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重温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留下的 ...

以下是经过烈士们用生命萃取的革命精华，无论如何开展讨论，请注意用语用词，特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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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1 18:3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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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两周年前夕，央视《新闻联播》推出了解密“狱中八条”的系列报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65年前，重庆解放前3天，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屠杀，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是饱含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的血与泪的嘱托，今天读来，仍有着警示和教肓作用。本文记述了“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当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兴奋之中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1949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先关押在渣滓洞，后又转押至白公馆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在白公馆所有枪手暂时转到渣滓洞进行屠杀时，与关押在白公馆的十几名政治犯紧急做看守杨钦典的工作，让他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在强大的攻心压力下，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出狱后的罗广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烈士们留下了八条饱含血与泪的意见：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关于第一条，罗广斌首先记录了狱中同志从党的建设方面总结经验和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下级党员的反应（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对1948年形势的判断上，地下党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胜利充满喜悦，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的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当上级党组织要求重庆地下党“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时，地下党的领导干部认为“革命成功最多三个月的时间”，不顾重庆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强大力量的现实，要求发动游击战争，公开旗号，四处征兵，迅速发展党组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结果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兵力的围剿，遭致连续失败。当时，有地下党员质疑“为什么革命会只有三个月就马上成功”，却被批评为保守，当有地下党员反映在农村发展党员速度过快、“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时，却被指责为看不见革命的形势是“干柴烈火”。

其次，针对重庆地下党组织机构的情况，上海局党委曾经几次托人带信和打招呼，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但是，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却不以为然，刘国定公开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冉益智说：“学习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下面动起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不严于律己，不以身作则，就如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由此，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机制完全被破坏，“每次会面，不能谈任何问题，稍有意见不合就吵起来”。

再次，由于领导干部不注重学习，思想上放任自流，导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报告中指出叛徒李忠良：“由于政策、思想水平的放松，……希望下乡镀金，……往乡下跑来跑去，确实够积极，因此颇被赏识，但一被围攻，便开小差跑了”……他被捕以后立即叛变，在狱中他说：“我才二十岁，关上十年八年，怎么结得了婚？”报告总结说：“批准李入党，让他知道太多的东西，而在思想上没有深入地了解他的本质，也没有加以教育，这在组织上，领导人是该检讨的。”

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挺进报》事件，一件是川东武装起义。两次事件均遭失败，导致200多人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份《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对川东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非常深刻、沉痛的总结：一是“我们开了一些空头支票，宣传鼓动的结果，比如我们向群众大吹特吹，说解放军即将入川，或者说解放军便衣队已经来了，甚至假扮解放军来到他们区域做样子……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不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具体要求出发，更没有顾忌他们的觉悟程度……”二是“在进行组织之前，一般很少经过一段教育时间，更不是领导他们做日常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去认识、发展、巩固，有步骤有方法有领导去逐步提高与扩大，而且是好大喜功，舍本逐末，小的斗争不爱搞，要搞就搞大场面。在平静的状态下面去追求量的扩大，因而就超越了群众运动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的发展规律……”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开始群众工作就要把他与建军和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不经过日常的经济斗争，一下就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高度，这种飞跃，对党内个人英雄是需要的，而与群众要求相距甚远，以致在武装起义时也只拉来了一些群众，大部分群众则离开了我们……”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后说：“……我们对群众利益是隔靴搔痒，在客观是忽视的，今天看，成绩是完了，损失却无可补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失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上级党对下级党提出的任务很重大，如在好多时间内发展好多人、好多枪、限定时间拖出来，下级为了向上级交账，不得不加工赶造，粗制滥造，当然下级党在执行政策上出些偏向，一放就放得无边，一放就稀烂……”

狱中同志总结认为：“缺乏教育、缺乏斗争、仅仅依靠干部的原始热情冲锋，事实上没法子领导任何大规模的斗争……”就像总结中所讲的：“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分，但并没有提炼出来。”这句话也是狱中同志为什么总结“下级比上级好”的原因之一。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从狱中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看，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用“说话的英雄、行动的矮子”来描述是非常客观的。

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的“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冉益智要求下级要有“革命气节”等等，可是当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而只顾自己的安危去苟且偷生。罗广斌报告中曾提到冉益智，说他“善于解释”，以致后来叛变了，也能为自己找到理由。刘国鋕曾对他崇拜有加，但刘国鋕对组织和领导人的关系认识得很清楚，并没有因为冉益智的叛变而对组织失去信心。他在牺牲前说过：“只要有党在，我就等于没有死！”说明他相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而不是某些以组织面貌出现的领导人。

报告提到江竹筠的话：“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江竹筠说的这个话，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亲眼所睹的惨痛失败换来的，是以自己亲爱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的牺牲为代价得出的结论，是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彭咏梧主动请缨赴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他关心战友，作战英勇，牺牲壮烈。但是有一点必须讲清楚，下乡去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虽然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受地主豪强的盘剥，农民有为生存而抗争的愿望，但这与地下党要组织武装，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在农村建立可靠的工作据点还不完全是一致的。在没有掌握可靠情报的情况下，他坚信他领导的游击队可以与李先念的中原部队会师，迎接解放军大部队挺进四川，并经常以此来鼓动游击队员。他在此间作出一切重大决定和部署，都是以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上，限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根本就来不及知道彭个人以组织名义作出的决定和部署。

此期间，江竹筠一直是彭咏梧的助手，她清楚川东武装起义的发展过程。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压抑住心中的悲痛，

全身心投入新的斗争。她尽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好彭咏梧牺牲后的善后工作，总结经验教训。1948年4月15日，江竹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府尽力围剿以后，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月以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一点苦头。”

这时，离彭咏梧牺牲已整整三个月。

第四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动过三次武装起义。

在川东武装起义的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机关报《挺进报》被确定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大量向国民党的党政首脑机关和军警特务等单位寄发，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徐远举采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运用线人搜集情报，将《挺进报》破获。

川东地下党老同志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一文中分析了川东武装起义和《挺进报》事件的原因，关于武装起义他写道：“……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既可动摇国民党的后方，又配合大巴山北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城市地下斗争要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输送干部、提供情报、运送子弹。实际上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巴山北面并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解放军在这时还不可能进军四川。而且要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主观力量也还不够，需要积蓄力量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四川工作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王璞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到四川，是个好同志，斗争是坚定英勇的，但是比较主观急躁。他按上级指示搞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要创造条件，不是想搞就搞得成功。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他急于搞武装斗争，在当时川东临委和他的主张和推动下，在川东搞了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关于扩大发行《挺进报》邓写道：“1947至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在重庆这个地区则仍是敌强我弱，仍更应注意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在大好的形势下，采取了轻敌冒险的做法。当时地下党办了《挺进报》，本来是供党员和进步群众阅读的，后来搞攻心战术，把《挺进报》秘密发到敌人内部，其目的是动摇和瓦解敌人，即使如此也应当针对可能动摇的人。有一次他们把《挺进报》送到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立即召开军警宪特首脑会议，要求限期破案。可我们党组织却很麻痹，对《挺进报》的发行和阅读范围也没有限制，阅后也没有及时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就抓了工

人任达哉和陈柏林（新党员），任供出了领导人许建业的地址——小什字中正路九十七号，是一家私立银行的宿舍。四月四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并留下人守候。市委书记刘国定去找许建业，又被逮捕……这段时间重庆被捕了四五十人，造成了四川少有的党组织大破坏。”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狱中报告指出：……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川东地下党斗争时期，对敌人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相对地下党组织的巨大的统治力量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盲目发动武装起义，利用《挺进报》对敌展开攻心工作，扩大发行。二是对特务机关在破坏地下党组织和逮捕革命志士方面的狡诈性认识不足。

《挺进报》的扩大发行，虽然引起国民党的高度重视，但就像保密局特务徐远举说的那样，破坏《挺进报》感觉无从下手，虽然情报多如牛毛，乱抓一些人栽赃陷害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徐远举最终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让特工曾纪纲在地下党的联络地点文成书店伪装成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一连数日的进步假象，使书店店员地下党员陈柏林认为这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所以，当他把曾纪纲推荐给自己的上级地下交通联络员任达哉时，任达哉又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擅自做主，对曾纪纲进行当面考察，结果遭到逮捕。

被捕后的陈柏林，恨悔自己受骗上当，在刑讯面前坚不吐实，殉难于11·27大屠杀。而他的上级任达哉，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不曾叛变，但当特务发现他曾经参加过军统社会情报通讯员的情节以后，以此相逼，导致他叛变，供出上级地下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突然想起家中枕头下面放有三份党内文件，床下箱子里又放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他心急如焚，怕敌人抄家发现这些东西，当特务看守陈远德发现许建业在牢房中坐卧不安时，想敲他的“油水”，主动向他表示可以为他帮忙做事，许建业情急之中轻信陈远德，拿出身上仅有的3000法币，让他下班后去志诚公司找一位叫刘德惠的人，让刘把自己家中枕头下和箱子里的东西处理掉。结果，陈远德拿了钱没有替人消灾，却将情况上报，导致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许建业为自己轻信特务的行为三次在狱中碰壁自杀未遂。

第六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狱中报告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叛徒骆隽文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一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认为“……革命快要胜利了，今后该多么称心如意啊！廿几岁就当地委（书记），三十几岁，不当省委（书记）吗……”功利色彩让他苟且偷生。

徐远举是红岩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反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战犯先在重庆关押，后在秦城监狱改造。在改造期间写过大量关于红岩的材料。其中，他在《血手染红岩》一文中对叛徒的记载有：……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叛变的主要有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陈为智等人。”

第七条：严格整党整风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要求我的一切，希望组织上注意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口头遗言。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带领党员乘船到下川东开展工作，在船上他要求党员有群众观念，不要与群众抢位子。结果，几个党员按他要求全部站在甲板上，他和自己妻子却打开行李睡下。

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被关押十年的许晓轩同志口述过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被捕前已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现象，却难以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内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因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第八条：严惩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的最后一条是惩办那些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们。

叛徒刘国定，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后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被授予中校参谋、侦防处专员。为特务机关编写《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作为特务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教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冉益智，四川酉阳人，1937年在重庆入党。担任万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被捕，为乞求活命，与刘国定竞相出卖组织和地下党干部。被授予中校秘书、侦防处专员职位，并在特务头目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为特务机关编写了《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并在特务训练班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重庆解放后，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时李修凯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

叛徒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四川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1948年6月11日，因冉益智出卖被捕，叛变后供出地下党员江竹筠、李青林等20余名共产党员，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国民党公开枪决。

叛徒骆安靖，中共成都市工委委员、上川东地委委员。1948年7月在四川广安被捕后叛变，同年10月，被任命为西南特区少校专员。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

叛徒李文祥，叛变前是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经受不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时，他在坐牢8个月后，向特务机关“坦白自首”，出卖了何柏梁等10多人，并参加特务工作，被军统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2月被公安机关判处死刑。

叛徒李忠良，因参加1948年初梁山、达县大竹起义，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出卖大批游击队员，被授予上尉军衔。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任达哉，1948年4月被捕，出卖同志交代出组织。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枪决于渣滓洞看守所。

（本文作者曾任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现为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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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两周年前夕，央视《新闻联播》推出了解密“狱中八条”的系列报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65年前，重庆解放前3天，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屠杀，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是饱含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的血与泪的嘱托，今天读来，仍有着警示和教肓作用。本文记述了“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当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兴奋之中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1949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先关押在渣滓洞，后又转押至白公馆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在白公馆所有枪手暂时转到渣滓洞进行屠杀时，与关押在白公馆的十几名政治犯紧急做看守杨钦典的工作，让他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在强大的攻心压力下，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出狱后的罗广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烈士们留下了八条饱含血与泪的意见：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关于第一条，罗广斌首先记录了狱中同志从党的建设方面总结经验和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下级党员的反应（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对1948年形势的判断上，地下党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胜利充满喜悦，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的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当上级党组织要求重庆地下党“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时，地下党的领导干部认为“革命成功最多三个月的时间”，不顾重庆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强大力量的现实，要求发动游击战争，公开旗号，四处征兵，迅速发展党组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结果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兵力的围剿，遭致连续失败。当时，有地下党员质疑“为什么革命会只有三个月就马上成功”，却被批评为保守，当有地下党员反映在农村发展党员速度过快、“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时，却被指责为看不见革命的形势是“干柴烈火”。

其次，针对重庆地下党组织机构的情况，上海局党委曾经几次托人带信和打招呼，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但是，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却不以为然，刘国定公开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冉益智说：“学习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下面动起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不严于律己，不以身作则，就如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由此，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机制完全被破坏，“每次会面，不能谈任何问题，稍有意见不合就吵起来”。

再次，由于领导干部不注重学习，思想上放任自流，导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报告中指出叛徒李忠良：“由于政策、思想水平的放松，……希望下乡镀金，……往乡下跑来跑去，确实够积极，因此颇被赏识，但一被围攻，便开小差跑了”……他被捕以后立即叛变，在狱中他说：“我才二十岁，关上十年八年，怎么结得了婚？”报告总结说：“批准李入党，让他知道太多的东西，而在思想上没有深入地了解他的本质，也没有加以教育，这在组织上，领导人是该检讨的。”

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挺进报》事件，一件是川东武装起义。两次事件均遭失败，导致200多人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份《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对川东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非常深刻、沉痛的总结：一是“我们开了一些空头支票，宣传鼓动的结果，比如我们向群众大吹特吹，说解放军即将入川，或者说解放军便衣队已经来了，甚至假扮解放军来到他们区域做样子……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不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具体要求出发，更没有顾忌他们的觉悟程度……”二是“在进行组织之前，一般很少经过一段教育时间，更不是领导他们做日常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去认识、发展、巩固，有步骤有方法有领导去逐步提高与扩大，而且是好大喜功，舍本逐末，小的斗争不爱搞，要搞就搞大场面。在平静的状态下面去追求量的扩大，因而就超越了群众运动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的发展规律……”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开始群众工作就要把他与建军和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不经过日常的经济斗争，一下就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高度，这种飞跃，对党内个人英雄是需要的，而与群众要求相距甚远，以致在武装起义时也只拉来了一些群众，大部分群众则离开了我们……”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后说：“……我们对群众利益是隔靴搔痒，在客观是忽视的，今天看，成绩是完了，损失却无可补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失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上级党对下级党提出的任务很重大，如在好多时间内发展好多人、好多枪、限定时间拖出来，下级为了向上级交账，不得不加工赶造，粗制滥造，当然下级党在执行政策上出些偏向，一放就放得无边，一放就稀烂……”

狱中同志总结认为：“缺乏教育、缺乏斗争、仅仅依靠干部的原始热情冲锋，事实上没法子领导任何大规模的斗争……”就像总结中所讲的：“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分，但并没有提炼出来。”这句话也是狱中同志为什么总结“下级比上级好”的原因之一。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从狱中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看，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用“说话的英雄、行动的矮子”来描述是非常客观的。

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的“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冉益智要求下级要有“革命气节”等等，可是当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而只顾自己的安危去苟且偷生。罗广斌报告中曾提到冉益智，说他“善于解释”，以致后来叛变了，也能为自己找到理由。刘国鋕曾对他崇拜有加，但刘国鋕对组织和领导人的关系认识得很清楚，并没有因为冉益智的叛变而对组织失去信心。他在牺牲前说过：“只要有党在，我就等于没有死！”说明他相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而不是某些以组织面貌出现的领导人。

报告提到江竹筠的话：“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江竹筠说的这个话，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亲眼所睹的惨痛失败换来的，是以自己亲爱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的牺牲为代价得出的结论，是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彭咏梧主动请缨赴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他关心战友，作战英勇，牺牲壮烈。但是有一点必须讲清楚，下乡去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虽然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受地主豪强的盘剥，农民有为生存而抗争的愿望，但这与地下党要组织武装，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在农村建立可靠的工作据点还不完全是一致的。在没有掌握可靠情报的情况下，他坚信他领导的游击队可以与李先念的中原部队会师，迎接解放军大部队挺进四川，并经常以此来鼓动游击队员。他在此间作出一切重大决定和部署，都是以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上，限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根本就来不及知道彭个人以组织名义作出的决定和部署。

此期间，江竹筠一直是彭咏梧的助手，她清楚川东武装起义的发展过程。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压抑住心中的悲痛，

全身心投入新的斗争。她尽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好彭咏梧牺牲后的善后工作，总结经验教训。1948年4月15日，江竹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府尽力围剿以后，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月以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一点苦头。”

这时，离彭咏梧牺牲已整整三个月。

第四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动过三次武装起义。

在川东武装起义的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机关报《挺进报》被确定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大量向国民党的党政首脑机关和军警特务等单位寄发，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徐远举采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运用线人搜集情报，将《挺进报》破获。

川东地下党老同志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一文中分析了川东武装起义和《挺进报》事件的原因，关于武装起义他写道：“……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既可动摇国民党的后方，又配合大巴山北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城市地下斗争要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输送干部、提供情报、运送子弹。实际上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巴山北面并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解放军在这时还不可能进军四川。而且要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主观力量也还不够，需要积蓄力量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四川工作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王璞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到四川，是个好同志，斗争是坚定英勇的，但是比较主观急躁。他按上级指示搞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要创造条件，不是想搞就搞得成功。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他急于搞武装斗争，在当时川东临委和他的主张和推动下，在川东搞了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关于扩大发行《挺进报》邓写道：“1947至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在重庆这个地区则仍是敌强我弱，仍更应注意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在大好的形势下，采取了轻敌冒险的做法。当时地下党办了《挺进报》，本来是供党员和进步群众阅读的，后来搞攻心战术，把《挺进报》秘密发到敌人内部，其目的是动摇和瓦解敌人，即使如此也应当针对可能动摇的人。有一次他们把《挺进报》送到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立即召开军警宪特首脑会议，要求限期破案。可我们党组织却很麻痹，对《挺进报》的发行和阅读范围也没有限制，阅后也没有及时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就抓了工

人任达哉和陈柏林（新党员），任供出了领导人许建业的地址——小什字中正路九十七号，是一家私立银行的宿舍。四月四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并留下人守候。市委书记刘国定去找许建业，又被逮捕……这段时间重庆被捕了四五十人，造成了四川少有的党组织大破坏。”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狱中报告指出：……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川东地下党斗争时期，对敌人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相对地下党组织的巨大的统治力量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盲目发动武装起义，利用《挺进报》对敌展开攻心工作，扩大发行。二是对特务机关在破坏地下党组织和逮捕革命志士方面的狡诈性认识不足。

《挺进报》的扩大发行，虽然引起国民党的高度重视，但就像保密局特务徐远举说的那样，破坏《挺进报》感觉无从下手，虽然情报多如牛毛，乱抓一些人栽赃陷害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徐远举最终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让特工曾纪纲在地下党的联络地点文成书店伪装成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一连数日的进步假象，使书店店员地下党员陈柏林认为这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所以，当他把曾纪纲推荐给自己的上级地下交通联络员任达哉时，任达哉又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擅自做主，对曾纪纲进行当面考察，结果遭到逮捕。

被捕后的陈柏林，恨悔自己受骗上当，在刑讯面前坚不吐实，殉难于11·27大屠杀。而他的上级任达哉，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不曾叛变，但当特务发现他曾经参加过军统社会情报通讯员的情节以后，以此相逼，导致他叛变，供出上级地下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突然想起家中枕头下面放有三份党内文件，床下箱子里又放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他心急如焚，怕敌人抄家发现这些东西，当特务看守陈远德发现许建业在牢房中坐卧不安时，想敲他的“油水”，主动向他表示可以为他帮忙做事，许建业情急之中轻信陈远德，拿出身上仅有的3000法币，让他下班后去志诚公司找一位叫刘德惠的人，让刘把自己家中枕头下和箱子里的东西处理掉。结果，陈远德拿了钱没有替人消灾，却将情况上报，导致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许建业为自己轻信特务的行为三次在狱中碰壁自杀未遂。

第六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狱中报告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叛徒骆隽文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一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认为“……革命快要胜利了，今后该多么称心如意啊！廿几岁就当地委（书记），三十几岁，不当省委（书记）吗……”功利色彩让他苟且偷生。

徐远举是红岩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反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战犯先在重庆关押，后在秦城监狱改造。在改造期间写过大量关于红岩的材料。其中，他在《血手染红岩》一文中对叛徒的记载有：……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叛变的主要有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陈为智等人。”

第七条：严格整党整风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要求我的一切，希望组织上注意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口头遗言。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带领党员乘船到下川东开展工作，在船上他要求党员有群众观念，不要与群众抢位子。结果，几个党员按他要求全部站在甲板上，他和自己妻子却打开行李睡下。

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被关押十年的许晓轩同志口述过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被捕前已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现象，却难以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内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因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第八条：严惩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的最后一条是惩办那些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们。

叛徒刘国定，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后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被授予中校参谋、侦防处专员。为特务机关编写《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作为特务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教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冉益智，四川酉阳人，1937年在重庆入党。担任万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被捕，为乞求活命，与刘国定竞相出卖组织和地下党干部。被授予中校秘书、侦防处专员职位，并在特务头目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为特务机关编写了《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并在特务训练班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重庆解放后，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时李修凯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

叛徒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四川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1948年6月11日，因冉益智出卖被捕，叛变后供出地下党员江竹筠、李青林等20余名共产党员，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国民党公开枪决。

叛徒骆安靖，中共成都市工委委员、上川东地委委员。1948年7月在四川广安被捕后叛变，同年10月，被任命为西南特区少校专员。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

叛徒李文祥，叛变前是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经受不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时，他在坐牢8个月后，向特务机关“坦白自首”，出卖了何柏梁等10多人，并参加特务工作，被军统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2月被公安机关判处死刑。

叛徒李忠良，因参加1948年初梁山、达县大竹起义，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出卖大批游击队员，被授予上尉军衔。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任达哉，1948年4月被捕，出卖同志交代出组织。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枪决于渣滓洞看守所。

（本文作者曾任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现为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