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井冈山到瑞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02:03
八七会议仅仅开了一天。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三万字的报告，宣布了短暂的瞿秋白时代的开始，而更长久些的左倾的时代也同时开始。
罗明纳兹报告后，时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泽东首先发言，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重视军事运动。在另一个场合，他说：“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他要“上山”。会后，毛即奉命赴湘组织秋收暴动，真的“担任土匪工作”了。
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夺取粤、赣、鄂、湘四省中心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函中央，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1917年”是当时普遍对时局的估计。基于此，湖南商定，9月9日修水暴动，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现在一般以为秋收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矿工，是不确的。起义组织者固然头脑发热，总还知道凭仓促集合起来的工农难与敌抗衡。毛泽东找到了他的基干力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团，参加南昌起义不值，驻军修水。团长卢德铭，22岁，黄埔二期生，共产党员，北伐时为叶挺所部。暴动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卢德铭团为一团，与四团攻平江；二、三团攻浏阳，拟得手后两路取长沙。但事难如愿，首先是进军平江途中四团哗变，与一团相打，然后是二、三团占醴陵而复失，占浏阳又陷入重围。两路军受挫撤到文家市，两千多人的部队还剩下一半。
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以定行止。此时毛已意识到“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绝不可能，力主“上山”；反对者仍坚持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这支“中国工农革命军”得以避免丧师坚城之下。
占山为王，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井”是当地对泉水的土称，山上有大、中、小、上、下五井，山因此得名。这座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又在罗霄山脉万峰丛中，交通极为不便。更兼山势险峻，五大哨口易守难攻，所以政府力量薄弱，历来是盗贼渊薮。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对井冈山有所了解，只是不知道了解的程度是否足以让他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部队向江西行进。在萍乡遭朱培德伏击，卢德铭阵亡。沿途不断有人逃亡，毛泽东终于把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时，所余不过七百人，其骨干仍是一团余部。这七百人中，有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张子清，还有伍中豪、何挺颖、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干人物，当时叱咤风云，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七百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一个师，遂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共十个连。毛泽东此时有一个创举，在每一个连上设党支部，派党代表。“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军的不二法门。三湾改编于是成为军政史上的奠基之作。
改编之后，第一团进抵井冈山下的宁冈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泽东一面筹划“上山”，一面派出何长工，去湖南向省委报告，并寻找南昌起义残部。
井冈山有两股力量。山上王佐，驻茨坪，山下袁文才，驻茅坪。两人同庚，是拜把兄弟，手下各一百余人，以绑票为生，当地称“吊羊”。这样看来，袁、王二人是货真价实的土匪了。但不然，袁文才居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党龄已有一年之久。现在看吸收“吊羊”的人入党，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当时的宁冈，能够策动如此人物，也算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袁既然是党员，一切就好办得多。毛泽东遂以一百条枪作见面礼，与袁建立关系，进而将其所部收编。嗣后，袁文才说动王佐与毛泽东会面。毛单刀赴会，向王佐陈说革命，又许以七十支枪。1927年10月，王佐接纳第一团上山。毛泽东小心地保持与王佐的关系，并不急于企图收编他的部队，而且着力约束军纪，约法三章：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滥觞。
只一座山当当土匪可以，割据则远远不够。毛泽东不久即下山，率军攻取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以潭震林为主席。11月，毛泽覃奉朱德之命，自湘南来联络。未几，何长工回茶陵复命。他在广东韶关洗澡的时候听当地驻军范石生部军官闲谈，说到王楷（即朱德）的部队在四十里外的犁铺头，于是连夜赶去，见到了朱德、王尔琢、陈毅。朱毛终于建立了联系。
12月，茶陵遭敌围攻，陈浩叛变，毛泽东及时将陈处决。这时毛对比湘赣两敌实力，决定以主要精力对付较弱的江西。1928年1月攻克遂川，学会了不烧房子少杀人以争取群众。但这也成为毛泽东日后大遭上级挞伐的“右倾”罪状之一。实际上整个1928年，毛都在尝试土地革命，却发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革命措施一经实施，成果往往恰与预计相反。上级一味主张烧、杀，只分土地已经是比较右的表现了。但在现实中阶级之间是没有天生的仇恨的，何况地主多数也劳动，农民对地主多采羡慕和钦佩的态度，认为人家有地是人家的能耐，自己没有，能租上地已经是人家赏饭吃了，杀人分地则等同于作乱和抢劫。再何况地主以族长居多，宗族势力始终是农民崇拜乃至亲近的对象，杀人分地简直是与自己过不去。极少几个土豪作恶甚多，遭人痛恨，杀人分地好象理所当然了，但农民是实际的，知道谁强谁弱，这地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多有与地主暗通款曲甚至逃走的。革命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触动民愤的情况竟也不少。后来采取了变革命为改良的办法，才渐渐好一些了。以后在势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根据地总是采取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地政策。
1928年初，朱培德派军占新城，毛用“敌驻我扰”计，使当地赤卫队日夜袭扰，乘敌疲惫之机率主力收复新城。而后，在遂川的会议上，游击战十二字诀（还只是十二字）正式提出。也就在这时，在原先的“三大纪律”基础上，又补充了“六项注意”。“注意”变成八项是更以后的事，接受林彪的提议，新增两项“洗澡避女人”和“解手找厕所”，在当时当地，算相当高的要求了。
下山两个月，毛泽东非常惦念守“家”的王佐，又受陈浩的刺激，遂于1月派何长工往王佐军中任党代表。何长工精明过人，到任之初就定计擒杀王佐的死敌，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以尹道一的人头，使王佐由戒惧变为信任和钦服。1928年2月袁、王两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王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宁冈，批评毛泽东“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并称据中央文件，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当时中央派员到各地传达文件时因必须通过白区，文件不能携带，只能由该员记熟，口头传达。于是，“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就被一个特派员一句话开除了党籍，暂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党指挥枪”，一切决议由支部会议定局。这时的毛泽东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师长，连支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犹如皖南事变中的叶挺，不过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湖南省委计划于28年进行全省总暴动，命令第一师开往湘南支援暴动。毛师长当然对此命令毫无发言权，遂率部于4月抵湘南，在特委见到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方知周鲁错记。会议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定撤销其省委委员资格，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湘南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毛泽东在湘南时，朱德率部八千余人辗转抵达宁冈砻市。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第一师第一团回到砻市，在龙江书院，朱毛初次相见。陈毅、蔡协民、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何长工、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胡少海、龚楚诸人在旁。这次会见史称“井冈山会师”。这一年，毛泽东35岁，朱德41岁，陈毅27岁。
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将朱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第十师师长朱德（兼），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第十二师师长陈毅。九个团番号自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六团。之所以称第四军，一说是为虚张声势，吓吓人聊以自娱，这是合理的。谁见了“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字号恐怕都得思量一番。另一说是纪念北伐时的铁军第四军，也有他的道理，盖当时号称第四军的并非朱毛一家，贺龙在湘鄂西，邝继勋、余笃三、徐向前在鄂豫皖也都用了这个番号。八七会议仅仅开了一天。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三万字的报告，宣布了短暂的瞿秋白时代的开始，而更长久些的左倾的时代也同时开始。
罗明纳兹报告后，时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泽东首先发言，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重视军事运动。在另一个场合，他说：“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他要“上山”。会后，毛即奉命赴湘组织秋收暴动，真的“担任土匪工作”了。
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夺取粤、赣、鄂、湘四省中心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函中央，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1917年”是当时普遍对时局的估计。基于此，湖南商定，9月9日修水暴动，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现在一般以为秋收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矿工，是不确的。起义组织者固然头脑发热，总还知道凭仓促集合起来的工农难与敌抗衡。毛泽东找到了他的基干力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团，参加南昌起义不值，驻军修水。团长卢德铭，22岁，黄埔二期生，共产党员，北伐时为叶挺所部。暴动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卢德铭团为一团，与四团攻平江；二、三团攻浏阳，拟得手后两路取长沙。但事难如愿，首先是进军平江途中四团哗变，与一团相打，然后是二、三团占醴陵而复失，占浏阳又陷入重围。两路军受挫撤到文家市，两千多人的部队还剩下一半。
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以定行止。此时毛已意识到“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绝不可能，力主“上山”；反对者仍坚持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这支“中国工农革命军”得以避免丧师坚城之下。
占山为王，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井”是当地对泉水的土称，山上有大、中、小、上、下五井，山因此得名。这座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又在罗霄山脉万峰丛中，交通极为不便。更兼山势险峻，五大哨口易守难攻，所以政府力量薄弱，历来是盗贼渊薮。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对井冈山有所了解，只是不知道了解的程度是否足以让他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部队向江西行进。在萍乡遭朱培德伏击，卢德铭阵亡。沿途不断有人逃亡，毛泽东终于把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时，所余不过七百人，其骨干仍是一团余部。这七百人中，有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张子清，还有伍中豪、何挺颖、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干人物，当时叱咤风云，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七百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一个师，遂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共十个连。毛泽东此时有一个创举，在每一个连上设党支部，派党代表。“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军的不二法门。三湾改编于是成为军政史上的奠基之作。
改编之后，第一团进抵井冈山下的宁冈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泽东一面筹划“上山”，一面派出何长工，去湖南向省委报告，并寻找南昌起义残部。
井冈山有两股力量。山上王佐，驻茨坪，山下袁文才，驻茅坪。两人同庚，是拜把兄弟，手下各一百余人，以绑票为生，当地称“吊羊”。这样看来，袁、王二人是货真价实的土匪了。但不然，袁文才居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党龄已有一年之久。现在看吸收“吊羊”的人入党，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当时的宁冈，能够策动如此人物，也算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袁既然是党员，一切就好办得多。毛泽东遂以一百条枪作见面礼，与袁建立关系，进而将其所部收编。嗣后，袁文才说动王佐与毛泽东会面。毛单刀赴会，向王佐陈说革命，又许以七十支枪。1927年10月，王佐接纳第一团上山。毛泽东小心地保持与王佐的关系，并不急于企图收编他的部队，而且着力约束军纪，约法三章：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滥觞。
只一座山当当土匪可以，割据则远远不够。毛泽东不久即下山，率军攻取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以潭震林为主席。11月，毛泽覃奉朱德之命，自湘南来联络。未几，何长工回茶陵复命。他在广东韶关洗澡的时候听当地驻军范石生部军官闲谈，说到王楷（即朱德）的部队在四十里外的犁铺头，于是连夜赶去，见到了朱德、王尔琢、陈毅。朱毛终于建立了联系。
12月，茶陵遭敌围攻，陈浩叛变，毛泽东及时将陈处决。这时毛对比湘赣两敌实力，决定以主要精力对付较弱的江西。1928年1月攻克遂川，学会了不烧房子少杀人以争取群众。但这也成为毛泽东日后大遭上级挞伐的“右倾”罪状之一。实际上整个1928年，毛都在尝试土地革命，却发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革命措施一经实施，成果往往恰与预计相反。上级一味主张烧、杀，只分土地已经是比较右的表现了。但在现实中阶级之间是没有天生的仇恨的，何况地主多数也劳动，农民对地主多采羡慕和钦佩的态度，认为人家有地是人家的能耐，自己没有，能租上地已经是人家赏饭吃了，杀人分地则等同于作乱和抢劫。再何况地主以族长居多，宗族势力始终是农民崇拜乃至亲近的对象，杀人分地简直是与自己过不去。极少几个土豪作恶甚多，遭人痛恨，杀人分地好象理所当然了，但农民是实际的，知道谁强谁弱，这地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多有与地主暗通款曲甚至逃走的。革命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触动民愤的情况竟也不少。后来采取了变革命为改良的办法，才渐渐好一些了。以后在势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根据地总是采取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地政策。
1928年初，朱培德派军占新城，毛用“敌驻我扰”计，使当地赤卫队日夜袭扰，乘敌疲惫之机率主力收复新城。而后，在遂川的会议上，游击战十二字诀（还只是十二字）正式提出。也就在这时，在原先的“三大纪律”基础上，又补充了“六项注意”。“注意”变成八项是更以后的事，接受林彪的提议，新增两项“洗澡避女人”和“解手找厕所”，在当时当地，算相当高的要求了。
下山两个月，毛泽东非常惦念守“家”的王佐，又受陈浩的刺激，遂于1月派何长工往王佐军中任党代表。何长工精明过人，到任之初就定计擒杀王佐的死敌，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以尹道一的人头，使王佐由戒惧变为信任和钦服。1928年2月袁、王两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王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宁冈，批评毛泽东“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并称据中央文件，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当时中央派员到各地传达文件时因必须通过白区，文件不能携带，只能由该员记熟，口头传达。于是，“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就被一个特派员一句话开除了党籍，暂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党指挥枪”，一切决议由支部会议定局。这时的毛泽东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师长，连支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犹如皖南事变中的叶挺，不过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湖南省委计划于28年进行全省总暴动，命令第一师开往湘南支援暴动。毛师长当然对此命令毫无发言权，遂率部于4月抵湘南，在特委见到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方知周鲁错记。会议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定撤销其省委委员资格，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湘南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毛泽东在湘南时，朱德率部八千余人辗转抵达宁冈砻市。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第一师第一团回到砻市，在龙江书院，朱毛初次相见。陈毅、蔡协民、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何长工、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胡少海、龚楚诸人在旁。这次会见史称“井冈山会师”。这一年，毛泽东35岁，朱德41岁，陈毅27岁。
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将朱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第十师师长朱德（兼），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第十二师师长陈毅。九个团番号自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六团。之所以称第四军，一说是为虚张声势，吓吓人聊以自娱，这是合理的。谁见了“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字号恐怕都得思量一番。另一说是纪念北伐时的铁军第四军，也有他的道理，盖当时号称第四军的并非朱毛一家，贺龙在湘鄂西，邝继勋、余笃三、徐向前在鄂豫皖也都用了这个番号。
罗明纳兹报告后，时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泽东首先发言，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重视军事运动。在另一个场合，他说：“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他要“上山”。会后，毛即奉命赴湘组织秋收暴动，真的“担任土匪工作”了。
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夺取粤、赣、鄂、湘四省中心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函中央，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1917年”是当时普遍对时局的估计。基于此，湖南商定，9月9日修水暴动，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现在一般以为秋收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矿工，是不确的。起义组织者固然头脑发热，总还知道凭仓促集合起来的工农难与敌抗衡。毛泽东找到了他的基干力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团，参加南昌起义不值，驻军修水。团长卢德铭，22岁，黄埔二期生，共产党员，北伐时为叶挺所部。暴动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卢德铭团为一团，与四团攻平江；二、三团攻浏阳，拟得手后两路取长沙。但事难如愿，首先是进军平江途中四团哗变，与一团相打，然后是二、三团占醴陵而复失，占浏阳又陷入重围。两路军受挫撤到文家市，两千多人的部队还剩下一半。
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以定行止。此时毛已意识到“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绝不可能，力主“上山”；反对者仍坚持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这支“中国工农革命军”得以避免丧师坚城之下。
占山为王，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井”是当地对泉水的土称，山上有大、中、小、上、下五井，山因此得名。这座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又在罗霄山脉万峰丛中，交通极为不便。更兼山势险峻，五大哨口易守难攻，所以政府力量薄弱，历来是盗贼渊薮。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对井冈山有所了解，只是不知道了解的程度是否足以让他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部队向江西行进。在萍乡遭朱培德伏击，卢德铭阵亡。沿途不断有人逃亡，毛泽东终于把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时，所余不过七百人，其骨干仍是一团余部。这七百人中，有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张子清，还有伍中豪、何挺颖、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干人物，当时叱咤风云，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七百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一个师，遂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共十个连。毛泽东此时有一个创举，在每一个连上设党支部，派党代表。“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军的不二法门。三湾改编于是成为军政史上的奠基之作。
改编之后，第一团进抵井冈山下的宁冈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泽东一面筹划“上山”，一面派出何长工，去湖南向省委报告，并寻找南昌起义残部。
井冈山有两股力量。山上王佐，驻茨坪，山下袁文才，驻茅坪。两人同庚，是拜把兄弟，手下各一百余人，以绑票为生，当地称“吊羊”。这样看来，袁、王二人是货真价实的土匪了。但不然，袁文才居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党龄已有一年之久。现在看吸收“吊羊”的人入党，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当时的宁冈，能够策动如此人物，也算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袁既然是党员，一切就好办得多。毛泽东遂以一百条枪作见面礼，与袁建立关系，进而将其所部收编。嗣后，袁文才说动王佐与毛泽东会面。毛单刀赴会，向王佐陈说革命，又许以七十支枪。1927年10月，王佐接纳第一团上山。毛泽东小心地保持与王佐的关系，并不急于企图收编他的部队，而且着力约束军纪，约法三章：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滥觞。
只一座山当当土匪可以，割据则远远不够。毛泽东不久即下山，率军攻取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以潭震林为主席。11月，毛泽覃奉朱德之命，自湘南来联络。未几，何长工回茶陵复命。他在广东韶关洗澡的时候听当地驻军范石生部军官闲谈，说到王楷（即朱德）的部队在四十里外的犁铺头，于是连夜赶去，见到了朱德、王尔琢、陈毅。朱毛终于建立了联系。
12月，茶陵遭敌围攻，陈浩叛变，毛泽东及时将陈处决。这时毛对比湘赣两敌实力，决定以主要精力对付较弱的江西。1928年1月攻克遂川，学会了不烧房子少杀人以争取群众。但这也成为毛泽东日后大遭上级挞伐的“右倾”罪状之一。实际上整个1928年，毛都在尝试土地革命，却发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革命措施一经实施，成果往往恰与预计相反。上级一味主张烧、杀，只分土地已经是比较右的表现了。但在现实中阶级之间是没有天生的仇恨的，何况地主多数也劳动，农民对地主多采羡慕和钦佩的态度，认为人家有地是人家的能耐，自己没有，能租上地已经是人家赏饭吃了，杀人分地则等同于作乱和抢劫。再何况地主以族长居多，宗族势力始终是农民崇拜乃至亲近的对象，杀人分地简直是与自己过不去。极少几个土豪作恶甚多，遭人痛恨，杀人分地好象理所当然了，但农民是实际的，知道谁强谁弱，这地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多有与地主暗通款曲甚至逃走的。革命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触动民愤的情况竟也不少。后来采取了变革命为改良的办法，才渐渐好一些了。以后在势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根据地总是采取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地政策。
1928年初，朱培德派军占新城，毛用“敌驻我扰”计，使当地赤卫队日夜袭扰，乘敌疲惫之机率主力收复新城。而后，在遂川的会议上，游击战十二字诀（还只是十二字）正式提出。也就在这时，在原先的“三大纪律”基础上，又补充了“六项注意”。“注意”变成八项是更以后的事，接受林彪的提议，新增两项“洗澡避女人”和“解手找厕所”，在当时当地，算相当高的要求了。
下山两个月，毛泽东非常惦念守“家”的王佐，又受陈浩的刺激，遂于1月派何长工往王佐军中任党代表。何长工精明过人，到任之初就定计擒杀王佐的死敌，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以尹道一的人头，使王佐由戒惧变为信任和钦服。1928年2月袁、王两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王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宁冈，批评毛泽东“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并称据中央文件，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当时中央派员到各地传达文件时因必须通过白区，文件不能携带，只能由该员记熟，口头传达。于是，“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就被一个特派员一句话开除了党籍，暂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党指挥枪”，一切决议由支部会议定局。这时的毛泽东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师长，连支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犹如皖南事变中的叶挺，不过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湖南省委计划于28年进行全省总暴动，命令第一师开往湘南支援暴动。毛师长当然对此命令毫无发言权，遂率部于4月抵湘南，在特委见到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方知周鲁错记。会议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定撤销其省委委员资格，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湘南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毛泽东在湘南时，朱德率部八千余人辗转抵达宁冈砻市。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第一师第一团回到砻市，在龙江书院，朱毛初次相见。陈毅、蔡协民、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何长工、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胡少海、龚楚诸人在旁。这次会见史称“井冈山会师”。这一年，毛泽东35岁，朱德41岁，陈毅27岁。
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将朱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第十师师长朱德（兼），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第十二师师长陈毅。九个团番号自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六团。之所以称第四军，一说是为虚张声势，吓吓人聊以自娱，这是合理的。谁见了“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字号恐怕都得思量一番。另一说是纪念北伐时的铁军第四军，也有他的道理，盖当时号称第四军的并非朱毛一家，贺龙在湘鄂西，邝继勋、余笃三、徐向前在鄂豫皖也都用了这个番号。八七会议仅仅开了一天。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三万字的报告，宣布了短暂的瞿秋白时代的开始，而更长久些的左倾的时代也同时开始。
罗明纳兹报告后，时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泽东首先发言，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重视军事运动。在另一个场合，他说：“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他要“上山”。会后，毛即奉命赴湘组织秋收暴动，真的“担任土匪工作”了。
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夺取粤、赣、鄂、湘四省中心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函中央，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1917年”是当时普遍对时局的估计。基于此，湖南商定，9月9日修水暴动，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现在一般以为秋收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矿工，是不确的。起义组织者固然头脑发热，总还知道凭仓促集合起来的工农难与敌抗衡。毛泽东找到了他的基干力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团，参加南昌起义不值，驻军修水。团长卢德铭，22岁，黄埔二期生，共产党员，北伐时为叶挺所部。暴动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卢德铭团为一团，与四团攻平江；二、三团攻浏阳，拟得手后两路取长沙。但事难如愿，首先是进军平江途中四团哗变，与一团相打，然后是二、三团占醴陵而复失，占浏阳又陷入重围。两路军受挫撤到文家市，两千多人的部队还剩下一半。
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以定行止。此时毛已意识到“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绝不可能，力主“上山”；反对者仍坚持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这支“中国工农革命军”得以避免丧师坚城之下。
占山为王，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井”是当地对泉水的土称，山上有大、中、小、上、下五井，山因此得名。这座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又在罗霄山脉万峰丛中，交通极为不便。更兼山势险峻，五大哨口易守难攻，所以政府力量薄弱，历来是盗贼渊薮。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对井冈山有所了解，只是不知道了解的程度是否足以让他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部队向江西行进。在萍乡遭朱培德伏击，卢德铭阵亡。沿途不断有人逃亡，毛泽东终于把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时，所余不过七百人，其骨干仍是一团余部。这七百人中，有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张子清，还有伍中豪、何挺颖、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干人物，当时叱咤风云，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七百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一个师，遂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共十个连。毛泽东此时有一个创举，在每一个连上设党支部，派党代表。“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军的不二法门。三湾改编于是成为军政史上的奠基之作。
改编之后，第一团进抵井冈山下的宁冈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泽东一面筹划“上山”，一面派出何长工，去湖南向省委报告，并寻找南昌起义残部。
井冈山有两股力量。山上王佐，驻茨坪，山下袁文才，驻茅坪。两人同庚，是拜把兄弟，手下各一百余人，以绑票为生，当地称“吊羊”。这样看来，袁、王二人是货真价实的土匪了。但不然，袁文才居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党龄已有一年之久。现在看吸收“吊羊”的人入党，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当时的宁冈，能够策动如此人物，也算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袁既然是党员，一切就好办得多。毛泽东遂以一百条枪作见面礼，与袁建立关系，进而将其所部收编。嗣后，袁文才说动王佐与毛泽东会面。毛单刀赴会，向王佐陈说革命，又许以七十支枪。1927年10月，王佐接纳第一团上山。毛泽东小心地保持与王佐的关系，并不急于企图收编他的部队，而且着力约束军纪，约法三章：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滥觞。
只一座山当当土匪可以，割据则远远不够。毛泽东不久即下山，率军攻取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以潭震林为主席。11月，毛泽覃奉朱德之命，自湘南来联络。未几，何长工回茶陵复命。他在广东韶关洗澡的时候听当地驻军范石生部军官闲谈，说到王楷（即朱德）的部队在四十里外的犁铺头，于是连夜赶去，见到了朱德、王尔琢、陈毅。朱毛终于建立了联系。
12月，茶陵遭敌围攻，陈浩叛变，毛泽东及时将陈处决。这时毛对比湘赣两敌实力，决定以主要精力对付较弱的江西。1928年1月攻克遂川，学会了不烧房子少杀人以争取群众。但这也成为毛泽东日后大遭上级挞伐的“右倾”罪状之一。实际上整个1928年，毛都在尝试土地革命，却发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革命措施一经实施，成果往往恰与预计相反。上级一味主张烧、杀，只分土地已经是比较右的表现了。但在现实中阶级之间是没有天生的仇恨的，何况地主多数也劳动，农民对地主多采羡慕和钦佩的态度，认为人家有地是人家的能耐，自己没有，能租上地已经是人家赏饭吃了，杀人分地则等同于作乱和抢劫。再何况地主以族长居多，宗族势力始终是农民崇拜乃至亲近的对象，杀人分地简直是与自己过不去。极少几个土豪作恶甚多，遭人痛恨，杀人分地好象理所当然了，但农民是实际的，知道谁强谁弱，这地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多有与地主暗通款曲甚至逃走的。革命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触动民愤的情况竟也不少。后来采取了变革命为改良的办法，才渐渐好一些了。以后在势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根据地总是采取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地政策。
1928年初，朱培德派军占新城，毛用“敌驻我扰”计，使当地赤卫队日夜袭扰，乘敌疲惫之机率主力收复新城。而后，在遂川的会议上，游击战十二字诀（还只是十二字）正式提出。也就在这时，在原先的“三大纪律”基础上，又补充了“六项注意”。“注意”变成八项是更以后的事，接受林彪的提议，新增两项“洗澡避女人”和“解手找厕所”，在当时当地，算相当高的要求了。
下山两个月，毛泽东非常惦念守“家”的王佐，又受陈浩的刺激，遂于1月派何长工往王佐军中任党代表。何长工精明过人，到任之初就定计擒杀王佐的死敌，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以尹道一的人头，使王佐由戒惧变为信任和钦服。1928年2月袁、王两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王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宁冈，批评毛泽东“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并称据中央文件，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当时中央派员到各地传达文件时因必须通过白区，文件不能携带，只能由该员记熟，口头传达。于是，“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就被一个特派员一句话开除了党籍，暂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党指挥枪”，一切决议由支部会议定局。这时的毛泽东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师长，连支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犹如皖南事变中的叶挺，不过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湖南省委计划于28年进行全省总暴动，命令第一师开往湘南支援暴动。毛师长当然对此命令毫无发言权，遂率部于4月抵湘南，在特委见到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方知周鲁错记。会议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定撤销其省委委员资格，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湘南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毛泽东在湘南时，朱德率部八千余人辗转抵达宁冈砻市。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第一师第一团回到砻市，在龙江书院，朱毛初次相见。陈毅、蔡协民、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何长工、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胡少海、龚楚诸人在旁。这次会见史称“井冈山会师”。这一年，毛泽东35岁，朱德41岁，陈毅27岁。
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将朱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第十师师长朱德（兼），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第十二师师长陈毅。九个团番号自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六团。之所以称第四军，一说是为虚张声势，吓吓人聊以自娱，这是合理的。谁见了“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字号恐怕都得思量一番。另一说是纪念北伐时的铁军第四军，也有他的道理，盖当时号称第四军的并非朱毛一家，贺龙在湘鄂西，邝继勋、余笃三、徐向前在鄂豫皖也都用了这个番号。
1928年的春天，井冈山的运气似乎来了。第四军成军以后，乘势迅速扩展势力到山下五县，形成了一小块足够称为“根据地”的占领区域。政权随即组织，湘赣边特委随即建立，毛泽东任书记。南京震动，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会剿朱毛”，三省共出六个师，从两面进攻。仍然打江西，永新一战歼杨如轩师一个团，溃敌一个团，杨如轩跳城而走；再战永新，由朱德亲自指挥，歼杨池生一个团，溃敌两个团，杨池生重伤，会剿被击破。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5月末，中央发出通知，将红色区域内的部队定名为红军 ，“中国工农革命军”依此正式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进行了缩编，遣散很多战斗力不强的暴动农军，取消师一级编制，九个团缩编为四个团，番号为二十八至三十二。
也是5月末，毛泽东迎娶贺子珍。贺子珍年方18岁，原名贺桂圆，本系小学教师，16岁出为县国民党妇女部长，翌年任中共县委妇委书记，又调任吉安特委委员兼妇委组织部长，据说能马上双手开枪，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其兄贺敏学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敏萱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妹贺银圆（贺怡），毛泽覃之妻。毛泽东与贺子珍此时并无夫妻之名，正式的婚礼是杨开慧死后的事。
三省会剿的最终收场是在6月下旬。过了没几天，湖南省委派出的两名特使：巡视员杜修经、湘赣边特委拟继任书记杨开明（杨开慧的堂兄）到了井冈山，带来省委的命令：红四军除留袁子才一营守山外，扫数到湘南发展。发布这命令的人非别，就是林育英，林彪（育蓉）的堂兄。
毛泽东有点怕省委的消息了，把特委书记拱手让给妻舅倒是小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三省还要再次会剿，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去湘南。杜修经少年气盛，和毛搞得很僵。毛看杜不过是个娃娃，不在话下。他召集红四军军委、边区特委、永新县委共同讨论出兵湘南问题，结论是“不适宜”。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但杜修经身负省委的命令，总要完成才行。他在二十九团找到了支持。该团主要由朱德在湘南收编的暴动农民组成，听说要回家乡，群情激昂。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鼓动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军参谋长兼）、党代表何长工，两团联席会议就湘南问题再行讨论。毛泽东恰不在军中，朱德、陈毅主持会议，决定两团出兵。毛泽东闻讯大惊，连忙命黄琳（即江华，后来的最高法院院长）急驰一百二十里劝阻回军，但军委书记陈毅没有采纳。
8月，两团惨败。二十九团除团长、党代表及手下寥寥百余人外全军覆没，残部并入二十八团。二十八团二营全体叛变，王尔琢追上前劝阻时被叛军射杀，时年27岁。这是红军首次大败，史称“八月失败”。
主力一走，根据地空虚，江西出动十一个团猛扑，连下永新、莲花、宁冈三县，会同湘敌攻山。毛泽东留袁、王守山，自己率三十一团一部转入外线避敌锋芒，并迎回主力。山上不过一个营兵力，要对付四个团的敌人。团长朱云卿（黄埔三期）、党代表何挺颖亲率两个连在黄洋界百计坚守。激战竟日，看看不支，守军扛出山上仅有的一门正在修理的迫击炮，这门炮只有三发炮弹，只放响了一发，天下事真有这么凑巧，居然正中敌指挥部。敌人一片混乱，急忙收兵。大家都知道红军只有南昌起义带下来的二十八团有炮，山上炮响，证明主力已经回援。毛一直坚持的“欺负人战术”这时竟不期然收到奇效。江西兵和红军交手，屡吃大亏，有严重的心理障碍。眼见现成便宜捡不到，索性连夜拔营而走，湖南兵孤掌难鸣，也就撤围。翌晨守军准备迎敌时，山下已空无一人。
井冈山奇迹般地保住了，毛泽东在桂东找到朱德。毛严令部下，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两军回师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被毛留下组成湘南特委。9月再克遂川，红军终于得以喘息。毛泽东对杜修经恨得牙痒痒的，在给省委的信里丝毫不掩饰他的愤懑：“希望你们派人来，但是不要派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 杜修经当然是冤枉的，毛的邪火没处发罢了。他说：“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这以后的很短一段时间，毛写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名文，作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斗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也是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代表性文献。
平静的局面延续到年底。十二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一部红五军八百余人上山会师。井冈山声势愈大，围剿也愈坚决。1928年元旦，第三次会剿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鲁涤平，代总指挥何键，副总指挥金汉鼎，兵力四旅六团，三万人五路进剿。这时的井冈山在做什么呢？在开长会传达中共中央1928年6—7月“六大”的文件。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名列23位中央委员之中。
“六大”文件中有一部分让前委大伤脑筋。那就是土匪问题。“六大”决议要求在起义后解除土匪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对匪首则应完全歼除。这等于点名要杀王佐、袁文才，可以想见前委的为难。最后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对这一段暂不传达。但袁文才相当精明，不知怎的知道了风声，接着就弄到了文件的全文，拿着去找王佐，说：“不论我们怎样忠心，他们都不会相信我们的。”
传达完中央文件，敌军已经合围。此时存亡决于俄顷，毛泽东提出用“围魏救赵”之计，朱毛率主力下山，奔袭敌腹地，以解井冈山之围。山上留少量部队坚守。军中惯知毛善于险中求胜，这计划竟获通过。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袁文才遂率主力三千六百人南出攻大余，四军副军长彭德怀部八百人并王佐领袁王所部守山。红五军大多数指挥员不同意接受如此艰险的任务，主张与井冈山的联络已经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彭、滕二人力排众议，才决定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但这次履险竟不能胜，红军首战大余失利，次战虽攻占大余，但追兵随至。两下夹击，红军损失惨重，突围中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被马践死，朱德新婚妻子伍若兰被俘，悬头于赣州。袁文才开了小差，从间道潜回井冈山，密会王佐。这一战非但没有调动敌人，而且归路被遮，不能回山，只好在敌压迫下向南，向南，苦苦寻机。
主力既去，山上为之一空。守山部队苦战三天不支，敌人从小路摸上黄洋界侧后，井冈山失守。王佐部隐入密林，彭德怀部攀崖逃生，四处盘旋，寻找主力。
红四军主力还不知道根据地已失。他们正在赣南和追兵大兜圈子，一面寻找回山的时机。圈子一直兜到春节，敌我双方都苦不堪言。大年初一，红军抓到战机，在大柏地做了一个口袋，歼刘士毅部两个团，才总算摆脱了追踪，北上攻占宁都，旋即放弃，继续向井冈山前进。2月到吉安，惊见路边有红军的标语，这才知道井冈山已经失守。无奈，只好向东进入福建。3月，在广昌歼灭闽敌一个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克长汀。
彭德怀的际遇比主力要惨。除夕夜遭袭击，折兵一半。他带着余下的三百来人东奔西突，居然拿下了于都县城。滕代远到处搜罗报纸，查寻井冈山和主力的消息，得知敌人已相继退去。滕在看报的时候手枪走火，子弹洞穿前胸，竟没有死。彭料自己手中这一点力量不足以回山，更急切地寻找主力。他学样每到一地必大翻报纸，终于在安远县得到消息：红军杀郭凤鸣，现在长汀。彭急领队伍奔往长汀，途中接到毛的信，令他到瑞金相见。4月，两军历经千难万险，会师瑞金。
中央的指示跟脚就到了瑞金。这是一封周恩来起草的信，史称“二月来信”。当时的各支红军统由周负责大的方向。周在信中对局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指示红军应分散到每支不超过五百人的小队伍活动，并且朱毛二人为减小目标计，应脱离红军。四、五军领导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坚决不能照办。毛泽东向中央写信详述了理由：局势绝没有那样悲观，远不到不能坚持的境地。而且蒋桂矛盾已经明朗化，红军完全可以乘此裂隙生存甚至壮大。至于分兵，正好让敌人各个击破。红军此前也曾经作过类似尝试，没有不失败的。就此把中央命令敷衍过去。会上，彭德怀一来吃够了当流寇的苦，二来不甘心根据地就这么从自己手中失去，提出由他率领扩充到一千多人的红五军来夺回井冈山。于是决定，朱毛向福建扩大势力，彭回师井冈山。十余天以后，彭德怀部到了山下。这时敌人几乎已全部撤回，山上实际早被王佐和年初脱队跑回来的袁文才控制，所以没费多大力气，根据地就恢复了。紧接着会同王佐攻占酃县、桂东、南雄，续攻安福中伏失败，8月打破张辉瓒的进攻，9月抵铜鼓，向中央上万言书，建议建立铜鼓、万载根据地，向南昌包围。12月派出黄公略到赣江两岸组建第六军。
彭德怀北上的同时，朱毛东出闽西，下龙岩、永定。在龙岩，红四军党、军的矛盾爆发，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以党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做法，称之为“家长制”，要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其主要支持者之一是朱德。现在看军队里搞“民主”是很糊涂的想法，但在当时竟然通过，估计与毛的专横有关。四军“七大”中，毛泽东被赶出部队，往上杭“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接任。毛泽东得了疟疾。朱德率部在闽中失败，退回闽西。陈毅受周恩来的命令，到上海汇报武装斗争经验。前敌遂由朱德负总责。10月，福建省委指示四军，乘军阀混战之机进军广东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闻讯极力劝阻，朱德也觉得不很妥当，但省委指示必须执行，令三个纵队出东江。恰逢陈毅带回来中央的命令，周恩来也主张南下广东。朱德于是下定决心，与陈毅一同率红四军进军广东。不料“自下而上的民主”使部队进攻方向议而不决，贻误战机，出兵仅一周，就在梅县着实吃了一个大败仗，损折一千余人，大伤元气，狼狈退回上杭。陈毅这才有机会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起草的新指示，“九月来信”。
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集中领导，并至嘱要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样坚决执行，11月，毛泽东病愈，重新出任前委书记。年底，毛泽东召集四军“九大”，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大批决议，对红军做了彻底整顿。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文中不点名批评了朱德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这次会议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淡化官兵平等，强调集中和纪律。
1929年末到1930年初，闽粤赣三省会剿。毛泽东决定了红军的方向：江西，仍然是打弱敌。1月5日，毛给时任一纵司令员的林彪写了一封七千字的回信，通发全军，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问题虽然解决，但毛在这里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把讨论问题的私人通信公开，林彪一时处境尴尬。其实完全可以稍作修改，以现在名世的样子发表。林彪以后一直对这封新有点耿耿于怀。此后的一段时间，红四军驰骋赣南，到1930年3月，江西南部三十多个县处在红军控制之下，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根据地。
1930年3月，在井冈山，彭德怀犯了一个后来令他噬脐莫及的错误：他杀了王佐、袁文才。早在中共“六大”之后，一直有人主张执行“六大”文件，“彻底解决土匪问题”，毛泽东坚不允诺，并且委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以坚其心。但袁、王二人处在这种上至中央，中至省委，下至特委书记杨开明和后来的朱昌楷的敌视下，位置难免尴尬，即使不出异心，也难免出现异状，就更加贻人口实。特别是在袁文才得知“六大”关于解决土匪问题的指示之后，两人惶惶不可终日。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说，有一天黄昏，他在王处谈话，党代表派传令兵去接他回营，近王的住处时被哨兵喝住。王佐听到喊声，立刻拔枪在手，屋里的其他人也都掏出枪来。好在彭德怀镇定自若，隔门与传令兵徐徐对答，才化解了王的怀疑。彭又说，他送红四军主力出山攻大余时，曾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谈话。毛告诉他，袁文才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经过做了大量工作才说服袁随四军政治部行动，可以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由此可见当时红军内部的复杂。也正如彭四十年后所说，他28年入党，以为党内纯极，以后才知道满不是那么一回事。1930年3月初，以袁文才勾结土豪为由，彭派部随朱昌楷到永新将袁击毙于床上。王佐闻讯逃命，在慌乱中溺死。
变故既起，军心民心大乱。一夜之间，袁、王旧部反水，红军在井冈山上根本尽失，彭德怀在4月间纵横永新、莲花等地，虽然声势颇大，但实际上再也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立足，只好退往湘鄂赣另辟战场，根据地遂整体沦丧。这一丢，一直丢到了1949年。
有人说，彭德怀的杀袁、王是出于毛泽东的授意，这几乎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一者，太史公当年替韩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早已经总结得非常明确。而这时飞鸟漫天，狡兔遍野，敌国满目，红军还处在极为弱小的境地，自毁长城的傻事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干出来的。二来，袁、王二人在井冈山地区势力盘根错节，他两人一动，土著离心离德，人和丧失，根本动摇，是统战工作最忌的事。迄1955年授衔，井冈山籍的高级干部几乎没有，就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三，井冈山上各股力量交错，其中朱德、彭德怀所带部队都是正规军，而毛只有秋收暴动的残部和袁、王所部土匪能与之抗礼。袁、王二人是毛亲自说服的，可以说是毛的“内力”，而彭德怀刚刚上山不过几个月，还是“客军”。为依靠彭守山调走袁文才，给他排除妨碍还比较合理，但委托疏如彭，来除亲如袁、王，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主力在外，特别是主人在外时，彭德怀施此辣手，难免让人产生联想。毛泽东得知此事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彭的桀骜和专擅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李锐曾说，早在江西时期，毛、彭二人就有很多历史上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杀袁、王的事是否算这些疙瘩之一同样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彭德怀将为他的专擅付出代价。
5月末，中央发出通知，将红色区域内的部队定名为红军 ，“中国工农革命军”依此正式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进行了缩编，遣散很多战斗力不强的暴动农军，取消师一级编制，九个团缩编为四个团，番号为二十八至三十二。
也是5月末，毛泽东迎娶贺子珍。贺子珍年方18岁，原名贺桂圆，本系小学教师，16岁出为县国民党妇女部长，翌年任中共县委妇委书记，又调任吉安特委委员兼妇委组织部长，据说能马上双手开枪，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其兄贺敏学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敏萱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妹贺银圆（贺怡），毛泽覃之妻。毛泽东与贺子珍此时并无夫妻之名，正式的婚礼是杨开慧死后的事。
三省会剿的最终收场是在6月下旬。过了没几天，湖南省委派出的两名特使：巡视员杜修经、湘赣边特委拟继任书记杨开明（杨开慧的堂兄）到了井冈山，带来省委的命令：红四军除留袁子才一营守山外，扫数到湘南发展。发布这命令的人非别，就是林育英，林彪（育蓉）的堂兄。
毛泽东有点怕省委的消息了，把特委书记拱手让给妻舅倒是小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三省还要再次会剿，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去湘南。杜修经少年气盛，和毛搞得很僵。毛看杜不过是个娃娃，不在话下。他召集红四军军委、边区特委、永新县委共同讨论出兵湘南问题，结论是“不适宜”。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但杜修经身负省委的命令，总要完成才行。他在二十九团找到了支持。该团主要由朱德在湘南收编的暴动农民组成，听说要回家乡，群情激昂。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鼓动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军参谋长兼）、党代表何长工，两团联席会议就湘南问题再行讨论。毛泽东恰不在军中，朱德、陈毅主持会议，决定两团出兵。毛泽东闻讯大惊，连忙命黄琳（即江华，后来的最高法院院长）急驰一百二十里劝阻回军，但军委书记陈毅没有采纳。
8月，两团惨败。二十九团除团长、党代表及手下寥寥百余人外全军覆没，残部并入二十八团。二十八团二营全体叛变，王尔琢追上前劝阻时被叛军射杀，时年27岁。这是红军首次大败，史称“八月失败”。
主力一走，根据地空虚，江西出动十一个团猛扑，连下永新、莲花、宁冈三县，会同湘敌攻山。毛泽东留袁、王守山，自己率三十一团一部转入外线避敌锋芒，并迎回主力。山上不过一个营兵力，要对付四个团的敌人。团长朱云卿（黄埔三期）、党代表何挺颖亲率两个连在黄洋界百计坚守。激战竟日，看看不支，守军扛出山上仅有的一门正在修理的迫击炮，这门炮只有三发炮弹，只放响了一发，天下事真有这么凑巧，居然正中敌指挥部。敌人一片混乱，急忙收兵。大家都知道红军只有南昌起义带下来的二十八团有炮，山上炮响，证明主力已经回援。毛一直坚持的“欺负人战术”这时竟不期然收到奇效。江西兵和红军交手，屡吃大亏，有严重的心理障碍。眼见现成便宜捡不到，索性连夜拔营而走，湖南兵孤掌难鸣，也就撤围。翌晨守军准备迎敌时，山下已空无一人。
井冈山奇迹般地保住了，毛泽东在桂东找到朱德。毛严令部下，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两军回师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被毛留下组成湘南特委。9月再克遂川，红军终于得以喘息。毛泽东对杜修经恨得牙痒痒的，在给省委的信里丝毫不掩饰他的愤懑：“希望你们派人来，但是不要派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 杜修经当然是冤枉的，毛的邪火没处发罢了。他说：“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这以后的很短一段时间，毛写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名文，作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斗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也是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代表性文献。
平静的局面延续到年底。十二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一部红五军八百余人上山会师。井冈山声势愈大，围剿也愈坚决。1928年元旦，第三次会剿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鲁涤平，代总指挥何键，副总指挥金汉鼎，兵力四旅六团，三万人五路进剿。这时的井冈山在做什么呢？在开长会传达中共中央1928年6—7月“六大”的文件。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名列23位中央委员之中。
“六大”文件中有一部分让前委大伤脑筋。那就是土匪问题。“六大”决议要求在起义后解除土匪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对匪首则应完全歼除。这等于点名要杀王佐、袁文才，可以想见前委的为难。最后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对这一段暂不传达。但袁文才相当精明，不知怎的知道了风声，接着就弄到了文件的全文，拿着去找王佐，说：“不论我们怎样忠心，他们都不会相信我们的。”
传达完中央文件，敌军已经合围。此时存亡决于俄顷，毛泽东提出用“围魏救赵”之计，朱毛率主力下山，奔袭敌腹地，以解井冈山之围。山上留少量部队坚守。军中惯知毛善于险中求胜，这计划竟获通过。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袁文才遂率主力三千六百人南出攻大余，四军副军长彭德怀部八百人并王佐领袁王所部守山。红五军大多数指挥员不同意接受如此艰险的任务，主张与井冈山的联络已经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彭、滕二人力排众议，才决定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但这次履险竟不能胜，红军首战大余失利，次战虽攻占大余，但追兵随至。两下夹击，红军损失惨重，突围中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被马践死，朱德新婚妻子伍若兰被俘，悬头于赣州。袁文才开了小差，从间道潜回井冈山，密会王佐。这一战非但没有调动敌人，而且归路被遮，不能回山，只好在敌压迫下向南，向南，苦苦寻机。
主力既去，山上为之一空。守山部队苦战三天不支，敌人从小路摸上黄洋界侧后，井冈山失守。王佐部隐入密林，彭德怀部攀崖逃生，四处盘旋，寻找主力。
红四军主力还不知道根据地已失。他们正在赣南和追兵大兜圈子，一面寻找回山的时机。圈子一直兜到春节，敌我双方都苦不堪言。大年初一，红军抓到战机，在大柏地做了一个口袋，歼刘士毅部两个团，才总算摆脱了追踪，北上攻占宁都，旋即放弃，继续向井冈山前进。2月到吉安，惊见路边有红军的标语，这才知道井冈山已经失守。无奈，只好向东进入福建。3月，在广昌歼灭闽敌一个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克长汀。
彭德怀的际遇比主力要惨。除夕夜遭袭击，折兵一半。他带着余下的三百来人东奔西突，居然拿下了于都县城。滕代远到处搜罗报纸，查寻井冈山和主力的消息，得知敌人已相继退去。滕在看报的时候手枪走火，子弹洞穿前胸，竟没有死。彭料自己手中这一点力量不足以回山，更急切地寻找主力。他学样每到一地必大翻报纸，终于在安远县得到消息：红军杀郭凤鸣，现在长汀。彭急领队伍奔往长汀，途中接到毛的信，令他到瑞金相见。4月，两军历经千难万险，会师瑞金。
中央的指示跟脚就到了瑞金。这是一封周恩来起草的信，史称“二月来信”。当时的各支红军统由周负责大的方向。周在信中对局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指示红军应分散到每支不超过五百人的小队伍活动，并且朱毛二人为减小目标计，应脱离红军。四、五军领导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坚决不能照办。毛泽东向中央写信详述了理由：局势绝没有那样悲观，远不到不能坚持的境地。而且蒋桂矛盾已经明朗化，红军完全可以乘此裂隙生存甚至壮大。至于分兵，正好让敌人各个击破。红军此前也曾经作过类似尝试，没有不失败的。就此把中央命令敷衍过去。会上，彭德怀一来吃够了当流寇的苦，二来不甘心根据地就这么从自己手中失去，提出由他率领扩充到一千多人的红五军来夺回井冈山。于是决定，朱毛向福建扩大势力，彭回师井冈山。十余天以后，彭德怀部到了山下。这时敌人几乎已全部撤回，山上实际早被王佐和年初脱队跑回来的袁文才控制，所以没费多大力气，根据地就恢复了。紧接着会同王佐攻占酃县、桂东、南雄，续攻安福中伏失败，8月打破张辉瓒的进攻，9月抵铜鼓，向中央上万言书，建议建立铜鼓、万载根据地，向南昌包围。12月派出黄公略到赣江两岸组建第六军。
彭德怀北上的同时，朱毛东出闽西，下龙岩、永定。在龙岩，红四军党、军的矛盾爆发，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以党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做法，称之为“家长制”，要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其主要支持者之一是朱德。现在看军队里搞“民主”是很糊涂的想法，但在当时竟然通过，估计与毛的专横有关。四军“七大”中，毛泽东被赶出部队，往上杭“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接任。毛泽东得了疟疾。朱德率部在闽中失败，退回闽西。陈毅受周恩来的命令，到上海汇报武装斗争经验。前敌遂由朱德负总责。10月，福建省委指示四军，乘军阀混战之机进军广东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闻讯极力劝阻，朱德也觉得不很妥当，但省委指示必须执行，令三个纵队出东江。恰逢陈毅带回来中央的命令，周恩来也主张南下广东。朱德于是下定决心，与陈毅一同率红四军进军广东。不料“自下而上的民主”使部队进攻方向议而不决，贻误战机，出兵仅一周，就在梅县着实吃了一个大败仗，损折一千余人，大伤元气，狼狈退回上杭。陈毅这才有机会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起草的新指示，“九月来信”。
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集中领导，并至嘱要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样坚决执行，11月，毛泽东病愈，重新出任前委书记。年底，毛泽东召集四军“九大”，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大批决议，对红军做了彻底整顿。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文中不点名批评了朱德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这次会议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淡化官兵平等，强调集中和纪律。
1929年末到1930年初，闽粤赣三省会剿。毛泽东决定了红军的方向：江西，仍然是打弱敌。1月5日，毛给时任一纵司令员的林彪写了一封七千字的回信，通发全军，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问题虽然解决，但毛在这里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把讨论问题的私人通信公开，林彪一时处境尴尬。其实完全可以稍作修改，以现在名世的样子发表。林彪以后一直对这封新有点耿耿于怀。此后的一段时间，红四军驰骋赣南，到1930年3月，江西南部三十多个县处在红军控制之下，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根据地。
1930年3月，在井冈山，彭德怀犯了一个后来令他噬脐莫及的错误：他杀了王佐、袁文才。早在中共“六大”之后，一直有人主张执行“六大”文件，“彻底解决土匪问题”，毛泽东坚不允诺，并且委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以坚其心。但袁、王二人处在这种上至中央，中至省委，下至特委书记杨开明和后来的朱昌楷的敌视下，位置难免尴尬，即使不出异心，也难免出现异状，就更加贻人口实。特别是在袁文才得知“六大”关于解决土匪问题的指示之后，两人惶惶不可终日。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说，有一天黄昏，他在王处谈话，党代表派传令兵去接他回营，近王的住处时被哨兵喝住。王佐听到喊声，立刻拔枪在手，屋里的其他人也都掏出枪来。好在彭德怀镇定自若，隔门与传令兵徐徐对答，才化解了王的怀疑。彭又说，他送红四军主力出山攻大余时，曾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谈话。毛告诉他，袁文才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经过做了大量工作才说服袁随四军政治部行动，可以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由此可见当时红军内部的复杂。也正如彭四十年后所说，他28年入党，以为党内纯极，以后才知道满不是那么一回事。1930年3月初，以袁文才勾结土豪为由，彭派部随朱昌楷到永新将袁击毙于床上。王佐闻讯逃命，在慌乱中溺死。
变故既起，军心民心大乱。一夜之间，袁、王旧部反水，红军在井冈山上根本尽失，彭德怀在4月间纵横永新、莲花等地，虽然声势颇大，但实际上再也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立足，只好退往湘鄂赣另辟战场，根据地遂整体沦丧。这一丢，一直丢到了1949年。
有人说，彭德怀的杀袁、王是出于毛泽东的授意，这几乎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一者，太史公当年替韩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早已经总结得非常明确。而这时飞鸟漫天，狡兔遍野，敌国满目，红军还处在极为弱小的境地，自毁长城的傻事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干出来的。二来，袁、王二人在井冈山地区势力盘根错节，他两人一动，土著离心离德，人和丧失，根本动摇，是统战工作最忌的事。迄1955年授衔，井冈山籍的高级干部几乎没有，就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三，井冈山上各股力量交错，其中朱德、彭德怀所带部队都是正规军，而毛只有秋收暴动的残部和袁、王所部土匪能与之抗礼。袁、王二人是毛亲自说服的，可以说是毛的“内力”，而彭德怀刚刚上山不过几个月，还是“客军”。为依靠彭守山调走袁文才，给他排除妨碍还比较合理，但委托疏如彭，来除亲如袁、王，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主力在外，特别是主人在外时，彭德怀施此辣手，难免让人产生联想。毛泽东得知此事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彭的桀骜和专擅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李锐曾说，早在江西时期，毛、彭二人就有很多历史上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杀袁、王的事是否算这些疙瘩之一同样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彭德怀将为他的专擅付出代价。
1930年6月，红三、四、十二军合编为一军团，五、八、二十六军合编为三军团；8月，一、三军团合编为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6月，走了周恩来，来了立三路线。中央以严厉的措辞，命令红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一军团受命攻南昌，三军团取长沙，两路会师武汉。但一军团的实际领导者既然是毛泽东，也就没有什么必须执行的命令。毛以令人吃惊的玩笑态度敷衍中央。7月，一军团举行万人誓师大会，随即开往南昌，沿途作战十分坚决。月底扫清外围，兵锋直逼城下。毛在前敌开会，口风急转，大加阐述不能攻南昌的理由，然后派几十人到赣江边向城中放几排枪了事。彭德怀可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率部八千人乘何键忙于军阀混战，后方空虚之际直扑长沙，在城下大战。彭随先头部队冲过堑壕，遭守军猛烈反击。彭指挥若定，据水断桥，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竟一鼓作气拿下了长沙，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攻坚，八千人胜三万人的战例。7月28日，三军团入城，宣布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远在上海的李立三。但仅仅在11天后，何键调集十五个团两路夹击，彭德怀早有防备，及时退出了长沙。
李立三闻讯大怒，严令两军合并，必须拿下长沙，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无可推托，只得出兵。红一方面军就是这样组成的。但出兵归出兵，朱毛彭都知道硬拼凶多吉少，驻兵城下，并不急于攻击，一面百计诱敌，打算一口一口地吃。好容易骗出一个师来吃掉，中央又来催促，部队也受初战胜利的鼓舞，纷纷要求发起攻击，遂于9月10日强攻。一军团林彪指挥，这位擅长运动战的青年将领用尽了本事，最后居然想到火牛阵，长沙依旧岿然不动。战斗持续了三天，付出伤亡三千余人，眼见取胜无望，红军撤围回赣南。在此期间，杨开慧被捕，后于11月被杀。9月末，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下台，毛泽东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苏区对此懵然不知。10月，红一方面军接到湘东特委转达中央9月的命令，内容居然又是进攻南昌。毛泽东这回是坚决不会遵从了，只写了一封信搪塞。
红军居然敢于攻打长沙、南昌，蒋介石颇为吃惊，从此视红军为心腹大患。1930年8月，蒋在中原大战正酣时仍抽空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以打破以往剿匪不越界的流弊。10月中原甫定，即着手部署剿共。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派项英南下主持工作，苏区这才知道李立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后被国际召去，受审，入狱，景况颇为凄凉。但还有更可怕的事，是王明回国）。项英时任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曾蒙斯大林接见，在苏区从没见过如此重量级人物。可见攻打城市的惨败并非没有积极影响，它起码使根据地的声望提高，也让躲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共中央找到了可以控制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中央现在开始对农村表示好感。项英带来六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和在江西苏区建立中央局的指示。1931年1月，中央局在宁都成立。因红军受周恩来领导，故选周为书记。又因周在上海，无法到任，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军委会，项英兼任主席，副主席是朱德、毛泽东。
蒋介石也于12月抵江西，召开剿共军事会议。他调集十万大军，以曾留日、德学习军事的南昌卫戍司令中将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分八个纵队向红军进攻，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大战在即，红军内部又出了大事。12月初，总前委误以为赣西南充满AB团，形势极险，急忙派出特派员，以彻底肃清AB团势力。该员在赣西南大开杀戒，最后逮捕了驻富田的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激起事变。富田一场大战，结果是谢汉昌脱出，率二十军西渡赣江，与一方面军对峙。而红军在富田、东固一带遭人民激烈反对。二十军深恨一方面军，使出了离间计。中旬，彭德怀突然收到一封毛泽东致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内称决定捕杀军、地共产党，并特地嘱咐古柏要陷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于AB团，以准备清除。同时，朱德也收到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朱、彭分别看出漏洞，断定是大阴谋，立刻宣布拥护团结，并急速通知总前委。总前委只来得及把富田镇压到稍稍平静，无暇再管二十军，就集中精力对付张辉瓒了。
红军挑上了谭道源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总司令鲁涤平的嫡系，击破之则围剿基本失败。谭又不象张是前敌总指挥，比较起来相对好打。但谭道源谨慎有余，死也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既设阵地，红军两次开进，又两次忍耐折回，见无机可乘，转而撩拨张师。张辉瓒是典型的骄兵，一触即跳。红军节节后退，诱其进至龙冈，30日集中所有兵力，一战全歼该师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9千余人，生俘张辉瓒。这一战中，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林彪创造了一篇为人津津乐道的动员令：“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张一败，谭就动，夺路撤向东韶，红军尾追消灭一旅，第一次围剿就此打破。红军歼敌一万二千人，自己损失五千人。
外患暂时消除，中央局在项英的主持下解决富田事变。项英颇有政治家风度，认为二十军的行为无论如何恶劣，总还没有叛变投敌。1931年1月中旬，中央局会议决议定事变为反党反革命行动，但强调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引起的，不是AB团暴动，并决定派人渡河把二十军带回来，对其领导者以教育为主。
张辉瓒被俘后，其家属急忙找关系联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表示愿以一切代价保张的一条性命。蒋介石开出条件，用20万元加一批政治犯，与共产党走马换将。中央派专使赶赴苏区，无奈这时的红军左倾之外还颇有点绿林气息，已于1月末将中将师长“张屠夫”斩首示众，并把首级放在木排上放进赣江，说要漂到南昌去。蒋介石大杀一批政治犯以示报复，据说红军对这个有点儿戏的举动大为后悔。
2月，何应钦集结兵力二十万，卷土重来。此时红军减员的五千人还没有补充，富田事变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力量对比尤其悬殊。红军决策层对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二十万大军，出现了激烈的争执。项英主张放弃江西进四川，有人主张分散游击，毛泽东则坚持还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争执了很久都没有结论。好在何应钦这次的方针是“步步为营”，连营700里缓缓推进，严格依照操典行军，给了红军不短的决定和休整时间。
3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博古上台。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被派往苏区。因为四中全会基本否定了三中全会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而且更左，理所当然地，传达三中全会精神而当上书记的项英遭到了歧视。他们最终拍板同意毛泽东的作战思路与项英失宠恐怕不无关系，因为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懂军事的。于是在4月下旬，毛得以继续按自己的意志指挥部队。不久，任、王又以项英处理富田事变完全失去原则为由，撤销其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会主席职务，均由毛泽东接任。毛的声望空前大盛。
4月下旬，何应钦的连营已经逼近苏区的中心地带。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群山里漫游几天后，把全部三万红军主力扫数集结起来，悄然进入山峰环抱的东固，耐心等待战机。
这一招极高，也极险。因为东固除东方外，其他三面都有敌人，而且距离不过几十华里。一旦走漏消息，红军几乎插翅难飞。但毛选这个地方也有他的道理：一是战术的反常规，正常人实在难以料到；二是东固四围皆山，严密把守各条路口，天机不容易泄露；三是最重要的一条：这里群众基础相当好，富田事变过去之后老百姓很快恢复了对红军的感情。结果红军迫敌而居，隐蔽待机达二十五天之久，敌人虽近在咫尺，仍蒙在鼓里。
红军苦苦地等待驻富田的右路指挥王金钰脱离富田巩固阵地，王金钰找不到敌人，也十分头疼。5月15日，机会终于来了。王部公秉藩师欲自富田开往东固，电报被红军截获，朱、毛火速调动部队，在半路布了口袋。翌日大战，全歼敌一师兼一旅万余人，公秉藩被俘，但此公好狡猾，居然混在士兵队里领到路费逃脱。红军这一仗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完整缴获了公秉藩的一具100瓦功率的电台，从此江西根据地可以直接与上海的党中央联系。但从以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来看，这个收获的副作用竟大得超乎想象，真是福兮祸所伏。
初战既胜，红军挟威向东横扫，十五日长驱五百里，打郭华宗、打孙连仲、打朱绍良、打刘和鼎，五战五捷，打得酣畅淋漓。
此间国、共偷空演了一出“群英会”，蒋介石派黄公略同父兄黄梅庄往彭德怀处说降，彭再施辣手，把黄梅庄灌醉后杀却，人头寄回。
前方打得热火朝天，后方也是一片繁忙。江西根据地，总前委百忙中仍腾出手来“肃反”，算富田事变的帐。二十军自被劝说回来后就遭拆散分编，所有干部700余名一直在监控之下，这时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作为AB团受到审查。让被审查人舒舒服服的显然不起作用，于是施以严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被审查人当然承认自己是AB团。承认还不够，必须检举。而二十军的全部干部都在这里，已经没什么好检举的了，只好胡乱供出些地方干部。如此一“瓜蔓抄”，整个赣西南的干部，90%AB团。于是关、打、杀。总前委不知是信以为真还是意犹未尽，居然给各军下达任务，必须足额捉出。陈毅竟也险些被诬攀进去，他的二十二军不过八千人，却要完成五百AB团的任务。陈毅无法落实，就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如果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包庇呢？这样一推论，陈毅就危险了。他好歹幸免于难，但不幸的是结婚不久的妻子萧菊英以为真的定陈毅为AB团，惊惧自杀。闽西根据地花样翻新，在肃“社会民主党”，情况大同小异。而肃“社会民主党”的风竟然又刮回江西，军地干部再一次遭到清洗。“肃反”杀人以千计，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延续到1932年初。总前委由毛泽东负总责。他的铁腕使他变得不象从前那么受人爱戴，但权威无疑增加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肃反”虽然错了，又很快被周恩来制止，但仍不失为一次练兵。“肃反”的经验被记住而且在以后不止一次地被运用。
6月，走了周恩来，来了立三路线。中央以严厉的措辞，命令红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一军团受命攻南昌，三军团取长沙，两路会师武汉。但一军团的实际领导者既然是毛泽东，也就没有什么必须执行的命令。毛以令人吃惊的玩笑态度敷衍中央。7月，一军团举行万人誓师大会，随即开往南昌，沿途作战十分坚决。月底扫清外围，兵锋直逼城下。毛在前敌开会，口风急转，大加阐述不能攻南昌的理由，然后派几十人到赣江边向城中放几排枪了事。彭德怀可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率部八千人乘何键忙于军阀混战，后方空虚之际直扑长沙，在城下大战。彭随先头部队冲过堑壕，遭守军猛烈反击。彭指挥若定，据水断桥，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竟一鼓作气拿下了长沙，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攻坚，八千人胜三万人的战例。7月28日，三军团入城，宣布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远在上海的李立三。但仅仅在11天后，何键调集十五个团两路夹击，彭德怀早有防备，及时退出了长沙。
李立三闻讯大怒，严令两军合并，必须拿下长沙，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无可推托，只得出兵。红一方面军就是这样组成的。但出兵归出兵，朱毛彭都知道硬拼凶多吉少，驻兵城下，并不急于攻击，一面百计诱敌，打算一口一口地吃。好容易骗出一个师来吃掉，中央又来催促，部队也受初战胜利的鼓舞，纷纷要求发起攻击，遂于9月10日强攻。一军团林彪指挥，这位擅长运动战的青年将领用尽了本事，最后居然想到火牛阵，长沙依旧岿然不动。战斗持续了三天，付出伤亡三千余人，眼见取胜无望，红军撤围回赣南。在此期间，杨开慧被捕，后于11月被杀。9月末，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下台，毛泽东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苏区对此懵然不知。10月，红一方面军接到湘东特委转达中央9月的命令，内容居然又是进攻南昌。毛泽东这回是坚决不会遵从了，只写了一封信搪塞。
红军居然敢于攻打长沙、南昌，蒋介石颇为吃惊，从此视红军为心腹大患。1930年8月，蒋在中原大战正酣时仍抽空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以打破以往剿匪不越界的流弊。10月中原甫定，即着手部署剿共。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派项英南下主持工作，苏区这才知道李立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后被国际召去，受审，入狱，景况颇为凄凉。但还有更可怕的事，是王明回国）。项英时任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曾蒙斯大林接见，在苏区从没见过如此重量级人物。可见攻打城市的惨败并非没有积极影响，它起码使根据地的声望提高，也让躲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共中央找到了可以控制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中央现在开始对农村表示好感。项英带来六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和在江西苏区建立中央局的指示。1931年1月，中央局在宁都成立。因红军受周恩来领导，故选周为书记。又因周在上海，无法到任，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军委会，项英兼任主席，副主席是朱德、毛泽东。
蒋介石也于12月抵江西，召开剿共军事会议。他调集十万大军，以曾留日、德学习军事的南昌卫戍司令中将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分八个纵队向红军进攻，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大战在即，红军内部又出了大事。12月初，总前委误以为赣西南充满AB团，形势极险，急忙派出特派员，以彻底肃清AB团势力。该员在赣西南大开杀戒，最后逮捕了驻富田的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激起事变。富田一场大战，结果是谢汉昌脱出，率二十军西渡赣江，与一方面军对峙。而红军在富田、东固一带遭人民激烈反对。二十军深恨一方面军，使出了离间计。中旬，彭德怀突然收到一封毛泽东致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内称决定捕杀军、地共产党，并特地嘱咐古柏要陷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于AB团，以准备清除。同时，朱德也收到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朱、彭分别看出漏洞，断定是大阴谋，立刻宣布拥护团结，并急速通知总前委。总前委只来得及把富田镇压到稍稍平静，无暇再管二十军，就集中精力对付张辉瓒了。
红军挑上了谭道源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总司令鲁涤平的嫡系，击破之则围剿基本失败。谭又不象张是前敌总指挥，比较起来相对好打。但谭道源谨慎有余，死也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既设阵地，红军两次开进，又两次忍耐折回，见无机可乘，转而撩拨张师。张辉瓒是典型的骄兵，一触即跳。红军节节后退，诱其进至龙冈，30日集中所有兵力，一战全歼该师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9千余人，生俘张辉瓒。这一战中，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林彪创造了一篇为人津津乐道的动员令：“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张一败，谭就动，夺路撤向东韶，红军尾追消灭一旅，第一次围剿就此打破。红军歼敌一万二千人，自己损失五千人。
外患暂时消除，中央局在项英的主持下解决富田事变。项英颇有政治家风度，认为二十军的行为无论如何恶劣，总还没有叛变投敌。1931年1月中旬，中央局会议决议定事变为反党反革命行动，但强调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引起的，不是AB团暴动，并决定派人渡河把二十军带回来，对其领导者以教育为主。
张辉瓒被俘后，其家属急忙找关系联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表示愿以一切代价保张的一条性命。蒋介石开出条件，用20万元加一批政治犯，与共产党走马换将。中央派专使赶赴苏区，无奈这时的红军左倾之外还颇有点绿林气息，已于1月末将中将师长“张屠夫”斩首示众，并把首级放在木排上放进赣江，说要漂到南昌去。蒋介石大杀一批政治犯以示报复，据说红军对这个有点儿戏的举动大为后悔。
2月，何应钦集结兵力二十万，卷土重来。此时红军减员的五千人还没有补充，富田事变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力量对比尤其悬殊。红军决策层对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二十万大军，出现了激烈的争执。项英主张放弃江西进四川，有人主张分散游击，毛泽东则坚持还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争执了很久都没有结论。好在何应钦这次的方针是“步步为营”，连营700里缓缓推进，严格依照操典行军，给了红军不短的决定和休整时间。
3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博古上台。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被派往苏区。因为四中全会基本否定了三中全会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而且更左，理所当然地，传达三中全会精神而当上书记的项英遭到了歧视。他们最终拍板同意毛泽东的作战思路与项英失宠恐怕不无关系，因为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懂军事的。于是在4月下旬，毛得以继续按自己的意志指挥部队。不久，任、王又以项英处理富田事变完全失去原则为由，撤销其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会主席职务，均由毛泽东接任。毛的声望空前大盛。
4月下旬，何应钦的连营已经逼近苏区的中心地带。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群山里漫游几天后，把全部三万红军主力扫数集结起来，悄然进入山峰环抱的东固，耐心等待战机。
这一招极高，也极险。因为东固除东方外，其他三面都有敌人，而且距离不过几十华里。一旦走漏消息，红军几乎插翅难飞。但毛选这个地方也有他的道理：一是战术的反常规，正常人实在难以料到；二是东固四围皆山，严密把守各条路口，天机不容易泄露；三是最重要的一条：这里群众基础相当好，富田事变过去之后老百姓很快恢复了对红军的感情。结果红军迫敌而居，隐蔽待机达二十五天之久，敌人虽近在咫尺，仍蒙在鼓里。
红军苦苦地等待驻富田的右路指挥王金钰脱离富田巩固阵地，王金钰找不到敌人，也十分头疼。5月15日，机会终于来了。王部公秉藩师欲自富田开往东固，电报被红军截获，朱、毛火速调动部队，在半路布了口袋。翌日大战，全歼敌一师兼一旅万余人，公秉藩被俘，但此公好狡猾，居然混在士兵队里领到路费逃脱。红军这一仗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完整缴获了公秉藩的一具100瓦功率的电台，从此江西根据地可以直接与上海的党中央联系。但从以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来看，这个收获的副作用竟大得超乎想象，真是福兮祸所伏。
初战既胜，红军挟威向东横扫，十五日长驱五百里，打郭华宗、打孙连仲、打朱绍良、打刘和鼎，五战五捷，打得酣畅淋漓。
此间国、共偷空演了一出“群英会”，蒋介石派黄公略同父兄黄梅庄往彭德怀处说降，彭再施辣手，把黄梅庄灌醉后杀却，人头寄回。
前方打得热火朝天，后方也是一片繁忙。江西根据地，总前委百忙中仍腾出手来“肃反”，算富田事变的帐。二十军自被劝说回来后就遭拆散分编，所有干部700余名一直在监控之下，这时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作为AB团受到审查。让被审查人舒舒服服的显然不起作用，于是施以严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被审查人当然承认自己是AB团。承认还不够，必须检举。而二十军的全部干部都在这里，已经没什么好检举的了，只好胡乱供出些地方干部。如此一“瓜蔓抄”，整个赣西南的干部，90%AB团。于是关、打、杀。总前委不知是信以为真还是意犹未尽，居然给各军下达任务，必须足额捉出。陈毅竟也险些被诬攀进去，他的二十二军不过八千人，却要完成五百AB团的任务。陈毅无法落实，就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如果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包庇呢？这样一推论，陈毅就危险了。他好歹幸免于难，但不幸的是结婚不久的妻子萧菊英以为真的定陈毅为AB团，惊惧自杀。闽西根据地花样翻新，在肃“社会民主党”，情况大同小异。而肃“社会民主党”的风竟然又刮回江西，军地干部再一次遭到清洗。“肃反”杀人以千计，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延续到1932年初。总前委由毛泽东负总责。他的铁腕使他变得不象从前那么受人爱戴，但权威无疑增加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肃反”虽然错了，又很快被周恩来制止，但仍不失为一次练兵。“肃反”的经验被记住而且在以后不止一次地被运用。
6月下旬，在向忠发被捕的同时，蒋介石亲到南昌指挥围剿，兵力三十万，分三路长驱直入。红军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而且苦战后既未休息，也未补充，仓促之间道路已被阻断，无奈绕道千里到兴国集中，敌已连克宁都、瑞金等大小城池，直迫面前，根据地东部全被占领。红军的计划也真快：置南方深入根据地的敌人于不顾，北上在富田打开突破口，自西向东横向切断其后方联络线，待敌北回时择机断其一指。但进兵途中被陈诚、罗卓英识破企图，逆战不利，急速退回兴国，在仅剩的几十平方里的地区集中一天，乃决向东突进。第三天击败上官云相，第四天破郝梦龄，然后连走三天，奔到黄陂歼毛炳文一部。所有敌军掉头向东疾扑，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却以十二军一个军虚张声势吸引敌人，主力乘夜从蒋光鼐和陈诚中间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过，回兴国休整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蒋军尾随红十二军穿山入林，暴走不止，弄得饥疲沮丧，叫苦不迭。就在这时，胡汉民、汪精卫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相抗。蒋权衡缓急，决心退却了。红军养足精神，乘敌退却时吃掉蒋鼎文、韩德勤一个师，又和蒋光鼐的十九军打成相持，再战的力量不足，目送敌人退去。
这一段时间朱毛之间龃龉不少，毛在军中屡离屡回。毛主军的时候红军胜的就多，而毛离开部队，朱带兵的时候就败仗多，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难道戎马一生的川中名将不如一个半路出家的师范生吗？大概毛除眼界毕竟较军人要宽，政治思维要强，又极擅分析总结外，其优势恰好就在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甚至可以说“军旅之事未之闻也”吧。他不按牌理出牌，用《三国》、《水浒》的战法与敌正规军队作战，每每出人意表；身边偏又多老军人或军校生，带兵、操兵、临阵战术指挥可以放手不管，扬“纸上谈兵”之长，避不谙兵事之短；而且毛没当过兵，自身的服从命令意识不强，遇有上级瞎指挥辄敷衍搪塞，甚至置之不理，从而得以据实际情况，凭自己判断行动，少打了很多注定要失败的仗，这恰恰是朱德辈老军人所不能作到的，而林彪在正规训练的基础上，作战的不拘一格很象毛泽东，林虽多次动摇甚或反对毛，毛仍丝毫不减对林的偏爱，以弟子视之，大概多缘于此。辽沈战役结束后，廖耀湘对林彪怒吼：“你打的是什么仗？你懂不懂战术？”一句话显出了技术和艺术的区别。
9月4日，广州国民政府军队进入湖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兵戎相见。18日，沈阳事变。火烧眉毛，且顾眼下，蒋介石没有忘记国土中的小块红色区域，但他实在无暇虑及了。
红军踵着围剿军撤退的步履，接连收复失地，并进而把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9月下旬，红军进入瑞金。途中，红三军军长黄公略遭敌机扫射身死，年33岁。
党和军的首脑机关都驻进了瑞金，暂时安顿了下来。局势稍稍安稳，军从未如此强，地从未如此广，民从未如此多，人们觉得是考虑建立政府，甚至建国的时候了。王明对此尤其重视。中央苏区屡胜强敌，声势越来越大，显得上海的中共中央一发局促，所以就王明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苏区内建立政府，而且是自己能够直接领导的政府，以把这股力量牢牢控制住。这股力量的现有控制者毛泽东自有一套，而且明显自始至终的不听招呼，显然是块绊脚石，应该及早搬掉。恰好借苏区与中央取得无线电联系的大好机会，王明连续发出电报，对苏区发布指示。10月，在动身去苏联的前夕，王明以电报给毛泽东定性，是操着狭隘经验论，走富农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弼时、王稼祥严厉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两条路线斗争”必须集中反右，决定撤销毛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路线斗争的同时，筹备建国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庆祝十月革命，同时也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改瑞金为瑞京。25日，遵中央电报，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取消一方面军名义及与之有关的组织，毛泽东的总政委无疾而终。毛从部队被挤到了政府。27日，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项英、张国焘。“毛主席”这一称呼，就从这时开始。
这一段时间朱毛之间龃龉不少，毛在军中屡离屡回。毛主军的时候红军胜的就多，而毛离开部队，朱带兵的时候就败仗多，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难道戎马一生的川中名将不如一个半路出家的师范生吗？大概毛除眼界毕竟较军人要宽，政治思维要强，又极擅分析总结外，其优势恰好就在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甚至可以说“军旅之事未之闻也”吧。他不按牌理出牌，用《三国》、《水浒》的战法与敌正规军队作战，每每出人意表；身边偏又多老军人或军校生，带兵、操兵、临阵战术指挥可以放手不管，扬“纸上谈兵”之长，避不谙兵事之短；而且毛没当过兵，自身的服从命令意识不强，遇有上级瞎指挥辄敷衍搪塞，甚至置之不理，从而得以据实际情况，凭自己判断行动，少打了很多注定要失败的仗，这恰恰是朱德辈老军人所不能作到的，而林彪在正规训练的基础上，作战的不拘一格很象毛泽东，林虽多次动摇甚或反对毛，毛仍丝毫不减对林的偏爱，以弟子视之，大概多缘于此。辽沈战役结束后，廖耀湘对林彪怒吼：“你打的是什么仗？你懂不懂战术？”一句话显出了技术和艺术的区别。
9月4日，广州国民政府军队进入湖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兵戎相见。18日，沈阳事变。火烧眉毛，且顾眼下，蒋介石没有忘记国土中的小块红色区域，但他实在无暇虑及了。
红军踵着围剿军撤退的步履，接连收复失地，并进而把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9月下旬，红军进入瑞金。途中，红三军军长黄公略遭敌机扫射身死，年33岁。
党和军的首脑机关都驻进了瑞金，暂时安顿了下来。局势稍稍安稳，军从未如此强，地从未如此广，民从未如此多，人们觉得是考虑建立政府，甚至建国的时候了。王明对此尤其重视。中央苏区屡胜强敌，声势越来越大，显得上海的中共中央一发局促，所以就王明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苏区内建立政府，而且是自己能够直接领导的政府，以把这股力量牢牢控制住。这股力量的现有控制者毛泽东自有一套，而且明显自始至终的不听招呼，显然是块绊脚石，应该及早搬掉。恰好借苏区与中央取得无线电联系的大好机会，王明连续发出电报，对苏区发布指示。10月，在动身去苏联的前夕，王明以电报给毛泽东定性，是操着狭隘经验论，走富农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弼时、王稼祥严厉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两条路线斗争”必须集中反右，决定撤销毛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路线斗争的同时，筹备建国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庆祝十月革命，同时也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改瑞金为瑞京。25日，遵中央电报，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取消一方面军名义及与之有关的组织，毛泽东的总政委无疾而终。毛从部队被挤到了政府。27日，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项英、张国焘。“毛主席”这一称呼，就从这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