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战争、制约与合作：俄罗斯对日研究的过去与现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14:02
战争、制约与合作：俄罗斯对日研究的过去与现在2011年07月20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俄罗斯与日本互为邻国，又同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俄日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同时两国间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条约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俄罗斯大国主义思维等因素，又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正因两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及两国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的对日研究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8世纪初至今，俄罗斯对日研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对外探险扩张时期的基础性研究
俄罗斯对日研究起源于18世纪初期，当时主要是通过俄罗斯航海家探险带回来的资料以及荷兰等欧洲国家了解日本。1705年，彼得大帝鼓励国人学习日语，在圣彼得堡航海学院开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日语学校，这也是当时欧洲的第一所日语学校。
19世纪初，随着沙俄向远东地区的扩张，一些俄国学者开始用有限的资料近距离考察日本的历史和地理。1803—1805年，俄罗斯航海家、水文地理学家克鲁森斯腾在航海探险中途经大西洋和太平洋北部时，特别考察了堪察加、萨哈林、千岛群岛和日本东南部的神秘地带。归国后，他将自己的航海经历编撰成《1803—1806年乘“希望号”和“涅瓦号”战舰周游世界》（1809年），书中记载了当时日本居民的生活状况和水文地理等。1872年，俄国航海家、海军中将戈洛夫宁出版了在1811—1813年间考察库纳施尔岛（国后岛）时被日本人俘虏后的生活“日记”，这部日记直到今天仍被俄罗斯学者当做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末，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寻求对外扩张，这与俄罗斯向东北亚地区扩张的意图逐渐产生冲突和矛盾。因此，俄罗斯开始关注日本的动向，加强了对日研究。1888年，圣彼得堡大学设立东方系，展开了对日本历史、地理、语言和居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俄罗斯日本研究的主要基地。该系著名东方学学者康拉德编撰的一些关于日本历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著作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界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日本的封建制度问题》、《从远古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历史的概述》以及《日本历史讲义》等。189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东方学院，日本学被列为重点学科之一。由于该学院拥有丰富的日本学及东方学研究资料，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的重要史料基地。该院的第一任院长、东方学学者波兹涅耶夫编撰了俄罗斯第一部《日俄象形文字词典》（1908年）。
然而，20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日本研究缺少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组织机构，一些研究者仅凭借自身的兴趣，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日本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帕里文撰写了不少语言学教材和有关日本历史、儒家思想、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著述。
俄日战争后的专题性研究
1904—1905年，俄日两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爆发了俄日战争。俄国作为战败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围绕俄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以及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等展开了细致研究。当时俄国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决定了俄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战争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撰写了四卷本《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俄日战争的札记》，由“辽阳战役”、“沙河战役”、“奉天战役”和“战争总结”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以作者战争时期的回忆录为参考，从战略角度具体叙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俄国军队的状况、作战情况与面临的问题，详细总结了俄国胜败的原因。该书史料丰富，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研究俄日战争的权威著作。
十月革命后的综合性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方法和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要研究特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方法论，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划分日本的历史发展时期，揭示日本工人和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学从国情学中划分出去。茹科夫对日本古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日本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他担任主编的杂志《世界史》和《苏联历史百科》曾获得俄罗斯三项大奖。语言学被分成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学科。康拉德编撰的大量语法理论方面的专著如《日本民族文学语言的句法》、《日本人民和国家》、《日本文学形式》和《日语口语语法简论》等为当时的对日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时期，俄罗斯各研究机构和高校停止了日本研究和日语教学活动，日本研究主要在军事部门进行。一部分日本研究者被征兵入伍后派到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事教学、顾问、翻译和宣传工作，还有些转行从事其他工作。
二战后的系统性研究
二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苏日两国于1956年中期举行谈判并恢复外交关系。苏日关系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双边关系。在紧张对峙的局势下，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研究作为东方学的重点学科。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远东研究所，俄日关系及日本的军事政策、政党、经济等领域成为日本研究的重点，并为政府制定对日政策发挥了顾问作用。远东研究所集中了全国关于东亚国家在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哲学、文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日本研究基地。
在政治方面，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出版了大量著作，详细阐述和研究日本被迫打开国门、明治维新、对外侵略、太平洋战争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日美关系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如《争夺太平洋的斗争——美日矛盾》（阿韦林，1952年）、《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的殖民扩张》（彼得罗夫，1954年）、《日本与美国：伙伴与竞争对手》（伊格纳图先科，1970年）以及《日美军事政治联盟》（韦尔比茨基）等。
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财政预算以及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现状和作用。例如《日本的财政》（博尔德列夫，1946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经济》（佩夫兹纳，1950年和1955年），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日本二战时期国内经济状况和财政投融资以及战后经济赶超期的财政投融资问题，实证考察了日本政府如何在资金供给方面有计划地干预市场。皮古列夫斯基编写的《当代日本的垄断权和金融寡头政治》（1996年）和金克维奇的《当代日本经济概述》（1972年），重点描述了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分析了日本政府采用混合型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特点。
在军事方面，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塑造、尚武传统与武士道精神、神国观念与天皇崇拜思想等方面的论述。如谢尔吉延科编写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萨温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和马诺罗夫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历史研究》等，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
冷战后学术性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冷战结束后，俄日关系逐步升温，俄日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更加自由通畅。俄罗斯对日研究逐渐向“世界中的日本、地区关系中的日本”、“世界和地区中的俄日关系”等多方向扩展，体现出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这些课题集中表现为三个领域。
首先是俄日关系研究。俄罗斯对俄日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领域。政治关系方面，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俄罗斯的日本研究界坚持“搁置”原则。经济关系方面，将俄日经贸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系统研究，即1991—1995年的僵持阶段、1996—2001年的缓和阶段和2002年至今的上升阶段，并改变了以往围绕日本经济“奇迹”为重点的分析，开始讨论日本经济的弊端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等。文化交流方面，俄罗斯学界特别关注日本的文化外交活动，普遍强调日本文化在亚洲地区扩张的战略特征和必要性，即利用文化外交手段逃避历史记忆，揭示那段沉痛的历史至今还能引起各国反日情绪的原因。
其次，对外关系研究改变了以往集中在对中、美、俄、韩、朝等双边外交关系问题上，加强了对联合国、东盟、欧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关系的研究。近十年来，学界将“东亚合作”这一日本外交战略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同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也有变化，尤其是对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长期执政以来，关于日本政党政治、政局演变特征和政治人物特点的研究开始增多，分阶段地展现日本政党的发展特点，分析与预测日本政局的未来走向。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实行重新调整，增加了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机构。目前，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六大中心，即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其他地区如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等地也设有日本研究中心。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俄罗斯的日本研究也给予了一定支持。例如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与该基金会签署了研究协议，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为基础，于1997年成立了当代日本研究中心，以强化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建立俄日学术交流平台。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当代日本研究中心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例如《当代日本社会的形象》、《全球化挑战——日本的回应》等，还出版了季刊《请您了解日本》。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日研究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杨俊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7-20/3197166.shtml战争、制约与合作：俄罗斯对日研究的过去与现在2011年07月20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俄罗斯与日本互为邻国，又同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俄日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同时两国间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条约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俄罗斯大国主义思维等因素，又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正因两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及两国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的对日研究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8世纪初至今，俄罗斯对日研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对外探险扩张时期的基础性研究
俄罗斯对日研究起源于18世纪初期，当时主要是通过俄罗斯航海家探险带回来的资料以及荷兰等欧洲国家了解日本。1705年，彼得大帝鼓励国人学习日语，在圣彼得堡航海学院开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日语学校，这也是当时欧洲的第一所日语学校。
19世纪初，随着沙俄向远东地区的扩张，一些俄国学者开始用有限的资料近距离考察日本的历史和地理。1803—1805年，俄罗斯航海家、水文地理学家克鲁森斯腾在航海探险中途经大西洋和太平洋北部时，特别考察了堪察加、萨哈林、千岛群岛和日本东南部的神秘地带。归国后，他将自己的航海经历编撰成《1803—1806年乘“希望号”和“涅瓦号”战舰周游世界》（1809年），书中记载了当时日本居民的生活状况和水文地理等。1872年，俄国航海家、海军中将戈洛夫宁出版了在1811—1813年间考察库纳施尔岛（国后岛）时被日本人俘虏后的生活“日记”，这部日记直到今天仍被俄罗斯学者当做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末，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寻求对外扩张，这与俄罗斯向东北亚地区扩张的意图逐渐产生冲突和矛盾。因此，俄罗斯开始关注日本的动向，加强了对日研究。1888年，圣彼得堡大学设立东方系，展开了对日本历史、地理、语言和居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俄罗斯日本研究的主要基地。该系著名东方学学者康拉德编撰的一些关于日本历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著作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界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日本的封建制度问题》、《从远古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历史的概述》以及《日本历史讲义》等。189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东方学院，日本学被列为重点学科之一。由于该学院拥有丰富的日本学及东方学研究资料，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的重要史料基地。该院的第一任院长、东方学学者波兹涅耶夫编撰了俄罗斯第一部《日俄象形文字词典》（1908年）。
然而，20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日本研究缺少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组织机构，一些研究者仅凭借自身的兴趣，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日本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帕里文撰写了不少语言学教材和有关日本历史、儒家思想、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著述。
俄日战争后的专题性研究
1904—1905年，俄日两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爆发了俄日战争。俄国作为战败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围绕俄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以及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等展开了细致研究。当时俄国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决定了俄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战争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撰写了四卷本《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俄日战争的札记》，由“辽阳战役”、“沙河战役”、“奉天战役”和“战争总结”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以作者战争时期的回忆录为参考，从战略角度具体叙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俄国军队的状况、作战情况与面临的问题，详细总结了俄国胜败的原因。该书史料丰富，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研究俄日战争的权威著作。
十月革命后的综合性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方法和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要研究特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方法论，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划分日本的历史发展时期，揭示日本工人和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学从国情学中划分出去。茹科夫对日本古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日本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他担任主编的杂志《世界史》和《苏联历史百科》曾获得俄罗斯三项大奖。语言学被分成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学科。康拉德编撰的大量语法理论方面的专著如《日本民族文学语言的句法》、《日本人民和国家》、《日本文学形式》和《日语口语语法简论》等为当时的对日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时期，俄罗斯各研究机构和高校停止了日本研究和日语教学活动，日本研究主要在军事部门进行。一部分日本研究者被征兵入伍后派到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事教学、顾问、翻译和宣传工作，还有些转行从事其他工作。
二战后的系统性研究
二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苏日两国于1956年中期举行谈判并恢复外交关系。苏日关系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双边关系。在紧张对峙的局势下，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研究作为东方学的重点学科。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远东研究所，俄日关系及日本的军事政策、政党、经济等领域成为日本研究的重点，并为政府制定对日政策发挥了顾问作用。远东研究所集中了全国关于东亚国家在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哲学、文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日本研究基地。
在政治方面，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出版了大量著作，详细阐述和研究日本被迫打开国门、明治维新、对外侵略、太平洋战争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日美关系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如《争夺太平洋的斗争——美日矛盾》（阿韦林，1952年）、《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的殖民扩张》（彼得罗夫，1954年）、《日本与美国：伙伴与竞争对手》（伊格纳图先科，1970年）以及《日美军事政治联盟》（韦尔比茨基）等。
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财政预算以及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现状和作用。例如《日本的财政》（博尔德列夫，1946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经济》（佩夫兹纳，1950年和1955年），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日本二战时期国内经济状况和财政投融资以及战后经济赶超期的财政投融资问题，实证考察了日本政府如何在资金供给方面有计划地干预市场。皮古列夫斯基编写的《当代日本的垄断权和金融寡头政治》（1996年）和金克维奇的《当代日本经济概述》（1972年），重点描述了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分析了日本政府采用混合型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特点。
在军事方面，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塑造、尚武传统与武士道精神、神国观念与天皇崇拜思想等方面的论述。如谢尔吉延科编写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萨温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和马诺罗夫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历史研究》等，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
冷战后学术性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冷战结束后，俄日关系逐步升温，俄日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更加自由通畅。俄罗斯对日研究逐渐向“世界中的日本、地区关系中的日本”、“世界和地区中的俄日关系”等多方向扩展，体现出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这些课题集中表现为三个领域。
首先是俄日关系研究。俄罗斯对俄日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领域。政治关系方面，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俄罗斯的日本研究界坚持“搁置”原则。经济关系方面，将俄日经贸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系统研究，即1991—1995年的僵持阶段、1996—2001年的缓和阶段和2002年至今的上升阶段，并改变了以往围绕日本经济“奇迹”为重点的分析，开始讨论日本经济的弊端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等。文化交流方面，俄罗斯学界特别关注日本的文化外交活动，普遍强调日本文化在亚洲地区扩张的战略特征和必要性，即利用文化外交手段逃避历史记忆，揭示那段沉痛的历史至今还能引起各国反日情绪的原因。
其次，对外关系研究改变了以往集中在对中、美、俄、韩、朝等双边外交关系问题上，加强了对联合国、东盟、欧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关系的研究。近十年来，学界将“东亚合作”这一日本外交战略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同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也有变化，尤其是对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长期执政以来，关于日本政党政治、政局演变特征和政治人物特点的研究开始增多，分阶段地展现日本政党的发展特点，分析与预测日本政局的未来走向。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实行重新调整，增加了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机构。目前，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六大中心，即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其他地区如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等地也设有日本研究中心。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俄罗斯的日本研究也给予了一定支持。例如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与该基金会签署了研究协议，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为基础，于1997年成立了当代日本研究中心，以强化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建立俄日学术交流平台。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当代日本研究中心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例如《当代日本社会的形象》、《全球化挑战——日本的回应》等，还出版了季刊《请您了解日本》。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日研究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杨俊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7-20/3197166.shtml
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俄罗斯与日本互为邻国，又同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俄日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同时两国间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条约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俄罗斯大国主义思维等因素，又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正因两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及两国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的对日研究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8世纪初至今，俄罗斯对日研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对外探险扩张时期的基础性研究
俄罗斯对日研究起源于18世纪初期，当时主要是通过俄罗斯航海家探险带回来的资料以及荷兰等欧洲国家了解日本。1705年，彼得大帝鼓励国人学习日语，在圣彼得堡航海学院开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日语学校，这也是当时欧洲的第一所日语学校。
19世纪初，随着沙俄向远东地区的扩张，一些俄国学者开始用有限的资料近距离考察日本的历史和地理。1803—1805年，俄罗斯航海家、水文地理学家克鲁森斯腾在航海探险中途经大西洋和太平洋北部时，特别考察了堪察加、萨哈林、千岛群岛和日本东南部的神秘地带。归国后，他将自己的航海经历编撰成《1803—1806年乘“希望号”和“涅瓦号”战舰周游世界》（1809年），书中记载了当时日本居民的生活状况和水文地理等。1872年，俄国航海家、海军中将戈洛夫宁出版了在1811—1813年间考察库纳施尔岛（国后岛）时被日本人俘虏后的生活“日记”，这部日记直到今天仍被俄罗斯学者当做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末，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寻求对外扩张，这与俄罗斯向东北亚地区扩张的意图逐渐产生冲突和矛盾。因此，俄罗斯开始关注日本的动向，加强了对日研究。1888年，圣彼得堡大学设立东方系，展开了对日本历史、地理、语言和居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俄罗斯日本研究的主要基地。该系著名东方学学者康拉德编撰的一些关于日本历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著作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界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日本的封建制度问题》、《从远古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历史的概述》以及《日本历史讲义》等。189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东方学院，日本学被列为重点学科之一。由于该学院拥有丰富的日本学及东方学研究资料，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的重要史料基地。该院的第一任院长、东方学学者波兹涅耶夫编撰了俄罗斯第一部《日俄象形文字词典》（1908年）。
然而，20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日本研究缺少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组织机构，一些研究者仅凭借自身的兴趣，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日本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帕里文撰写了不少语言学教材和有关日本历史、儒家思想、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著述。
俄日战争后的专题性研究
1904—1905年，俄日两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爆发了俄日战争。俄国作为战败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围绕俄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以及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等展开了细致研究。当时俄国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决定了俄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战争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撰写了四卷本《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俄日战争的札记》，由“辽阳战役”、“沙河战役”、“奉天战役”和“战争总结”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以作者战争时期的回忆录为参考，从战略角度具体叙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俄国军队的状况、作战情况与面临的问题，详细总结了俄国胜败的原因。该书史料丰富，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研究俄日战争的权威著作。
十月革命后的综合性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方法和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要研究特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方法论，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划分日本的历史发展时期，揭示日本工人和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学从国情学中划分出去。茹科夫对日本古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日本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他担任主编的杂志《世界史》和《苏联历史百科》曾获得俄罗斯三项大奖。语言学被分成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学科。康拉德编撰的大量语法理论方面的专著如《日本民族文学语言的句法》、《日本人民和国家》、《日本文学形式》和《日语口语语法简论》等为当时的对日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时期，俄罗斯各研究机构和高校停止了日本研究和日语教学活动，日本研究主要在军事部门进行。一部分日本研究者被征兵入伍后派到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事教学、顾问、翻译和宣传工作，还有些转行从事其他工作。
二战后的系统性研究
二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苏日两国于1956年中期举行谈判并恢复外交关系。苏日关系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双边关系。在紧张对峙的局势下，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研究作为东方学的重点学科。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远东研究所，俄日关系及日本的军事政策、政党、经济等领域成为日本研究的重点，并为政府制定对日政策发挥了顾问作用。远东研究所集中了全国关于东亚国家在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哲学、文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日本研究基地。
在政治方面，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出版了大量著作，详细阐述和研究日本被迫打开国门、明治维新、对外侵略、太平洋战争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日美关系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如《争夺太平洋的斗争——美日矛盾》（阿韦林，1952年）、《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的殖民扩张》（彼得罗夫，1954年）、《日本与美国：伙伴与竞争对手》（伊格纳图先科，1970年）以及《日美军事政治联盟》（韦尔比茨基）等。
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财政预算以及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现状和作用。例如《日本的财政》（博尔德列夫，1946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经济》（佩夫兹纳，1950年和1955年），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日本二战时期国内经济状况和财政投融资以及战后经济赶超期的财政投融资问题，实证考察了日本政府如何在资金供给方面有计划地干预市场。皮古列夫斯基编写的《当代日本的垄断权和金融寡头政治》（1996年）和金克维奇的《当代日本经济概述》（1972年），重点描述了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分析了日本政府采用混合型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特点。
在军事方面，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塑造、尚武传统与武士道精神、神国观念与天皇崇拜思想等方面的论述。如谢尔吉延科编写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萨温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和马诺罗夫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历史研究》等，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
冷战后学术性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冷战结束后，俄日关系逐步升温，俄日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更加自由通畅。俄罗斯对日研究逐渐向“世界中的日本、地区关系中的日本”、“世界和地区中的俄日关系”等多方向扩展，体现出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这些课题集中表现为三个领域。
首先是俄日关系研究。俄罗斯对俄日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领域。政治关系方面，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俄罗斯的日本研究界坚持“搁置”原则。经济关系方面，将俄日经贸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系统研究，即1991—1995年的僵持阶段、1996—2001年的缓和阶段和2002年至今的上升阶段，并改变了以往围绕日本经济“奇迹”为重点的分析，开始讨论日本经济的弊端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等。文化交流方面，俄罗斯学界特别关注日本的文化外交活动，普遍强调日本文化在亚洲地区扩张的战略特征和必要性，即利用文化外交手段逃避历史记忆，揭示那段沉痛的历史至今还能引起各国反日情绪的原因。
其次，对外关系研究改变了以往集中在对中、美、俄、韩、朝等双边外交关系问题上，加强了对联合国、东盟、欧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关系的研究。近十年来，学界将“东亚合作”这一日本外交战略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同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也有变化，尤其是对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长期执政以来，关于日本政党政治、政局演变特征和政治人物特点的研究开始增多，分阶段地展现日本政党的发展特点，分析与预测日本政局的未来走向。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实行重新调整，增加了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机构。目前，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六大中心，即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其他地区如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等地也设有日本研究中心。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俄罗斯的日本研究也给予了一定支持。例如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与该基金会签署了研究协议，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为基础，于1997年成立了当代日本研究中心，以强化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建立俄日学术交流平台。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当代日本研究中心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例如《当代日本社会的形象》、《全球化挑战——日本的回应》等，还出版了季刊《请您了解日本》。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日研究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杨俊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7-20/3197166.shtml战争、制约与合作：俄罗斯对日研究的过去与现在2011年07月20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俄罗斯与日本互为邻国，又同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俄日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同时两国间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条约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俄罗斯大国主义思维等因素，又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正因两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及两国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的对日研究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8世纪初至今，俄罗斯对日研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对外探险扩张时期的基础性研究
俄罗斯对日研究起源于18世纪初期，当时主要是通过俄罗斯航海家探险带回来的资料以及荷兰等欧洲国家了解日本。1705年，彼得大帝鼓励国人学习日语，在圣彼得堡航海学院开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日语学校，这也是当时欧洲的第一所日语学校。
19世纪初，随着沙俄向远东地区的扩张，一些俄国学者开始用有限的资料近距离考察日本的历史和地理。1803—1805年，俄罗斯航海家、水文地理学家克鲁森斯腾在航海探险中途经大西洋和太平洋北部时，特别考察了堪察加、萨哈林、千岛群岛和日本东南部的神秘地带。归国后，他将自己的航海经历编撰成《1803—1806年乘“希望号”和“涅瓦号”战舰周游世界》（1809年），书中记载了当时日本居民的生活状况和水文地理等。1872年，俄国航海家、海军中将戈洛夫宁出版了在1811—1813年间考察库纳施尔岛（国后岛）时被日本人俘虏后的生活“日记”，这部日记直到今天仍被俄罗斯学者当做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末，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寻求对外扩张，这与俄罗斯向东北亚地区扩张的意图逐渐产生冲突和矛盾。因此，俄罗斯开始关注日本的动向，加强了对日研究。1888年，圣彼得堡大学设立东方系，展开了对日本历史、地理、语言和居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俄罗斯日本研究的主要基地。该系著名东方学学者康拉德编撰的一些关于日本历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著作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界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日本的封建制度问题》、《从远古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历史的概述》以及《日本历史讲义》等。189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东方学院，日本学被列为重点学科之一。由于该学院拥有丰富的日本学及东方学研究资料，成为当时俄罗斯日本研究的重要史料基地。该院的第一任院长、东方学学者波兹涅耶夫编撰了俄罗斯第一部《日俄象形文字词典》（1908年）。
然而，20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日本研究缺少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组织机构，一些研究者仅凭借自身的兴趣，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日本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帕里文撰写了不少语言学教材和有关日本历史、儒家思想、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著述。
俄日战争后的专题性研究
1904—1905年，俄日两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爆发了俄日战争。俄国作为战败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围绕俄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以及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等展开了细致研究。当时俄国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决定了俄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战争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撰写了四卷本《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俄日战争的札记》，由“辽阳战役”、“沙河战役”、“奉天战役”和“战争总结”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以作者战争时期的回忆录为参考，从战略角度具体叙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俄国军队的状况、作战情况与面临的问题，详细总结了俄国胜败的原因。该书史料丰富，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研究俄日战争的权威著作。
十月革命后的综合性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方法和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要研究特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方法论，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划分日本的历史发展时期，揭示日本工人和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地理学和历史学从国情学中划分出去。茹科夫对日本古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日本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他担任主编的杂志《世界史》和《苏联历史百科》曾获得俄罗斯三项大奖。语言学被分成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学科。康拉德编撰的大量语法理论方面的专著如《日本民族文学语言的句法》、《日本人民和国家》、《日本文学形式》和《日语口语语法简论》等为当时的对日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时期，俄罗斯各研究机构和高校停止了日本研究和日语教学活动，日本研究主要在军事部门进行。一部分日本研究者被征兵入伍后派到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事教学、顾问、翻译和宣传工作，还有些转行从事其他工作。
二战后的系统性研究
二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苏日两国于1956年中期举行谈判并恢复外交关系。苏日关系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双边关系。在紧张对峙的局势下，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研究作为东方学的重点学科。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远东研究所，俄日关系及日本的军事政策、政党、经济等领域成为日本研究的重点，并为政府制定对日政策发挥了顾问作用。远东研究所集中了全国关于东亚国家在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哲学、文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是当时苏联最大的日本研究基地。
在政治方面，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出版了大量著作，详细阐述和研究日本被迫打开国门、明治维新、对外侵略、太平洋战争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日美关系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如《争夺太平洋的斗争——美日矛盾》（阿韦林，1952年）、《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的殖民扩张》（彼得罗夫，1954年）、《日本与美国：伙伴与竞争对手》（伊格纳图先科，1970年）以及《日美军事政治联盟》（韦尔比茨基）等。
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财政预算以及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现状和作用。例如《日本的财政》（博尔德列夫，1946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经济》（佩夫兹纳，1950年和1955年），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日本二战时期国内经济状况和财政投融资以及战后经济赶超期的财政投融资问题，实证考察了日本政府如何在资金供给方面有计划地干预市场。皮古列夫斯基编写的《当代日本的垄断权和金融寡头政治》（1996年）和金克维奇的《当代日本经济概述》（1972年），重点描述了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分析了日本政府采用混合型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特点。
在军事方面，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塑造、尚武传统与武士道精神、神国观念与天皇崇拜思想等方面的论述。如谢尔吉延科编写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萨温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和马诺罗夫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历史研究》等，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源流、形成过程和体制结构等，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根源。
冷战后学术性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冷战结束后，俄日关系逐步升温，俄日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更加自由通畅。俄罗斯对日研究逐渐向“世界中的日本、地区关系中的日本”、“世界和地区中的俄日关系”等多方向扩展，体现出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这些课题集中表现为三个领域。
首先是俄日关系研究。俄罗斯对俄日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领域。政治关系方面，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俄罗斯的日本研究界坚持“搁置”原则。经济关系方面，将俄日经贸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系统研究，即1991—1995年的僵持阶段、1996—2001年的缓和阶段和2002年至今的上升阶段，并改变了以往围绕日本经济“奇迹”为重点的分析，开始讨论日本经济的弊端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等。文化交流方面，俄罗斯学界特别关注日本的文化外交活动，普遍强调日本文化在亚洲地区扩张的战略特征和必要性，即利用文化外交手段逃避历史记忆，揭示那段沉痛的历史至今还能引起各国反日情绪的原因。
其次，对外关系研究改变了以往集中在对中、美、俄、韩、朝等双边外交关系问题上，加强了对联合国、东盟、欧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关系的研究。近十年来，学界将“东亚合作”这一日本外交战略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同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也有变化，尤其是对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长期执政以来，关于日本政党政治、政局演变特征和政治人物特点的研究开始增多，分阶段地展现日本政党的发展特点，分析与预测日本政局的未来走向。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实行重新调整，增加了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机构。目前，俄罗斯的日本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六大中心，即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其他地区如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等地也设有日本研究中心。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俄罗斯的日本研究也给予了一定支持。例如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与该基金会签署了研究协议，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为基础，于1997年成立了当代日本研究中心，以强化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建立俄日学术交流平台。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当代日本研究中心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例如《当代日本社会的形象》、《全球化挑战——日本的回应》等，还出版了季刊《请您了解日本》。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日研究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从俄罗斯对日研究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对日研究总是与俄日关系的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关。无论从历史时长还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俄罗斯的日本研究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杨俊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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