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分析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粮食危机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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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2月18日 09:33 四川党史党建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7_0.shtml1959-1961年，四川粮食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城乡水肿病流行，出现大范围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严重粮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四川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紧接着又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就形成了从1951年起连续六年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的好形势。这在科学技术难以准确预测气候，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
就气候而言，古人得出“三丰两歉”之说是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总结，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仍然表现出这一规律。然而1951-1956年粮食总产量（以亿斤为单位计）分别是：307.6、328.4、358.1、380.6、392.1和431.2，每年增长幅度（%）分别是：6.0、6.9、9.0、6.3、3.0和10.0，六年平均增幅度为6.8%。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需要所产生的效应。从气候来看，这六年中1952年和1955年全省农业受灾面积均由一般年份的400至700万亩扩大为1000万亩，并不是风调雨顺的特好年景。在播种面积并无突出变化的前提下，粮食总产连年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六年的单位面积产量是1950年亩产210斤，1956年亩产266斤，每年增产11斤，增幅达到26.7%，年均递增4%。这种稳定提高的趋势是历史罕见的。
“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连续六年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认识上产生了错觉，指导思想上滋长了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对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经济发展战略由协调、稳定发展，逐步走向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从1957年底开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思想逐步形成与显露，丢掉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苦干实干的优良传统。有的领导干部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对当时大部分农民还未越过“温饱线”，有的地区仍然过着“红苕半年粮”“玉米为主粮”的日子的客观现实并未全面、深刻了解，错误地认为粮食的增产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四川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关，粮食产量仍然将大步地攀升。事实上，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活动，使得粮食生产波动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几年后，总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粮食增长率降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甚至出现粮食产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中国：“这是一个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而四川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1959-1961年，我国农业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全国16亿多亩的耕地，在1959年有6亿亩受灾，在1960年又有9亿亩即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受灾，其中灾情特别严重的有3亿亩至4亿亩。这样的灾害是百年未有的，尤其是灾害主要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受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从1959年起，四川农业连续三年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最大时达到80个县。
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继续同旱灾搏斗，力求做到重灾区保产，轻灾区增产，无灾区大大增产，这是我省农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由于去年严重的灾荒造成很大的困难，今年部分地区长期少雨，有的甚至一直未下透雨，最近一些地区又降雨过多过猛、洪涝成灾。”从这些原始文件中可以看到，1959年以来四川各地普遍受灾，粮食生产面临严峻挑战。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具体地记录了当时受灾的状况：“首先是涪陵、万县、重庆市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从七月中旬直到现在，始终未下过透雨，许多农作物生长不好，甚至旱死，而且有的地区已经发现有社员向外地逃荒的现象。宜宾、达县、南充等一部分地区，也有秋旱的情况。估计今年全省受灾的县约有四十来个，受到旱洪和风雹灾害的面积，大约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亩，受灾人口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以上。”数据说明，当时四川的情况相当严峻，在广大农民普遍靠天吃饭的年代，恶劣天气状况极大地影响了1959-1961年的粮食产量。
尽管在1959-1961年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御自然灾害，但行动迟缓，严重的后果不可避免。1962年4月李井泉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道：“在一个时期对工作的成绩有自满情绪，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和严重后果，对自然灾害给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带来的破坏性，特别是灾情的影响要持续反映到第二年、第三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因而在克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办法上，也不够及时有力。”
参考书目：
《增粮兴蜀—当代四川粮食工作概述》，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300年来大灾一半在中国，抗灾史贯穿五千年》，腾讯网2008年5月25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省委办公厅印发，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关于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的问题》，1962年4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号（62）83号，四川省档案馆藏。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2月18日 09:33 四川党史党建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7_0.shtml1959-1961年，四川粮食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城乡水肿病流行，出现大范围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严重粮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四川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紧接着又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就形成了从1951年起连续六年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的好形势。这在科学技术难以准确预测气候，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
就气候而言，古人得出“三丰两歉”之说是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总结，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仍然表现出这一规律。然而1951-1956年粮食总产量（以亿斤为单位计）分别是：307.6、328.4、358.1、380.6、392.1和431.2，每年增长幅度（%）分别是：6.0、6.9、9.0、6.3、3.0和10.0，六年平均增幅度为6.8%。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需要所产生的效应。从气候来看，这六年中1952年和1955年全省农业受灾面积均由一般年份的400至700万亩扩大为1000万亩，并不是风调雨顺的特好年景。在播种面积并无突出变化的前提下，粮食总产连年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六年的单位面积产量是1950年亩产210斤，1956年亩产266斤，每年增产11斤，增幅达到26.7%，年均递增4%。这种稳定提高的趋势是历史罕见的。
“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连续六年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认识上产生了错觉，指导思想上滋长了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对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经济发展战略由协调、稳定发展，逐步走向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从1957年底开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思想逐步形成与显露，丢掉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苦干实干的优良传统。有的领导干部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对当时大部分农民还未越过“温饱线”，有的地区仍然过着“红苕半年粮”“玉米为主粮”的日子的客观现实并未全面、深刻了解，错误地认为粮食的增产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四川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关，粮食产量仍然将大步地攀升。事实上，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活动，使得粮食生产波动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几年后，总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粮食增长率降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甚至出现粮食产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中国：“这是一个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而四川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1959-1961年，我国农业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全国16亿多亩的耕地，在1959年有6亿亩受灾，在1960年又有9亿亩即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受灾，其中灾情特别严重的有3亿亩至4亿亩。这样的灾害是百年未有的，尤其是灾害主要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受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从1959年起，四川农业连续三年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最大时达到80个县。
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继续同旱灾搏斗，力求做到重灾区保产，轻灾区增产，无灾区大大增产，这是我省农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由于去年严重的灾荒造成很大的困难，今年部分地区长期少雨，有的甚至一直未下透雨，最近一些地区又降雨过多过猛、洪涝成灾。”从这些原始文件中可以看到，1959年以来四川各地普遍受灾，粮食生产面临严峻挑战。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具体地记录了当时受灾的状况：“首先是涪陵、万县、重庆市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从七月中旬直到现在，始终未下过透雨，许多农作物生长不好，甚至旱死，而且有的地区已经发现有社员向外地逃荒的现象。宜宾、达县、南充等一部分地区，也有秋旱的情况。估计今年全省受灾的县约有四十来个，受到旱洪和风雹灾害的面积，大约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亩，受灾人口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以上。”数据说明，当时四川的情况相当严峻，在广大农民普遍靠天吃饭的年代，恶劣天气状况极大地影响了1959-1961年的粮食产量。
尽管在1959-1961年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御自然灾害，但行动迟缓，严重的后果不可避免。1962年4月李井泉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道：“在一个时期对工作的成绩有自满情绪，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和严重后果，对自然灾害给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带来的破坏性，特别是灾情的影响要持续反映到第二年、第三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因而在克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办法上，也不够及时有力。”
参考书目：
《增粮兴蜀—当代四川粮食工作概述》，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300年来大灾一半在中国，抗灾史贯穿五千年》，腾讯网2008年5月25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省委办公厅印发，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关于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的问题》，1962年4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号（62）83号，四川省档案馆藏。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7_0.shtml1959-1961年，四川粮食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城乡水肿病流行，出现大范围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严重粮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四川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紧接着又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就形成了从1951年起连续六年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的好形势。这在科学技术难以准确预测气候，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
就气候而言，古人得出“三丰两歉”之说是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总结，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仍然表现出这一规律。然而1951-1956年粮食总产量（以亿斤为单位计）分别是：307.6、328.4、358.1、380.6、392.1和431.2，每年增长幅度（%）分别是：6.0、6.9、9.0、6.3、3.0和10.0，六年平均增幅度为6.8%。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需要所产生的效应。从气候来看，这六年中1952年和1955年全省农业受灾面积均由一般年份的400至700万亩扩大为1000万亩，并不是风调雨顺的特好年景。在播种面积并无突出变化的前提下，粮食总产连年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六年的单位面积产量是1950年亩产210斤，1956年亩产266斤，每年增产11斤，增幅达到26.7%，年均递增4%。这种稳定提高的趋势是历史罕见的。
“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连续六年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认识上产生了错觉，指导思想上滋长了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对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经济发展战略由协调、稳定发展，逐步走向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从1957年底开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思想逐步形成与显露，丢掉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苦干实干的优良传统。有的领导干部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对当时大部分农民还未越过“温饱线”，有的地区仍然过着“红苕半年粮”“玉米为主粮”的日子的客观现实并未全面、深刻了解，错误地认为粮食的增产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四川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关，粮食产量仍然将大步地攀升。事实上，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活动，使得粮食生产波动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几年后，总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粮食增长率降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甚至出现粮食产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中国：“这是一个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而四川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1959-1961年，我国农业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全国16亿多亩的耕地，在1959年有6亿亩受灾，在1960年又有9亿亩即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受灾，其中灾情特别严重的有3亿亩至4亿亩。这样的灾害是百年未有的，尤其是灾害主要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受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从1959年起，四川农业连续三年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最大时达到80个县。
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继续同旱灾搏斗，力求做到重灾区保产，轻灾区增产，无灾区大大增产，这是我省农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由于去年严重的灾荒造成很大的困难，今年部分地区长期少雨，有的甚至一直未下透雨，最近一些地区又降雨过多过猛、洪涝成灾。”从这些原始文件中可以看到，1959年以来四川各地普遍受灾，粮食生产面临严峻挑战。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具体地记录了当时受灾的状况：“首先是涪陵、万县、重庆市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从七月中旬直到现在，始终未下过透雨，许多农作物生长不好，甚至旱死，而且有的地区已经发现有社员向外地逃荒的现象。宜宾、达县、南充等一部分地区，也有秋旱的情况。估计今年全省受灾的县约有四十来个，受到旱洪和风雹灾害的面积，大约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亩，受灾人口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以上。”数据说明，当时四川的情况相当严峻，在广大农民普遍靠天吃饭的年代，恶劣天气状况极大地影响了1959-1961年的粮食产量。
尽管在1959-1961年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御自然灾害，但行动迟缓，严重的后果不可避免。1962年4月李井泉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道：“在一个时期对工作的成绩有自满情绪，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和严重后果，对自然灾害给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带来的破坏性，特别是灾情的影响要持续反映到第二年、第三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因而在克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办法上，也不够及时有力。”
参考书目：
《增粮兴蜀—当代四川粮食工作概述》，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300年来大灾一半在中国，抗灾史贯穿五千年》，腾讯网2008年5月25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省委办公厅印发，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关于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的问题》，1962年4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号（62）83号，四川省档案馆藏。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2月18日 09:33 四川党史党建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7_0.shtml1959-1961年，四川粮食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城乡水肿病流行，出现大范围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严重粮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四川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紧接着又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就形成了从1951年起连续六年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的好形势。这在科学技术难以准确预测气候，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
就气候而言，古人得出“三丰两歉”之说是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总结，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仍然表现出这一规律。然而1951-1956年粮食总产量（以亿斤为单位计）分别是：307.6、328.4、358.1、380.6、392.1和431.2，每年增长幅度（%）分别是：6.0、6.9、9.0、6.3、3.0和10.0，六年平均增幅度为6.8%。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需要所产生的效应。从气候来看，这六年中1952年和1955年全省农业受灾面积均由一般年份的400至700万亩扩大为1000万亩，并不是风调雨顺的特好年景。在播种面积并无突出变化的前提下，粮食总产连年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六年的单位面积产量是1950年亩产210斤，1956年亩产266斤，每年增产11斤，增幅达到26.7%，年均递增4%。这种稳定提高的趋势是历史罕见的。
“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连续六年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认识上产生了错觉，指导思想上滋长了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对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经济发展战略由协调、稳定发展，逐步走向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从1957年底开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思想逐步形成与显露，丢掉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苦干实干的优良传统。有的领导干部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对当时大部分农民还未越过“温饱线”，有的地区仍然过着“红苕半年粮”“玉米为主粮”的日子的客观现实并未全面、深刻了解，错误地认为粮食的增产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四川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关，粮食产量仍然将大步地攀升。事实上，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活动，使得粮食生产波动的形成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几年后，总是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粮食增长率降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甚至出现粮食产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中国：“这是一个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而四川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1959-1961年，我国农业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全国16亿多亩的耕地，在1959年有6亿亩受灾，在1960年又有9亿亩即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受灾，其中灾情特别严重的有3亿亩至4亿亩。这样的灾害是百年未有的，尤其是灾害主要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受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从1959年起，四川农业连续三年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最大时达到80个县。
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继续同旱灾搏斗，力求做到重灾区保产，轻灾区增产，无灾区大大增产，这是我省农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中提到：“由于去年严重的灾荒造成很大的困难，今年部分地区长期少雨，有的甚至一直未下透雨，最近一些地区又降雨过多过猛、洪涝成灾。”从这些原始文件中可以看到，1959年以来四川各地普遍受灾，粮食生产面临严峻挑战。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具体地记录了当时受灾的状况：“首先是涪陵、万县、重庆市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从七月中旬直到现在，始终未下过透雨，许多农作物生长不好，甚至旱死，而且有的地区已经发现有社员向外地逃荒的现象。宜宾、达县、南充等一部分地区，也有秋旱的情况。估计今年全省受灾的县约有四十来个，受到旱洪和风雹灾害的面积，大约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亩，受灾人口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以上。”数据说明，当时四川的情况相当严峻，在广大农民普遍靠天吃饭的年代，恶劣天气状况极大地影响了1959-1961年的粮食产量。
尽管在1959-1961年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御自然灾害，但行动迟缓，严重的后果不可避免。1962年4月李井泉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道：“在一个时期对工作的成绩有自满情绪，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和严重后果，对自然灾害给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带来的破坏性，特别是灾情的影响要持续反映到第二年、第三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因而在克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办法上，也不够及时有力。”
参考书目：
《增粮兴蜀—当代四川粮食工作概述》，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300年来大灾一半在中国，抗灾史贯穿五千年》，腾讯网2008年5月25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度过灾荒的指示》，省委办公厅印发，1959年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大力节约粮食防备灾荒的指示》，1960年7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大抓粮食增产节约，战胜灾荒，保障城乡人民供应的紧急指示》，1960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藏。
《关于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的问题》，1962年4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号（62）83号，四川省档案馆藏。
李井泉早转变政策的话,起玛人可以少死很多
客观因素是有的,包括中央调粮等
但关键是领导
客观因素是有的,包括中央调粮等
但关键是领导
天灾和人祸，天灾三分，人祸七分，这不是俺说的，是某领导自个说的
是哪个给李某吴某平反的？
这个问题，大家去看“墓碑”吧！
f22 发表于 2010-12-19 19:42 
怎么是凡这类帖子里都少不了你小F呢？
怎么是凡这类帖子里都少不了你小F呢？
这个问题，大家去看“墓碑”吧！
bigbeer_911 发表于 2010-12-23 08:14
看过了，很心痛！不过杨继绳搜集黑材料的功夫可真够足的，搜集了几千份文件，他写墓碑我看不是反思历史，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这种书一方面要，对受难者表示哀悼，一方面要对李井泉等欺上瞒下表示谴责（历史著作已经审判李井泉等丧尽天良的行为了），但是同时要对杨继绳花这么多时间搜集黑材料的初衷表示高度警惕。
这个问题，大家去看“墓碑”吧！
bigbeer_911 发表于 2010-12-23 08:14
看过了，很心痛！不过杨继绳搜集黑材料的功夫可真够足的，搜集了几千份文件，他写墓碑我看不是反思历史，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这种书一方面要，对受难者表示哀悼，一方面要对李井泉等欺上瞒下表示谴责（历史著作已经审判李井泉等丧尽天良的行为了），但是同时要对杨继绳花这么多时间搜集黑材料的初衷表示高度警惕。
得了吧，天府之国，没粮食还能找到野菜。人家黄土高原上的灾民才真正苦呢，连树皮都没得吃。
憨厚的小毛奇 发表于 2010-12-23 10:17 因为我是右派:victory:
因为我是右派:victory:主要的原因是高征购，你可以去看看那几年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变化状况及出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