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辨析：外蒙独立该蒋介石负责？

历史辨析：外蒙独立该蒋介石负责？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2-03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 　　中评社北京2月3日讯／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件。其责任，一般被算在蒋介石头上。腾讯历史第117期登载专题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认为，外蒙独立的具体演进过程，许多人并不清楚；不清楚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而奢谈历史责任，无疑只能是妄谈。 北洋政府：勉力保住法律意义上对外蒙的主权 　　外蒙独立问题肇始于清末新政，在北洋时代日趋复杂化。最终因苏俄的扶植，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洋政府仅保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 　　清末对蒙新政损害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激发出外蒙独立问题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由《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传统治蒙模式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仅在内蒙地区，至1908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廷已通过放垦蒙地获银670万两之多；行省制改革则直接挑战了王公贵族们的政治权力，虽然直到清廷灭亡，行省制也没有能够在蒙地完全建立起来，但增设府厅州县等举措，已削夺了不少蒙古贵族的权力。 　　大略在1911年前后，不满清廷新政的蒙古王公贵族们开始串联谋划蒙古独立问题。8月在库伦召开了会盟会议，会议认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为抗衡清廷，决定向俄国派出求援代表团，请求俄方派军队进驻库伦。沙俄政府的回覆是：“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稍后武昌枪响，清廷分崩离析，喀尔喀蒙古趁机在库伦宣布独立。 　　持平而论，清廷的对蒙新政，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其一，朝廷新政转型开支浩大，又要支付庚子赔款，亟需增加收入，这是推行放垦蒙地的主要动机；其二，蒙地在“封禁”政策下落后于时代已经太远，非行省制改革不足以满足近代国防的需要。但一方面改革严重损害了地方王公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又过于弱势无力压制反改革力量的反弹，加之沙俄从中煽动作梗，外蒙独立问题遂由此产生。 　　库伦方面想要“独立”，沙俄只允许其“自治” 　　1911年12月28日，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改元“共戴”。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清廷今后在外蒙有任何措施亦必须先征求俄方意见。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演说，曾致力于将喀尔喀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认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但该解释未能获得蒙古方面的响应。袁世凯上台后，库伦当局曾希望彼此互相承认，袁世凯答曰：“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要求库伦方面“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库伦方面的回覆是：“头可断，独立不可取消”，且有意建立包括内蒙、呼伦贝尔、新疆、青海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不断鼓动内蒙王公归附库伦。 　　库伦方面“独立”所倚仗的力量是沙俄，但沙俄为自身利益计，并不希望库伦方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1912年4月26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议会发表演说，即明确称为俄国利益计，“在与我国毗邻之蒙古切勿建立军事强国”，只可支持蒙古建立自治机构，不可支持其“独立”。因民国政府坚拒沙俄干预蒙古问题，1912年8月15日，沙俄内阁会议决定直接与库伦方面谈判缔约，俄方承诺保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向外蒙古移民；作为报答，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允诺不订立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任何条约，并保证俄国侨民、商人在历次条约中规定的在外蒙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库伦方面尽管万分不愿以“自治”替换“独立”，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沙俄订立《俄蒙协约》。 　　袁世凯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俄方制造《俄蒙协约》的目的，是为了把不愿与俄方谈判蒙古问题的民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果不其然，《俄蒙协约》订立后，中国朝野反应剧烈，抵制俄货，对俄宣战的舆论铺天盖地，民间也成立了很多征蒙团、伐库队；政府内部武力解决的呼声也很高。1912年11月23日，中俄谈判正式开始。经数十次艰难交涉，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协议草案6条，其中最要紧的是第一条：“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份，兹将担任此领土关系之延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生出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担任尊崇。”俄国所谋求的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所规定的特殊权益，也大部分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尽全力。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所谅解。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宋教仁对此毫不掩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民众及舆论的欢心。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中国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用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徐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要扶植一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直奉两系为此大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又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尤其是该《大纲协定》并没有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王正廷负责谈判时默许这一点曾让顾维钧非常恼怒，在日记中，顾维钧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土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李大钊如此表现，当属可信，陈独秀此时也一度“为苏联承认外蒙古归属中国三呼不幸，认为外蒙的民族自治将要为中国黑暗的军阀统治所取代，外蒙人民又要受苦受难了”。但在顾维钧接手谈判之后，因顾忌苏俄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要求苏俄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由此，在苏联的扶植下，外蒙有自治之名，而有独立之实。 02 国民政府：蒋介石用外蒙独立换取东北新疆及全国统一 　　1924年后，外蒙虽然在苏俄的扶植下已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后，是漫长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问题遂被长期搁置，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 　　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雅尔塔会谈公报。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公报上的内容，认为三国首脑必有密约，他在日记中写到：“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认为该密约很可能有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总统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说“不必焦灼也”，其实恰恰说明蒋此时因无法得知雅尔塔密约内容，而非常焦灼。 　　2月21日，莫斯科大使傅秉常打来电报，证实美、英、苏三国确实签有密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复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统一也)，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撅，有恃而无恐也。”蒋介石揣测苏联在密约中可能会索求东北利益特殊化和大连、旅顺军港的占有，以及对中共的扶植，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涉及外蒙问题。 　　3月15日，蒋介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有关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蒋介石惊疑不定：“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己，‘雅尔塔’果己卖华乎？”4月5日，在尚未获知雅尔塔密约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几条中国应对雅尔塔密约问题的基本原则：(1)租借地名称，为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国之历史。(2)收回租借地为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如旅顺再被俄国租借，则我五十年革命与此次决战之无上牺牲，皆成为泡影，决难忍辱。(3)如我政府承认租借，则不仅造成中、俄两国世代仇恨，而且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避其责任也。蒋介石还表示：“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独占，而决不能以租借地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勿为外物胁诱，签定丧权辱国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 　　4月24日、29日，蒋介石两次听取返回重庆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关于雅尔塔密约内容的报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达林要求旅顺与南满、中东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中、美、苏三国共同管理之议也。”他推测：“数月来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5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今后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5月24日又写道：“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可见其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主权的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蒋介石的警惧很快获得了证实。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虽然彼得罗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斯福商定为由，希望压伏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斯大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具体内容如下：“(1)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2)俄国旧有权利于1904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 　　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6月27日，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奉命前往莫斯科，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前一天，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作为代表团对苏交涉的基本方针。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同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 　　7月2日，宋子文自莫斯科电陈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形。电报称：“本日谈话中，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斯大林称外蒙人民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而希望独立，故希望中国承认外蒙现状。宋子文反驳称苏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答说没错，转而强调苏联现因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目前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斯也不提此难题。斯大林强硬回覆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若承认外蒙之独立，将损失中国人民对政府之信任，而且可能影响西藏问题。斯大林则说可订一秘密条约，等日本战败后再公布。总而言之，斯大林坚决要求中国承认外蒙之独立，毫不让步。宋子文最后只好以须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做决定，以拖延谈判。 　　关于斯大林的强横与傲慢，随同宋子文同赴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有切身感受。蒋经国后来如此回忆：“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7月6日，蒋介石电报指示宋子文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在有关该指示的备忘录中，蒋介石写道：“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次日，蒋介石又点示宋子文，训示谈判的底线：“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之后的谈判中，关于外蒙问题，基本上就以蒋介石的这一指示为准进行了。宋子文虽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诉说中国“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请求杜鲁门劝说斯大林改变要求外蒙独立的立场，但杜鲁门为促成苏联尽快对日宣战，对宋子文的呼吁并未响应。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雅尔塔密约，长期以来，一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之所以接受密约，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换言之，该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政党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但通观整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实乃“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以及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蒋介石曾就外蒙问题遍询王世杰等左右的的意见，这些意见里也没有中共因素在内，王世杰后来记述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辉、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此可见蒋及其身边幕僚，在考量外蒙问题时，确非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 结语 　　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著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 相关链接：斯大林对蒋经国狡辩谈为何要割走外蒙古 　　2011年06月15日09:39人民网　原载《蒋经国自述》，蒋经国/着，团结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http://www.zhgpl.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0&docid=102427764

历史辨析：外蒙独立该蒋介石负责？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2-03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　　中评社北京2月3日讯／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件。其责任，一般被算在蒋介石头上。腾讯历史第117期登载专题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认为，外蒙独立的具体演进过程，许多人并不清楚；不清楚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而奢谈历史责任，无疑只能是妄谈。

北洋政府：勉力保住法律意义上对外蒙的主权

　　外蒙独立问题肇始于清末新政，在北洋时代日趋复杂化。最终因苏俄的扶植，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洋政府仅保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

　　清末对蒙新政损害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激发出外蒙独立问题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由《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传统治蒙模式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仅在内蒙地区，至1908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廷已通过放垦蒙地获银670万两之多；行省制改革则直接挑战了王公贵族们的政治权力，虽然直到清廷灭亡，行省制也没有能够在蒙地完全建立起来，但增设府厅州县等举措，已削夺了不少蒙古贵族的权力。

　　大略在1911年前后，不满清廷新政的蒙古王公贵族们开始串联谋划蒙古独立问题。8月在库伦召开了会盟会议，会议认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为抗衡清廷，决定向俄国派出求援代表团，请求俄方派军队进驻库伦。沙俄政府的回覆是：“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稍后武昌枪响，清廷分崩离析，喀尔喀蒙古趁机在库伦宣布独立。

　　持平而论，清廷的对蒙新政，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其一，朝廷新政转型开支浩大，又要支付庚子赔款，亟需增加收入，这是推行放垦蒙地的主要动机；其二，蒙地在“封禁”政策下落后于时代已经太远，非行省制改革不足以满足近代国防的需要。但一方面改革严重损害了地方王公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又过于弱势无力压制反改革力量的反弹，加之沙俄从中煽动作梗，外蒙独立问题遂由此产生。

　　库伦方面想要“独立”，沙俄只允许其“自治”

　　1911年12月28日，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改元“共戴”。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清廷今后在外蒙有任何措施亦必须先征求俄方意见。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演说，曾致力于将喀尔喀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认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但该解释未能获得蒙古方面的响应。袁世凯上台后，库伦当局曾希望彼此互相承认，袁世凯答曰：“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要求库伦方面“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库伦方面的回覆是：“头可断，独立不可取消”，且有意建立包括内蒙、呼伦贝尔、新疆、青海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不断鼓动内蒙王公归附库伦。

　　库伦方面“独立”所倚仗的力量是沙俄，但沙俄为自身利益计，并不希望库伦方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1912年4月26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议会发表演说，即明确称为俄国利益计，“在与我国毗邻之蒙古切勿建立军事强国”，只可支持蒙古建立自治机构，不可支持其“独立”。因民国政府坚拒沙俄干预蒙古问题，1912年8月15日，沙俄内阁会议决定直接与库伦方面谈判缔约，俄方承诺保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向外蒙古移民；作为报答，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允诺不订立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任何条约，并保证俄国侨民、商人在历次条约中规定的在外蒙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库伦方面尽管万分不愿以“自治”替换“独立”，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沙俄订立《俄蒙协约》。

　　袁世凯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俄方制造《俄蒙协约》的目的，是为了把不愿与俄方谈判蒙古问题的民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果不其然，《俄蒙协约》订立后，中国朝野反应剧烈，抵制俄货，对俄宣战的舆论铺天盖地，民间也成立了很多征蒙团、伐库队；政府内部武力解决的呼声也很高。1912年11月23日，中俄谈判正式开始。经数十次艰难交涉，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协议草案6条，其中最要紧的是第一条：“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份，兹将担任此领土关系之延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生出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担任尊崇。”俄国所谋求的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所规定的特殊权益，也大部分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尽全力。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所谅解。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宋教仁对此毫不掩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民众及舆论的欢心。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中国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用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徐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要扶植一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直奉两系为此大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又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尤其是该《大纲协定》并没有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王正廷负责谈判时默许这一点曾让顾维钧非常恼怒，在日记中，顾维钧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土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李大钊如此表现，当属可信，陈独秀此时也一度“为苏联承认外蒙古归属中国三呼不幸，认为外蒙的民族自治将要为中国黑暗的军阀统治所取代，外蒙人民又要受苦受难了”。但在顾维钧接手谈判之后，因顾忌苏俄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要求苏俄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由此，在苏联的扶植下，外蒙有自治之名，而有独立之实。

02
国民政府：蒋介石用外蒙独立换取东北新疆及全国统一

　　1924年后，外蒙虽然在苏俄的扶植下已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后，是漫长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问题遂被长期搁置，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

　　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雅尔塔会谈公报。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公报上的内容，认为三国首脑必有密约，他在日记中写到：“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认为该密约很可能有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总统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说“不必焦灼也”，其实恰恰说明蒋此时因无法得知雅尔塔密约内容，而非常焦灼。

　　2月21日，莫斯科大使傅秉常打来电报，证实美、英、苏三国确实签有密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复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统一也)，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撅，有恃而无恐也。”蒋介石揣测苏联在密约中可能会索求东北利益特殊化和大连、旅顺军港的占有，以及对中共的扶植，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涉及外蒙问题。

　　3月15日，蒋介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有关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蒋介石惊疑不定：“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己，‘雅尔塔’果己卖华乎？”4月5日，在尚未获知雅尔塔密约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几条中国应对雅尔塔密约问题的基本原则：(1)租借地名称，为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国之历史。(2)收回租借地为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如旅顺再被俄国租借，则我五十年革命与此次决战之无上牺牲，皆成为泡影，决难忍辱。(3)如我政府承认租借，则不仅造成中、俄两国世代仇恨，而且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避其责任也。蒋介石还表示：“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独占，而决不能以租借地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勿为外物胁诱，签定丧权辱国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

　　4月24日、29日，蒋介石两次听取返回重庆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关于雅尔塔密约内容的报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达林要求旅顺与南满、中东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中、美、苏三国共同管理之议也。”他推测：“数月来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5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今后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5月24日又写道：“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可见其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主权的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蒋介石的警惧很快获得了证实。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虽然彼得罗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斯福商定为由，希望压伏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斯大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具体内容如下：“(1)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2)俄国旧有权利于1904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

　　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6月27日，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奉命前往莫斯科，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前一天，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作为代表团对苏交涉的基本方针。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同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

　　7月2日，宋子文自莫斯科电陈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形。电报称：“本日谈话中，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斯大林称外蒙人民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而希望独立，故希望中国承认外蒙现状。宋子文反驳称苏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答说没错，转而强调苏联现因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目前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斯也不提此难题。斯大林强硬回覆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若承认外蒙之独立，将损失中国人民对政府之信任，而且可能影响西藏问题。斯大林则说可订一秘密条约，等日本战败后再公布。总而言之，斯大林坚决要求中国承认外蒙之独立，毫不让步。宋子文最后只好以须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做决定，以拖延谈判。

　　关于斯大林的强横与傲慢，随同宋子文同赴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有切身感受。蒋经国后来如此回忆：“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7月6日，蒋介石电报指示宋子文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在有关该指示的备忘录中，蒋介石写道：“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次日，蒋介石又点示宋子文，训示谈判的底线：“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之后的谈判中，关于外蒙问题，基本上就以蒋介石的这一指示为准进行了。宋子文虽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诉说中国“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请求杜鲁门劝说斯大林改变要求外蒙独立的立场，但杜鲁门为促成苏联尽快对日宣战，对宋子文的呼吁并未响应。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雅尔塔密约，长期以来，一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之所以接受密约，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换言之，该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政党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但通观整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实乃“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以及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蒋介石曾就外蒙问题遍询王世杰等左右的的意见，这些意见里也没有中共因素在内，王世杰后来记述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辉、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此可见蒋及其身边幕僚，在考量外蒙问题时，确非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

结语

　　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著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

相关链接：斯大林对蒋经国狡辩谈为何要割走外蒙古

　　2011年06月15日09:39人民网　原载《蒋经国自述》，蒋经国/着，团结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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