捏造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
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大家都知道，这是满遗们翻案用的镇宅之宝。但是这篇谈话是非常可疑的。
其一、和毛一贯的言论不一致。
其二、这篇论述不是出自 中央文献办公室和党办，而是出自个人，不合常规，毛在官方场合的所有言论应该是被随时记录的。六十年代当时的党报党刊并无关于这个“谈话”的相关报导。
其三、即便有也属于闲谈之类，不排除观点和文字是否被加工篡改过，无人能保证。
其四、老舍生前从来没有以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记录有这么一个“谈话”，也并没有旁证，这是最令人疑惑的。
其五、是老舍之子舒乙在1994年提出的，但是他没有提供老舍亲笔文字为据，也没有提供这次会面的具体时间。会议记录，时间长短，都会留下新闻摄影记录。这完全是可以查证的。这么长一段文字，如果仅仅凭记忆，很难记得那么准确。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那么“老舍的回忆”和舒乙的回忆是否可靠？
其六、既然老舍在78年就平反了，为什么舒乙不在当时就提出这段重要讲话而到了94年。如果真有其事，应该是一段重要讲话，当时就该流传或者公布，为什么他压了这么久？
其七、为什么老舍在文革中被批斗，没有用毛的话做辩护，这也是令人不解之处。
其八、历史剧 《神拳》通篇没提满族，哪来的“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正红旗下》老舍生前是偷偷摸摸写的，外面根本不知道，更不可能出版，文革时老舍他老婆把《正红旗下》底稿藏于煤堆里，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才得以生存。况且纵观《正红旗下》整部小说，也看不出来“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
世界上所有报刊的第一原则不是真实，而是符合政策，舆论导向。其次才是真实。所以我们在各国媒体都能看到假新闻，这并不奇怪。 93－94年纪念毛诞，各媒体出了不少有关毛的奇闻佚事，当事人大多不在，多是亲属转述。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但是当不得真的。人民日报副刊能登舒乙的东西也不例外。各级领导编辑是在政治上把关，他们能把的要做的主要是政策关。至于真实性，他们又不是安全部门，哪里得到。如果档案里有，根本就不会发在副刊，而是作为政策文件下发了。
舒乙伪造的“毛泽东论康熙和满族功绩”，这是满遗翻案大事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利用毛的声望掀起满清翻案的高潮，打下群众基础。其次蓄意掩盖了建国三十年来政府一直对满清的批判政策，欺瞒了国人。之前之后社科杂志大量出现歌颂、平反康乾盛世的文章。舒乙这篇伪造的东西出现在大批书刊上，这以后美化歌颂满清的所谓电视正剧粉墨登场，辫子热持续到今天。
毛泽东对满清的真实态度如下，都是入选毛选的：
1、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了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致郭沫若函
(1944年11月21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整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研究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于延安
由此可见，“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这种说法是经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首肯的。
2、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3、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主席并没有说满族自古就属于中华民族。相反，根据上下文“外来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毛主席难道不是暗指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是 “外来民族”么？否则谈何“几千年”？明末，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汉、苗、彝、畲等族人民反抗外来民族满洲人的民族压迫。
4、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第237页。
6、毛泽东主席论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与抗清的一致性
以下资料来源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第766—770页。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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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北革命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迹，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络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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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一）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中之一，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这些下层社会的分子，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
（二）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如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等），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但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是他们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策略的决定，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出发点：（甲）……（乙）苏维埃是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的出路与救星。凡属在国民党统治下非法的群众团体，苏维埃负有招待与保护的责任。（丙）……
7、《毛泽东评24史》，毛泽东从来不评辽史、金史、元史、清史。以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他遗留下的很多文字来看，毛泽东不可能喜欢满清。这一点不管你是喜欢清朝还是讨厌清朝，都不得不承认。
8、搜遍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总共谈到过清朝皇帝的只有一处：
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那么有人不服气的就指出，毛称赞满清的真实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这不是舒乙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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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可不是什么“明军”。明朝都灭亡了三百多年了，世界早已步入了民主共和时代，哪来什么“明军”啊？呵呵。
历史区经常因“毛泽东时代官方看待清朝的态度如何”而争论不休。在此贴一些表明当时官方对那段历史的态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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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刘大年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革命，再一种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普鲁士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既不是英国法国的类型，也不同于普鲁士的类型。辛亥革命没有像英国法国革命那样取得对旧制度的胜利，它只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那样直接与王权妥协，它鼓舞了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些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有自己独特的外形。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直接目标，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要打倒的反动政权，是一个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政权。满洲贵族利用它的地位采取一些实际上只符合于贵族特殊利益的民族歧视政策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压制汉族。包括劳动人民，某些地主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的损害。满清政权的建立，造成清代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反满斗争。辛亥革命就是发生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资产阶级学者也就由此出发，散播了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荒谬论点。最主要的是他们这样或那样来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而把它看做是汉族反对满族统治的所谓国内民族革命。与此相反，也有的撰述只是一般地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力求避免涉及反满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看来是矛盾的现象。我们要懂得这次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揭穿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弄清楚究竟反满与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关系。对于躲开反满问题的简单化作法则应当指出：历史如果不是在矛盾混沌中发展，那就会不可思议。
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
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来没有某种脱离阶级斗争的单纯的民族运动。反满作为一种民族运动，它只能是当时阶级斗争主流里随风起伏的浪波。清代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清初到辛亥革命之前，阶级斗争的主流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反满斗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有不同的阶级内容。
清政府在全国建立统治权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反满问题和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它是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
其时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暂时趋向缓和，地主阶级内部新旧地主势力之间争夺统治权的矛盾猛烈加剧。满清入关，许多中小地主转向拥护这个新政权，形成地主阶级中反明拥满的一派。清朝的统治就是受到这些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的支持而稳定下来的。拥明反满派地主则在很长一个时间里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抗。若干地主知识分子利用儒家学说，特别是发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宣传仇满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武装起事，“反清复明”成为天地会的口号就是来源于此。清政府针锋相对，兴文字狱对付反满宣传，用武力镇压会党反抗活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文字狱告一段落，地主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斗争也显著减少。嘉庆年间胡秉耀、丘天泽等在江西奉朱毛俚起事失败，是这种斗争的尾声。地主阶级的反满斗争不是打击、推翻封建统治的问题，而是争的由谁来做皇帝，由哪一派地主当权来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反满运动便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虽然反满斗争也有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削弱当权派的意义。
十九世纪初到这个世纪末年，阶级斗争已经处于另一种形势之下。变化的关键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农民革命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的各派进一步联合起来抵抗农民革命。反满这面旗子从此成了农民号召群众的旗子。
嘉庆年间白莲教暴动是农民斗争大爆发的第一声。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十九世纪末年的义和团运动仍是农民战争。反满斗争这时不但是处在农民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而且农民革命对反满问题采取的态度，也正保持着农民的朴素本色。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反满色彩都很淡薄，没有把反对满族作为斗争目标。决定农民革命对反满保持这种态度的，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壁垒分明，对农民来说，唯有地主阶级的存在，地主占有土地，是他深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因此，农民反抗的目标是对着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而不是反抗这个势力中的满族或者汉族统治者。农民战争是打击封建统治，推动历史前进的，伴随着农民战争的反满斗争也就具有革命的意义。
民族运动不是脱离阶级斗争的独立运动，这绝不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民族矛盾或民族问题。问题在于：高喊民族矛盾，拒绝揭露它的阶级实质，丝毫也不说明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挂起一层薄薄的帷幕掩盖起了它的真相。清代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反满斗争，如前所述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国内民族矛盾的最后基础是封建制度，到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用超阶级观点看待这种矛盾是错误的，同样地，不承认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这种矛盾也是错误的。有人以为可以用阶级原则理解民族斗争，但是不能用同一原则看待民族感情。民族感情似乎是个猜不透的谜语。其实民族感情或民族恶感，并不是什么天生的东西。它只是长期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矛盾造成的。剥削制度、阶级矛盾消除以后，民族恶感最后也就归于消除。列宁、斯大林一再讲过这个道理。总之，历史告诉我们，有清一代的反满问题，是在不同时间里有不同阶级属性的。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既是旧题目的复习，又是新篇页的加工涂写。
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翻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连篇累牍，轩然赫然的是“排满”两个大字。反满与否，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的焦点，反满与否，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骤然一看，确实这是斗争的关键。
那么，我们说这时的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何在？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二十世纪开头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去。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不但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且发动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集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当时没有其它社会力量能够卷起这股反满怒涛。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按照客观的需要，它的任务是要打倒两个敌人：其一，打倒帝国主义；其二，打倒封建势力。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两个敌人。为什么要革命？兴中会宣言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写出了非常警醒的词句：“方今列强环列……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回忆说，他自中法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始决意倾复清廷，创建民国。当时人们要起来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以避免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为出发点的。通俗宣传家陈天华在《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里把为什么反满的道理讲得最为透彻。他一再申述，满清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其实是外国人的政府。中国的各种权力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要洋人下个命令，清政府就要立刻奉行。“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人们反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人们只要打倒了满清统治者，就是打击了满清背后的帝国主义者。既要革帝国主义的命，就必须同时革封建主义的命。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同盟会预拟的军政府宣言上明白写着：今天的革命与前代不同，除了推倒满清，“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革命者在这里并没有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举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子作为自己反封建的旗子。很重要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是一个反封建的纲领。同盟会宣言的作者没有说反满是为了平均地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满清政府的统治，这是很明显的。民报第十五号的《悲佃篇》一文里，更直接主张“籍豪富之田”。作者把没收地主土地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即使推倒了清政府，不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民主政治仍是有名无实。作者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夺取土地。从这些基本事实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和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打倒的两个敌人。当然，对于帝国主义是革命的主要敌人，那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很肤浅。但这只是说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并不是说明反满问题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或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全部反满斗争，都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消灭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社会观念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蔡元培、章炳麟就是这样。
蔡元培在１９０５年发表的《释仇满》一文上说：满人这个名词，是代表特权的记号。满人的特权包括世袭君主，驻防各省和不治生产，靠剥削别人生活。反满就是为了反对这些特权。蔡元培最后指出：西方文化输入以后，种族畛域之见应当有所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章炳麟在民报第二十一号上发表的《排满平议》一文里说：“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ｚì＠①刃其腹哉？……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他举出各地革命党人起义和游侠刺客所诛戮的十之八九是汉人为例，说明凡为清政府效劳的汉人也都在排除之列。照这些解释，反满就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反对皇室、官吏、军队代表的统治势力。章炳麟为了强调满汉矛盾，讲得很含糊其词，但归根结底，也还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同志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又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②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指出了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的实质。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民主政体、君主政体或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都不过是形式。它的内容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更是反对外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要紧紧抓住反满这个武器，这表明那时的资产阶级是又革命又软弱。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③。资产阶级展开炽烈的反满宣传，显然在“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许多革命宣传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把反满放到第一位，又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们不愿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
这个事实也是很重要的：反满革命参加者的内部并非一律。最热中宣传满汉矛盾的是光复会的章炳麟一派。原因是章炳麟等人代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是地主阶级反满派。据章氏对当时革命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反满是光复，不是革命。“光复会（原名“复古会”）”的名称就是取义于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则一开始就比较注重振兴国体，讲求富强之学。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反满宣传之所以突出，大部分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不过这时的地主阶级反满派是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是跟资产阶级革命派搭伙的。
革命者的集中的反满宣传，发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加速了清政府的瓦解过程。清政府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切黑暗势力的罪恶渊薮。许多人最为关心的不是平均地权，甚至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政府。反满宣传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去参加斗争，并得到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响应。又一方面：模糊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切仇恨简单地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模糊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对这方面的认识与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区别。革命的方向没有由反满进一步明确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真正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满清政府一旦倒塌，革命势力跟着迅速解体，这是原因之一。
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规定了辛亥革命的面貌和结局
正因为反满这时是从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从反满问题上就无法找到辛亥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
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不过六七年工夫，就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翻了。但是，一转眼之间，革命产生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手里，革命派的势力风流云散了。人民照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过着奴隶式的生活。革命宣告了失败！为什么情形会是这样？反满斗争是一个因素，但决非主要的因素。决定整个革命的面貌和结局的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和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群众的关系。
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就资产阶级内部而言，领导这个革命斗争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上属于最激进的一翼。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资产阶级形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官商合办”进至商办，若干地主官僚顺着这条道路变为资本家或兼有资本家的身份。一条是少数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开设工厂，由小资产者发展为资本家。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改良派，他们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只要求实行立宪政体，坚决反对革命。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立宪派，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是革命派，这些人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有较强的革命要求。从孙中山、杨衢云组织的兴中会到后来的同盟会都一直保持革命派的特色。第二，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清楚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没有感到工人阶级敌对的威胁，对前途有信心。资产阶级这时是处在它的黄金时代。上面两种状况决定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革命热情蓬勃高涨的广大群众，来扮演辛亥革命这幕轰轰烈烈的史剧里的一个重要脚色。
同样地，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胜利，以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而结束，又是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它既不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也不敢真正依靠群众。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除了表现为它的经济力量薄弱以外，在革命斗争中突出地表现为它对待农民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敌视农民的态度。
首先是资产阶级非常轻易的抛弃了自己关于平均地权的诺言，不敢正视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宁愿让革命遭受失败，也不敢触动封建势力去向农民求救。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这样决定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革命敌人那时还很强大。必须看到这一点。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只有在资产阶级软弱的条件下才能特别显示其力量，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示力量。资产阶级不敢触动旧制度的基石，迅速与反动势力相妥协，并且抛弃了自己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群众，为反革命压倒革命创造了条件。
欧洲的历史什么时候也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有自己的面貌和特点。一定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某个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看齐，那是削足适履。反之，夸大中国的特点，以至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所谓国内民族革命，那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
这里特别要指出：中国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待民族问题的超阶级观点，根源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在论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把他们这个观点的反动本质暴露得更加彻底。他们发了许多议论。有说辛亥革命是所谓“反王朝”起义的；有说它是“国家制度的革命”的；有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是全中国人反对满族人的。牛溲马勃，不一而足。他们的调子有别，目的相同，就是否认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没有反帝国主义斗争，当然也就是没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近有个叫做鲍尔斯的美国人，以美国副国务卿的资格大肆编造中国近代史，并着重讲到了辛亥革命这个题目。他说这次革命推翻的封建专制政体，是在中国“内部的腐朽和西方的冲击力量的联合影响下崩溃的”④。什么是“西方的冲击力量”，自然就是鲍尔斯的前辈艾奇逊讲的“西方的影响”。说明白一点，即所谓西方的观念输入中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那一派胡言。艾奇逊、鲍尔斯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讳莫如深，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观点，恰恰也就是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观点。其反动本质暴露得何等明显！历史事实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的说教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一方面说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最后捣碎了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中国的迷梦，这个胜利，也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本文是作者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写的，本报作了删节，全文将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五期发表）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六六○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七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五四页。
④鲍尔斯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１日在华盛顿美国书业协会“国际晚会”上的讲演。＊
字库存未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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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刘大年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革命，再一种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普鲁士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既不是英国法国的类型，也不同于普鲁士的类型。辛亥革命没有像英国法国革命那样取得对旧制度的胜利，它只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那样直接与王权妥协，它鼓舞了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些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有自己独特的外形。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直接目标，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要打倒的反动政权，是一个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政权。满洲贵族利用它的地位采取一些实际上只符合于贵族特殊利益的民族歧视政策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压制汉族。包括劳动人民，某些地主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的损害。满清政权的建立，造成清代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反满斗争。辛亥革命就是发生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资产阶级学者也就由此出发，散播了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荒谬论点。最主要的是他们这样或那样来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而把它看做是汉族反对满族统治的所谓国内民族革命。与此相反，也有的撰述只是一般地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力求避免涉及反满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看来是矛盾的现象。我们要懂得这次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揭穿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弄清楚究竟反满与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关系。对于躲开反满问题的简单化作法则应当指出：历史如果不是在矛盾混沌中发展，那就会不可思议。
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
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来没有某种脱离阶级斗争的单纯的民族运动。反满作为一种民族运动，它只能是当时阶级斗争主流里随风起伏的浪波。清代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清初到辛亥革命之前，阶级斗争的主流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反满斗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有不同的阶级内容。
清政府在全国建立统治权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反满问题和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它是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
其时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暂时趋向缓和，地主阶级内部新旧地主势力之间争夺统治权的矛盾猛烈加剧。满清入关，许多中小地主转向拥护这个新政权，形成地主阶级中反明拥满的一派。清朝的统治就是受到这些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的支持而稳定下来的。拥明反满派地主则在很长一个时间里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抗。若干地主知识分子利用儒家学说，特别是发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宣传仇满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武装起事，“反清复明”成为天地会的口号就是来源于此。清政府针锋相对，兴文字狱对付反满宣传，用武力镇压会党反抗活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文字狱告一段落，地主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斗争也显著减少。嘉庆年间胡秉耀、丘天泽等在江西奉朱毛俚起事失败，是这种斗争的尾声。地主阶级的反满斗争不是打击、推翻封建统治的问题，而是争的由谁来做皇帝，由哪一派地主当权来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反满运动便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虽然反满斗争也有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削弱当权派的意义。
十九世纪初到这个世纪末年，阶级斗争已经处于另一种形势之下。变化的关键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农民革命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的各派进一步联合起来抵抗农民革命。反满这面旗子从此成了农民号召群众的旗子。
嘉庆年间白莲教暴动是农民斗争大爆发的第一声。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十九世纪末年的义和团运动仍是农民战争。反满斗争这时不但是处在农民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而且农民革命对反满问题采取的态度，也正保持着农民的朴素本色。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反满色彩都很淡薄，没有把反对满族作为斗争目标。决定农民革命对反满保持这种态度的，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壁垒分明，对农民来说，唯有地主阶级的存在，地主占有土地，是他深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因此，农民反抗的目标是对着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而不是反抗这个势力中的满族或者汉族统治者。农民战争是打击封建统治，推动历史前进的，伴随着农民战争的反满斗争也就具有革命的意义。
民族运动不是脱离阶级斗争的独立运动，这绝不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民族矛盾或民族问题。问题在于：高喊民族矛盾，拒绝揭露它的阶级实质，丝毫也不说明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挂起一层薄薄的帷幕掩盖起了它的真相。清代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反满斗争，如前所述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国内民族矛盾的最后基础是封建制度，到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用超阶级观点看待这种矛盾是错误的，同样地，不承认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这种矛盾也是错误的。有人以为可以用阶级原则理解民族斗争，但是不能用同一原则看待民族感情。民族感情似乎是个猜不透的谜语。其实民族感情或民族恶感，并不是什么天生的东西。它只是长期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矛盾造成的。剥削制度、阶级矛盾消除以后，民族恶感最后也就归于消除。列宁、斯大林一再讲过这个道理。总之，历史告诉我们，有清一代的反满问题，是在不同时间里有不同阶级属性的。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既是旧题目的复习，又是新篇页的加工涂写。
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翻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连篇累牍，轩然赫然的是“排满”两个大字。反满与否，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的焦点，反满与否，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骤然一看，确实这是斗争的关键。
那么，我们说这时的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何在？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二十世纪开头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去。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不但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且发动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集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当时没有其它社会力量能够卷起这股反满怒涛。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按照客观的需要，它的任务是要打倒两个敌人：其一，打倒帝国主义；其二，打倒封建势力。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两个敌人。为什么要革命？兴中会宣言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写出了非常警醒的词句：“方今列强环列……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回忆说，他自中法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始决意倾复清廷，创建民国。当时人们要起来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以避免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为出发点的。通俗宣传家陈天华在《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里把为什么反满的道理讲得最为透彻。他一再申述，满清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其实是外国人的政府。中国的各种权力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要洋人下个命令，清政府就要立刻奉行。“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人们反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人们只要打倒了满清统治者，就是打击了满清背后的帝国主义者。既要革帝国主义的命，就必须同时革封建主义的命。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同盟会预拟的军政府宣言上明白写着：今天的革命与前代不同，除了推倒满清，“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革命者在这里并没有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举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子作为自己反封建的旗子。很重要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是一个反封建的纲领。同盟会宣言的作者没有说反满是为了平均地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满清政府的统治，这是很明显的。民报第十五号的《悲佃篇》一文里，更直接主张“籍豪富之田”。作者把没收地主土地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即使推倒了清政府，不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民主政治仍是有名无实。作者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夺取土地。从这些基本事实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和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打倒的两个敌人。当然，对于帝国主义是革命的主要敌人，那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很肤浅。但这只是说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并不是说明反满问题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或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全部反满斗争，都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消灭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社会观念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蔡元培、章炳麟就是这样。
蔡元培在１９０５年发表的《释仇满》一文上说：满人这个名词，是代表特权的记号。满人的特权包括世袭君主，驻防各省和不治生产，靠剥削别人生活。反满就是为了反对这些特权。蔡元培最后指出：西方文化输入以后，种族畛域之见应当有所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章炳麟在民报第二十一号上发表的《排满平议》一文里说：“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ｚì＠①刃其腹哉？……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他举出各地革命党人起义和游侠刺客所诛戮的十之八九是汉人为例，说明凡为清政府效劳的汉人也都在排除之列。照这些解释，反满就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反对皇室、官吏、军队代表的统治势力。章炳麟为了强调满汉矛盾，讲得很含糊其词，但归根结底，也还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同志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又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②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指出了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的实质。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民主政体、君主政体或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都不过是形式。它的内容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更是反对外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要紧紧抓住反满这个武器，这表明那时的资产阶级是又革命又软弱。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③。资产阶级展开炽烈的反满宣传，显然在“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许多革命宣传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把反满放到第一位，又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们不愿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
这个事实也是很重要的：反满革命参加者的内部并非一律。最热中宣传满汉矛盾的是光复会的章炳麟一派。原因是章炳麟等人代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是地主阶级反满派。据章氏对当时革命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反满是光复，不是革命。“光复会（原名“复古会”）”的名称就是取义于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则一开始就比较注重振兴国体，讲求富强之学。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反满宣传之所以突出，大部分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不过这时的地主阶级反满派是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是跟资产阶级革命派搭伙的。
革命者的集中的反满宣传，发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加速了清政府的瓦解过程。清政府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切黑暗势力的罪恶渊薮。许多人最为关心的不是平均地权，甚至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政府。反满宣传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去参加斗争，并得到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响应。又一方面：模糊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切仇恨简单地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模糊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对这方面的认识与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区别。革命的方向没有由反满进一步明确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真正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满清政府一旦倒塌，革命势力跟着迅速解体，这是原因之一。
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规定了辛亥革命的面貌和结局
正因为反满这时是从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从反满问题上就无法找到辛亥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
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不过六七年工夫，就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翻了。但是，一转眼之间，革命产生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手里，革命派的势力风流云散了。人民照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过着奴隶式的生活。革命宣告了失败！为什么情形会是这样？反满斗争是一个因素，但决非主要的因素。决定整个革命的面貌和结局的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和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群众的关系。
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就资产阶级内部而言，领导这个革命斗争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上属于最激进的一翼。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资产阶级形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官商合办”进至商办，若干地主官僚顺着这条道路变为资本家或兼有资本家的身份。一条是少数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开设工厂，由小资产者发展为资本家。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改良派，他们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只要求实行立宪政体，坚决反对革命。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立宪派，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是革命派，这些人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有较强的革命要求。从孙中山、杨衢云组织的兴中会到后来的同盟会都一直保持革命派的特色。第二，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清楚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没有感到工人阶级敌对的威胁，对前途有信心。资产阶级这时是处在它的黄金时代。上面两种状况决定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革命热情蓬勃高涨的广大群众，来扮演辛亥革命这幕轰轰烈烈的史剧里的一个重要脚色。
同样地，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胜利，以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而结束，又是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它既不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也不敢真正依靠群众。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除了表现为它的经济力量薄弱以外，在革命斗争中突出地表现为它对待农民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敌视农民的态度。
首先是资产阶级非常轻易的抛弃了自己关于平均地权的诺言，不敢正视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宁愿让革命遭受失败，也不敢触动封建势力去向农民求救。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这样决定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革命敌人那时还很强大。必须看到这一点。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只有在资产阶级软弱的条件下才能特别显示其力量，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示力量。资产阶级不敢触动旧制度的基石，迅速与反动势力相妥协，并且抛弃了自己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群众，为反革命压倒革命创造了条件。
欧洲的历史什么时候也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有自己的面貌和特点。一定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某个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看齐，那是削足适履。反之，夸大中国的特点，以至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所谓国内民族革命，那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
这里特别要指出：中国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待民族问题的超阶级观点，根源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在论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把他们这个观点的反动本质暴露得更加彻底。他们发了许多议论。有说辛亥革命是所谓“反王朝”起义的；有说它是“国家制度的革命”的；有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是全中国人反对满族人的。牛溲马勃，不一而足。他们的调子有别，目的相同，就是否认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没有反帝国主义斗争，当然也就是没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近有个叫做鲍尔斯的美国人，以美国副国务卿的资格大肆编造中国近代史，并着重讲到了辛亥革命这个题目。他说这次革命推翻的封建专制政体，是在中国“内部的腐朽和西方的冲击力量的联合影响下崩溃的”④。什么是“西方的冲击力量”，自然就是鲍尔斯的前辈艾奇逊讲的“西方的影响”。说明白一点，即所谓西方的观念输入中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那一派胡言。艾奇逊、鲍尔斯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讳莫如深，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观点，恰恰也就是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观点。其反动本质暴露得何等明显！历史事实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的说教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一方面说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最后捣碎了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中国的迷梦，这个胜利，也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本文是作者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写的，本报作了删节，全文将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五期发表）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六六○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七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五四页。
④鲍尔斯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１日在华盛顿美国书业协会“国际晚会”上的讲演。＊
字库存未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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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②。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①一担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 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①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 ’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②。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③。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①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②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语堂称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③这首歌唱的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缔结朴次茅斯条约之后日本欢庆春节的情况。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②。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①一担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 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①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 ’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②。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③。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①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②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语堂称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③这首歌唱的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缔结朴次茅斯条约之后日本欢庆春节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诵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①。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扮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几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③。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④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诵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①。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扮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几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③。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④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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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刘大年在那个时代，好像算是比较推崇康熙的了（当然和现在的推崇不能比），不过这篇文章到是写的非常实在。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
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来不避讳谈辛亥革命与反满的关联，因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要抓牢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现在的很多民族主义愤青不能理解，其实就是他们不懂得”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
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来不避讳谈辛亥革命与反满的关联，因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要抓牢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现在的很多民族主义愤青不能理解，其实就是他们不懂得”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康熙的确是一个好皇帝啊!!!
都是些引用的话,不是原话.字句的可信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