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转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7:32:50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四
现在有些人认为，像“革命”、“经济”、“共和”等日本用中国古代已有词汇与西方概念对译，产生新词义的词，都属于日语外来词。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谬误，关键忽略了汉语的词汇是可以多义的（注意：是“一词多义”）这一点，引起了定义上的混乱。从“一词多义”的定义来看，如果某词的意思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属于“旧词新义”的范畴，而并非创造了个新词。事实上，一些被认为是日本利用汉字自创的词汇，输入到中国后，词义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词义，但却被认为还是日语外来词，这在道理上也就很难说通了。
我随手翻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简单”条目，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显然这三个词义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你能说它是三个词吗？而且，“简单”这词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了。日语“简单”（かんたん）在《日汉辞典》中只有：“简单的工作”、“简而言之”、“简单扼要的”三个例句（日语我就不打了），都属于中文第一个词义。难道说“简单”这个词是中国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又自创了二个吗？那么到底算是外来词还是自创词呢？！！如果你认为既是外来词又是自创词，那你怎么能够把中国自创的词（而且是两个，比引进的还多）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呢？
从上述来看，汉语中许多中日共有的汉字词汇，包括中国引进日本人用汉字自创的词，也有着和日语完全不同的词义，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都属于日本词汇，也就说不通了，是无法成立的。更没有必要夸张成中国有百分之多少的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没有这些词中国人就没法说话写字了。
我在AC（Anti-CNN四月青年社区）曾经作过这样一个通俗的比喻：中国人发明了一把刀是用来切菜的，可日本人拿这把刀去杀人了，扩展了它的用途，你能说这把刀是日本人发明的吗？不能！有网友反驳我：“你例子不对啊，事实是中国传给日本的是把菜刀，而日本拿回来的却是把武士刀，样式、锻造工艺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如果我们从日本拿回来的确实是把武士刀，样式、制造工艺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确实是日本人发明的了。但是，事实上日本人利用中国古代已有词汇对译西方概念，词的形状、笔画、组合、发音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拿回来的并不是“武士刀”，还是那把“菜刀”，样式、制造工艺并没有丝毫的变化呀！变化的只是用途，你能说这把“菜刀”是日本人发明的吗？
该网友还用古代“枪”和现代“枪”一词的不同词义反驳我：“拥有同样名称但核心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能是同一个东西吗？古人说的‘枪’和我们现在说的‘枪’字是一样的，但是是一回事吗？”其实这个例子恰恰反驳了他自己的观点。古代“枪”是指冷兵器，和现代火器的“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没有丝毫的联系。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尽管“枪”这个词的词义扩展了，火器“枪”的词义是新创造的，但“枪”这个词并不是新创造的，决不会认为“枪”这个词又重新创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词。
当然，我还有例子证明。比如“劳动者”一词，公认是日本创造的新词。可在日语中“劳动者”（ろぅどぅしゃ）的意思为“工人”［20］，而汉语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21］显然，汉语中的“劳动者”和日语中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词义同样也变化了，那么，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怎么还认为汉语中的“劳动者”是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呢？
有学者也持我同样的观点。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的曾昭聪教授等认为：诸如“选举”、“交通”等词，“是从古汉语中的用法引申而来的，最多只能算是‘外来词义’。”“所谓‘其词义与古代汉语原有词义不尽相同’的那些词义，实际上就是从古代汉语用法引申而来的词义。引申是词在已有词义的基础上，以人类的联想为线索而产生新的词义的一种运动方式。日语从汉语中借用古代汉语已经存在的词而在此基础上引申产生新的词义，也完全符合汉语词义的运动规律。所以这一类词的新词义，对于古汉语中已有的词义来说，只能算是引申义，也可称为‘外来词义’。”［22］
有观点认为，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如：～主义、～论、～化、～式、～力、泛～等等，全应该属于日语外来词。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有着自身无法解释的矛盾。比如，持这样观点的公认“哲学”一词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创作的新词典范，属日本外来词。但是，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而且，这样的构词法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因此，所谓“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均属于日本外来词”的观点，也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还有人认为，诸如“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的”等等，是日本词汇融入到汉语词汇中的用法，也应该属于“日本外来词”。我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其实中国早就有这样的用法了，比如，作于元末明初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章回小说《水浒传》中就有：“开赌坊的闲柳大郎”、“志诚老实的人”、“他却是个帮闲破落户，没信的人”等等（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又如成书于隆庆年间（1567年）的《封神演义》中就有：“娘娘猛头，看见粉壁上诗句，大怒骂曰：‘……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的灵感。’”（第一回 纣王女娲宫进香）、“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点三千与他。”（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等等，像《西游记》等中肯定还有，我就不再举例了。这里的“志诚老实的”、“没信（用）的”、“疾病（的）衰老（的）懦弱不堪的”和“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是同种用法。这可能是中国清末民国初期时文言文还是作为书面文体，正规文献还是采用“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可白话文在元末明初时就已经有“××的”用法，怎么能说“××的”是从日本学来的呢？更不能说“××的”词都是引进日本的外来词。而且，中国的“白话文”可以追溯到唐代，说不定日本“××の”等的用法，还是从中国学去的呢！
其实，像“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连学术界也争论不清，更何况普通百姓呢？有必要把这样不清楚的事情毫无根据的到处渲染，故意夸大吗？！！况且，很多问题根本就是无法自圆其说。这样毫无根据的的到处渲染，而且越说越玄乎，只能是某些人的病态，是某些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心理变态！甚至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居心不良。
有人批评我这样的说法是“扣帽子”，是民族主义情绪。那我倒要反问一句：不是这样的极端心理变态，有必要把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根本没弄不清楚的事情，去故意渲染、无限夸大吗？！！况且，民族主义的情绪各国都有，你就保证日本没有？欧洲没有？美国没有？为什么独责中国呢？我看实藤惠秀先生《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比我的要浓得多！尽管从书中看出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我并不认为这种情绪就一定是错的。
五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23］我不清楚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是怎么个范围，这个“70%”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而且，文章中王彬彬教授也承认自己“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并认为“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乱下定论，显然王彬彬教授的学术作风确实不够严谨；如此草率的结论，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可该文章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王彬彬教授原文中的“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24］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见网络流传帖子，我无法考证它的真实来源，就不给出注释了）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这样的胡言乱语，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将王彬彬教授在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是“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的可怜的那么几个词汇，如“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等，也归在“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字词汇”之中，并耸人听闻的扬言：“惠及其语言文字‘宗主国’中国，其重要性以至到了抽去这些词汇中国现代语言工具将立即崩溃的地步”，那就未免是居心叵测了。
其实，即使按照《汉语外来语词典》收集的词汇，共15000条左右的外来语词目，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词目仅占6%不到，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没有必要惊恐万状的大呼小叫：“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只能是杯弓蛇影、杞人忧天罢了。
可能有人会这样反驳我，认为：“那些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使用最频繁的词汇，所以离开了它们，我们就无法说话了。”是这样吗？我们不说《辞海》、《汉语大词典》这样大型的工具书，就说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仅1978年版的就收集了汉语常用的词汇条目共56000余条，而且还有一词多义。区区数百条的日语外来语词，仅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集的常用词汇总数的1%多一点，就令你们语无伦次？呵呵！那你们的词汇量也未免太贫乏了，词汇使用面也未免太狭窄了点了吧！况且，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新词语大词典》统计，1978年～2002年间中国就产生了汉语新词语两万余条，仅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语词，不足中国一年产生的新词语，就令你们捉襟见肘、瞠目结舌，你们未免也太无能点了吧！
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完全应该知道，2000多年前荀子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25］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也完全应该明白，有着5000年灿烂传统文化的中国，曾经创造出无数个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诗句、词汇，即使没有那数百条的日语外来语词，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创造出其它的词汇取代？中国人就无法说话了吗？本来就是“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嘛，这个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的道理，难道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教授还不懂吗？！！如此草率的得出“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样的结论，也未免太言过其实了吧！我觉得，王彬彬教授大可不必这么一惊一咋的，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既吓唬了自己，又去吓唬别人。
反观日本，一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汉辞典》，后面汉字索引就共达317页，有汉字词汇约50000多个。就算除去日本人自行创制的词汇，日本还有数万个从中国输入的汉字词汇。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个中国的汉字词汇，他们并不会觉得离开了汉字就无法说话写字？而中国人面对这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词汇，反而倒无法说话写字了呢？！！令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人却在口口声声主张学习日本。日本人采用了那么多的中国汉语词汇，从来就是无动于衷，并没有感觉到过毛骨悚然；可我们的这些中国人，既然主张学习日本，又何必为了这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词汇，不寒而栗呢？如果某些人仍然坚持左一声“冷汗”右一声“冷汗”，咱也只能出于对同胞的关心和爱护，由衷地提醒一声：“当心感冒”！！！
我总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就是不能挺起胸膛，站直腰板，堂堂正正的做人呢？！！整天的弯腰屈膝，累不累呀？！！
在此，我要向冯天瑜教授表示感谢！为本文提供了详实的依据。有网友提出，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疏于考证。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沈国威和冯天瑜两位的论辩，也特意查阅了《文汇报》的电子版。原来打算再查阅沈国威先生的《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可发现没有中文版，而且手头也没有沈国威先生编著的《六合丛谈》。况且，如果说疏于考证，那么我看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更疏于考证，没有考虑中国白话文的发展史和近代中西人士对汉语新词创造的问题，不少观点都采用特例来说明，或将毫不相干的观点凑合在一起推断，沈国威先生等也以此作为引用依据，那我引用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陈希亮先生对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的评价是“实证研究中的白璧微瑕”，肯定了“极具学术价值”，现在许多学术论文也以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为依据，何况我这样的帖子呢？而且，我并不完全采用冯天瑜教授的观点，也参考了日本实藤惠秀先生和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的观点。今后还可以参考沈国威先生的观点进行修改。当然，我的帖子如有错误，欢迎据理驳斥。
顺便说一下，本文虽然基本采用了论文格式，但决非学术论文，只是为了帖子中的引证可以被网友们自行进一步查证，以消除某些流言的迷惑。帖子中的一些言词，也并非论文所采用的，千万不要苛求。如果有人被俺踩痛了，或夹着了尾巴什么的，只能说声抱歉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是我所说的那样的，请不要多心，更没有必要心虚。
最后，我也要提醒某些旧传统的卫道士们，鉴于清末民初以不符合中国文体习惯等，否认中国人自己创作新词，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情况，请千万不要无视和抛弃今天我们汉族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比如中山装、旗袍等，也是我们汉族自己的服饰，也是我们汉族5000年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否则，也将被他人所霸占了，就像某些国家的人妄图霸占我们过去所创造的的词汇、文化和文明一样。当代我们汉族人所创造的东西，更能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如同中国近代不断涌现的新词汇并为人们所广泛采用的那样，新事物的诞生，取代旧事物，是无法抗拒的必然规律，决不是某些人的意志能够阻挡得了的。
注释：
［1］这个数字是根据曹聪孙先生在2001年10月18日《今晚报》上《中日间外来词的双向交流》一文中的数据。我觉得这个数据更合理，而且现在网络上流传的“日语的外来词”都是采用这772个；
［2］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10月；
［3］同上；
［4］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学术中国网·学者之苑，学苑2007年5月B，2007年5月29日，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5］朱伟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辨别和整理》，《日本学研究》，1994年第3期；
［6］（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8月；
［7］同［4］；
［8］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曾为16世纪欧洲卓越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入室弟子，学识广博；邓玉函（1576年—1630年），瑞士传教士，曾是科学巨匠伽利略的挚友，同为罗马灵采研究院院士，精于医学、博物学、哲学、数学，并通晓德、英、法、葡、拉丁、希腊、希伯来、迦勒底等多种文字。
［9］同［4］；
［10］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11］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卷，第八期，1974年；
［12］（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12月；
［13］同上；
［14］同［2］；
［15］同［2］；
［16］同［4］；
［17］同［2］，也参考了［4］的内容；
［18］凤凰网·凤凰文化，国学版面：《西学如何渐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钩沉》，2008年11月12日，来源：世界博览；
［19］同［4］；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
［21］陈涛主编：《日汉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1月；
［22］曾昭聪、张敬稳、杨雨濛、韩叶：《〈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兼谈〈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疏漏》，《语文建设通讯》第92期，2009年8月；
［23］王彬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
［24］中国侨网·华文教育，教学园地版面：《借鉴“和制汉语”的文化活态思维》，2008年4月22日，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25］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正名》，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2月；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10月；
2. 朱伟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辨别和整理》，《日本学研究》，1994年第3期；
3.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8月；
4. 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学术中国网·学者之苑，学苑2007年5月B，2007年5月29日，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5.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6. 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
7.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
8.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
10.徐复等编纂：《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1版；
11. 陈涛主编：《日汉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1月；
现在有些人认为，像“革命”、“经济”、“共和”等日本用中国古代已有词汇与西方概念对译，产生新词义的词，都属于日语外来词。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谬误，关键忽略了汉语的词汇是可以多义的（注意：是“一词多义”）这一点，引起了定义上的混乱。从“一词多义”的定义来看，如果某词的意思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属于“旧词新义”的范畴，而并非创造了个新词。事实上，一些被认为是日本利用汉字自创的词汇，输入到中国后，词义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词义，但却被认为还是日语外来词，这在道理上也就很难说通了。
我随手翻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简单”条目，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显然这三个词义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你能说它是三个词吗？而且，“简单”这词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了。日语“简单”（かんたん）在《日汉辞典》中只有：“简单的工作”、“简而言之”、“简单扼要的”三个例句（日语我就不打了），都属于中文第一个词义。难道说“简单”这个词是中国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又自创了二个吗？那么到底算是外来词还是自创词呢？！！如果你认为既是外来词又是自创词，那你怎么能够把中国自创的词（而且是两个，比引进的还多）也归在日语外来词中呢？
从上述来看，汉语中许多中日共有的汉字词汇，包括中国引进日本人用汉字自创的词，也有着和日语完全不同的词义，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观点，都属于日本词汇，也就说不通了，是无法成立的。更没有必要夸张成中国有百分之多少的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没有这些词中国人就没法说话写字了。
我在AC（Anti-CNN四月青年社区）曾经作过这样一个通俗的比喻：中国人发明了一把刀是用来切菜的，可日本人拿这把刀去杀人了，扩展了它的用途，你能说这把刀是日本人发明的吗？不能！有网友反驳我：“你例子不对啊，事实是中国传给日本的是把菜刀，而日本拿回来的却是把武士刀，样式、锻造工艺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如果我们从日本拿回来的确实是把武士刀，样式、制造工艺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确实是日本人发明的了。但是，事实上日本人利用中国古代已有词汇对译西方概念，词的形状、笔画、组合、发音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拿回来的并不是“武士刀”，还是那把“菜刀”，样式、制造工艺并没有丝毫的变化呀！变化的只是用途，你能说这把“菜刀”是日本人发明的吗？
该网友还用古代“枪”和现代“枪”一词的不同词义反驳我：“拥有同样名称但核心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能是同一个东西吗？古人说的‘枪’和我们现在说的‘枪’字是一样的，但是是一回事吗？”其实这个例子恰恰反驳了他自己的观点。古代“枪”是指冷兵器，和现代火器的“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没有丝毫的联系。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尽管“枪”这个词的词义扩展了，火器“枪”的词义是新创造的，但“枪”这个词并不是新创造的，决不会认为“枪”这个词又重新创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词。
当然，我还有例子证明。比如“劳动者”一词，公认是日本创造的新词。可在日语中“劳动者”（ろぅどぅしゃ）的意思为“工人”［20］，而汉语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21］显然，汉语中的“劳动者”和日语中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词义同样也变化了，那么，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怎么还认为汉语中的“劳动者”是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呢？
有学者也持我同样的观点。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的曾昭聪教授等认为：诸如“选举”、“交通”等词，“是从古汉语中的用法引申而来的，最多只能算是‘外来词义’。”“所谓‘其词义与古代汉语原有词义不尽相同’的那些词义，实际上就是从古代汉语用法引申而来的词义。引申是词在已有词义的基础上，以人类的联想为线索而产生新的词义的一种运动方式。日语从汉语中借用古代汉语已经存在的词而在此基础上引申产生新的词义，也完全符合汉语词义的运动规律。所以这一类词的新词义，对于古汉语中已有的词义来说，只能算是引申义，也可称为‘外来词义’。”［22］
有观点认为，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如：～主义、～论、～化、～式、～力、泛～等等，全应该属于日语外来词。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有着自身无法解释的矛盾。比如，持这样观点的公认“哲学”一词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创作的新词典范，属日本外来词。但是，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而且，这样的构词法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因此，所谓“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均属于日本外来词”的观点，也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还有人认为，诸如“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的”等等，是日本词汇融入到汉语词汇中的用法，也应该属于“日本外来词”。我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其实中国早就有这样的用法了，比如，作于元末明初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章回小说《水浒传》中就有：“开赌坊的闲柳大郎”、“志诚老实的人”、“他却是个帮闲破落户，没信的人”等等（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又如成书于隆庆年间（1567年）的《封神演义》中就有：“娘娘猛头，看见粉壁上诗句，大怒骂曰：‘……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的灵感。’”（第一回 纣王女娲宫进香）、“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点三千与他。”（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等等，像《西游记》等中肯定还有，我就不再举例了。这里的“志诚老实的”、“没信（用）的”、“疾病（的）衰老（的）懦弱不堪的”和“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是同种用法。这可能是中国清末民国初期时文言文还是作为书面文体，正规文献还是采用“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可白话文在元末明初时就已经有“××的”用法，怎么能说“××的”是从日本学来的呢？更不能说“××的”词都是引进日本的外来词。而且，中国的“白话文”可以追溯到唐代，说不定日本“××の”等的用法，还是从中国学去的呢！
其实，像“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连学术界也争论不清，更何况普通百姓呢？有必要把这样不清楚的事情毫无根据的到处渲染，故意夸大吗？！！况且，很多问题根本就是无法自圆其说。这样毫无根据的的到处渲染，而且越说越玄乎，只能是某些人的病态，是某些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心理变态！甚至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居心不良。
有人批评我这样的说法是“扣帽子”，是民族主义情绪。那我倒要反问一句：不是这样的极端心理变态，有必要把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根本没弄不清楚的事情，去故意渲染、无限夸大吗？！！况且，民族主义的情绪各国都有，你就保证日本没有？欧洲没有？美国没有？为什么独责中国呢？我看实藤惠秀先生《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比我的要浓得多！尽管从书中看出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我并不认为这种情绪就一定是错的。
五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23］我不清楚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是怎么个范围，这个“70%”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而且，文章中王彬彬教授也承认自己“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并认为“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乱下定论，显然王彬彬教授的学术作风确实不够严谨；如此草率的结论，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可该文章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王彬彬教授原文中的“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24］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见网络流传帖子，我无法考证它的真实来源，就不给出注释了）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这样的胡言乱语，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将王彬彬教授在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是“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的可怜的那么几个词汇，如“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等，也归在“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字词汇”之中，并耸人听闻的扬言：“惠及其语言文字‘宗主国’中国，其重要性以至到了抽去这些词汇中国现代语言工具将立即崩溃的地步”，那就未免是居心叵测了。
其实，即使按照《汉语外来语词典》收集的词汇，共15000条左右的外来语词目，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词目仅占6%不到，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没有必要惊恐万状的大呼小叫：“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只能是杯弓蛇影、杞人忧天罢了。
可能有人会这样反驳我，认为：“那些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使用最频繁的词汇，所以离开了它们，我们就无法说话了。”是这样吗？我们不说《辞海》、《汉语大词典》这样大型的工具书，就说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仅1978年版的就收集了汉语常用的词汇条目共56000余条，而且还有一词多义。区区数百条的日语外来语词，仅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集的常用词汇总数的1%多一点，就令你们语无伦次？呵呵！那你们的词汇量也未免太贫乏了，词汇使用面也未免太狭窄了点了吧！况且，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新词语大词典》统计，1978年～2002年间中国就产生了汉语新词语两万余条，仅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语词，不足中国一年产生的新词语，就令你们捉襟见肘、瞠目结舌，你们未免也太无能点了吧！
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完全应该知道，2000多年前荀子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25］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也完全应该明白，有着5000年灿烂传统文化的中国，曾经创造出无数个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诗句、词汇，即使没有那数百条的日语外来语词，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创造出其它的词汇取代？中国人就无法说话了吗？本来就是“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嘛，这个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的道理，难道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教授还不懂吗？！！如此草率的得出“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样的结论，也未免太言过其实了吧！我觉得，王彬彬教授大可不必这么一惊一咋的，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既吓唬了自己，又去吓唬别人。
反观日本，一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汉辞典》，后面汉字索引就共达317页，有汉字词汇约50000多个。就算除去日本人自行创制的词汇，日本还有数万个从中国输入的汉字词汇。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个中国的汉字词汇，他们并不会觉得离开了汉字就无法说话写字？而中国人面对这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词汇，反而倒无法说话写字了呢？！！令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人却在口口声声主张学习日本。日本人采用了那么多的中国汉语词汇，从来就是无动于衷，并没有感觉到过毛骨悚然；可我们的这些中国人，既然主张学习日本，又何必为了这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词汇，不寒而栗呢？如果某些人仍然坚持左一声“冷汗”右一声“冷汗”，咱也只能出于对同胞的关心和爱护，由衷地提醒一声：“当心感冒”！！！
我总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就是不能挺起胸膛，站直腰板，堂堂正正的做人呢？！！整天的弯腰屈膝，累不累呀？！！
在此，我要向冯天瑜教授表示感谢！为本文提供了详实的依据。有网友提出，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疏于考证。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沈国威和冯天瑜两位的论辩，也特意查阅了《文汇报》的电子版。原来打算再查阅沈国威先生的《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可发现没有中文版，而且手头也没有沈国威先生编著的《六合丛谈》。况且，如果说疏于考证，那么我看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更疏于考证，没有考虑中国白话文的发展史和近代中西人士对汉语新词创造的问题，不少观点都采用特例来说明，或将毫不相干的观点凑合在一起推断，沈国威先生等也以此作为引用依据，那我引用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陈希亮先生对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的评价是“实证研究中的白璧微瑕”，肯定了“极具学术价值”，现在许多学术论文也以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为依据，何况我这样的帖子呢？而且，我并不完全采用冯天瑜教授的观点，也参考了日本实藤惠秀先生和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的观点。今后还可以参考沈国威先生的观点进行修改。当然，我的帖子如有错误，欢迎据理驳斥。
顺便说一下，本文虽然基本采用了论文格式，但决非学术论文，只是为了帖子中的引证可以被网友们自行进一步查证，以消除某些流言的迷惑。帖子中的一些言词，也并非论文所采用的，千万不要苛求。如果有人被俺踩痛了，或夹着了尾巴什么的，只能说声抱歉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是我所说的那样的，请不要多心，更没有必要心虚。
最后，我也要提醒某些旧传统的卫道士们，鉴于清末民初以不符合中国文体习惯等，否认中国人自己创作新词，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情况，请千万不要无视和抛弃今天我们汉族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比如中山装、旗袍等，也是我们汉族自己的服饰，也是我们汉族5000年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否则，也将被他人所霸占了，就像某些国家的人妄图霸占我们过去所创造的的词汇、文化和文明一样。当代我们汉族人所创造的东西，更能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如同中国近代不断涌现的新词汇并为人们所广泛采用的那样，新事物的诞生，取代旧事物，是无法抗拒的必然规律，决不是某些人的意志能够阻挡得了的。
注释：
［1］这个数字是根据曹聪孙先生在2001年10月18日《今晚报》上《中日间外来词的双向交流》一文中的数据。我觉得这个数据更合理，而且现在网络上流传的“日语的外来词”都是采用这772个；
［2］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10月；
［3］同上；
［4］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学术中国网·学者之苑，学苑2007年5月B，2007年5月29日，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5］朱伟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辨别和整理》，《日本学研究》，1994年第3期；
［6］（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8月；
［7］同［4］；
［8］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曾为16世纪欧洲卓越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入室弟子，学识广博；邓玉函（1576年—1630年），瑞士传教士，曾是科学巨匠伽利略的挚友，同为罗马灵采研究院院士，精于医学、博物学、哲学、数学，并通晓德、英、法、葡、拉丁、希腊、希伯来、迦勒底等多种文字。
［9］同［4］；
［10］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11］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卷，第八期，1974年；
［12］（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12月；
［13］同上；
［14］同［2］；
［15］同［2］；
［16］同［4］；
［17］同［2］，也参考了［4］的内容；
［18］凤凰网·凤凰文化，国学版面：《西学如何渐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钩沉》，2008年11月12日，来源：世界博览；
［19］同［4］；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
［21］陈涛主编：《日汉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1月；
［22］曾昭聪、张敬稳、杨雨濛、韩叶：《〈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兼谈〈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疏漏》，《语文建设通讯》第92期，2009年8月；
［23］王彬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
［24］中国侨网·华文教育，教学园地版面：《借鉴“和制汉语”的文化活态思维》，2008年4月22日，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25］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正名》，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2月；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10月；
2. 朱伟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辨别和整理》，《日本学研究》，1994年第3期；
3.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8月；
4. 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学术中国网·学者之苑，学苑2007年5月B，2007年5月29日，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5.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6. 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
7.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
8.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
10.徐复等编纂：《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1版；
11. 陈涛主编：《日汉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1月；
最爱技术帖！
此帖大概可以收入进那个辟谣帖了
此帖大概可以收入进那个辟谣帖了
甲午战争和戊戍变法后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很多西方著作都是从日文版翻译的，出现此情况实属正常
shiyuxiaxia 发表于 2010-2-7 05:36 
他对外来语的判断标准有问题。
只要古书里找到这个词，不管是不是现在的意思就一律排除出外来语了。
比如“政治”确实早在《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但是这里的意思是政通而治，政是朝廷的制度和行政，治是良好的结果。和现在的“政治”两码事儿。
再比如“经济”原本是经世济国的意思，更接近现在政治的意思。而现代汉语里的意思是来自日语。
事实上“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这句话本来就是用来形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的。
显然即使日本不存在，这些词早晚也会被从西方语言直接翻译过来，
只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罢了，比如“经济”被用来翻译politics之类的
所以在这里死扣字面意思，一个词一个词的跟这句话较真儿实在是无聊兼小家子气{:wuyu:}
他对外来语的判断标准有问题。
只要古书里找到这个词，不管是不是现在的意思就一律排除出外来语了。
比如“政治”确实早在《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但是这里的意思是政通而治，政是朝廷的制度和行政，治是良好的结果。和现在的“政治”两码事儿。
再比如“经济”原本是经世济国的意思，更接近现在政治的意思。而现代汉语里的意思是来自日语。
事实上“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这句话本来就是用来形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的。
显然即使日本不存在，这些词早晚也会被从西方语言直接翻译过来，
只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罢了，比如“经济”被用来翻译politics之类的
所以在这里死扣字面意思，一个词一个词的跟这句话较真儿实在是无聊兼小家子气{:wuyu:}
简单，日本没有汉字更难生活
超级无聊的长篇大论
汉语和日语，谁也离不开谁。共存共荣——这是日语还是汉语？
既然是正本清源的，为什么就只强调到日本外来词，而不提日本外来词出现的基础。
英语/德语/法语等欧洲语言-----被日本翻译-----中国学习日本翻译的或者日本化了的西方著作等现代文明
就是这么个过程而已，特别是清末民初，n多西方著作通过日本进入中国，难道奇怪么？
还有，日韩语言根本就是以中国汉语为基础发展的，离开汉语，他们会说话么？
日本，Nippon 还是Janpan？？
就是这么个过程而已，特别是清末民初，n多西方著作通过日本进入中国，难道奇怪么？
还有，日韩语言根本就是以中国汉语为基础发展的，离开汉语，他们会说话么？
日本，Nippon 还是Janpan？？
要细分的话，AV国可以去死了 连文字都是中国的
即使没有这些所谓的外来词，难道我们自己就不会编写出一些吗，真是笑话
自卑到这种程度还真是JY到家了{:wuyu:}
即使没有这些所谓的外来词，难道我们自己就不会编写出一些吗，真是笑话
自卑到这种程度还真是JY到家了{:wuyu:}
不就是日造词吗？？
还以为那些字也是小日本造的。。。。{:3_77:}
还以为那些字也是小日本造的。。。。{:3_77:}
DragonDboy 发表于 2010-2-7 11:01
怎么说呢。。。其实中国语言算来自自身比较多的了，即使是英语，如果把法语词源去掉，也是少了很多的词汇，如果把拉丁语去掉，几乎没有英语了。
而且不要忘记了词汇是被替换的而不是被创造的，比如哲学一词来自于日本，但是中国也有一个，思学还是啥学用来表示同样的意思，不过人们认为日本的这个词汇更好，所以把以前的词汇淘汰了罢了，如果没有日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不称呼哲学而换一个其他词汇称呼罢了。。。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从数学逻辑的角度。。就是把未知量由X重新设置为Y罢了。。。
怎么说呢。。。其实中国语言算来自自身比较多的了，即使是英语，如果把法语词源去掉，也是少了很多的词汇，如果把拉丁语去掉，几乎没有英语了。
而且不要忘记了词汇是被替换的而不是被创造的，比如哲学一词来自于日本，但是中国也有一个，思学还是啥学用来表示同样的意思，不过人们认为日本的这个词汇更好，所以把以前的词汇淘汰了罢了，如果没有日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不称呼哲学而换一个其他词汇称呼罢了。。。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从数学逻辑的角度。。就是把未知量由X重新设置为Y罢了。。。
顶{:hao:}．．．．
按照那个逻辑，离开了西方发明，自然中国人不能活了。
本来也就是一风花雪月，吃饱了撑的题目（我是赞成在盛世，可以多一些吃饱了撑的“学术烟酒”的），
但是题目起得太勃起，所以大家对你当众支起小帐篷，感到碍眼和反感。吃饱了撑的文人，太平盛世，
提倡一些吃饱了以后的打嗝和遛弯儿，但不提倡公厕里随便扔石头，激起公粪。
本来也就是一风花雪月，吃饱了撑的题目（我是赞成在盛世，可以多一些吃饱了撑的“学术烟酒”的），
但是题目起得太勃起，所以大家对你当众支起小帐篷，感到碍眼和反感。吃饱了撑的文人，太平盛世，
提倡一些吃饱了以后的打嗝和遛弯儿，但不提倡公厕里随便扔石头，激起公粪。
没啥子意思。。。。。有些人媚日的脑子有病
本人认为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以前都是中国的，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damo56030 发表于 2010-2-7 13:34
有些人反日的脑子也有病。
区别是一个是二楼楼长，一个是三楼的楼长。
有些人反日的脑子也有病。
区别是一个是二楼楼长，一个是三楼的楼长。
造汽 发表于 2010-2-7 13:44
我就反日。。。。只不过一般不表现。。。。。
我就反日。。。。只不过一般不表现。。。。。
既然这样我还可以说离开汉字，日本人就没有了书面语言
日本人用汉字创造了一个词，那这个词还是汉语词。就像一个中国人用英文单词创造了一个词组，难道这个词组是汉语？
日本创造新的汉字词，最多是部分日本人为丰富汉语词汇做出了贡献，而不是汉语引入了日语词，只有“八格牙鲁”一类的才算外来语。
日本人用汉字创造了一个词，那这个词还是汉语词。就像一个中国人用英文单词创造了一个词组，难道这个词组是汉语？
日本创造新的汉字词，最多是部分日本人为丰富汉语词汇做出了贡献，而不是汉语引入了日语词，只有“八格牙鲁”一类的才算外来语。
美名扬 发表于 2010-2-7 15:03
八格牙鲁也有汉语对应的。。。
八格牙鲁也有汉语对应的。。。
damo56030 发表于 2010-2-7 13:51
真的反日者，是不表现的，所以就做不得楼长，过不了当楼长的瘾。只能回到工作岗位，扎扎实实地为祖国和人民工作。
真的反日者，是不表现的，所以就做不得楼长，过不了当楼长的瘾。只能回到工作岗位，扎扎实实地为祖国和人民工作。
没有汉字 日本人不要说说话 连写字都没可能{:wu:}
这是我按那篇文章推导出来的。。。
这是我按那篇文章推导出来的。。。
死了张屠夫，还吃混毛猪啊。日本不过是个翻译罢了，说白了就是当初那批人懒得翻译，直接拿过来用罢了。
而且N多词汇中国古书本已有之，只不过意思改变了。像什么经济，革命，共和之类的，古已有之
而且N多词汇中国古书本已有之，只不过意思改变了。像什么经济，革命，共和之类的，古已有之
这种文章中国人不要看.
看他干什么?浪费时间,看了四化建设能加快吗?
应当适当的翻译成棒子文,给棒子看.让他们了解,制造和编纂历史,至少要有日本人这样的耐心和考证.
而不是象写个三俗笑话那样简单.
看他干什么?浪费时间,看了四化建设能加快吗?
应当适当的翻译成棒子文,给棒子看.让他们了解,制造和编纂历史,至少要有日本人这样的耐心和考证.
而不是象写个三俗笑话那样简单.
另外,作为一个初略懂得日文的中国人.
请媚日汉奸或日本友人给我一本 纯假名的日本六国史之首 日本书纪 读一下.
听闻毛主席读资本论都是找翻译在旁边,看德文原版的.
所以我们研究日本历史,读原版原文最为重要.
翻译的就不要了
谢谢.
请媚日汉奸或日本友人给我一本 纯假名的日本六国史之首 日本书纪 读一下.
听闻毛主席读资本论都是找翻译在旁边,看德文原版的.
所以我们研究日本历史,读原版原文最为重要.
翻译的就不要了
谢谢.
这事情应该客观来看。满清和日本同时想西方学习，结果却是日本先跟西方学习，中国再跟日本学习。从日本引进中国原本没有的词汇，也都是没办法的事情，为啥不能正视这个事实呢？
心态摆正就好了，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难道还要管它是从哪里来的么
小楼一夜戏青猫 发表于 2010-2-7 05:37
为什么只说甲午战争和戊戍变法后呢？为什么不说前面的呢？！！
其实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得很清楚，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是在1899年出版的。书名为《东洋史要》（四册），由东文学社出版。你又凭什么说在1899年前中国就受日本的影响呢？
为什么只说甲午战争和戊戍变法后呢？为什么不说前面的呢？！！
其实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得很清楚，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是在1899年出版的。书名为《东洋史要》（四册），由东文学社出版。你又凭什么说在1899年前中国就受日本的影响呢？
俺这个注册刚能用。
日语一级的含泪路过呀，日语没有汉字才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lei:}
中国怎么可能向日本人学习过呢 简直是可笑
他对外来语的判断标准有问题。
只要古书里找到这个词，不管是不是现在的意思就一律排除出外来语了。
比 ...
broom 发表于 2010-2-7 06:45
呵呵！是俺的帖子有问题，还是你自己没看明白？
俺说过“只要古书里找到这个词，不管是不是现在的意思就一律排除出外来语了”这样的话吗？
俺是说，你这样认为可以，但中国从日本输入的词，词义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也应该算中国词汇，不能算日本词汇，因为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是一样的。可现在是中国从日本输入的词，词义同样也发生了变化， 却仍然算在日本输入的外来语中了，道理就说不通了。 难道你没看明白就在断章取义的胡说一气？
呵呵！你说“事实上‘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这句话本来就是用来形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的。”那为什么日本从中国输入了那么多的词汇，比中国从日本输入的多，就没影响了呢？你再说说看，如果没有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光有数百个日本外来词又有什么用呢？究竟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重要？还是日本外来词重要呢？而且，俺引用了荀子的话，词汇本来就是人们可以约定的嘛！没有那数百个日本外来词就一定不行了？这恐怕说不通吧！
他对外来语的判断标准有问题。
只要古书里找到这个词，不管是不是现在的意思就一律排除出外来语了。
比 ...
broom 发表于 2010-2-7 06:45
呵呵！是俺的帖子有问题，还是你自己没看明白？
俺说过“只要古书里找到这个词，不管是不是现在的意思就一律排除出外来语了”这样的话吗？
俺是说，你这样认为可以，但中国从日本输入的词，词义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也应该算中国词汇，不能算日本词汇，因为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是一样的。可现在是中国从日本输入的词，词义同样也发生了变化， 却仍然算在日本输入的外来语中了，道理就说不通了。 难道你没看明白就在断章取义的胡说一气？
呵呵！你说“事实上‘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这句话本来就是用来形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的。”那为什么日本从中国输入了那么多的词汇，比中国从日本输入的多，就没影响了呢？你再说说看，如果没有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光有数百个日本外来词又有什么用呢？究竟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重要？还是日本外来词重要呢？而且，俺引用了荀子的话，词汇本来就是人们可以约定的嘛！没有那数百个日本外来词就一定不行了？这恐怕说不通吧！
看来中国人确实跟棒子是一家的;P
怎么可能有人教我东西呢？
怎么可能有人教我东西呢？
这事情应该客观来看。满清和日本同时想西方学习，结果却是日本先跟西方学习，中国再跟日本学习。从日本引进 ...
莫谈国是 发表于 2010-2-8 10:52
正视什么。。日本字还是从中国引用的呢，按这个逻辑，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汉字，日本人不但不能说话，还不能写字，中国后来就更不会从日本引进什么词。。因为日本人连字都不会写{:jian:}
那篇文章就是狗屁，现在太多人靠发疯装傻，胡言乱语来出名，给博客增加流量赚钱。。
这事情应该客观来看。满清和日本同时想西方学习，结果却是日本先跟西方学习，中国再跟日本学习。从日本引进 ...
莫谈国是 发表于 2010-2-8 10:52
正视什么。。日本字还是从中国引用的呢，按这个逻辑，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汉字，日本人不但不能说话，还不能写字，中国后来就更不会从日本引进什么词。。因为日本人连字都不会写{:jian:}
那篇文章就是狗屁，现在太多人靠发疯装傻，胡言乱语来出名，给博客增加流量赚钱。。
Miyoun 发表于 2010-2-8 14:45
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了一些词汇没错，但是说没日本外来词无法说话就是极其荒谬的，没有这些词中国也会自己创造出来，激光这词不就是钱学森创造的吗。中国是学了别人的东西，但是那篇文章说没日本外来词就无法说话，你说说是不是荒谬的
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了一些词汇没错，但是说没日本外来词无法说话就是极其荒谬的，没有这些词中国也会自己创造出来，激光这词不就是钱学森创造的吗。中国是学了别人的东西，但是那篇文章说没日本外来词就无法说话，你说说是不是荒谬的
有些日粉文章没看就乱喷，真晦气
我们不仅有火星文，还有替代文
我们中文，今后是要发扬全球，光宗耀祖滴···
我们中文，今后是要发扬全球，光宗耀祖滴···
超大嫦娥 发表于 2010-2-8 14:49
我是说正视引入大量日本词汇这个事实，而不是正视什么“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类说法。近代中国看到的新事物太多，但没有留给中国足够的时间自己一个一个造新词，从文化上与中国接近的日本引进词汇，方便快捷也容易消化吸收。至于“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或者“离开了中国外来词，日本人无法说话”的说法，俺都认为很可笑。
我是说正视引入大量日本词汇这个事实，而不是正视什么“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类说法。近代中国看到的新事物太多，但没有留给中国足够的时间自己一个一个造新词，从文化上与中国接近的日本引进词汇，方便快捷也容易消化吸收。至于“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或者“离开了中国外来词，日本人无法说话”的说法，俺都认为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