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话春秋之江南士人的另类元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46:56

    首先作一下题解。地点为什么是江南?因为有元一代,江南人最能够代表汉人。这并不仅是因为元把中国人分为四等,更大的原因是江南始终在汉人手里,而中原受辽、金、蒙古统治百余年,诸胡杂居,人民具有复杂的性格。比如元末大乱的代表人物,刘福通在两淮,张士诚在江苏,陈友谅在江西,徐寿辉在湖北,明显多于北方。人物为什么是士人?因为士人,广义包括读书人、士绅、地主,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性力量,在他们身上,体现并传递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精神,无论对上对下,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也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民,就如土地,功用唯长出青草和提供场地让大小动物啃食和奔突耳,何尝有权力与手眼来对自己创造的历史置喙。


提到元代士人地位,人们很方便地就会想起“九儒十丐”。“臭老九”这个词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但“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清代已遭人怀疑。阮元经过考证绍兴府学所立的碑文,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近代也多有名家对此发表不同见解,认为这只是士人一面不满于元的轻视态度,一面作官无门,又对率先仕元的文人心怀复杂感情,愤激之余,发的牢骚而已,元朝士人的景遇总比金要好。


说起来蒙古英雄们可也真没文化。成吉思汗下令:“凡我子孙,不得居住城市。”征服中原后一切城邑,率皆委而去之,焚毁金大都,甚至还打算悉空中原之地以放牧,幸亏耶律楚材劝住了,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好感(除了盼望从道家那里搞来点长生的方子),蒙古人简直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还有不农不牧,一样穿衣吃饭的人,也不知拿来做什么用,于是将儒士没为奴隶,加征徭役。耶律楚材终于又劝动了窝阔台以儒术选士,但仍把他们混为编氓。直到蒙哥当了汗,高智耀再劝,说读书人学了很多道理,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还是不要让他们干体力活了罢。蒙哥好象有点懂,但是非常傻地问:“儒家何如巫医?”盖在蒙古人心目中,道理都在天那儿,和天有联系的是巫,只有巫才是文化人、掌握神秘力量的人、应该随时请教的人。高ft之余,只好下气说,儒家的道理比巫科学又有效,是治理天下的好帮手。总算蒙哥天纵英明,说:“靠,以前没人告诉过我。”这才下令免除士人的徭役,但是仍然不予重用。忽必烈令人怀疑地当上了汗,后来改叫皇帝之后,士人的春天姗姗来迟。忽必烈任一批汉人为要职,有事辄问:“曾与蛮子(江南人)秀才商量否?”后来居然开科取士,虽然蒙古人、色目人答别一张卷子,士人仍欢欣鼓舞。但尴尬的是,科举并不按期举行,又时废时复,“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十九人而已”,士人只好在不考试的年头屈身为吏,到“大比之年”再奋发读书。当官的希望既然渺茫,圣贤书逐渐失去了魅力,文人的兴趣向旁侧发展,于是写小说,写戏。元代的文人为什么不去写诗而热衷于戏剧,历来说法不一,主要的争论在当时文网的是否严苛,争论双方不乏大家,甲某自然不敢妄加评论,但窃以为蒙古人恐怕没有那么多耐心和那么深的文化去分辨、惩治,比附出清来也是不恰当的,况且从当时的历史剧汉宫秋昭君怨,直接阐述汉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而元并无反应来看,也不象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王朝。而自视较高的读书人往往优游一世,他们的生存环境竟前强于宋,后优于明。


江南士人的优游生活是元赐予的。早在忽必烈南渡之初,就下诏降低赋税,禁止哄抬物价,平抑通货膨胀。元、明、清三代研究元史的人们和笔记史料的作者们都说,元代江南赋税较宋有大幅度的减轻。谈迁说“吴浙晏然”,“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轻徭薄赋”;清人说“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元政府还多次下诏免赋,有时一次即免江南税粮三分之二。江南地主匿藏腴田,政府并不干预。经历了贾似道买公田的大小地主,当然“如释重负”,江南于是“诚所谓盛也矣”。士人们过着奢华悠闲的生活,安居暇食,诗酒自娱,市镇繁华,一时极盛。这从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就可以窥见。近世钱穆先生也说:“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余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宴觞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所以,元末的大动乱中,江南士人分为三派,一是逃避,各不相助,如杨维桢;拥护张士诚,对抗朱元璋,如戴良,或仅仅不支持朱元璋,如冯小青;支持朱元璋,如刘伯温。而以张派为最多,因为张士诚既是汉人,又大力拉拢士人,深得很多人的欢心。于是朱围苏州时,居民毁家纾难,抵抗非常顽强。到明初,朱元璋以其狭隘的农民精神,对吴浙课税极重,一些士人居然对远走的元抒发起故国之思来:“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士人的领袖如此,普通人的行为更平凡而有说服力。为了尽快在元作官,江南士人自觉地将宋之遗习消灭。他们辫发短衣,豪侈粗戾,甚至操胡语,变胡姓,流风所及,至于江南平民。宋濂就说:“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习,变且尽矣。”据明的何孟春说,明朝立国百余年,胡俗才渐渐退去。


    这和传统上认为元代苛捐杂税极重人民苦不堪言,终于奋起反抗的说法有一些不同。当然,在传统社会,官员腐败是必然的,人民也永远苦不堪言,特别是元不懂得儒家以道德约束行为居然也有真实的成分在里面,于是越发迅速地腐败,但元的赋税实际上是并不重的。窃以为元在江南的轻赋很可能并不是出于“宽仁”,而是因为“不会”。元代北方承接辽、金,采租庸调制,按户征税,而江南则是按田亩课税。元打下江南,就接收了宋的一笔糊涂帐,面临着并不熟悉的财政制度。皇帝对这摸不着头脑,也没有精力把南北的财政统一,只好委托给地方官了事。江南是新定的国土,照例应该优待,拉拢主导势力,于是频频减税,这导致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中央政府财政危机。元唯一的对策就是发行纸币,而纸币没有准备金,贬值之速令人畏惧。到元末,天下大灾,政府没有钱来赈济灾民、恢复民生、平准物价,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民在政府那里断绝了希望,才起来反抗。所以说,元不败于民族矛盾,而败于文化的不发达。

让人惊异的是,元竟也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刑罚极其野蛮残酷。忽必烈南渡时就曾下诏杜绝滥杀,废除酷刑,宋的黥刑就是他革掉的。有学者统计过,唐、宋、元朝在死刑执行时的法外酷刑分别是91411种,元朝比唐朝多两种,但比宋朝少三种,介于两者之间。唐、宋、元朝在拷讯时的法外酷刑分别为:1497种,元朝不仅比宋朝少两种,而且远远少于唐朝。当然书面上的刑法和实际操作并不一定相同,元也确实对北人和南人在处罚上不平等,甲愧没有看到刑罚适用方面的史料,只能说,至少在规定层面上,元代刑法可得一“中”字。


先写到这里,作一个收结道:甲对元的蒙古民族是尊重的。他们虽然行止野蛮,文化幼稚,缺乏对偌大帝国管理的能力,甚至似乎有为征服而征服的倾向,但至少,作为一个民族,元的蒙古人在整体上是有自尊心和荣誉感的。他们不象以前的拓拔部鲜卑人和以后的满洲人那样下作,而是自觉地维护自己血统和文化的独立,尽量避免被巨噬细胞一样的汉文明所同化。于是,在不熟悉和不习惯的中原(蒙古人虽然迷醉于中原的繁华,但他们好象从来没有习惯过。比如元的皇帝每年至少有半年时间在草原避暑)度过百年后,蒙古人回到了广袤凉爽的大漠,仍然带着尊严。汉人为复国而雀跃,蒙古人却好象只是经过了一次转场。


鉴于蒙古的主支在元末被驱逐到了今外蒙古,今日的外蒙古人终于上世纪正式独立后,在民族上又不同于中国的蒙古族,那么有元一代,究竟是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段,还是外来民族的征服,似乎还有讨论的可能。
    首先作一下题解。地点为什么是江南?因为有元一代,江南人最能够代表汉人。这并不仅是因为元把中国人分为四等,更大的原因是江南始终在汉人手里,而中原受辽、金、蒙古统治百余年,诸胡杂居,人民具有复杂的性格。比如元末大乱的代表人物,刘福通在两淮,张士诚在江苏,陈友谅在江西,徐寿辉在湖北,明显多于北方。人物为什么是士人?因为士人,广义包括读书人、士绅、地主,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性力量,在他们身上,体现并传递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精神,无论对上对下,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也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民,就如土地,功用唯长出青草和提供场地让大小动物啃食和奔突耳,何尝有权力与手眼来对自己创造的历史置喙。


提到元代士人地位,人们很方便地就会想起“九儒十丐”。“臭老九”这个词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但“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清代已遭人怀疑。阮元经过考证绍兴府学所立的碑文,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近代也多有名家对此发表不同见解,认为这只是士人一面不满于元的轻视态度,一面作官无门,又对率先仕元的文人心怀复杂感情,愤激之余,发的牢骚而已,元朝士人的景遇总比金要好。


说起来蒙古英雄们可也真没文化。成吉思汗下令:“凡我子孙,不得居住城市。”征服中原后一切城邑,率皆委而去之,焚毁金大都,甚至还打算悉空中原之地以放牧,幸亏耶律楚材劝住了,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好感(除了盼望从道家那里搞来点长生的方子),蒙古人简直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还有不农不牧,一样穿衣吃饭的人,也不知拿来做什么用,于是将儒士没为奴隶,加征徭役。耶律楚材终于又劝动了窝阔台以儒术选士,但仍把他们混为编氓。直到蒙哥当了汗,高智耀再劝,说读书人学了很多道理,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还是不要让他们干体力活了罢。蒙哥好象有点懂,但是非常傻地问:“儒家何如巫医?”盖在蒙古人心目中,道理都在天那儿,和天有联系的是巫,只有巫才是文化人、掌握神秘力量的人、应该随时请教的人。高ft之余,只好下气说,儒家的道理比巫科学又有效,是治理天下的好帮手。总算蒙哥天纵英明,说:“靠,以前没人告诉过我。”这才下令免除士人的徭役,但是仍然不予重用。忽必烈令人怀疑地当上了汗,后来改叫皇帝之后,士人的春天姗姗来迟。忽必烈任一批汉人为要职,有事辄问:“曾与蛮子(江南人)秀才商量否?”后来居然开科取士,虽然蒙古人、色目人答别一张卷子,士人仍欢欣鼓舞。但尴尬的是,科举并不按期举行,又时废时复,“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十九人而已”,士人只好在不考试的年头屈身为吏,到“大比之年”再奋发读书。当官的希望既然渺茫,圣贤书逐渐失去了魅力,文人的兴趣向旁侧发展,于是写小说,写戏。元代的文人为什么不去写诗而热衷于戏剧,历来说法不一,主要的争论在当时文网的是否严苛,争论双方不乏大家,甲某自然不敢妄加评论,但窃以为蒙古人恐怕没有那么多耐心和那么深的文化去分辨、惩治,比附出清来也是不恰当的,况且从当时的历史剧汉宫秋昭君怨,直接阐述汉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而元并无反应来看,也不象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王朝。而自视较高的读书人往往优游一世,他们的生存环境竟前强于宋,后优于明。


江南士人的优游生活是元赐予的。早在忽必烈南渡之初,就下诏降低赋税,禁止哄抬物价,平抑通货膨胀。元、明、清三代研究元史的人们和笔记史料的作者们都说,元代江南赋税较宋有大幅度的减轻。谈迁说“吴浙晏然”,“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轻徭薄赋”;清人说“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元政府还多次下诏免赋,有时一次即免江南税粮三分之二。江南地主匿藏腴田,政府并不干预。经历了贾似道买公田的大小地主,当然“如释重负”,江南于是“诚所谓盛也矣”。士人们过着奢华悠闲的生活,安居暇食,诗酒自娱,市镇繁华,一时极盛。这从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就可以窥见。近世钱穆先生也说:“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余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宴觞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所以,元末的大动乱中,江南士人分为三派,一是逃避,各不相助,如杨维桢;拥护张士诚,对抗朱元璋,如戴良,或仅仅不支持朱元璋,如冯小青;支持朱元璋,如刘伯温。而以张派为最多,因为张士诚既是汉人,又大力拉拢士人,深得很多人的欢心。于是朱围苏州时,居民毁家纾难,抵抗非常顽强。到明初,朱元璋以其狭隘的农民精神,对吴浙课税极重,一些士人居然对远走的元抒发起故国之思来:“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士人的领袖如此,普通人的行为更平凡而有说服力。为了尽快在元作官,江南士人自觉地将宋之遗习消灭。他们辫发短衣,豪侈粗戾,甚至操胡语,变胡姓,流风所及,至于江南平民。宋濂就说:“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习,变且尽矣。”据明的何孟春说,明朝立国百余年,胡俗才渐渐退去。


    这和传统上认为元代苛捐杂税极重人民苦不堪言,终于奋起反抗的说法有一些不同。当然,在传统社会,官员腐败是必然的,人民也永远苦不堪言,特别是元不懂得儒家以道德约束行为居然也有真实的成分在里面,于是越发迅速地腐败,但元的赋税实际上是并不重的。窃以为元在江南的轻赋很可能并不是出于“宽仁”,而是因为“不会”。元代北方承接辽、金,采租庸调制,按户征税,而江南则是按田亩课税。元打下江南,就接收了宋的一笔糊涂帐,面临着并不熟悉的财政制度。皇帝对这摸不着头脑,也没有精力把南北的财政统一,只好委托给地方官了事。江南是新定的国土,照例应该优待,拉拢主导势力,于是频频减税,这导致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中央政府财政危机。元唯一的对策就是发行纸币,而纸币没有准备金,贬值之速令人畏惧。到元末,天下大灾,政府没有钱来赈济灾民、恢复民生、平准物价,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民在政府那里断绝了希望,才起来反抗。所以说,元不败于民族矛盾,而败于文化的不发达。

让人惊异的是,元竟也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刑罚极其野蛮残酷。忽必烈南渡时就曾下诏杜绝滥杀,废除酷刑,宋的黥刑就是他革掉的。有学者统计过,唐、宋、元朝在死刑执行时的法外酷刑分别是91411种,元朝比唐朝多两种,但比宋朝少三种,介于两者之间。唐、宋、元朝在拷讯时的法外酷刑分别为:1497种,元朝不仅比宋朝少两种,而且远远少于唐朝。当然书面上的刑法和实际操作并不一定相同,元也确实对北人和南人在处罚上不平等,甲愧没有看到刑罚适用方面的史料,只能说,至少在规定层面上,元代刑法可得一“中”字。


先写到这里,作一个收结道:甲对元的蒙古民族是尊重的。他们虽然行止野蛮,文化幼稚,缺乏对偌大帝国管理的能力,甚至似乎有为征服而征服的倾向,但至少,作为一个民族,元的蒙古人在整体上是有自尊心和荣誉感的。他们不象以前的拓拔部鲜卑人和以后的满洲人那样下作,而是自觉地维护自己血统和文化的独立,尽量避免被巨噬细胞一样的汉文明所同化。于是,在不熟悉和不习惯的中原(蒙古人虽然迷醉于中原的繁华,但他们好象从来没有习惯过。比如元的皇帝每年至少有半年时间在草原避暑)度过百年后,蒙古人回到了广袤凉爽的大漠,仍然带着尊严。汉人为复国而雀跃,蒙古人却好象只是经过了一次转场。


鉴于蒙古的主支在元末被驱逐到了今外蒙古,今日的外蒙古人终于上世纪正式独立后,在民族上又不同于中国的蒙古族,那么有元一代,究竟是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段,还是外来民族的征服,似乎还有讨论的可能。
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的以猛治国,就是借鉴了元代宽而失政的教训,结果矫枉过正才造成的。
一直想了解,宽是指的哪些方面。不知道有没有学派大佬指点一二。
最后那句话胡说八道!

元北去后,未尝无一日不思有南土,那是花花世界流奶趟蜜的江山!即使准噶尔时代,准噶尔就是中国之意,准噶尔历代君主都以混一宇内为目标,所谓的外蒙古也在有清一朝300年统一于中国之内。
元代的政治特点并不在于宽松还是严厉,而在于粗疏,无论是统治机构还是法令都很粗放,所以往好了说是不扰民,往坏了说是不管事。
元代的粗放式管理正说明蒙古人文化低下落后。

金其实也不咋地。

蒙古女真满洲进中原之前如果有北魏一样的缓冲过渡应该会好得多
鉴于蒙古的主支在元末被驱逐到了今外蒙古,今日的外蒙古人终于上世纪正式独立后,在民族上又不同于中国的蒙古族,那么有元一代,究竟是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段,还是外来民族的征服,似乎还有讨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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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对之后蒙古部族的发展不太了解
现代的蒙古分布主要渊源不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时期的蒙元帝国,
而是16世纪达延汗及其子孙重新统一蒙古,分封6个万户的产物。
怎么还得出外蒙古人在民族上不同于中国的蒙古族之类的奇谈怪论。

现代的蒙古族的分布主要分三个部分,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
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人于十四世纪被明逐出长城后,已经四分五裂,直到达延汗于十六世纪才一度予以统一,
  
达延汗时期全蒙古,主要分为六万户蒙古、四卫拉特和东北至大兴安岭东西的蒙古诸部几大块,这也是当代世界蒙古族的主要来源.
  
达延汗的后裔在后来逐渐又分为四部,其嫡子的察哈尔部、河套地区两个孙辈的鄂尔多斯部(其后代有个很有名的写<蒙古源流>的萨刚彻辰) 和土默特部(就是历史闻名的顺义王俺答汗的后裔),留守漠北的喀尔喀部,
  
另外还有东北一代几个相当大的部落,跟这四个部落同时并存的,一是住在东北北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这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部族,是黄金家族中旁系中最大的势力,也是后来与满请关系最紧密的部族,另一个是住在东北西部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是成吉思汗功臣者勒蔑的后裔。还有翁牛特部,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斡赤斤的后代,
这些部族除了部分喀尔喀部以外,基本上构成了中国内蒙和东北蒙古族的主要来源.
  
外蒙古的族群来源主要是达延汗所建立的喀尔喀万户的一部分。喀尔喀万户主要分为达延汗第六子阿勒楚波乐特管辖哈拉哈河东岸的内五部喀尔喀,和其最小的儿子格尔森扎管辖哈拉哈河西岸的外七部喀尔喀。
  
后来由于布迪汗时期叛乱,给外七部喀尔喀很大的向西发展的空间,成为了现在的蒙古国的主要雏形。其余的内五部喀尔喀在虎剌哈赤哈萨尔诺颜的率领下南迁至辽河套地区.后来成为了内蒙古的一部分.
  
四卫拉特的部族是现代中国西北蒙古族和俄罗斯卡尔梅克人的来源,主要是非黄金家族的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稍后被辉特部取而代之),和另一支蒙古人的和硕特部(这个是黄金家族的).后来和硕特部迁移到了青海,成为当地蒙古族的主要来源
还有一个卫拉特蒙古的近支,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人,是现代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主要来源
  
卫拉特蒙古比较著名的就是绰罗斯氏的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等先后被满清征服和招抚,后来迁移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即卡尔梅克人)也大部分回归.
  
总的说来,中国和蒙古继承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主要部分,按照归附清朝的先后分为内外蒙古,
俄罗斯的蒙古人主要是卫拉特人和布里亚特人。
一直想了解,宽是指的哪些方面。不知道有没有学派大佬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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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了,说是宽,其实还在于蒙古族统治者的草原习性远没有退化,什么都比较随意,
受中国传统汉族王朝的各种严格的规章礼仪遵守的都比较混乱,其实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像忽必烈时期,有四年就根本没判处过死刑,这绝对不是说明没人犯罪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这几乎接近于废除了死刑。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8-3-14 11:32 发表
元代的政治特点并不在于宽松还是严厉,而在于粗疏,无论是统治机构还是法令都很粗放,所以往好了说是不扰民,往坏了说是不管事。


所以之后朱元璋极力加强中央集团,和目睹元末中央政权的软弱和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元末的表现,也是在令人瞠目,
就靠着一帮色目,汉人的义兵和红军,盐匪,海盗打。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8-3-14 11:32 发表
元代的政治特点并不在于宽松还是严厉,而在于粗疏,无论是统治机构还是法令都很粗放,所以往好了说是不扰民,往坏了说是不管事。

不管事总比乱管事好。所谓苛政孟与虎。
我听说明朝赋税也很轻,这也是造成明代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倒认为赋税过轻 固然与民休息,  但是国家没有财力,打仗,工程,赈灾等等事情都很难办,而且即使轻徭薄赋的来的利益民众也不见得享受得了, 一是土地兼并地主的剥削, 更重要的是产出的收益被人口滋生无情吞噬

   具体到明后期徭役田赋都折银缴纳后,臣民就可以完全不用为国家承担义务了, 个人也是认为这也是明朝后期军队雇佣化以后连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都无法维持的重要原因
结论还不就是不同。

至于明的财政困难的原因,关键不在赋税的轻重,而是这种以农业立国,赋税及于每一户的制度的必然结果.明后期的一条鞭法根本没有全部实行过.
结论还不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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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同?
不同就是归附清朝的时间不同,
同一个喀尔喀部族,内喀尔喀就成了内蒙,外喀尔喀就成了外蒙,
和民族意义上毫无差别,
人家被赶跑到哪里去了?蛮子脑子不好使么?:@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8-3-14 11:32 发表
元代的政治特点并不在于宽松还是严厉,而在于粗疏,无论是统治机构还是法令都很粗放,所以往好了说是不扰民,往坏了说是不管事。

此乃正解。因为他们对政治和管理国家还是一知半解。
原帖由 rfzzzzzzzz 于 2008-3-14 17:55 发表
不管怎样,就算鞑子后来有康乾盛世,还是注定要被赶跑的.汉族就是中华的主要代表.

康乾盛世。。。你听一帮满遗瞎吹呢
]]
原帖由 霞飞大将 于 2008-3-30 13:04 发表

此乃正解。因为他们对政治和管理国家还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就说,清朝和外星人签定不平等条约出卖地球球权的事别人还不信,否则清朝能统治200多年?
不管怎样,就算鞑子后来有康乾盛世,还是注定要被赶跑的.汉族就是中华的主要代表.
这种话有意义吗?你嘴巴是痛快了,可是赶跑了,赶到国外了?如果这样,那现在各种分裂势力独立就是合理的了!
引用:
原帖由 rfzzzzzzzz 于 2008-3-14 17:55 发表
不管怎样,就算鞑子后来有康乾盛世,还是注定要被赶跑的.汉族就是中华的主要代表.
康乾盛世?蕃薯盛世。
楼上的口号贴反映了用梦呓代替讨论的不良倾向。;P
用梦呓代替讨论的不良倾向?康乾盛世本来就是番薯盛世。:D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任何作物的推广都需要政府的运作,番薯要是能早点推广,恐怕明末吃观音土的惨状就会少很多了。
盛世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很正常么。

赶跑鞑子?赶到哪里去了,民国是五族共和:D
明末吃观音土?怎么也比不上番薯盛世。

所谓的“康乾盛世”几乎无年不饥      

  以下摘录可不是来自什么山林野史,而是来自满清遗老遗少自己编写的《清史稿》哦。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      

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      

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      

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五年冬,江陵、崇阳饥。七年,寿州饥。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十年,崇明、海宁饥。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十二年秋,武进大饥。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
乾隆元年夏,海阳饥。三年秋,平阳饥。四年春,葭州饥。夏,砀山饥。五年,巩昌、秦州、庆阳等处饥。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七年春,山阳饥。夏,宜都饥。秋,亳州饥。八年春,南昌、饶州、广信、抚州、瑞州、袁州、赣州各府大饥。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县饥。九年,高邑大饥。十年,正定、赞皇、无极、★城、元氏等县饥。十一年春,沾化饥。夏,庆云、宁津饥。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饥。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     

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十九年,罗田饥。二十年,溧水、通州饥。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二十三年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     

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二十九年秋,东光大饥。三十年春,桐庐饥。秋,吉安、广信、袁州、抚州饥。冬,威远饥。三十一年,济南、新城、德州、禹城饥。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饥。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饥。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饥。三十五年,兰州、巩昌、秦州各属大饥。三十六年夏,会宁、肥城大饥。秋,新城、宁陕     
饥。三十八年秋,文登、荣成饥。三十九年秋,秦州、镇番大饥。四十年,溧水、武进、高邮、南陵大饥。四十二年秋,陆川饥。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县饥。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县、随州、枝江饥。夏,秦州属饥。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饥。四十七年,滦州、昌黎、临榆饥。四十八年春,黄县饥。秋,绥德州饥。四十九年春,葭州饥。夏,来凤饥。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     

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五十二年,临榆大饥。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饥。五十四年夏,宜都饥。五十五年秋,禹城饥。五十六年,邢台等八县饥。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五十八年春,常山饥。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县饥。六十年春,蓬莱、黄县、栖霞饥。夏,麻城饥。     

(清史稿.灾异志)     

所谓的“康乾盛世”几乎无年不饥,“人相食”、“民死大半”、“死者枕藉”、“鬻男女”、“鬻子女者无算”、“饿殍载道”、“民多饿死”、“父子相食”   
历史上哪个盛世是这样的?
这个嘛,元用四书取仕也算一大进步吧
原帖由 午夜太阳 于 2008-4-22 19:10 发表
所谓的“康乾盛世”几乎无年不饥,“人相食”、“民死大半”、“死者枕藉”、“鬻男女”、“鬻子女者无算”、“饿殍载道”、“民多饿死”、“父子相食”   
历史上哪个盛世是这样的?


中国地方很大,农业社会几乎每年都有地方饥荒,

多看看史书,少出来显摆,好么?

对了,怎么不把唐宋元明的史书关于灾荒的记载拿出来看看啊?坦率的说,清朝的荒政是比较好的——对了,你知道“荒政”是什么意思么?
不是大话春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