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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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
楚木林
来源：book.douban.com/review/3423820
摘要：本文尝试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对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的细节举措进行评析。并且，通过回顾历史进程，将探讨语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一些局部环节，古今对照、引申讨论。最后，对于苏联解体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追根溯源。
前言：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电视讲话，不同以往的是，他宣读的是一份辞职声明：“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他同时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于当晚把控制苏联核武库的“核按钮”箱子移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7时38分，缀有镰刀、锤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取而代之的时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确认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
此前一年的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当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遂不可逆转。
若干世纪后，史家在写20世纪史时, 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青年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这个世纪的末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如果历史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回顾和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数据”却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曾经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在卫国战争中打败过德国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毁于一旦？为什么这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会顷刻之间瓦解？为什么统一的联盟会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为什么具有百年历史、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地苏联共产党会丢掉政权？无可置疑的是，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直接导致的。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教训，亦即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不得不观察当时的历史条件。
一，历史溯源
是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带进了欧洲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的。他照顾、帮助过列宁，后来又成为其论敌、政敌。他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有许多为信念而坚持的人：在内战饥荒时期，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权力的粮食委员瞿鲁巴，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会议上。
为了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错误，终列宁一生，党代会上可以有观点不同的副报告；重大的分歧及疑难问题可以由全党讨论表决；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党代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检查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即使如此，临终前的列宁仍旧看到了党中央的官僚化趋势。他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基层工人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应该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几次大清洗后，斯大林之于苏联的绝对权威，超过了沙皇之于沙俄。斯大林模式开始全面运转：政治上高度集权，缺少民主和监督；经济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强调舆论一致，推崇最高领袖个人崇拜；对外关系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上高度集权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上行下达，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上行政指令能够有效地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工业生产。斯大林上台时，苏联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短短十数年就完成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成功地在卫国战争中战胜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的法西斯德国，而这一切，斯大林靠的就是个人独裁。
无疑，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也是显著的：党群关系上，它阻止了民主与监督，造成了个人专断作风，窒息了党的生命力；经济上，完全置经济运行的规律于不顾，降低了经济效率，长期发展重工业使得轻工业、农业滞后，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思想上，实行严格控制，个人崇拜盛行，导致意识形态僵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民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怀疑；官僚团队中，特权的加大，使得列宁晚年担忧的腐败问题逐渐显现。二战后，这些问题堆积成山，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并不彻底。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重新确定了个人崇拜和职务终身制。同时，严重的腐败导致了苏共执政的惰性，长期的民生、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弊病终成痼疾。苏联成了列宁当初心目中的“应该立刻消亡的国家”。
我们大体有一点共识，经济深切地影响政治，我们不妨从戈氏的经济改革教训开始分析。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加速战略”，着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但是，改革的结果众所周知——依旧失败。
二，经济改革的失败教训
1985年，苏共中央发动从“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到“三自一全”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次的改革，比起苏联历史上历次改革，其规模、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善苏联的经济，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直至联盟解体。
1，激进政策破坏了经济改革必需的稳定环境
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时间。但戈氏的经济改革还未见效，就开始推行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化：苏共19大，戈氏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此后全国的选举运动中，各派政治势力激烈斗争，各权力机关间的对抗也日益严重，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实施经济生产。同时，由于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国、地区、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原本的经济体制难以运行。
选举运动后，民主派以激进改革的面貌出现，他们猛烈批评政府的经济改革为“保守”、“官僚”，向群众作不切实际的许诺以捞取选票。苏联部长会议刚成立一年半，政府就被民主派议员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愤然表示：政府每天都受到责骂，如何进行工作呢？后来，在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渐渐明白：“我更加确信，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领导的班子，妨碍了国家未来的破坏者们夺权”。苏联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刚通过的方案还没落实，新的争论又起；一切稳健的计划都只能成为泡影。雷日科夫的回忆痛心疾首：“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去落实方案，而是围绕方案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这样的局势，使得任何经济进程和事件都渲染上了政治色彩。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阿尔巴金在1990年6月4日真理报上写到：“现在有人唯恐经济形势不恶化，因为经济形势的任何好转，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就意味着这些势力的垮台”。
2，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稳妥的配套方案
1987年初，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分析：“改革的实质首先在于从行政管理方法转变为经济管理关系，这需要时间。价格的改革至少需要两年的准备。同时，逐步变集中调拨生产资料为其批发贸易、企业间的联系，这项工作相当复杂”。改革的激进和渐进，一直是个党内激烈争论的问题，持民主激进派观点的人，不顾可能引起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但最终在政治局的讨论中开始支持激进主张。雷日科夫回忆，1987年政治局讨论经济改革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有经验的务实主义者，一派是延机关阶梯爬上顶峰的人，“他们推动着总书记瓦解经济” 。
“我从未放弃过的立场是，无论经济革新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也应该仔细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诸实施” ，因为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于是，政治局中懂经济的委员都支持雷日科夫，而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坚持激进，争论中，戈尔巴乔夫给予了激进派以坚决支持。结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企业的放手让权，使得国家订货一下子减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将企业置于垄断地位，使得产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企业取得高额利润” 。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许多企业领导人获得自主权后，不顾生产情况和政府财政规律，只关心本单位的物质福利，竭力为职工增加工资。结果，居民货币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增长，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报酬间严重不平，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本应立刻进行价格调整的政府，却被假借保护群众利益名义的民主派多方刁难，价格调整一拖再拖，最终失去良机。
3，经济改革的战略突破口选择不当。
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选择的突破口是机器制造业，对产业技术装备拨款2000亿卢布，希望带动科技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可是，苏联经济长期以来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畸形，多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使得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造成了食品及生活必须品的供应长期短缺，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百姓却饱受饥饿煎熬。而“加速战略”仍以速度至上，扶植的仍然是重工业，这使得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从“轻工业原料的三分之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源于农业” 不难分析得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不佳，根源在于农业的落后。苏联粮食年产量2亿吨左右，为了缓解眼前的粮食供应紧张，三年从国外进口粮食近亿吨，这又加剧了外汇和财政负担。戈尔巴乔夫1993年所写《难以决断的岁月》一书中，反思道“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方面开始改革，也就是从最有效、最快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途径进行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彼时已是于事无补。
笔者不尽联想起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最先开始着手的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生产活力瞬间得以释放。有此例在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知借鉴呢？不过，戈氏在苏共中，属于年富力强的少壮派，资历并不算老，不似邓公在中共的地位——老一辈的革命元勋，威望卓著。农业的释放，涉及到“土地”，而土地的归属概念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区分所在。邓公的胆识，戈氏未必敢有。总之，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未首先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手，造成了全盘被动。
4，实干缺乏执行不力
苏联的经济问题，如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是苏共中央长期忽略，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苏共就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是由于腐败的进一步深化，苏联已经形成了一种“执政惰性”，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尤甚。科技革新问题就是实例，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提出，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讨论“加速科技进步问题”，他亲自做报告，提出调整结构、管理形式、改造技术、节约资源、提高质量的政策，以后历次重要会议上，也都有谈及。但直到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明显解决。又如食品问题，1981年戈氏作为中央最年轻的分管农业的书记，就制定了十年食品业规划纲要，7年后到党的十九大，戈氏仍说食品问题是“生活中最大的痛点，最尖锐的问题”。如上所言，这个痛点越往后反而越痛。叶利钦对戈氏的许多批评是别有用心的，但有一条：“没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对改革的信任”，笔者认为言之有理。
英国《独立报》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最可怕的噩梦使苏联目前的经济危机，因为它使各阶层的人都产生怨恨和激进的态度”。我们都确认一点，经济危机往往是民族社会危机的先声，更何况，苏联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渐渐脱离“铁板一块”的状态，更类似“国家联盟”，在经济陷于泥沼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都不愿吃亏受累，于是局势越是恶劣，越是各自寻找出路。如果说经济改革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心理上的预设，那么政治改革，无疑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导因。
二，政治改革的失败教训
1，信仰危机
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经济形势反而恶化，生活日益艰难的群众失去了信心。一边是国内教条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口号宣传，说着“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西方国家生活的相对稳定富足，所谓行胜于言，看见的事实永远比听到的口号更有说服力，苏联人民慢慢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到“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他要求重新苏联历史教科书，因为他认为书中“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历史问题不应遮遮掩掩”。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肃反受害者平反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重新审查历史。同年的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民间的“历史平反”只会更加强烈。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历史教育协会，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原历史真相。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置疑。否定一面，其目的往往是隐晦地肯定其对立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化西方文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历史根基丢失，成为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
我们今天来看这场“反思历史”运动，不难理解，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为改革的一种“造势运动”，即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通过对历史的评论，为国民作好思想铺垫。这样的措施本无可厚非，错就错在节奏和力度的把握上。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作为苏联当时相对专制的体制下的最高领导人，他个人的一言一行，会在社会民众层面造成夸张的反响，所谓上行下效，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一次说“重庆要搞绿化，多种杉树”，于是重庆很多的县将原本的樟树全部拔掉，种上杉树——相对专制的社会中，领导人的要求很可能因为下级的谄媚讨好而被异化。戈氏在进行反思历史的活动中，身为最高领导人，使用的措辞之强烈，无疑为极端分子打开了言论的大门。邓小平改革前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不敢全盘否定：“功占七层，过占三层”；笔者更想起温家宝总理回忆胡耀邦的文章: 抚慰曾经受伤的人，疏导现在无望的情绪，打击顽固极端的势力。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步履不妨稳健些。
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晚近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经济领域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开始了“拨乱反正”。普京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同时，俄罗斯最近又掀起了一轮“斯大林”热，重新崇尚政治强人的出现，带领俄罗斯实现民族复兴。俄罗斯的国歌也采用了前苏联的国歌，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结束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思想混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认为苏联不是“历史的黑洞”，而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苏联7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卫国战争胜利所缔造的国民自豪，历史立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毕竟还不能摧毁全社会的精神信仰。笔者认为，形成苏联全境的国民精神信仰危机，不能忽视西方世界的影响：1995年久加诺夫访问中国时说，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的角度说，从加勒比海导弹事件开始，美国就制定了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冷战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的发挥。
“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美国等西方势力始终支持苏联境内任何民族分裂活动，如据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插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族冲突，‘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时间长达500小时以上以煽动民族情绪，利用1986年撤换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 。
百姓生活饥饿困苦，经济顽疾得不到解决，使得苏联人民渐渐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推动国内全面否定自身历史的做法，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历史立场，引发社会思想的混乱；西方国家有意识的渗透、瓦解、煽动，挑起并激化了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区域仇恨。多重因素，引发了苏联国民的全面精神信仰危机。
我们不妨将信仰危机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的濒于崩溃。
2，苏共消亡
（1）意识形态失守打开了苏共消亡的开端。
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执政党之处在于，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的⋯⋯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的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 。
俄罗斯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一位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法力无边，不可战胜，而且永生不死。这位沙皇的唯一弱点是，他的心脏被装在一个箱子里，被埋在遥远的一座未知海岛上。这个古老的故事仿佛是在形容苏联共产党：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苏共的心脏，就是意识形态；古老传说同时又是苏共的谶语，苏共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距离那么遥远。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承重结构，一旦这个承重结构难以负荷内外压力，国家也就难逃覆灭命运。那么，这个负重机构的内核无疑就是意识形态。事实是，面临危败之局，濒临绝境的苏共缺乏坚实的思想后盾。
戈尔巴乔夫上台，从长期的左瞬间跳到了右，思想路线上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推崇“全人类的价值观”，主张“意识形态多样化”。前面已述，苏联国内已经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几代人受到的教育、坚信了一生的理念和价值观、多年的国家精神指导思想瞬间崩溃，国民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可谓思维彷徨。与此同时，思想多元化纵容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可谓门户大开。于是，在思想领域门户大开的情况下，一种与之前的信念完全对立的价值观瞬间席卷了原本思维彷徨的国民，意识形态的侵略掀起狂潮，苏共就此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陷入被动。
（2）党内分裂大大促进了苏共的消亡。
改革的过程中，全党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部分人觉得太激进，太不寻常；另一部分又觉得太守旧⋯⋯各种力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新的派系” 。同时，由于过去苏共是“全民党”，全国的“精英”大多集中于苏共党内，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带头人和骨干人物，特别是民主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大都是苏共党员。这样，党内经历着分化、组合。
社会的派别斗争直接表现在党员身上。党员骨干，不少就是党外派别的头目。由于个人立场观点的不同，全党又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来统一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外危机的出现，这些分歧趋于明显、深刻，斗争也趋于激化。1989年叶利钦组织跨地区议员团时曾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党制，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统一的不可战胜的党。但要知道这是个错觉，事实上，在一个苏共里就有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利加乔夫，他们无论在观点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完全对立的” 。这句话说明了苏共实际上已经蜕化为各种对立的思潮、流派的大杂烩。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党的核心领导层——政治局的分裂，也愈加深化。这一点雷日科夫的回忆最为真切：“1989年党内实际上已经分裂，政治局也发生了分裂，党的这个最高机关内部，在激烈的争论中寻找折中方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政治局已经分裂成几个无法妥协的派系，一边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一边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扎忆科夫” 。
雷日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主持政府和经济改革工作。但戈尔巴乔夫更加信任和听从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在党内民主派的包围下，戈氏的思想立场急剧演化；面对民主派的步步紧逼，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他的改革路线逐渐偏离了原先的轨道：原本的“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演化为“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反对“多党制”到积极肯定并尝试实施。
（3）改革路线的偏离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消亡
在党内分裂已经不可挽回的前提下，为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摆脱党对于自身的牵制。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是苏共给予的。所以，想要真正摆脱党的羁绊，震慑党内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不能够再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为来源，只能从其它的渠道获得——例如人民选举的“总统”。
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苏共十九大，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他开始完全否定苏联得以建立的体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年以后，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90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他开始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同月，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他终于摆脱了苏联共产党的制约，他的改革路线变成了极端激进——从此一去不回头。
戈尔巴乔夫在亲手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时，他或许预料不到，他也在亲手削弱苏联这个大厦赖以勉强站立的核心结构，同时他也在为政敌们扫清了障碍：强有力的统领组织不复存在了，叶利钦等自由主义极端分子的破坏行动，再也不用有所顾忌。苏共被削弱，极端分子们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关节所在，谋取了苏共萎缩后权力的真空——例如，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由于改革路线的过于极端、激进，党内、军队的保守派终于无法忍受，最终酿成了八•一九政变。这一次政变是党内分裂、矛盾的总爆发：党的反对势力软禁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党内的斗争，无疑是野心家的福音，叶利钦跳上坦克，号召军队倒戈支持人民，以“营救戈尔巴乔夫，挽回民主进程”为名。结果可想而知，叶利钦就此取得了苏联民众的支持，成功粉碎政变后，如日中天的他毫无顾忌地宣布苏共非法。
改革激进所导致的八•一九政变，使得15个加盟共和国不再信任苏维埃联盟，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成为了让苏共消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处，笔者不尽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此处硬着头皮班门弄斧一番：改革就犹如洪水，灌溉发电造福于人；但若没有坚固的堤坝，则将漫出河床，生灵涂炭。一方面，改革是对原有稳定结构的破坏，以便在废墟上开辟新局面；另一面，社会稳定却又是改革推行的保证。明治维新不是一次革命，它 依照自身的前提来实现对外来影响的吸收，而不是“全盘西化”的那种异化。明治维新保留了“天皇”这个日本全体国民都能接受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与图腾，这决定了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国民的精神完全可以承受的界限内。国民早已习惯千年的天皇制摇身一变为“改革”这个目标服务的时候，没有引发国民的精神危机，任何的社会变迁、制度改革，都可以通过天皇合法化，国民精神没有丧失对自身最基本的认同感，从而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剧烈社会动荡。笔者认为，改革最为危险之处就是导致社会动荡，激进的改革很容易功亏一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再次增添了一个例子。
结语：真正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教训，是本文的题目，探讨到这里，基本已告完结。但是如果只是限于一次改革的反思，结论不足以理解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在结语处，我们不妨进行一番追问。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他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这是俄罗斯唯一的一个王朝。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农奴解放运动，王朝经济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美洲国家粮食产量的总和，被称为欧洲谷仓。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盛世之下, 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几乎没有任何先兆：首都的几家商店因交通不畅、进货不足，造成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退位了。但是，没有征兆并不代表没有原因，拉伊夫的剖析最为深刻：“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 。
事实上，尽管改革带来盛世，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生计却是日渐艰难。解放农奴法令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农民想将份地赎买为私产，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根本买不起土地的广大农民，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则转变为西式的资产阶级：他们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就是消灭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如前言所写，列宁逝世之前，最为不放心的是他留下的这个掌权阶层，已经出现了腐败的迹象。苏联也难逃走上前朝覆辙的命运，滋生出了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
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将这个官僚体系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斯大林曾说：“干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一语道破了苏联政体的本质——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腐败、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级”:“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其绝对权威被冒犯，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早期官僚集团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社会结构,要席卷家产而去，社会底层一旦离开当时的体制却不知该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改革的结果是：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而普通民众却十数年的深重灾难。
苏联的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并最终演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正因吏治的腐败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必须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改革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胃口，破坏性冲动已占上风。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
在每个王朝初期，统治集团鉴于前朝教训，吏治较为清明。新生官僚群体满怀理想，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稳定。但是，掌权者终归会追逐利，这种追逐起初可能情有可原：退休后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等等。但是人一旦开始为利益所驱策，欲望的本性会导致胃口逐渐增大，官僚们利用权力聚敛社会财富，社会上层群体也随之膨胀而吏治败坏。数代之后，党国精英知民生疾苦者日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日多。陈腐官场难以接纳独立思考、以社稷为重的人，真知灼见者终成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则尸位素餐。
长治久安，就必须对上层官僚集团实行监督与控制。然而，舆论和学术受到掌控的体制中，难以产生制度化的监督。整个苏联兴亡的历程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教训，其意义远甚于一次改革的教训。
还会有类似的案例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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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尼•雷日科夫著，新华出版社。
10，《20年来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嬗变》，张树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4期。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
楚木林
来源：book.douban.com/review/3423820
摘要：本文尝试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对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的细节举措进行评析。并且，通过回顾历史进程，将探讨语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一些局部环节，古今对照、引申讨论。最后，对于苏联解体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追根溯源。
前言：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电视讲话，不同以往的是，他宣读的是一份辞职声明：“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他同时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于当晚把控制苏联核武库的“核按钮”箱子移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7时38分，缀有镰刀、锤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取而代之的时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确认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
此前一年的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当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遂不可逆转。
若干世纪后，史家在写20世纪史时, 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青年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这个世纪的末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如果历史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回顾和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数据”却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曾经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在卫国战争中打败过德国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毁于一旦？为什么这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会顷刻之间瓦解？为什么统一的联盟会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为什么具有百年历史、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地苏联共产党会丢掉政权？无可置疑的是，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直接导致的。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教训，亦即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不得不观察当时的历史条件。
一，历史溯源
是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带进了欧洲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的。他照顾、帮助过列宁，后来又成为其论敌、政敌。他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有许多为信念而坚持的人：在内战饥荒时期，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权力的粮食委员瞿鲁巴，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会议上。
为了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错误，终列宁一生，党代会上可以有观点不同的副报告；重大的分歧及疑难问题可以由全党讨论表决；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党代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检查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即使如此，临终前的列宁仍旧看到了党中央的官僚化趋势。他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基层工人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应该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几次大清洗后，斯大林之于苏联的绝对权威，超过了沙皇之于沙俄。斯大林模式开始全面运转：政治上高度集权，缺少民主和监督；经济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强调舆论一致，推崇最高领袖个人崇拜；对外关系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上高度集权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上行下达，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上行政指令能够有效地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工业生产。斯大林上台时，苏联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短短十数年就完成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成功地在卫国战争中战胜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的法西斯德国，而这一切，斯大林靠的就是个人独裁。
无疑，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也是显著的：党群关系上，它阻止了民主与监督，造成了个人专断作风，窒息了党的生命力；经济上，完全置经济运行的规律于不顾，降低了经济效率，长期发展重工业使得轻工业、农业滞后，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思想上，实行严格控制，个人崇拜盛行，导致意识形态僵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民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怀疑；官僚团队中，特权的加大，使得列宁晚年担忧的腐败问题逐渐显现。二战后，这些问题堆积成山，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并不彻底。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重新确定了个人崇拜和职务终身制。同时，严重的腐败导致了苏共执政的惰性，长期的民生、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弊病终成痼疾。苏联成了列宁当初心目中的“应该立刻消亡的国家”。
我们大体有一点共识，经济深切地影响政治，我们不妨从戈氏的经济改革教训开始分析。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加速战略”，着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但是，改革的结果众所周知——依旧失败。
二，经济改革的失败教训
1985年，苏共中央发动从“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到“三自一全”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次的改革，比起苏联历史上历次改革，其规模、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善苏联的经济，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直至联盟解体。
1，激进政策破坏了经济改革必需的稳定环境
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时间。但戈氏的经济改革还未见效，就开始推行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化：苏共19大，戈氏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此后全国的选举运动中，各派政治势力激烈斗争，各权力机关间的对抗也日益严重，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实施经济生产。同时，由于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国、地区、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原本的经济体制难以运行。
选举运动后，民主派以激进改革的面貌出现，他们猛烈批评政府的经济改革为“保守”、“官僚”，向群众作不切实际的许诺以捞取选票。苏联部长会议刚成立一年半，政府就被民主派议员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愤然表示：政府每天都受到责骂，如何进行工作呢？后来，在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渐渐明白：“我更加确信，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领导的班子，妨碍了国家未来的破坏者们夺权”。苏联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刚通过的方案还没落实，新的争论又起；一切稳健的计划都只能成为泡影。雷日科夫的回忆痛心疾首：“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去落实方案，而是围绕方案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这样的局势，使得任何经济进程和事件都渲染上了政治色彩。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阿尔巴金在1990年6月4日真理报上写到：“现在有人唯恐经济形势不恶化，因为经济形势的任何好转，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就意味着这些势力的垮台”。
2，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稳妥的配套方案
1987年初，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分析：“改革的实质首先在于从行政管理方法转变为经济管理关系，这需要时间。价格的改革至少需要两年的准备。同时，逐步变集中调拨生产资料为其批发贸易、企业间的联系，这项工作相当复杂”。改革的激进和渐进，一直是个党内激烈争论的问题，持民主激进派观点的人，不顾可能引起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但最终在政治局的讨论中开始支持激进主张。雷日科夫回忆，1987年政治局讨论经济改革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有经验的务实主义者，一派是延机关阶梯爬上顶峰的人，“他们推动着总书记瓦解经济” 。
“我从未放弃过的立场是，无论经济革新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也应该仔细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诸实施” ，因为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于是，政治局中懂经济的委员都支持雷日科夫，而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坚持激进，争论中，戈尔巴乔夫给予了激进派以坚决支持。结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企业的放手让权，使得国家订货一下子减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将企业置于垄断地位，使得产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企业取得高额利润” 。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许多企业领导人获得自主权后，不顾生产情况和政府财政规律，只关心本单位的物质福利，竭力为职工增加工资。结果，居民货币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增长，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报酬间严重不平，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本应立刻进行价格调整的政府，却被假借保护群众利益名义的民主派多方刁难，价格调整一拖再拖，最终失去良机。
3，经济改革的战略突破口选择不当。
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选择的突破口是机器制造业，对产业技术装备拨款2000亿卢布，希望带动科技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可是，苏联经济长期以来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畸形，多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使得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造成了食品及生活必须品的供应长期短缺，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百姓却饱受饥饿煎熬。而“加速战略”仍以速度至上，扶植的仍然是重工业，这使得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从“轻工业原料的三分之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源于农业” 不难分析得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不佳，根源在于农业的落后。苏联粮食年产量2亿吨左右，为了缓解眼前的粮食供应紧张，三年从国外进口粮食近亿吨，这又加剧了外汇和财政负担。戈尔巴乔夫1993年所写《难以决断的岁月》一书中，反思道“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方面开始改革，也就是从最有效、最快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途径进行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彼时已是于事无补。
笔者不尽联想起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最先开始着手的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生产活力瞬间得以释放。有此例在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知借鉴呢？不过，戈氏在苏共中，属于年富力强的少壮派，资历并不算老，不似邓公在中共的地位——老一辈的革命元勋，威望卓著。农业的释放，涉及到“土地”，而土地的归属概念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区分所在。邓公的胆识，戈氏未必敢有。总之，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未首先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手，造成了全盘被动。
4，实干缺乏执行不力
苏联的经济问题，如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是苏共中央长期忽略，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苏共就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是由于腐败的进一步深化，苏联已经形成了一种“执政惰性”，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尤甚。科技革新问题就是实例，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提出，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讨论“加速科技进步问题”，他亲自做报告，提出调整结构、管理形式、改造技术、节约资源、提高质量的政策，以后历次重要会议上，也都有谈及。但直到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明显解决。又如食品问题，1981年戈氏作为中央最年轻的分管农业的书记，就制定了十年食品业规划纲要，7年后到党的十九大，戈氏仍说食品问题是“生活中最大的痛点，最尖锐的问题”。如上所言，这个痛点越往后反而越痛。叶利钦对戈氏的许多批评是别有用心的，但有一条：“没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对改革的信任”，笔者认为言之有理。
英国《独立报》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最可怕的噩梦使苏联目前的经济危机，因为它使各阶层的人都产生怨恨和激进的态度”。我们都确认一点，经济危机往往是民族社会危机的先声，更何况，苏联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渐渐脱离“铁板一块”的状态，更类似“国家联盟”，在经济陷于泥沼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都不愿吃亏受累，于是局势越是恶劣，越是各自寻找出路。如果说经济改革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心理上的预设，那么政治改革，无疑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导因。
二，政治改革的失败教训
1，信仰危机
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经济形势反而恶化，生活日益艰难的群众失去了信心。一边是国内教条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口号宣传，说着“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西方国家生活的相对稳定富足，所谓行胜于言，看见的事实永远比听到的口号更有说服力，苏联人民慢慢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到“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他要求重新苏联历史教科书，因为他认为书中“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历史问题不应遮遮掩掩”。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肃反受害者平反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重新审查历史。同年的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民间的“历史平反”只会更加强烈。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历史教育协会，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原历史真相。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置疑。否定一面，其目的往往是隐晦地肯定其对立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化西方文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历史根基丢失，成为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
我们今天来看这场“反思历史”运动，不难理解，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为改革的一种“造势运动”，即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通过对历史的评论，为国民作好思想铺垫。这样的措施本无可厚非，错就错在节奏和力度的把握上。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作为苏联当时相对专制的体制下的最高领导人，他个人的一言一行，会在社会民众层面造成夸张的反响，所谓上行下效，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一次说“重庆要搞绿化，多种杉树”，于是重庆很多的县将原本的樟树全部拔掉，种上杉树——相对专制的社会中，领导人的要求很可能因为下级的谄媚讨好而被异化。戈氏在进行反思历史的活动中，身为最高领导人，使用的措辞之强烈，无疑为极端分子打开了言论的大门。邓小平改革前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不敢全盘否定：“功占七层，过占三层”；笔者更想起温家宝总理回忆胡耀邦的文章: 抚慰曾经受伤的人，疏导现在无望的情绪，打击顽固极端的势力。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步履不妨稳健些。
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晚近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经济领域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开始了“拨乱反正”。普京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同时，俄罗斯最近又掀起了一轮“斯大林”热，重新崇尚政治强人的出现，带领俄罗斯实现民族复兴。俄罗斯的国歌也采用了前苏联的国歌，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结束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思想混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认为苏联不是“历史的黑洞”，而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苏联7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卫国战争胜利所缔造的国民自豪，历史立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毕竟还不能摧毁全社会的精神信仰。笔者认为，形成苏联全境的国民精神信仰危机，不能忽视西方世界的影响：1995年久加诺夫访问中国时说，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的角度说，从加勒比海导弹事件开始，美国就制定了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冷战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的发挥。
“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美国等西方势力始终支持苏联境内任何民族分裂活动，如据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插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族冲突，‘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时间长达500小时以上以煽动民族情绪，利用1986年撤换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 。
百姓生活饥饿困苦，经济顽疾得不到解决，使得苏联人民渐渐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推动国内全面否定自身历史的做法，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历史立场，引发社会思想的混乱；西方国家有意识的渗透、瓦解、煽动，挑起并激化了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区域仇恨。多重因素，引发了苏联国民的全面精神信仰危机。
我们不妨将信仰危机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的濒于崩溃。
2，苏共消亡
（1）意识形态失守打开了苏共消亡的开端。
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执政党之处在于，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的⋯⋯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的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 。
俄罗斯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一位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法力无边，不可战胜，而且永生不死。这位沙皇的唯一弱点是，他的心脏被装在一个箱子里，被埋在遥远的一座未知海岛上。这个古老的故事仿佛是在形容苏联共产党：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苏共的心脏，就是意识形态；古老传说同时又是苏共的谶语，苏共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距离那么遥远。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承重结构，一旦这个承重结构难以负荷内外压力，国家也就难逃覆灭命运。那么，这个负重机构的内核无疑就是意识形态。事实是，面临危败之局，濒临绝境的苏共缺乏坚实的思想后盾。
戈尔巴乔夫上台，从长期的左瞬间跳到了右，思想路线上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推崇“全人类的价值观”，主张“意识形态多样化”。前面已述，苏联国内已经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几代人受到的教育、坚信了一生的理念和价值观、多年的国家精神指导思想瞬间崩溃，国民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可谓思维彷徨。与此同时，思想多元化纵容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可谓门户大开。于是，在思想领域门户大开的情况下，一种与之前的信念完全对立的价值观瞬间席卷了原本思维彷徨的国民，意识形态的侵略掀起狂潮，苏共就此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陷入被动。
（2）党内分裂大大促进了苏共的消亡。
改革的过程中，全党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部分人觉得太激进，太不寻常；另一部分又觉得太守旧⋯⋯各种力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新的派系” 。同时，由于过去苏共是“全民党”，全国的“精英”大多集中于苏共党内，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带头人和骨干人物，特别是民主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大都是苏共党员。这样，党内经历着分化、组合。
社会的派别斗争直接表现在党员身上。党员骨干，不少就是党外派别的头目。由于个人立场观点的不同，全党又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来统一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外危机的出现，这些分歧趋于明显、深刻，斗争也趋于激化。1989年叶利钦组织跨地区议员团时曾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党制，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统一的不可战胜的党。但要知道这是个错觉，事实上，在一个苏共里就有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利加乔夫，他们无论在观点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完全对立的” 。这句话说明了苏共实际上已经蜕化为各种对立的思潮、流派的大杂烩。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党的核心领导层——政治局的分裂，也愈加深化。这一点雷日科夫的回忆最为真切：“1989年党内实际上已经分裂，政治局也发生了分裂，党的这个最高机关内部，在激烈的争论中寻找折中方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政治局已经分裂成几个无法妥协的派系，一边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一边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扎忆科夫” 。
雷日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主持政府和经济改革工作。但戈尔巴乔夫更加信任和听从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在党内民主派的包围下，戈氏的思想立场急剧演化；面对民主派的步步紧逼，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他的改革路线逐渐偏离了原先的轨道：原本的“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演化为“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反对“多党制”到积极肯定并尝试实施。
（3）改革路线的偏离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消亡
在党内分裂已经不可挽回的前提下，为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摆脱党对于自身的牵制。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是苏共给予的。所以，想要真正摆脱党的羁绊，震慑党内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不能够再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为来源，只能从其它的渠道获得——例如人民选举的“总统”。
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苏共十九大，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他开始完全否定苏联得以建立的体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年以后，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90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他开始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同月，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他终于摆脱了苏联共产党的制约，他的改革路线变成了极端激进——从此一去不回头。
戈尔巴乔夫在亲手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时，他或许预料不到，他也在亲手削弱苏联这个大厦赖以勉强站立的核心结构，同时他也在为政敌们扫清了障碍：强有力的统领组织不复存在了，叶利钦等自由主义极端分子的破坏行动，再也不用有所顾忌。苏共被削弱，极端分子们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关节所在，谋取了苏共萎缩后权力的真空——例如，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由于改革路线的过于极端、激进，党内、军队的保守派终于无法忍受，最终酿成了八•一九政变。这一次政变是党内分裂、矛盾的总爆发：党的反对势力软禁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党内的斗争，无疑是野心家的福音，叶利钦跳上坦克，号召军队倒戈支持人民，以“营救戈尔巴乔夫，挽回民主进程”为名。结果可想而知，叶利钦就此取得了苏联民众的支持，成功粉碎政变后，如日中天的他毫无顾忌地宣布苏共非法。
改革激进所导致的八•一九政变，使得15个加盟共和国不再信任苏维埃联盟，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成为了让苏共消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处，笔者不尽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此处硬着头皮班门弄斧一番：改革就犹如洪水，灌溉发电造福于人；但若没有坚固的堤坝，则将漫出河床，生灵涂炭。一方面，改革是对原有稳定结构的破坏，以便在废墟上开辟新局面；另一面，社会稳定却又是改革推行的保证。明治维新不是一次革命，它 依照自身的前提来实现对外来影响的吸收，而不是“全盘西化”的那种异化。明治维新保留了“天皇”这个日本全体国民都能接受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与图腾，这决定了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国民的精神完全可以承受的界限内。国民早已习惯千年的天皇制摇身一变为“改革”这个目标服务的时候，没有引发国民的精神危机，任何的社会变迁、制度改革，都可以通过天皇合法化，国民精神没有丧失对自身最基本的认同感，从而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剧烈社会动荡。笔者认为，改革最为危险之处就是导致社会动荡，激进的改革很容易功亏一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再次增添了一个例子。
结语：真正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教训，是本文的题目，探讨到这里，基本已告完结。但是如果只是限于一次改革的反思，结论不足以理解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在结语处，我们不妨进行一番追问。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他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这是俄罗斯唯一的一个王朝。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农奴解放运动，王朝经济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美洲国家粮食产量的总和，被称为欧洲谷仓。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盛世之下, 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几乎没有任何先兆：首都的几家商店因交通不畅、进货不足，造成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退位了。但是，没有征兆并不代表没有原因，拉伊夫的剖析最为深刻：“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 。
事实上，尽管改革带来盛世，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生计却是日渐艰难。解放农奴法令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农民想将份地赎买为私产，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根本买不起土地的广大农民，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则转变为西式的资产阶级：他们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就是消灭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如前言所写，列宁逝世之前，最为不放心的是他留下的这个掌权阶层，已经出现了腐败的迹象。苏联也难逃走上前朝覆辙的命运，滋生出了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
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将这个官僚体系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斯大林曾说：“干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一语道破了苏联政体的本质——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腐败、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级”:“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其绝对权威被冒犯，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早期官僚集团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社会结构,要席卷家产而去，社会底层一旦离开当时的体制却不知该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改革的结果是：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而普通民众却十数年的深重灾难。
苏联的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并最终演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正因吏治的腐败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必须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改革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胃口，破坏性冲动已占上风。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
在每个王朝初期，统治集团鉴于前朝教训，吏治较为清明。新生官僚群体满怀理想，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稳定。但是，掌权者终归会追逐利，这种追逐起初可能情有可原：退休后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等等。但是人一旦开始为利益所驱策，欲望的本性会导致胃口逐渐增大，官僚们利用权力聚敛社会财富，社会上层群体也随之膨胀而吏治败坏。数代之后，党国精英知民生疾苦者日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日多。陈腐官场难以接纳独立思考、以社稷为重的人，真知灼见者终成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则尸位素餐。
长治久安，就必须对上层官僚集团实行监督与控制。然而，舆论和学术受到掌控的体制中，难以产生制度化的监督。整个苏联兴亡的历程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教训，其意义远甚于一次改革的教训。
还会有类似的案例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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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尼•雷日科夫著，新华出版社。
10，《20年来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嬗变》，张树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4期。
楚木林
来源：book.douban.com/review/3423820
摘要：本文尝试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对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的细节举措进行评析。并且，通过回顾历史进程，将探讨语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一些局部环节，古今对照、引申讨论。最后，对于苏联解体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追根溯源。
前言：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电视讲话，不同以往的是，他宣读的是一份辞职声明：“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他同时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于当晚把控制苏联核武库的“核按钮”箱子移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7时38分，缀有镰刀、锤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取而代之的时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确认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
此前一年的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当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遂不可逆转。
若干世纪后，史家在写20世纪史时, 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青年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这个世纪的末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如果历史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回顾和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数据”却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曾经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在卫国战争中打败过德国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毁于一旦？为什么这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会顷刻之间瓦解？为什么统一的联盟会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为什么具有百年历史、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地苏联共产党会丢掉政权？无可置疑的是，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直接导致的。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教训，亦即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不得不观察当时的历史条件。
一，历史溯源
是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带进了欧洲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的。他照顾、帮助过列宁，后来又成为其论敌、政敌。他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有许多为信念而坚持的人：在内战饥荒时期，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权力的粮食委员瞿鲁巴，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会议上。
为了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错误，终列宁一生，党代会上可以有观点不同的副报告；重大的分歧及疑难问题可以由全党讨论表决；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党代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检查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即使如此，临终前的列宁仍旧看到了党中央的官僚化趋势。他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基层工人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应该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几次大清洗后，斯大林之于苏联的绝对权威，超过了沙皇之于沙俄。斯大林模式开始全面运转：政治上高度集权，缺少民主和监督；经济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强调舆论一致，推崇最高领袖个人崇拜；对外关系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上高度集权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上行下达，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上行政指令能够有效地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工业生产。斯大林上台时，苏联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短短十数年就完成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成功地在卫国战争中战胜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的法西斯德国，而这一切，斯大林靠的就是个人独裁。
无疑，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也是显著的：党群关系上，它阻止了民主与监督，造成了个人专断作风，窒息了党的生命力；经济上，完全置经济运行的规律于不顾，降低了经济效率，长期发展重工业使得轻工业、农业滞后，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思想上，实行严格控制，个人崇拜盛行，导致意识形态僵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民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怀疑；官僚团队中，特权的加大，使得列宁晚年担忧的腐败问题逐渐显现。二战后，这些问题堆积成山，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并不彻底。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重新确定了个人崇拜和职务终身制。同时，严重的腐败导致了苏共执政的惰性，长期的民生、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弊病终成痼疾。苏联成了列宁当初心目中的“应该立刻消亡的国家”。
我们大体有一点共识，经济深切地影响政治，我们不妨从戈氏的经济改革教训开始分析。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加速战略”，着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但是，改革的结果众所周知——依旧失败。
二，经济改革的失败教训
1985年，苏共中央发动从“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到“三自一全”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次的改革，比起苏联历史上历次改革，其规模、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善苏联的经济，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直至联盟解体。
1，激进政策破坏了经济改革必需的稳定环境
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时间。但戈氏的经济改革还未见效，就开始推行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化：苏共19大，戈氏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此后全国的选举运动中，各派政治势力激烈斗争，各权力机关间的对抗也日益严重，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实施经济生产。同时，由于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国、地区、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原本的经济体制难以运行。
选举运动后，民主派以激进改革的面貌出现，他们猛烈批评政府的经济改革为“保守”、“官僚”，向群众作不切实际的许诺以捞取选票。苏联部长会议刚成立一年半，政府就被民主派议员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愤然表示：政府每天都受到责骂，如何进行工作呢？后来，在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渐渐明白：“我更加确信，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领导的班子，妨碍了国家未来的破坏者们夺权”。苏联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刚通过的方案还没落实，新的争论又起；一切稳健的计划都只能成为泡影。雷日科夫的回忆痛心疾首：“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去落实方案，而是围绕方案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这样的局势，使得任何经济进程和事件都渲染上了政治色彩。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阿尔巴金在1990年6月4日真理报上写到：“现在有人唯恐经济形势不恶化，因为经济形势的任何好转，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就意味着这些势力的垮台”。
2，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稳妥的配套方案
1987年初，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分析：“改革的实质首先在于从行政管理方法转变为经济管理关系，这需要时间。价格的改革至少需要两年的准备。同时，逐步变集中调拨生产资料为其批发贸易、企业间的联系，这项工作相当复杂”。改革的激进和渐进，一直是个党内激烈争论的问题，持民主激进派观点的人，不顾可能引起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但最终在政治局的讨论中开始支持激进主张。雷日科夫回忆，1987年政治局讨论经济改革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有经验的务实主义者，一派是延机关阶梯爬上顶峰的人，“他们推动着总书记瓦解经济” 。
“我从未放弃过的立场是，无论经济革新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也应该仔细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诸实施” ，因为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于是，政治局中懂经济的委员都支持雷日科夫，而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坚持激进，争论中，戈尔巴乔夫给予了激进派以坚决支持。结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企业的放手让权，使得国家订货一下子减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将企业置于垄断地位，使得产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企业取得高额利润” 。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许多企业领导人获得自主权后，不顾生产情况和政府财政规律，只关心本单位的物质福利，竭力为职工增加工资。结果，居民货币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增长，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报酬间严重不平，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本应立刻进行价格调整的政府，却被假借保护群众利益名义的民主派多方刁难，价格调整一拖再拖，最终失去良机。
3，经济改革的战略突破口选择不当。
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选择的突破口是机器制造业，对产业技术装备拨款2000亿卢布，希望带动科技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可是，苏联经济长期以来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畸形，多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使得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造成了食品及生活必须品的供应长期短缺，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百姓却饱受饥饿煎熬。而“加速战略”仍以速度至上，扶植的仍然是重工业，这使得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从“轻工业原料的三分之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源于农业” 不难分析得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不佳，根源在于农业的落后。苏联粮食年产量2亿吨左右，为了缓解眼前的粮食供应紧张，三年从国外进口粮食近亿吨，这又加剧了外汇和财政负担。戈尔巴乔夫1993年所写《难以决断的岁月》一书中，反思道“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方面开始改革，也就是从最有效、最快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途径进行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彼时已是于事无补。
笔者不尽联想起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最先开始着手的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生产活力瞬间得以释放。有此例在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知借鉴呢？不过，戈氏在苏共中，属于年富力强的少壮派，资历并不算老，不似邓公在中共的地位——老一辈的革命元勋，威望卓著。农业的释放，涉及到“土地”，而土地的归属概念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区分所在。邓公的胆识，戈氏未必敢有。总之，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未首先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手，造成了全盘被动。
4，实干缺乏执行不力
苏联的经济问题，如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是苏共中央长期忽略，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苏共就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是由于腐败的进一步深化，苏联已经形成了一种“执政惰性”，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尤甚。科技革新问题就是实例，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提出，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讨论“加速科技进步问题”，他亲自做报告，提出调整结构、管理形式、改造技术、节约资源、提高质量的政策，以后历次重要会议上，也都有谈及。但直到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明显解决。又如食品问题，1981年戈氏作为中央最年轻的分管农业的书记，就制定了十年食品业规划纲要，7年后到党的十九大，戈氏仍说食品问题是“生活中最大的痛点，最尖锐的问题”。如上所言，这个痛点越往后反而越痛。叶利钦对戈氏的许多批评是别有用心的，但有一条：“没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对改革的信任”，笔者认为言之有理。
英国《独立报》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最可怕的噩梦使苏联目前的经济危机，因为它使各阶层的人都产生怨恨和激进的态度”。我们都确认一点，经济危机往往是民族社会危机的先声，更何况，苏联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渐渐脱离“铁板一块”的状态，更类似“国家联盟”，在经济陷于泥沼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都不愿吃亏受累，于是局势越是恶劣，越是各自寻找出路。如果说经济改革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心理上的预设，那么政治改革，无疑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导因。
二，政治改革的失败教训
1，信仰危机
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经济形势反而恶化，生活日益艰难的群众失去了信心。一边是国内教条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口号宣传，说着“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西方国家生活的相对稳定富足，所谓行胜于言，看见的事实永远比听到的口号更有说服力，苏联人民慢慢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到“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他要求重新苏联历史教科书，因为他认为书中“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历史问题不应遮遮掩掩”。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肃反受害者平反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重新审查历史。同年的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民间的“历史平反”只会更加强烈。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历史教育协会，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原历史真相。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置疑。否定一面，其目的往往是隐晦地肯定其对立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化西方文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历史根基丢失，成为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
我们今天来看这场“反思历史”运动，不难理解，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为改革的一种“造势运动”，即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通过对历史的评论，为国民作好思想铺垫。这样的措施本无可厚非，错就错在节奏和力度的把握上。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作为苏联当时相对专制的体制下的最高领导人，他个人的一言一行，会在社会民众层面造成夸张的反响，所谓上行下效，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一次说“重庆要搞绿化，多种杉树”，于是重庆很多的县将原本的樟树全部拔掉，种上杉树——相对专制的社会中，领导人的要求很可能因为下级的谄媚讨好而被异化。戈氏在进行反思历史的活动中，身为最高领导人，使用的措辞之强烈，无疑为极端分子打开了言论的大门。邓小平改革前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不敢全盘否定：“功占七层，过占三层”；笔者更想起温家宝总理回忆胡耀邦的文章: 抚慰曾经受伤的人，疏导现在无望的情绪，打击顽固极端的势力。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步履不妨稳健些。
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晚近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经济领域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开始了“拨乱反正”。普京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同时，俄罗斯最近又掀起了一轮“斯大林”热，重新崇尚政治强人的出现，带领俄罗斯实现民族复兴。俄罗斯的国歌也采用了前苏联的国歌，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结束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思想混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认为苏联不是“历史的黑洞”，而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苏联7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卫国战争胜利所缔造的国民自豪，历史立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毕竟还不能摧毁全社会的精神信仰。笔者认为，形成苏联全境的国民精神信仰危机，不能忽视西方世界的影响：1995年久加诺夫访问中国时说，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的角度说，从加勒比海导弹事件开始，美国就制定了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冷战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的发挥。
“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美国等西方势力始终支持苏联境内任何民族分裂活动，如据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插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族冲突，‘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时间长达500小时以上以煽动民族情绪，利用1986年撤换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 。
百姓生活饥饿困苦，经济顽疾得不到解决，使得苏联人民渐渐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推动国内全面否定自身历史的做法，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历史立场，引发社会思想的混乱；西方国家有意识的渗透、瓦解、煽动，挑起并激化了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区域仇恨。多重因素，引发了苏联国民的全面精神信仰危机。
我们不妨将信仰危机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的濒于崩溃。
2，苏共消亡
（1）意识形态失守打开了苏共消亡的开端。
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执政党之处在于，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的⋯⋯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的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 。
俄罗斯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一位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法力无边，不可战胜，而且永生不死。这位沙皇的唯一弱点是，他的心脏被装在一个箱子里，被埋在遥远的一座未知海岛上。这个古老的故事仿佛是在形容苏联共产党：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苏共的心脏，就是意识形态；古老传说同时又是苏共的谶语，苏共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距离那么遥远。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承重结构，一旦这个承重结构难以负荷内外压力，国家也就难逃覆灭命运。那么，这个负重机构的内核无疑就是意识形态。事实是，面临危败之局，濒临绝境的苏共缺乏坚实的思想后盾。
戈尔巴乔夫上台，从长期的左瞬间跳到了右，思想路线上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推崇“全人类的价值观”，主张“意识形态多样化”。前面已述，苏联国内已经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几代人受到的教育、坚信了一生的理念和价值观、多年的国家精神指导思想瞬间崩溃，国民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可谓思维彷徨。与此同时，思想多元化纵容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可谓门户大开。于是，在思想领域门户大开的情况下，一种与之前的信念完全对立的价值观瞬间席卷了原本思维彷徨的国民，意识形态的侵略掀起狂潮，苏共就此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陷入被动。
（2）党内分裂大大促进了苏共的消亡。
改革的过程中，全党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部分人觉得太激进，太不寻常；另一部分又觉得太守旧⋯⋯各种力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新的派系” 。同时，由于过去苏共是“全民党”，全国的“精英”大多集中于苏共党内，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带头人和骨干人物，特别是民主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大都是苏共党员。这样，党内经历着分化、组合。
社会的派别斗争直接表现在党员身上。党员骨干，不少就是党外派别的头目。由于个人立场观点的不同，全党又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来统一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外危机的出现，这些分歧趋于明显、深刻，斗争也趋于激化。1989年叶利钦组织跨地区议员团时曾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党制，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统一的不可战胜的党。但要知道这是个错觉，事实上，在一个苏共里就有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利加乔夫，他们无论在观点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完全对立的” 。这句话说明了苏共实际上已经蜕化为各种对立的思潮、流派的大杂烩。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党的核心领导层——政治局的分裂，也愈加深化。这一点雷日科夫的回忆最为真切：“1989年党内实际上已经分裂，政治局也发生了分裂，党的这个最高机关内部，在激烈的争论中寻找折中方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政治局已经分裂成几个无法妥协的派系，一边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一边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扎忆科夫” 。
雷日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主持政府和经济改革工作。但戈尔巴乔夫更加信任和听从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在党内民主派的包围下，戈氏的思想立场急剧演化；面对民主派的步步紧逼，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他的改革路线逐渐偏离了原先的轨道：原本的“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演化为“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反对“多党制”到积极肯定并尝试实施。
（3）改革路线的偏离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消亡
在党内分裂已经不可挽回的前提下，为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摆脱党对于自身的牵制。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是苏共给予的。所以，想要真正摆脱党的羁绊，震慑党内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不能够再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为来源，只能从其它的渠道获得——例如人民选举的“总统”。
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苏共十九大，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他开始完全否定苏联得以建立的体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年以后，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90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他开始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同月，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他终于摆脱了苏联共产党的制约，他的改革路线变成了极端激进——从此一去不回头。
戈尔巴乔夫在亲手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时，他或许预料不到，他也在亲手削弱苏联这个大厦赖以勉强站立的核心结构，同时他也在为政敌们扫清了障碍：强有力的统领组织不复存在了，叶利钦等自由主义极端分子的破坏行动，再也不用有所顾忌。苏共被削弱，极端分子们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关节所在，谋取了苏共萎缩后权力的真空——例如，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由于改革路线的过于极端、激进，党内、军队的保守派终于无法忍受，最终酿成了八•一九政变。这一次政变是党内分裂、矛盾的总爆发：党的反对势力软禁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党内的斗争，无疑是野心家的福音，叶利钦跳上坦克，号召军队倒戈支持人民，以“营救戈尔巴乔夫，挽回民主进程”为名。结果可想而知，叶利钦就此取得了苏联民众的支持，成功粉碎政变后，如日中天的他毫无顾忌地宣布苏共非法。
改革激进所导致的八•一九政变，使得15个加盟共和国不再信任苏维埃联盟，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成为了让苏共消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处，笔者不尽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此处硬着头皮班门弄斧一番：改革就犹如洪水，灌溉发电造福于人；但若没有坚固的堤坝，则将漫出河床，生灵涂炭。一方面，改革是对原有稳定结构的破坏，以便在废墟上开辟新局面；另一面，社会稳定却又是改革推行的保证。明治维新不是一次革命，它 依照自身的前提来实现对外来影响的吸收，而不是“全盘西化”的那种异化。明治维新保留了“天皇”这个日本全体国民都能接受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与图腾，这决定了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国民的精神完全可以承受的界限内。国民早已习惯千年的天皇制摇身一变为“改革”这个目标服务的时候，没有引发国民的精神危机，任何的社会变迁、制度改革，都可以通过天皇合法化，国民精神没有丧失对自身最基本的认同感，从而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剧烈社会动荡。笔者认为，改革最为危险之处就是导致社会动荡，激进的改革很容易功亏一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再次增添了一个例子。
结语：真正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教训，是本文的题目，探讨到这里，基本已告完结。但是如果只是限于一次改革的反思，结论不足以理解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在结语处，我们不妨进行一番追问。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他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这是俄罗斯唯一的一个王朝。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农奴解放运动，王朝经济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美洲国家粮食产量的总和，被称为欧洲谷仓。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盛世之下, 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几乎没有任何先兆：首都的几家商店因交通不畅、进货不足，造成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退位了。但是，没有征兆并不代表没有原因，拉伊夫的剖析最为深刻：“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 。
事实上，尽管改革带来盛世，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生计却是日渐艰难。解放农奴法令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农民想将份地赎买为私产，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根本买不起土地的广大农民，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则转变为西式的资产阶级：他们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就是消灭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如前言所写，列宁逝世之前，最为不放心的是他留下的这个掌权阶层，已经出现了腐败的迹象。苏联也难逃走上前朝覆辙的命运，滋生出了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
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将这个官僚体系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斯大林曾说：“干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一语道破了苏联政体的本质——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腐败、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级”:“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其绝对权威被冒犯，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早期官僚集团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社会结构,要席卷家产而去，社会底层一旦离开当时的体制却不知该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改革的结果是：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而普通民众却十数年的深重灾难。
苏联的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并最终演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正因吏治的腐败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必须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改革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胃口，破坏性冲动已占上风。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
在每个王朝初期，统治集团鉴于前朝教训，吏治较为清明。新生官僚群体满怀理想，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稳定。但是，掌权者终归会追逐利，这种追逐起初可能情有可原：退休后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等等。但是人一旦开始为利益所驱策，欲望的本性会导致胃口逐渐增大，官僚们利用权力聚敛社会财富，社会上层群体也随之膨胀而吏治败坏。数代之后，党国精英知民生疾苦者日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日多。陈腐官场难以接纳独立思考、以社稷为重的人，真知灼见者终成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则尸位素餐。
长治久安，就必须对上层官僚集团实行监督与控制。然而，舆论和学术受到掌控的体制中，难以产生制度化的监督。整个苏联兴亡的历程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教训，其意义远甚于一次改革的教训。
还会有类似的案例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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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王立新，《理论学刊》2009年10期。
9，《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尼•雷日科夫著，新华出版社。
10，《20年来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嬗变》，张树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4期。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
楚木林
来源：book.douban.com/review/3423820
摘要：本文尝试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教训，对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的细节举措进行评析。并且，通过回顾历史进程，将探讨语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一些局部环节，古今对照、引申讨论。最后，对于苏联解体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追根溯源。
前言：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电视讲话，不同以往的是，他宣读的是一份辞职声明：“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他同时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于当晚把控制苏联核武库的“核按钮”箱子移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7时38分，缀有镰刀、锤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取而代之的时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确认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
此前一年的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过程进入倒计时。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顺次宣布独立。这年的“8•19政变”是遏制解体进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变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随即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当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遂不可逆转。
若干世纪后，史家在写20世纪史时, 或许会用“苏维埃世纪”来表征它。世纪的开端是苏维埃政权的孕育与成立。在它的中期，“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扩展到半个地球，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情、向往社会主义道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青年成为激进的抗议者。然而，这个世纪的末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如果历史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不断回顾和探索,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实验。现在实验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数据”却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曾经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在卫国战争中打败过德国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毁于一旦？为什么这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会顷刻之间瓦解？为什么统一的联盟会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为什么具有百年历史、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地苏联共产党会丢掉政权？无可置疑的是，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直接导致的。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教训，亦即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不得不观察当时的历史条件。
一，历史溯源
是普列汉诺夫把列宁带进了欧洲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的。他照顾、帮助过列宁，后来又成为其论敌、政敌。他的《政治遗嘱》中这样评价列宁：“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有许多为信念而坚持的人：在内战饥荒时期，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权力的粮食委员瞿鲁巴，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会议上。
为了保证党的廉洁和减少错误，终列宁一生，党代会上可以有观点不同的副报告；重大的分歧及疑难问题可以由全党讨论表决；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党代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检查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即使如此，临终前的列宁仍旧看到了党中央的官僚化趋势。他接连三次留下遗嘱，建议增加几十个基层工人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看来，专政与暴力只是改造社会的手段，绝非目标。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应该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
几次大清洗后，斯大林之于苏联的绝对权威，超过了沙皇之于沙俄。斯大林模式开始全面运转：政治上高度集权，缺少民主和监督；经济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强调舆论一致，推崇最高领袖个人崇拜；对外关系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上高度集权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上行下达，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上行政指令能够有效地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工业生产。斯大林上台时，苏联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短短十数年就完成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成功地在卫国战争中战胜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的法西斯德国，而这一切，斯大林靠的就是个人独裁。
无疑，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也是显著的：党群关系上，它阻止了民主与监督，造成了个人专断作风，窒息了党的生命力；经济上，完全置经济运行的规律于不顾，降低了经济效率，长期发展重工业使得轻工业、农业滞后，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思想上，实行严格控制，个人崇拜盛行，导致意识形态僵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民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怀疑；官僚团队中，特权的加大，使得列宁晚年担忧的腐败问题逐渐显现。二战后，这些问题堆积成山，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并不彻底。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重新确定了个人崇拜和职务终身制。同时，严重的腐败导致了苏共执政的惰性，长期的民生、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弊病终成痼疾。苏联成了列宁当初心目中的“应该立刻消亡的国家”。
我们大体有一点共识，经济深切地影响政治，我们不妨从戈氏的经济改革教训开始分析。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加速战略”，着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但是，改革的结果众所周知——依旧失败。
二，经济改革的失败教训
1985年，苏共中央发动从“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到“三自一全”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次的改革，比起苏联历史上历次改革，其规模、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善苏联的经济，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直至联盟解体。
1，激进政策破坏了经济改革必需的稳定环境
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时间。但戈氏的经济改革还未见效，就开始推行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化：苏共19大，戈氏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此后全国的选举运动中，各派政治势力激烈斗争，各权力机关间的对抗也日益严重，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实施经济生产。同时，由于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国、地区、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原本的经济体制难以运行。
选举运动后，民主派以激进改革的面貌出现，他们猛烈批评政府的经济改革为“保守”、“官僚”，向群众作不切实际的许诺以捞取选票。苏联部长会议刚成立一年半，政府就被民主派议员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愤然表示：政府每天都受到责骂，如何进行工作呢？后来，在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渐渐明白：“我更加确信，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领导的班子，妨碍了国家未来的破坏者们夺权”。苏联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刚通过的方案还没落实，新的争论又起；一切稳健的计划都只能成为泡影。雷日科夫的回忆痛心疾首：“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去落实方案，而是围绕方案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这样的局势，使得任何经济进程和事件都渲染上了政治色彩。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阿尔巴金在1990年6月4日真理报上写到：“现在有人唯恐经济形势不恶化，因为经济形势的任何好转，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就意味着这些势力的垮台”。
2，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稳妥的配套方案
1987年初，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分析：“改革的实质首先在于从行政管理方法转变为经济管理关系，这需要时间。价格的改革至少需要两年的准备。同时，逐步变集中调拨生产资料为其批发贸易、企业间的联系，这项工作相当复杂”。改革的激进和渐进，一直是个党内激烈争论的问题，持民主激进派观点的人，不顾可能引起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但最终在政治局的讨论中开始支持激进主张。雷日科夫回忆，1987年政治局讨论经济改革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有经验的务实主义者，一派是延机关阶梯爬上顶峰的人，“他们推动着总书记瓦解经济” 。
“我从未放弃过的立场是，无论经济革新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也应该仔细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诸实施” ，因为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于是，政治局中懂经济的委员都支持雷日科夫，而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坚持激进，争论中，戈尔巴乔夫给予了激进派以坚决支持。结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企业的放手让权，使得国家订货一下子减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将企业置于垄断地位，使得产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企业取得高额利润” 。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许多企业领导人获得自主权后，不顾生产情况和政府财政规律，只关心本单位的物质福利，竭力为职工增加工资。结果，居民货币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增长，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报酬间严重不平，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本应立刻进行价格调整的政府，却被假借保护群众利益名义的民主派多方刁难，价格调整一拖再拖，最终失去良机。
3，经济改革的战略突破口选择不当。
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选择的突破口是机器制造业，对产业技术装备拨款2000亿卢布，希望带动科技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可是，苏联经济长期以来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畸形，多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使得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造成了食品及生活必须品的供应长期短缺，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百姓却饱受饥饿煎熬。而“加速战略”仍以速度至上，扶植的仍然是重工业，这使得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从“轻工业原料的三分之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源于农业” 不难分析得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不佳，根源在于农业的落后。苏联粮食年产量2亿吨左右，为了缓解眼前的粮食供应紧张，三年从国外进口粮食近亿吨，这又加剧了外汇和财政负担。戈尔巴乔夫1993年所写《难以决断的岁月》一书中，反思道“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方面开始改革，也就是从最有效、最快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途径进行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彼时已是于事无补。
笔者不尽联想起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最先开始着手的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生产活力瞬间得以释放。有此例在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知借鉴呢？不过，戈氏在苏共中，属于年富力强的少壮派，资历并不算老，不似邓公在中共的地位——老一辈的革命元勋，威望卓著。农业的释放，涉及到“土地”，而土地的归属概念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区分所在。邓公的胆识，戈氏未必敢有。总之，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未首先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手，造成了全盘被动。
4，实干缺乏执行不力
苏联的经济问题，如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是苏共中央长期忽略，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苏共就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是由于腐败的进一步深化，苏联已经形成了一种“执政惰性”，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尤甚。科技革新问题就是实例，勃列日涅夫时代即已提出，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讨论“加速科技进步问题”，他亲自做报告，提出调整结构、管理形式、改造技术、节约资源、提高质量的政策，以后历次重要会议上，也都有谈及。但直到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明显解决。又如食品问题，1981年戈氏作为中央最年轻的分管农业的书记，就制定了十年食品业规划纲要，7年后到党的十九大，戈氏仍说食品问题是“生活中最大的痛点，最尖锐的问题”。如上所言，这个痛点越往后反而越痛。叶利钦对戈氏的许多批评是别有用心的，但有一条：“没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对改革的信任”，笔者认为言之有理。
英国《独立报》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最可怕的噩梦使苏联目前的经济危机，因为它使各阶层的人都产生怨恨和激进的态度”。我们都确认一点，经济危机往往是民族社会危机的先声，更何况，苏联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渐渐脱离“铁板一块”的状态，更类似“国家联盟”，在经济陷于泥沼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都不愿吃亏受累，于是局势越是恶劣，越是各自寻找出路。如果说经济改革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心理上的预设，那么政治改革，无疑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导因。
二，政治改革的失败教训
1，信仰危机
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经济形势反而恶化，生活日益艰难的群众失去了信心。一边是国内教条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口号宣传，说着“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西方国家生活的相对稳定富足，所谓行胜于言，看见的事实永远比听到的口号更有说服力，苏联人民慢慢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到“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他要求重新苏联历史教科书，因为他认为书中“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历史问题不应遮遮掩掩”。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肃反受害者平反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重新审查历史。同年的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民间的“历史平反”只会更加强烈。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历史教育协会，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原历史真相。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置疑。否定一面，其目的往往是隐晦地肯定其对立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化西方文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历史根基丢失，成为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
我们今天来看这场“反思历史”运动，不难理解，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为改革的一种“造势运动”，即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通过对历史的评论，为国民作好思想铺垫。这样的措施本无可厚非，错就错在节奏和力度的把握上。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作为苏联当时相对专制的体制下的最高领导人，他个人的一言一行，会在社会民众层面造成夸张的反响，所谓上行下效，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一次说“重庆要搞绿化，多种杉树”，于是重庆很多的县将原本的樟树全部拔掉，种上杉树——相对专制的社会中，领导人的要求很可能因为下级的谄媚讨好而被异化。戈氏在进行反思历史的活动中，身为最高领导人，使用的措辞之强烈，无疑为极端分子打开了言论的大门。邓小平改革前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不敢全盘否定：“功占七层，过占三层”；笔者更想起温家宝总理回忆胡耀邦的文章: 抚慰曾经受伤的人，疏导现在无望的情绪，打击顽固极端的势力。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步履不妨稳健些。
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晚近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经济领域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开始了“拨乱反正”。普京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同时，俄罗斯最近又掀起了一轮“斯大林”热，重新崇尚政治强人的出现，带领俄罗斯实现民族复兴。俄罗斯的国歌也采用了前苏联的国歌，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结束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思想混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认为苏联不是“历史的黑洞”，而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苏联7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卫国战争胜利所缔造的国民自豪，历史立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毕竟还不能摧毁全社会的精神信仰。笔者认为，形成苏联全境的国民精神信仰危机，不能忽视西方世界的影响：1995年久加诺夫访问中国时说，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外因的角度说，从加勒比海导弹事件开始，美国就制定了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冷战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的发挥。
“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苏联移民重新回到苏联，其中不少是西方间谍。他们汇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进改革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美国等西方势力始终支持苏联境内任何民族分裂活动，如据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插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族冲突，‘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时间长达500小时以上以煽动民族情绪，利用1986年撤换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 。
百姓生活饥饿困苦，经济顽疾得不到解决，使得苏联人民渐渐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推动国内全面否定自身历史的做法，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历史立场，引发社会思想的混乱；西方国家有意识的渗透、瓦解、煽动，挑起并激化了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区域仇恨。多重因素，引发了苏联国民的全面精神信仰危机。
我们不妨将信仰危机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的濒于崩溃。
2，苏共消亡
（1）意识形态失守打开了苏共消亡的开端。
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执政党之处在于，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的⋯⋯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的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 。
俄罗斯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一位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法力无边，不可战胜，而且永生不死。这位沙皇的唯一弱点是，他的心脏被装在一个箱子里，被埋在遥远的一座未知海岛上。这个古老的故事仿佛是在形容苏联共产党：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苏共的心脏，就是意识形态；古老传说同时又是苏共的谶语，苏共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距离那么遥远。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承重结构，一旦这个承重结构难以负荷内外压力，国家也就难逃覆灭命运。那么，这个负重机构的内核无疑就是意识形态。事实是，面临危败之局，濒临绝境的苏共缺乏坚实的思想后盾。
戈尔巴乔夫上台，从长期的左瞬间跳到了右，思想路线上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推崇“全人类的价值观”，主张“意识形态多样化”。前面已述，苏联国内已经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几代人受到的教育、坚信了一生的理念和价值观、多年的国家精神指导思想瞬间崩溃，国民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可谓思维彷徨。与此同时，思想多元化纵容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可谓门户大开。于是，在思想领域门户大开的情况下，一种与之前的信念完全对立的价值观瞬间席卷了原本思维彷徨的国民，意识形态的侵略掀起狂潮，苏共就此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陷入被动。
（2）党内分裂大大促进了苏共的消亡。
改革的过程中，全党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部分人觉得太激进，太不寻常；另一部分又觉得太守旧⋯⋯各种力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新的派系” 。同时，由于过去苏共是“全民党”，全国的“精英”大多集中于苏共党内，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带头人和骨干人物，特别是民主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大都是苏共党员。这样，党内经历着分化、组合。
社会的派别斗争直接表现在党员身上。党员骨干，不少就是党外派别的头目。由于个人立场观点的不同，全党又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来统一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外危机的出现，这些分歧趋于明显、深刻，斗争也趋于激化。1989年叶利钦组织跨地区议员团时曾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党制，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统一的不可战胜的党。但要知道这是个错觉，事实上，在一个苏共里就有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利加乔夫，他们无论在观点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完全对立的” 。这句话说明了苏共实际上已经蜕化为各种对立的思潮、流派的大杂烩。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党的核心领导层——政治局的分裂，也愈加深化。这一点雷日科夫的回忆最为真切：“1989年党内实际上已经分裂，政治局也发生了分裂，党的这个最高机关内部，在激烈的争论中寻找折中方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政治局已经分裂成几个无法妥协的派系，一边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一边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扎忆科夫” 。
雷日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主持政府和经济改革工作。但戈尔巴乔夫更加信任和听从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在党内民主派的包围下，戈氏的思想立场急剧演化；面对民主派的步步紧逼，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他的改革路线逐渐偏离了原先的轨道：原本的“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演化为“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反对“多党制”到积极肯定并尝试实施。
（3）改革路线的偏离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消亡
在党内分裂已经不可挽回的前提下，为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摆脱党对于自身的牵制。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是苏共给予的。所以，想要真正摆脱党的羁绊，震慑党内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不能够再以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为来源，只能从其它的渠道获得——例如人民选举的“总统”。
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苏共十九大，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他开始完全否定苏联得以建立的体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年以后，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90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建议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他开始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同月，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他终于摆脱了苏联共产党的制约，他的改革路线变成了极端激进——从此一去不回头。
戈尔巴乔夫在亲手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时，他或许预料不到，他也在亲手削弱苏联这个大厦赖以勉强站立的核心结构，同时他也在为政敌们扫清了障碍：强有力的统领组织不复存在了，叶利钦等自由主义极端分子的破坏行动，再也不用有所顾忌。苏共被削弱，极端分子们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关节所在，谋取了苏共萎缩后权力的真空——例如，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由于改革路线的过于极端、激进，党内、军队的保守派终于无法忍受，最终酿成了八•一九政变。这一次政变是党内分裂、矛盾的总爆发：党的反对势力软禁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党内的斗争，无疑是野心家的福音，叶利钦跳上坦克，号召军队倒戈支持人民，以“营救戈尔巴乔夫，挽回民主进程”为名。结果可想而知，叶利钦就此取得了苏联民众的支持，成功粉碎政变后，如日中天的他毫无顾忌地宣布苏共非法。
改革激进所导致的八•一九政变，使得15个加盟共和国不再信任苏维埃联盟，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成为了让苏共消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处，笔者不尽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此处硬着头皮班门弄斧一番：改革就犹如洪水，灌溉发电造福于人；但若没有坚固的堤坝，则将漫出河床，生灵涂炭。一方面，改革是对原有稳定结构的破坏，以便在废墟上开辟新局面；另一面，社会稳定却又是改革推行的保证。明治维新不是一次革命，它 依照自身的前提来实现对外来影响的吸收，而不是“全盘西化”的那种异化。明治维新保留了“天皇”这个日本全体国民都能接受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与图腾，这决定了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国民的精神完全可以承受的界限内。国民早已习惯千年的天皇制摇身一变为“改革”这个目标服务的时候，没有引发国民的精神危机，任何的社会变迁、制度改革，都可以通过天皇合法化，国民精神没有丧失对自身最基本的认同感，从而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剧烈社会动荡。笔者认为，改革最为危险之处就是导致社会动荡，激进的改革很容易功亏一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再次增添了一个例子。
结语：真正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教训，是本文的题目，探讨到这里，基本已告完结。但是如果只是限于一次改革的反思，结论不足以理解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在结语处，我们不妨进行一番追问。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此后历任莫斯科大公对其他大公国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驱逐了鞑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的统治。这是俄罗斯唯一的一个王朝。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农奴解放运动，王朝经济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到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盛世。它拥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农业生产的粮食超过美洲国家粮食产量的总和，被称为欧洲谷仓。它成了世界强权之一，它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柴可夫斯基、列宾、罗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门捷列夫、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至今仍是各领域的典范。以至于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盛世之下, 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几乎没有任何先兆：首都的几家商店因交通不畅、进货不足，造成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退位了。但是，没有征兆并不代表没有原因，拉伊夫的剖析最为深刻：“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上。拿俄国来说，这个阶级就是农民” 。
事实上，尽管改革带来盛世，而国民的绝大多数——农民，生计却是日渐艰难。解放农奴法令与其说是解放了农奴,不如说是解放了地主：农民想将份地赎买为私产，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根本买不起土地的广大农民，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而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地主，则转变为西式的资产阶级：他们只占国民人口的零头,却拥有绝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知识资源。
布尔什维克的奋斗目标就是消灭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一再强调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由选民撤换。如前言所写，列宁逝世之前，最为不放心的是他留下的这个掌权阶层，已经出现了腐败的迹象。苏联也难逃走上前朝覆辙的命运，滋生出了全球最庞大、最不受制约的官僚体系。
现实主义的斯大林战胜了耽于理想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将这个官僚体系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恐怖使精英阶层的成员不敢放肆地以权谋私，于是斯大林有了一个指挥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队伍。斯大林曾说：“干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一语道破了苏联政体的本质——官僚政治。只有直面这个现实，才可能解释苏联的成功与崩溃。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腐败、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级”:“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其绝对权威被冒犯，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早期官僚集团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理性经济人”。我们看到的是，与沙俄时代两次“农奴解放”类似的场面：社会高层急于摆脱效率低下的社会结构,要席卷家产而去，社会底层一旦离开当时的体制却不知该如何生存。社会高层为了过上西方垄断资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会底层的饭碗。这就是沙俄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苏联“改革”的实质。改革的结果是：苏联“改革”后新生的垄断资本家，几乎全是前任苏联高官。而普通民众却十数年的深重灾难。
苏联的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弱智化，并最终演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正因吏治的腐败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必须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改革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胃口，破坏性冲动已占上风。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
在每个王朝初期，统治集团鉴于前朝教训，吏治较为清明。新生官僚群体满怀理想，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稳定。但是，掌权者终归会追逐利，这种追逐起初可能情有可原：退休后悠游林下，衣食无忧；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等等。但是人一旦开始为利益所驱策，欲望的本性会导致胃口逐渐增大，官僚们利用权力聚敛社会财富，社会上层群体也随之膨胀而吏治败坏。数代之后，党国精英知民生疾苦者日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日多。陈腐官场难以接纳独立思考、以社稷为重的人，真知灼见者终成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则尸位素餐。
长治久安，就必须对上层官僚集团实行监督与控制。然而，舆论和学术受到掌控的体制中，难以产生制度化的监督。整个苏联兴亡的历程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教训，其意义远甚于一次改革的教训。
还会有类似的案例吗？
参考文献：
1，《苏联解体二十年祭》，王中宇，《决策与信息》2010年4期。
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谭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苏联的最后一年》，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李兴耕等，人民出版社。
5，《午夜日记：叶利钦自述》，叶利钦著，译林出版社。
6，《“重建”中垮塌的苏联》，侯艾君，《南风窗》2010年11期。
7，《正确评价苏联模式》，吴恩远，原载《理论前沿》2007年19期。
8，《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王立新，《理论学刊》2009年10期。
9，《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尼•雷日科夫著，新华出版社。
10，《20年来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嬗变》，张树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