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科普下57-58年美军没撤军志愿军反倒先撤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7:45:24
http://www.joowii.com/a/lishipin ... 011/0503/229433.htm
1956年“八月事件”使中朝关系日趋紧张，金日成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当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声称中国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时说，苏联承认在波兰问题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朝鲜“延安派”骨干，曾任朝鲜驻苏大使)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牺牲“延安派” 毛泽东安抚金日成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
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
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Li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的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安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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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八月事件”使中朝关系日趋紧张，金日成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当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声称中国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时说，苏联承认在波兰问题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朝鲜“延安派”骨干，曾任朝鲜驻苏大使)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牺牲“延安派” 毛泽东安抚金日成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
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
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Li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的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安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Sunan)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Kin Von-bon)、赵素昂(ChoCo-an)等。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朝鲜欲借力“联合国”，志愿军成了“占领军”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
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
1956年11月，当中朝关系陷入低谷时，也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
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
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12月8日回电朝鲜政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9月与米高扬会谈才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9月撤回7个师，1955年3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Sunan)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Kin Von-bon)、赵素昂(ChoCo-an)等。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朝鲜欲借力“联合国”，志愿军成了“占领军”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
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
1956年11月，当中朝关系陷入低谷时，也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
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
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12月8日回电朝鲜政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9月与米高扬会谈才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9月撤回7个师，1955年3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讨论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是，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志愿军回国，中朝同盟水到渠成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8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此时，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
两年半以后，中朝同盟水到渠成，1961年7月12日中国和朝鲜终于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和用词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几乎完全一样。至此，中朝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形成。两国关系进入官方宣传的“唇齿相依”的新时期，休戚与共，命运相连。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从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在平壤成立办事处，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起，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就已确立；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朝鲜，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同盟关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唇齿相依”的亲密联盟吗？
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有两种心态：从历史的角度讲，他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于周边小国都要保护，都应该宽容；从现实的角度讲，他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
在冷战的格局中，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作战。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势发生变化，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志愿军回国，中朝同盟水到渠成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8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此时，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
两年半以后，中朝同盟水到渠成，1961年7月12日中国和朝鲜终于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和用词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几乎完全一样。至此，中朝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形成。两国关系进入官方宣传的“唇齿相依”的新时期，休戚与共，命运相连。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从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在平壤成立办事处，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起，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就已确立；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朝鲜，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同盟关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唇齿相依”的亲密联盟吗？
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有两种心态：从历史的角度讲，他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于周边小国都要保护，都应该宽容；从现实的角度讲，他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
在冷战的格局中，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作战。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势发生变化，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链接呢？
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朝鲜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无论在革命理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金日成明白一个道理，阵营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没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没有朝鲜劳动党的统治。因此，在危急关头，在战争期间，他只能接受莫斯科和北京的主宰，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不过，这一经历也更加刺激了金日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金日成巧妙地利用阵营内部(主要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随机应变，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在“唇齿相依”这一表象的掩盖下，当时的中朝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联姻”，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改变。
在“唇齿相依”这一表象的掩盖下，当时的中朝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联姻”，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改变。
觉得5楼有道理
这个没办法，当时中苏商量的结果。苏联领导欧洲革命，中国领导亚洲革命。领导者得做出个姿态来啊
延安派都曾为新中国出生入死，太阳罢他们的官倒也算了，TG怎么命也不去救人家一下！！！可以借口接回中国来“劳动改造”嘛，这个结果让人觉得TG太冷血了。
只能说我们的军队是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去朝鲜，而不是为了保护金胖子。
一句话：“金老大真T M D不要脸”
下面再简要描述朝鲜劳动党的起源、各派及其结局：http://wenku.baidu.com/view/ee504923bcd126fff7050be5.html
早期的朝鲜共产党
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成立，领导人为金永奉和朴宪永。因内部宗派斗争于1928年被共产国际下令解散。此后由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原则，流亡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未能再组建新的党。在日本统治时期，朝鲜还存在过高丽共产党、工农总同盟、青年总同盟、韩人社会党、火曜会、汉城青年会等共产主义组织。
1945年8月，苏军进入朝鲜北部，此时原朝鲜共产党的大多数成员在半岛南部从事地下活动，北方的共产主义者人数很少，因此苏联方面委托流亡苏联、随苏军一道返回朝鲜的金日成在朝鲜北部重建朝鲜共产党。1945年10月10日，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在平壤成立，金日成任中央责任书记。1946年3月 ，原在中国延安、太行山地区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改组成朝鲜新民党，领导人为金斗奉。同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6年11月，南朝鲜的朝鲜共产党（1945年9月成立，领导人为朴宪永）、朝鲜人民党（1946年11月成立）、南朝鲜新民党（1946年7月成立）也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
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领导北朝鲜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1948年3月28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金日成提出的争取祖国自主统一的斗争方针。由于韩国李承晚政府的不断迫害和镇压，南朝鲜劳动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转移到朝鲜北部。1949年6月30日，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成统一的朝鲜劳动党，并选举金日成为委员长。建立纪念日定为10月10日。
党内的不同派别
由于朝鲜劳动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许多派别。
苏联派：这一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许嘉谊（Alexei Ivanovich Hagai）、朴昌玉等人
国内派：这一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
延安派：这一派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主要人物包括武亭、金斗奉、崔昌益，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
游击队派：以在朝鲜北部和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从事游击队战斗的金日成为核心。虽然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与苏联人熟悉、首先得到苏联占领军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
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内部斗争与“八月宗派事件”
金日成从苏联回国后，首先清除了北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玄俊赫。在朝鲜战争中，他先以修复水库不力为由将内阁副首相许嘉谊降职，随后又指责其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搞“关门主义”，阻挠党的扩大，于1951年11月撤消其一切职务。金日成随后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1953年初，开始散布“南劳派（即国内派）即将发动政变”的谣言，金日成随即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1953年停战之后，李承烨和另外11人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提交公审，其中包括李承烨在内的10人（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在停战一周后的7月30日被处决。金日成随后将矛头转向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残余力量，试图将苏联派也牵入这一案件中来，许嘉谊闻讯后自杀。朴宪永于1955年12月被处决。朝鲜劳动党的国内派势力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全部覆灭。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这是朝鲜劳动党权力斗争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推翻金日成的尝试。金日成得到这一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扑。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1956年9月，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未被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
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早期的朝鲜共产党
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成立，领导人为金永奉和朴宪永。因内部宗派斗争于1928年被共产国际下令解散。此后由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原则，流亡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未能再组建新的党。在日本统治时期，朝鲜还存在过高丽共产党、工农总同盟、青年总同盟、韩人社会党、火曜会、汉城青年会等共产主义组织。
1945年8月，苏军进入朝鲜北部，此时原朝鲜共产党的大多数成员在半岛南部从事地下活动，北方的共产主义者人数很少，因此苏联方面委托流亡苏联、随苏军一道返回朝鲜的金日成在朝鲜北部重建朝鲜共产党。1945年10月10日，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在平壤成立，金日成任中央责任书记。1946年3月 ，原在中国延安、太行山地区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改组成朝鲜新民党，领导人为金斗奉。同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6年11月，南朝鲜的朝鲜共产党（1945年9月成立，领导人为朴宪永）、朝鲜人民党（1946年11月成立）、南朝鲜新民党（1946年7月成立）也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
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领导北朝鲜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1948年3月28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金日成提出的争取祖国自主统一的斗争方针。由于韩国李承晚政府的不断迫害和镇压，南朝鲜劳动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转移到朝鲜北部。1949年6月30日，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成统一的朝鲜劳动党，并选举金日成为委员长。建立纪念日定为10月10日。
党内的不同派别
由于朝鲜劳动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许多派别。
苏联派：这一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许嘉谊（Alexei Ivanovich Hagai）、朴昌玉等人
国内派：这一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
延安派：这一派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主要人物包括武亭、金斗奉、崔昌益，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
游击队派：以在朝鲜北部和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从事游击队战斗的金日成为核心。虽然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与苏联人熟悉、首先得到苏联占领军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
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内部斗争与“八月宗派事件”
金日成从苏联回国后，首先清除了北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玄俊赫。在朝鲜战争中，他先以修复水库不力为由将内阁副首相许嘉谊降职，随后又指责其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搞“关门主义”，阻挠党的扩大，于1951年11月撤消其一切职务。金日成随后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1953年初，开始散布“南劳派（即国内派）即将发动政变”的谣言，金日成随即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1953年停战之后，李承烨和另外11人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提交公审，其中包括李承烨在内的10人（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在停战一周后的7月30日被处决。金日成随后将矛头转向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残余力量，试图将苏联派也牵入这一案件中来，许嘉谊闻讯后自杀。朴宪永于1955年12月被处决。朝鲜劳动党的国内派势力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全部覆灭。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这是朝鲜劳动党权力斗争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推翻金日成的尝试。金日成得到这一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扑。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1956年9月，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未被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
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清洗国内派、苏联派、延安派后，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内组成人员基本上不再来自“五湖四海”，而是由金日成为主体的游击队派独占领导地位。
清洗“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朴金喆为代表的抗日时期由抗联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派遣回国，在朝鲜半岛北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简称“党务派”或“甲山派”）。另一派是以金昌凤大将为代表的一直追随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和苏联从事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来被称为“军事反对派”。
1962年12月在朝鲜劳动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1966年10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四届十四中全会又决定根据当时形势的要求，改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而将原计划1967年完成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延长三年。金日成重军事、轻经济的政策转换引起甲山派与军事派的对立，军事派主张继续强化国防，而甲山派主张发展经济优先。
甲山派与金日成的对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经济政策优先的主张，反对金日成的国防和经济并重的政策；反对不切实际地歪曲党史、军史，夸大金日成个人作用，在全国到处大建纪念碑、史迹地；反对内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认为搞世袭继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大忌讳。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以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树立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朝鲜官方称，这次全会彻底揭露了朴金喆等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们给党的组织、思想工作、祖国统一和对外工作造成的极大危害，撤销它们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对甲山派的肃清波及全国各地，至1968年，朝鲜地方党政干部约有三分之二受到牵连。
通过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终于实现了把自己的主体思想树立为朝鲜劳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并扫除了确定金正日为自己接班人的障碍。
清洗“军内反对派”
肃清朴金喆等甲山派首领之后，确立了个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对韩国开始采取过激的军事恐怖暴力行动。1967年起，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朝韩冲突大增。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文件记载，这些冲突大多是由朝鲜方面挑起的。
朝鲜曾精心策划了“袭击韩国总统府”的计划。朝鲜军方花九个月时间对2400名士兵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然后在这群人中精挑细选出了31名校级陆军军官，组成特遣武装小分队，秘密渗透到韩国，任务是袭击汉城的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的朴正熙。
1968年1月21日这个31人组成的特遣武装小分队，暗中穿越朝韩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以全副武装的韩国野战部队打扮，进入了青瓦台附近，小分队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韩国钟种警察派出所所长，他识别出野战军服的肩章属于无法擅离的驻守前线部队，在上前盘问时，导致双方开火，这惊动了防守青瓦台的韩国军队，经过激烈枪战，31名特遣小分队队员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仅3名生还。当时生还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还健在的朝鲜人民军大将朴在京）冒死逃回朝鲜，被活捉者后来归顺韩国。
“青瓦台事件”失败后，11月4日朝鲜又派遣武装间谍船载约120人入侵韩国东海岸地区登陆再次遭到失败。此外，朝鲜军队奉命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大量挖掘军用隧道通向韩国方向，企图利用隧道突袭韩国，但隧道也为韩国方面发现。
为此，金日成以“左倾盲动主义”、“军阀主义”和不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为由，追究军方领导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批判与处理了军内反对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举行的朝鲜人民军第四届党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和军阀官僚主义者的阴谋”，全面肃清了“军内反对派”。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劳动党通过清除甲山派、军内反对派，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这些宗派成员彻底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也为1974年确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扫除了政治障碍。
清洗“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朴金喆为代表的抗日时期由抗联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派遣回国，在朝鲜半岛北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简称“党务派”或“甲山派”）。另一派是以金昌凤大将为代表的一直追随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和苏联从事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来被称为“军事反对派”。
1962年12月在朝鲜劳动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1966年10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四届十四中全会又决定根据当时形势的要求，改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而将原计划1967年完成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延长三年。金日成重军事、轻经济的政策转换引起甲山派与军事派的对立，军事派主张继续强化国防，而甲山派主张发展经济优先。
甲山派与金日成的对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经济政策优先的主张，反对金日成的国防和经济并重的政策；反对不切实际地歪曲党史、军史，夸大金日成个人作用，在全国到处大建纪念碑、史迹地；反对内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认为搞世袭继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大忌讳。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以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树立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朝鲜官方称，这次全会彻底揭露了朴金喆等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们给党的组织、思想工作、祖国统一和对外工作造成的极大危害，撤销它们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对甲山派的肃清波及全国各地，至1968年，朝鲜地方党政干部约有三分之二受到牵连。
通过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终于实现了把自己的主体思想树立为朝鲜劳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并扫除了确定金正日为自己接班人的障碍。
清洗“军内反对派”
肃清朴金喆等甲山派首领之后，确立了个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对韩国开始采取过激的军事恐怖暴力行动。1967年起，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朝韩冲突大增。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文件记载，这些冲突大多是由朝鲜方面挑起的。
朝鲜曾精心策划了“袭击韩国总统府”的计划。朝鲜军方花九个月时间对2400名士兵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然后在这群人中精挑细选出了31名校级陆军军官，组成特遣武装小分队，秘密渗透到韩国，任务是袭击汉城的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的朴正熙。
1968年1月21日这个31人组成的特遣武装小分队，暗中穿越朝韩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以全副武装的韩国野战部队打扮，进入了青瓦台附近，小分队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韩国钟种警察派出所所长，他识别出野战军服的肩章属于无法擅离的驻守前线部队，在上前盘问时，导致双方开火，这惊动了防守青瓦台的韩国军队，经过激烈枪战，31名特遣小分队队员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仅3名生还。当时生还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还健在的朝鲜人民军大将朴在京）冒死逃回朝鲜，被活捉者后来归顺韩国。
“青瓦台事件”失败后，11月4日朝鲜又派遣武装间谍船载约120人入侵韩国东海岸地区登陆再次遭到失败。此外，朝鲜军队奉命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大量挖掘军用隧道通向韩国方向，企图利用隧道突袭韩国，但隧道也为韩国方面发现。
为此，金日成以“左倾盲动主义”、“军阀主义”和不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为由，追究军方领导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批判与处理了军内反对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举行的朝鲜人民军第四届党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和军阀官僚主义者的阴谋”，全面肃清了“军内反对派”。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劳动党通过清除甲山派、军内反对派，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这些宗派成员彻底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也为1974年确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扫除了政治障碍。
学习了
太长了，先mark
说白了，TG太土，国家也困难，还不会当占领军
老金有势利眼兼近视眼之嫌啊!!!
打那天就看不上棒子，无论南棒子还是北棒子
老金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最反感的就是世袭
金家王朝
最反感的就是世袭
金家王朝
所以朱德海是聪明人啊
中朝接壤 撤不撤那么回事说过去就过去 美国撤了再想回来就不容易
不管怎么挑拨 中朝的战略关系都动摇不了
不管怎么挑拨 中朝的战略关系都动摇不了
TG内部的派系斗争一直都十分激烈啊，从长征开始也都没个完，没必要美化这点。大概什么时候TG内部吵架吵到台面上来，人民群众就觉得放心了吧。
回复 22# jadeveil
像金日成一样从几乎米有地位的小派发家，到把其他派全部赶净杀绝。。。TG目前还没有吧
像金日成一样从几乎米有地位的小派发家，到把其他派全部赶净杀绝。。。TG目前还没有吧
先mark一下，慢慢看回复 jadeveil
像金日成一样从几乎米有地位的小派发家，到把其他派全部赶净杀绝。。。TG目前还没有吧
sion10 发表于 2011-5-6 14:25
WG时差点就……不过显然老毛还是为国家着想的，第二代领导人就是留下那部分人里的。
鉴于WG的惨痛教训，WG结束时老帅们定下了不成文规矩：政治斗争，这是最后一次，不得已而为之。今后不能再有。否则现在到也难免刀光剑影啊。
回复 jadeveil
像金日成一样从几乎米有地位的小派发家，到把其他派全部赶净杀绝。。。TG目前还没有吧
sion10 发表于 2011-5-6 14:25
WG时差点就……不过显然老毛还是为国家着想的，第二代领导人就是留下那部分人里的。
鉴于WG的惨痛教训，WG结束时老帅们定下了不成文规矩：政治斗争，这是最后一次，不得已而为之。今后不能再有。否则现在到也难免刀光剑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