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52:28
<P>[转贴]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P>
<P>来自：bbs.feihua.us 作者：飞花</P>
<P>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
“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
本文对中国明教（摩尼教），民间宗教及朱元璋起事的一些政治宗教背景进行讨论，希望对此话题的探讨不无补益。
<P>摩尼教或明教
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作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
“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
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 宣扬“二宗三际” 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在、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 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
“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廷基督教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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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来自：bbs.feihua.us 作者：飞花</P>
<P>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
“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
本文对中国明教（摩尼教），民间宗教及朱元璋起事的一些政治宗教背景进行讨论，希望对此话题的探讨不无补益。
<P>摩尼教或明教
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作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
“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
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 宣扬“二宗三际” 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在、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 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
“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廷基督教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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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
“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
本文对中国明教（摩尼教），民间宗教及朱元璋起事的一些政治宗教背景进行讨论，希望对此话题的探讨不无补益。
<P>摩尼教或明教
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作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
“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
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 宣扬“二宗三际” 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在、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 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
“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廷基督教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P><P>[转贴]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P>
<P>来自：bbs.feihua.us 作者：飞花</P>
<P>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
“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
本文对中国明教（摩尼教），民间宗教及朱元璋起事的一些政治宗教背景进行讨论，希望对此话题的探讨不无补益。
<P>摩尼教或明教
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作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
“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
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 宣扬“二宗三际” 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在、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 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
“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廷基督教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P>
<P>继续</P><P>有了中亚这种佛教化的基础，摩尼教进入中国便少了许多障碍。传统观点认为，摩尼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为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入朝。”（《佛祖统记》卷39）摩尼教在中土大发展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将摩尼法师带入唐朝“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新唐书·回鹘传》）。出于对回鹘的羁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立大云光明寺，摩尼教盛极一时。
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鹘入唐，长安建立的摩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种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道之时。以摩尼教官方传入的唐朝为例，许多高僧（如玄奘、窥基师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
进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三际”观点也体现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查一查三清名讳）。当然摩尼教与道教关系最重要的物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子化摩尼的情况：
“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 ，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据信其成书于唐开元天宝以后，目的无非提高道教身价。是继晋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经》后道教徒们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经》被摩尼教徒默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与道教合流。
许多学者认为840回鹘被戛黠斯击破，被迫西迁，唐廷以回鹘不再有利用价值，故摩尼教（回鹘国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实是，845年“会昌法难”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来宗教，唐武宗下诏毁天下寺4600区，并且“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国流传之久并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颁《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意图纯洁中国宗教，并收回寺庙产业。
“会昌法难”再加上此后中国与中亚交通日趋不便，在中土的外来各宗教不再能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影响。所有的西来宗教于此时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汉人接受符合汉人思维习惯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别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进，说明景教无法“华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却顽强生存下来。佛教接下来仍占据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这与其终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摩尼教虽然不如佛教地位显赫，但毕竟没有被连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种观点，即会昌年间灭绝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而散于民间的华化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从唐代以后，摩尼教便经常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P>
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鹘入唐，长安建立的摩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种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道之时。以摩尼教官方传入的唐朝为例，许多高僧（如玄奘、窥基师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
进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三际”观点也体现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查一查三清名讳）。当然摩尼教与道教关系最重要的物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子化摩尼的情况：
“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 ，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据信其成书于唐开元天宝以后，目的无非提高道教身价。是继晋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经》后道教徒们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经》被摩尼教徒默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与道教合流。
许多学者认为840回鹘被戛黠斯击破，被迫西迁，唐廷以回鹘不再有利用价值，故摩尼教（回鹘国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实是，845年“会昌法难”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来宗教，唐武宗下诏毁天下寺4600区，并且“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国流传之久并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颁《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意图纯洁中国宗教，并收回寺庙产业。
“会昌法难”再加上此后中国与中亚交通日趋不便，在中土的外来各宗教不再能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影响。所有的西来宗教于此时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汉人接受符合汉人思维习惯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别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进，说明景教无法“华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却顽强生存下来。佛教接下来仍占据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这与其终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摩尼教虽然不如佛教地位显赫，但毕竟没有被连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种观点，即会昌年间灭绝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而散于民间的华化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从唐代以后，摩尼教便经常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P>
从摩尼教到明教
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称摩尼教为“明教”，人们宁愿采用音译名称如摩尼，末摩尼（Mar Mani意即摩尼师），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开始，“明教”，这一称呼才真正被 广泛应用。“摩尼教”与“明教”虽然只存在音译和意译的区别，但从历史背景来看，其差别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使用“摩尼教”这一名称，说明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只是外来宗教，而“明教”这一名称一旦被承认，足可见其已经被视作中国宗教的一派了。
“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华化”的进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样获得官方承认的正统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区（浙江、福建一带）小规模地传教发展。
从宋朝到元朝有许多次明教活动的记载见诸史籍，虽然这些记载往往只是蛛丝马迹，有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这些时期明教的一些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门二记载：
“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能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明教的经卷列举比较详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于佛教的传统。宋代明教不但继续了以前佛化摩尼传统，而且更积极广泛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结合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君房《云笈七籤》序记载：
“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百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较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
记明明教经典已经进入道教，《佛祖统记》卷四八录《夷坚志》记载有人贿赂《道藏》主编，编入明教经典：
“其经名《二宗之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毫州明道宫。”
明教经典进入《道藏》是事实，但贿赂一事却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兴盛，明教主动归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终有贿赂一说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宋元之际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势与道教合流，显示了其“华化”的决心与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庙已经完全道观化，使外人难以分辨。元代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温州平阳潜光院的情况：
“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欧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暝拜焉。”
潜光院以道观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明教庙宇。宋代黄震描绘的崇寿宫也是一样，这两处都是有明确记载的道教化明教庙宇。其余散于民间而不见于史籍的更加不可胜数。
虽然历史上对于中国明教活动的记载片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教在个中国传播的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统记录往往是道听途说而不可尽信的。并且许多其他民间宗教的活动事迹也混人间，真伪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0年《佛祖统记》志磐记载：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
虽然引文中明确表示是“末尼”聚众选择，而且其行为确实有类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仅就此这是明教无疑，显然是证据不足。从其文最后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这一说法，十分类似当时民间流传颇文的三阶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说。考虑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弥勒大乘教暴动，其教义也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认为这些聚众造反的教团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脉相承，明教只是他们利用的一面旗帜。虽然明教努力将自已向佛教靠拢，但佛教内部人士却对明教十分嫌恶，称其“魔教”，取“摩”与“魔”谐言，并对其多有诋毁。《佛祖统记》这些记载只是其中之一。“魔教”这一称呼虽然并未取代“明教”这一称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明就里的人会误认为出现了一个新教派，Jacquest Gernet在其《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流行的“魔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魔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种，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戴，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食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喫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
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称摩尼教为“明教”，人们宁愿采用音译名称如摩尼，末摩尼（Mar Mani意即摩尼师），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开始，“明教”，这一称呼才真正被 广泛应用。“摩尼教”与“明教”虽然只存在音译和意译的区别，但从历史背景来看，其差别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使用“摩尼教”这一名称，说明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只是外来宗教，而“明教”这一名称一旦被承认，足可见其已经被视作中国宗教的一派了。
“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华化”的进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样获得官方承认的正统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区（浙江、福建一带）小规模地传教发展。
从宋朝到元朝有许多次明教活动的记载见诸史籍，虽然这些记载往往只是蛛丝马迹，有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这些时期明教的一些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门二记载：
“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能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明教的经卷列举比较详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于佛教的传统。宋代明教不但继续了以前佛化摩尼传统，而且更积极广泛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结合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君房《云笈七籤》序记载：
“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百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较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
记明明教经典已经进入道教，《佛祖统记》卷四八录《夷坚志》记载有人贿赂《道藏》主编，编入明教经典：
“其经名《二宗之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毫州明道宫。”
明教经典进入《道藏》是事实，但贿赂一事却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兴盛，明教主动归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终有贿赂一说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宋元之际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势与道教合流，显示了其“华化”的决心与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庙已经完全道观化，使外人难以分辨。元代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温州平阳潜光院的情况：
“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欧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暝拜焉。”
潜光院以道观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明教庙宇。宋代黄震描绘的崇寿宫也是一样，这两处都是有明确记载的道教化明教庙宇。其余散于民间而不见于史籍的更加不可胜数。
虽然历史上对于中国明教活动的记载片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教在个中国传播的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统记录往往是道听途说而不可尽信的。并且许多其他民间宗教的活动事迹也混人间，真伪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0年《佛祖统记》志磐记载：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
虽然引文中明确表示是“末尼”聚众选择，而且其行为确实有类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仅就此这是明教无疑，显然是证据不足。从其文最后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这一说法，十分类似当时民间流传颇文的三阶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说。考虑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弥勒大乘教暴动，其教义也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认为这些聚众造反的教团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脉相承，明教只是他们利用的一面旗帜。虽然明教努力将自已向佛教靠拢，但佛教内部人士却对明教十分嫌恶，称其“魔教”，取“摩”与“魔”谐言，并对其多有诋毁。《佛祖统记》这些记载只是其中之一。“魔教”这一称呼虽然并未取代“明教”这一称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明就里的人会误认为出现了一个新教派，Jacquest Gernet在其《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流行的“魔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魔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种，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戴，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食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喫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
虽然明教在宋元之际始终无法发扬光大，只能在少数地区发展流传，但并不意味着明教完全不为官方容许。相反，在这些时期中的大部时间内，明教仍然拥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对于中国本士及外来的各个宗教都采取容忍和保护的立场。这个时期的明教，已经相当“华化”。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加以管理。这一点中国史书很少提及，但西方却有史料加以佐证。1951年学者L.Olschki发表“Manichaeis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n Marco Polo’s Chin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马可波罗游记》（Ⅱ Milione）以住不曾公开的一段记载：马可波罗在福州访问过一伙与世无争的教徒，他们不信奉基督教，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们不知他们所属何教，马可波罗对他们进行访问，并参观他们的壁画、经卷后，判定为基督教并建议他们北上向忽必烈争取合法地们。终在他们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许他们归于基督教管辖。Olschki认为他们就是摩尼教徒。凑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吴文良和庄为玑在泉州发现了一块元代墓碑，其中的汉文部分如下：
“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C. Lieu）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马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 Has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全文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马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发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并且组织能力较强，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体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入中土以来，虽然出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咏膜拜。”明教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体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一直是内敛的，完全不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也不存在对抗政府的传统。南宋黄震回信给崇寿宫住持张希声时甚至认为明教是道教中强调自我修养的一个教派：“老子再化摩尼，而说法独严于自律”（《黄氏日钞分类》）。明教的这一特点从一个侧面对明教屡屡卷入民间叛乱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所以明教对于朱元璋时代农民战争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不能抱太大信心。
中国民间宗教及朱元璋的农民战争
元末农民战争的宗教背景
元末农民战争的宗教背景是相当显著的，在南北两系红军揭竿而起之前，整个社会，已被一种浓厚的带有弥勒净土观念的末劫思想所笼罩。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元廷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这一时期，各种预言和异兆（显然都有是有人故意安排的）层出不穷，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便记载了几条：“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元史·五行志二》另有：“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作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等等。在这种社会思潮带动下，有强烈民间宗教背景的红军起事是水到渠成的。
然而对于南北红军所持的宗教信仰，历来的观点往往是不够准确的。普遍认为，元末农民战争都是由白莲教领导和发起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元史·韩林儿传》：
“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翁然信之。”
可以肯定的是，正史及其他官方记录对于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的记载往往不够准确，如果一味认为这些史料为信史，则不免被误导。但从这一段文字，我们仍能够找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究元末那个时期的民间宗教思潮。“白莲会”与“弥勒佛下生”便是其中的关键词，我们就从这个方向从头开始探讨。
“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C. Lieu）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马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 Has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全文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马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发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并且组织能力较强，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体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入中土以来，虽然出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咏膜拜。”明教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体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一直是内敛的，完全不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也不存在对抗政府的传统。南宋黄震回信给崇寿宫住持张希声时甚至认为明教是道教中强调自我修养的一个教派：“老子再化摩尼，而说法独严于自律”（《黄氏日钞分类》）。明教的这一特点从一个侧面对明教屡屡卷入民间叛乱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所以明教对于朱元璋时代农民战争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不能抱太大信心。
中国民间宗教及朱元璋的农民战争
元末农民战争的宗教背景
元末农民战争的宗教背景是相当显著的，在南北两系红军揭竿而起之前，整个社会，已被一种浓厚的带有弥勒净土观念的末劫思想所笼罩。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元廷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这一时期，各种预言和异兆（显然都有是有人故意安排的）层出不穷，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便记载了几条：“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元史·五行志二》另有：“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作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等等。在这种社会思潮带动下，有强烈民间宗教背景的红军起事是水到渠成的。
然而对于南北红军所持的宗教信仰，历来的观点往往是不够准确的。普遍认为，元末农民战争都是由白莲教领导和发起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元史·韩林儿传》：
“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翁然信之。”
可以肯定的是，正史及其他官方记录对于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的记载往往不够准确，如果一味认为这些史料为信史，则不免被误导。但从这一段文字，我们仍能够找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究元末那个时期的民间宗教思潮。“白莲会”与“弥勒佛下生”便是其中的关键词，我们就从这个方向从头开始探讨。
“白莲会”或白莲教的前身一是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而更直接的是南宋时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白莲宗的教义主要来源于佛教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净土。《佛说阿弥陀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记阿弥陀佛，执持名号，……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是一种简单直接，易为平民操作的得救方法，能够吸引普通民众入教。尽管如此，白莲教仍属于佛教的一支，有严格的修行方式和完善的教义理论，虽然念佛号能往生净土，但茅子元如终认为必须持之以恒，而不能希望立竿见影求得现报：
“备现今时，信人皈投佛会，或为病苦而发心，或为报亲而举意，或为保抉家宅，或为师罪持斋。虽有信心，而无行愿，虽云念佛，不达本根。”（普度《莲宗宝鉴》卷七）
可见白莲教在很长时期内,虽然是佛教的一支异端,但仍然比较严谨,其性质决定它不能成为元末时代对抗政府的思想指导。事实上元代的白莲教重要人物普度也斥指了当时社会上白莲教的异端倾向：“去圣时遥，人多谬解，虽期近道，悉陷邪宗。”（《莲宗宝鉴》卷四）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与明代高僧莲社八祖云栖袾宏（1535－1615）相同的结论，元末所谓的白莲教既非茅子元的白莲宗,也“非庐山师莲社也”。
净土宗的白莲教在韩山童与彭莹玉这个时代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据其“弥勒佛下生”的说法，它已完全融入另一种净土观念：弥勒净土的思想中去，仅存的也许只有白莲教的名称及其他一些表面的内容（如崇拜红色）。相比较而言,弥陀净土观念强调自身修养而弥勒净土观念重视弥勒下生度人,后者更合于民众心理。弥勒净土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影响远远大于弥陀净土。日本人佐滕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各个石窟所知的金铜佛象，发现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150具而弥陀造像仅33具。可见自从这两个净土观念自传入中土以来，弥勒净土观念在便占有很大的优势，更具有吸引力。尤其在唐以后，弥勒净土观念在正统佛教中失宠而更易与下层民间信仰结合。弥勒净土观念具备弥陀净土观念所没有的末劫观念和弥勒下生救世观念，这种宗教活力，特别能在变革天命时显现其价值。并且弥勒思想的暴力倾向也相当突出，有其历史渊源，515年河北僧人法庆与俗人李归伯起义，宣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以杀人为投向彼岸的手段，“杀一人为一位菩萨，杀十人为十位菩萨”（《魏书·元遥传》），这种极端暴力行为，成为弥勒观念以后许许多多反叛行动的典范。弥勒净土观念成为中国民间各个宗教最有影响，最成体系的思想基础。后来所产生的大量民间宗教，如黄天教、罗教、红阳教、八卦教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为107种），无论其创始人如何巧言诡辨，无论其出现于世人的面目如何千差万别，但其主要教义：末世、救世主和极乐世界的弥勒净土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后来又发明了“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新内容，仍万变不离其宗。直到建国前流行于华北一带，现仍存于台湾的一贯道，虽然产生于现代文明时期，又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影响，但其主旨仍是弥勒净土的。我们不防大胆臆测，中国在汉人聚集地区，只有一种民间宗教的思想体系，不妨称作弥勒教。
“备现今时，信人皈投佛会，或为病苦而发心，或为报亲而举意，或为保抉家宅，或为师罪持斋。虽有信心，而无行愿，虽云念佛，不达本根。”（普度《莲宗宝鉴》卷七）
可见白莲教在很长时期内,虽然是佛教的一支异端,但仍然比较严谨,其性质决定它不能成为元末时代对抗政府的思想指导。事实上元代的白莲教重要人物普度也斥指了当时社会上白莲教的异端倾向：“去圣时遥，人多谬解，虽期近道，悉陷邪宗。”（《莲宗宝鉴》卷四）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与明代高僧莲社八祖云栖袾宏（1535－1615）相同的结论，元末所谓的白莲教既非茅子元的白莲宗,也“非庐山师莲社也”。
净土宗的白莲教在韩山童与彭莹玉这个时代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据其“弥勒佛下生”的说法，它已完全融入另一种净土观念：弥勒净土的思想中去，仅存的也许只有白莲教的名称及其他一些表面的内容（如崇拜红色）。相比较而言,弥陀净土观念强调自身修养而弥勒净土观念重视弥勒下生度人,后者更合于民众心理。弥勒净土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影响远远大于弥陀净土。日本人佐滕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各个石窟所知的金铜佛象，发现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150具而弥陀造像仅33具。可见自从这两个净土观念自传入中土以来，弥勒净土观念在便占有很大的优势，更具有吸引力。尤其在唐以后，弥勒净土观念在正统佛教中失宠而更易与下层民间信仰结合。弥勒净土观念具备弥陀净土观念所没有的末劫观念和弥勒下生救世观念，这种宗教活力，特别能在变革天命时显现其价值。并且弥勒思想的暴力倾向也相当突出，有其历史渊源，515年河北僧人法庆与俗人李归伯起义，宣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以杀人为投向彼岸的手段，“杀一人为一位菩萨，杀十人为十位菩萨”（《魏书·元遥传》），这种极端暴力行为，成为弥勒观念以后许许多多反叛行动的典范。弥勒净土观念成为中国民间各个宗教最有影响，最成体系的思想基础。后来所产生的大量民间宗教，如黄天教、罗教、红阳教、八卦教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为107种），无论其创始人如何巧言诡辨，无论其出现于世人的面目如何千差万别，但其主要教义：末世、救世主和极乐世界的弥勒净土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后来又发明了“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新内容，仍万变不离其宗。直到建国前流行于华北一带，现仍存于台湾的一贯道，虽然产生于现代文明时期，又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影响，但其主旨仍是弥勒净土的。我们不防大胆臆测，中国在汉人聚集地区，只有一种民间宗教的思想体系，不妨称作弥勒教。
上文已经证实过，弥勒观念与明教在历史上有天然的联系。在中亚传播时，明使的形象是以弥勒佛形象出现的。虽然没有材料证明在中土这一情况再度发生，但明教与弥勒观念的千丝万缕关系毋庸置疑。一般的平民百姓更加无法弄清其二者的关系，所以在元末才有“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观念，因为弥勒即明王，也可以是大明尊。
凑巧的是弥陀净土观念也有类似“明王”的说法，《大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号称“无量光佛”“超明光佛”。这些教义的类似之处使三者很容易有民间以某种形式融合于一处，以至于后人无法搞清来龙去脉。
然而存在民间宗教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对于政府权威的挑战。宗教毕竟只是宗教，反抗政府并不是宗教教义的组成部分，而宗教经典往往无涉于政治。这一点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明代调查罗教的报告指出：“罗教根源于前朝……无论老少男妇入会，致送香资，吃斋诵经，劝人为善，并无别项诡秘情事。”（《史料旬刊》天字861-862页）然而，一些政治性目的明显的秘密会社（区别于民间宗教），很容易对民间宗教的一些教义（主要是一些末劫及救世观念）人力资源甚至组织结构加以利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二者都产生于中下层群众中间，免不了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时常发生，但不是一定会发生；即便发生渗透，也不必然产生暴力反抗。
但是在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固定和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的统一状态，民间宗教缺乏成为官方正统宗教的可能（相反在欧洲和日本，这种情况却真的出现，产生于民间的德国路德派与日本净土宗最终利用各自地区的分裂状态，完成了其成为正统宗教的进程）。相较而言，中国的民间宗教却没有那样幸运，虽然它们也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要求，但始终只能在中下层群众中自生自灭，至多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而在政府下定决心取缔一切秘密组织时（包括秘密会社与一些民间宗教），它们就会遭致灭顶之灾。这一状况，迫使中国的民间宗教经常与一些带有明显反政府的秘密会社走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是，民间宗教不是产生反抗的必然力量，但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演变成为反政府组织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国家更大。
元末农民战争是这一情况的集中体现，领导两支红军的主要力量既正统的白莲教也不是明教，而是一支异化了的白莲教，即政治性强烈的弥勒教化了的白莲教（或许加入了一些明教成份），这正是民间宗教演变为反政府组织的历史典型。这两支红军的组成结构有所不同，在“天完”红巾军里有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白莲教徒（茅子元及普度的白莲教），这从他们的名字上可看出：天完太师邹普胜、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以及陈普文、丁普郎、“双刀赵”赵普胜、史普清等等。他们可能都是以普、觉、妙、道命名的正统白莲教徒，据我国学者杨讷统计，天完红军将领有18人为白莲教徒。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却是宗教背景不怎么强烈的朱元璋（吴晗先生认为朱元璋是明教徒，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民间宗教的意识形态，即使能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深得人心，但从这个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不可能为主流思想所包容，难以长时间立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在起事的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
朱元璋农民战争时代的政治背景
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能延伸到县一级，而县级以下，政府权力真空的地区，必须由拥有财产，功名或社会名声的士绅阶层来填充。士绅阶层不一定有品级，但行使着政府的职能，他们帮助收税，维持地方治安，宣传国家政策，兴办初级教育等等。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士绅阶层基本上是正统的，对国家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一旦这一阶层的权威受到挑战或其职能不能充分体现，地方上就有不稳定之虞。民众如果不能与代表正统力量的士绅阶层合作良好，他们就必然倒向异端，用异端力量取代士绅阶层所代理的正统国家权威。并且民众与异端联合在某些地区是有其传统的，正如以弥勒教为核心的叛乱几千年来总是不断产生于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相距并不很远的地方，梁朝时在陈州，450年南朝宋在彭城，715年河北的贝州等等事件都表明在这一范围的地区一直未能根除异端思想，政府代理人在这些地区的作用显然不够强大，至少比不上其他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这些现象在政治制度更加不规范的更为突出，而且元朝武装力量也日渐削弱，以防止叛乱维持治安的地方警察武装为例，《元史·兵志》：“至元二十三年，省台官言：捕盗巡马，先令持闷棍以行。······今议给各路弓箭十副，府州七副，司悬五副各令置备防盗”，力量太过薄弱，为民众起义创造了机会。这些地区在元朝的九十多年时间里反复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反抗，1337年河南信阳的棒胡起义，1325年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散布“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妖言等等例证，表明至少在这些地区下层的民众完全倒向异端一边，国家已经难以控制，南北红军的最后起事终于不可避免。
然而揭竿而起是一回事，真正建立政权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是另一回事，后都更需要一个全局的规划以及更牢固的基础，显然士绅阶层的承认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朱元璋最终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论述朱元璋之所以最终成功，我们有必要从其政策，即其与士绅阶层、元廷及宗教农民军的三方面的关系中进行考察。
对于士绅阶层士大夫的拉拢，陈友谅与张士诚也做得很好，陈在江西招募大量江西士大夫如解观、詹鼎、黄昭等等；而张士诚则将饶介、周伯琦、苏昌龄、陈基、张经等等纳入幕府。于是、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便从农民武装完全蜕变为割据势力，改变了一般红军的流寇性质，从而能为统一战争奠定基础。
朱元璋势力在逐步扩大的进程中，得到士绅阶层尤其是浙东地区士绅的大力支持，“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不仅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制定各项政策，也为朱树立了一面招牌，即朱的力量区别于一般农民武装，能够维护正统势力，能够保护一部分元朝旧臣和地方士绅的既得利益。“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基于此，朱的部下出现了大量各地士绅，元朝旧吏及一些地方武装首领，加上原有与朱一起起事的旧将，构成了朱势力的重要支柱。他们“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卒能合四海于分裂之余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华川王先生现像序赞》方孝孺）。这样的构成，能够给士绅阶层安全感，使朱元璋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为以后扫灭各地地方武装清除了障碍。关于这一点，历来的论述很多，基本上观点出入不大。
凑巧的是弥陀净土观念也有类似“明王”的说法，《大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号称“无量光佛”“超明光佛”。这些教义的类似之处使三者很容易有民间以某种形式融合于一处，以至于后人无法搞清来龙去脉。
然而存在民间宗教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对于政府权威的挑战。宗教毕竟只是宗教，反抗政府并不是宗教教义的组成部分，而宗教经典往往无涉于政治。这一点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明代调查罗教的报告指出：“罗教根源于前朝……无论老少男妇入会，致送香资，吃斋诵经，劝人为善，并无别项诡秘情事。”（《史料旬刊》天字861-862页）然而，一些政治性目的明显的秘密会社（区别于民间宗教），很容易对民间宗教的一些教义（主要是一些末劫及救世观念）人力资源甚至组织结构加以利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二者都产生于中下层群众中间，免不了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时常发生，但不是一定会发生；即便发生渗透，也不必然产生暴力反抗。
但是在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固定和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的统一状态，民间宗教缺乏成为官方正统宗教的可能（相反在欧洲和日本，这种情况却真的出现，产生于民间的德国路德派与日本净土宗最终利用各自地区的分裂状态，完成了其成为正统宗教的进程）。相较而言，中国的民间宗教却没有那样幸运，虽然它们也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要求，但始终只能在中下层群众中自生自灭，至多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而在政府下定决心取缔一切秘密组织时（包括秘密会社与一些民间宗教），它们就会遭致灭顶之灾。这一状况，迫使中国的民间宗教经常与一些带有明显反政府的秘密会社走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是，民间宗教不是产生反抗的必然力量，但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演变成为反政府组织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国家更大。
元末农民战争是这一情况的集中体现，领导两支红军的主要力量既正统的白莲教也不是明教，而是一支异化了的白莲教，即政治性强烈的弥勒教化了的白莲教（或许加入了一些明教成份），这正是民间宗教演变为反政府组织的历史典型。这两支红军的组成结构有所不同，在“天完”红巾军里有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白莲教徒（茅子元及普度的白莲教），这从他们的名字上可看出：天完太师邹普胜、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以及陈普文、丁普郎、“双刀赵”赵普胜、史普清等等。他们可能都是以普、觉、妙、道命名的正统白莲教徒，据我国学者杨讷统计，天完红军将领有18人为白莲教徒。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却是宗教背景不怎么强烈的朱元璋（吴晗先生认为朱元璋是明教徒，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民间宗教的意识形态，即使能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深得人心，但从这个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不可能为主流思想所包容，难以长时间立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在起事的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
朱元璋农民战争时代的政治背景
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能延伸到县一级，而县级以下，政府权力真空的地区，必须由拥有财产，功名或社会名声的士绅阶层来填充。士绅阶层不一定有品级，但行使着政府的职能，他们帮助收税，维持地方治安，宣传国家政策，兴办初级教育等等。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士绅阶层基本上是正统的，对国家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一旦这一阶层的权威受到挑战或其职能不能充分体现，地方上就有不稳定之虞。民众如果不能与代表正统力量的士绅阶层合作良好，他们就必然倒向异端，用异端力量取代士绅阶层所代理的正统国家权威。并且民众与异端联合在某些地区是有其传统的，正如以弥勒教为核心的叛乱几千年来总是不断产生于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相距并不很远的地方，梁朝时在陈州，450年南朝宋在彭城，715年河北的贝州等等事件都表明在这一范围的地区一直未能根除异端思想，政府代理人在这些地区的作用显然不够强大，至少比不上其他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这些现象在政治制度更加不规范的更为突出，而且元朝武装力量也日渐削弱，以防止叛乱维持治安的地方警察武装为例，《元史·兵志》：“至元二十三年，省台官言：捕盗巡马，先令持闷棍以行。······今议给各路弓箭十副，府州七副，司悬五副各令置备防盗”，力量太过薄弱，为民众起义创造了机会。这些地区在元朝的九十多年时间里反复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反抗，1337年河南信阳的棒胡起义，1325年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散布“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妖言等等例证，表明至少在这些地区下层的民众完全倒向异端一边，国家已经难以控制，南北红军的最后起事终于不可避免。
然而揭竿而起是一回事，真正建立政权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是另一回事，后都更需要一个全局的规划以及更牢固的基础，显然士绅阶层的承认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朱元璋最终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论述朱元璋之所以最终成功，我们有必要从其政策，即其与士绅阶层、元廷及宗教农民军的三方面的关系中进行考察。
对于士绅阶层士大夫的拉拢，陈友谅与张士诚也做得很好，陈在江西招募大量江西士大夫如解观、詹鼎、黄昭等等；而张士诚则将饶介、周伯琦、苏昌龄、陈基、张经等等纳入幕府。于是、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便从农民武装完全蜕变为割据势力，改变了一般红军的流寇性质，从而能为统一战争奠定基础。
朱元璋势力在逐步扩大的进程中，得到士绅阶层尤其是浙东地区士绅的大力支持，“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不仅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制定各项政策，也为朱树立了一面招牌，即朱的力量区别于一般农民武装，能够维护正统势力，能够保护一部分元朝旧臣和地方士绅的既得利益。“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基于此，朱的部下出现了大量各地士绅，元朝旧吏及一些地方武装首领，加上原有与朱一起起事的旧将，构成了朱势力的重要支柱。他们“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卒能合四海于分裂之余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华川王先生现像序赞》方孝孺）。这样的构成，能够给士绅阶层安全感，使朱元璋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为以后扫灭各地地方武装清除了障碍。关于这一点，历来的论述很多，基本上观点出入不大。
朱元璋与蒙古朝廷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元末明初的一些官方史料是人为裁剪删削的，其中含糊不清处很多。可以肯定的是，朱对于元的降臣叛将，基本上采用留用的方法而为已用，而为元廷殉节的，则嘉其忠义，进行厚葬。如为守太平的勒义，守集庆的御史大夫福寿，处州守将石抹宜都受到了这样的待遇，这种策略，使战事变得顺利，而人心容易归附。但如果认为朱元璋曾经降元或曾经准备降元，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其中主要有两条证据。一是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破汴梁，天下震动，朱元璋派人与察罕贴木儿处通好，有投降之嫌；二是清末浙江临海出土的《方国璋神道碑铭》，记载朱元璋侵衢、婺，方国珍之地方国璋图谋招降朱元璋，“二年始得其情”，然后元廷遣尚书张昶与方国璋会合准备招降一事，不料方国璋意外被杀，此事遂无下文。
对于第一条证据，与察罕贴木儿通好，并不能表明朱元璋对元廷的态度。尽管察罕贴木儿是蒙古化的色目人，但其武装并不能视为蒙古朝廷的武装，更不能代表蒙古朝廷。察罕帖木儿与元朝廷的关系若即若离，只存在表面上的忠诚。可以肯定，察罕帖木儿与朱元璋、张士诚一样，只是逐鹿中士群雄中的一支。与察罕帖木儿通好和投降元朝一事无涉。当时儒士叶兑为朱元璋分析此事时，将察罕比为曹操而朱元璋为孙权，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力量对比及战争形势；另一方面正说明察罕不能代表元廷，至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事见《明史·叶兑传》）
对于第二条证据，很明显，一切所谓的劝降行为都只是元廷的单方面做为，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朱元璋有主动的行为来配合。相反，倒是有直接证据表明，朱拒绝元廷所封的“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一职并诛杀招降的元使。显然朱没有如方国珍，张士诚那样正式投降元朝，哪怕这种投降是半心半意和带有策略性的。不投降元廷并打着龙凤旗号是朱元璋在很长时期内的基本方针。
在另一方面，拒绝降元，并不意味着否认蒙古统治中原曾经有过的合法性，而这一点，又将朱与民间宗教的农民军队区别开来。农民军队的国号，一为“宋”意为继承宋朝江山，一为“天完”，取意压倒“大元”；都不承认元朝统治。但朱元璋则反其道行之，一方面他认为元廷无道，一方面他承认元朝统治历史上的合法性，他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意。”（《明实录》卷二十一）这足以抚慰元朝的一部分旧贵族，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从而稳定一些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得到这一阶层人士的支持。直到1367年，即元亡前一年，他才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此时元朝气数已尽，朱元璋羽翼已丰了。
鉴于朱元璋的平民出身，他获得农民军队的支持便不足为奇了。朱长期归附于韩林儿刘福通的“宋”朝廷，无怪乎有人认为朱自身也是白莲教徒、弥勒教徒甚或是明教徒。然而这种名义上的顺从关系是不能保持长久的。农民军队的流寇习气，使他们无法根本立足；其杂乱无章的组织及内部的派系之争而缺乏一贯的政策，失败在所难免。《明史》描写红军“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从后复之，不能守。”（《韩林儿传》）这种不能固守疆域，无长远规划的流寇习气，只能使国家更趋分裂，因为为防止流窜的农民军队，各地纷纷结寨自保，割据状态愈发严重，有记载的对抗红军的地方武装计有东莞李氏，凌氏，龙泉胡氏，京山刘氏，临川陈氏，江阴许氏等。这种割据状态与盼望统一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要求背道而驰。朱元璋最终抛弃韩、刘，抛弃龙凤年号，都是可以理解的。
1366年朱元璋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标志着他对红军千年盛世理想的抛弃。其文曰：
“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祝允明《前闻记·平吴仁言》）
这是一出历史的滑稽剧，朱元璋斥责弥勒信仰的叛乱，但他自己却正是宗教农民军的一支，倒是他讨伐的张士诚与红军毫无关系。如果此文是张士诚讨伐朱元璋而写，似乎更合理些。这正说明了朱元璋当时所处的地位与所采取的政策的矛盾状况，几乎不能自圆其说。
但惟有朱元璋能够将所有矛盾的因素加以利用，走一条小心翼翼的中间道路。他参加农民军队，并长期在此名义下发展势力；但又重用地方士绅，任用元廷旧吏，从而维持秩序，改变其军队的农民军性质；他反对元朝统治，但又承认其“天命”并以继承其“天命”为已任；有意利用民间宗教“明王出世”的观点，取“明”为国号，顺从民意，使人产生弥勒已经下生，明王已经出世的感觉，而朱元璋，“明”朝的开创者，顺理成章，就成了传说与现实中的“明王”。
对于第一条证据，与察罕贴木儿通好，并不能表明朱元璋对元廷的态度。尽管察罕贴木儿是蒙古化的色目人，但其武装并不能视为蒙古朝廷的武装，更不能代表蒙古朝廷。察罕帖木儿与元朝廷的关系若即若离，只存在表面上的忠诚。可以肯定，察罕帖木儿与朱元璋、张士诚一样，只是逐鹿中士群雄中的一支。与察罕帖木儿通好和投降元朝一事无涉。当时儒士叶兑为朱元璋分析此事时，将察罕比为曹操而朱元璋为孙权，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力量对比及战争形势；另一方面正说明察罕不能代表元廷，至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事见《明史·叶兑传》）
对于第二条证据，很明显，一切所谓的劝降行为都只是元廷的单方面做为，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朱元璋有主动的行为来配合。相反，倒是有直接证据表明，朱拒绝元廷所封的“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一职并诛杀招降的元使。显然朱没有如方国珍，张士诚那样正式投降元朝，哪怕这种投降是半心半意和带有策略性的。不投降元廷并打着龙凤旗号是朱元璋在很长时期内的基本方针。
在另一方面，拒绝降元，并不意味着否认蒙古统治中原曾经有过的合法性，而这一点，又将朱与民间宗教的农民军队区别开来。农民军队的国号，一为“宋”意为继承宋朝江山，一为“天完”，取意压倒“大元”；都不承认元朝统治。但朱元璋则反其道行之，一方面他认为元廷无道，一方面他承认元朝统治历史上的合法性，他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意。”（《明实录》卷二十一）这足以抚慰元朝的一部分旧贵族，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从而稳定一些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得到这一阶层人士的支持。直到1367年，即元亡前一年，他才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此时元朝气数已尽，朱元璋羽翼已丰了。
鉴于朱元璋的平民出身，他获得农民军队的支持便不足为奇了。朱长期归附于韩林儿刘福通的“宋”朝廷，无怪乎有人认为朱自身也是白莲教徒、弥勒教徒甚或是明教徒。然而这种名义上的顺从关系是不能保持长久的。农民军队的流寇习气，使他们无法根本立足；其杂乱无章的组织及内部的派系之争而缺乏一贯的政策，失败在所难免。《明史》描写红军“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从后复之，不能守。”（《韩林儿传》）这种不能固守疆域，无长远规划的流寇习气，只能使国家更趋分裂，因为为防止流窜的农民军队，各地纷纷结寨自保，割据状态愈发严重，有记载的对抗红军的地方武装计有东莞李氏，凌氏，龙泉胡氏，京山刘氏，临川陈氏，江阴许氏等。这种割据状态与盼望统一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要求背道而驰。朱元璋最终抛弃韩、刘，抛弃龙凤年号，都是可以理解的。
1366年朱元璋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标志着他对红军千年盛世理想的抛弃。其文曰：
“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祝允明《前闻记·平吴仁言》）
这是一出历史的滑稽剧，朱元璋斥责弥勒信仰的叛乱，但他自己却正是宗教农民军的一支，倒是他讨伐的张士诚与红军毫无关系。如果此文是张士诚讨伐朱元璋而写，似乎更合理些。这正说明了朱元璋当时所处的地位与所采取的政策的矛盾状况，几乎不能自圆其说。
但惟有朱元璋能够将所有矛盾的因素加以利用，走一条小心翼翼的中间道路。他参加农民军队，并长期在此名义下发展势力；但又重用地方士绅，任用元廷旧吏，从而维持秩序，改变其军队的农民军性质；他反对元朝统治，但又承认其“天命”并以继承其“天命”为已任；有意利用民间宗教“明王出世”的观点，取“明”为国号，顺从民意，使人产生弥勒已经下生，明王已经出世的感觉，而朱元璋，“明”朝的开创者，顺理成章，就成了传说与现实中的“明王”。
<P>显然“明”这一国号来源于农民战号的谶言，而“明王出世”则明显来源于弥勒信仰及弥陀信仰。至于“明”字是否来源于“明”教，则证据不足。吴晗认为“明”来源于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只是牵强附会。《大小明王出世经》是《小大明王出世经》的讹误 ，是双修、二会、白佛、金刚禅等异端佛教的经典，与明教无关。元史学家杨讷认为“明王”来源于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明王是阿弥陀佛：
“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超明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明教、弥勒净士观念，弥陀净土观念，以及其他种种佛道教异端的偶像，组织方式和经卷在民间宗教中几经掺杂，早已难分彼此。“明”到底起源 于何处，已成公案，或许是大明尊，或许是弥勒佛，或许是弥陀佛，但有一点肯定的，这位救世主是末劫观念深入人心时的主神。朱元璋通过建国号为“明”，诏告世人，芸芸众生无须弥勒于龙华树下三行法会，因为“明王”已经下生，千年盛世就在人间。 <P>参考书目：
《新唐书》，《元史》，《明史》 中华书局本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1981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中华书局 1982
邵雍 《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蔡少卿主编 《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竺沙雅章《关于喫菜事魔》（刘俊文主编，许详祖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七卷 中华书局 1993）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吴晗《读史剳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 1987
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新文丰出版社 1992
冯佐哲，李富华《中国民间宗教史》文津出版有限公司 1994
（美）Daniel L. Overmyer(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刘心勇等译）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3
袁冀《元史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8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北京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6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 1991
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P><P>（全文完）</P>
“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超明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明教、弥勒净士观念，弥陀净土观念，以及其他种种佛道教异端的偶像，组织方式和经卷在民间宗教中几经掺杂，早已难分彼此。“明”到底起源 于何处，已成公案，或许是大明尊，或许是弥勒佛，或许是弥陀佛，但有一点肯定的，这位救世主是末劫观念深入人心时的主神。朱元璋通过建国号为“明”，诏告世人，芸芸众生无须弥勒于龙华树下三行法会，因为“明王”已经下生，千年盛世就在人间。 <P>参考书目：
《新唐书》，《元史》，《明史》 中华书局本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1981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中华书局 1982
邵雍 《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蔡少卿主编 《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竺沙雅章《关于喫菜事魔》（刘俊文主编，许详祖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七卷 中华书局 1993）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吴晗《读史剳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 1987
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新文丰出版社 1992
冯佐哲，李富华《中国民间宗教史》文津出版有限公司 1994
（美）Daniel L. Overmyer(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刘心勇等译）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3
袁冀《元史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8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北京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6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 1991
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P><P>（全文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