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

这是篇老文章，其实是火星了。

但是比起“现代汉语有70%日语外来词”的说法远远比这篇文章的影响力要大很多，经常还有日奴用这个攻击自己的同胞，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也随之附和，可见遗毒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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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珉
http://blog.huanqiu.com/89371/2010-02-06/1565973/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停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无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接壤的国家，汗青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泛泛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掉臂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如许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过甚其辞，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卖力任的处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毁谤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实他们的所谓“只有西刚刚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患上不撰文予以驳倒。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为“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捷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如许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辞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社团、规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贸易、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现、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观光、劳动、目的、卫生、综合、降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堪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边这些词和词组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按照武汉大学汗青学院教授冯天瑜编撰的《新语探源——中西和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明确承认的47二个属于日本人哄骗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贸易、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降服，

　　去掉了半壁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堪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掉常心理在捣蛋。按照《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计数，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二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堪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有可能过去曾使用过），好比：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如许，《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短诗、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军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好比“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2］；再好比“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布道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布道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总算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计数，《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布道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布道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平列举了从命、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群众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种意思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范畴内恐怕一直没有患上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存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资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一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如许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袒护！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事实是在那边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能；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如许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智变革（1868年）并不如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智变革取患上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掉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一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秋水扯谈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一些所谓“摇撼”或“启示”，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言三语四下的那一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历程，还汗青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公共俗语，至今仍被使用。好比“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于”、“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至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汗青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多量布道士降临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摄谱仪物品，仅法国布道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文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最简单的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90度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如许的较重要的事我相信大家一定已是耳闻则诵的吧。事实上，那一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和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如许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患上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一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至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示”，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有生命的物质”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编撰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文”、“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布道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蒲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解析”、“推论”等词，意大利布道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纷歧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介入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范畴。”［11］据他计数，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类社会文化学书（地理舆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天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范畴，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如许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如许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如许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克不及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不然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级中学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底子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于了低潮。而明末清初级中学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患上差未几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大烟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叶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布道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干碍、管制、限定、权力、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寻求、报信、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集会、管辖、议定、权威、权力、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誓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打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和词组；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泼天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哄骗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贯注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布道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天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好些个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布道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布道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传教士”、“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天然的”、“必要”、“新闻”、“琴键”、“演示”、“半径线”、“精神”、“单位”、“举动”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布道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布道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最简单的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布道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卵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降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同人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布道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议会”、“集会”、“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雷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类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镜，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以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打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一群岛屿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计数，仅江南打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景象形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打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出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打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归去，存于现在极出名的东瀛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打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哄骗，通过加注释、加和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足以证实，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物”。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其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何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缄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相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四

　　现在有些人认为，像“革命”、“经济”、“共和”等日本用中国古代已有词汇与西方概念对译，产生新词义的词，都属于日语外来词。如许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谬误，关键忽略了汉语的词汇是可以多义的（注意：是“一词多义”）这一点，引起了界说上的杂乱。从“一词多义”的界说来看，如果某词的意思发生了底子的变化，属于“旧词新义”的范畴，而并非创造了个新词。事实上，一些被认为是日本哄骗汉字自创的词汇，输入到中国后，词义也发生了底子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词义，但却被认为还是日语外来词，这在道理上也就很难说通了。

　　我顺手翻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简单”条目，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马虎。显然这三个词义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你能说它是三个词吗？而且，“简单”这词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了。日语“简单”（かんたん）在《日汉辞典》中只有：“简单的工作”、“简而言之”、“简单扼要的”三个例句（日语我就不打了），都属于中文第一个词义。难道说“简单”这个词是中国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又自创了二个吗？那么到底总算外来词还是自创词呢？！！如果你认为既是外来词又是自创词，那你怎么能够把中国自创的词（而且是两个，比引进的还多）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呢？

　　从上述来看，汉语中许多中日共有的汉字词汇，包括中国引进日本人用汉字自创的词，也有着和日语完全不同的词义，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都属于日本词汇，也就说不通了，是无法成立的。更没有必要夸张成中国有百分之多少的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没有这些词中国人就没法说话写字了。

　　我在AC（Anti-CNN四月青年社区）曾作过如许一个通俗的比喻：中国人发现了一把刀是用来切菜的，可日本人拿这把刀去杀人了，扩展了它的用途，你能说这把刀是日本人发现的吗？不克不及！有网友反驳我：“你例子不合错误啊，事实是中国传给日本的是把菜刀，而日本拿回来的倒是把武士刀，样式、铸造工艺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如果我们从日本拿回来的确实是把武士刀，样式、打造工艺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确实是日本人发现的了。但是，事实上日本人哄骗中国古代已有词汇对译西方概念，词的形状、笔画、组合、发音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拿回来的并不是“武士刀”，还是那把“菜刀”，样式、打造工艺并无丝毫的变化呀！变化的只是用途，你能说这把“菜刀”是日本人发现的吗？

　　该网友还用古代“枪”和现代“枪”一词的不同词义反驳我：“拥有同样名称但焦点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能是同一个东西吗？古人说的‘枪’和我们现在说的‘枪’字是一样的，但是是一回事吗？”其实这个例子恰恰反驳了他自己的观点。古代“枪”是指冷武器，和现代火器的“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两样东西，没有丝毫的联系。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尽管“枪”这个词的词义扩展了，火器“枪”的词义是新创造的，但“枪”这个词并不是新创造的，决不会认为“枪”这个词又重新创造了一个如出一辙的新词。

　　当然，我还有例子证实。好比“劳动者”一词，公认是日本创造的新词。可在日语中“劳动者”（ろぅどぅしゃ）的意思为“工人”［20］，而汉语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身体的力量劳动的人。”［21］显然，汉语中的“劳动者”和日语中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词义同样变化了，那么，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怎么还认为汉语中的“劳动者”是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呢？

　　有学者也持我同样的观点。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的曾昭聪教授等认为：诸如“选举”、“交通”等词，“是从古汉语中的用处引申而来的，最多只能总算‘外来词义’。”“所谓‘其词义与古代汉语原有词义不尽相同’的那一些词义，实际上就是从古代汉语用处引申而来的词义。引申是词在已有词义的基础上，以人类的联想为线索而产生新的词义的一种运动方式。日语从汉语中借用古代汉语已经存在的词而在此基础上引申产生新的词义，也完全符合汉语词义的运动规律。所以这一类词的新词义，对于古汉语中已有的词义来说，只能总算引申义，也可称为‘外来词义’。”［22］

　　

这是篇老文章，其实是火星了。

但是比起“现代汉语有70%日语外来词”的说法远远比这篇文章的影响力要大很多，经常还有日奴用这个攻击自己的同胞，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也随之附和，可见遗毒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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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珉
http://blog.huanqiu.com/89371/2010-02-06/1565973/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停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无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接壤的国家，汗青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泛泛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掉臂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如许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过甚其辞，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卖力任的处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毁谤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实他们的所谓“只有西刚刚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患上不撰文予以驳倒。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为“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捷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如许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辞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社团、规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贸易、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现、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观光、劳动、目的、卫生、综合、降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堪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边这些词和词组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按照武汉大学汗青学院教授冯天瑜编撰的《新语探源——中西和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明确承认的47二个属于日本人哄骗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贸易、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降服，

　　去掉了半壁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堪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掉常心理在捣蛋。按照《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计数，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二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堪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有可能过去曾使用过），好比：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如许，《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短诗、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军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好比“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2］；再好比“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布道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布道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总算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计数，《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布道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布道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平列举了从命、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群众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种意思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范畴内恐怕一直没有患上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存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资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一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如许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袒护！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事实是在那边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能；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如许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智变革（1868年）并不如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智变革取患上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掉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一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秋水扯谈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一些所谓“摇撼”或“启示”，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言三语四下的那一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历程，还汗青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公共俗语，至今仍被使用。好比“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于”、“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至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汗青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多量布道士降临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摄谱仪物品，仅法国布道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文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最简单的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90度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如许的较重要的事我相信大家一定已是耳闻则诵的吧。事实上，那一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和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如许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患上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一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至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示”，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有生命的物质”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编撰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文”、“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布道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蒲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解析”、“推论”等词，意大利布道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纷歧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介入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范畴。”［11］据他计数，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类社会文化学书（地理舆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天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范畴，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如许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如许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如许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克不及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不然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级中学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底子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于了低潮。而明末清初级中学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患上差未几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大烟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叶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布道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干碍、管制、限定、权力、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寻求、报信、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集会、管辖、议定、权威、权力、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誓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打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和词组；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泼天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哄骗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贯注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布道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天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好些个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布道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布道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传教士”、“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天然的”、“必要”、“新闻”、“琴键”、“演示”、“半径线”、“精神”、“单位”、“举动”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布道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布道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最简单的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布道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卵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降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同人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布道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议会”、“集会”、“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雷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类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镜，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以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打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一群岛屿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计数，仅江南打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景象形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打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出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打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归去，存于现在极出名的东瀛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打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哄骗，通过加注释、加和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足以证实，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物”。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其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何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缄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相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四

　　现在有些人认为，像“革命”、“经济”、“共和”等日本用中国古代已有词汇与西方概念对译，产生新词义的词，都属于日语外来词。如许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谬误，关键忽略了汉语的词汇是可以多义的（注意：是“一词多义”）这一点，引起了界说上的杂乱。从“一词多义”的界说来看，如果某词的意思发生了底子的变化，属于“旧词新义”的范畴，而并非创造了个新词。事实上，一些被认为是日本哄骗汉字自创的词汇，输入到中国后，词义也发生了底子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词义，但却被认为还是日语外来词，这在道理上也就很难说通了。

　　我顺手翻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简单”条目，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马虎。显然这三个词义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你能说它是三个词吗？而且，“简单”这词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了。日语“简单”（かんたん）在《日汉辞典》中只有：“简单的工作”、“简而言之”、“简单扼要的”三个例句（日语我就不打了），都属于中文第一个词义。难道说“简单”这个词是中国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又自创了二个吗？那么到底总算外来词还是自创词呢？！！如果你认为既是外来词又是自创词，那你怎么能够把中国自创的词（而且是两个，比引进的还多）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呢？

　　从上述来看，汉语中许多中日共有的汉字词汇，包括中国引进日本人用汉字自创的词，也有着和日语完全不同的词义，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都属于日本词汇，也就说不通了，是无法成立的。更没有必要夸张成中国有百分之多少的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没有这些词中国人就没法说话写字了。

　　我在AC（Anti-CNN四月青年社区）曾作过如许一个通俗的比喻：中国人发现了一把刀是用来切菜的，可日本人拿这把刀去杀人了，扩展了它的用途，你能说这把刀是日本人发现的吗？不克不及！有网友反驳我：“你例子不合错误啊，事实是中国传给日本的是把菜刀，而日本拿回来的倒是把武士刀，样式、铸造工艺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如果我们从日本拿回来的确实是把武士刀，样式、打造工艺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确实是日本人发现的了。但是，事实上日本人哄骗中国古代已有词汇对译西方概念，词的形状、笔画、组合、发音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拿回来的并不是“武士刀”，还是那把“菜刀”，样式、打造工艺并无丝毫的变化呀！变化的只是用途，你能说这把“菜刀”是日本人发现的吗？

　　该网友还用古代“枪”和现代“枪”一词的不同词义反驳我：“拥有同样名称但焦点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能是同一个东西吗？古人说的‘枪’和我们现在说的‘枪’字是一样的，但是是一回事吗？”其实这个例子恰恰反驳了他自己的观点。古代“枪”是指冷武器，和现代火器的“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两样东西，没有丝毫的联系。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尽管“枪”这个词的词义扩展了，火器“枪”的词义是新创造的，但“枪”这个词并不是新创造的，决不会认为“枪”这个词又重新创造了一个如出一辙的新词。

　　当然，我还有例子证实。好比“劳动者”一词，公认是日本创造的新词。可在日语中“劳动者”（ろぅどぅしゃ）的意思为“工人”［20］，而汉语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身体的力量劳动的人。”［21］显然，汉语中的“劳动者”和日语中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词义同样变化了，那么，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怎么还认为汉语中的“劳动者”是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呢？

　　有学者也持我同样的观点。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的曾昭聪教授等认为：诸如“选举”、“交通”等词，“是从古汉语中的用处引申而来的，最多只能总算‘外来词义’。”“所谓‘其词义与古代汉语原有词义不尽相同’的那一些词义，实际上就是从古代汉语用处引申而来的词义。引申是词在已有词义的基础上，以人类的联想为线索而产生新的词义的一种运动方式。日语从汉语中借用古代汉语已经存在的词而在此基础上引申产生新的词义，也完全符合汉语词义的运动规律。所以这一类词的新词义，对于古汉语中已有的词义来说，只能总算引申义，也可称为‘外来词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