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逝世享年87岁

哀悼！！！！！！

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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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两弹之父，男，1924年生，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文名：        朱光亚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北武汉人
                出生日期：        1924年
职业：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院校：        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密执安大学



目录








简介
人物经历
科研成就
教育事业
学术成果
荣誉评价
个人轶事
总理看望
展开
编辑本段
简介
  

朱光亚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宜昌。
　　1941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
　　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
　　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任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任委。
  

朱光亚
　　  

朱光亚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
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 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任委。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编辑本段
人物经历
  

朱光亚
　　  

朱光亚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
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原子弹之梦
  

朱光亚
　　  

朱光亚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
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王瑞酰。 吴大猷先去了英国出席学术会议，后来抵达美国。朱光亚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与之同行。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美梦，终于成为泡影。
求学密执安大学
  

朱光亚
　　  

朱光亚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
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赤子情深
  

朱光亚
　　  

朱光亚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
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聪慧、稳重的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朱光亚在视察
  

朱光亚
　　  

朱光亚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
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核威胁，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培养核事业人才
  

朱光亚
　　  

朱光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
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当时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所长的赞赏。 朱光亚在讨论原子弹的问题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
　　  

朱光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
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艰苦奋斗，研究原子弹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
　　朱光亚在主持会议
  

朱光亚
　　  

朱光亚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
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温家宝看望朱光亚
  

朱光亚
　　  

朱光亚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
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编辑本段
科研成就
亲撰两个“纲领性文件”
  

朱光亚
　　  

朱光亚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
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朱光亚
　　  

朱光亚“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两个纲领性文
件”立即转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与二机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协同攻关的实际行动。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与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4月2日，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总书记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给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朱光亚与陈毅在视察原子弹基地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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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两弹之父，男，1924年生，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文名：        朱光亚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北武汉人
                出生日期：        1924年
职业：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院校：        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密执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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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就
教育事业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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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轶事
总理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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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朱光亚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宜昌。
　　1941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
　　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
　　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
　　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任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任委。
  

朱光亚
　　  

朱光亚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
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
　　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月 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任委。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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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朱光亚
　　  

朱光亚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
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原子弹之梦
  

朱光亚
　　  

朱光亚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
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王瑞酰。 吴大猷先去了英国出席学术会议，后来抵达美国。朱光亚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与之同行。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美梦，终于成为泡影。
求学密执安大学
  

朱光亚
　　  

朱光亚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
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赤子情深
  

朱光亚
　　  

朱光亚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
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聪慧、稳重的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朱光亚在视察
  

朱光亚
　　  

朱光亚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
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核威胁，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培养核事业人才
  

朱光亚
　　  

朱光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
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当时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所长的赞赏。 朱光亚在讨论原子弹的问题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
　　  

朱光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
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艰苦奋斗，研究原子弹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
　　朱光亚在主持会议
  

朱光亚
　　  

朱光亚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
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温家宝看望朱光亚
  

朱光亚
　　  

朱光亚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
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编辑本段
科研成就
亲撰两个“纲领性文件”
  

朱光亚
　　  

朱光亚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
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在按计划进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研究后，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据领导和专家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朱光亚主持拟制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回答提问的准确，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称赞。散会时，总理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后来，李觉回忆说：朱光亚在高层决策岗位发挥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周总理汇报，都要他参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报告的文稿，研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朱光亚
　　  

朱光亚“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两个纲领性文
件”立即转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与二机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市协同攻关的实际行动。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与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4月2日，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等78位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总书记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给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以及经中央专委批准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朱光亚与陈毅在视察原子弹基地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sleepy:

可以称为民族脊梁的人!致敬!

默哀~~~~~~~~~~~

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精英！！！
老人家一路走好

朱老好走！

致敬！！！默哀！！！

那一辈人都老啦。

哀悼！朱老走好！~~~~~~~~~~~

哀悼！！！！！！

默哀~~~~~~~~~~~

哀悼！！！！！！

两弹一星之功勋，中华民族之脊梁。

哀悼！
[:a15:]

哀悼！！！两弹元勋又走了一位

哀悼[:a15:]

一路走好！！！

老先生走好

哀悼！！！！！！[:a15:]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精英

哀悼!又走了位民族的脊梁

两弹一星，民族脊梁。

老一代在离去

先辈走好

沉痛哀悼朱老。

民族的脊梁。

这几年建国时回来的老一代科学家连续在凋谢。

岁月无情啊

又一位功勋卓著的两弹一星功臣走了

真是啊。。这些老一辈的先驱 为了后人撑起了大树。。可惜自己美乘上凉 已经先去了

默哀！

向中华民族的脊梁 鞠躬默哀……

沉痛哀悼

朱老一路走好…

哀悼，致敬，中国脊梁。朱老一路走好

默哀！！！

沉痛悼念！敬礼、献花！

两弹一星元勋,哀悼~

新一代还未形成出现，老一代却逐渐远去~~~与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