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三年困难时期的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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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上半年，我奉调到新华社国内部内部参考编辑组工作，算是负责人之一。
新华社的内参创办于1953年5月，起初仅发行693份，阅读范围为：地委常委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党员。
内参的创办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在谈及记者与省市委的关系，稿件是不是一定要送审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说：“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不论省市委喜欢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省市委书记不是记者，不能到处去采访，如果让他任意扣压记者的稿件，中央还要派记者下去干什么？”刘少奇说，“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
1957年上半年之前，内参基本能够正常地反映问题。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新闻普遍“报喜不报忧”，内参的正常功能显得不合时宜，牵连到内参组也压缩到只留两人守守摊子了。
我来到内参组之际，“大跃进”的后患己露端倪。然而，对这群众意见极大后果极坏的问题，内参却未能反映。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参这样下去不行。正在此时，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向我们传达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的，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
1959年8月，国内部召开形势座谈会，大家互谈一些基本情况，也开始总结前一段跟着“浮夸风”起哄的教训。谁料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中央下传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风向又变了。于是转而组织大家批评先前对“三面红旗”提过意见的人和有关言论，我们有限的一点反思被迫中断。
雪上加霜的还在于此时新华社体制的变更。1959年，新华社进行“改革”，把分社下放给地方，直接受省委辖制，很多记者想不通，这如何写批评稿呀，怎么可能通过受批评的人往中央送呢？
我进入内参组的头两年，就处在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中。尽管如此，面对到处饥荒、死人的现象，我们还是以谨慎的态度从正面或者侧面，委婉地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稍微胆大些的，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1961年1至8月，发了70多篇自然灾害的特稿。所反映的情况虽然远不及实际生活的严酷，但事后还是吃了批评，大作检讨。
笫二件事即反映深圳逃港事件。作者原《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连云山应广东省公安厅之邀，先到深圳边境后又进入香港，对逃港难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发现难民离境的根本原因，决非国内传闻的“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而是边境两边的社会经济水平日益拉大，并且内地一侧已陷于严重饥荒所致。他因此受到极大震动，也产生许多思考。这种反映严重事件的稿子，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最近我看到有的评论说，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后办特区的思想，可能萌发于对那几篇内参的思考。如今回想起来，在当时内参工作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这篇非同一般的“报忧”之作没有招致祸端，的确是个特例。我想特就特在正好首先递到小平手中。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起初的看法是外电造谣，给我国抹黑，后来就用中性的口气转载此事。我们当时虽然不知周总理为了缓解大陆饥荒，亲自安排这件事，但从中央对内参反映材料的处理看，党和政府已经能正视现实了。
内参到底是中央了解实情的一条重要渠道，多日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看不到记者反映问题的稿子，中央感到少了一只耳朵。1960年11月底，穆青从外地给张应先和我来了一封信：“周恩来总理认为，内参应多登一些下面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情况，必要时应请漫画家画些讽刺画。”刘少奇亦连续批评“《内部参考》没有看头，像白开水。”我们感到，这是中央认识到事态严重性，需要内参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信号。
1961年1月，毛泽东也发话了，说各地：“死官僚主义封锁了消息。”此后不久，刘少奇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痛加斥责：“新华社、人民日报几年来（主要指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报道）净吹牛、浮夸，吹牛成风，你们几年来是犯了罪的，欠了债就要还，不然不如关了门。你们是祸国殃民。你们新闻工作不是党和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记者采访要有组织纪律性，也要坚持原则，不要不敢说话，下面吹牛，讲得漂亮，你们要敢顶，敢把下面的坏事情反映上来，看到不良倾向，哪怕是有关重大政策的问题，也要敢说。”“1958年到1961年的报纸、新闻要全面检查，彻底检查，找出吹牛的原因，犯了罪就要领罪，检查了给中央写个报告。”
借着重新明确内参方针的风头，新华总社又将分社领导权收了回来。我们又可以全面地反映情况了。
是时，内参编辑工作异常繁忙，我们七八个人同时编印着内部参考、内参增刊、情况简报等好几种每周数期的刊物，还有一种抄送件，只送中央最高级几位领导人的，不定期随编随送（后来调整为《记者反映》，发送范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虽然是罕见的紧张，但我们的心情却比前两年舒畅多了，都说，这才象干内参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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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上半年，我奉调到新华社国内部内部参考编辑组工作，算是负责人之一。
新华社的内参创办于1953年5月，起初仅发行693份，阅读范围为：地委常委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党员。
内参的创办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在谈及记者与省市委的关系，稿件是不是一定要送审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说：“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不论省市委喜欢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省市委书记不是记者，不能到处去采访，如果让他任意扣压记者的稿件，中央还要派记者下去干什么？”刘少奇说，“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
1957年上半年之前，内参基本能够正常地反映问题。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新闻普遍“报喜不报忧”，内参的正常功能显得不合时宜，牵连到内参组也压缩到只留两人守守摊子了。
我来到内参组之际，“大跃进”的后患己露端倪。然而，对这群众意见极大后果极坏的问题，内参却未能反映。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参这样下去不行。正在此时，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向我们传达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的，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
1959年8月，国内部召开形势座谈会，大家互谈一些基本情况，也开始总结前一段跟着“浮夸风”起哄的教训。谁料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中央下传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风向又变了。于是转而组织大家批评先前对“三面红旗”提过意见的人和有关言论，我们有限的一点反思被迫中断。
雪上加霜的还在于此时新华社体制的变更。1959年，新华社进行“改革”，把分社下放给地方，直接受省委辖制，很多记者想不通，这如何写批评稿呀，怎么可能通过受批评的人往中央送呢？
我进入内参组的头两年，就处在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中。尽管如此，面对到处饥荒、死人的现象，我们还是以谨慎的态度从正面或者侧面，委婉地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稍微胆大些的，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1961年1至8月，发了70多篇自然灾害的特稿。所反映的情况虽然远不及实际生活的严酷，但事后还是吃了批评，大作检讨。
笫二件事即反映深圳逃港事件。作者原《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连云山应广东省公安厅之邀，先到深圳边境后又进入香港，对逃港难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发现难民离境的根本原因，决非国内传闻的“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而是边境两边的社会经济水平日益拉大，并且内地一侧已陷于严重饥荒所致。他因此受到极大震动，也产生许多思考。这种反映严重事件的稿子，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最近我看到有的评论说，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后办特区的思想，可能萌发于对那几篇内参的思考。如今回想起来，在当时内参工作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这篇非同一般的“报忧”之作没有招致祸端，的确是个特例。我想特就特在正好首先递到小平手中。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起初的看法是外电造谣，给我国抹黑，后来就用中性的口气转载此事。我们当时虽然不知周总理为了缓解大陆饥荒，亲自安排这件事，但从中央对内参反映材料的处理看，党和政府已经能正视现实了。
内参到底是中央了解实情的一条重要渠道，多日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看不到记者反映问题的稿子，中央感到少了一只耳朵。1960年11月底，穆青从外地给张应先和我来了一封信：“周恩来总理认为，内参应多登一些下面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情况，必要时应请漫画家画些讽刺画。”刘少奇亦连续批评“《内部参考》没有看头，像白开水。”我们感到，这是中央认识到事态严重性，需要内参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信号。
1961年1月，毛泽东也发话了，说各地：“死官僚主义封锁了消息。”此后不久，刘少奇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痛加斥责：“新华社、人民日报几年来（主要指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报道）净吹牛、浮夸，吹牛成风，你们几年来是犯了罪的，欠了债就要还，不然不如关了门。你们是祸国殃民。你们新闻工作不是党和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记者采访要有组织纪律性，也要坚持原则，不要不敢说话，下面吹牛，讲得漂亮，你们要敢顶，敢把下面的坏事情反映上来，看到不良倾向，哪怕是有关重大政策的问题，也要敢说。”“1958年到1961年的报纸、新闻要全面检查，彻底检查，找出吹牛的原因，犯了罪就要领罪，检查了给中央写个报告。”
借着重新明确内参方针的风头，新华总社又将分社领导权收了回来。我们又可以全面地反映情况了。
是时，内参编辑工作异常繁忙，我们七八个人同时编印着内部参考、内参增刊、情况简报等好几种每周数期的刊物，还有一种抄送件，只送中央最高级几位领导人的，不定期随编随送（后来调整为《记者反映》，发送范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虽然是罕见的紧张，但我们的心情却比前两年舒畅多了，都说，这才象干内参的样子。
1959年上半年，我奉调到新华社国内部内部参考编辑组工作，算是负责人之一。
新华社的内参创办于1953年5月，起初仅发行693份，阅读范围为：地委常委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党员。
内参的创办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在谈及记者与省市委的关系，稿件是不是一定要送审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说：“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不论省市委喜欢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省市委书记不是记者，不能到处去采访，如果让他任意扣压记者的稿件，中央还要派记者下去干什么？”刘少奇说，“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
1957年上半年之前，内参基本能够正常地反映问题。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新闻普遍“报喜不报忧”，内参的正常功能显得不合时宜，牵连到内参组也压缩到只留两人守守摊子了。
我来到内参组之际，“大跃进”的后患己露端倪。然而，对这群众意见极大后果极坏的问题，内参却未能反映。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参这样下去不行。正在此时，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向我们传达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的，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
1959年8月，国内部召开形势座谈会，大家互谈一些基本情况，也开始总结前一段跟着“浮夸风”起哄的教训。谁料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中央下传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风向又变了。于是转而组织大家批评先前对“三面红旗”提过意见的人和有关言论，我们有限的一点反思被迫中断。
雪上加霜的还在于此时新华社体制的变更。1959年，新华社进行“改革”，把分社下放给地方，直接受省委辖制，很多记者想不通，这如何写批评稿呀，怎么可能通过受批评的人往中央送呢？
我进入内参组的头两年，就处在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中。尽管如此，面对到处饥荒、死人的现象，我们还是以谨慎的态度从正面或者侧面，委婉地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稍微胆大些的，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1961年1至8月，发了70多篇自然灾害的特稿。所反映的情况虽然远不及实际生活的严酷，但事后还是吃了批评，大作检讨。
笫二件事即反映深圳逃港事件。作者原《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连云山应广东省公安厅之邀，先到深圳边境后又进入香港，对逃港难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发现难民离境的根本原因，决非国内传闻的“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而是边境两边的社会经济水平日益拉大，并且内地一侧已陷于严重饥荒所致。他因此受到极大震动，也产生许多思考。这种反映严重事件的稿子，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最近我看到有的评论说，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后办特区的思想，可能萌发于对那几篇内参的思考。如今回想起来，在当时内参工作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这篇非同一般的“报忧”之作没有招致祸端，的确是个特例。我想特就特在正好首先递到小平手中。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起初的看法是外电造谣，给我国抹黑，后来就用中性的口气转载此事。我们当时虽然不知周总理为了缓解大陆饥荒，亲自安排这件事，但从中央对内参反映材料的处理看，党和政府已经能正视现实了。
内参到底是中央了解实情的一条重要渠道，多日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看不到记者反映问题的稿子，中央感到少了一只耳朵。1960年11月底，穆青从外地给张应先和我来了一封信：“周恩来总理认为，内参应多登一些下面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情况，必要时应请漫画家画些讽刺画。”刘少奇亦连续批评“《内部参考》没有看头，像白开水。”我们感到，这是中央认识到事态严重性，需要内参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信号。
1961年1月，毛泽东也发话了，说各地：“死官僚主义封锁了消息。”此后不久，刘少奇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痛加斥责：“新华社、人民日报几年来（主要指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报道）净吹牛、浮夸，吹牛成风，你们几年来是犯了罪的，欠了债就要还，不然不如关了门。你们是祸国殃民。你们新闻工作不是党和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记者采访要有组织纪律性，也要坚持原则，不要不敢说话，下面吹牛，讲得漂亮，你们要敢顶，敢把下面的坏事情反映上来，看到不良倾向，哪怕是有关重大政策的问题，也要敢说。”“1958年到1961年的报纸、新闻要全面检查，彻底检查，找出吹牛的原因，犯了罪就要领罪，检查了给中央写个报告。”
借着重新明确内参方针的风头，新华总社又将分社领导权收了回来。我们又可以全面地反映情况了。
是时，内参编辑工作异常繁忙，我们七八个人同时编印着内部参考、内参增刊、情况简报等好几种每周数期的刊物，还有一种抄送件，只送中央最高级几位领导人的，不定期随编随送（后来调整为《记者反映》，发送范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虽然是罕见的紧张，但我们的心情却比前两年舒畅多了，都说，这才象干内参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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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上半年，我奉调到新华社国内部内部参考编辑组工作，算是负责人之一。
新华社的内参创办于1953年5月，起初仅发行693份，阅读范围为：地委常委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党员。
内参的创办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在谈及记者与省市委的关系，稿件是不是一定要送审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说：“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不论省市委喜欢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省市委书记不是记者，不能到处去采访，如果让他任意扣压记者的稿件，中央还要派记者下去干什么？”刘少奇说，“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
1957年上半年之前，内参基本能够正常地反映问题。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新闻普遍“报喜不报忧”，内参的正常功能显得不合时宜，牵连到内参组也压缩到只留两人守守摊子了。
我来到内参组之际，“大跃进”的后患己露端倪。然而，对这群众意见极大后果极坏的问题，内参却未能反映。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参这样下去不行。正在此时，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向我们传达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的，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
1959年8月，国内部召开形势座谈会，大家互谈一些基本情况，也开始总结前一段跟着“浮夸风”起哄的教训。谁料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中央下传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风向又变了。于是转而组织大家批评先前对“三面红旗”提过意见的人和有关言论，我们有限的一点反思被迫中断。
雪上加霜的还在于此时新华社体制的变更。1959年，新华社进行“改革”，把分社下放给地方，直接受省委辖制，很多记者想不通，这如何写批评稿呀，怎么可能通过受批评的人往中央送呢？
我进入内参组的头两年，就处在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中。尽管如此，面对到处饥荒、死人的现象，我们还是以谨慎的态度从正面或者侧面，委婉地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稍微胆大些的，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1961年1至8月，发了70多篇自然灾害的特稿。所反映的情况虽然远不及实际生活的严酷，但事后还是吃了批评，大作检讨。
笫二件事即反映深圳逃港事件。作者原《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连云山应广东省公安厅之邀，先到深圳边境后又进入香港，对逃港难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发现难民离境的根本原因，决非国内传闻的“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而是边境两边的社会经济水平日益拉大，并且内地一侧已陷于严重饥荒所致。他因此受到极大震动，也产生许多思考。这种反映严重事件的稿子，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最近我看到有的评论说，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后办特区的思想，可能萌发于对那几篇内参的思考。如今回想起来，在当时内参工作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这篇非同一般的“报忧”之作没有招致祸端，的确是个特例。我想特就特在正好首先递到小平手中。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起初的看法是外电造谣，给我国抹黑，后来就用中性的口气转载此事。我们当时虽然不知周总理为了缓解大陆饥荒，亲自安排这件事，但从中央对内参反映材料的处理看，党和政府已经能正视现实了。
内参到底是中央了解实情的一条重要渠道，多日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看不到记者反映问题的稿子，中央感到少了一只耳朵。1960年11月底，穆青从外地给张应先和我来了一封信：“周恩来总理认为，内参应多登一些下面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情况，必要时应请漫画家画些讽刺画。”刘少奇亦连续批评“《内部参考》没有看头，像白开水。”我们感到，这是中央认识到事态严重性，需要内参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信号。
1961年1月，毛泽东也发话了，说各地：“死官僚主义封锁了消息。”此后不久，刘少奇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痛加斥责：“新华社、人民日报几年来（主要指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报道）净吹牛、浮夸，吹牛成风，你们几年来是犯了罪的，欠了债就要还，不然不如关了门。你们是祸国殃民。你们新闻工作不是党和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记者采访要有组织纪律性，也要坚持原则，不要不敢说话，下面吹牛，讲得漂亮，你们要敢顶，敢把下面的坏事情反映上来，看到不良倾向，哪怕是有关重大政策的问题，也要敢说。”“1958年到1961年的报纸、新闻要全面检查，彻底检查，找出吹牛的原因，犯了罪就要领罪，检查了给中央写个报告。”
借着重新明确内参方针的风头，新华总社又将分社领导权收了回来。我们又可以全面地反映情况了。
是时，内参编辑工作异常繁忙，我们七八个人同时编印着内部参考、内参增刊、情况简报等好几种每周数期的刊物，还有一种抄送件，只送中央最高级几位领导人的，不定期随编随送（后来调整为《记者反映》，发送范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虽然是罕见的紧张，但我们的心情却比前两年舒畅多了，都说，这才象干内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