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战鄂豫皖到强渡嘉陵江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4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不久，鄂豫皖边区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2、3师和1个独立旅，共2100余人。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蔡申熙为军长，共1800余人。蔡申熙是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指挥机智，作风勇敢，常常身先卒，在部队中威望很高。

至此，统一的鄂豫皖苏区开始形成。

红1军军长许继慎是黄埔一期中的著名人物，能讲能打，令右派学生非常头疼。北伐时曾在叶挺独立团中领军作战，作风果断勇猛，对红四方面军战斗风格的养成有很大影响。在许继慎的领导下，红1军在皖西得到了很大发展。其时中共中央为立三路线所把持，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进行大规模地进攻。红1军两次出击平汉路，有胜有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纠正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又派曾中生前往领导鄂豫皖苏区和红军。曾中生是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过，是一名谋勇兼备，军政双全的领导人，对红军的游击战术颇有研究。多年以后，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都位列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中。

在曾中生的正确领导下，鄂豫皖红军连续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为20余县，拥有人口250万。 同时，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成红4军，由中央派来的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全军下辖2个师，红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红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周维炯，全军共1.5万余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邝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很快，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下令对许继慎展开调查。拿许继慎开刀，是因为许知道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临阵动摇的老底，看不起张国焘，拒绝了张的拉拢，还私下称张是 “老右倾”。张国焘当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时同学就评价他热情果断，有才能，但心胸狭隘，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如今对许继慎哪能客气。

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AB团”，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3个多月，除曾中生、邝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曾中生、邝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他们是中央专门派来的，张国焘一时有点忌惮。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而徐又低调谨慎，从不触怒张国焘，所以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参与误杀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这说明过火的内部整肃是贯穿在“左倾”路线上一个必然现象，更因为肃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表现各异。如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中共“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4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不久，鄂豫皖边区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2、3师和1个独立旅，共2100余人。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蔡申熙为军长，共1800余人。蔡申熙是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指挥机智，作风勇敢，常常身先卒，在部队中威望很高。

至此，统一的鄂豫皖苏区开始形成。

红1军军长许继慎是黄埔一期中的著名人物，能讲能打，令右派学生非常头疼。北伐时曾在叶挺独立团中领军作战，作风果断勇猛，对红四方面军战斗风格的养成有很大影响。在许继慎的领导下，红1军在皖西得到了很大发展。其时中共中央为立三路线所把持，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进行大规模地进攻。红1军两次出击平汉路，有胜有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纠正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又派曾中生前往领导鄂豫皖苏区和红军。曾中生是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过，是一名谋勇兼备，军政双全的领导人，对红军的游击战术颇有研究。多年以后，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都位列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中。

在曾中生的正确领导下，鄂豫皖红军连续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为20余县，拥有人口250万。 同时，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成红4军，由中央派来的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全军下辖2个师，红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红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周维炯，全军共1.5万余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邝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很快，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下令对许继慎展开调查。拿许继慎开刀，是因为许知道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临阵动摇的老底，看不起张国焘，拒绝了张的拉拢，还私下称张是 “老右倾”。张国焘当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时同学就评价他热情果断，有才能，但心胸狭隘，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如今对许继慎哪能客气。

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AB团”，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3个多月，除曾中生、邝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曾中生、邝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他们是中央专门派来的，张国焘一时有点忌惮。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而徐又低调谨慎，从不触怒张国焘，所以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参与误杀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这说明过火的内部整肃是贯穿在“左倾”路线上一个必然现象，更因为肃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表现各异。如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中共“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