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想说爱你不容易——民国百年台湾行记 来源： 尤瀚Isoni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59:00
（PS:长江日报老记者、作家罗时汉的台湾行 转自某著名论坛）
我比温家宝先生幸运，在六十花甲前夕到了台湾；而他有去台湾的意愿并公开表达，要实现谈何容易，正如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我之去台湾，时在2010年12月13日至20日，一周而已。这对我的一生是一次重要经历，不仅完成了到达中国所有行政区（27日到了澳门）的愿望，还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美好的台湾。
活了这么多年，有意无意间到达了中国的所有行政区，近年还自费到过国外：尼泊尔、印度、越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上还是山水相连的大陆版块；而台湾是海峡对岸的岛屿，故感受非常特别，当然，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最早受到的教育形成的概念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幅宣传画：椰树下一个衣衫破烂的女孩，旁白是“解放军叔叔快来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曾是每年高呼的口号。总之这是一个被美帝侵略的、敌对的、需要我们去解救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我们不能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能照耀……
80年代我是文学青年，收到通过新加坡方然先生转寄的台湾吴明兴先生的信，告知在《葡萄园》杂志发表了我的诗作。当时写过一篇“台湾的葡萄园”一文：“……这封信好沉，路上走了多远，走了多长时间啊！40年的阔别，超出了我的年岁，仿佛成了隔代的事。咫尺海峡，怎么如同远隔天涯呢？不是一样的蔡伦造的纸吗？不是一样的仓颉造的字吗？不是一样的毕升印刷术吗？台湾啊，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拥抱着，我们的心脏跳荡着同样的中国心。”这件“海外关系”之事还被当时武钢公司领导关注，并认为绝不会是简单发表作品的问题——我后来听说的。90年代在宜昌记者站时，我愉快地接待过来长江三峡观光的两位台湾同胞，至今保留着他们的信件。我还为巴东神农溪船工抢救台湾游客的事迹写过通讯报道，在《南方周末》等处发表。
到台湾的梦想终于实现，还源于我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一书。我花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民国创立之艰辛历程的史著，有了点底气，并有了见面之礼；因为这本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也算作一次考察。可以说，这是一次堪称豪华的参访，特别是夫人同行，有点“衣锦还乡”，还包括“收复”的意味，不亦乐乎。
与我的初衷略感意外的是，我不仅认识了一个资源丰富、海天秀美的宝岛，还认识了一个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地方。中华民国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打开了大门，我在它百年纪念前夕从首义之区来到国旗飘扬的台湾，于个人来说有点机缘巧合。
我来了，台湾。这不是一次“自由行”，我不能随心所欲，集体行动之中的自由支配时间非常有限，但同以往一样，我仍然争取到更多的个人经历，从而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收获。一路的关注点是，同为中华民族，民主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
很是干净安静
离开台湾时导游阿松问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如何。座中纷纷说：“干净”、“卫生”……这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陆客对台湾的评价，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我到达花莲后的第一印象亦是：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条条井井，细细精精。当晚在夜市和第二天早晨去海港，所见都是如此。最有说服力的是溪水的洁净，没有漂浮物，这在大陆是非常难见的。我特意观察，即使在高雄六合夜市、台中逢甲商圈、台北士林夜市，人群密集，我也很难看到脏乱现象。如果说发现点滴垃圾，我相信是陆客所扔。因为同行中确有人扔纸屑和吐痰，这是他们天生的习惯。也许台湾干净有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气候，台风是很好的清道夫。但实质是国民素质的养成，也就是他们对于垃圾的认识。那些天，我手上有垃圾时竟到处找不到垃圾桶，说明台湾人从来没有在外面扔垃圾的概念。再一个，就是台湾对垃圾源的控制，相信有很多措施。在花莲，一位美丽的裸胸的女孩消夜吃寿司时，竟拿出的是自备铁筷，这就减少了“一次性”筷子的垃圾。我曾想过，我要是温家宝，第一件事就是全国严禁“一次性”。想想光武汉每天早餐都要产生五百余万只“饭盒”，整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垃圾大国吗？有垃圾就扔这是大陆人的习惯，不同的只是扔的地方。
一个地方的干净固然靠环卫工人，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们爱干净的素质。台湾地方狭小，也许视全岛为家园，自然也会爱惜环境如己家中。
与净同音的是静。第一天早餐在蓝天丽池饭店，除了餐厅里的嘈嘈杂杂，还有一声狂叫让人窒息——一位老同志在告知他的老乡：车来了！服务员赶忙制止，提醒他这是餐厅（不是歌厅）。这样的大喊大叫在整个行程中不时出现，让人深感兵荒马乱的恐怖。想想也难怪，大陆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在喧闹的城市里非喊破喉咙不能传言，都需要提高分贝。让我感受最深的是20日早上我从淡水到台北圆山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轻轨和地铁）车上，车上人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闭目养神，很安静。后来出现的说话是上来了几个中学生。
声音的静的跟心理的净有关。保持环境安静本是公德修养之一。通观陆客，他们在自助餐之余留下盘中浪费不说，上车了仍在喋喋不休地废话，内容无外是稀饭如何、面条如何，我吃了多少，为什么没有吃馒头等等之类，说明他们的肚量塞满了什么，故非宣泄不可。见面就问吃了吗，这是中国千年贫穷形成的习惯，自然一时难免。问题还是社会原因，大陆社会总是全方位制造嘈音，商场里的喇叭、开业的敲锣打鼓不说，公交车上不断语音提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叫人惭愧，还有娱乐广告轰炸等等，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久了，出门在外也静不下来。
我还有个重要发现，台湾导游都不带扩音器。而大陆的旅游景点，导游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生怕音量输给旁人。也许，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陆也会像台湾这样讲究安静吧。
二、很难看到警察
正如在朝鲜很难看到汽车一样，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在繁华十字路口安设警察和协管人员是我们大陆人的惯常思维。在台湾的前几天，我却一直没看到警察。想想也是，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要警察何用？有人说香港的路窄车多，却少见堵车，这是市民的交通自觉性使然。在台中逢甲商圈我终于看到一个警察，像看稀奇一样看着他骑摩托下班了。整个一周，我只是在台北101商圈附近看到警察在执勤，那是因为一个小小车祸，擦撞了一下，很快处理了。在台湾，你不容易看到警察，但你要找警察也很容易，一个电话就行。
上面说的是交通，再说说治安方面。在台湾，我还是看不到警察、门卫和安保人员。首先是酒店里没有，只有为你服务的整洁员工；单位没有，我进入台东地区农会时，没人问要干什么，也不制止拍照；高雄中山大学、台中逢甲大学，我都是随便出入；至于政府部门，我去过台北市政府（没有加“人民”二字），它门口的空地设有“请愿区”，大楼一二层竟是“少年科学探索馆”，一些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欢乐地出入，而政府机构就混杂其间。
不知何时起，大陆的人民政府部门到了门禁森严的地步。我在丹东时，因对市人民政府的大楼外观有兴趣而拍照，竟被保安人员厉声制止，还夺去相机，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拍照片，你又不是新闻记者。我那天没带记者证，好在带了身份证，经一位特警询问后始得放行，很久还心有余悸。形势发展至今，由于维稳的需要，武汉市人民政府里面至少有一个排的常设警卫；湖北省人民政府据说是一个连。举目大陆城市，无论居民小区、单位或政府机关，皆少不了把门的、保安和武警。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多些人站岗放哨、物业管理无伤大雅。但给人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全民防贼、防骗、防动乱。于政府来说，在已然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不断增加经费，占到国民经济总和的30%，据说已超过军费。
社会治安并不因为警察众多而会遏制或好转，一个最好的社会当然是警察最少的。
当然，我也遇到警察林立的情况。那是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陈江会谈”期间。台湾警方动用二千警察保护客人安全。我到现场，凭记者证进去后，任意出入、拍摄。其间只有一两位警察过来温和地提示我有车过来，注意安全。这与我在内地看到的警察面孔有迥然之别，因此，我怀疑他们并非警察。
三、民众极为友善
从通过台湾花莲海关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台湾人的友善。我对微笑的他说你好，他问我武汉天气如何。这在国内海关是极难感受到的随意，也许他们把我们当作友邦。在台北的时间很短暂，台湾友人很理解，他们主动到饭店来跟我见面。八十三岁的王家瑞先生来了，七十五岁的张之洞后裔张法鹤先生来了，让我深为感动。我有看看圆山饭店的意图，刘聪敏先生驾车，王家瑞先生引导，我们在大厅一边泡吧一边谈叙；后来还到士林夜市去体验生活，尝台北小吃。第二天早上，汪大华先生也如约来到，利用短暂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惟一的秦风先生因在别墅度假而没有见到。
在台湾，即使是庄重严肃场所，也充满人情，不让你感到紧张或压抑。在国父纪念馆，许多陆客在观赏礼兵交接仪式，维持秩序的仅一个青年人，穿着西装，微笑着请观众让开通道。全然没有在大陆看到的那种严厉或呵斥之态。而即使在天安门广场，我所见到的那些武警也全然不注意维护所谓“子弟兵”形象，执行任务时对行人怒目而视，真“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冷酷无情”。在花莲宪兵队军队营房，我也看到严肃的枪兵，但没有看到在大陆习见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警示牌，我的拍照也没有受到制止。
可以肯定地说，大陆酒店的硬件台湾无可匹敌，但是大陆最高级的酒店服务水准（即软件）不及台湾任何一家普通的酒店。为什么，前者认钱，后者认人。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轮换酒店，每到一个酒店，服务生会主动到大巴上来帮忙搬运行李；偶遇旅客都会主动问需要帮助吗？临走的时候服务人员都会在酒店门口挥手送别。这样的表现或许对他们来说非常正常，对大陆酒店却是一种奢望——除非北京最顶级的一二家酒店，至少我在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还不能感受到。在大陆看来，酒店档次高就是硬件设施好，就是收费标准高的理由。
再则，中国的酒店不是把人当客人，而可能把人当窃贼。一些酒店标明物品价格和损坏赔偿的价格；退房前要经过查房，没有差错才准予放行，叫人很不舒服。而这些酒店服务超前，大都提供性用品和有骚扰电话；而在台湾的酒店房间并没有，表现对旅客的尊重。从金门到厦门感觉最明显，一位老人说，上船时那边客客气气，帮拿行李；一到这边下船没人搀扶不说，碰了一下还被他责怪。一水之隔，实在大不相同。
四、社会十分安宁
出发前，我们得到很多告诫，如注意人身安全，不参与并回避街头表威活动等等，还有过黑社会械斗的传闻。但是在台湾期间，我的感觉是社会很安宁。路边摩托车很整齐地摆着，头盔随便放，不知上锁了没有。在大陆，上一个锁肯定不够。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一综合大楼施工现场封闭，隔离墙上挂着花草，垂直绿化，然后有工程进度、公布电话、紧急联系电话以及出工数、劳安须知等内容的公示栏，十分精细。这决不是摆样子，应付检查，而是每天要填写更新，十分文明。反观我们内地的施工，横行霸道屡见不鲜，野蛮施工、噪音灰尘扰民令人惶恐不安，全无一点安宁感。
那一天，我在嘉义街头转悠，发现吴铭赐竞选总部，见到他本人，穿着单衣，很健壮的样子。他对我像对他的支持者，微笑着，我进去拍照，并合影。他是民进党议员，我第一次看到民进党的旗帜在飘扬，很是美丽。当时想，终有一天，在大陆，我会和我支持或不支持的竞选者照相，感受民主的幸福。可能竞选是台湾最乱的时期，但非竞选时期，社会平静，极少看到政治性标语，不像大陆是世界标语口号大国。当然，我们也多次遇到FLG，导游阿松说对他们并不反感，每种人都有表达意愿的自由，只要他们不侵害别人和公共利益。
旅行是增加见闻，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大陆已实行文化一体化，比如从鄂尔多斯到银川，我非常想得到内蒙古高原的文化信息，如听听山西民歌或河套民歌等。但旅行车上几个小时全是港台枪战打斗电视。你到云南、到九寨沟，旅行社全都给你提供这些，强迫你接受文化垃圾，美其名曰让你消磨时间。而这次在台湾，车上几乎每天都在播放两岸历史的档案片，52岁的导游阿松是留美的，不停地讲述台湾历史，充满自信。我从中受到很多教育。
我们一路旅行，没有发生任何来自当地的不愉快，没有遇到多少禁令。找人问路，任何时候都得到满意的回答。我单独行动乘捷运时，都是别人帮我购票和帮助我。我想过，台湾可能是更接近日本、韩国的中国部分，对他们我充满崇敬。台湾社会何以如此文明安定，成为华人世界的楷模，公民素质高是一大原因，而体制对国民素质的养成至关重要。正如马英九先生所说：“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
五、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台湾，我有一次动情落泪。那是在高雄，同行中一位曾昭治先生，见到了六十多年没见的姐姐曾昭敏。他们是汉阳鹦鹉洲人，姐姐曾昭敏就读武昌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与黄岗人周汉雄订婚，1949年来台。他们在酒店相拥而泣时，我也哭了。随后跟他们一起到曾昭敏家，算是惟一到过台湾市民家。1949年对中华民族是个节点，历时四年的内战一方胜了，一方败了，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大牺牲、大劫难。由于两岸的不能和解，骨肉手足同胞竟然几十年不能见面，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事！这样的事今天在南北朝鲜还存在，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不能走在一起？还不是因为执政党不愿放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惜让整个民族付出更多的损失和痛苦。
台湾和大陆存在差异，从地理上说大陆属于内陆性封闭社会，而台湾属于海洋性开放社会。现在最大的差异还是体制，政治上各搞一套。如果说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出路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文化上相互沟通融合。我想，与其指派那么多官员上党校学习一年半载，不如让他们到台湾来受教育一周，一切都会明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美好，并非在于国力（如举行世界性活动）的强大，而在于人力即民众的生活状态。就文明善良的民众素质这一点，大陆在二三十年后看能否跟上台湾，而要跟上台湾即跟上世界潮流，大陆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我这样说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会令很多人不高兴，只有打住。
台湾对大陆仍是保存高度警惕的，最近听说金门的某种军事设施已经撤出，但我在《联合晚报》看到的消息，花莲贺田山固海营区建筑大楼伪装成度假村，采用中科院研发的红色屋瓦有反幅射功能，“是国军近年投入巨资首处进行反中共卫星侦照的伪装阵地”。 台湾言论认为马政府“惧共成性”。两岸如果有敌对恐惧感是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的。最近的一次海峡两岸学者聚会指出：“两岸目前分治的状态恰恰是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的反映。 两岸如果要解决民族矛盾，就必须要在承认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两岸分治现状基础上再来谈如何化解矛盾，结束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达到国家真正和平和统一的目标。”
目前，台湾对陆客入境的限制人数是每年五千，这种考虑是对的。今后若自由行了，我想还是要控制人数，以保证台湾的纯洁。因为抛开安全不说，公民素质是个大问题。如此行中的陆客参差不齐，即使是大学教授，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型的。如在邵族原住民区，他不买特产就罢了，还怀疑所卖的鹿茸可能是干的用水泡过然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的，亏他想得出来！再如他说在淡水那天晚上听到警车声，认为是陈云林来了。理由是领导人行动一定会保密的，一般结束后才发报道，并且一定有警车开道。真叫人哭笑不得。这种根深蒂固的党化思维中人，如果大量涌入台湾，在文化上是一种侵害或渗透。眼下，香港的渐变就是前车之鉴。
六、感谢台湾
在台湾的一周，除了第三天遇雨、影响了看北回归线碑和阿里山之外，其他时日一片阳光，很结天缘。我们看到了东海、太平洋、巴士海峡及南海、台湾海峡，游览了壮美的猫鼻头、鹅峦鼻、纯清的日月潭、仙境般的野柳，还汇入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人流……带回的岂仅仅是东海岸的两枚卵石。“东亚之光”——鹅峦鼻的灯塔和101九鼎大楼在我心目中耸立。本来我要对海峡之行作散文化的描述，但眼下的心态更急于写博文，表达上述浅薄认识。
环岛游八天，我们基本上浏览了“中华民国”，为宝岛而骄傲，为同胞而喝彩。我不能不说，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圣地。我爱台湾，胜过爱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大陆生活了一个甲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放在上个世纪，既可能被认为“吃里扒外”受到道德审判，还可能被指为“里通外国”受到法律制裁。现在不会了，言论自由是谁也不会公开否定的普世价值。再说爱台湾也是爱国的一部分，无可非议；我爱的并不是它过去的“党国”，而是它现在以马英九为标志的民主社会。
任何时候我都会同情弱者。台湾的生存是艰难的，它最早为荷兰人占据，后来郑成功因被清军逼得只有以台湾为根据地。郑氏王朝时代内战频仍，樟泉二州和梅县移民部族间也血腥械斗不断，内耗很大。日本占据五十多年，稍得安宁。国民政府进来后，1947年发生过“2•28”事件，死二万多人，主要是台湾人。直到蒋经国执政时期，取消戒严，推行民主政治，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本来相当文明的社会走上正轨。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马英九先生元旦致词）”
我们为台湾骄傲。在台北街头看到曾经妖魔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风飘扬，我仰视很久。此刻，有着铁血精神的九角十八星旗顶在我的头上，这是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赠予的帽子，此旗源于武昌。我的桌上，摆着理事长向榕铮先生的贺卡，上面写着：“时汉乡长：承赠大作《城市英雄》一书，至为感谢，尤盼希对本会日后多予指导。弟 榕铮”我想我会再去台湾的，最好是参加拙著再版的首发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让我热切地拥抱跟我一样多灾多难的同胞，拥抱一个消除党祸的民主中国。
感谢台湾！（PS:长江日报老记者、作家罗时汉的台湾行 转自某著名论坛）
我比温家宝先生幸运，在六十花甲前夕到了台湾；而他有去台湾的意愿并公开表达，要实现谈何容易，正如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我之去台湾，时在2010年12月13日至20日，一周而已。这对我的一生是一次重要经历，不仅完成了到达中国所有行政区（27日到了澳门）的愿望，还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美好的台湾。
活了这么多年，有意无意间到达了中国的所有行政区，近年还自费到过国外：尼泊尔、印度、越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上还是山水相连的大陆版块；而台湾是海峡对岸的岛屿，故感受非常特别，当然，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最早受到的教育形成的概念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幅宣传画：椰树下一个衣衫破烂的女孩，旁白是“解放军叔叔快来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曾是每年高呼的口号。总之这是一个被美帝侵略的、敌对的、需要我们去解救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我们不能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能照耀……
80年代我是文学青年，收到通过新加坡方然先生转寄的台湾吴明兴先生的信，告知在《葡萄园》杂志发表了我的诗作。当时写过一篇“台湾的葡萄园”一文：“……这封信好沉，路上走了多远，走了多长时间啊！40年的阔别，超出了我的年岁，仿佛成了隔代的事。咫尺海峡，怎么如同远隔天涯呢？不是一样的蔡伦造的纸吗？不是一样的仓颉造的字吗？不是一样的毕升印刷术吗？台湾啊，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拥抱着，我们的心脏跳荡着同样的中国心。”这件“海外关系”之事还被当时武钢公司领导关注，并认为绝不会是简单发表作品的问题——我后来听说的。90年代在宜昌记者站时，我愉快地接待过来长江三峡观光的两位台湾同胞，至今保留着他们的信件。我还为巴东神农溪船工抢救台湾游客的事迹写过通讯报道，在《南方周末》等处发表。
到台湾的梦想终于实现，还源于我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一书。我花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民国创立之艰辛历程的史著，有了点底气，并有了见面之礼；因为这本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也算作一次考察。可以说，这是一次堪称豪华的参访，特别是夫人同行，有点“衣锦还乡”，还包括“收复”的意味，不亦乐乎。
与我的初衷略感意外的是，我不仅认识了一个资源丰富、海天秀美的宝岛，还认识了一个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地方。中华民国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打开了大门，我在它百年纪念前夕从首义之区来到国旗飘扬的台湾，于个人来说有点机缘巧合。
我来了，台湾。这不是一次“自由行”，我不能随心所欲，集体行动之中的自由支配时间非常有限，但同以往一样，我仍然争取到更多的个人经历，从而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收获。一路的关注点是，同为中华民族，民主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
很是干净安静
离开台湾时导游阿松问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如何。座中纷纷说：“干净”、“卫生”……这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陆客对台湾的评价，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我到达花莲后的第一印象亦是：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条条井井，细细精精。当晚在夜市和第二天早晨去海港，所见都是如此。最有说服力的是溪水的洁净，没有漂浮物，这在大陆是非常难见的。我特意观察，即使在高雄六合夜市、台中逢甲商圈、台北士林夜市，人群密集，我也很难看到脏乱现象。如果说发现点滴垃圾，我相信是陆客所扔。因为同行中确有人扔纸屑和吐痰，这是他们天生的习惯。也许台湾干净有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气候，台风是很好的清道夫。但实质是国民素质的养成，也就是他们对于垃圾的认识。那些天，我手上有垃圾时竟到处找不到垃圾桶，说明台湾人从来没有在外面扔垃圾的概念。再一个，就是台湾对垃圾源的控制，相信有很多措施。在花莲，一位美丽的裸胸的女孩消夜吃寿司时，竟拿出的是自备铁筷，这就减少了“一次性”筷子的垃圾。我曾想过，我要是温家宝，第一件事就是全国严禁“一次性”。想想光武汉每天早餐都要产生五百余万只“饭盒”，整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垃圾大国吗？有垃圾就扔这是大陆人的习惯，不同的只是扔的地方。
一个地方的干净固然靠环卫工人，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们爱干净的素质。台湾地方狭小，也许视全岛为家园，自然也会爱惜环境如己家中。
与净同音的是静。第一天早餐在蓝天丽池饭店，除了餐厅里的嘈嘈杂杂，还有一声狂叫让人窒息——一位老同志在告知他的老乡：车来了！服务员赶忙制止，提醒他这是餐厅（不是歌厅）。这样的大喊大叫在整个行程中不时出现，让人深感兵荒马乱的恐怖。想想也难怪，大陆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在喧闹的城市里非喊破喉咙不能传言，都需要提高分贝。让我感受最深的是20日早上我从淡水到台北圆山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轻轨和地铁）车上，车上人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闭目养神，很安静。后来出现的说话是上来了几个中学生。
声音的静的跟心理的净有关。保持环境安静本是公德修养之一。通观陆客，他们在自助餐之余留下盘中浪费不说，上车了仍在喋喋不休地废话，内容无外是稀饭如何、面条如何，我吃了多少，为什么没有吃馒头等等之类，说明他们的肚量塞满了什么，故非宣泄不可。见面就问吃了吗，这是中国千年贫穷形成的习惯，自然一时难免。问题还是社会原因，大陆社会总是全方位制造嘈音，商场里的喇叭、开业的敲锣打鼓不说，公交车上不断语音提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叫人惭愧，还有娱乐广告轰炸等等，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久了，出门在外也静不下来。
我还有个重要发现，台湾导游都不带扩音器。而大陆的旅游景点，导游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生怕音量输给旁人。也许，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陆也会像台湾这样讲究安静吧。
二、很难看到警察
正如在朝鲜很难看到汽车一样，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在繁华十字路口安设警察和协管人员是我们大陆人的惯常思维。在台湾的前几天，我却一直没看到警察。想想也是，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要警察何用？有人说香港的路窄车多，却少见堵车，这是市民的交通自觉性使然。在台中逢甲商圈我终于看到一个警察，像看稀奇一样看着他骑摩托下班了。整个一周，我只是在台北101商圈附近看到警察在执勤，那是因为一个小小车祸，擦撞了一下，很快处理了。在台湾，你不容易看到警察，但你要找警察也很容易，一个电话就行。
上面说的是交通，再说说治安方面。在台湾，我还是看不到警察、门卫和安保人员。首先是酒店里没有，只有为你服务的整洁员工；单位没有，我进入台东地区农会时，没人问要干什么，也不制止拍照；高雄中山大学、台中逢甲大学，我都是随便出入；至于政府部门，我去过台北市政府（没有加“人民”二字），它门口的空地设有“请愿区”，大楼一二层竟是“少年科学探索馆”，一些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欢乐地出入，而政府机构就混杂其间。
不知何时起，大陆的人民政府部门到了门禁森严的地步。我在丹东时，因对市人民政府的大楼外观有兴趣而拍照，竟被保安人员厉声制止，还夺去相机，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拍照片，你又不是新闻记者。我那天没带记者证，好在带了身份证，经一位特警询问后始得放行，很久还心有余悸。形势发展至今，由于维稳的需要，武汉市人民政府里面至少有一个排的常设警卫；湖北省人民政府据说是一个连。举目大陆城市，无论居民小区、单位或政府机关，皆少不了把门的、保安和武警。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多些人站岗放哨、物业管理无伤大雅。但给人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全民防贼、防骗、防动乱。于政府来说，在已然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不断增加经费，占到国民经济总和的30%，据说已超过军费。
社会治安并不因为警察众多而会遏制或好转，一个最好的社会当然是警察最少的。
当然，我也遇到警察林立的情况。那是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陈江会谈”期间。台湾警方动用二千警察保护客人安全。我到现场，凭记者证进去后，任意出入、拍摄。其间只有一两位警察过来温和地提示我有车过来，注意安全。这与我在内地看到的警察面孔有迥然之别，因此，我怀疑他们并非警察。
三、民众极为友善
从通过台湾花莲海关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台湾人的友善。我对微笑的他说你好，他问我武汉天气如何。这在国内海关是极难感受到的随意，也许他们把我们当作友邦。在台北的时间很短暂，台湾友人很理解，他们主动到饭店来跟我见面。八十三岁的王家瑞先生来了，七十五岁的张之洞后裔张法鹤先生来了，让我深为感动。我有看看圆山饭店的意图，刘聪敏先生驾车，王家瑞先生引导，我们在大厅一边泡吧一边谈叙；后来还到士林夜市去体验生活，尝台北小吃。第二天早上，汪大华先生也如约来到，利用短暂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惟一的秦风先生因在别墅度假而没有见到。
在台湾，即使是庄重严肃场所，也充满人情，不让你感到紧张或压抑。在国父纪念馆，许多陆客在观赏礼兵交接仪式，维持秩序的仅一个青年人，穿着西装，微笑着请观众让开通道。全然没有在大陆看到的那种严厉或呵斥之态。而即使在天安门广场，我所见到的那些武警也全然不注意维护所谓“子弟兵”形象，执行任务时对行人怒目而视，真“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冷酷无情”。在花莲宪兵队军队营房，我也看到严肃的枪兵，但没有看到在大陆习见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警示牌，我的拍照也没有受到制止。
可以肯定地说，大陆酒店的硬件台湾无可匹敌，但是大陆最高级的酒店服务水准（即软件）不及台湾任何一家普通的酒店。为什么，前者认钱，后者认人。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轮换酒店，每到一个酒店，服务生会主动到大巴上来帮忙搬运行李；偶遇旅客都会主动问需要帮助吗？临走的时候服务人员都会在酒店门口挥手送别。这样的表现或许对他们来说非常正常，对大陆酒店却是一种奢望——除非北京最顶级的一二家酒店，至少我在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还不能感受到。在大陆看来，酒店档次高就是硬件设施好，就是收费标准高的理由。
再则，中国的酒店不是把人当客人，而可能把人当窃贼。一些酒店标明物品价格和损坏赔偿的价格；退房前要经过查房，没有差错才准予放行，叫人很不舒服。而这些酒店服务超前，大都提供性用品和有骚扰电话；而在台湾的酒店房间并没有，表现对旅客的尊重。从金门到厦门感觉最明显，一位老人说，上船时那边客客气气，帮拿行李；一到这边下船没人搀扶不说，碰了一下还被他责怪。一水之隔，实在大不相同。
四、社会十分安宁
出发前，我们得到很多告诫，如注意人身安全，不参与并回避街头表威活动等等，还有过黑社会械斗的传闻。但是在台湾期间，我的感觉是社会很安宁。路边摩托车很整齐地摆着，头盔随便放，不知上锁了没有。在大陆，上一个锁肯定不够。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一综合大楼施工现场封闭，隔离墙上挂着花草，垂直绿化，然后有工程进度、公布电话、紧急联系电话以及出工数、劳安须知等内容的公示栏，十分精细。这决不是摆样子，应付检查，而是每天要填写更新，十分文明。反观我们内地的施工，横行霸道屡见不鲜，野蛮施工、噪音灰尘扰民令人惶恐不安，全无一点安宁感。
那一天，我在嘉义街头转悠，发现吴铭赐竞选总部，见到他本人，穿着单衣，很健壮的样子。他对我像对他的支持者，微笑着，我进去拍照，并合影。他是民进党议员，我第一次看到民进党的旗帜在飘扬，很是美丽。当时想，终有一天，在大陆，我会和我支持或不支持的竞选者照相，感受民主的幸福。可能竞选是台湾最乱的时期，但非竞选时期，社会平静，极少看到政治性标语，不像大陆是世界标语口号大国。当然，我们也多次遇到FLG，导游阿松说对他们并不反感，每种人都有表达意愿的自由，只要他们不侵害别人和公共利益。
旅行是增加见闻，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大陆已实行文化一体化，比如从鄂尔多斯到银川，我非常想得到内蒙古高原的文化信息，如听听山西民歌或河套民歌等。但旅行车上几个小时全是港台枪战打斗电视。你到云南、到九寨沟，旅行社全都给你提供这些，强迫你接受文化垃圾，美其名曰让你消磨时间。而这次在台湾，车上几乎每天都在播放两岸历史的档案片，52岁的导游阿松是留美的，不停地讲述台湾历史，充满自信。我从中受到很多教育。
我们一路旅行，没有发生任何来自当地的不愉快，没有遇到多少禁令。找人问路，任何时候都得到满意的回答。我单独行动乘捷运时，都是别人帮我购票和帮助我。我想过，台湾可能是更接近日本、韩国的中国部分，对他们我充满崇敬。台湾社会何以如此文明安定，成为华人世界的楷模，公民素质高是一大原因，而体制对国民素质的养成至关重要。正如马英九先生所说：“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
五、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台湾，我有一次动情落泪。那是在高雄，同行中一位曾昭治先生，见到了六十多年没见的姐姐曾昭敏。他们是汉阳鹦鹉洲人，姐姐曾昭敏就读武昌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与黄岗人周汉雄订婚，1949年来台。他们在酒店相拥而泣时，我也哭了。随后跟他们一起到曾昭敏家，算是惟一到过台湾市民家。1949年对中华民族是个节点，历时四年的内战一方胜了，一方败了，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大牺牲、大劫难。由于两岸的不能和解，骨肉手足同胞竟然几十年不能见面，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事！这样的事今天在南北朝鲜还存在，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不能走在一起？还不是因为执政党不愿放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惜让整个民族付出更多的损失和痛苦。
台湾和大陆存在差异，从地理上说大陆属于内陆性封闭社会，而台湾属于海洋性开放社会。现在最大的差异还是体制，政治上各搞一套。如果说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出路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文化上相互沟通融合。我想，与其指派那么多官员上党校学习一年半载，不如让他们到台湾来受教育一周，一切都会明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美好，并非在于国力（如举行世界性活动）的强大，而在于人力即民众的生活状态。就文明善良的民众素质这一点，大陆在二三十年后看能否跟上台湾，而要跟上台湾即跟上世界潮流，大陆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我这样说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会令很多人不高兴，只有打住。
台湾对大陆仍是保存高度警惕的，最近听说金门的某种军事设施已经撤出，但我在《联合晚报》看到的消息，花莲贺田山固海营区建筑大楼伪装成度假村，采用中科院研发的红色屋瓦有反幅射功能，“是国军近年投入巨资首处进行反中共卫星侦照的伪装阵地”。 台湾言论认为马政府“惧共成性”。两岸如果有敌对恐惧感是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的。最近的一次海峡两岸学者聚会指出：“两岸目前分治的状态恰恰是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的反映。 两岸如果要解决民族矛盾，就必须要在承认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两岸分治现状基础上再来谈如何化解矛盾，结束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达到国家真正和平和统一的目标。”
目前，台湾对陆客入境的限制人数是每年五千，这种考虑是对的。今后若自由行了，我想还是要控制人数，以保证台湾的纯洁。因为抛开安全不说，公民素质是个大问题。如此行中的陆客参差不齐，即使是大学教授，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型的。如在邵族原住民区，他不买特产就罢了，还怀疑所卖的鹿茸可能是干的用水泡过然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的，亏他想得出来！再如他说在淡水那天晚上听到警车声，认为是陈云林来了。理由是领导人行动一定会保密的，一般结束后才发报道，并且一定有警车开道。真叫人哭笑不得。这种根深蒂固的党化思维中人，如果大量涌入台湾，在文化上是一种侵害或渗透。眼下，香港的渐变就是前车之鉴。
六、感谢台湾
在台湾的一周，除了第三天遇雨、影响了看北回归线碑和阿里山之外，其他时日一片阳光，很结天缘。我们看到了东海、太平洋、巴士海峡及南海、台湾海峡，游览了壮美的猫鼻头、鹅峦鼻、纯清的日月潭、仙境般的野柳，还汇入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人流……带回的岂仅仅是东海岸的两枚卵石。“东亚之光”——鹅峦鼻的灯塔和101九鼎大楼在我心目中耸立。本来我要对海峡之行作散文化的描述，但眼下的心态更急于写博文，表达上述浅薄认识。
环岛游八天，我们基本上浏览了“中华民国”，为宝岛而骄傲，为同胞而喝彩。我不能不说，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圣地。我爱台湾，胜过爱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大陆生活了一个甲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放在上个世纪，既可能被认为“吃里扒外”受到道德审判，还可能被指为“里通外国”受到法律制裁。现在不会了，言论自由是谁也不会公开否定的普世价值。再说爱台湾也是爱国的一部分，无可非议；我爱的并不是它过去的“党国”，而是它现在以马英九为标志的民主社会。
任何时候我都会同情弱者。台湾的生存是艰难的，它最早为荷兰人占据，后来郑成功因被清军逼得只有以台湾为根据地。郑氏王朝时代内战频仍，樟泉二州和梅县移民部族间也血腥械斗不断，内耗很大。日本占据五十多年，稍得安宁。国民政府进来后，1947年发生过“2•28”事件，死二万多人，主要是台湾人。直到蒋经国执政时期，取消戒严，推行民主政治，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本来相当文明的社会走上正轨。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马英九先生元旦致词）”
我们为台湾骄傲。在台北街头看到曾经妖魔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风飘扬，我仰视很久。此刻，有着铁血精神的九角十八星旗顶在我的头上，这是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赠予的帽子，此旗源于武昌。我的桌上，摆着理事长向榕铮先生的贺卡，上面写着：“时汉乡长：承赠大作《城市英雄》一书，至为感谢，尤盼希对本会日后多予指导。弟 榕铮”我想我会再去台湾的，最好是参加拙著再版的首发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让我热切地拥抱跟我一样多灾多难的同胞，拥抱一个消除党祸的民主中国。
感谢台湾！
我比温家宝先生幸运，在六十花甲前夕到了台湾；而他有去台湾的意愿并公开表达，要实现谈何容易，正如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我之去台湾，时在2010年12月13日至20日，一周而已。这对我的一生是一次重要经历，不仅完成了到达中国所有行政区（27日到了澳门）的愿望，还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美好的台湾。
活了这么多年，有意无意间到达了中国的所有行政区，近年还自费到过国外：尼泊尔、印度、越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上还是山水相连的大陆版块；而台湾是海峡对岸的岛屿，故感受非常特别，当然，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最早受到的教育形成的概念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幅宣传画：椰树下一个衣衫破烂的女孩，旁白是“解放军叔叔快来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曾是每年高呼的口号。总之这是一个被美帝侵略的、敌对的、需要我们去解救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我们不能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能照耀……
80年代我是文学青年，收到通过新加坡方然先生转寄的台湾吴明兴先生的信，告知在《葡萄园》杂志发表了我的诗作。当时写过一篇“台湾的葡萄园”一文：“……这封信好沉，路上走了多远，走了多长时间啊！40年的阔别，超出了我的年岁，仿佛成了隔代的事。咫尺海峡，怎么如同远隔天涯呢？不是一样的蔡伦造的纸吗？不是一样的仓颉造的字吗？不是一样的毕升印刷术吗？台湾啊，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拥抱着，我们的心脏跳荡着同样的中国心。”这件“海外关系”之事还被当时武钢公司领导关注，并认为绝不会是简单发表作品的问题——我后来听说的。90年代在宜昌记者站时，我愉快地接待过来长江三峡观光的两位台湾同胞，至今保留着他们的信件。我还为巴东神农溪船工抢救台湾游客的事迹写过通讯报道，在《南方周末》等处发表。
到台湾的梦想终于实现，还源于我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一书。我花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民国创立之艰辛历程的史著，有了点底气，并有了见面之礼；因为这本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也算作一次考察。可以说，这是一次堪称豪华的参访，特别是夫人同行，有点“衣锦还乡”，还包括“收复”的意味，不亦乐乎。
与我的初衷略感意外的是，我不仅认识了一个资源丰富、海天秀美的宝岛，还认识了一个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地方。中华民国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打开了大门，我在它百年纪念前夕从首义之区来到国旗飘扬的台湾，于个人来说有点机缘巧合。
我来了，台湾。这不是一次“自由行”，我不能随心所欲，集体行动之中的自由支配时间非常有限，但同以往一样，我仍然争取到更多的个人经历，从而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收获。一路的关注点是，同为中华民族，民主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
很是干净安静
离开台湾时导游阿松问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如何。座中纷纷说：“干净”、“卫生”……这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陆客对台湾的评价，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我到达花莲后的第一印象亦是：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条条井井，细细精精。当晚在夜市和第二天早晨去海港，所见都是如此。最有说服力的是溪水的洁净，没有漂浮物，这在大陆是非常难见的。我特意观察，即使在高雄六合夜市、台中逢甲商圈、台北士林夜市，人群密集，我也很难看到脏乱现象。如果说发现点滴垃圾，我相信是陆客所扔。因为同行中确有人扔纸屑和吐痰，这是他们天生的习惯。也许台湾干净有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气候，台风是很好的清道夫。但实质是国民素质的养成，也就是他们对于垃圾的认识。那些天，我手上有垃圾时竟到处找不到垃圾桶，说明台湾人从来没有在外面扔垃圾的概念。再一个，就是台湾对垃圾源的控制，相信有很多措施。在花莲，一位美丽的裸胸的女孩消夜吃寿司时，竟拿出的是自备铁筷，这就减少了“一次性”筷子的垃圾。我曾想过，我要是温家宝，第一件事就是全国严禁“一次性”。想想光武汉每天早餐都要产生五百余万只“饭盒”，整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垃圾大国吗？有垃圾就扔这是大陆人的习惯，不同的只是扔的地方。
一个地方的干净固然靠环卫工人，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们爱干净的素质。台湾地方狭小，也许视全岛为家园，自然也会爱惜环境如己家中。
与净同音的是静。第一天早餐在蓝天丽池饭店，除了餐厅里的嘈嘈杂杂，还有一声狂叫让人窒息——一位老同志在告知他的老乡：车来了！服务员赶忙制止，提醒他这是餐厅（不是歌厅）。这样的大喊大叫在整个行程中不时出现，让人深感兵荒马乱的恐怖。想想也难怪，大陆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在喧闹的城市里非喊破喉咙不能传言，都需要提高分贝。让我感受最深的是20日早上我从淡水到台北圆山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轻轨和地铁）车上，车上人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闭目养神，很安静。后来出现的说话是上来了几个中学生。
声音的静的跟心理的净有关。保持环境安静本是公德修养之一。通观陆客，他们在自助餐之余留下盘中浪费不说，上车了仍在喋喋不休地废话，内容无外是稀饭如何、面条如何，我吃了多少，为什么没有吃馒头等等之类，说明他们的肚量塞满了什么，故非宣泄不可。见面就问吃了吗，这是中国千年贫穷形成的习惯，自然一时难免。问题还是社会原因，大陆社会总是全方位制造嘈音，商场里的喇叭、开业的敲锣打鼓不说，公交车上不断语音提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叫人惭愧，还有娱乐广告轰炸等等，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久了，出门在外也静不下来。
我还有个重要发现，台湾导游都不带扩音器。而大陆的旅游景点，导游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生怕音量输给旁人。也许，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陆也会像台湾这样讲究安静吧。
二、很难看到警察
正如在朝鲜很难看到汽车一样，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在繁华十字路口安设警察和协管人员是我们大陆人的惯常思维。在台湾的前几天，我却一直没看到警察。想想也是，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要警察何用？有人说香港的路窄车多，却少见堵车，这是市民的交通自觉性使然。在台中逢甲商圈我终于看到一个警察，像看稀奇一样看着他骑摩托下班了。整个一周，我只是在台北101商圈附近看到警察在执勤，那是因为一个小小车祸，擦撞了一下，很快处理了。在台湾，你不容易看到警察，但你要找警察也很容易，一个电话就行。
上面说的是交通，再说说治安方面。在台湾，我还是看不到警察、门卫和安保人员。首先是酒店里没有，只有为你服务的整洁员工；单位没有，我进入台东地区农会时，没人问要干什么，也不制止拍照；高雄中山大学、台中逢甲大学，我都是随便出入；至于政府部门，我去过台北市政府（没有加“人民”二字），它门口的空地设有“请愿区”，大楼一二层竟是“少年科学探索馆”，一些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欢乐地出入，而政府机构就混杂其间。
不知何时起，大陆的人民政府部门到了门禁森严的地步。我在丹东时，因对市人民政府的大楼外观有兴趣而拍照，竟被保安人员厉声制止，还夺去相机，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拍照片，你又不是新闻记者。我那天没带记者证，好在带了身份证，经一位特警询问后始得放行，很久还心有余悸。形势发展至今，由于维稳的需要，武汉市人民政府里面至少有一个排的常设警卫；湖北省人民政府据说是一个连。举目大陆城市，无论居民小区、单位或政府机关，皆少不了把门的、保安和武警。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多些人站岗放哨、物业管理无伤大雅。但给人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全民防贼、防骗、防动乱。于政府来说，在已然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不断增加经费，占到国民经济总和的30%，据说已超过军费。
社会治安并不因为警察众多而会遏制或好转，一个最好的社会当然是警察最少的。
当然，我也遇到警察林立的情况。那是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陈江会谈”期间。台湾警方动用二千警察保护客人安全。我到现场，凭记者证进去后，任意出入、拍摄。其间只有一两位警察过来温和地提示我有车过来，注意安全。这与我在内地看到的警察面孔有迥然之别，因此，我怀疑他们并非警察。
三、民众极为友善
从通过台湾花莲海关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台湾人的友善。我对微笑的他说你好，他问我武汉天气如何。这在国内海关是极难感受到的随意，也许他们把我们当作友邦。在台北的时间很短暂，台湾友人很理解，他们主动到饭店来跟我见面。八十三岁的王家瑞先生来了，七十五岁的张之洞后裔张法鹤先生来了，让我深为感动。我有看看圆山饭店的意图，刘聪敏先生驾车，王家瑞先生引导，我们在大厅一边泡吧一边谈叙；后来还到士林夜市去体验生活，尝台北小吃。第二天早上，汪大华先生也如约来到，利用短暂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惟一的秦风先生因在别墅度假而没有见到。
在台湾，即使是庄重严肃场所，也充满人情，不让你感到紧张或压抑。在国父纪念馆，许多陆客在观赏礼兵交接仪式，维持秩序的仅一个青年人，穿着西装，微笑着请观众让开通道。全然没有在大陆看到的那种严厉或呵斥之态。而即使在天安门广场，我所见到的那些武警也全然不注意维护所谓“子弟兵”形象，执行任务时对行人怒目而视，真“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冷酷无情”。在花莲宪兵队军队营房，我也看到严肃的枪兵，但没有看到在大陆习见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警示牌，我的拍照也没有受到制止。
可以肯定地说，大陆酒店的硬件台湾无可匹敌，但是大陆最高级的酒店服务水准（即软件）不及台湾任何一家普通的酒店。为什么，前者认钱，后者认人。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轮换酒店，每到一个酒店，服务生会主动到大巴上来帮忙搬运行李；偶遇旅客都会主动问需要帮助吗？临走的时候服务人员都会在酒店门口挥手送别。这样的表现或许对他们来说非常正常，对大陆酒店却是一种奢望——除非北京最顶级的一二家酒店，至少我在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还不能感受到。在大陆看来，酒店档次高就是硬件设施好，就是收费标准高的理由。
再则，中国的酒店不是把人当客人，而可能把人当窃贼。一些酒店标明物品价格和损坏赔偿的价格；退房前要经过查房，没有差错才准予放行，叫人很不舒服。而这些酒店服务超前，大都提供性用品和有骚扰电话；而在台湾的酒店房间并没有，表现对旅客的尊重。从金门到厦门感觉最明显，一位老人说，上船时那边客客气气，帮拿行李；一到这边下船没人搀扶不说，碰了一下还被他责怪。一水之隔，实在大不相同。
四、社会十分安宁
出发前，我们得到很多告诫，如注意人身安全，不参与并回避街头表威活动等等，还有过黑社会械斗的传闻。但是在台湾期间，我的感觉是社会很安宁。路边摩托车很整齐地摆着，头盔随便放，不知上锁了没有。在大陆，上一个锁肯定不够。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一综合大楼施工现场封闭，隔离墙上挂着花草，垂直绿化，然后有工程进度、公布电话、紧急联系电话以及出工数、劳安须知等内容的公示栏，十分精细。这决不是摆样子，应付检查，而是每天要填写更新，十分文明。反观我们内地的施工，横行霸道屡见不鲜，野蛮施工、噪音灰尘扰民令人惶恐不安，全无一点安宁感。
那一天，我在嘉义街头转悠，发现吴铭赐竞选总部，见到他本人，穿着单衣，很健壮的样子。他对我像对他的支持者，微笑着，我进去拍照，并合影。他是民进党议员，我第一次看到民进党的旗帜在飘扬，很是美丽。当时想，终有一天，在大陆，我会和我支持或不支持的竞选者照相，感受民主的幸福。可能竞选是台湾最乱的时期，但非竞选时期，社会平静，极少看到政治性标语，不像大陆是世界标语口号大国。当然，我们也多次遇到FLG，导游阿松说对他们并不反感，每种人都有表达意愿的自由，只要他们不侵害别人和公共利益。
旅行是增加见闻，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大陆已实行文化一体化，比如从鄂尔多斯到银川，我非常想得到内蒙古高原的文化信息，如听听山西民歌或河套民歌等。但旅行车上几个小时全是港台枪战打斗电视。你到云南、到九寨沟，旅行社全都给你提供这些，强迫你接受文化垃圾，美其名曰让你消磨时间。而这次在台湾，车上几乎每天都在播放两岸历史的档案片，52岁的导游阿松是留美的，不停地讲述台湾历史，充满自信。我从中受到很多教育。
我们一路旅行，没有发生任何来自当地的不愉快，没有遇到多少禁令。找人问路，任何时候都得到满意的回答。我单独行动乘捷运时，都是别人帮我购票和帮助我。我想过，台湾可能是更接近日本、韩国的中国部分，对他们我充满崇敬。台湾社会何以如此文明安定，成为华人世界的楷模，公民素质高是一大原因，而体制对国民素质的养成至关重要。正如马英九先生所说：“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
五、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台湾，我有一次动情落泪。那是在高雄，同行中一位曾昭治先生，见到了六十多年没见的姐姐曾昭敏。他们是汉阳鹦鹉洲人，姐姐曾昭敏就读武昌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与黄岗人周汉雄订婚，1949年来台。他们在酒店相拥而泣时，我也哭了。随后跟他们一起到曾昭敏家，算是惟一到过台湾市民家。1949年对中华民族是个节点，历时四年的内战一方胜了，一方败了，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大牺牲、大劫难。由于两岸的不能和解，骨肉手足同胞竟然几十年不能见面，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事！这样的事今天在南北朝鲜还存在，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不能走在一起？还不是因为执政党不愿放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惜让整个民族付出更多的损失和痛苦。
台湾和大陆存在差异，从地理上说大陆属于内陆性封闭社会，而台湾属于海洋性开放社会。现在最大的差异还是体制，政治上各搞一套。如果说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出路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文化上相互沟通融合。我想，与其指派那么多官员上党校学习一年半载，不如让他们到台湾来受教育一周，一切都会明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美好，并非在于国力（如举行世界性活动）的强大，而在于人力即民众的生活状态。就文明善良的民众素质这一点，大陆在二三十年后看能否跟上台湾，而要跟上台湾即跟上世界潮流，大陆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我这样说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会令很多人不高兴，只有打住。
台湾对大陆仍是保存高度警惕的，最近听说金门的某种军事设施已经撤出，但我在《联合晚报》看到的消息，花莲贺田山固海营区建筑大楼伪装成度假村，采用中科院研发的红色屋瓦有反幅射功能，“是国军近年投入巨资首处进行反中共卫星侦照的伪装阵地”。 台湾言论认为马政府“惧共成性”。两岸如果有敌对恐惧感是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的。最近的一次海峡两岸学者聚会指出：“两岸目前分治的状态恰恰是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的反映。 两岸如果要解决民族矛盾，就必须要在承认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两岸分治现状基础上再来谈如何化解矛盾，结束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达到国家真正和平和统一的目标。”
目前，台湾对陆客入境的限制人数是每年五千，这种考虑是对的。今后若自由行了，我想还是要控制人数，以保证台湾的纯洁。因为抛开安全不说，公民素质是个大问题。如此行中的陆客参差不齐，即使是大学教授，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型的。如在邵族原住民区，他不买特产就罢了，还怀疑所卖的鹿茸可能是干的用水泡过然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的，亏他想得出来！再如他说在淡水那天晚上听到警车声，认为是陈云林来了。理由是领导人行动一定会保密的，一般结束后才发报道，并且一定有警车开道。真叫人哭笑不得。这种根深蒂固的党化思维中人，如果大量涌入台湾，在文化上是一种侵害或渗透。眼下，香港的渐变就是前车之鉴。
六、感谢台湾
在台湾的一周，除了第三天遇雨、影响了看北回归线碑和阿里山之外，其他时日一片阳光，很结天缘。我们看到了东海、太平洋、巴士海峡及南海、台湾海峡，游览了壮美的猫鼻头、鹅峦鼻、纯清的日月潭、仙境般的野柳，还汇入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人流……带回的岂仅仅是东海岸的两枚卵石。“东亚之光”——鹅峦鼻的灯塔和101九鼎大楼在我心目中耸立。本来我要对海峡之行作散文化的描述，但眼下的心态更急于写博文，表达上述浅薄认识。
环岛游八天，我们基本上浏览了“中华民国”，为宝岛而骄傲，为同胞而喝彩。我不能不说，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圣地。我爱台湾，胜过爱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大陆生活了一个甲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放在上个世纪，既可能被认为“吃里扒外”受到道德审判，还可能被指为“里通外国”受到法律制裁。现在不会了，言论自由是谁也不会公开否定的普世价值。再说爱台湾也是爱国的一部分，无可非议；我爱的并不是它过去的“党国”，而是它现在以马英九为标志的民主社会。
任何时候我都会同情弱者。台湾的生存是艰难的，它最早为荷兰人占据，后来郑成功因被清军逼得只有以台湾为根据地。郑氏王朝时代内战频仍，樟泉二州和梅县移民部族间也血腥械斗不断，内耗很大。日本占据五十多年，稍得安宁。国民政府进来后，1947年发生过“2•28”事件，死二万多人，主要是台湾人。直到蒋经国执政时期，取消戒严，推行民主政治，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本来相当文明的社会走上正轨。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马英九先生元旦致词）”
我们为台湾骄傲。在台北街头看到曾经妖魔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风飘扬，我仰视很久。此刻，有着铁血精神的九角十八星旗顶在我的头上，这是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赠予的帽子，此旗源于武昌。我的桌上，摆着理事长向榕铮先生的贺卡，上面写着：“时汉乡长：承赠大作《城市英雄》一书，至为感谢，尤盼希对本会日后多予指导。弟 榕铮”我想我会再去台湾的，最好是参加拙著再版的首发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让我热切地拥抱跟我一样多灾多难的同胞，拥抱一个消除党祸的民主中国。
感谢台湾！（PS:长江日报老记者、作家罗时汉的台湾行 转自某著名论坛）
我比温家宝先生幸运，在六十花甲前夕到了台湾；而他有去台湾的意愿并公开表达，要实现谈何容易，正如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我之去台湾，时在2010年12月13日至20日，一周而已。这对我的一生是一次重要经历，不仅完成了到达中国所有行政区（27日到了澳门）的愿望，还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美好的台湾。
活了这么多年，有意无意间到达了中国的所有行政区，近年还自费到过国外：尼泊尔、印度、越南、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上还是山水相连的大陆版块；而台湾是海峡对岸的岛屿，故感受非常特别，当然，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最早受到的教育形成的概念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幅宣传画：椰树下一个衣衫破烂的女孩，旁白是“解放军叔叔快来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曾是每年高呼的口号。总之这是一个被美帝侵略的、敌对的、需要我们去解救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我们不能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能照耀……
80年代我是文学青年，收到通过新加坡方然先生转寄的台湾吴明兴先生的信，告知在《葡萄园》杂志发表了我的诗作。当时写过一篇“台湾的葡萄园”一文：“……这封信好沉，路上走了多远，走了多长时间啊！40年的阔别，超出了我的年岁，仿佛成了隔代的事。咫尺海峡，怎么如同远隔天涯呢？不是一样的蔡伦造的纸吗？不是一样的仓颉造的字吗？不是一样的毕升印刷术吗？台湾啊，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拥抱着，我们的心脏跳荡着同样的中国心。”这件“海外关系”之事还被当时武钢公司领导关注，并认为绝不会是简单发表作品的问题——我后来听说的。90年代在宜昌记者站时，我愉快地接待过来长江三峡观光的两位台湾同胞，至今保留着他们的信件。我还为巴东神农溪船工抢救台湾游客的事迹写过通讯报道，在《南方周末》等处发表。
到台湾的梦想终于实现，还源于我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一书。我花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民国创立之艰辛历程的史著，有了点底气，并有了见面之礼；因为这本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也算作一次考察。可以说，这是一次堪称豪华的参访，特别是夫人同行，有点“衣锦还乡”，还包括“收复”的意味，不亦乐乎。
与我的初衷略感意外的是，我不仅认识了一个资源丰富、海天秀美的宝岛，还认识了一个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地方。中华民国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打开了大门，我在它百年纪念前夕从首义之区来到国旗飘扬的台湾，于个人来说有点机缘巧合。
我来了，台湾。这不是一次“自由行”，我不能随心所欲，集体行动之中的自由支配时间非常有限，但同以往一样，我仍然争取到更多的个人经历，从而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收获。一路的关注点是，同为中华民族，民主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
很是干净安静
离开台湾时导游阿松问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如何。座中纷纷说：“干净”、“卫生”……这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陆客对台湾的评价，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我到达花莲后的第一印象亦是：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条条井井，细细精精。当晚在夜市和第二天早晨去海港，所见都是如此。最有说服力的是溪水的洁净，没有漂浮物，这在大陆是非常难见的。我特意观察，即使在高雄六合夜市、台中逢甲商圈、台北士林夜市，人群密集，我也很难看到脏乱现象。如果说发现点滴垃圾，我相信是陆客所扔。因为同行中确有人扔纸屑和吐痰，这是他们天生的习惯。也许台湾干净有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气候，台风是很好的清道夫。但实质是国民素质的养成，也就是他们对于垃圾的认识。那些天，我手上有垃圾时竟到处找不到垃圾桶，说明台湾人从来没有在外面扔垃圾的概念。再一个，就是台湾对垃圾源的控制，相信有很多措施。在花莲，一位美丽的裸胸的女孩消夜吃寿司时，竟拿出的是自备铁筷，这就减少了“一次性”筷子的垃圾。我曾想过，我要是温家宝，第一件事就是全国严禁“一次性”。想想光武汉每天早餐都要产生五百余万只“饭盒”，整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垃圾大国吗？有垃圾就扔这是大陆人的习惯，不同的只是扔的地方。
一个地方的干净固然靠环卫工人，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们爱干净的素质。台湾地方狭小，也许视全岛为家园，自然也会爱惜环境如己家中。
与净同音的是静。第一天早餐在蓝天丽池饭店，除了餐厅里的嘈嘈杂杂，还有一声狂叫让人窒息——一位老同志在告知他的老乡：车来了！服务员赶忙制止，提醒他这是餐厅（不是歌厅）。这样的大喊大叫在整个行程中不时出现，让人深感兵荒马乱的恐怖。想想也难怪，大陆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在喧闹的城市里非喊破喉咙不能传言，都需要提高分贝。让我感受最深的是20日早上我从淡水到台北圆山的捷运（相当于大陆的轻轨和地铁）车上，车上人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闭目养神，很安静。后来出现的说话是上来了几个中学生。
声音的静的跟心理的净有关。保持环境安静本是公德修养之一。通观陆客，他们在自助餐之余留下盘中浪费不说，上车了仍在喋喋不休地废话，内容无外是稀饭如何、面条如何，我吃了多少，为什么没有吃馒头等等之类，说明他们的肚量塞满了什么，故非宣泄不可。见面就问吃了吗，这是中国千年贫穷形成的习惯，自然一时难免。问题还是社会原因，大陆社会总是全方位制造嘈音，商场里的喇叭、开业的敲锣打鼓不说，公交车上不断语音提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叫人惭愧，还有娱乐广告轰炸等等，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久了，出门在外也静不下来。
我还有个重要发现，台湾导游都不带扩音器。而大陆的旅游景点，导游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生怕音量输给旁人。也许，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陆也会像台湾这样讲究安静吧。
二、很难看到警察
正如在朝鲜很难看到汽车一样，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在繁华十字路口安设警察和协管人员是我们大陆人的惯常思维。在台湾的前几天，我却一直没看到警察。想想也是，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要警察何用？有人说香港的路窄车多，却少见堵车，这是市民的交通自觉性使然。在台中逢甲商圈我终于看到一个警察，像看稀奇一样看着他骑摩托下班了。整个一周，我只是在台北101商圈附近看到警察在执勤，那是因为一个小小车祸，擦撞了一下，很快处理了。在台湾，你不容易看到警察，但你要找警察也很容易，一个电话就行。
上面说的是交通，再说说治安方面。在台湾，我还是看不到警察、门卫和安保人员。首先是酒店里没有，只有为你服务的整洁员工；单位没有，我进入台东地区农会时，没人问要干什么，也不制止拍照；高雄中山大学、台中逢甲大学，我都是随便出入；至于政府部门，我去过台北市政府（没有加“人民”二字），它门口的空地设有“请愿区”，大楼一二层竟是“少年科学探索馆”，一些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欢乐地出入，而政府机构就混杂其间。
不知何时起，大陆的人民政府部门到了门禁森严的地步。我在丹东时，因对市人民政府的大楼外观有兴趣而拍照，竟被保安人员厉声制止，还夺去相机，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拍照片，你又不是新闻记者。我那天没带记者证，好在带了身份证，经一位特警询问后始得放行，很久还心有余悸。形势发展至今，由于维稳的需要，武汉市人民政府里面至少有一个排的常设警卫；湖北省人民政府据说是一个连。举目大陆城市，无论居民小区、单位或政府机关，皆少不了把门的、保安和武警。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多些人站岗放哨、物业管理无伤大雅。但给人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全民防贼、防骗、防动乱。于政府来说，在已然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不断增加经费，占到国民经济总和的30%，据说已超过军费。
社会治安并不因为警察众多而会遏制或好转，一个最好的社会当然是警察最少的。
当然，我也遇到警察林立的情况。那是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陈江会谈”期间。台湾警方动用二千警察保护客人安全。我到现场，凭记者证进去后，任意出入、拍摄。其间只有一两位警察过来温和地提示我有车过来，注意安全。这与我在内地看到的警察面孔有迥然之别，因此，我怀疑他们并非警察。
三、民众极为友善
从通过台湾花莲海关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台湾人的友善。我对微笑的他说你好，他问我武汉天气如何。这在国内海关是极难感受到的随意，也许他们把我们当作友邦。在台北的时间很短暂，台湾友人很理解，他们主动到饭店来跟我见面。八十三岁的王家瑞先生来了，七十五岁的张之洞后裔张法鹤先生来了，让我深为感动。我有看看圆山饭店的意图，刘聪敏先生驾车，王家瑞先生引导，我们在大厅一边泡吧一边谈叙；后来还到士林夜市去体验生活，尝台北小吃。第二天早上，汪大华先生也如约来到，利用短暂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惟一的秦风先生因在别墅度假而没有见到。
在台湾，即使是庄重严肃场所，也充满人情，不让你感到紧张或压抑。在国父纪念馆，许多陆客在观赏礼兵交接仪式，维持秩序的仅一个青年人，穿着西装，微笑着请观众让开通道。全然没有在大陆看到的那种严厉或呵斥之态。而即使在天安门广场，我所见到的那些武警也全然不注意维护所谓“子弟兵”形象，执行任务时对行人怒目而视，真“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冷酷无情”。在花莲宪兵队军队营房，我也看到严肃的枪兵，但没有看到在大陆习见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警示牌，我的拍照也没有受到制止。
可以肯定地说，大陆酒店的硬件台湾无可匹敌，但是大陆最高级的酒店服务水准（即软件）不及台湾任何一家普通的酒店。为什么，前者认钱，后者认人。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轮换酒店，每到一个酒店，服务生会主动到大巴上来帮忙搬运行李；偶遇旅客都会主动问需要帮助吗？临走的时候服务人员都会在酒店门口挥手送别。这样的表现或许对他们来说非常正常，对大陆酒店却是一种奢望——除非北京最顶级的一二家酒店，至少我在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还不能感受到。在大陆看来，酒店档次高就是硬件设施好，就是收费标准高的理由。
再则，中国的酒店不是把人当客人，而可能把人当窃贼。一些酒店标明物品价格和损坏赔偿的价格；退房前要经过查房，没有差错才准予放行，叫人很不舒服。而这些酒店服务超前，大都提供性用品和有骚扰电话；而在台湾的酒店房间并没有，表现对旅客的尊重。从金门到厦门感觉最明显，一位老人说，上船时那边客客气气，帮拿行李；一到这边下船没人搀扶不说，碰了一下还被他责怪。一水之隔，实在大不相同。
四、社会十分安宁
出发前，我们得到很多告诫，如注意人身安全，不参与并回避街头表威活动等等，还有过黑社会械斗的传闻。但是在台湾期间，我的感觉是社会很安宁。路边摩托车很整齐地摆着，头盔随便放，不知上锁了没有。在大陆，上一个锁肯定不够。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一综合大楼施工现场封闭，隔离墙上挂着花草，垂直绿化，然后有工程进度、公布电话、紧急联系电话以及出工数、劳安须知等内容的公示栏，十分精细。这决不是摆样子，应付检查，而是每天要填写更新，十分文明。反观我们内地的施工，横行霸道屡见不鲜，野蛮施工、噪音灰尘扰民令人惶恐不安，全无一点安宁感。
那一天，我在嘉义街头转悠，发现吴铭赐竞选总部，见到他本人，穿着单衣，很健壮的样子。他对我像对他的支持者，微笑着，我进去拍照，并合影。他是民进党议员，我第一次看到民进党的旗帜在飘扬，很是美丽。当时想，终有一天，在大陆，我会和我支持或不支持的竞选者照相，感受民主的幸福。可能竞选是台湾最乱的时期，但非竞选时期，社会平静，极少看到政治性标语，不像大陆是世界标语口号大国。当然，我们也多次遇到FLG，导游阿松说对他们并不反感，每种人都有表达意愿的自由，只要他们不侵害别人和公共利益。
旅行是增加见闻，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大陆已实行文化一体化，比如从鄂尔多斯到银川，我非常想得到内蒙古高原的文化信息，如听听山西民歌或河套民歌等。但旅行车上几个小时全是港台枪战打斗电视。你到云南、到九寨沟，旅行社全都给你提供这些，强迫你接受文化垃圾，美其名曰让你消磨时间。而这次在台湾，车上几乎每天都在播放两岸历史的档案片，52岁的导游阿松是留美的，不停地讲述台湾历史，充满自信。我从中受到很多教育。
我们一路旅行，没有发生任何来自当地的不愉快，没有遇到多少禁令。找人问路，任何时候都得到满意的回答。我单独行动乘捷运时，都是别人帮我购票和帮助我。我想过，台湾可能是更接近日本、韩国的中国部分，对他们我充满崇敬。台湾社会何以如此文明安定，成为华人世界的楷模，公民素质高是一大原因，而体制对国民素质的养成至关重要。正如马英九先生所说：“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
五、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台湾，我有一次动情落泪。那是在高雄，同行中一位曾昭治先生，见到了六十多年没见的姐姐曾昭敏。他们是汉阳鹦鹉洲人，姐姐曾昭敏就读武昌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与黄岗人周汉雄订婚，1949年来台。他们在酒店相拥而泣时，我也哭了。随后跟他们一起到曾昭敏家，算是惟一到过台湾市民家。1949年对中华民族是个节点，历时四年的内战一方胜了，一方败了，但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大牺牲、大劫难。由于两岸的不能和解，骨肉手足同胞竟然几十年不能见面，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事！这样的事今天在南北朝鲜还存在，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不能走在一起？还不是因为执政党不愿放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惜让整个民族付出更多的损失和痛苦。
台湾和大陆存在差异，从地理上说大陆属于内陆性封闭社会，而台湾属于海洋性开放社会。现在最大的差异还是体制，政治上各搞一套。如果说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出路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文化上相互沟通融合。我想，与其指派那么多官员上党校学习一年半载，不如让他们到台湾来受教育一周，一切都会明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美好，并非在于国力（如举行世界性活动）的强大，而在于人力即民众的生活状态。就文明善良的民众素质这一点，大陆在二三十年后看能否跟上台湾，而要跟上台湾即跟上世界潮流，大陆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我这样说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会令很多人不高兴，只有打住。
台湾对大陆仍是保存高度警惕的，最近听说金门的某种军事设施已经撤出，但我在《联合晚报》看到的消息，花莲贺田山固海营区建筑大楼伪装成度假村，采用中科院研发的红色屋瓦有反幅射功能，“是国军近年投入巨资首处进行反中共卫星侦照的伪装阵地”。 台湾言论认为马政府“惧共成性”。两岸如果有敌对恐惧感是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的。最近的一次海峡两岸学者聚会指出：“两岸目前分治的状态恰恰是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的反映。 两岸如果要解决民族矛盾，就必须要在承认内战未终结，民族矛盾未和解，两岸分治现状基础上再来谈如何化解矛盾，结束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达到国家真正和平和统一的目标。”
目前，台湾对陆客入境的限制人数是每年五千，这种考虑是对的。今后若自由行了，我想还是要控制人数，以保证台湾的纯洁。因为抛开安全不说，公民素质是个大问题。如此行中的陆客参差不齐，即使是大学教授，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型的。如在邵族原住民区，他不买特产就罢了，还怀疑所卖的鹿茸可能是干的用水泡过然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的，亏他想得出来！再如他说在淡水那天晚上听到警车声，认为是陈云林来了。理由是领导人行动一定会保密的，一般结束后才发报道，并且一定有警车开道。真叫人哭笑不得。这种根深蒂固的党化思维中人，如果大量涌入台湾，在文化上是一种侵害或渗透。眼下，香港的渐变就是前车之鉴。
六、感谢台湾
在台湾的一周，除了第三天遇雨、影响了看北回归线碑和阿里山之外，其他时日一片阳光，很结天缘。我们看到了东海、太平洋、巴士海峡及南海、台湾海峡，游览了壮美的猫鼻头、鹅峦鼻、纯清的日月潭、仙境般的野柳，还汇入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人流……带回的岂仅仅是东海岸的两枚卵石。“东亚之光”——鹅峦鼻的灯塔和101九鼎大楼在我心目中耸立。本来我要对海峡之行作散文化的描述，但眼下的心态更急于写博文，表达上述浅薄认识。
环岛游八天，我们基本上浏览了“中华民国”，为宝岛而骄傲，为同胞而喝彩。我不能不说，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圣地。我爱台湾，胜过爱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大陆生活了一个甲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放在上个世纪，既可能被认为“吃里扒外”受到道德审判，还可能被指为“里通外国”受到法律制裁。现在不会了，言论自由是谁也不会公开否定的普世价值。再说爱台湾也是爱国的一部分，无可非议；我爱的并不是它过去的“党国”，而是它现在以马英九为标志的民主社会。
任何时候我都会同情弱者。台湾的生存是艰难的，它最早为荷兰人占据，后来郑成功因被清军逼得只有以台湾为根据地。郑氏王朝时代内战频仍，樟泉二州和梅县移民部族间也血腥械斗不断，内耗很大。日本占据五十多年，稍得安宁。国民政府进来后，1947年发生过“2•28”事件，死二万多人，主要是台湾人。直到蒋经国执政时期，取消戒严，推行民主政治，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本来相当文明的社会走上正轨。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马英九先生元旦致词）”
我们为台湾骄傲。在台北街头看到曾经妖魔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风飘扬，我仰视很久。此刻，有着铁血精神的九角十八星旗顶在我的头上，这是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赠予的帽子，此旗源于武昌。我的桌上，摆着理事长向榕铮先生的贺卡，上面写着：“时汉乡长：承赠大作《城市英雄》一书，至为感谢，尤盼希对本会日后多予指导。弟 榕铮”我想我会再去台湾的，最好是参加拙著再版的首发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让我热切地拥抱跟我一样多灾多难的同胞，拥抱一个消除党祸的民主中国。
感谢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