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试析张之洞与他的“中体西用”思想”

楔子



以提倡平民史观，不做官样文章为写作指导思想的通俗历史作家金满楼先生曾经用两句话来概括评价了慈禧太后的执政生涯，其一是：“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了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其二是：“在这个历史的拐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1】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的话，这两句话应该说比较准确的概括的慈禧个人四十八年的垂帘听政历程中所创造的“奇迹”和所遭遇的困惑，尽管在这四十八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国势仍然呈现江河日下，被西方列强乃至后来的变法崛起的昔日弱邻日本所不断的欺凌，最终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和生存危机中难以自拔，诚如李鸿章在与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在临终前写给慈禧和光绪的奏疏中所言：“臣等伏查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吃一次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未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誓如诸多病之人，擅自调医，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2】可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理念的左右下，是根本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迈出实际意义上的变革步伐的。
不仅如此，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还在“庚子国变”之后，被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甚至于文化心理上彻底征服，慈禧不仅提出了被后人大加鞭挞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3】的“著名”口号，而且一回到北京，就在宫中接见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除了表示她“格外多礼，格外庄严”的歉意之外，还拉住美国公使夫人的手，抽泣哽咽的说“后悔莫及”。彻底的把当初向八国联军宣战诏书中的义正词严和八国联军在北京对清王朝的普通百姓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罪恶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此的卑躬屈膝，早已没有了当初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的那种“天朝大国”的高傲与威严，同样丝毫不见慈禧太后在宫廷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的威风八面。
假如把晚清自辛酋政变到宣统帝退位的整整五十年的历史再回过头来梳理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其实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1900年之前以慈禧为首的由满洲贵族主导的清王朝最高领导决策层，并没有认真的汲取两次鸦片战争中大败并由此引发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造反运动导致清王朝差点亡国所带来的经验教训，而是继续沿袭了自清军入关以来所制定的一套基本的政策框架不变，根本没有根据世界大势对国策进行相应积极调整的打算。（真正的调整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导致清皇室西逃，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开始的，但这时清王朝的国运已经日薄西山，为时已晚。）
曾有人说，慈禧的运气不好，正赶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4】，还有人在野史中明确记载，慈禧曾对光绪皇帝语云：“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国富强也。”【5】
对于这些为慈禧叫屈的说法，笔者的看法是，它们或许真的反映了历史客观的一面，但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清末常见的事实，即清王朝的上层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无论是出台还是夭折，都离不开清廷内部复杂的派系权力斗争，互相倾轧的历史背景，作为被后世的史家所公认的治国才能平平但却天生擅长权术谋略的政治人物慈禧，她的一切言行举止往往都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在维护自身权力，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前提条件下，她所说的某些话，做的某些事未必代表了她内心真实的意图，或许正如她毕生所喜好的京剧艺术一样，仅仅是一种沽名钓誉式的逢场作戏而已。
在因中法战争而起的“甲申易枢”风波之中，慈禧毅然罢免了作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的恭亲王，丝毫不顾忌被世人批评为“易中枢为驽产，代芦服以柴胡” 逆耳忠言，她对待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洋务运动的真实心态，不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决定清王朝国运兴衰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战事不利，一部分主战派官吏提出实行持久抵抗战略，并迁都以避敌锋芒的正确建议时，慈禧却认为：“西逃即可，但无以服肃顺之心耳。”【6】仅为一已之私心杂念而全然置国家百姓安危于不顾！
对此，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早有预见，他在战争爆发前夕曾指出：“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有三四年内可以取胜，但我恐怕它稍受挫折即将屈服，而接受日本条件，赔款了事。”【7】
因此笔者可以负责任的说，清王朝在这样一位以保持自身权力地位为第一要务的“圣母皇太后”的玩弄之下，在一群高高在上，以维护“祖宗之法”为第一要务的守旧权贵的任意操控之下，办洋务也好，搞新政与对外战争也罢，都逃不过为形势所迫而作为装饰品命运，而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并使其向近代化国家转型。
复杂的政治环境，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都使得晚清时期的洋务维新活动同样的举步维艰，不过，与慈禧为首满洲贵族面对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无所作为相对照的是，一部分有着较为强烈的“富国强兵”愿望的汉族官僚却以他们的身体力行，积极践行实践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徐图自强运动，使得古老的中国在灾难深重的情况下艰难而又缓慢开始了西方列强甚至日本很快就完成的“工业革命”历程。（作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的恭亲王更多的只是指导扶持作用，而具体的实际操作都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僚实施的，恭亲王下台之后，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官僚更是顶着朝廷守旧派官吏的排斥阻挠，依靠一己之力推行着洋务运动。）
在清末兴办洋务的清王朝的大员中，笔者以为有三个人影响和成就最大，一是堪称当时洋务运动旗手的李鸿章，第二是在湖广地方大办洋务，提倡“中体西用”思想的张之洞，三是创办福建船政局，和李鸿章一起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打基础的左宗棠。
在这三人中，李鸿章无疑应该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成功和他在晚清如日中天的身份地位和他一手所缔造的淮系封建军阀集团的存在，以及他办洋务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廷上下无人可以匹敌的丰富经验密不可分，谭嗣同就曾转述过张之洞对李鸿章的一番议论，张之洞说：“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如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以及水雷旱雷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兴，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乎。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8】张之洞的这番议论虽然有他对自己怀才不遇、时运不济的感慨，却也客观的从一个封疆大吏的视角揭示了李鸿章在清廷上层心目中无人能够撼动的地位。
而左宗棠的功绩在于，他亲手创办了曾经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福建船政局，不仅让中国近代海军破天荒地拥有了自己制造的西式兵舰，还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海军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与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至于张之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曾经对这位一生笃信孔孟传统礼教，和乡亲曾国藩一样坚持“忠君敬上”理念的前清儒臣有过不错的评价，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的1953年3月15日，正当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倾举国之力开始构建当代中国赖以立国的重工业体系之时，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的历程时，曾经意味深长的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9】应该承认，毛泽东的这席话还是较为客观的概括了张之洞兴办洋务所取得的成绩和他所从事这项事业的实际意义，是对张之洞一生成就和他个人能力以及进取精神的一种正面的好评。不过，比起张之洞认真兴办洋务，徐图自强，试图让衰朽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徒劳努力相比（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思想对后世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学术文化层面影响却更为深远。
作为一种曾经对近代中国有过重大影响的文化模式，“中体西用”思想也曾对推动中国从封建制古国向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近代化国家转型起过重要的的历史作用；对当代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同样也不能轻易的说它过时，所以，正确的评价这一文化模式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过程，准确的评估它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对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而言，仍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浏览历史资料对其所产生的看法，对“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做一简单的探析。
一、“中体西用”思想是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外力推动下，一部分汉人官僚发动以“徐图自强”为目的洋务运动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作为诞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而言，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上至满蒙权贵与汉族清流官吏，下至民间一般普通百姓的激烈制抵与反对，同治初年，大学士倭仁就针对洋务派精神领袖恭亲王办洋务之举上疏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持术而能衰振弱者也。”【10】当时的直隶候补知州杨廷熙也递条陈指出：“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80年代，仍然并无多少改变，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记述当时的情况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耻人类。”【11】
慈禧在“甲申易枢”中起用的幕后首席军机大臣，全面主导朝政光绪帝生父满洲亲贵醇亲王奕儇，也是一个对洋务运动极力排斥的人，他曾明确建议，谕令各督抚设法“激励民众”、发动民众对洋人要“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因为这样做“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这样做可以使民众“与该夷成不可解之深仇” 【12】
有意思的是，奕儇在同治八年所鼓吹的这番主张，到了三十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居然真的成了现实，在当时在北京城内外所掀起的“灭洋”浪潮中，“义和团群众，还将带洋味的事物改换名称，如洋货称广货、洋炮称鬼铳，洋钱城鬼钞，铁路称铁蜈蚣、将御河桥改称断洋桥，东交民巷称切洋鸡鸣街，以表示对洋人的仇恨”【13】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以“保教卫道”为旗号，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反洋务”运动，在当时朝野上下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同样也就不难发现，翻遍历史教科书，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为数不少，但洋务运动的实际操作却仅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汉人官僚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笔者以为，以倭仁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士大夫阶层和以慈禧为首的满洲权贵阶层，在潜意识里对一切有可能挑战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基础的指导思想的孔孟礼教与满洲贵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法宝---自努尔哈赤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祖宗之法”的外来新生事物怀有很强的戒心和排斥，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积极鼓励和扶持洋务运动，而下层广大民众由于“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延续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靠人不靠自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14】，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依赖自然，崇拜神权；依赖长老，崇拜族权（绅权）；依赖官府，崇拜皇权。崇拜神权。”【15】因而也不由自主在信仰上同样被掌握国家主流话语权的守旧士大夫阶层和满洲权贵阶层所控制，成为洋务运动乃至于维新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面对这种来自朝廷和民间的双重重压，洋务派要想将洋务运动继续搞下去，除了李鸿章所一再强调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16】以国防安危来打动清廷上层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来支持洋务运动之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确实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国人所接受，能够调和中国传统礼教与外来西学尖锐矛盾的学说来诠释洋务运动存在的合理性，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洋务运动并防止洋务运不向着叛经离道方向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在这种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了。
现在一般认为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雏形的人首推冯桂芬，他在自己的著作《校颁庐抗议》中说，因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面临“将为天下外国所鱼肉”的危局，因为西学中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论。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不及”。所以西洋国家“独能自致富强”，已有成功先例，所以“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在笔者看来，当时中国的一部分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与清王朝的战争中清王朝屡战屡败的惨痛现实，在领教了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厉害之后，对于产生出这种热兵器的温床---西方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如果清王朝积极引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就会使得清王朝走上富强之路，达到外御洋人，内平祸乱的目的，从而保证清王朝的统治的长治久安。
作为被公认为“中体西用”思想最积极的倡导者，张之洞明确的继承并发展了冯桂芬的这种思想，1898年5月，正当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亡国危机，光绪皇帝被迫任用康有为等人开始被后人称为对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变革运动的“戊戌变法”之时，张之洞针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极力宣扬的孔子改制学说和倡言民权思想的做法，发表了他所撰写的《劝学篇》一书，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了他对于洋务维新的基本看法，他将自己的变法观概括为五知，指出：“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而不忘圣。”
张之洞从世界大势和中国危局出发，阐述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主张效仿西政，进行制度性的变革，这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大员认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观念相比，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但另一方面，张之洞亦明确提出变法的原则是“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这种论点用现代白话来表达意思就是：在不改变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坚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学习和效法西艺、西政，以实现中国的富强。
张之洞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处在于，他既坚决捍卫纲常名教，又竭力倡导新学新政，在对待维新变法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儒家典型的“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
不可否认，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中体西用”思想中的一部分观点有着较强的现实进步意义和较强的生命力，放在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仍然不能轻言过时，无论是比较一百多年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和当代中国政府所提倡的“科教兴国”的战略，还是如另一位中国领导人陈云所说的“（向西方）学习一些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是为了‘西为中用’，而不是‘全盘西化’。”都可以发现它们与“中体西用”思想中关于学习和效法西艺、西政，以实现中国的富强的论述存在着一种自然的默契性，即都承认科学技术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巨大作用，把发展科教运动作为富国强兵的基本载体，同时学习一些西方的先进制度来加强管理。
如果我们辩证的看到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体西用”思想相对于守旧的士大夫官僚和掌权的上层满洲贵族盲目的守旧排外，表达了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思想有所觉悟，不再抱残守缺的开明官僚“徐图自强”、“师夷长技”的强烈愿望，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科技和部分制度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当时那个时代，相对体现出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对于中国真正向近代化国家转型有着非凡的意义.
二、“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促进了洋务维新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7】而张之洞也在他的《劝学篇》中阐明：“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能不讲西学。”变法是朝廷之事，变与不变之权操之于国家，但变法能否成功，往往决定于“士民之心志议论”，他自认为他的“中体西用”论便代表着这种“心志议论”。
张之洞的《劝学篇》上呈后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交相赞许，并谕令“广为刊发，实力劝导”。光绪皇帝还特别在戊戌变法中所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中明确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于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诏书既强调“圣贤义理”，又注重“博采西学”，和“中体西用”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这无疑意味着“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炉，因为受到清廷上层的青睐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抵了守旧的顽固派对于洋务维新运动的阻挠和破坏，推动了洋务维新运动的发展的作用。
庚子国变之后，慈禧太后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被迫在西安发布上谕宣布变法，表示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后，变相肯定与接受了“中体西用”思想之后，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会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一上疏后来成为清政府“变法”大纲的指导性方案。
显而易见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等满洲贵族对于西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张之洞能够从容拿出一套成熟而又合理的变法计划，显然是建立在西学比较认真的学习和了解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则是与以张之洞等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官吏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学者思想家对西学西学的认真研究探索践行密不可分的，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张之洞所说的“士民之心志议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作为探讨“中体西用”思想的阶段性成果，《劝学篇》起到了类似于思想启蒙作用，发挥了指导国家改革方向的引导功能，因此，说“中体西用”思想对于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三、“中体西用”思想坚持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前提条件，同样带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同心》中提出了救今日之世变的三大目标：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他强调：“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在《明纲》中竭力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中华神圣相传之礼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不得与民变革者”。他还根据当时西方国家以基督教为国教，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事实，认为“三纲”乃中外共有之通则，“西国固有君臣之伦”，“西国固有夫妇之伦”，所以，“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谁要是“公然创废三纲之议”，将会“世界各国将众恶而共弃之”。
张之洞的这些议论显然是代表了“中体西用”思想中的糟粕的那一部分，在后人看来无疑是显得幼稚可笑，这时因为，张之洞不顾中国国情和传统与西方世界的实际差异，把中国的“三纲”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等同，认为两者大同小异，这显然是他对西方文明缺乏深层次了解的典型表现。
更荒谬的是，他竟然认为，西方世界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谴责中国国内那些倡议民权的异见分子，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地位！
客观的讲，这种看法却又无视了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事实，且不说西方列强在清政府的软弱退让之下，大量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教堂，努力传播西洋宗教，力图改变中国下层民众思想信仰，猛烈冲击张之洞坚持的“三纲”并因此导致中国各地不断发生民教冲突的基本事实；只要看看当时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把中国推向亡国的边缘这一危险情况，再联系张之洞《劝学篇》中所流露出的“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真实的恐惧感，就能够明白，张之洞所谓谁要是“公然创废三纲之议”，将会“世界各国将众恶而共弃之”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奇谈怪论而已，仅仅能够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于西方列强既恐惧害怕又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矛盾心理，而对于当时指导中国民众反侵略爱国斗争却没有丝毫的积极现实价值。
而张之洞的“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把清王朝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一切维新变法都必须以不触犯清王朝的神圣尊严为前提，这种摒弃包括中国版图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体作为国家而将当时当时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作为捍卫对象的国家理念当然是迎合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所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才能对提倡“中体西用”思想的《劝学篇》一书交相赞许，并谕令“广为刊发，实力劝导”。
但这种理念却根本有意忽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将他们置于水深火热中于不顾，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甲午战争中面对台湾老百姓坚决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强烈民意，（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致电张之洞，称“台民愤恨，一时哭声震天，无可抚慰，惨不可言”）清政府却生怕日本会借此再起战端，因而对于台湾民众自发成立的臣服清朝的台湾民主国采取了十分冷淡的态度，一再电令张之洞不可再接济台湾饷械，张之洞作为封建臣子自然也不能“违逆君意”，最终只得坐视台湾为日本吞并。（当今台湾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的猖獗，其实在清廷割台的时代已经种下了祸根）
下层民众的利益被损害甚至被出卖，自然使得他们与清政府离心离德，清末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就在他所愤而撰写的《猛回头》一书中，以嘲讽的口气指斥道：“你道现在的朝廷，仍然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28】
针对张之洞“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的忠君思想，一部分湖北籍的留学生在日本的创立的《湖北学生界》就批驳到：“支那君主愚民弱民之罪，诚所谓罄南山之竹子而笔不能书者矣。”
张之洞极力保持着自读孔孟之道考科举作官时代就信奉的“忠君敬上”思想，这也是和他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真所信奉的一种为儒家思想所坚持的道德底线，但“中体西用”思想中这最保守甚至反动的部分既不能给中国带来抵御列强、捍卫自主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也不能凝聚广大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清王朝极度失望的涣散人心，这就使得“中体西用”思想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最终陷入了一种日薄西山的窘境。
四、“中体西用”思想因为清王朝上层建筑的腐朽无能最终无法挽清王朝于狂澜即倒。
金满楼先生曾经给予晚清新政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糙糙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君主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如果要说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19】
而作为清政府变法纲领性文献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张之洞共提出二十七条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具体建议或措施，其中有二十一条屡见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甲午战争以来的相关奏折和电文中，既是他的一贯主张，也凝聚着他多年探索实践“中体西用”思想的心血，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清末变法取得成效，显然意味着中体西用思想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但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围绕满汉矛盾争权夺利，借实行新政而中饱私囊的大批贪官污吏，又使得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近代化因素尚未在社会躯体上生长成熟，而清王朝的的解体却开始以糜烂的方式进行，糜烂的腐肉不但没有从社会躯体上剥落下来，反而依附并感染着新生的肌肤，社会躯体便不可避免地呈现病态危机。”【20】
1903年1月，曾经担任清政府驻外使节的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不无绝望的写道：“自新政推行以来”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移，卒归于绝望。”【21】
对于掌握清政府中央权力的满洲贵族来说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来消夺地方督抚和汉族官员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关于这一点，索以排汉著称的铁良说得明明白白：“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则又不可。”【22】
让变法消弱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掘坑挖墓，绝对不是张之洞倡议变法的初衷，面对满洲贵族咄咄逼人的姿态，他针对满洲贵族提出的两种地方官制改革的方案表示：“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合，倡议者必自招乱亡。”【23】
但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绝不会因此更改初衷，1906年11月，清政府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的方案，结果11个部院中，13名大臣，满族7人，汉人5人，蒙古族5人，满人掌握了如陆军、度支等要害部门，满洲贵族以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已经显露无疑。
1908年8月，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这个大纲却仍然强调“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并严格限制议会臣民的权利，强调议会不能否决君主所颁布之法令，并且君主有“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的权力。
至此，清王朝自1901年的开始的“新政”已经转化为满洲贵族为改变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内轻外重”局面的“自我救赎”行动，有论者据此指出：“（它）表明宪政这个“西用”引进来之后，在中体上得到的仍然是“橘化为枳”的效果。”【24】




结语


张之洞一生的最后几年，就是在满洲亲贵极力加强集权的阴影下渡过的，虽然他曾经在庚子国变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慈禧在列强面前辩护，称“我皇太后训政三十余年，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不辩自明。……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并宣称：“欲存中国，总需慈圣安稳为第一要义，不然中国断不可久存矣。”坚决维护慈禧的地位，但在满洲亲贵加强集权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的情况下，他这位三朝元老也就越来越难以左右他们的决心了，特别是年轻气盛的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张之洞越来越不为他所接受，据记载，张之洞曾经劝谏载沣不要随意撤换汉员并以满员取代时以防止舆论不满时，载沣竟然扬言“有兵在”以为有武力就可以压制民心，张之洞退而长叹“不意闻亡国之言”竟然“咯血而出，胁统益甚”。整整三天没有如值军机处。【25】
而张之洞临终之前，载沣前来探视，仅仅作了一般性探视，让张之洞“好好保养”，而未询问任何国家大事，使得心灰意冷的张之洞最终发出了“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26】
对于年轻时代一心想着学习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张之洞而言，在他临近生命的终点之际，却以这样一番言语来感叹国运的衰微，确实不知是否是对他一生所笃信的“忠君敬上”思想的一种现实反讽？

张之洞的身后，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作为一个出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封建儒臣，他兴办洋务，开设新式学堂，推行新政，为中国中国的近代化造就了一部分近代化因素和力量，使得“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27]成绩的确不容抹杀，正如有论者所言“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修建铁路最多的人；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也是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矿务章程是中国第一部行业性法规；他主稿的变法奏折开启了清末新政；他首次对“中体西用”理念作出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概括；他还是率先开发海南岛并提出海南建省的人……应当说，张之洞是一位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的清朝官员。【28】


不过，他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还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它曾经推动了近代中国洋务维新运动的进步，但由于其顽固坚持“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的落后观念，把中国走向复兴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力领导中国完成近代化转型的满洲贵族集团身上，也就使得中体西用思想在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同儒学一样同样经受的严厉的审视与批判。
不过正如张之洞其人一生为官廉洁自律，身后“家无一钱，惟图书万卷”。[29]终其一生，亲自治理文书，撰稿勤奋，留下近500万字的著述这一令人敬仰不已的事实一样，正如他亲手创立汉阳兵工厂为在数十年之后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样，（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徒有4亿多人口，领土面积是日本的将近30倍，却无法把此优势转化为胜势，不能不说与中日两国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异有关）中体西用思想在当今世界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大背景下，依然有着它积极向上的一面，曾被人誉为和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就曾经明确指出：“窃疑中国今日之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30】
比较张之洞的所主张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理身心，西学应对世事。”【31】两者可以说的确有不谋而合的异曲同工之妙。


【1】金满楼：《女人当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4月版
【2】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北京
【3】《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4】金满楼：《女人当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4月版
【5】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6】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7月版
【7】《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8】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3月版
【9】《谭嗣同全集》
【10】杨剑利：《同治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版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第二册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13】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及成因探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1年第2期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17】列宁：《怎麽办》 《列宁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8】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
【19】金满楼：《女人当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4月版
【20】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新民从报》第24期
【22】同22
【23】《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4】同22
【25】胡思敬：《国闻备乘》
【26】同24
【27】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韧》
【28】吴剑杰：《张之洞的升迁之路》
【29】《大清畿辅先贤传.张之洞传》
【30】陈寅恪：《冯友哲学史下册之审查报告》
【31】张之洞：《劝学篇.会通》楔子



以提倡平民史观，不做官样文章为写作指导思想的通俗历史作家金满楼先生曾经用两句话来概括评价了慈禧太后的执政生涯，其一是：“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了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其二是：“在这个历史的拐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1】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的话，这两句话应该说比较准确的概括的慈禧个人四十八年的垂帘听政历程中所创造的“奇迹”和所遭遇的困惑，尽管在这四十八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国势仍然呈现江河日下，被西方列强乃至后来的变法崛起的昔日弱邻日本所不断的欺凌，最终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和生存危机中难以自拔，诚如李鸿章在与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在临终前写给慈禧和光绪的奏疏中所言：“臣等伏查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吃一次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未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誓如诸多病之人，擅自调医，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2】可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理念的左右下，是根本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迈出实际意义上的变革步伐的。
不仅如此，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还在“庚子国变”之后，被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甚至于文化心理上彻底征服，慈禧不仅提出了被后人大加鞭挞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3】的“著名”口号，而且一回到北京，就在宫中接见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除了表示她“格外多礼，格外庄严”的歉意之外，还拉住美国公使夫人的手，抽泣哽咽的说“后悔莫及”。彻底的把当初向八国联军宣战诏书中的义正词严和八国联军在北京对清王朝的普通百姓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罪恶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此的卑躬屈膝，早已没有了当初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的那种“天朝大国”的高傲与威严，同样丝毫不见慈禧太后在宫廷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的威风八面。
假如把晚清自辛酋政变到宣统帝退位的整整五十年的历史再回过头来梳理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其实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1900年之前以慈禧为首的由满洲贵族主导的清王朝最高领导决策层，并没有认真的汲取两次鸦片战争中大败并由此引发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造反运动导致清王朝差点亡国所带来的经验教训，而是继续沿袭了自清军入关以来所制定的一套基本的政策框架不变，根本没有根据世界大势对国策进行相应积极调整的打算。（真正的调整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导致清皇室西逃，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开始的，但这时清王朝的国运已经日薄西山，为时已晚。）
曾有人说，慈禧的运气不好，正赶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4】，还有人在野史中明确记载，慈禧曾对光绪皇帝语云：“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国富强也。”【5】
对于这些为慈禧叫屈的说法，笔者的看法是，它们或许真的反映了历史客观的一面，但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清末常见的事实，即清王朝的上层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无论是出台还是夭折，都离不开清廷内部复杂的派系权力斗争，互相倾轧的历史背景，作为被后世的史家所公认的治国才能平平但却天生擅长权术谋略的政治人物慈禧，她的一切言行举止往往都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在维护自身权力，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前提条件下，她所说的某些话，做的某些事未必代表了她内心真实的意图，或许正如她毕生所喜好的京剧艺术一样，仅仅是一种沽名钓誉式的逢场作戏而已。
在因中法战争而起的“甲申易枢”风波之中，慈禧毅然罢免了作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的恭亲王，丝毫不顾忌被世人批评为“易中枢为驽产，代芦服以柴胡” 逆耳忠言，她对待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洋务运动的真实心态，不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决定清王朝国运兴衰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战事不利，一部分主战派官吏提出实行持久抵抗战略，并迁都以避敌锋芒的正确建议时，慈禧却认为：“西逃即可，但无以服肃顺之心耳。”【6】仅为一已之私心杂念而全然置国家百姓安危于不顾！
对此，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早有预见，他在战争爆发前夕曾指出：“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有三四年内可以取胜，但我恐怕它稍受挫折即将屈服，而接受日本条件，赔款了事。”【7】
因此笔者可以负责任的说，清王朝在这样一位以保持自身权力地位为第一要务的“圣母皇太后”的玩弄之下，在一群高高在上，以维护“祖宗之法”为第一要务的守旧权贵的任意操控之下，办洋务也好，搞新政与对外战争也罢，都逃不过为形势所迫而作为装饰品命运，而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并使其向近代化国家转型。
复杂的政治环境，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都使得晚清时期的洋务维新活动同样的举步维艰，不过，与慈禧为首满洲贵族面对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无所作为相对照的是，一部分有着较为强烈的“富国强兵”愿望的汉族官僚却以他们的身体力行，积极践行实践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徐图自强运动，使得古老的中国在灾难深重的情况下艰难而又缓慢开始了西方列强甚至日本很快就完成的“工业革命”历程。（作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的恭亲王更多的只是指导扶持作用，而具体的实际操作都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僚实施的，恭亲王下台之后，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官僚更是顶着朝廷守旧派官吏的排斥阻挠，依靠一己之力推行着洋务运动。）
在清末兴办洋务的清王朝的大员中，笔者以为有三个人影响和成就最大，一是堪称当时洋务运动旗手的李鸿章，第二是在湖广地方大办洋务，提倡“中体西用”思想的张之洞，三是创办福建船政局，和李鸿章一起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打基础的左宗棠。
在这三人中，李鸿章无疑应该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成功和他在晚清如日中天的身份地位和他一手所缔造的淮系封建军阀集团的存在，以及他办洋务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廷上下无人可以匹敌的丰富经验密不可分，谭嗣同就曾转述过张之洞对李鸿章的一番议论，张之洞说：“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如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以及水雷旱雷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兴，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乎。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8】张之洞的这番议论虽然有他对自己怀才不遇、时运不济的感慨，却也客观的从一个封疆大吏的视角揭示了李鸿章在清廷上层心目中无人能够撼动的地位。
而左宗棠的功绩在于，他亲手创办了曾经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福建船政局，不仅让中国近代海军破天荒地拥有了自己制造的西式兵舰，还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海军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与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至于张之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曾经对这位一生笃信孔孟传统礼教，和乡亲曾国藩一样坚持“忠君敬上”理念的前清儒臣有过不错的评价，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的1953年3月15日，正当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倾举国之力开始构建当代中国赖以立国的重工业体系之时，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的历程时，曾经意味深长的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9】应该承认，毛泽东的这席话还是较为客观的概括了张之洞兴办洋务所取得的成绩和他所从事这项事业的实际意义，是对张之洞一生成就和他个人能力以及进取精神的一种正面的好评。不过，比起张之洞认真兴办洋务，徐图自强，试图让衰朽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徒劳努力相比（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思想对后世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学术文化层面影响却更为深远。
作为一种曾经对近代中国有过重大影响的文化模式，“中体西用”思想也曾对推动中国从封建制古国向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近代化国家转型起过重要的的历史作用；对当代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同样也不能轻易的说它过时，所以，正确的评价这一文化模式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过程，准确的评估它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对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而言，仍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浏览历史资料对其所产生的看法，对“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做一简单的探析。
一、“中体西用”思想是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外力推动下，一部分汉人官僚发动以“徐图自强”为目的洋务运动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作为诞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而言，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上至满蒙权贵与汉族清流官吏，下至民间一般普通百姓的激烈制抵与反对，同治初年，大学士倭仁就针对洋务派精神领袖恭亲王办洋务之举上疏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持术而能衰振弱者也。”【10】当时的直隶候补知州杨廷熙也递条陈指出：“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80年代，仍然并无多少改变，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记述当时的情况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耻人类。”【11】
慈禧在“甲申易枢”中起用的幕后首席军机大臣，全面主导朝政光绪帝生父满洲亲贵醇亲王奕儇，也是一个对洋务运动极力排斥的人，他曾明确建议，谕令各督抚设法“激励民众”、发动民众对洋人要“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因为这样做“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这样做可以使民众“与该夷成不可解之深仇” 【12】
有意思的是，奕儇在同治八年所鼓吹的这番主张，到了三十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居然真的成了现实，在当时在北京城内外所掀起的“灭洋”浪潮中，“义和团群众，还将带洋味的事物改换名称，如洋货称广货、洋炮称鬼铳，洋钱城鬼钞，铁路称铁蜈蚣、将御河桥改称断洋桥，东交民巷称切洋鸡鸣街，以表示对洋人的仇恨”【13】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以“保教卫道”为旗号，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反洋务”运动，在当时朝野上下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同样也就不难发现，翻遍历史教科书，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为数不少，但洋务运动的实际操作却仅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汉人官僚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笔者以为，以倭仁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士大夫阶层和以慈禧为首的满洲权贵阶层，在潜意识里对一切有可能挑战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基础的指导思想的孔孟礼教与满洲贵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法宝---自努尔哈赤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祖宗之法”的外来新生事物怀有很强的戒心和排斥，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积极鼓励和扶持洋务运动，而下层广大民众由于“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延续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靠人不靠自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14】，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依赖自然，崇拜神权；依赖长老，崇拜族权（绅权）；依赖官府，崇拜皇权。崇拜神权。”【15】因而也不由自主在信仰上同样被掌握国家主流话语权的守旧士大夫阶层和满洲权贵阶层所控制，成为洋务运动乃至于维新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面对这种来自朝廷和民间的双重重压，洋务派要想将洋务运动继续搞下去，除了李鸿章所一再强调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16】以国防安危来打动清廷上层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来支持洋务运动之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确实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国人所接受，能够调和中国传统礼教与外来西学尖锐矛盾的学说来诠释洋务运动存在的合理性，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洋务运动并防止洋务运不向着叛经离道方向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在这种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了。
现在一般认为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雏形的人首推冯桂芬，他在自己的著作《校颁庐抗议》中说，因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面临“将为天下外国所鱼肉”的危局，因为西学中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论。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不及”。所以西洋国家“独能自致富强”，已有成功先例，所以“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在笔者看来，当时中国的一部分思想较为开明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与清王朝的战争中清王朝屡战屡败的惨痛现实，在领教了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厉害之后，对于产生出这种热兵器的温床---西方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如果清王朝积极引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就会使得清王朝走上富强之路，达到外御洋人，内平祸乱的目的，从而保证清王朝的统治的长治久安。
作为被公认为“中体西用”思想最积极的倡导者，张之洞明确的继承并发展了冯桂芬的这种思想，1898年5月，正当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亡国危机，光绪皇帝被迫任用康有为等人开始被后人称为对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变革运动的“戊戌变法”之时，张之洞针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极力宣扬的孔子改制学说和倡言民权思想的做法，发表了他所撰写的《劝学篇》一书，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了他对于洋务维新的基本看法，他将自己的变法观概括为五知，指出：“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而不忘圣。”
张之洞从世界大势和中国危局出发，阐述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主张效仿西政，进行制度性的变革，这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大员认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观念相比，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但另一方面，张之洞亦明确提出变法的原则是“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这种论点用现代白话来表达意思就是：在不改变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坚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学习和效法西艺、西政，以实现中国的富强。
张之洞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处在于，他既坚决捍卫纲常名教，又竭力倡导新学新政，在对待维新变法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儒家典型的“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
不可否认，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中体西用”思想中的一部分观点有着较强的现实进步意义和较强的生命力，放在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仍然不能轻言过时，无论是比较一百多年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和当代中国政府所提倡的“科教兴国”的战略，还是如另一位中国领导人陈云所说的“（向西方）学习一些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是为了‘西为中用’，而不是‘全盘西化’。”都可以发现它们与“中体西用”思想中关于学习和效法西艺、西政，以实现中国的富强的论述存在着一种自然的默契性，即都承认科学技术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巨大作用，把发展科教运动作为富国强兵的基本载体，同时学习一些西方的先进制度来加强管理。
如果我们辩证的看到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体西用”思想相对于守旧的士大夫官僚和掌权的上层满洲贵族盲目的守旧排外，表达了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思想有所觉悟，不再抱残守缺的开明官僚“徐图自强”、“师夷长技”的强烈愿望，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科技和部分制度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当时那个时代，相对体现出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对于中国真正向近代化国家转型有着非凡的意义.
二、“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促进了洋务维新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7】而张之洞也在他的《劝学篇》中阐明：“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能不讲西学。”变法是朝廷之事，变与不变之权操之于国家，但变法能否成功，往往决定于“士民之心志议论”，他自认为他的“中体西用”论便代表着这种“心志议论”。
张之洞的《劝学篇》上呈后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交相赞许，并谕令“广为刊发，实力劝导”。光绪皇帝还特别在戊戌变法中所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中明确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于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诏书既强调“圣贤义理”，又注重“博采西学”，和“中体西用”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这无疑意味着“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炉，因为受到清廷上层的青睐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抵了守旧的顽固派对于洋务维新运动的阻挠和破坏，推动了洋务维新运动的发展的作用。
庚子国变之后，慈禧太后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被迫在西安发布上谕宣布变法，表示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后，变相肯定与接受了“中体西用”思想之后，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会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一上疏后来成为清政府“变法”大纲的指导性方案。
显而易见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等满洲贵族对于西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张之洞能够从容拿出一套成熟而又合理的变法计划，显然是建立在西学比较认真的学习和了解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则是与以张之洞等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官吏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学者思想家对西学西学的认真研究探索践行密不可分的，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张之洞所说的“士民之心志议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作为探讨“中体西用”思想的阶段性成果，《劝学篇》起到了类似于思想启蒙作用，发挥了指导国家改革方向的引导功能，因此，说“中体西用”思想对于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三、“中体西用”思想坚持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前提条件，同样带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同心》中提出了救今日之世变的三大目标：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他强调：“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在《明纲》中竭力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中华神圣相传之礼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不得与民变革者”。他还根据当时西方国家以基督教为国教，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事实，认为“三纲”乃中外共有之通则，“西国固有君臣之伦”，“西国固有夫妇之伦”，所以，“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谁要是“公然创废三纲之议”，将会“世界各国将众恶而共弃之”。
张之洞的这些议论显然是代表了“中体西用”思想中的糟粕的那一部分，在后人看来无疑是显得幼稚可笑，这时因为，张之洞不顾中国国情和传统与西方世界的实际差异，把中国的“三纲”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等同，认为两者大同小异，这显然是他对西方文明缺乏深层次了解的典型表现。
更荒谬的是，他竟然认为，西方世界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谴责中国国内那些倡议民权的异见分子，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地位！
客观的讲，这种看法却又无视了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事实，且不说西方列强在清政府的软弱退让之下，大量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教堂，努力传播西洋宗教，力图改变中国下层民众思想信仰，猛烈冲击张之洞坚持的“三纲”并因此导致中国各地不断发生民教冲突的基本事实；只要看看当时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把中国推向亡国的边缘这一危险情况，再联系张之洞《劝学篇》中所流露出的“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真实的恐惧感，就能够明白，张之洞所谓谁要是“公然创废三纲之议”，将会“世界各国将众恶而共弃之”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奇谈怪论而已，仅仅能够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于西方列强既恐惧害怕又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矛盾心理，而对于当时指导中国民众反侵略爱国斗争却没有丝毫的积极现实价值。
而张之洞的“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把清王朝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一切维新变法都必须以不触犯清王朝的神圣尊严为前提，这种摒弃包括中国版图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体作为国家而将当时当时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作为捍卫对象的国家理念当然是迎合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所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才能对提倡“中体西用”思想的《劝学篇》一书交相赞许，并谕令“广为刊发，实力劝导”。
但这种理念却根本有意忽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将他们置于水深火热中于不顾，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甲午战争中面对台湾老百姓坚决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强烈民意，（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致电张之洞，称“台民愤恨，一时哭声震天，无可抚慰，惨不可言”）清政府却生怕日本会借此再起战端，因而对于台湾民众自发成立的臣服清朝的台湾民主国采取了十分冷淡的态度，一再电令张之洞不可再接济台湾饷械，张之洞作为封建臣子自然也不能“违逆君意”，最终只得坐视台湾为日本吞并。（当今台湾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的猖獗，其实在清廷割台的时代已经种下了祸根）
下层民众的利益被损害甚至被出卖，自然使得他们与清政府离心离德，清末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就在他所愤而撰写的《猛回头》一书中，以嘲讽的口气指斥道：“你道现在的朝廷，仍然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28】
针对张之洞“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的忠君思想，一部分湖北籍的留学生在日本的创立的《湖北学生界》就批驳到：“支那君主愚民弱民之罪，诚所谓罄南山之竹子而笔不能书者矣。”
张之洞极力保持着自读孔孟之道考科举作官时代就信奉的“忠君敬上”思想，这也是和他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真所信奉的一种为儒家思想所坚持的道德底线，但“中体西用”思想中这最保守甚至反动的部分既不能给中国带来抵御列强、捍卫自主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也不能凝聚广大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清王朝极度失望的涣散人心，这就使得“中体西用”思想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最终陷入了一种日薄西山的窘境。
四、“中体西用”思想因为清王朝上层建筑的腐朽无能最终无法挽清王朝于狂澜即倒。
金满楼先生曾经给予晚清新政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糙糙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君主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如果要说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19】
而作为清政府变法纲领性文献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张之洞共提出二十七条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具体建议或措施，其中有二十一条屡见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甲午战争以来的相关奏折和电文中，既是他的一贯主张，也凝聚着他多年探索实践“中体西用”思想的心血，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清末变法取得成效，显然意味着中体西用思想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但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围绕满汉矛盾争权夺利，借实行新政而中饱私囊的大批贪官污吏，又使得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近代化因素尚未在社会躯体上生长成熟，而清王朝的的解体却开始以糜烂的方式进行，糜烂的腐肉不但没有从社会躯体上剥落下来，反而依附并感染着新生的肌肤，社会躯体便不可避免地呈现病态危机。”【20】
1903年1月，曾经担任清政府驻外使节的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不无绝望的写道：“自新政推行以来”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移，卒归于绝望。”【21】
对于掌握清政府中央权力的满洲贵族来说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来消夺地方督抚和汉族官员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关于这一点，索以排汉著称的铁良说得明明白白：“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则又不可。”【22】
让变法消弱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掘坑挖墓，绝对不是张之洞倡议变法的初衷，面对满洲贵族咄咄逼人的姿态，他针对满洲贵族提出的两种地方官制改革的方案表示：“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合，倡议者必自招乱亡。”【23】
但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绝不会因此更改初衷，1906年11月，清政府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的方案，结果11个部院中，13名大臣，满族7人，汉人5人，蒙古族5人，满人掌握了如陆军、度支等要害部门，满洲贵族以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已经显露无疑。
1908年8月，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这个大纲却仍然强调“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并严格限制议会臣民的权利，强调议会不能否决君主所颁布之法令，并且君主有“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的权力。
至此，清王朝自1901年的开始的“新政”已经转化为满洲贵族为改变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内轻外重”局面的“自我救赎”行动，有论者据此指出：“（它）表明宪政这个“西用”引进来之后，在中体上得到的仍然是“橘化为枳”的效果。”【24】




结语


张之洞一生的最后几年，就是在满洲亲贵极力加强集权的阴影下渡过的，虽然他曾经在庚子国变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慈禧在列强面前辩护，称“我皇太后训政三十余年，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不辩自明。……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并宣称：“欲存中国，总需慈圣安稳为第一要义，不然中国断不可久存矣。”坚决维护慈禧的地位，但在满洲亲贵加强集权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的情况下，他这位三朝元老也就越来越难以左右他们的决心了，特别是年轻气盛的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张之洞越来越不为他所接受，据记载，张之洞曾经劝谏载沣不要随意撤换汉员并以满员取代时以防止舆论不满时，载沣竟然扬言“有兵在”以为有武力就可以压制民心，张之洞退而长叹“不意闻亡国之言”竟然“咯血而出，胁统益甚”。整整三天没有如值军机处。【25】
而张之洞临终之前，载沣前来探视，仅仅作了一般性探视，让张之洞“好好保养”，而未询问任何国家大事，使得心灰意冷的张之洞最终发出了“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26】
对于年轻时代一心想着学习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张之洞而言，在他临近生命的终点之际，却以这样一番言语来感叹国运的衰微，确实不知是否是对他一生所笃信的“忠君敬上”思想的一种现实反讽？

张之洞的身后，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作为一个出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封建儒臣，他兴办洋务，开设新式学堂，推行新政，为中国中国的近代化造就了一部分近代化因素和力量，使得“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27]成绩的确不容抹杀，正如有论者所言“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修建铁路最多的人；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也是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矿务章程是中国第一部行业性法规；他主稿的变法奏折开启了清末新政；他首次对“中体西用”理念作出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概括；他还是率先开发海南岛并提出海南建省的人……应当说，张之洞是一位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的清朝官员。【28】


不过，他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还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它曾经推动了近代中国洋务维新运动的进步，但由于其顽固坚持“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的落后观念，把中国走向复兴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力领导中国完成近代化转型的满洲贵族集团身上，也就使得中体西用思想在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同儒学一样同样经受的严厉的审视与批判。
不过正如张之洞其人一生为官廉洁自律，身后“家无一钱，惟图书万卷”。[29]终其一生，亲自治理文书，撰稿勤奋，留下近500万字的著述这一令人敬仰不已的事实一样，正如他亲手创立汉阳兵工厂为在数十年之后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样，（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徒有4亿多人口，领土面积是日本的将近30倍，却无法把此优势转化为胜势，不能不说与中日两国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异有关）中体西用思想在当今世界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大背景下，依然有着它积极向上的一面，曾被人誉为和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就曾经明确指出：“窃疑中国今日之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30】
比较张之洞的所主张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理身心，西学应对世事。”【31】两者可以说的确有不谋而合的异曲同工之妙。


【1】金满楼：《女人当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4月版
【2】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北京
【3】《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4】金满楼：《女人当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4月版
【5】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6】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7月版
【7】《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8】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3月版
【9】《谭嗣同全集》
【10】杨剑利：《同治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版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第二册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13】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及成因探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1年第2期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17】列宁：《怎麽办》 《列宁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8】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
【19】金满楼：《女人当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4月版
【20】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新民从报》第24期
【22】同22
【23】《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4】同22
【25】胡思敬：《国闻备乘》
【26】同24
【27】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韧》
【28】吴剑杰：《张之洞的升迁之路》
【29】《大清畿辅先贤传.张之洞传》
【30】陈寅恪：《冯友哲学史下册之审查报告》
【31】张之洞：《劝学篇.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