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孙中山李鸿章联手密谋两广独立

其实，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李鸿章是晚清元辅重臣。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关系，涉及到他们的思想风貌和晚清政局的演变，但因史料残缺，难窥真相。现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庚子年间孙李关系和中国政局作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教。

一庚子孙李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于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筹议“两广独立”问题上。

所谓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狂飚和八国联军闯进国门，推行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清朝统治营垒发生破裂的形势下，由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

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非常担心北方动乱扩展到两广和香港地区，危害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把稳定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据《中国旬报》记载，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而其禀稿措词命意各有不同，尤以西关文澜书院绅士公禀为最得体”。禀稿写道：

禀为爱戴情殷，恳思暂缓北上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事。窃粤者盗风素炽，民困日深，外侮内讧，祸机隐伏。幸值中堂莅粤，整顿庶务，地方赖以绥靖，太平景象，绅等方拭目俟之。忽闻拳党倡乱，傅相奉诏入都，君父之命，诚无敢阻。惟据外间传闻，近畿地方多被蹂躏，道路梗塞，音信难通，中堂此行恐难遽达，与其停留中道而无补时艰，何如稍缓行期而徐商进止。与其单骑见敌，徒有空拳孤掌之忧，何如保守完区，徐图靖难勤王之计。在宪台公忠体国，固欲不俟驾而行。而绅等愚见以为，臣节所在，本闻命而不可违，而全局攸关，亦虑定而后可动。况使旌一启，粤省盗患更恐复张，此时情势，不又跋前顾后耶？可否吁恳仁恩，俯顺群情，暂缓北行。如蒙俯允，绅等无任馨香祝祷之至。

这份禀稿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绅商企图挽留并依靠李鸿章“保守完区”、防止“外侮内讧”、维护“太平景象”的殷切心情。据詹森在《日本人与孙逸仙》一书中说，广东绅商提供现款2500万两，作为发动挽留李鸿章的经费。《士蔑西报》报道广州商人甚至威胁说要躺在李鸿章的车轮前而不让他走。李鸿章也一再声称“粤民遮道攀留”。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华人上层，既依托广东腹地，又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认为李鸿章一旦北上，“粤省盗患更恐复张”，危害广东，波及香港，因而与广东绅商怀有同样心情。何启和刘学询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活动，正是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这种愿望的反映。

何启是香港华人上层的代表。何启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香港，其父何福堂为伦敦传道会著名牧师，又投资成巨富。何启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取得医科学位和大律师的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娶英国女士雅丽氏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为太平绅士，1890年港督称赞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华人领袖”，推荐他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在香港除政府官员外，具有最高政治及社会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当时立法局只有一名华人议员，行政局议席非英人莫属。何启不仅在香港具有“华人领袖”的政治、社会地位，同香港历任总督、特别是卜力总督“甚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特殊关系。1887年何启用亡妻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同年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当时何启为该院教授，遂与孙中山相识，有“师生之谊”。何启从1887年开始与胡礼垣合作发表抨击清朝统治、宣传社会改革思想，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何启的言论，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影响极大。1895年何启曾经参与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负责起草对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启对李鸿章也不无好感。1889年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推举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该院的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特地致书该院掌院表示感谢，并对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1892年在该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盛赞李鸿章：

各位亦知，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伊对本院极爱护。……各位勿谓贵国之当局不信仰科学，彼极有权威之李鸿章氏，对于本院院务，曾复书述其意见，谓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欲为训练之一特别部门等语，彼不似流俗之只说：“惠我奇方”，而欲以启牖运动，使成为赫胥黎或邓德尔，彼谓“先予吾人以科学，则一切可随之而至”。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华人上层的意愿，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冯自由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冯、陈的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何启是借重香港总督之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倡议者。

刘学询是广东绅商的代表。据冯自由记述：“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作为“广州大绅，中过进士，并且大富”的刘学询“颇为当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称誉刘学询为“中国三人才”之一，并推荐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将刘学询由四品知府衔擢升为二品衔道员，作为钦派专使前往日本。刘学询返国不久，就与商务大臣李鸿章频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清廷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因为他们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这位“广东大绅”稳定广东统治秩序，所以李鸿章非常器重刘学询，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不仅“颇为当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因刘学询与自己“有同邑之谊”，并“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后，就与之往还，邀请他列名发起“农学会”，并参与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刘学询既能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又能成为沟通李鸿章与孙中山的桥梁。陈少白记述说：何启与他在密商“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之后，就使人约请“李鸿章幕下的要人”刘学询、曾广铨，“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冯自由记述说：“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

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二对于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两广独立”，孙中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两广独立”即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是孙中山自从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所执意坚持的战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孙中山就对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所以筹划乙未起义，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战略思想。在1897—1898年间，孙中山曾与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认真地讨论过战略问题，孙中山主张“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对选择哪个省分作为“发轫之处”，一时还举棋不定。他从前认为“发轫之处”“以广东为最善”，而此时却改口说：“广东者，今日非善矣”。因为乙未起义失败后，“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到处提防，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不过，即使这样，他在内心深处，“仍不能舍广东”。及至1900年随着中国政局的剧变，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所谓“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具体说来，就是要搞“两广独立”。孙中山一直钟情于“两广独立”，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不先择一地”作为“发轫之处”即“起点之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而选择“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济”和“进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孙中山说，自己所以“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统计，甲午至庚子年间，兴中会会员共计250人，其中籍隶湖南、福建、外国和不详者只有33人，而广东籍的却多达217人。兴中会员的业居地，则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横滨、香港和广州等地。上述事实表明，兴中会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孙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从广东籍华侨中筹款，在国内则主要依靠广东会党群众。他声称“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广东不仅易于“聚人”，而且“利于接济”，因为广东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又有较长的海岸线，便于获得海外饷械的接济。加之广东地处边陲，距离清朝统治中心较远，攻占较易。在孙中山看来，广东一旦得手，夺取与广东密迩的广西则易如反掌。然后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豪杰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抓住时机问题。筹议乙未起义，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际。孙中山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庚子筹议“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风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朝统治陷于瘫痪之时。孙中山说：“时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任何国家革命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孙中山认为争取一二强国的支持，是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条件。早在筹划乙未起义时，孙中山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枝步枪和一千枝短枪。这次求援遭到拒绝，但兴中会员谢缵泰却声称“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时，赞成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说“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孙中山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藉以对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日本朝野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但结果收效甚微。当历史跨进1900年时，孙中山面对北方的风云变幻，认为“机不可失”，更加积极地开展争取外援的工作。何启、陈少白关于“借重香港总督之力”搞“两广独立”的提议，正中孙中山的下怀，所以孙中山接到陈少白的通报后，“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并亲自赴港，企图与香港总督直接取得联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八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氏，并得其答书。”孙中山不仅企图借重香港殖民当局，而且积极争取日本和法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孙中山还曾分别会见法国驻日公使和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希望法国援助武器和军官，并允许从北圻进入广西。孙中山所以把“两广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之上，是因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还没有与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国资本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让国家某些权益作为代价。他明知香港总督卜力意在使“独立”的两广“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默然置之。他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曾允诺尽力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他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作为交换”，以取得法国的支持。孙中山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制约，一是源于孙中山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的这种政治性格，在他处理与李鸿章、刘学询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国，要想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理想，舍弃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清朝在两广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1900年，孙中山却一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现为“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并企图“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后者表现为“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不管采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据有两广以为根本，即搞“两广独立”。

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敌强我弱之势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孙中山认识到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有必要并有可能联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他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其实，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李鸿章是晚清元辅重臣。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关系，涉及到他们的思想风貌和晚清政局的演变，但因史料残缺，难窥真相。现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庚子年间孙李关系和中国政局作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教。

一庚子孙李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于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筹议“两广独立”问题上。

所谓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狂飚和八国联军闯进国门，推行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清朝统治营垒发生破裂的形势下，由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

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非常担心北方动乱扩展到两广和香港地区，危害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把稳定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据《中国旬报》记载，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而其禀稿措词命意各有不同，尤以西关文澜书院绅士公禀为最得体”。禀稿写道：

禀为爱戴情殷，恳思暂缓北上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事。窃粤者盗风素炽，民困日深，外侮内讧，祸机隐伏。幸值中堂莅粤，整顿庶务，地方赖以绥靖，太平景象，绅等方拭目俟之。忽闻拳党倡乱，傅相奉诏入都，君父之命，诚无敢阻。惟据外间传闻，近畿地方多被蹂躏，道路梗塞，音信难通，中堂此行恐难遽达，与其停留中道而无补时艰，何如稍缓行期而徐商进止。与其单骑见敌，徒有空拳孤掌之忧，何如保守完区，徐图靖难勤王之计。在宪台公忠体国，固欲不俟驾而行。而绅等愚见以为，臣节所在，本闻命而不可违，而全局攸关，亦虑定而后可动。况使旌一启，粤省盗患更恐复张，此时情势，不又跋前顾后耶？可否吁恳仁恩，俯顺群情，暂缓北行。如蒙俯允，绅等无任馨香祝祷之至。

这份禀稿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绅商企图挽留并依靠李鸿章“保守完区”、防止“外侮内讧”、维护“太平景象”的殷切心情。据詹森在《日本人与孙逸仙》一书中说，广东绅商提供现款2500万两，作为发动挽留李鸿章的经费。《士蔑西报》报道广州商人甚至威胁说要躺在李鸿章的车轮前而不让他走。李鸿章也一再声称“粤民遮道攀留”。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华人上层，既依托广东腹地，又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认为李鸿章一旦北上，“粤省盗患更恐复张”，危害广东，波及香港，因而与广东绅商怀有同样心情。何启和刘学询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活动，正是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这种愿望的反映。

何启是香港华人上层的代表。何启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香港，其父何福堂为伦敦传道会著名牧师，又投资成巨富。何启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取得医科学位和大律师的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娶英国女士雅丽氏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为太平绅士，1890年港督称赞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华人领袖”，推荐他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在香港除政府官员外，具有最高政治及社会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当时立法局只有一名华人议员，行政局议席非英人莫属。何启不仅在香港具有“华人领袖”的政治、社会地位，同香港历任总督、特别是卜力总督“甚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特殊关系。1887年何启用亡妻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同年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当时何启为该院教授，遂与孙中山相识，有“师生之谊”。何启从1887年开始与胡礼垣合作发表抨击清朝统治、宣传社会改革思想，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何启的言论，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影响极大。1895年何启曾经参与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负责起草对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启对李鸿章也不无好感。1889年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推举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该院的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特地致书该院掌院表示感谢，并对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1892年在该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盛赞李鸿章：

各位亦知，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伊对本院极爱护。……各位勿谓贵国之当局不信仰科学，彼极有权威之李鸿章氏，对于本院院务，曾复书述其意见，谓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欲为训练之一特别部门等语，彼不似流俗之只说：“惠我奇方”，而欲以启牖运动，使成为赫胥黎或邓德尔，彼谓“先予吾人以科学，则一切可随之而至”。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华人上层的意愿，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冯自由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冯、陈的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何启是借重香港总督之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倡议者。

刘学询是广东绅商的代表。据冯自由记述：“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作为“广州大绅，中过进士，并且大富”的刘学询“颇为当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称誉刘学询为“中国三人才”之一，并推荐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将刘学询由四品知府衔擢升为二品衔道员，作为钦派专使前往日本。刘学询返国不久，就与商务大臣李鸿章频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清廷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因为他们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这位“广东大绅”稳定广东统治秩序，所以李鸿章非常器重刘学询，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不仅“颇为当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因刘学询与自己“有同邑之谊”，并“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后，就与之往还，邀请他列名发起“农学会”，并参与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刘学询既能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又能成为沟通李鸿章与孙中山的桥梁。陈少白记述说：何启与他在密商“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之后，就使人约请“李鸿章幕下的要人”刘学询、曾广铨，“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冯自由记述说：“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

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二对于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两广独立”，孙中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两广独立”即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是孙中山自从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所执意坚持的战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孙中山就对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所以筹划乙未起义，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战略思想。在1897—1898年间，孙中山曾与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认真地讨论过战略问题，孙中山主张“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对选择哪个省分作为“发轫之处”，一时还举棋不定。他从前认为“发轫之处”“以广东为最善”，而此时却改口说：“广东者，今日非善矣”。因为乙未起义失败后，“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到处提防，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不过，即使这样，他在内心深处，“仍不能舍广东”。及至1900年随着中国政局的剧变，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所谓“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具体说来，就是要搞“两广独立”。孙中山一直钟情于“两广独立”，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不先择一地”作为“发轫之处”即“起点之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而选择“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济”和“进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孙中山说，自己所以“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统计，甲午至庚子年间，兴中会会员共计250人，其中籍隶湖南、福建、外国和不详者只有33人，而广东籍的却多达217人。兴中会员的业居地，则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横滨、香港和广州等地。上述事实表明，兴中会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孙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从广东籍华侨中筹款，在国内则主要依靠广东会党群众。他声称“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广东不仅易于“聚人”，而且“利于接济”，因为广东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又有较长的海岸线，便于获得海外饷械的接济。加之广东地处边陲，距离清朝统治中心较远，攻占较易。在孙中山看来，广东一旦得手，夺取与广东密迩的广西则易如反掌。然后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豪杰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抓住时机问题。筹议乙未起义，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际。孙中山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庚子筹议“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风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朝统治陷于瘫痪之时。孙中山说：“时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任何国家革命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孙中山认为争取一二强国的支持，是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条件。早在筹划乙未起义时，孙中山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枝步枪和一千枝短枪。这次求援遭到拒绝，但兴中会员谢缵泰却声称“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时，赞成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说“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孙中山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藉以对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日本朝野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但结果收效甚微。当历史跨进1900年时，孙中山面对北方的风云变幻，认为“机不可失”，更加积极地开展争取外援的工作。何启、陈少白关于“借重香港总督之力”搞“两广独立”的提议，正中孙中山的下怀，所以孙中山接到陈少白的通报后，“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并亲自赴港，企图与香港总督直接取得联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八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氏，并得其答书。”孙中山不仅企图借重香港殖民当局，而且积极争取日本和法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孙中山还曾分别会见法国驻日公使和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希望法国援助武器和军官，并允许从北圻进入广西。孙中山所以把“两广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之上，是因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还没有与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国资本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让国家某些权益作为代价。他明知香港总督卜力意在使“独立”的两广“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默然置之。他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曾允诺尽力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他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作为交换”，以取得法国的支持。孙中山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制约，一是源于孙中山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的这种政治性格，在他处理与李鸿章、刘学询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国，要想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理想，舍弃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清朝在两广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1900年，孙中山却一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现为“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并企图“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后者表现为“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不管采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据有两广以为根本，即搞“两广独立”。

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敌强我弱之势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孙中山认识到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有必要并有可能联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他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