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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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祥吉先生曾据日本史学界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日记撰文，提出张之洞庚子年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的思想，并为此作了一系列论证：第一，张之洞背着朝廷派出了一个由自己长子张权为首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并聘请日本军事专家，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作为其建立新政府的坚强的武力后盾；第二，张之洞还曾与亲信幕僚密谋策划；第三，张之洞一直容忍自立军在自己的辖区内活动，直到得知慈禧太后政权稳定，才迅速斩杀唐才常与自立军。证之史实，孔先生对于有关史料的引证与解读多有破绽，其所作各项论证均根本不能成立。

　
　　曾见《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刊载《宇都宫太郎的日记印证范文澜推理：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一文，颇吸引眼球。原来该文是在推介时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的论文《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以下简称《孔文》）。《孔文》提出庚子年张之洞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的思想，此确为石破天惊之论。然而，仔细拜读孔先生原文后，对于其立论的核心依据——所谓“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最重要的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以及孔先生围绕其中心论题所做的各项论证，尤其是其对所征引史料中的关键词“政府”含义的理解，均颇有疑惑。故不揣谫陋，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就教于孔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几点商榷

　　（一）对《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译文及相关史实的质疑与正误

　　《孔文》得出“张之洞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独立称王的思想”这一论断的核心资料，是宇都宫太郎《当用日记》明治33年（1900）6月28日的记载，现转录如下：

　　此日夜半时分，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此处有一非常明显的破绽，即所谓“天子蒙尘既久”。日本明治纪年是公历。此时（1900年6月28日）八国联军尚未攻下天津，更没有攻占北京，何有“天子蒙尘既久”之说？不可理解的是：《孔文》一再强调张之洞“独立称王”思想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前，所谓“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这与“天子蒙尘既久”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孔文》又据日记“张某曾有言”称：“这里的‘有言’二字颇重要，很有可能是张之洞在其子张权离开武汉前所言。”查张权一行是庚子四月初六日（1900年5月4日）离开武汉的。诚如是，则更是匪夷所思了。从具体时间上来看，这则日记所述史实应当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及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之后。由此，笔者认为，这则日记的真实性是有严重问题的，或者是翻译有误。

　　查宇都宫太郎明治33年（1900）6月28日日记原文如下：

　　此夜仲ノ町にて銭恂と会し、平岩の通訳にて時事談を為したる一節に、張等は天子蒙塵（多分長安に）することもめらば清国は無政府と為るべく、其際には南部二、三の総督は連合して南京に一政府を立つるの止を得ぎるに至らん云云の語めり。①今翻译成中文如下：

　　是夜于仲之町会晤钱恂，由平岩翻译，谈论时事。其间有谓：张等曾言，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②以此对比《孔文》的翻译，可见其有三处明显的错误（以上三处划线部分）：其一是把地名“仲之町”误作“夜半时分”，增添了会谈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把主人公由复数“张等”误作单数“张某”，以圆所谓“独立称王”之说；其三是把时态由假设性的将来时“倘若天子蒙尘”误作肯定的过去时“天子蒙尘既久”，以致与实际史实不合，殊不可解，因而露出破绽，使笔者怀疑这则日记的真实性。

　　可见，日记中“张等”并不专指张之洞，其实应是“南部二三总督”。所谓“张等曾言”云云，当然不可能是指张之洞“独立称王”了。《孔文》从“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而引申出张之洞“独立称王”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且不说“政府”与“成立一政府”当作何解，本文拟在下节专论。撇开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论，单就所引文句的字面意思来说，最多只能说是：希望联合南部几个总督共同成立一个新政府。而地点又在南京，根本不是在张之洞辖区之内。不知从何处可见张之洞欲“独立称王”之意？而且，按照正确的译文，“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新政府”，尚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条件，即“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揆诸史实，“天子蒙尘”之后，南部总督实际上也没有成立“新政府”，只是在此前就搞起了“东南互保”，这与成立“新政府”云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实，从上引整段日记的语气来看，钱恂会晤宇都宫太郎不过闲谈而已，实在看不出有密谋大计的迹象。仅仅凭借这样一段错译资料，而断然认定其“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实无异于沙滩筑楼，非成危房不可。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疑问。《孔文》旨在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认为“想成立新政府的意见是张之洞亲口对他的亲信所说，而不是通过电报或书信表达的”。又说：“钱恂向宇都宫太郎提出张之洞要成立新政府的建议时，张权已经来到东京一个多月。这样重大的问题，钱恂显然是在与张权等仔细商议之后，才正式向日方提出的。”这些文字无非强调张之洞与钱恂行事的隐秘与慎重。但是，张之洞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儿子张权亲自向日方提出，而要让一个外人钱恂（尽管是亲信）做中介呢？此亦不可解。　

  　顺便指出两个史实问题：其一，《孔文》所谓“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其“为首”说言重了。据《孔文》介绍：“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军事情报人员……庚子期间，宇都宫太郎回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工作，身处要地，耳目灵通。其职位虽不甚高，却能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根据参谋总长、次长意图制定日本在华作战方略。”无论如何强调宇都宫太郎多有能耐，恐怕都难以说日本军方是以其“为首”的。其二，《孔文》所引的几条宇都宫太郎《当用日记》，时间在明治33年（1900）6月28日至7月12日。当时八国联军正在进攻天津。天津是7月14日沦陷的。但《孔文》却说：“久保田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日记虽然仅有几天，但内容却至关重要。当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八国联军已攻克大沽炮台，占领了天津，向北京进发。”所述史实显然有误。

　　（二）张权一行赴日考察之史实考辨

　　《孔文》第二节论述张权一行赴日考察的有关史实，标题为“日本档案中的重要记载”。其实只用了两件日本档案：一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关于张权一行赴日行程及名单的报告；二为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关于张权等人归国行程的报告。这两件均为例行报告，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事实上，关于张权庚子年日本之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未刊张之洞档案，甚至已刊《张之洞全集》，均有更多详细的记载。孔先生似未曾多加注意。③ 下面主要就所见未刊与已刊张之洞史料，对《孔文》有关说法予以考辨。

　　1.张权赴日原委

　　张权，字君立，张之洞长子，进士出身。《孔文》所谓“举人出身”，大概是就强学会时期的张权而言。其实，张权后于戊戌年中式三甲第六十三名进士，分发户部主事。指出这个小纰漏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张权的出处进退问题。如果张权尚是举人，那么他的前途主要是应考会试。事实上，张权已是进士，故其当务之急是考虑仕途问题。对此，久历宦海的张之洞深知，如果按部就班，张权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于是，他便为之亟谋新的出路。张之洞不愧官场老手，很快便从多年办洋务的经历中敏感地晤到：出洋已成宦途捷径。次年初，张之洞听说自己的门生、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袁昶将为出使俄国大臣，便致电请派张权为参赞。电称：

　　闻奉命使俄，欣贺。小儿权，有志游历外洋，增长学识，极恳奉带，可否派充三等参赞？常承函丈教诲，曷胜感祷。即望示复。何日出京？并示。④同时，他还托同在总署的另一门生许景澄从中说项。有电称：“闻爽秋（袁昶字——引者）使俄，拟恳奏带小儿权出洋，可否派充三等参赞？祈转达，示复。”⑤ 又听说出使英国大臣将更换，便嘱许、袁二人转托新任使臣。电许景澄称：“文电悉。游历英尤胜俄。如英使派出时，望转托。否则，俄亦可。感祷。”⑥ 电袁昶称：“蒸电感悉。闻英使亦将更换，如派定时，祈转托。英国可学事多，去德、法近，尤胜。如不能行，俄亦可。望与竹筠（许景澄字——引者）共言之。至感。”⑦ 后因袁昶并未使俄，英使也并未更换，所议便作罢论。

　　但是，张之洞并没有放弃。随后，他又致函自己的姐夫、时以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的鹿传霖，并命张权前往晋谒，请其出具公牍，派张权自费出洋游历，考察军事、教育及农工商务等事。此函将张之洞内心想法和盘托出，现全文引录如下：

　　儿子权签分户部，即日日驱车入署，伏案点稿，亦须十五六年方能补缺。时势日艰，年力已过，即使吏事娴熟，亦于时局无补。况鹜行纸尾，并无吏事之可学乎。且每年须赔贴资费千余金，此数十年之费，拙力岂能供之？是以令其在外历练世事，或可稍裨实学。惟在鄂深居署内，不便令其出外交游，又不便令其讲习公事，则仍是一无所见闻，无从阅历。方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然自行出洋，诸多未便。执事现领南洋，欲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致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究武备、水师、陆师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农工商务等事。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但须咨明总署及东洋、西洋、俄、美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致为人所拒耳。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兹令其叩谒，敢祈进而教诲之。如尚可造，即望栽成，感曷有极。⑧此函值得注意之处有三：一是张权出洋旨在仕宦前程。二是并没有指明到日本，是东、西洋各国均可。三是张之洞明确表示根本不想让张权“自行出洋”，而是要求须咨明总署及相关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只是在自己不便出面的情况下，希望鹿传霖为其谋求公派的名义，可见绝无秘密可言。

　　事实上，张权赴日游历考察，确实是奉鹿传霖公牍咨派的结果。有张之洞致驻日公使李盛铎电为证。该电称：“续派武员学生，仍祈费心，统由钱守面禀。儿子权，奉鹿滋帅牍游历外洋，祈推爱指教，除函恳外，先电陈。”⑨

　　2.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名单及其行程与在日活动实况

　　孔先生从日本档案中发现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名单，确实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其实，已刊《张之洞全集》中也有一份类似的名单，且有更详细的说明，并可补《孔文》名单之错漏。张之洞咨札称：

　　案照前经两次选派学生并各营官弁及工兵工目，前往日本分别游历及肄习兵农工商各务，业经分别咨行在案。兹经续派总兵吴元恺等六员，并现派充哨官之武备学生艾忠琦等三名，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等六名，均往日本游历。又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等二名、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均随原派监督游学各生之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一同东渡。除两湖书院各生，应需游费、学费、川资等项，已由该书院发给外，此次游历大率以四个月计，所有游历将官六员，每员应给游费四百元，来往川资一百二十元，又游历哨官三员，每名游费二百五十元，来往川资一百二十元，应由善后局发给。又游学工艺局学生一名，应先给半年学费一百五十元，川资六十元，应由工艺局发给。该学堂、该局应给银元，先由善后局按照日本币价值，统行垫发，移知照数还款归垫。游历各费，统交吴镇；游学各费，统交钱守。名单如下：

　　计开派往日本游历游学各员生：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本任督标右营游击纪堪荣，游击刘水金，都司王恩平，护军工程营帮带县丞白寿铭，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严寿民，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戴任，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艾忠琦，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李熙、卢弼、左全孝、尹集馨、黄轸，以上俱赴日本游历；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卢定远，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以上俱赴日本游学。⑩这是张之洞第三次选派赴日游历游学的正式名单。《孔文》提供的名单当是从上海出发时的名单。两相对照，其别有三：其一，张权并不是此次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的正式成员。如上所述，张权是由鹿传霖咨请以公派名义自费赴日游历的。其二，《孔文》名单多出监督委员钱恂、徐元瀛，留学生姚恭寅、董鸿袆、沈翔云。钱恂是湖北留学生监督，张之洞咨札中提到，但并没有列于正式名单。其实钱恂早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即已被委任为湖北留日学生监督，此次是特意从日本回国迎接这个新的赴日考察团的。沈翔云则是自费留学生11，非正式成员。徐元瀛与姚恭寅、董鸿袆情况不明，待考。其三，《孔文》名单将两湖书院赴日游历学生（所谓短期留学生）6人中的陈问咸错记为陈向威，并漏掉左全孝之名。其实，根据《孔文》所引小田切的报告，说明有留学生15名，但实际上名单中只有14人，显然漏掉1人无疑。

　　关于此次考察团赴日行程及其活动情况，《孔文》只是根据几条零散的史料，关注其请日本教官与购买枪械等所谓“与军事极有关系”的现象，并极力强化其与张之洞“独立称王”论的关系。至于这两者究竟有多大关系，笔者将在下文详论。这里先看该考察团的赴日行程及其在日本的一般活动情况。

　　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有一份该考察团成员刘水金禀呈张之洞的考察报告，现据以整理如下：

　　（1900年）四月初六日（5月4日）晚上，乘太古公司鄱阳商轮东下。

　　初九日（7日）中午，抵达上海。因候船小住数日。

　　十四日（12日）上午，经小田切知会，乘日本三棱公司博爱丸商轮东渡。

　　十六日（14日）半夜，抵达日本长崎。拜见中国驻长崎领事湖北候补知府张桐华。“虽初至其境，已见该国振兴之大概矣。”

　　十七日（15日）上午，至马关。

　　十八日（16日），至神户。拜见中国领事内阁中书欧阳述。“该处铁路直达日本东京。闻该处铁厂、船厂、制造厂无一不备，乃该国水陆冲要之区。”

　　二十日（18日）中午，抵横滨。换乘汽（火）车，一小时后抵东京，租住麹町区。

　　二十三日（21日），谒参谋部与陆军大臣。“代答帅意，慰问殷勤，并叙游历各情。”

　　二十四日（22日），陆军大臣桂太郎、陆军少将福岛安正、陆军步兵大尉小山秋作前来回拜。“面云歇憩数日，派员陪看各学校、各联队等语。该国各官来时，并无侍从，足征平时涵养，故能上下一气，军民同心，无怪其维新之速。”

　　五月初八日（6月4日），参谋部派翻译末吉保马、小山秋作，陪同往看成城学校。“吾华学生入此校学习者居多。校长面云：贵国学生均堪造就，进益良多。旋即引视各讲堂。细询之，始悉日本各学校无论大小皆分文、理、法、医、农、工六科……然学校之名有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下士学校即陆军之教导团、陆军户山学校、高等大学校、帝国大学校。校名繁多，无非由小入大，由浅入深。如不卒业者，决不令有躐等妄进之弊，已不能有幸邀功名之心。”

　　九日（5日），看地方幼年学校。“为讲求武备之始，凡军队人材皆出于此。”

　　连日阅看士官学校、军医学校、赤十字疾院、户山学校。

　　十九日（15日），同往青山练兵场，看近卫第一旅团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操演。看毕同赴联队宴会。“该国之练兵以野战为要务，善于埋伏变换。闲时对弈兵棋，偶有心得，绘图操演。此讲求练兵之精微也。”

　　另外，还曾参观东京制绒所、炮工厂。

　　最后总结说：“日本维新之道有五：一曰广兴学校，二曰讲求练兵，三曰圜法流通，四曰大开制造，五曰消息便捷。”并与中国相关情形作了对比分析。12

　　这是刘水金回国后不久向张之洞提出的考察报告，其所报情况应该是真实可靠，而不至于有所隐瞒或掺假的。时在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天津，正在向北京进攻；而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也达高峰时期。但是，从刘水金的报告中，却丝毫看不出有张之洞秘密联日“独立称王”的迹象。相反，刘水金的报告却清楚地表明：此次赴日考察团无论是参观学校还是军队，都不过是走马观花，其目的无非是希图学习日本的“维新之道”而已。

　　如前所述，此次考察本来计划4个月。但是，实际考察从五月初八至十九日，不过十余天时间。考察团匆匆撤回的原因是：当时因清政府允许义和团进京，不久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甘军杀死，北方形势紧张，尤其中日关系更形棘手。张之洞即急电拟调吴元恺、张彪等回国。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致电钱恂，要求吴元恺等加快考察进程，并拟选带以前所派若干留日武弁回国。电称：

　　日本有何密谋？日派兵驻华之说确否？拟驻何处？来长江否？北省消息甚紧，该镇等不能久留日本。学校可不必看。务与参谋部商，赶紧看各营垒队伍。至多不过旬日，即当电调回鄂，并将学将成之弁酌带数员回。再，前派各弁，本在联队操演，该镇等已阅看否？13五月二十日（6月16日），钱恂回电称：“福岛殷盼帅献策，令董军且退，则外兵但平匪，否则董洋哄，大局难问。至沿江若自能弭乱，外兵即不入江。”14 同日，张之洞又致电钱恂，正式调吴元恺等速回。电称：“剿拳阻董已屡次力陈。鄂拟添兵三千，吴镇、张游击等酌带员弁速回，衣囊购二千份，能借现成者更好。长江弹压需械甚多，如汉厂枪不敷时，拟购日本新枪并弹，能供应否？进口能无阻否？速商复。”15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钱恂、吴元恺、张彪回电称：“恺、彪廿四行，带十一人。衣囊价请先汇万元，续汇一万三千。枪及弹与商必允。”16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张之洞再次致电钱恂，催促吴元恺、张彪速回。电称：“吴镇、张游击速回鄂。即复。”17

　　吴元恺等人报告将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回国。刘水金的报告最后的具体考察日期是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可见此后不久考察团的将官吴元恺、张彪等人就回国了。《孔文》所谓“张权所带领的军事团队在日本大约呆了四个多月”的说法不确切。

　　当然，吴元恺等人回国后，张权、钱恂还在日本。钱恂是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张权乃单独赴日游历而另有目的，即为了积累仕途经验与资本。他们都不是考察团的正式成员，故仍逗留日本并不奇怪。

　　应该说明的是，张之洞急调吴元恺等回国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湖北练兵，但具体原因是因为北方形势紧张，需要维持长江局面，而不是“独立称王”，当时正在筹谋“东南互保”。此点下文还拟详论。

　　3.所谓“张之洞背着朝廷所派出的一个由自己长子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说

　　关于张权出洋游历事，张之洞曾特意致函鹿传霖，认为须咨明总理衙门及相关出使大臣备案，并无保密之意。事实上，张权去日本前夕，张之洞即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说明其“奉鹿滋帅牍游历外洋”之意，并请予以关照。张权到日本后，就住在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也有张之洞致李盛铎电为证。该电称：“小儿荷蒙雅爱，留住尊馆，感谢，诸祈赐教。”18

　　又据《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张权及其儿子张厚琨，还与钱恂及驻日公使李盛铎一起，出席了寺内中将举行的招待会。

　　关于吴元恺、张彪等军事考察团赴日事，在前引张之洞托付李盛铎关照张权的电文中也有说明：“续派武员学生，仍祈费心，统由钱守面禀。”非常清楚地通报了李盛铎，并指示钱恂“面禀”有关事宜。吴元恺等到日本之初，张之洞还曾以李盛铎为传递信息的中间人，其中由李转交的一份重要电报称：

　　该镇将等知已安抵，为慰……目前情形，速详电并函禀。直隶拳匪滋事，扰害芦保铁路。盛京堂请再添派一哨，内仍配马队二十名。哨官以何人为宜？至现有三哨，已成一营，须派营官。该游击速酌拟营官一员，哨官一员。哨官恐有不愿者，可多拟一员备用。19上引刘水金的考察报告也称，考察团到日本时，先后拜见了清政府驻长崎和神户领事。

　　可见，张权及吴元恺等军事考察团赴日之事，张之洞对李盛铎等人丝毫没有隐瞒。驻日公使李盛铎是清廷所派钦差大臣，领事为其属员。应该说，对于张之洞派军事考察团赴日之事，他们只有向清廷报告的职责，而没有为张之洞保密的义务。那么，如何能说张之洞此举是“背着”朝廷呢？

　　另外，像沈翔云这样业已被两湖书院“牌示革除”的“最不安分”的学生，尚可随团同行赴日。这样的考察团有何秘密可言呢？

　　4.所谓请日本军事专家与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是张之洞所要成立新政府的武力后盾”说

　　如果说《孔文》对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的解释是望文生义，那么这个说法完全是格义附会。

　　张之洞派遣赴日军事考察团与聘请日本军事教官，确实是其编练新军的需要。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决不是其庚子年心血来潮的特异行为，而是其自戊戌前后由师法德国转向师法日本之后，用西法练新军的一贯思想与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在日本武员神尾光臣等人的劝说下，张之洞开始确立了聘请日本军事教员和派遣留日军事学生的方针。是年底，张之洞就派出了第一个参观日本陆军大操的10人考察团和2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的留学生。二十五年（1899），又一次派出留日学员80人，其中多与军事有关。二十六年（1900），总兵吴元恺等人受命赴日游历、考察军事学校与联队。类似活动此后并没有停止。二十七年（1901），派候补道朱滋泽、都司黎元洪等11人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二十九年（1903），指示湖北护军留学日本士官毕业学生应龙翔等14人再留学一年。三十三年（1907），又派第八镇统制官张彪赴日本观操。据统计，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共聘有外籍军事教习52人，其中日本教习达43人之多；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湖北官派留日军事学生就有100人以上。20

　　至于张之洞向日本购买枪支弹药及衣囊等军备物资，此前即有如此行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900年1月1日），张之洞致电上海道台余联沅称：

　　由日本购定行军雨衣二千件，背包二千个，马鞍三十六副，鞍囊一百三十六个，腊月初七八可到沪。请速放行，望给护照。已派县丞朱文瑞、千总张玉堂往运。21此后张之洞也有向日本购买军备物资的行为。庚子年十月二十二日（1900年12月13日），他致电钱恂称：

　　订购步兵雨衣一千六百件，背囊一千六百个，尉官军刀一百六十把，现不开口，预备将来开口用，刀带要宽厚坚固，照骑兵所用式，仍旧安龙头；骑兵雨衣、马鞍、鞍囊、镫、韂、嚼、草料袋，三十六全套。现在能购否？如保一个月到鄂，即速定购。价约二万一千余元，即在前汇存款内拨付。22

　　当时张之洞购买军火与添兵练兵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东南互保；二为北上勤王（主要是镇压义和团）。庚子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称：

　　湖北、湖南两省共派兵五千入卫。湘无枪，向鄂索枪。鄂存枪不足，精枪无药弹，有弹须解济武卫左军张军门。余枪太杂，北援不宜。故昨艳电奉商借拨十响毛瑟，各营统带一律，以振兵气。除鄂旧存外，务请饬拨十响枪三千枝，药弹即用局造毛瑟弹，有一百万或七八十万即可。余陆续再解。价照前案付还，仍先半后半，枪价示知照缴。如允，派船运。此系入卫急用。23

　　张军门即湖北提督张春发，奉张之洞之命率军北上勤王。张之洞向刘坤一商购枪弹，以备急用。六月十三日（7月9日），张之洞致电钱恂，在向日本商购军火物资时，对湖北练兵购械之用途说得更清楚。电文称：

　　鄂省需兵需械专为弹压土匪、保卫地方。将来设或京城难支，董军系西兵，拳首系陕人李来中，董及各匪必然西溃，拥众横行。鄂若无重兵，凭何抵御？且直隶省南数府土匪廿余万，到处杀掠，荼毒良民。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药事商办，在宣战以前，务望婉商仍照前议准运，总须二三万磅。大仓组内山亦允办药及钢铜等物，并望许之。枪事相同，并询确音。速复。24

　　至于《孔文》所谓“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是壮大他个人的武装实力，以便在实现个人独立称王时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则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个所谓的“武力后盾”到底有多厚？是否能够“坚强”到足以支撑张之洞“独立称王”呢？

　　据《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明治33年7月6日的日记称：“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将吴、张二部与新募者相加，总计不过7500人而已。岂可谓“坚强”？其实，张之洞虽然曾以编练江南自强军而开西法练新军的先河，但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军仅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不过16104人。25 张之洞能否凭借这支军队“独立称王”？试与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曾国藩略做比较，便可了然。

　　据近人研究，曾国藩攻下金陵时，湘军总数已达30万，其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有12万，嫡系部队有乃弟曾国荃的5万之众。当时也有人劝曾国藩做皇帝，但曾国藩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剪羽自保：让曾国荃解甲归田，遣散湘军精锐。据分析，事实上，当时曾国藩如果真想做皇帝，其实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只能走剪翼自敛的道路，不敢存举兵称帝之念”26。

　　曾国藩的故事对于张之洞并不遥远。当时，张之洞正任职翰林院，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27 尽管如《孔文》所言：与李鸿章在两广的情形相比，“张之洞在湖广地区的地位则十分牢固”。但是，庚子年的张之洞手握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如果也有“独立称王”的念头，岂不是异想天开？至于其与自立军的关系，拟在下文辨析。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 ... 1-11-17/32881.shtml

摘要：孔祥吉先生曾据日本史学界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日记撰文，提出张之洞庚子年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的思想，并为此作了一系列论证：第一，张之洞背着朝廷派出了一个由自己长子张权为首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并聘请日本军事专家，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作为其建立新政府的坚强的武力后盾；第二，张之洞还曾与亲信幕僚密谋策划；第三，张之洞一直容忍自立军在自己的辖区内活动，直到得知慈禧太后政权稳定，才迅速斩杀唐才常与自立军。证之史实，孔先生对于有关史料的引证与解读多有破绽，其所作各项论证均根本不能成立。

　
　　曾见《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刊载《宇都宫太郎的日记印证范文澜推理：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一文，颇吸引眼球。原来该文是在推介时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的论文《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以下简称《孔文》）。《孔文》提出庚子年张之洞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的思想，此确为石破天惊之论。然而，仔细拜读孔先生原文后，对于其立论的核心依据——所谓“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最重要的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以及孔先生围绕其中心论题所做的各项论证，尤其是其对所征引史料中的关键词“政府”含义的理解，均颇有疑惑。故不揣谫陋，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就教于孔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几点商榷

　　（一）对《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译文及相关史实的质疑与正误

　　《孔文》得出“张之洞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独立称王的思想”这一论断的核心资料，是宇都宫太郎《当用日记》明治33年（1900）6月28日的记载，现转录如下：

　　此日夜半时分，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此处有一非常明显的破绽，即所谓“天子蒙尘既久”。日本明治纪年是公历。此时（1900年6月28日）八国联军尚未攻下天津，更没有攻占北京，何有“天子蒙尘既久”之说？不可理解的是：《孔文》一再强调张之洞“独立称王”思想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前，所谓“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这与“天子蒙尘既久”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孔文》又据日记“张某曾有言”称：“这里的‘有言’二字颇重要，很有可能是张之洞在其子张权离开武汉前所言。”查张权一行是庚子四月初六日（1900年5月4日）离开武汉的。诚如是，则更是匪夷所思了。从具体时间上来看，这则日记所述史实应当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及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之后。由此，笔者认为，这则日记的真实性是有严重问题的，或者是翻译有误。

　　查宇都宫太郎明治33年（1900）6月28日日记原文如下：

　　此夜仲ノ町にて銭恂と会し、平岩の通訳にて時事談を為したる一節に、張等は天子蒙塵（多分長安に）することもめらば清国は無政府と為るべく、其際には南部二、三の総督は連合して南京に一政府を立つるの止を得ぎるに至らん云云の語めり。①今翻译成中文如下：

　　是夜于仲之町会晤钱恂，由平岩翻译，谈论时事。其间有谓：张等曾言，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②以此对比《孔文》的翻译，可见其有三处明显的错误（以上三处划线部分）：其一是把地名“仲之町”误作“夜半时分”，增添了会谈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把主人公由复数“张等”误作单数“张某”，以圆所谓“独立称王”之说；其三是把时态由假设性的将来时“倘若天子蒙尘”误作肯定的过去时“天子蒙尘既久”，以致与实际史实不合，殊不可解，因而露出破绽，使笔者怀疑这则日记的真实性。

　　可见，日记中“张等”并不专指张之洞，其实应是“南部二三总督”。所谓“张等曾言”云云，当然不可能是指张之洞“独立称王”了。《孔文》从“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而引申出张之洞“独立称王”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且不说“政府”与“成立一政府”当作何解，本文拟在下节专论。撇开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论，单就所引文句的字面意思来说，最多只能说是：希望联合南部几个总督共同成立一个新政府。而地点又在南京，根本不是在张之洞辖区之内。不知从何处可见张之洞欲“独立称王”之意？而且，按照正确的译文，“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新政府”，尚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条件，即“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揆诸史实，“天子蒙尘”之后，南部总督实际上也没有成立“新政府”，只是在此前就搞起了“东南互保”，这与成立“新政府”云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实，从上引整段日记的语气来看，钱恂会晤宇都宫太郎不过闲谈而已，实在看不出有密谋大计的迹象。仅仅凭借这样一段错译资料，而断然认定其“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实无异于沙滩筑楼，非成危房不可。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疑问。《孔文》旨在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认为“想成立新政府的意见是张之洞亲口对他的亲信所说，而不是通过电报或书信表达的”。又说：“钱恂向宇都宫太郎提出张之洞要成立新政府的建议时，张权已经来到东京一个多月。这样重大的问题，钱恂显然是在与张权等仔细商议之后，才正式向日方提出的。”这些文字无非强调张之洞与钱恂行事的隐秘与慎重。但是，张之洞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儿子张权亲自向日方提出，而要让一个外人钱恂（尽管是亲信）做中介呢？此亦不可解。　

  　顺便指出两个史实问题：其一，《孔文》所谓“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其“为首”说言重了。据《孔文》介绍：“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军事情报人员……庚子期间，宇都宫太郎回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工作，身处要地，耳目灵通。其职位虽不甚高，却能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根据参谋总长、次长意图制定日本在华作战方略。”无论如何强调宇都宫太郎多有能耐，恐怕都难以说日本军方是以其“为首”的。其二，《孔文》所引的几条宇都宫太郎《当用日记》，时间在明治33年（1900）6月28日至7月12日。当时八国联军正在进攻天津。天津是7月14日沦陷的。但《孔文》却说：“久保田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日记虽然仅有几天，但内容却至关重要。当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八国联军已攻克大沽炮台，占领了天津，向北京进发。”所述史实显然有误。

　　（二）张权一行赴日考察之史实考辨

　　《孔文》第二节论述张权一行赴日考察的有关史实，标题为“日本档案中的重要记载”。其实只用了两件日本档案：一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关于张权一行赴日行程及名单的报告；二为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关于张权等人归国行程的报告。这两件均为例行报告，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事实上，关于张权庚子年日本之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未刊张之洞档案，甚至已刊《张之洞全集》，均有更多详细的记载。孔先生似未曾多加注意。③ 下面主要就所见未刊与已刊张之洞史料，对《孔文》有关说法予以考辨。

　　1.张权赴日原委

　　张权，字君立，张之洞长子，进士出身。《孔文》所谓“举人出身”，大概是就强学会时期的张权而言。其实，张权后于戊戌年中式三甲第六十三名进士，分发户部主事。指出这个小纰漏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张权的出处进退问题。如果张权尚是举人，那么他的前途主要是应考会试。事实上，张权已是进士，故其当务之急是考虑仕途问题。对此，久历宦海的张之洞深知，如果按部就班，张权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于是，他便为之亟谋新的出路。张之洞不愧官场老手，很快便从多年办洋务的经历中敏感地晤到：出洋已成宦途捷径。次年初，张之洞听说自己的门生、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袁昶将为出使俄国大臣，便致电请派张权为参赞。电称：

　　闻奉命使俄，欣贺。小儿权，有志游历外洋，增长学识，极恳奉带，可否派充三等参赞？常承函丈教诲，曷胜感祷。即望示复。何日出京？并示。④同时，他还托同在总署的另一门生许景澄从中说项。有电称：“闻爽秋（袁昶字——引者）使俄，拟恳奏带小儿权出洋，可否派充三等参赞？祈转达，示复。”⑤ 又听说出使英国大臣将更换，便嘱许、袁二人转托新任使臣。电许景澄称：“文电悉。游历英尤胜俄。如英使派出时，望转托。否则，俄亦可。感祷。”⑥ 电袁昶称：“蒸电感悉。闻英使亦将更换，如派定时，祈转托。英国可学事多，去德、法近，尤胜。如不能行，俄亦可。望与竹筠（许景澄字——引者）共言之。至感。”⑦ 后因袁昶并未使俄，英使也并未更换，所议便作罢论。

　　但是，张之洞并没有放弃。随后，他又致函自己的姐夫、时以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的鹿传霖，并命张权前往晋谒，请其出具公牍，派张权自费出洋游历，考察军事、教育及农工商务等事。此函将张之洞内心想法和盘托出，现全文引录如下：

　　儿子权签分户部，即日日驱车入署，伏案点稿，亦须十五六年方能补缺。时势日艰，年力已过，即使吏事娴熟，亦于时局无补。况鹜行纸尾，并无吏事之可学乎。且每年须赔贴资费千余金，此数十年之费，拙力岂能供之？是以令其在外历练世事，或可稍裨实学。惟在鄂深居署内，不便令其出外交游，又不便令其讲习公事，则仍是一无所见闻，无从阅历。方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然自行出洋，诸多未便。执事现领南洋，欲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致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究武备、水师、陆师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农工商务等事。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但须咨明总署及东洋、西洋、俄、美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致为人所拒耳。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兹令其叩谒，敢祈进而教诲之。如尚可造，即望栽成，感曷有极。⑧此函值得注意之处有三：一是张权出洋旨在仕宦前程。二是并没有指明到日本，是东、西洋各国均可。三是张之洞明确表示根本不想让张权“自行出洋”，而是要求须咨明总署及相关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只是在自己不便出面的情况下，希望鹿传霖为其谋求公派的名义，可见绝无秘密可言。

　　事实上，张权赴日游历考察，确实是奉鹿传霖公牍咨派的结果。有张之洞致驻日公使李盛铎电为证。该电称：“续派武员学生，仍祈费心，统由钱守面禀。儿子权，奉鹿滋帅牍游历外洋，祈推爱指教，除函恳外，先电陈。”⑨

　　2.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名单及其行程与在日活动实况

　　孔先生从日本档案中发现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名单，确实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其实，已刊《张之洞全集》中也有一份类似的名单，且有更详细的说明，并可补《孔文》名单之错漏。张之洞咨札称：

　　案照前经两次选派学生并各营官弁及工兵工目，前往日本分别游历及肄习兵农工商各务，业经分别咨行在案。兹经续派总兵吴元恺等六员，并现派充哨官之武备学生艾忠琦等三名，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等六名，均往日本游历。又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等二名、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均随原派监督游学各生之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一同东渡。除两湖书院各生，应需游费、学费、川资等项，已由该书院发给外，此次游历大率以四个月计，所有游历将官六员，每员应给游费四百元，来往川资一百二十元，又游历哨官三员，每名游费二百五十元，来往川资一百二十元，应由善后局发给。又游学工艺局学生一名，应先给半年学费一百五十元，川资六十元，应由工艺局发给。该学堂、该局应给银元，先由善后局按照日本币价值，统行垫发，移知照数还款归垫。游历各费，统交吴镇；游学各费，统交钱守。名单如下：

　　计开派往日本游历游学各员生：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本任督标右营游击纪堪荣，游击刘水金，都司王恩平，护军工程营帮带县丞白寿铭，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严寿民，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戴任，武恺营哨官武备学生艾忠琦，两湖书院学生陈问咸、李熙、卢弼、左全孝、尹集馨、黄轸，以上俱赴日本游历；两湖书院学生马肇禋、卢定远，工艺局学生刘修鉴，以上俱赴日本游学。⑩这是张之洞第三次选派赴日游历游学的正式名单。《孔文》提供的名单当是从上海出发时的名单。两相对照，其别有三：其一，张权并不是此次张之洞所派赴日考察团的正式成员。如上所述，张权是由鹿传霖咨请以公派名义自费赴日游历的。其二，《孔文》名单多出监督委员钱恂、徐元瀛，留学生姚恭寅、董鸿袆、沈翔云。钱恂是湖北留学生监督，张之洞咨札中提到，但并没有列于正式名单。其实钱恂早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即已被委任为湖北留日学生监督，此次是特意从日本回国迎接这个新的赴日考察团的。沈翔云则是自费留学生11，非正式成员。徐元瀛与姚恭寅、董鸿袆情况不明，待考。其三，《孔文》名单将两湖书院赴日游历学生（所谓短期留学生）6人中的陈问咸错记为陈向威，并漏掉左全孝之名。其实，根据《孔文》所引小田切的报告，说明有留学生15名，但实际上名单中只有14人，显然漏掉1人无疑。

　　关于此次考察团赴日行程及其活动情况，《孔文》只是根据几条零散的史料，关注其请日本教官与购买枪械等所谓“与军事极有关系”的现象，并极力强化其与张之洞“独立称王”论的关系。至于这两者究竟有多大关系，笔者将在下文详论。这里先看该考察团的赴日行程及其在日本的一般活动情况。

　　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有一份该考察团成员刘水金禀呈张之洞的考察报告，现据以整理如下：

　　（1900年）四月初六日（5月4日）晚上，乘太古公司鄱阳商轮东下。

　　初九日（7日）中午，抵达上海。因候船小住数日。

　　十四日（12日）上午，经小田切知会，乘日本三棱公司博爱丸商轮东渡。

　　十六日（14日）半夜，抵达日本长崎。拜见中国驻长崎领事湖北候补知府张桐华。“虽初至其境，已见该国振兴之大概矣。”

　　十七日（15日）上午，至马关。

　　十八日（16日），至神户。拜见中国领事内阁中书欧阳述。“该处铁路直达日本东京。闻该处铁厂、船厂、制造厂无一不备，乃该国水陆冲要之区。”

　　二十日（18日）中午，抵横滨。换乘汽（火）车，一小时后抵东京，租住麹町区。

　　二十三日（21日），谒参谋部与陆军大臣。“代答帅意，慰问殷勤，并叙游历各情。”

　　二十四日（22日），陆军大臣桂太郎、陆军少将福岛安正、陆军步兵大尉小山秋作前来回拜。“面云歇憩数日，派员陪看各学校、各联队等语。该国各官来时，并无侍从，足征平时涵养，故能上下一气，军民同心，无怪其维新之速。”

　　五月初八日（6月4日），参谋部派翻译末吉保马、小山秋作，陪同往看成城学校。“吾华学生入此校学习者居多。校长面云：贵国学生均堪造就，进益良多。旋即引视各讲堂。细询之，始悉日本各学校无论大小皆分文、理、法、医、农、工六科……然学校之名有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下士学校即陆军之教导团、陆军户山学校、高等大学校、帝国大学校。校名繁多，无非由小入大，由浅入深。如不卒业者，决不令有躐等妄进之弊，已不能有幸邀功名之心。”

　　九日（5日），看地方幼年学校。“为讲求武备之始，凡军队人材皆出于此。”

　　连日阅看士官学校、军医学校、赤十字疾院、户山学校。

　　十九日（15日），同往青山练兵场，看近卫第一旅团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操演。看毕同赴联队宴会。“该国之练兵以野战为要务，善于埋伏变换。闲时对弈兵棋，偶有心得，绘图操演。此讲求练兵之精微也。”

　　另外，还曾参观东京制绒所、炮工厂。

　　最后总结说：“日本维新之道有五：一曰广兴学校，二曰讲求练兵，三曰圜法流通，四曰大开制造，五曰消息便捷。”并与中国相关情形作了对比分析。12

　　这是刘水金回国后不久向张之洞提出的考察报告，其所报情况应该是真实可靠，而不至于有所隐瞒或掺假的。时在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天津，正在向北京进攻；而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也达高峰时期。但是，从刘水金的报告中，却丝毫看不出有张之洞秘密联日“独立称王”的迹象。相反，刘水金的报告却清楚地表明：此次赴日考察团无论是参观学校还是军队，都不过是走马观花，其目的无非是希图学习日本的“维新之道”而已。

　　如前所述，此次考察本来计划4个月。但是，实际考察从五月初八至十九日，不过十余天时间。考察团匆匆撤回的原因是：当时因清政府允许义和团进京，不久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甘军杀死，北方形势紧张，尤其中日关系更形棘手。张之洞即急电拟调吴元恺、张彪等回国。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致电钱恂，要求吴元恺等加快考察进程，并拟选带以前所派若干留日武弁回国。电称：

　　日本有何密谋？日派兵驻华之说确否？拟驻何处？来长江否？北省消息甚紧，该镇等不能久留日本。学校可不必看。务与参谋部商，赶紧看各营垒队伍。至多不过旬日，即当电调回鄂，并将学将成之弁酌带数员回。再，前派各弁，本在联队操演，该镇等已阅看否？13五月二十日（6月16日），钱恂回电称：“福岛殷盼帅献策，令董军且退，则外兵但平匪，否则董洋哄，大局难问。至沿江若自能弭乱，外兵即不入江。”14 同日，张之洞又致电钱恂，正式调吴元恺等速回。电称：“剿拳阻董已屡次力陈。鄂拟添兵三千，吴镇、张游击等酌带员弁速回，衣囊购二千份，能借现成者更好。长江弹压需械甚多，如汉厂枪不敷时，拟购日本新枪并弹，能供应否？进口能无阻否？速商复。”15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钱恂、吴元恺、张彪回电称：“恺、彪廿四行，带十一人。衣囊价请先汇万元，续汇一万三千。枪及弹与商必允。”16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张之洞再次致电钱恂，催促吴元恺、张彪速回。电称：“吴镇、张游击速回鄂。即复。”17

　　吴元恺等人报告将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回国。刘水金的报告最后的具体考察日期是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可见此后不久考察团的将官吴元恺、张彪等人就回国了。《孔文》所谓“张权所带领的军事团队在日本大约呆了四个多月”的说法不确切。

　　当然，吴元恺等人回国后，张权、钱恂还在日本。钱恂是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张权乃单独赴日游历而另有目的，即为了积累仕途经验与资本。他们都不是考察团的正式成员，故仍逗留日本并不奇怪。

　　应该说明的是，张之洞急调吴元恺等回国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湖北练兵，但具体原因是因为北方形势紧张，需要维持长江局面，而不是“独立称王”，当时正在筹谋“东南互保”。此点下文还拟详论。

　　3.所谓“张之洞背着朝廷所派出的一个由自己长子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说

　　关于张权出洋游历事，张之洞曾特意致函鹿传霖，认为须咨明总理衙门及相关出使大臣备案，并无保密之意。事实上，张权去日本前夕，张之洞即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说明其“奉鹿滋帅牍游历外洋”之意，并请予以关照。张权到日本后，就住在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也有张之洞致李盛铎电为证。该电称：“小儿荷蒙雅爱，留住尊馆，感谢，诸祈赐教。”18

　　又据《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张权及其儿子张厚琨，还与钱恂及驻日公使李盛铎一起，出席了寺内中将举行的招待会。

　　关于吴元恺、张彪等军事考察团赴日事，在前引张之洞托付李盛铎关照张权的电文中也有说明：“续派武员学生，仍祈费心，统由钱守面禀。”非常清楚地通报了李盛铎，并指示钱恂“面禀”有关事宜。吴元恺等到日本之初，张之洞还曾以李盛铎为传递信息的中间人，其中由李转交的一份重要电报称：

　　该镇将等知已安抵，为慰……目前情形，速详电并函禀。直隶拳匪滋事，扰害芦保铁路。盛京堂请再添派一哨，内仍配马队二十名。哨官以何人为宜？至现有三哨，已成一营，须派营官。该游击速酌拟营官一员，哨官一员。哨官恐有不愿者，可多拟一员备用。19上引刘水金的考察报告也称，考察团到日本时，先后拜见了清政府驻长崎和神户领事。

　　可见，张权及吴元恺等军事考察团赴日之事，张之洞对李盛铎等人丝毫没有隐瞒。驻日公使李盛铎是清廷所派钦差大臣，领事为其属员。应该说，对于张之洞派军事考察团赴日之事，他们只有向清廷报告的职责，而没有为张之洞保密的义务。那么，如何能说张之洞此举是“背着”朝廷呢？

　　另外，像沈翔云这样业已被两湖书院“牌示革除”的“最不安分”的学生，尚可随团同行赴日。这样的考察团有何秘密可言呢？

　　4.所谓请日本军事专家与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是张之洞所要成立新政府的武力后盾”说

　　如果说《孔文》对所引宇都宫太郎日记的解释是望文生义，那么这个说法完全是格义附会。

　　张之洞派遣赴日军事考察团与聘请日本军事教官，确实是其编练新军的需要。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决不是其庚子年心血来潮的特异行为，而是其自戊戌前后由师法德国转向师法日本之后，用西法练新军的一贯思想与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在日本武员神尾光臣等人的劝说下，张之洞开始确立了聘请日本军事教员和派遣留日军事学生的方针。是年底，张之洞就派出了第一个参观日本陆军大操的10人考察团和2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的留学生。二十五年（1899），又一次派出留日学员80人，其中多与军事有关。二十六年（1900），总兵吴元恺等人受命赴日游历、考察军事学校与联队。类似活动此后并没有停止。二十七年（1901），派候补道朱滋泽、都司黎元洪等11人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二十九年（1903），指示湖北护军留学日本士官毕业学生应龙翔等14人再留学一年。三十三年（1907），又派第八镇统制官张彪赴日本观操。据统计，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共聘有外籍军事教习52人，其中日本教习达43人之多；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湖北官派留日军事学生就有100人以上。20

　　至于张之洞向日本购买枪支弹药及衣囊等军备物资，此前即有如此行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900年1月1日），张之洞致电上海道台余联沅称：

　　由日本购定行军雨衣二千件，背包二千个，马鞍三十六副，鞍囊一百三十六个，腊月初七八可到沪。请速放行，望给护照。已派县丞朱文瑞、千总张玉堂往运。21此后张之洞也有向日本购买军备物资的行为。庚子年十月二十二日（1900年12月13日），他致电钱恂称：

　　订购步兵雨衣一千六百件，背囊一千六百个，尉官军刀一百六十把，现不开口，预备将来开口用，刀带要宽厚坚固，照骑兵所用式，仍旧安龙头；骑兵雨衣、马鞍、鞍囊、镫、韂、嚼、草料袋，三十六全套。现在能购否？如保一个月到鄂，即速定购。价约二万一千余元，即在前汇存款内拨付。22

　　当时张之洞购买军火与添兵练兵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东南互保；二为北上勤王（主要是镇压义和团）。庚子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称：

　　湖北、湖南两省共派兵五千入卫。湘无枪，向鄂索枪。鄂存枪不足，精枪无药弹，有弹须解济武卫左军张军门。余枪太杂，北援不宜。故昨艳电奉商借拨十响毛瑟，各营统带一律，以振兵气。除鄂旧存外，务请饬拨十响枪三千枝，药弹即用局造毛瑟弹，有一百万或七八十万即可。余陆续再解。价照前案付还，仍先半后半，枪价示知照缴。如允，派船运。此系入卫急用。23

　　张军门即湖北提督张春发，奉张之洞之命率军北上勤王。张之洞向刘坤一商购枪弹，以备急用。六月十三日（7月9日），张之洞致电钱恂，在向日本商购军火物资时，对湖北练兵购械之用途说得更清楚。电文称：

　　鄂省需兵需械专为弹压土匪、保卫地方。将来设或京城难支，董军系西兵，拳首系陕人李来中，董及各匪必然西溃，拥众横行。鄂若无重兵，凭何抵御？且直隶省南数府土匪廿余万，到处杀掠，荼毒良民。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药事商办，在宣战以前，务望婉商仍照前议准运，总须二三万磅。大仓组内山亦允办药及钢铜等物，并望许之。枪事相同，并询确音。速复。24

　　至于《孔文》所谓“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是壮大他个人的武装实力，以便在实现个人独立称王时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则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个所谓的“武力后盾”到底有多厚？是否能够“坚强”到足以支撑张之洞“独立称王”呢？

　　据《孔文》所引宇都宫太郎明治33年7月6日的日记称：“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将吴、张二部与新募者相加，总计不过7500人而已。岂可谓“坚强”？其实，张之洞虽然曾以编练江南自强军而开西法练新军的先河，但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军仅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不过16104人。25 张之洞能否凭借这支军队“独立称王”？试与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曾国藩略做比较，便可了然。

　　据近人研究，曾国藩攻下金陵时，湘军总数已达30万，其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有12万，嫡系部队有乃弟曾国荃的5万之众。当时也有人劝曾国藩做皇帝，但曾国藩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剪羽自保：让曾国荃解甲归田，遣散湘军精锐。据分析，事实上，当时曾国藩如果真想做皇帝，其实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只能走剪翼自敛的道路，不敢存举兵称帝之念”26。

　　曾国藩的故事对于张之洞并不遥远。当时，张之洞正任职翰林院，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27 尽管如《孔文》所言：与李鸿章在两广的情形相比，“张之洞在湖广地区的地位则十分牢固”。但是，庚子年的张之洞手握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如果也有“独立称王”的念头，岂不是异想天开？至于其与自立军的关系，拟在下文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