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话春秋之从井冈山到瑞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04:31
缕叙那两年的事情，头绪虽多，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下面也基本都是人家要我们知道的
八七会议仅仅开了一天。“国际”那方面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以三万字的报告，宣布了短暂的瞿秋白时代的开始，而更长久些的“左倾”的时代也同时开始。
罗明纳兹报告后，时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润之首先发言，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重视军事运动。在另一个场合，他说：“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他要“上山”。会后，毛即奉命赴湘组织秋收暴动，真的“担任土匪工作”了。
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夺取粤、赣、鄂、湘四省中心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毛润之代表湖南省委致函中央，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1917年”是当时普遍对时局的估计。基于此，湖南商定，9月9日修水暴动，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现在一般以为秋收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矿工，是不确的。起义组织者固然头脑发热，总还知道凭仓促集合起来的工农难与敌抗衡。毛润之找到了他的基干力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团，参加南昌起义不值，驻军修水。团长卢德铭，22岁，黄埔二期生，党员，北伐时为叶挺所部。暴动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卢德铭团为一团，与四团攻平江；二、三团攻浏阳，拟得手后两路取长沙。但事难如愿，首先是进军平江途中四团哗变，与一团相打，然后是二、三团占醴陵而复失，占浏阳又陷入重围。两路军受挫撤到文家市，两千多人的部队还剩下一半。
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润之主持召开会议以定行止。此时毛已意识到“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绝不可能，力主“上山”；反对者仍坚持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这支军队得以避免丧师坚城之下。
占山为王，毛润之选择了井冈山。“井”是当地对泉水的土称，山上有大、中、小、上、下五井，山因此得名。这座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又在罗霄山脉万峰丛中，交通极为不便。更兼山势险峻，五大哨口易守难攻，所以政府力量薄弱，历来是盗贼渊薮。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对井冈山有所了解，只是不知道了解的程度是否足以让他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部队向江西行进。在萍乡遭朱培德伏击，卢德铭阵亡。沿途不断有人逃亡，毛润之终于把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时，所余不过七百人，其骨干仍是一团余部。这七百人中，有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张子清，还有伍中豪、何挺颖、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干人物，当时叱咤风云，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七百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一个师，遂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共十个连。毛润之此时有一个创举，在每一个连上设党支部，派党代表。“党指挥枪”，这是我党治军的不二法门。三湾改编于是成为军政史上的奠基之作。
改编之后，第一团进抵井冈山下的宁冈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润之一面筹划“上山”，一面派出何长工，去湖南向省委报告，并寻找南昌起义残部。
井冈山有两股力量。山上王佐，驻茨坪，山下袁文才，驻茅坪。两人同庚，是拜把兄弟，手下各一百余人，以绑票为生，当地称“吊羊”。这样看来，袁、王二人是货真价实的土匪了。但不然，袁文才居然也是一名党员，而且党龄已有一年之久。现在看吸收“吊羊”的人入党，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当时的宁冈，能够策动如此人物，也算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袁既然是党员，一切就好办得多。毛润之遂以一百条枪作见面礼，与袁建立关系，进而将其所部收编。嗣后，袁文才说动王佐与毛润之会面。毛单刀赴会，向王佐陈说革命，又许以七十支枪。1927年10月，王佐接纳第一团上山。毛润之小心地保持与王佐的关系，并不急于企图收编他的部队，而且着力约束军纪，约法三章：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滥觞。
只一座山当当土匪可以，割据则远远不够。毛润之不久即下山，率军攻取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以潭震林为主席。11月，毛泽覃奉朱玉阶之命，自湘南来联络。未几，何长工回茶陵复命。他在广东韶关洗澡的时候听当地驻军范石生部军官闲谈，说到王楷（即朱玉阶）的部队在四十里外的犁铺头，于是连夜赶去，见到了朱玉阶、王尔琢、陈毅。朱毛终于建立了联系。
12月，茶陵遭敌围攻，陈浩叛变，毛润之及时将陈处决。这时毛对比湘赣两敌实力，决定以主要精力对付较弱的江西。1928年1月攻克遂川，学会了不烧房子少杀人以争取群众。但这也成为毛润之日后大遭上级挞伐的“右倾”罪状之一。实际上整个1928年，毛都在尝试土地革命，却发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革命措施一经实施，成果往往恰与预计相反。上级一味主张烧、杀，只分土地已经是比较右的表现了。但在现实中所谓阶级其实是人为划分的，阶级之间并没有天生的仇恨，何况地主多数也劳动，农民对地主多采羡慕和钦佩的态度，认为人家有地是人家的能耐，自己没有，能租上地已经是人家赏饭吃了，杀人分地则等同与作乱和抢劫。再何况地主以族长居多，宗族势力始终是农民崇拜乃至亲近的对象，杀人分地简直是与自己过不去。极少几个土豪作恶甚多，遭人痛恨，杀人分地好象理所当然了，但农民是实际的，知道谁强谁弱，这地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多有与地主暗通款曲甚至逃走的。革命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触动民愤的情况竟也不少。后来采取了变革命为改良的办法，才渐渐好一些了。以后在势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根据地总是采取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地政策。
1928年初，朱培德派军占新城，毛用“敌驻我扰”计，使当地赤卫队日夜袭扰，乘敌疲惫之机率主力收复新城。而后，在遂川的会议上，游击战十二字诀（还只是十二字）正式提出。也就在这时，在原先的“三大纪律”基础上，又补充了“六项注意”。“注意”变成八项是更以后的事，接受林育蓉的提议，新增两项“洗澡避女人”和“解手找厕所”，在当时当地，算相当高的要求了。现在看这种“注意”似乎落后得可笑，事实上，在当时的我党与军队，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一兵，受过一点政治教育后，莫不以精英自居。就是用现在社会上多数人心中对“先进”的判断标准来衡量，我党的理论基础也是最为“先进”的：那是纯粹西方的产物。人们认为自己懂得了宇宙的规律，掌握了世界的未来，遂在心中建立起神圣的信仰，为之陨身不恤——我们暂且这样说吧。不过说真的，这是一股特别的力量，从没有一群人象他们那样，把解放那么多的人作为使命负担在那么微弱的肩上，而解放的途径，是从传统的最深处开始，组织最“不开化”的民众，自觉地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而前方的目标，是以奇怪的西方思想为基础的似乎那么遥不可及的理想。
下山两个月，毛润之非常惦念守“家”的王佐，又受陈浩的刺激，遂于1月派何长工往王佐军中任党代表。何长工精明过人，到任之初就定计擒杀王佐的死敌，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以尹道一的人头，使王佐由戒惧变为信任和钦服。1928年2月袁、王两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王佐并加入了我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宁冈，批评毛润之“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并称据中央文件，开除毛润之的党籍。当时中央派员到各地传达文件时因必须通过白区，文件不能携带，只能由该员记熟，口头传达。于是，“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润之，就被一个特派员的一句话开除了党籍，暂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党指挥枪”，一切决议由支部会议定局。这时的毛润之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师长，真是作茧自缚，连支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犹如皖南事变中的叶挺，不过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缕叙那两年的事情，头绪虽多，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下面也基本都是人家要我们知道的
八七会议仅仅开了一天。“国际”那方面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以三万字的报告，宣布了短暂的瞿秋白时代的开始，而更长久些的“左倾”的时代也同时开始。
罗明纳兹报告后，时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毛润之首先发言，要求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重视军事运动。在另一个场合，他说：“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产生的”。他要“上山”。会后，毛即奉命赴湘组织秋收暴动，真的“担任土匪工作”了。
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夺取粤、赣、鄂、湘四省中心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毛润之代表湖南省委致函中央，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1917年”是当时普遍对时局的估计。基于此，湖南商定，9月9日修水暴动，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
现在一般以为秋收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矿工，是不确的。起义组织者固然头脑发热，总还知道凭仓促集合起来的工农难与敌抗衡。毛润之找到了他的基干力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团，参加南昌起义不值，驻军修水。团长卢德铭，22岁，黄埔二期生，党员，北伐时为叶挺所部。暴动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卢德铭团为一团，与四团攻平江；二、三团攻浏阳，拟得手后两路取长沙。但事难如愿，首先是进军平江途中四团哗变，与一团相打，然后是二、三团占醴陵而复失，占浏阳又陷入重围。两路军受挫撤到文家市，两千多人的部队还剩下一半。
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润之主持召开会议以定行止。此时毛已意识到“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绝不可能，力主“上山”；反对者仍坚持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这支军队得以避免丧师坚城之下。
占山为王，毛润之选择了井冈山。“井”是当地对泉水的土称，山上有大、中、小、上、下五井，山因此得名。这座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又在罗霄山脉万峰丛中，交通极为不便。更兼山势险峻，五大哨口易守难攻，所以政府力量薄弱，历来是盗贼渊薮。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对井冈山有所了解，只是不知道了解的程度是否足以让他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部队向江西行进。在萍乡遭朱培德伏击，卢德铭阵亡。沿途不断有人逃亡，毛润之终于把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时，所余不过七百人，其骨干仍是一团余部。这七百人中，有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张子清，还有伍中豪、何挺颖、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干人物，当时叱咤风云，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七百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一个师，遂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共十个连。毛润之此时有一个创举，在每一个连上设党支部，派党代表。“党指挥枪”，这是我党治军的不二法门。三湾改编于是成为军政史上的奠基之作。
改编之后，第一团进抵井冈山下的宁冈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润之一面筹划“上山”，一面派出何长工，去湖南向省委报告，并寻找南昌起义残部。
井冈山有两股力量。山上王佐，驻茨坪，山下袁文才，驻茅坪。两人同庚，是拜把兄弟，手下各一百余人，以绑票为生，当地称“吊羊”。这样看来，袁、王二人是货真价实的土匪了。但不然，袁文才居然也是一名党员，而且党龄已有一年之久。现在看吸收“吊羊”的人入党，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当时的宁冈，能够策动如此人物，也算了不起的成就了。何况袁既然是党员，一切就好办得多。毛润之遂以一百条枪作见面礼，与袁建立关系，进而将其所部收编。嗣后，袁文才说动王佐与毛润之会面。毛单刀赴会，向王佐陈说革命，又许以七十支枪。1927年10月，王佐接纳第一团上山。毛润之小心地保持与王佐的关系，并不急于企图收编他的部队，而且着力约束军纪，约法三章：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滥觞。
只一座山当当土匪可以，割据则远远不够。毛润之不久即下山，率军攻取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以潭震林为主席。11月，毛泽覃奉朱玉阶之命，自湘南来联络。未几，何长工回茶陵复命。他在广东韶关洗澡的时候听当地驻军范石生部军官闲谈，说到王楷（即朱玉阶）的部队在四十里外的犁铺头，于是连夜赶去，见到了朱玉阶、王尔琢、陈毅。朱毛终于建立了联系。
12月，茶陵遭敌围攻，陈浩叛变，毛润之及时将陈处决。这时毛对比湘赣两敌实力，决定以主要精力对付较弱的江西。1928年1月攻克遂川，学会了不烧房子少杀人以争取群众。但这也成为毛润之日后大遭上级挞伐的“右倾”罪状之一。实际上整个1928年，毛都在尝试土地革命，却发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革命措施一经实施，成果往往恰与预计相反。上级一味主张烧、杀，只分土地已经是比较右的表现了。但在现实中所谓阶级其实是人为划分的，阶级之间并没有天生的仇恨，何况地主多数也劳动，农民对地主多采羡慕和钦佩的态度，认为人家有地是人家的能耐，自己没有，能租上地已经是人家赏饭吃了，杀人分地则等同与作乱和抢劫。再何况地主以族长居多，宗族势力始终是农民崇拜乃至亲近的对象，杀人分地简直是与自己过不去。极少几个土豪作恶甚多，遭人痛恨，杀人分地好象理所当然了，但农民是实际的，知道谁强谁弱，这地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好事，因此多有与地主暗通款曲甚至逃走的。革命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触动民愤的情况竟也不少。后来采取了变革命为改良的办法，才渐渐好一些了。以后在势力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根据地总是采取相对比较温和的土地政策。
1928年初，朱培德派军占新城，毛用“敌驻我扰”计，使当地赤卫队日夜袭扰，乘敌疲惫之机率主力收复新城。而后，在遂川的会议上，游击战十二字诀（还只是十二字）正式提出。也就在这时，在原先的“三大纪律”基础上，又补充了“六项注意”。“注意”变成八项是更以后的事，接受林育蓉的提议，新增两项“洗澡避女人”和“解手找厕所”，在当时当地，算相当高的要求了。现在看这种“注意”似乎落后得可笑，事实上，在当时的我党与军队，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一兵，受过一点政治教育后，莫不以精英自居。就是用现在社会上多数人心中对“先进”的判断标准来衡量，我党的理论基础也是最为“先进”的：那是纯粹西方的产物。人们认为自己懂得了宇宙的规律，掌握了世界的未来，遂在心中建立起神圣的信仰，为之陨身不恤——我们暂且这样说吧。不过说真的，这是一股特别的力量，从没有一群人象他们那样，把解放那么多的人作为使命负担在那么微弱的肩上，而解放的途径，是从传统的最深处开始，组织最“不开化”的民众，自觉地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而前方的目标，是以奇怪的西方思想为基础的似乎那么遥不可及的理想。
下山两个月，毛润之非常惦念守“家”的王佐，又受陈浩的刺激，遂于1月派何长工往王佐军中任党代表。何长工精明过人，到任之初就定计擒杀王佐的死敌，七县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以尹道一的人头，使王佐由戒惧变为信任和钦服。1928年2月袁、王两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长工。王佐并加入了我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宁冈，批评毛润之“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并称据中央文件，开除毛润之的党籍。当时中央派员到各地传达文件时因必须通过白区，文件不能携带，只能由该员记熟，口头传达。于是，“一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润之，就被一个特派员的一句话开除了党籍，暂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党指挥枪”，一切决议由支部会议定局。这时的毛润之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师长，真是作茧自缚，连支部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犹如皖南事变中的叶挺，不过一枚橡皮图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