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帮日军打国军”？真相在此。

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
　　　　——读《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有感
　　　　
　　　　作者：李蕤
　　　　来源：1994年2月9日《河南日报》
　　　　
　　　　最近，读到作家鄢烈山一篇文章，题目是《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载《四川文学》1993年8期）。这篇文章，是教育孩子的。因为据说在南京举办的首届评选偶像崇拜座谈会中，有一个孩子提出他最崇拜伊拉克的萨达姆，理由是萨达姆骨头硬，敢于反抗美国的霸权主义。鄢烈山对此十分反感，批评他“你的想法太稚气了，太可怕了”。
　　　　
　　　　至于这个小孩子因为有崇拜萨达姆的思想就“可怕”到什么程度，本文不准备为这一问题纠缠。我感到最最刺眼的倒是鄢文中这么一段话：
　　　　“我们首先是人，要吃饭穿衣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1943年至1944年春，日寇侵入河南时，河南不少老百姓，为日军带路，甚至帮日本人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河南战役中约有五万中国士兵被同胞缴械。为什么，河南连年灾荒，‘国军’和政府仍对人民敲骨吸髓地压榨，而鬼子到河南却发放军粮收买人心。你可以骂那些帮日本人的老百姓不爱国，是汉奸；但如果你面临着宁肯饿死做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做亡国奴的选择，你怎样决定呢？我跟刘震云一样，选择后者(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发人集》)。”
　　　　
　　　　我是河南人，1942年的河南大旱灾，我是亲身经历者和目睹者，当时还曾以记者身份深入灾区，写过反映灾区的通讯报告十余篇，在当时的南阳《前锋报》发表，后集为《豫灾剪影》。1943—1944年日寇进攻，汤恩伯部队不战自溃，44天丢掉45县的狼狈情况，我也是亲身经历和目睹者。因此，读了鄢烈山的上一段文字，实在无法抑止内心的愤火，不能不率直地指出：这段描写，完全是对抗战历史的歪曲，对河南人民的侮辱。
　　　　
　　　　先说河南大旱灾。那次大旱灾，河南老百姓被饿死的达到300万到500万人。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不见死不救，而且不准在报刊上发表任何关于灾情的报道。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路过河南，写了篇通讯揭露了灾荒情况，便被罚停刊三天。河南反动政府，为了请功邀赏，隐瞒灾荒惨状，照样抓兵、征粮，老百姓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吃草根，吃树皮，吃大雁粪中淘出的草籽，不少人把枕了多少年枕头里的秕（原字为：左米右比）谷糠都吃掉了。有的卖房卖地，有的卖儿卖女。而地主官僚阶级，乘机垄断土地买卖，几升陈粮便买来农民的土地，奸商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当时中原大地，真正变成了一（原字为：左木右台）活生生的“人吃人的筵席”，入鲁迅所说的到了“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地步。那时，豫东、豫北早已沦陷，成为日本人的“王道乐土”，陇海路只有洛阳到西安一段还通火车，于是，从黄泛区来的，从豫东豫南来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逃向洛阳，希望“搭上火车”，逃出死亡圈，到“西省”去寻找生路。作家李准（原字为：上准下十）的《黄河东流去》，曾真实形象地写下了这场浩劫中的灾民流亡图。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的“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至于说“许多老百姓，为日本军带路，甚至帮助日本人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那就更是捕风捉影、天方夜谭式的妄说了。
　　　　
　　　　首先，说日本兵在河南战役中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便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日本兵1943年、1944年的“中原打扫荡”，是他们走向总崩溃的最后挣扎，对河南人民采取的是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持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怎么能张冠李戴，把帮日本鬼子的汉奸帽子，戴到“许多老百姓”的头上呢？
　　　　
　　　　鄢文说的“河南战役中约有五万名士兵被同胞缴械”，的确有这回事。
　　　　
　　　　但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的宠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的军队走私贩毒，无所不为，被称为“商业化部队”；军队风纪极坏，群众畏之如虎，流传有“宁使日本兵烧杀，不让十三军驻扎”的民谣；他遍布特务爪牙，逮捕残杀爱国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臭名昭著的叶县“青年集中营”里，有多少爱国青年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这样的“国军”根本没有想到打日本鬼子，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响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拉夫（原字为：左人右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了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的，并未落入日本军之手。
　　　　
　　　　这就是历史事实。怎么能把它说成“许多老百姓帮助日本人缴了自己‘同胞’的械”呢？
　　　　
　　　　抗战八年，河南人民除了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鬼子之外，还带着另外一条沉重的枷锁，即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的水、旱、蝗、汤四大灾难。一昼夜之间淹没了几十县的滔滔黄河，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的大旱，遮天蔽日的蝗虫，敲骨吸髓的汤恩伯军队，每一场灾难都夺走几十万以至上百万人的生命。然而，河南人却坚强不屈，带着枷锁抗战，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付出万斛鲜血。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身经百难而不退缩的坚毅精神，将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册。
　　　　
　　　　然而，这位作家，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借题发挥，作出这样的结论：“人，就是人，本不是为什么名分活着的，一切名、义都本来应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把自己当人。”他在编造日本军发放军粮收买人心、许多人帮助日本人消灭自己同胞之后，自问自答：“如果你面临着宁肯饿死做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做亡国奴的选择，你怎样决定呢？”作者坦然回答他“选择后者”，这就是说：帮日本人，不怕被骂为汉奸！
　　　　
　　　　这种论点如果成立，那才确实“太可怕了”。
　　　　
　　　　如果这样说，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内心唱出的“誓死不做亡国奴，拼命争自由”的歌声，不全都错了吗？
　　　　
　　　　“一切名、义，都本来应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这就是说，“活得更好”，应该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目的，什么忠与奸、爱国与卖国、都是其次又其次的事。如此说来，一切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出卖国格、人格的人，不都是为了“活得更好”吗？他们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把自己当人”，这就是说，爱国是有条件的，先得国家对得起自己。那么，方志敏执笔写作《可爱的中国》的时候，对祖国充满真挚的感情，他当时受到“国家”的尊重和爱护了吗？不，他是因率部队北上抗日，遭到国民党重兵追截，被俘关进监狱的；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以惊人的毅力写了这篇文章，最后还是被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一切爱国人士联合抗日的时候，那是代表“国家”的人把他们当人了吗？不，称他们为“共匪”，直到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战争第一线、浴血抗战的时候，代表“国家”的人还咒骂他们是“奸党”，颁布什么“限制异党办法”，处心积虑想消灭他们。如果按照作者这个逻辑，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打日本，反过来帮助敌人了。然而，他们决不这样想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热爱祖国和人民，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不是做买卖。鲁迅一生“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也是这种精神。
　　　　
　　　　把个人的荣辱得失放在第一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如果认为国家亏了自己，便可以“愤而反革命”，只能培养出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上述这种论调，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前几年电影《苦恋》早就散步过这种哲学：你爱祖国，祖国并不爱你，这样的祖国应该抛弃。1989年的动乱中，自封为“精英”的一群，也高唱这个老调子，他们始而煽动策划动乱，继而又逃到国外，匍匐在洋人脚下，乞求外国主子制裁中国。其思路和上述观点都是一脉相通的。试想，既然1942年河南老百姓因为国家亏待他们帮助日本人是有理的，今天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呢？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历史是需要回顾的。但回顾历史要严肃地对待历史，不能主观随意地歪曲历史；“知新”，要从历史演变过程中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不能把人们引入魔道。
　　　　
　　　　特别是当作者借题发挥，宣扬在生死关头宁可跪着活也不站着死的哲学时，他是否想过，那次大灾荒，河南死去300万农民，在他们为抗战做出重大牺牲、如今已经过去50多年的今天，向死者头上泼污水，把他们描绘成为了活命便不惜为敌人卖命的奴才，这样对待他们，实在比194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还要残酷无情。假如，死者有知，他们决不会甘愿蒙受这样的奇冤和耻辱的。
　　　　
　　　　1994年元月于武汉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
　　　　——读《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有感
　　　　
　　　　作者：李蕤
　　　　来源：1994年2月9日《河南日报》
　　　　
　　　　最近，读到作家鄢烈山一篇文章，题目是《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载《四川文学》1993年8期）。这篇文章，是教育孩子的。因为据说在南京举办的首届评选偶像崇拜座谈会中，有一个孩子提出他最崇拜伊拉克的萨达姆，理由是萨达姆骨头硬，敢于反抗美国的霸权主义。鄢烈山对此十分反感，批评他“你的想法太稚气了，太可怕了”。
　　　　
　　　　至于这个小孩子因为有崇拜萨达姆的思想就“可怕”到什么程度，本文不准备为这一问题纠缠。我感到最最刺眼的倒是鄢文中这么一段话：
　　　　“我们首先是人，要吃饭穿衣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1943年至1944年春，日寇侵入河南时，河南不少老百姓，为日军带路，甚至帮日本人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河南战役中约有五万中国士兵被同胞缴械。为什么，河南连年灾荒，‘国军’和政府仍对人民敲骨吸髓地压榨，而鬼子到河南却发放军粮收买人心。你可以骂那些帮日本人的老百姓不爱国，是汉奸；但如果你面临着宁肯饿死做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做亡国奴的选择，你怎样决定呢？我跟刘震云一样，选择后者(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发人集》)。”
　　　　
　　　　我是河南人，1942年的河南大旱灾，我是亲身经历者和目睹者，当时还曾以记者身份深入灾区，写过反映灾区的通讯报告十余篇，在当时的南阳《前锋报》发表，后集为《豫灾剪影》。1943—1944年日寇进攻，汤恩伯部队不战自溃，44天丢掉45县的狼狈情况，我也是亲身经历和目睹者。因此，读了鄢烈山的上一段文字，实在无法抑止内心的愤火，不能不率直地指出：这段描写，完全是对抗战历史的歪曲，对河南人民的侮辱。
　　　　
　　　　先说河南大旱灾。那次大旱灾，河南老百姓被饿死的达到300万到500万人。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不见死不救，而且不准在报刊上发表任何关于灾情的报道。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路过河南，写了篇通讯揭露了灾荒情况，便被罚停刊三天。河南反动政府，为了请功邀赏，隐瞒灾荒惨状，照样抓兵、征粮，老百姓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吃草根，吃树皮，吃大雁粪中淘出的草籽，不少人把枕了多少年枕头里的秕（原字为：左米右比）谷糠都吃掉了。有的卖房卖地，有的卖儿卖女。而地主官僚阶级，乘机垄断土地买卖，几升陈粮便买来农民的土地，奸商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当时中原大地，真正变成了一（原字为：左木右台）活生生的“人吃人的筵席”，入鲁迅所说的到了“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地步。那时，豫东、豫北早已沦陷，成为日本人的“王道乐土”，陇海路只有洛阳到西安一段还通火车，于是，从黄泛区来的，从豫东豫南来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逃向洛阳，希望“搭上火车”，逃出死亡圈，到“西省”去寻找生路。作家李准（原字为：上准下十）的《黄河东流去》，曾真实形象地写下了这场浩劫中的灾民流亡图。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的“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至于说“许多老百姓，为日本军带路，甚至帮助日本人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那就更是捕风捉影、天方夜谭式的妄说了。
　　　　
　　　　首先，说日本兵在河南战役中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便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日本兵1943年、1944年的“中原打扫荡”，是他们走向总崩溃的最后挣扎，对河南人民采取的是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持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怎么能张冠李戴，把帮日本鬼子的汉奸帽子，戴到“许多老百姓”的头上呢？
　　　　
　　　　鄢文说的“河南战役中约有五万名士兵被同胞缴械”，的确有这回事。
　　　　
　　　　但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的宠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的军队走私贩毒，无所不为，被称为“商业化部队”；军队风纪极坏，群众畏之如虎，流传有“宁使日本兵烧杀，不让十三军驻扎”的民谣；他遍布特务爪牙，逮捕残杀爱国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臭名昭著的叶县“青年集中营”里，有多少爱国青年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这样的“国军”根本没有想到打日本鬼子，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响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拉夫（原字为：左人右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了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的，并未落入日本军之手。
　　　　
　　　　这就是历史事实。怎么能把它说成“许多老百姓帮助日本人缴了自己‘同胞’的械”呢？
　　　　
　　　　抗战八年，河南人民除了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鬼子之外，还带着另外一条沉重的枷锁，即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的水、旱、蝗、汤四大灾难。一昼夜之间淹没了几十县的滔滔黄河，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的大旱，遮天蔽日的蝗虫，敲骨吸髓的汤恩伯军队，每一场灾难都夺走几十万以至上百万人的生命。然而，河南人却坚强不屈，带着枷锁抗战，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付出万斛鲜血。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身经百难而不退缩的坚毅精神，将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册。
　　　　
　　　　然而，这位作家，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借题发挥，作出这样的结论：“人，就是人，本不是为什么名分活着的，一切名、义都本来应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把自己当人。”他在编造日本军发放军粮收买人心、许多人帮助日本人消灭自己同胞之后，自问自答：“如果你面临着宁肯饿死做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做亡国奴的选择，你怎样决定呢？”作者坦然回答他“选择后者”，这就是说：帮日本人，不怕被骂为汉奸！
　　　　
　　　　这种论点如果成立，那才确实“太可怕了”。
　　　　
　　　　如果这样说，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内心唱出的“誓死不做亡国奴，拼命争自由”的歌声，不全都错了吗？
　　　　
　　　　“一切名、义，都本来应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这就是说，“活得更好”，应该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目的，什么忠与奸、爱国与卖国、都是其次又其次的事。如此说来，一切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出卖国格、人格的人，不都是为了“活得更好”吗？他们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把自己当人”，这就是说，爱国是有条件的，先得国家对得起自己。那么，方志敏执笔写作《可爱的中国》的时候，对祖国充满真挚的感情，他当时受到“国家”的尊重和爱护了吗？不，他是因率部队北上抗日，遭到国民党重兵追截，被俘关进监狱的；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以惊人的毅力写了这篇文章，最后还是被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一切爱国人士联合抗日的时候，那是代表“国家”的人把他们当人了吗？不，称他们为“共匪”，直到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战争第一线、浴血抗战的时候，代表“国家”的人还咒骂他们是“奸党”，颁布什么“限制异党办法”，处心积虑想消灭他们。如果按照作者这个逻辑，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打日本，反过来帮助敌人了。然而，他们决不这样想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热爱祖国和人民，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不是做买卖。鲁迅一生“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也是这种精神。
　　　　
　　　　把个人的荣辱得失放在第一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如果认为国家亏了自己，便可以“愤而反革命”，只能培养出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上述这种论调，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前几年电影《苦恋》早就散步过这种哲学：你爱祖国，祖国并不爱你，这样的祖国应该抛弃。1989年的动乱中，自封为“精英”的一群，也高唱这个老调子，他们始而煽动策划动乱，继而又逃到国外，匍匐在洋人脚下，乞求外国主子制裁中国。其思路和上述观点都是一脉相通的。试想，既然1942年河南老百姓因为国家亏待他们帮助日本人是有理的，今天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呢？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历史是需要回顾的。但回顾历史要严肃地对待历史，不能主观随意地歪曲历史；“知新”，要从历史演变过程中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不能把人们引入魔道。
　　　　
　　　　特别是当作者借题发挥，宣扬在生死关头宁可跪着活也不站着死的哲学时，他是否想过，那次大灾荒，河南死去300万农民，在他们为抗战做出重大牺牲、如今已经过去50多年的今天，向死者头上泼污水，把他们描绘成为了活命便不惜为敌人卖命的奴才，这样对待他们，实在比194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还要残酷无情。假如，死者有知，他们决不会甘愿蒙受这样的奇冤和耻辱的。
　　　　
　　　　1994年元月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