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非典背后的故事[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6:01:38
诚实的胜利--非典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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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6日14:01 南风窗
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尽管遭遇过如此的曲折、艰难，但他们依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本刊特约记者 廖怀凌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了，记者在这里追溯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遭遇过的曲折和艰辛，也许会有人并不乐意。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原貌。
记者也希望人们不要带着太多情绪回顾这段历史，因为这些日子非常不容易：不管有没有找到病原体，广东的诊治标准证实是正确的，正因此，广东创造了全球最低的非典死亡率—3.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公布的14～15%的全球平均数，也低于香港的20%和加拿大的10%。
草率的宣布
广东查找病原体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
2月11日下午，记者到省卫生厅参加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香港有媒体以“夺命炭疽肺炎”、“鼠疫疑云”、“禽流感”等恐慌性字眼报道广东发生的这起疫情，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记者见面会上宣布，经省疾控中心和国家疾控中心实验室检验，导致该病发生的病原体已经排除炭疽、鼠疫、禽流感。
那天下午，王智琼副厅长向记者透露，对41份病人的血样检测发现其中10份有腺病毒抗体，但尚未分离出任何病毒。她解释，腺病毒是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常见病毒，腺病毒抗体阳性只显示病人曾感染过腺病毒，至于是否本次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原因，还要扩大检测范围，并取病人发病期和康复期双份血样进行抗体滴度的对比才有诊断意义。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作为专家组的组长对这次疫情的病因、诊断、治病与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讨论分析，指出该病属“非典型肺炎”，病因不明，但从临床迹象来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钟南山强调，没有找到病原体不等于这种疾病没得治，因为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很多，很多病人治好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被什么感染的。
记者和很多记者一样，非常关心病原体结论。2月18日下午4点，记者突然接到消息，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已找到病原体，准备对外公布。这可是个“重磅炸弹”，记者当即跑到广东省卫生厅求证了解。
原来省卫生厅接到卫生部电话通知，说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标本切片里，用电子显微镜看到了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图像，其他如支原体、立克次体等也会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都没有发现。
衣原体是一种体积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第三类微生物，也是呼吸道疾病的常见致病原因或继发原因之一，也可以引起“非典型肺炎”。
看电镜的专家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洪涛院士。
卫生厅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也是读医出身，我们讨论起这份结论时都很激动：“不会吧？就是衣原体这么简单？那红霉素就可以搞定啦，怎么会所有抗菌素都无效呢？”那晚，卫生厅紧急召集的“广东省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连夜闭门讨论。
记者当夜和一些学医的同学则不断上网查衣原体的资料，大家第一感觉都认为不可能是衣原体。稍有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医院长期使用各种药物治疗的呼吸道疾病病人中，很多是后来继发感染衣原体的，这两个病人已经死亡，他们可能合并有多种病原体感染，只是衣原体在尸体上存活的时间较长而被检出。
那天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记者当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如果按照衣原体的推荐特效药四环素及红霉类抗生素来治疗，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
那天晚上记者向多名与会专家了解情况，他们没有人认同“衣原体”。专家们说，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发病特征和临床治疗经验都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果。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一名全程参与广东省各地非典型肺炎病例救治工作的专家解释，衣原体是一种对抗菌素非常敏感的病原体，治疗首选红霉素，此外还可使用罗红霉素、罗力得、阿奇霉素、甲红霉素等，一般用药几天就会出现明显效果。但广州有医生曾对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试验性按“衣原体肺炎”治疗，选用上述抗菌素，结果病情不但没减轻，还出现了呼吸衰竭等恶化的迹象。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行病学有一整套确认病原体原则：不仅要看到或检出病原体的抗体，还要将病人恢复期的抗体效价(浓度)和患病前进行比较升高四倍以上，最后，将病人身上或分泌物(血液、痰液等)分离出的病原体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动物发生和人相似的病理反应，动物死亡后，在尸体标本中同样要检出这种病原体。这个周期非常长，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不应该在仅仅完成第一步就急于公布结论。
媒体：多种声音
2月18日当晚，记者查资料和上网直到深夜，发现衣原体肺炎的临床症状与这次非典型肺炎有部分相似之处，但治疗实践经验不支持这个结论。当时记者思维非常混乱：这是一条重大消息，明天全广东媒体肯定要报道这条“新华社电”，如果仅仅报道新华社的消息而不客观反映广东专家意见，那等于默认了这个结论，报社将承担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如果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对着干”，万一将来真的证实是衣原体，报社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质疑。
记者最后还是决定提交稿件《广东全体专家不认同报告结果专家认为本次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把发稿的决定权交给编辑部。
记者在稿件中这样提：“专家认为，导致本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其中2月14日本报头条独家报道《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中的传染70多人的‘特毒’病人所携带的应当是一种毒力特强的病原体，导致医务人员大量感染的还有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和心脏科被同一病人‘毒倒’12名医护人员的个案，这类病人症状重，传染性强。而在全省305例病例中，有部分属于散发、症状较轻、传染性相对弱的病例，其病原体毒力没有那么强……广东专家对这种草率的科研态度表示失望。专家认为，要确认全省305例病例的病原体都是衣原体，要取所有病人的血液、痰液接种到小鼠腹腔或鸡胚卵黄囊内进行病毒培养，在实验动物发病死亡后取标本在显微镜下找到该病原体，也可以检测病人血清中的衣原体抗体，取发病初期和晚期双份血清检测，晚期抗体效价比初期增高4倍以上才可以确诊。”2月19日早上报纸非常精彩，有的日报干脆就报道“新华社消息”不加任何评论；有的日报则旗帜鲜明地提出“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广东专家保留意见”。这是记者工作接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央和地方的媒体有完全不同的声音。
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震惊：“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文杰主任快人快语：“如果按照衣原体治疗，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羊城晚报》是当天上午组版，下午才见报，要闻部编辑打电话给记者，希望利用上午的时间再向权威机构确认一下，理由更充分一些。
记者向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打听，结果真有新消息：他们昨晚接到卫生厅厅长的指示，要求紧急取病人的血清检测衣原体抗体。他们干了一个通宵，对连夜送来的90份病人的血清检测发现17份呈阳性，占18.9%。这位朋友告诉我，“18.9%”这个结论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病原体，因为正常人群也可以检出衣原体。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显示，成人中至少有40%已受到该衣原体感染，大部分为亚临床型(即隐性感染，不发病)，广州市儿童医院也对门诊的病儿进行过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19%的儿童衣原体抗体为阳性。他表示，要继续动态观察追踪，对病人患病早期和晚期的血清抗体浓度进行对比，即使病人恢复期的衣原体抗体浓度高于疾病早期四倍以上，也只能证实病人合并有衣原体的感染，不代表这是感染的首发原因。
记者想到最早报告发生病例的医院在河源，于是找到河源卫生局工作人员打听。没想到他们对“衣原体说”表示支持。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河源曾出现群众到药店抢购“罗红霉素”，媒体也报道过这次抢购风波。因为当时河源的医院就是用这种最便宜的抗生素治好病人的，罗红霉素也是衣原体特效药，由此反证，衣原体也许就是病原。至于为什么广州的医院用所有的抗生素治疗都无效，这位医生开玩笑地说：“我们山区穷，只能用罗红霉素。你们广州的医院有钱，病人一到医院就上最贵的广谱抗生素，还用很多种，这样下来，衣原体能不耐药吗？”
他的意见是记者第一次听到的支持“衣原体说”的声音。难道广州医生真是小病大治？记者知道，抗生素的依赖和滥用确实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医疗难题。我曾看过世界卫生组织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广东珠三角地区抗菌素滥用的现象尤其严重。我了解到，不少大医院一收到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就上罗氏芬、泰能等高级抗生素，结果城市人对抗生素越来越不敏感。
记者又向广州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了解。这家医院的专家也倾向于衣原体。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发布衣原体结论前，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来过他们医院考察，当时他们报告一个结果：对该院部分病人进行衣原体抗体检测，结果为强阳性。
另一位医生朋友则透露，中山二院在病原体未明前，曾把全院40多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分三组，按不同的病原体对应使用特效药物治疗，对比观察三组效果。其中有一组按“衣原体肺炎”治疗。实践发现，对“衣原体组”试验性使用特效的“丁胺卡那”+“强力霉素”后，比较其余两组有更好的效果，病人退烧时间比较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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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6日14:01 南风窗
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尽管遭遇过如此的曲折、艰难，但他们依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本刊特约记者 廖怀凌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了，记者在这里追溯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遭遇过的曲折和艰辛，也许会有人并不乐意。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原貌。
记者也希望人们不要带着太多情绪回顾这段历史，因为这些日子非常不容易：不管有没有找到病原体，广东的诊治标准证实是正确的，正因此，广东创造了全球最低的非典死亡率—3.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公布的14～15%的全球平均数，也低于香港的20%和加拿大的10%。
草率的宣布
广东查找病原体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
2月11日下午，记者到省卫生厅参加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香港有媒体以“夺命炭疽肺炎”、“鼠疫疑云”、“禽流感”等恐慌性字眼报道广东发生的这起疫情，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记者见面会上宣布，经省疾控中心和国家疾控中心实验室检验，导致该病发生的病原体已经排除炭疽、鼠疫、禽流感。
那天下午，王智琼副厅长向记者透露，对41份病人的血样检测发现其中10份有腺病毒抗体，但尚未分离出任何病毒。她解释，腺病毒是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常见病毒，腺病毒抗体阳性只显示病人曾感染过腺病毒，至于是否本次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原因，还要扩大检测范围，并取病人发病期和康复期双份血样进行抗体滴度的对比才有诊断意义。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作为专家组的组长对这次疫情的病因、诊断、治病与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讨论分析，指出该病属“非典型肺炎”，病因不明，但从临床迹象来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钟南山强调，没有找到病原体不等于这种疾病没得治，因为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很多，很多病人治好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被什么感染的。
记者和很多记者一样，非常关心病原体结论。2月18日下午4点，记者突然接到消息，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已找到病原体，准备对外公布。这可是个“重磅炸弹”，记者当即跑到广东省卫生厅求证了解。
原来省卫生厅接到卫生部电话通知，说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标本切片里，用电子显微镜看到了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图像，其他如支原体、立克次体等也会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都没有发现。
衣原体是一种体积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第三类微生物，也是呼吸道疾病的常见致病原因或继发原因之一，也可以引起“非典型肺炎”。
看电镜的专家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洪涛院士。
卫生厅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也是读医出身，我们讨论起这份结论时都很激动：“不会吧？就是衣原体这么简单？那红霉素就可以搞定啦，怎么会所有抗菌素都无效呢？”那晚，卫生厅紧急召集的“广东省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连夜闭门讨论。
记者当夜和一些学医的同学则不断上网查衣原体的资料，大家第一感觉都认为不可能是衣原体。稍有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医院长期使用各种药物治疗的呼吸道疾病病人中，很多是后来继发感染衣原体的，这两个病人已经死亡，他们可能合并有多种病原体感染，只是衣原体在尸体上存活的时间较长而被检出。
那天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记者当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如果按照衣原体的推荐特效药四环素及红霉类抗生素来治疗，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
那天晚上记者向多名与会专家了解情况，他们没有人认同“衣原体”。专家们说，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发病特征和临床治疗经验都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果。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一名全程参与广东省各地非典型肺炎病例救治工作的专家解释，衣原体是一种对抗菌素非常敏感的病原体，治疗首选红霉素，此外还可使用罗红霉素、罗力得、阿奇霉素、甲红霉素等，一般用药几天就会出现明显效果。但广州有医生曾对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试验性按“衣原体肺炎”治疗，选用上述抗菌素，结果病情不但没减轻，还出现了呼吸衰竭等恶化的迹象。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行病学有一整套确认病原体原则：不仅要看到或检出病原体的抗体，还要将病人恢复期的抗体效价(浓度)和患病前进行比较升高四倍以上，最后，将病人身上或分泌物(血液、痰液等)分离出的病原体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动物发生和人相似的病理反应，动物死亡后，在尸体标本中同样要检出这种病原体。这个周期非常长，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不应该在仅仅完成第一步就急于公布结论。
媒体：多种声音
2月18日当晚，记者查资料和上网直到深夜，发现衣原体肺炎的临床症状与这次非典型肺炎有部分相似之处，但治疗实践经验不支持这个结论。当时记者思维非常混乱：这是一条重大消息，明天全广东媒体肯定要报道这条“新华社电”，如果仅仅报道新华社的消息而不客观反映广东专家意见，那等于默认了这个结论，报社将承担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如果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对着干”，万一将来真的证实是衣原体，报社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质疑。
记者最后还是决定提交稿件《广东全体专家不认同报告结果专家认为本次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把发稿的决定权交给编辑部。
记者在稿件中这样提：“专家认为，导致本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其中2月14日本报头条独家报道《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中的传染70多人的‘特毒’病人所携带的应当是一种毒力特强的病原体，导致医务人员大量感染的还有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和心脏科被同一病人‘毒倒’12名医护人员的个案，这类病人症状重，传染性强。而在全省305例病例中，有部分属于散发、症状较轻、传染性相对弱的病例，其病原体毒力没有那么强……广东专家对这种草率的科研态度表示失望。专家认为，要确认全省305例病例的病原体都是衣原体，要取所有病人的血液、痰液接种到小鼠腹腔或鸡胚卵黄囊内进行病毒培养，在实验动物发病死亡后取标本在显微镜下找到该病原体，也可以检测病人血清中的衣原体抗体，取发病初期和晚期双份血清检测，晚期抗体效价比初期增高4倍以上才可以确诊。”2月19日早上报纸非常精彩，有的日报干脆就报道“新华社消息”不加任何评论；有的日报则旗帜鲜明地提出“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广东专家保留意见”。这是记者工作接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央和地方的媒体有完全不同的声音。
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震惊：“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文杰主任快人快语：“如果按照衣原体治疗，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羊城晚报》是当天上午组版，下午才见报，要闻部编辑打电话给记者，希望利用上午的时间再向权威机构确认一下，理由更充分一些。
记者向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打听，结果真有新消息：他们昨晚接到卫生厅厅长的指示，要求紧急取病人的血清检测衣原体抗体。他们干了一个通宵，对连夜送来的90份病人的血清检测发现17份呈阳性，占18.9%。这位朋友告诉我，“18.9%”这个结论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病原体，因为正常人群也可以检出衣原体。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显示，成人中至少有40%已受到该衣原体感染，大部分为亚临床型(即隐性感染，不发病)，广州市儿童医院也对门诊的病儿进行过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19%的儿童衣原体抗体为阳性。他表示，要继续动态观察追踪，对病人患病早期和晚期的血清抗体浓度进行对比，即使病人恢复期的衣原体抗体浓度高于疾病早期四倍以上，也只能证实病人合并有衣原体的感染，不代表这是感染的首发原因。
记者想到最早报告发生病例的医院在河源，于是找到河源卫生局工作人员打听。没想到他们对“衣原体说”表示支持。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河源曾出现群众到药店抢购“罗红霉素”，媒体也报道过这次抢购风波。因为当时河源的医院就是用这种最便宜的抗生素治好病人的，罗红霉素也是衣原体特效药，由此反证，衣原体也许就是病原。至于为什么广州的医院用所有的抗生素治疗都无效，这位医生开玩笑地说：“我们山区穷，只能用罗红霉素。你们广州的医院有钱，病人一到医院就上最贵的广谱抗生素，还用很多种，这样下来，衣原体能不耐药吗？”
他的意见是记者第一次听到的支持“衣原体说”的声音。难道广州医生真是小病大治？记者知道，抗生素的依赖和滥用确实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医疗难题。我曾看过世界卫生组织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广东珠三角地区抗菌素滥用的现象尤其严重。我了解到，不少大医院一收到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就上罗氏芬、泰能等高级抗生素，结果城市人对抗生素越来越不敏感。
记者又向广州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了解。这家医院的专家也倾向于衣原体。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发布衣原体结论前，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来过他们医院考察，当时他们报告一个结果：对该院部分病人进行衣原体抗体检测，结果为强阳性。
另一位医生朋友则透露，中山二院在病原体未明前，曾把全院40多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分三组，按不同的病原体对应使用特效药物治疗，对比观察三组效果。其中有一组按“衣原体肺炎”治疗。实践发现，对“衣原体组”试验性使用特效的“丁胺卡那”+“强力霉素”后，比较其余两组有更好的效果，病人退烧时间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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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6日14:01 南风窗
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尽管遭遇过如此的曲折、艰难，但他们依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本刊特约记者 廖怀凌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了，记者在这里追溯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遭遇过的曲折和艰辛，也许会有人并不乐意。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原貌。
记者也希望人们不要带着太多情绪回顾这段历史，因为这些日子非常不容易：不管有没有找到病原体，广东的诊治标准证实是正确的，正因此，广东创造了全球最低的非典死亡率—3.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公布的14～15%的全球平均数，也低于香港的20%和加拿大的10%。
草率的宣布
广东查找病原体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
2月11日下午，记者到省卫生厅参加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香港有媒体以“夺命炭疽肺炎”、“鼠疫疑云”、“禽流感”等恐慌性字眼报道广东发生的这起疫情，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记者见面会上宣布，经省疾控中心和国家疾控中心实验室检验，导致该病发生的病原体已经排除炭疽、鼠疫、禽流感。
那天下午，王智琼副厅长向记者透露，对41份病人的血样检测发现其中10份有腺病毒抗体，但尚未分离出任何病毒。她解释，腺病毒是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常见病毒，腺病毒抗体阳性只显示病人曾感染过腺病毒，至于是否本次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原因，还要扩大检测范围，并取病人发病期和康复期双份血样进行抗体滴度的对比才有诊断意义。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作为专家组的组长对这次疫情的病因、诊断、治病与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讨论分析，指出该病属“非典型肺炎”，病因不明，但从临床迹象来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钟南山强调，没有找到病原体不等于这种疾病没得治，因为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很多，很多病人治好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被什么感染的。
记者和很多记者一样，非常关心病原体结论。2月18日下午4点，记者突然接到消息，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已找到病原体，准备对外公布。这可是个“重磅炸弹”，记者当即跑到广东省卫生厅求证了解。
原来省卫生厅接到卫生部电话通知，说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标本切片里，用电子显微镜看到了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图像，其他如支原体、立克次体等也会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都没有发现。
衣原体是一种体积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第三类微生物，也是呼吸道疾病的常见致病原因或继发原因之一，也可以引起“非典型肺炎”。
看电镜的专家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洪涛院士。
卫生厅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也是读医出身，我们讨论起这份结论时都很激动：“不会吧？就是衣原体这么简单？那红霉素就可以搞定啦，怎么会所有抗菌素都无效呢？”那晚，卫生厅紧急召集的“广东省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连夜闭门讨论。
记者当夜和一些学医的同学则不断上网查衣原体的资料，大家第一感觉都认为不可能是衣原体。稍有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医院长期使用各种药物治疗的呼吸道疾病病人中，很多是后来继发感染衣原体的，这两个病人已经死亡，他们可能合并有多种病原体感染，只是衣原体在尸体上存活的时间较长而被检出。
那天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记者当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如果按照衣原体的推荐特效药四环素及红霉类抗生素来治疗，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
那天晚上记者向多名与会专家了解情况，他们没有人认同“衣原体”。专家们说，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发病特征和临床治疗经验都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果。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一名全程参与广东省各地非典型肺炎病例救治工作的专家解释，衣原体是一种对抗菌素非常敏感的病原体，治疗首选红霉素，此外还可使用罗红霉素、罗力得、阿奇霉素、甲红霉素等，一般用药几天就会出现明显效果。但广州有医生曾对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试验性按“衣原体肺炎”治疗，选用上述抗菌素，结果病情不但没减轻，还出现了呼吸衰竭等恶化的迹象。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行病学有一整套确认病原体原则：不仅要看到或检出病原体的抗体，还要将病人恢复期的抗体效价(浓度)和患病前进行比较升高四倍以上，最后，将病人身上或分泌物(血液、痰液等)分离出的病原体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动物发生和人相似的病理反应，动物死亡后，在尸体标本中同样要检出这种病原体。这个周期非常长，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不应该在仅仅完成第一步就急于公布结论。
媒体：多种声音
2月18日当晚，记者查资料和上网直到深夜，发现衣原体肺炎的临床症状与这次非典型肺炎有部分相似之处，但治疗实践经验不支持这个结论。当时记者思维非常混乱：这是一条重大消息，明天全广东媒体肯定要报道这条“新华社电”，如果仅仅报道新华社的消息而不客观反映广东专家意见，那等于默认了这个结论，报社将承担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如果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对着干”，万一将来真的证实是衣原体，报社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质疑。
记者最后还是决定提交稿件《广东全体专家不认同报告结果专家认为本次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把发稿的决定权交给编辑部。
记者在稿件中这样提：“专家认为，导致本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其中2月14日本报头条独家报道《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中的传染70多人的‘特毒’病人所携带的应当是一种毒力特强的病原体，导致医务人员大量感染的还有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和心脏科被同一病人‘毒倒’12名医护人员的个案，这类病人症状重，传染性强。而在全省305例病例中，有部分属于散发、症状较轻、传染性相对弱的病例，其病原体毒力没有那么强……广东专家对这种草率的科研态度表示失望。专家认为，要确认全省305例病例的病原体都是衣原体，要取所有病人的血液、痰液接种到小鼠腹腔或鸡胚卵黄囊内进行病毒培养，在实验动物发病死亡后取标本在显微镜下找到该病原体，也可以检测病人血清中的衣原体抗体，取发病初期和晚期双份血清检测，晚期抗体效价比初期增高4倍以上才可以确诊。”2月19日早上报纸非常精彩，有的日报干脆就报道“新华社消息”不加任何评论；有的日报则旗帜鲜明地提出“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广东专家保留意见”。这是记者工作接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央和地方的媒体有完全不同的声音。
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震惊：“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文杰主任快人快语：“如果按照衣原体治疗，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羊城晚报》是当天上午组版，下午才见报，要闻部编辑打电话给记者，希望利用上午的时间再向权威机构确认一下，理由更充分一些。
记者向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打听，结果真有新消息：他们昨晚接到卫生厅厅长的指示，要求紧急取病人的血清检测衣原体抗体。他们干了一个通宵，对连夜送来的90份病人的血清检测发现17份呈阳性，占18.9%。这位朋友告诉我，“18.9%”这个结论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病原体，因为正常人群也可以检出衣原体。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显示，成人中至少有40%已受到该衣原体感染，大部分为亚临床型(即隐性感染，不发病)，广州市儿童医院也对门诊的病儿进行过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19%的儿童衣原体抗体为阳性。他表示，要继续动态观察追踪，对病人患病早期和晚期的血清抗体浓度进行对比，即使病人恢复期的衣原体抗体浓度高于疾病早期四倍以上，也只能证实病人合并有衣原体的感染，不代表这是感染的首发原因。
记者想到最早报告发生病例的医院在河源，于是找到河源卫生局工作人员打听。没想到他们对“衣原体说”表示支持。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河源曾出现群众到药店抢购“罗红霉素”，媒体也报道过这次抢购风波。因为当时河源的医院就是用这种最便宜的抗生素治好病人的，罗红霉素也是衣原体特效药，由此反证，衣原体也许就是病原。至于为什么广州的医院用所有的抗生素治疗都无效，这位医生开玩笑地说：“我们山区穷，只能用罗红霉素。你们广州的医院有钱，病人一到医院就上最贵的广谱抗生素，还用很多种，这样下来，衣原体能不耐药吗？”
他的意见是记者第一次听到的支持“衣原体说”的声音。难道广州医生真是小病大治？记者知道，抗生素的依赖和滥用确实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医疗难题。我曾看过世界卫生组织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广东珠三角地区抗菌素滥用的现象尤其严重。我了解到，不少大医院一收到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就上罗氏芬、泰能等高级抗生素，结果城市人对抗生素越来越不敏感。
记者又向广州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了解。这家医院的专家也倾向于衣原体。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发布衣原体结论前，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来过他们医院考察，当时他们报告一个结果：对该院部分病人进行衣原体抗体检测，结果为强阳性。
另一位医生朋友则透露，中山二院在病原体未明前，曾把全院40多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分三组，按不同的病原体对应使用特效药物治疗，对比观察三组效果。其中有一组按“衣原体肺炎”治疗。实践发现，对“衣原体组”试验性使用特效的“丁胺卡那”+“强力霉素”后，比较其余两组有更好的效果，病人退烧时间比较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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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胜利--非典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6日14:01 南风窗
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尽管遭遇过如此的曲折、艰难，但他们依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本刊特约记者 廖怀凌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了，记者在这里追溯二三月份广东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遭遇过的曲折和艰辛，也许会有人并不乐意。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原貌。
记者也希望人们不要带着太多情绪回顾这段历史，因为这些日子非常不容易：不管有没有找到病原体，广东的诊治标准证实是正确的，正因此，广东创造了全球最低的非典死亡率—3.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公布的14～15%的全球平均数，也低于香港的20%和加拿大的10%。
草率的宣布
广东查找病原体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
2月11日下午，记者到省卫生厅参加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香港有媒体以“夺命炭疽肺炎”、“鼠疫疑云”、“禽流感”等恐慌性字眼报道广东发生的这起疫情，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记者见面会上宣布，经省疾控中心和国家疾控中心实验室检验，导致该病发生的病原体已经排除炭疽、鼠疫、禽流感。
那天下午，王智琼副厅长向记者透露，对41份病人的血样检测发现其中10份有腺病毒抗体，但尚未分离出任何病毒。她解释，腺病毒是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常见病毒，腺病毒抗体阳性只显示病人曾感染过腺病毒，至于是否本次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原因，还要扩大检测范围，并取病人发病期和康复期双份血样进行抗体滴度的对比才有诊断意义。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作为专家组的组长对这次疫情的病因、诊断、治病与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讨论分析，指出该病属“非典型肺炎”，病因不明，但从临床迹象来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钟南山强调，没有找到病原体不等于这种疾病没得治，因为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很多，很多病人治好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被什么感染的。
记者和很多记者一样，非常关心病原体结论。2月18日下午4点，记者突然接到消息，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已找到病原体，准备对外公布。这可是个“重磅炸弹”，记者当即跑到广东省卫生厅求证了解。
原来省卫生厅接到卫生部电话通知，说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标本切片里，用电子显微镜看到了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图像，其他如支原体、立克次体等也会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都没有发现。
衣原体是一种体积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第三类微生物，也是呼吸道疾病的常见致病原因或继发原因之一，也可以引起“非典型肺炎”。
看电镜的专家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洪涛院士。
卫生厅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也是读医出身，我们讨论起这份结论时都很激动：“不会吧？就是衣原体这么简单？那红霉素就可以搞定啦，怎么会所有抗菌素都无效呢？”那晚，卫生厅紧急召集的“广东省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连夜闭门讨论。
记者当夜和一些学医的同学则不断上网查衣原体的资料，大家第一感觉都认为不可能是衣原体。稍有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医院长期使用各种药物治疗的呼吸道疾病病人中，很多是后来继发感染衣原体的，这两个病人已经死亡，他们可能合并有多种病原体感染，只是衣原体在尸体上存活的时间较长而被检出。
那天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记者当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如果按照衣原体的推荐特效药四环素及红霉类抗生素来治疗，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
那天晚上记者向多名与会专家了解情况，他们没有人认同“衣原体”。专家们说，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发病特征和临床治疗经验都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果。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一名全程参与广东省各地非典型肺炎病例救治工作的专家解释，衣原体是一种对抗菌素非常敏感的病原体，治疗首选红霉素，此外还可使用罗红霉素、罗力得、阿奇霉素、甲红霉素等，一般用药几天就会出现明显效果。但广州有医生曾对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试验性按“衣原体肺炎”治疗，选用上述抗菌素，结果病情不但没减轻，还出现了呼吸衰竭等恶化的迹象。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行病学有一整套确认病原体原则：不仅要看到或检出病原体的抗体，还要将病人恢复期的抗体效价(浓度)和患病前进行比较升高四倍以上，最后，将病人身上或分泌物(血液、痰液等)分离出的病原体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动物发生和人相似的病理反应，动物死亡后，在尸体标本中同样要检出这种病原体。这个周期非常长，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不应该在仅仅完成第一步就急于公布结论。
媒体：多种声音
2月18日当晚，记者查资料和上网直到深夜，发现衣原体肺炎的临床症状与这次非典型肺炎有部分相似之处，但治疗实践经验不支持这个结论。当时记者思维非常混乱：这是一条重大消息，明天全广东媒体肯定要报道这条“新华社电”，如果仅仅报道新华社的消息而不客观反映广东专家意见，那等于默认了这个结论，报社将承担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如果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对着干”，万一将来真的证实是衣原体，报社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质疑。
记者最后还是决定提交稿件《广东全体专家不认同报告结果专家认为本次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把发稿的决定权交给编辑部。
记者在稿件中这样提：“专家认为，导致本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有多种，其中2月14日本报头条独家报道《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中的传染70多人的‘特毒’病人所携带的应当是一种毒力特强的病原体，导致医务人员大量感染的还有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和心脏科被同一病人‘毒倒’12名医护人员的个案，这类病人症状重，传染性强。而在全省305例病例中，有部分属于散发、症状较轻、传染性相对弱的病例，其病原体毒力没有那么强……广东专家对这种草率的科研态度表示失望。专家认为，要确认全省305例病例的病原体都是衣原体，要取所有病人的血液、痰液接种到小鼠腹腔或鸡胚卵黄囊内进行病毒培养，在实验动物发病死亡后取标本在显微镜下找到该病原体，也可以检测病人血清中的衣原体抗体，取发病初期和晚期双份血清检测，晚期抗体效价比初期增高4倍以上才可以确诊。”2月19日早上报纸非常精彩，有的日报干脆就报道“新华社消息”不加任何评论；有的日报则旗帜鲜明地提出“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广东专家保留意见”。这是记者工作接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央和地方的媒体有完全不同的声音。
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震惊：“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文杰主任快人快语：“如果按照衣原体治疗，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羊城晚报》是当天上午组版，下午才见报，要闻部编辑打电话给记者，希望利用上午的时间再向权威机构确认一下，理由更充分一些。
记者向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打听，结果真有新消息：他们昨晚接到卫生厅厅长的指示，要求紧急取病人的血清检测衣原体抗体。他们干了一个通宵，对连夜送来的90份病人的血清检测发现17份呈阳性，占18.9%。这位朋友告诉我，“18.9%”这个结论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病原体，因为正常人群也可以检出衣原体。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显示，成人中至少有40%已受到该衣原体感染，大部分为亚临床型(即隐性感染，不发病)，广州市儿童医院也对门诊的病儿进行过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19%的儿童衣原体抗体为阳性。他表示，要继续动态观察追踪，对病人患病早期和晚期的血清抗体浓度进行对比，即使病人恢复期的衣原体抗体浓度高于疾病早期四倍以上，也只能证实病人合并有衣原体的感染，不代表这是感染的首发原因。
记者想到最早报告发生病例的医院在河源，于是找到河源卫生局工作人员打听。没想到他们对“衣原体说”表示支持。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河源曾出现群众到药店抢购“罗红霉素”，媒体也报道过这次抢购风波。因为当时河源的医院就是用这种最便宜的抗生素治好病人的，罗红霉素也是衣原体特效药，由此反证，衣原体也许就是病原。至于为什么广州的医院用所有的抗生素治疗都无效，这位医生开玩笑地说：“我们山区穷，只能用罗红霉素。你们广州的医院有钱，病人一到医院就上最贵的广谱抗生素，还用很多种，这样下来，衣原体能不耐药吗？”
他的意见是记者第一次听到的支持“衣原体说”的声音。难道广州医生真是小病大治？记者知道，抗生素的依赖和滥用确实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医疗难题。我曾看过世界卫生组织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广东珠三角地区抗菌素滥用的现象尤其严重。我了解到，不少大医院一收到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就上罗氏芬、泰能等高级抗生素，结果城市人对抗生素越来越不敏感。
记者又向广州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了解。这家医院的专家也倾向于衣原体。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发布衣原体结论前，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来过他们医院考察，当时他们报告一个结果：对该院部分病人进行衣原体抗体检测，结果为强阳性。
另一位医生朋友则透露，中山二院在病原体未明前，曾把全院40多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分三组，按不同的病原体对应使用特效药物治疗，对比观察三组效果。其中有一组按“衣原体肺炎”治疗。实践发现，对“衣原体组”试验性使用特效的“丁胺卡那”+“强力霉素”后，比较其余两组有更好的效果，病人退烧时间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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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二院的这种分组做法后来受到国内同行的指责，说是不人道，不科学等等。但是记者对这群自愿为全省病人打头阵、当“白老鼠”的医生非常钦佩，面对一种新的病原体不清楚的传染病，他们是国内同行最早自愿“踩地雷”的一批，即使在病榻上，他们还不忘为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案自我牺牲。
至于有医院针对“衣原体”用过抗菌素治疗无效，中山二院一位从事性病研究的专家给了一个意见：衣原体也是生殖系统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不少性病病人在不规范使用各种抗菌素后出现了耐药，所以不排除肺炎衣原体同样会出现耐药的变异株。而确定为衣原体肺炎后，要使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必须是全程、足量的规范化治疗，治疗周期一般达两星期。记者再致电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主任蔡卫平，他是这次“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已经感染非典型肺炎在接受治疗。他在电话里对“衣原体”说法的反应非常激动：“绝对不可能是衣原体，我自己病了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病毒感染，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全身的骨头都痛……我们对病人用过衣原体的特效抗生素，一点用都没有，要是衣原体我把头砍下来给你……”没想到这位仁兄在病倒时中气还那么足，电话里足足抗议了15分钟。
2月19日上午截稿前，记者也不知道该向读者提供何种倾向的意见，报社领导最后决定，把所有支持和反对衣原体的实验结果和临床医生的经验都客观反映给我们的读者。
2月19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的访谈，他推荐了几种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并强调对这种衣原体肺炎的治疗要全程、足量使用抗生素。
广东专家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他们最后决定，为了对病人负责，适当调整治疗方案，在维持原来的治疗原则的基础上对病人同时使用四环素和红霉素类的抗生素治疗。一句话，就是“大包围”，使用针对细菌、病毒、衣原体的多种药物和对症支持疗法。
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则在排除了鼠疫、肺炭疽、钩体病、出血热、禽流感等病原体后，继续对衣原体等进行排查。
广东专家坚持原有治疗方法
国家和广东的病原体之争没有结束。
2月26日，有熟悉内情的朋友透露，国家疾病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洪涛院士再次向广东报告，在送检的10份标本中检出衣原体阳性，其中1份呈强阳性，特效药是利福平。
这个结论在广东医疗界又引起一次轩然大波。当时已经收治了大量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广州市胸科医院专家告诉我：他们医院原本是收治结核病人的专科医院，利福平是抗结核病的特效药，有结核病人就是在用利福平治疗期间被感染了非典型肺炎的……
人命关天。以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再次坚持原来的治疗原则，没有采用利福平治疗。
3月1日，广东的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本次非典型肺炎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衣原体不是肇事的司机，它只是车上的一个乘客。
3月4日晚上，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的看法。钟南山不是广东医疗界惟一表达持“病毒”观的专家，基本上当时所有的临床专家都根据经验判断是病毒性肺炎，但钟南山以工程院院士之尊敢于站出来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权威说法，给广东医疗界打了一支强心针。
3月14日，记者应邀到香港参加一个中医学术会议。香港医管局主席梁智宏出席欢迎晚宴足足迟了两个小时，在座专家对此表示理解，因为当时香港已发现了首宗非典型肺炎病例，威尔斯亲王医院已经发生了多起医务人员感染。
那几天，记者和香港的媒体记者一起采访，发现香港记者全部戴着口罩，关注焦点则集中在肺炎，大家对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梁智宏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一路穷追猛打，那种恐慌令我回忆起一个多月前的广州。
3月19日早上8点，一位朋友打电话把记者叫醒：“赶快看香港新闻，中文大学宣布已经确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副粘液病毒科。”香港中文大学不过是在病人的送检标本中查到副粘液病毒抗体，就宣布了它是病原体。事实上记者在2月12日的《羊城晚报》已经报道过，广东在41份样本中查到10份腺病毒抗体阳性，腺病毒就属于副粘液病毒科。但是当时广东并没有急着下结论说病原体就是腺病毒。
记者向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咨询，他们说已经做过这类病毒的检测，基本排除了属副粘液病毒科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等，相关实验还在进行中。
那天，记者又找专家、上网忙了一大轮。结果发现很多广东专家对这种急急忙忙宣布的结果已经有点“麻木”了，大家决定，维持原来治疗方案，因为这种方案当时已经成功治愈了613名病人，累计报告的925例病例中，只有32例死亡，死亡率甚至低于其他肺炎，证明广东的治疗方案是有效的。
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不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实验室也陆续找到冠状病毒。
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次非典型肺炎命名为“冠状病毒严重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简称SARS，世卫组织并指出SARS已在全球蔓延。
3月中旬已分离到冠状病毒
中国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步伐没有停止。
4月10日下午，在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举行的有关非典型肺炎的防治知识介绍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形态学研究室主任洪涛院士说，一个来自流行病源、传染、病毒、免疫等学科的25名专家组成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攻关小组，已于8日成立，目前两种主要致病病毒已初步找到，衣原体培养已获成功，现正处于动物试验阶段。但目前哪种病毒为主要致病病因尚不清楚，洪涛倾向于两种病毒联合发生作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终于也找到了冠状病毒。但洪涛院士仍然对自己最早报告的“衣原体说”情有独钟。
4月11日下午，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人员通知记者，他们将在次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找到冠状病毒。作为新闻工作者，记者当然想抢发这条消息。但呼研所的通讯员坚持要等到钟南山院士从北京回来才能公布。
这名通讯员还向我透露了一个令呼研所科研人员惊诧不已的消息：广州市呼研所分离到冠状病毒的报告一周前已经层层上交，但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对此做了抢先发布。
就在那天晚上11时，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通讯员通知记者查收一份紧急的电子邮件，他们中心自2003年1月以来，采用多种不同的细胞接种了大量的非典型肺炎病人急性期咽拭子、含漱液、肺组织等样本，结果在几种细胞培养中发现细胞有病变。在两份接种细胞发现病变的咽漱液样本中，利用冠状病毒特异引物扩增出与目的基因相符的基因片断，经测序并与GenBank数据进行比对，结果提示与牛冠状病毒的同源性为70%，初步认为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由于接受了多个机构争相宣布病原体的教训，记者特意问到：“你们有没有做出动物模型？这是最后的结论吗？”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中心没有符合这种条件的动物实验室，这种实验室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4月12日，广东媒体在重要位置都刊登了这则消息，这是广东首次公布“冠状病毒”的结果。
那天下午3时，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和香港大学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在病人的分泌物中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其实早在3月中旬，广州市呼研所已经分离到冠状病毒，由于某些原因，一直没有对外公布。钟南山院士向记者透露，广州市呼研所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早在2月底就进行了病原查找的合作，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当时代表卫生部对香港专家表示欢迎。由于2月底到3月上旬，香港还没有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港大一直使用广州提供的病人标本进行研究。双方在3月18日已经分离出冠状病毒，这个时间比世界上首次公布“冠状病毒”早了八天。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这个结论是在大陆做出，香港不能率先对外发布。3月中旬香港也发生了同类病例，港大微生物系获得了本地病人的标本进行研究，也作出了和广州地区具有同源性的冠状病毒，港大微生物系于是在3月25日发布了找到病原体的消息。
对于这个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研究成果旁落，记者很替广东专家感到惋惜。
4月13日，广州市呼研所和香港大学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各大报纸上大篇幅刊登出来。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卫生部的最新决定：“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因为把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接种到猩猩身上，猩猩发生了和人一样的非典型肺炎。建立了动物模型是证实病原体的“金标准”，就像癌症确诊的金标准和病理切片的报告结果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已经为此损失了300亿美元。这是全球发生“非典”疫情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病原体之争终于盖棺定论。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令人费解的是，在一片“冠状病毒”声中，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却再三通过中央媒体公开宣布：他们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合并冠状病毒的个案是致死性的，仅仅冠状病毒的感染，病情就会轻一些……李立明还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的医院推荐七种对衣原体有效的特效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对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4月20日起，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相继被免职。
4月下旬，记者看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首席专家洪涛院士的访谈，他说：“全世界的科学家，不计较诺贝尔奖，不计较专利和版权，携手合作……”记者突然若有所悟：为什么有些专家要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衣原体就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原体……
紧接着，美国、加拿大和香港三方的科研机构就拉开了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的专利争夺战—基因专利权的背后，隐藏着检测试剂、疫苗、特效药物研发的巨额利润。
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派专家组到广东，帮助广东总结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并向国际权威学术杂志推荐。不管病原体是什么，广东医疗界始终稳步探索有效的临床经验，取得高治愈率、低死亡率。在广东本地的病例，病原体毒力一代一代减弱。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广东医疗界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学争论中始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防治成果。
完
至于有医院针对“衣原体”用过抗菌素治疗无效，中山二院一位从事性病研究的专家给了一个意见：衣原体也是生殖系统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不少性病病人在不规范使用各种抗菌素后出现了耐药，所以不排除肺炎衣原体同样会出现耐药的变异株。而确定为衣原体肺炎后，要使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必须是全程、足量的规范化治疗，治疗周期一般达两星期。记者再致电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主任蔡卫平，他是这次“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已经感染非典型肺炎在接受治疗。他在电话里对“衣原体”说法的反应非常激动：“绝对不可能是衣原体，我自己病了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病毒感染，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全身的骨头都痛……我们对病人用过衣原体的特效抗生素，一点用都没有，要是衣原体我把头砍下来给你……”没想到这位仁兄在病倒时中气还那么足，电话里足足抗议了15分钟。
2月19日上午截稿前，记者也不知道该向读者提供何种倾向的意见，报社领导最后决定，把所有支持和反对衣原体的实验结果和临床医生的经验都客观反映给我们的读者。
2月19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的访谈，他推荐了几种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并强调对这种衣原体肺炎的治疗要全程、足量使用抗生素。
广东专家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他们最后决定，为了对病人负责，适当调整治疗方案，在维持原来的治疗原则的基础上对病人同时使用四环素和红霉素类的抗生素治疗。一句话，就是“大包围”，使用针对细菌、病毒、衣原体的多种药物和对症支持疗法。
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则在排除了鼠疫、肺炭疽、钩体病、出血热、禽流感等病原体后，继续对衣原体等进行排查。
广东专家坚持原有治疗方法
国家和广东的病原体之争没有结束。
2月26日，有熟悉内情的朋友透露，国家疾病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洪涛院士再次向广东报告，在送检的10份标本中检出衣原体阳性，其中1份呈强阳性，特效药是利福平。
这个结论在广东医疗界又引起一次轩然大波。当时已经收治了大量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广州市胸科医院专家告诉我：他们医院原本是收治结核病人的专科医院，利福平是抗结核病的特效药，有结核病人就是在用利福平治疗期间被感染了非典型肺炎的……
人命关天。以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再次坚持原来的治疗原则，没有采用利福平治疗。
3月1日，广东的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本次非典型肺炎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衣原体不是肇事的司机，它只是车上的一个乘客。
3月4日晚上，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的看法。钟南山不是广东医疗界惟一表达持“病毒”观的专家，基本上当时所有的临床专家都根据经验判断是病毒性肺炎，但钟南山以工程院院士之尊敢于站出来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权威说法，给广东医疗界打了一支强心针。
3月14日，记者应邀到香港参加一个中医学术会议。香港医管局主席梁智宏出席欢迎晚宴足足迟了两个小时，在座专家对此表示理解，因为当时香港已发现了首宗非典型肺炎病例，威尔斯亲王医院已经发生了多起医务人员感染。
那几天，记者和香港的媒体记者一起采访，发现香港记者全部戴着口罩，关注焦点则集中在肺炎，大家对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梁智宏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一路穷追猛打，那种恐慌令我回忆起一个多月前的广州。
3月19日早上8点，一位朋友打电话把记者叫醒：“赶快看香港新闻，中文大学宣布已经确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副粘液病毒科。”香港中文大学不过是在病人的送检标本中查到副粘液病毒抗体，就宣布了它是病原体。事实上记者在2月12日的《羊城晚报》已经报道过，广东在41份样本中查到10份腺病毒抗体阳性，腺病毒就属于副粘液病毒科。但是当时广东并没有急着下结论说病原体就是腺病毒。
记者向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咨询，他们说已经做过这类病毒的检测，基本排除了属副粘液病毒科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等，相关实验还在进行中。
那天，记者又找专家、上网忙了一大轮。结果发现很多广东专家对这种急急忙忙宣布的结果已经有点“麻木”了，大家决定，维持原来治疗方案，因为这种方案当时已经成功治愈了613名病人，累计报告的925例病例中，只有32例死亡，死亡率甚至低于其他肺炎，证明广东的治疗方案是有效的。
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不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实验室也陆续找到冠状病毒。
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次非典型肺炎命名为“冠状病毒严重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简称SARS，世卫组织并指出SARS已在全球蔓延。
3月中旬已分离到冠状病毒
中国医学界查找病原体的步伐没有停止。
4月10日下午，在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举行的有关非典型肺炎的防治知识介绍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形态学研究室主任洪涛院士说，一个来自流行病源、传染、病毒、免疫等学科的25名专家组成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攻关小组，已于8日成立，目前两种主要致病病毒已初步找到，衣原体培养已获成功，现正处于动物试验阶段。但目前哪种病毒为主要致病病因尚不清楚，洪涛倾向于两种病毒联合发生作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终于也找到了冠状病毒。但洪涛院士仍然对自己最早报告的“衣原体说”情有独钟。
4月11日下午，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人员通知记者，他们将在次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找到冠状病毒。作为新闻工作者，记者当然想抢发这条消息。但呼研所的通讯员坚持要等到钟南山院士从北京回来才能公布。
这名通讯员还向我透露了一个令呼研所科研人员惊诧不已的消息：广州市呼研所分离到冠状病毒的报告一周前已经层层上交，但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对此做了抢先发布。
就在那天晚上11时，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通讯员通知记者查收一份紧急的电子邮件，他们中心自2003年1月以来，采用多种不同的细胞接种了大量的非典型肺炎病人急性期咽拭子、含漱液、肺组织等样本，结果在几种细胞培养中发现细胞有病变。在两份接种细胞发现病变的咽漱液样本中，利用冠状病毒特异引物扩增出与目的基因相符的基因片断，经测序并与GenBank数据进行比对，结果提示与牛冠状病毒的同源性为70%，初步认为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由于接受了多个机构争相宣布病原体的教训，记者特意问到：“你们有没有做出动物模型？这是最后的结论吗？”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中心没有符合这种条件的动物实验室，这种实验室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4月12日，广东媒体在重要位置都刊登了这则消息，这是广东首次公布“冠状病毒”的结果。
那天下午3时，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和香港大学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在病人的分泌物中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其实早在3月中旬，广州市呼研所已经分离到冠状病毒，由于某些原因，一直没有对外公布。钟南山院士向记者透露，广州市呼研所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早在2月底就进行了病原查找的合作，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当时代表卫生部对香港专家表示欢迎。由于2月底到3月上旬，香港还没有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港大一直使用广州提供的病人标本进行研究。双方在3月18日已经分离出冠状病毒，这个时间比世界上首次公布“冠状病毒”早了八天。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这个结论是在大陆做出，香港不能率先对外发布。3月中旬香港也发生了同类病例，港大微生物系获得了本地病人的标本进行研究，也作出了和广州地区具有同源性的冠状病毒，港大微生物系于是在3月25日发布了找到病原体的消息。
对于这个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研究成果旁落，记者很替广东专家感到惋惜。
4月13日，广州市呼研所和香港大学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各大报纸上大篇幅刊登出来。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卫生部的最新决定：“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因为把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接种到猩猩身上，猩猩发生了和人一样的非典型肺炎。建立了动物模型是证实病原体的“金标准”，就像癌症确诊的金标准和病理切片的报告结果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已经为此损失了300亿美元。这是全球发生“非典”疫情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病原体之争终于盖棺定论。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令人费解的是，在一片“冠状病毒”声中，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却再三通过中央媒体公开宣布：他们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合并冠状病毒的个案是致死性的，仅仅冠状病毒的感染，病情就会轻一些……李立明还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的医院推荐七种对衣原体有效的特效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对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4月20日起，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相继被免职。
4月下旬，记者看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首席专家洪涛院士的访谈，他说：“全世界的科学家，不计较诺贝尔奖，不计较专利和版权，携手合作……”记者突然若有所悟：为什么有些专家要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衣原体就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原体……
紧接着，美国、加拿大和香港三方的科研机构就拉开了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的专利争夺战—基因专利权的背后，隐藏着检测试剂、疫苗、特效药物研发的巨额利润。
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派专家组到广东，帮助广东总结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并向国际权威学术杂志推荐。不管病原体是什么，广东医疗界始终稳步探索有效的临床经验，取得高治愈率、低死亡率。在广东本地的病例，病原体毒力一代一代减弱。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广东医疗界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学争论中始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防治成果。
完
[face=黑体]评论：非典折射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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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6日14:03 南风窗
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王晓明(上海)
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呼三年大
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这一次的非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今天，我们依然身处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某些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一些人之所以当众隐瞒疫情，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
断裂以后的“报复”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180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能想到，在21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像，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价……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
令人脸红的“精英”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不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还是可靠的吗？一位相熟的美国人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虽然教育存在不少弊端，但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我当然相信，今天的情况绝非如此，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好好照照“SARS”这面镜
有许多事情，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像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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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6日14:03 南风窗
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王晓明(上海)
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呼三年大
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这一次的非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今天，我们依然身处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某些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一些人之所以当众隐瞒疫情，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
断裂以后的“报复”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180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能想到，在21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像，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价……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
令人脸红的“精英”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不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还是可靠的吗？一位相熟的美国人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虽然教育存在不少弊端，但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我当然相信，今天的情况绝非如此，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好好照照“SARS”这面镜
有许多事情，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像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