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会威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

《商业周刊》的文章这样写道，许多美国人都知道，印度软件编程员的劳动成本非常低，而且也知道负责为他们预订机票的友善的定票员都在新德里。但这些都只是有关印度国力状况的一些表面现象。不知不觉中，印度及其数以百万计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专业、商业管理专业和医学专业的毕业生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入美国新经济的方方面面，其融入方式甚至超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保罗.萨福是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市未来研究所的技术趋势预测专家，他说：“印度历来拥有许多天资聪颖，而且受教育程度颇高的人才。如今，印度人正在带领世界向电脑空间拓展。”
    文章引用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一代技术宗师安德鲁.格鲁夫的话警告说，美国的信息技术行业是否会像电子产品制造行业一样丧失霸主地位，“这是个很确实的问题”。2003年10月，格鲁夫在一次软件行业会议上指出，全球电信业成本大幅下降、海外工程师收入较低以及新的互动设计软件的出现正在推动一场巨变。他说：“从技术和生产力角度看，坐在9700公里以外的工程师与坐在隔壁办公桌旁使用局域网的工程师没什么两样。”
    据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08年信息技术服务以及设在印度的后台工作量将增长4倍，从而使印度这一行业的年出口额达到570亿美元，雇员总数增长至400万人，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升至7%。这一发展前景促使许多才华横溢的印度精英宁愿放弃移民海外的想法而留在印度国内。
    《商业周刊》文章总结道，当印度的就业率直线上升的时候，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失业率则在近3年里翻了一番，达4.6%，电子工程师的失业率为6.7%,网络管理员的失业率则为7.7%。但无论你认为这股潮流是破坏性的还是有益的，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商界再也不能无视印度的存在了。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上，已经很少有人不知道印度了。去年在亚洲新兴市场里，印度的GDP增长约为8%。目前在香港能买到投资印度的基金总共有7只，都是属于高风险基金，绝大部分以股票形式持有。其中5只基金在2003年的表现，可以用卓绝来描述，因为它们在2003年的回报率均超过100%，而从全部7只印度基金的平均表现来看，也达到了70%以上的回报率，表现最佳的汇丰印度基金，去年全年回报率甚至达到了130%。现在，海外媒体评论认为，“印度经济正在与中国赛跑”，而愈来愈多的资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专家也表示，印度的锋芒将会愈来愈明显。
    在国际金融界持这种观点的人中，里昂证券的看法很有代表性。里昂证券预计，印度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增长会达到9%，如果执政党连任，印度的经济增长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8%以上，并有可能超越中国。常年住在印度的里昂证券负责新兴市场的行政总裁罗伯.莫里逊及负责投资银行的里昂股票资本市场部主管里查德·泰勒均表示：印度在很多方面的条件比中国更好。
    那么，未来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一定会为印度所代替，印度一定会超越中国吗？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工厂道路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通常来看，世界工厂地位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无法完全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回答。因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它必须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作出努力和改善，才能完善投资环境，具备基本的经济基础。具体说来，一个能够有资格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至少必须在社会结构、商业文化、金融环境、劳动力成本、产业竞争力、财富分配与消费这六个方面取得优势和均衡，才有可能获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以印度的情况看，它在金融环境上比中国具有优势，因为印度的金融环境是开放的，国际资本的进出比较自如，而中国还存在一定的金融管制，政策干预力度较大。近年来，印度消费贷款以相当快的速度普及，尤其是在年青一代的消费群及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里，消费贷款正急速增长，每年增长的速度达到了10－20%。这使得社会购买力的上升，提高了整体消费水平。
    中国的消费，从日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近20年不仅偏低，而且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六五”时期为66.5%、“七五”时期为62.4%，到“八五”时期降为59%。相形之下，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7.3%。一般而言，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消费率的低下，直接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过低的消费率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也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优势所在。
    不过，印度也有印度的问题。印度在社会结构、财富分配等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和麻烦，而所有这些都可能在印度走向世界工厂的道路上构成障碍。
    印度社会有很复杂的种姓制度，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印度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也相当的不稳定，近期执政多年，在经济发展上卓有成效的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一次大选就被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国大党轰下了台，充分显示了印度政治上的不稳定性。而仔细考察印度政治，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国大党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它打出了“穷人牌”，声称自己代表的是广大穷人阶层，而瓦杰帕伊的人民党政府虽然有经济成就，但却代表的是富人阶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利益并未惠及贫穷阶层。
    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对印度有效吸纳国际资本是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都有一个假定条件，即印度政治可能走向稳定。而瓦杰帕伊政府执政的10年，也确实曾经带给国际资本不少信心。但现在所有这些稳定条件一夕崩溃，国际资本势必从新调整自己的策略。事实上，国大党选举获胜之后，印度的股市立即大幅下滑了6%以上，呈现出近年罕见的跌幅，大量外资从印度资本市场流出，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国际资本正在进行的策略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鼓吹印度崛起的作者自己也对印度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心存忌惮。他在文章中指出，印度人均年收入仅为460美元，而且有3亿印度人的日生活费还不足1美元。办事效率低下的法院几乎要用20年才能解决合同纠纷。在印度的10亿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文盲，而且仅有60%的家庭可以用上电。印度大多数政府部门都人满为患、腐败横生，而且政府机制也很不健全。印度10%政府的财政赤字同样令人堪忧。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印度与装备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之间时刻都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危险。
    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印度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都是有约束的。这是因为同样是贫穷，在中国，那是激励人们获取财富的动力；而在印度，同样的问题，则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纵观印度，其实印度不但在社会、政治以及稳定基础上弱于中国，就是在产业竞争力方面，也不像国际投资界所吹嘘的那样具有挑战性。
    印度经济实际是比较单纯的，基本而言，它在信息科技、钢铁、生物等产业领域是具有挑战性的。而比较起来，中国的产业组织要全面得多，涉及到现代产业的几乎所有方面，无论是汽车、造船、航天、机械、化工、纺织、药品、电信，还是农产品加工，中国都有规模较大、技术领先的企业组织。
    在印度产品的传统领地尼泊尔，同样款式、同等质地的一件衬衣，印度生产的要比中国生产的贵20%以上，显示了印度产品的竞争力并不如中国。可以很多人会奇怪，印度也拥有庞大的廉价人口，甚至比中国更贫穷，但为什么生产出的产品反而不具有竞争力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财富分配，印度产品的高额利润集中于少数富豪之手，他们往往不愿意舍弃高额利润进行竞争。在商业文化方面，印度人更倾向于合作，形成价格同盟。在钢铁行业，印度的这种商业文化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印度的大型钢铁企业只有四家，产业集中度很高，而在钢铁出口问题上，这四家企业集团经常通过协商与合作构建价格同盟，使钢铁的出口价格维持在高位。
    很显然，在这种商业文化之下，虽然可以使产品的价格得以稳定在高位，但与中国以灵活著称的商业文化相比，其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是不如中国的。  
    现在的印度勿庸置疑已跻身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但以此就断定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则明显言过其实。客观地说，印度经济的发展前景很好，但近些年不会也不可能超越中国，甚至今后十年也不可能。印度经济现在的增长速度，只是其压抑已久消费需求的一种迸发，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也曾出现过，并不稀奇。在全球竞争中，我们应该重视的反倒是自己，只有中国自己会因自身的种种问题，拱手让出“世界工厂”的地位。《商业周刊》的文章这样写道，许多美国人都知道，印度软件编程员的劳动成本非常低，而且也知道负责为他们预订机票的友善的定票员都在新德里。但这些都只是有关印度国力状况的一些表面现象。不知不觉中，印度及其数以百万计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专业、商业管理专业和医学专业的毕业生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入美国新经济的方方面面，其融入方式甚至超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保罗.萨福是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市未来研究所的技术趋势预测专家，他说：“印度历来拥有许多天资聪颖，而且受教育程度颇高的人才。如今，印度人正在带领世界向电脑空间拓展。”
    文章引用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一代技术宗师安德鲁.格鲁夫的话警告说，美国的信息技术行业是否会像电子产品制造行业一样丧失霸主地位，“这是个很确实的问题”。2003年10月，格鲁夫在一次软件行业会议上指出，全球电信业成本大幅下降、海外工程师收入较低以及新的互动设计软件的出现正在推动一场巨变。他说：“从技术和生产力角度看，坐在9700公里以外的工程师与坐在隔壁办公桌旁使用局域网的工程师没什么两样。”
    据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08年信息技术服务以及设在印度的后台工作量将增长4倍，从而使印度这一行业的年出口额达到570亿美元，雇员总数增长至400万人，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升至7%。这一发展前景促使许多才华横溢的印度精英宁愿放弃移民海外的想法而留在印度国内。
    《商业周刊》文章总结道，当印度的就业率直线上升的时候，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失业率则在近3年里翻了一番，达4.6%，电子工程师的失业率为6.7%,网络管理员的失业率则为7.7%。但无论你认为这股潮流是破坏性的还是有益的，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商界再也不能无视印度的存在了。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上，已经很少有人不知道印度了。去年在亚洲新兴市场里，印度的GDP增长约为8%。目前在香港能买到投资印度的基金总共有7只，都是属于高风险基金，绝大部分以股票形式持有。其中5只基金在2003年的表现，可以用卓绝来描述，因为它们在2003年的回报率均超过100%，而从全部7只印度基金的平均表现来看，也达到了70%以上的回报率，表现最佳的汇丰印度基金，去年全年回报率甚至达到了130%。现在，海外媒体评论认为，“印度经济正在与中国赛跑”，而愈来愈多的资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专家也表示，印度的锋芒将会愈来愈明显。
    在国际金融界持这种观点的人中，里昂证券的看法很有代表性。里昂证券预计，印度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增长会达到9%，如果执政党连任，印度的经济增长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8%以上，并有可能超越中国。常年住在印度的里昂证券负责新兴市场的行政总裁罗伯.莫里逊及负责投资银行的里昂股票资本市场部主管里查德·泰勒均表示：印度在很多方面的条件比中国更好。
    那么，未来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一定会为印度所代替，印度一定会超越中国吗？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工厂道路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通常来看，世界工厂地位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无法完全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回答。因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它必须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作出努力和改善，才能完善投资环境，具备基本的经济基础。具体说来，一个能够有资格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至少必须在社会结构、商业文化、金融环境、劳动力成本、产业竞争力、财富分配与消费这六个方面取得优势和均衡，才有可能获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以印度的情况看，它在金融环境上比中国具有优势，因为印度的金融环境是开放的，国际资本的进出比较自如，而中国还存在一定的金融管制，政策干预力度较大。近年来，印度消费贷款以相当快的速度普及，尤其是在年青一代的消费群及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里，消费贷款正急速增长，每年增长的速度达到了10－20%。这使得社会购买力的上升，提高了整体消费水平。
    中国的消费，从日前的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近20年不仅偏低，而且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六五”时期为66.5%、“七五”时期为62.4%，到“八五”时期降为59%。相形之下，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7.3%。一般而言，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消费率的低下，直接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过低的消费率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也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优势所在。
    不过，印度也有印度的问题。印度在社会结构、财富分配等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和麻烦，而所有这些都可能在印度走向世界工厂的道路上构成障碍。
    印度社会有很复杂的种姓制度，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印度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也相当的不稳定，近期执政多年，在经济发展上卓有成效的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一次大选就被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国大党轰下了台，充分显示了印度政治上的不稳定性。而仔细考察印度政治，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国大党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它打出了“穷人牌”，声称自己代表的是广大穷人阶层，而瓦杰帕伊的人民党政府虽然有经济成就，但却代表的是富人阶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利益并未惠及贫穷阶层。
    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对印度有效吸纳国际资本是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都有一个假定条件，即印度政治可能走向稳定。而瓦杰帕伊政府执政的10年，也确实曾经带给国际资本不少信心。但现在所有这些稳定条件一夕崩溃，国际资本势必从新调整自己的策略。事实上，国大党选举获胜之后，印度的股市立即大幅下滑了6%以上，呈现出近年罕见的跌幅，大量外资从印度资本市场流出，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国际资本正在进行的策略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鼓吹印度崛起的作者自己也对印度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心存忌惮。他在文章中指出，印度人均年收入仅为460美元，而且有3亿印度人的日生活费还不足1美元。办事效率低下的法院几乎要用20年才能解决合同纠纷。在印度的10亿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文盲，而且仅有60%的家庭可以用上电。印度大多数政府部门都人满为患、腐败横生，而且政府机制也很不健全。印度10%政府的财政赤字同样令人堪忧。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印度与装备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之间时刻都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危险。
    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印度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都是有约束的。这是因为同样是贫穷，在中国，那是激励人们获取财富的动力；而在印度，同样的问题，则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纵观印度，其实印度不但在社会、政治以及稳定基础上弱于中国，就是在产业竞争力方面，也不像国际投资界所吹嘘的那样具有挑战性。
    印度经济实际是比较单纯的，基本而言，它在信息科技、钢铁、生物等产业领域是具有挑战性的。而比较起来，中国的产业组织要全面得多，涉及到现代产业的几乎所有方面，无论是汽车、造船、航天、机械、化工、纺织、药品、电信，还是农产品加工，中国都有规模较大、技术领先的企业组织。
    在印度产品的传统领地尼泊尔，同样款式、同等质地的一件衬衣，印度生产的要比中国生产的贵20%以上，显示了印度产品的竞争力并不如中国。可以很多人会奇怪，印度也拥有庞大的廉价人口，甚至比中国更贫穷，但为什么生产出的产品反而不具有竞争力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财富分配，印度产品的高额利润集中于少数富豪之手，他们往往不愿意舍弃高额利润进行竞争。在商业文化方面，印度人更倾向于合作，形成价格同盟。在钢铁行业，印度的这种商业文化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印度的大型钢铁企业只有四家，产业集中度很高，而在钢铁出口问题上，这四家企业集团经常通过协商与合作构建价格同盟，使钢铁的出口价格维持在高位。
    很显然，在这种商业文化之下，虽然可以使产品的价格得以稳定在高位，但与中国以灵活著称的商业文化相比，其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是不如中国的。  
    现在的印度勿庸置疑已跻身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但以此就断定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则明显言过其实。客观地说，印度经济的发展前景很好，但近些年不会也不可能超越中国，甚至今后十年也不可能。印度经济现在的增长速度，只是其压抑已久消费需求的一种迸发，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也曾出现过，并不稀奇。在全球竞争中，我们应该重视的反倒是自己，只有中国自己会因自身的种种问题，拱手让出“世界工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