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心寒之：中国贫困人口为什么不降反增？

极度心寒之：中国贫困人口为什么不降反增？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近日表示，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则消息虽然让人感到遗憾，但如果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这个消息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
　　党国英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有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近3000万。此外，还有近6000万的人口没有实现稳定脱贫，遇到天灾人祸，他们最容易重新返贫。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为扶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还是没有能够完成1994年确定的在200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工作任务，去年反而增加了80万。事实上，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世界性的难题。比较起来，中国政府的做法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还是不错的，常常受到国际机构的赞誉。

　　——不降反增有四因

　　党国英分析，之所以出现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状况，需要注意四个事实：第一，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如同一切投资一样，也存在一个所谓“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效益越低，工作越困难。

　　正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也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被轻易“消灭”。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内，开发性扶贫的效益是一个负数；这个边界内的贫困人口，只能通过常年救济的办法使他们享有一种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

　　第二，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对于他们，开发性的扶贫支持不仅在直接经济效益上是低下的，在社会效益(环境保护)上也是低下的。

　　据农业史学专家的研究，中国在几百年前传入“新大陆作物”(玉米和土豆等)后，致使大量人口得以在气候严峻的高寒阴湿山区生存。他们用毁林开荒的办法种植农作物，勉强得以活命。

　　对于这部分人口的脱贫致富，投资越大，越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三，由于宗教和文化的某些原因，总有一部分人口在一定时期里不接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例如美国的比较守旧的一部分阿米什人)。这部分人口的脱贫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人口的后代最终会接受现代文明，但过程比较缓慢。政府对他们如果采取急于求成的政策，反倒“欲速不达”。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扶贫投资的运作方式本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在扶贫资金的总量中，总有一部分被扶贫工作的“传递渠道”所消耗。如果考虑到腐败现象和监管的难度，扶贫资金的效益会更低。

　　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

　　另外，党国英还指出：近几年，国家的、民间的和国际机构三方面的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3000万贫困人口，那么，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元，这已经大大高于贫困线了。

　　——理性思考扶贫工作

　　有鉴于此，党国英认为，以上事实的存在迫使我们考虑扶贫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效率问题。

　　第一，不能希望通过所谓“开发性扶贫，使所有的人口都能摆脱贫困。一个社会总会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他们需要政府救济，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需要在教育方面得到慷慨帮助；

　　第二，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国家要帮助那里的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

　　第三，对于由宗教和文化原因造成的贫困，政府也不必在扶贫帮困方面操之过急，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促进那里的经济开放；

　　第四，更重要的是应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切不可搞那些浪费钱财的项目。极度心寒之：中国贫困人口为什么不降反增？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近日表示，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则消息虽然让人感到遗憾，但如果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这个消息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
　　党国英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有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近3000万。此外，还有近6000万的人口没有实现稳定脱贫，遇到天灾人祸，他们最容易重新返贫。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为扶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还是没有能够完成1994年确定的在200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工作任务，去年反而增加了80万。事实上，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世界性的难题。比较起来，中国政府的做法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还是不错的，常常受到国际机构的赞誉。

　　——不降反增有四因

　　党国英分析，之所以出现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状况，需要注意四个事实：第一，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如同一切投资一样，也存在一个所谓“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效益越低，工作越困难。

　　正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也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被轻易“消灭”。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内，开发性扶贫的效益是一个负数；这个边界内的贫困人口，只能通过常年救济的办法使他们享有一种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

　　第二，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对于他们，开发性的扶贫支持不仅在直接经济效益上是低下的，在社会效益(环境保护)上也是低下的。

　　据农业史学专家的研究，中国在几百年前传入“新大陆作物”(玉米和土豆等)后，致使大量人口得以在气候严峻的高寒阴湿山区生存。他们用毁林开荒的办法种植农作物，勉强得以活命。

　　对于这部分人口的脱贫致富，投资越大，越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三，由于宗教和文化的某些原因，总有一部分人口在一定时期里不接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例如美国的比较守旧的一部分阿米什人)。这部分人口的脱贫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人口的后代最终会接受现代文明，但过程比较缓慢。政府对他们如果采取急于求成的政策，反倒“欲速不达”。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扶贫投资的运作方式本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在扶贫资金的总量中，总有一部分被扶贫工作的“传递渠道”所消耗。如果考虑到腐败现象和监管的难度，扶贫资金的效益会更低。

　　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

　　另外，党国英还指出：近几年，国家的、民间的和国际机构三方面的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3000万贫困人口，那么，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元，这已经大大高于贫困线了。

　　——理性思考扶贫工作

　　有鉴于此，党国英认为，以上事实的存在迫使我们考虑扶贫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效率问题。

　　第一，不能希望通过所谓“开发性扶贫，使所有的人口都能摆脱贫困。一个社会总会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他们需要政府救济，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需要在教育方面得到慷慨帮助；

　　第二，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国家要帮助那里的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

　　第三，对于由宗教和文化原因造成的贫困，政府也不必在扶贫帮困方面操之过急，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促进那里的经济开放；

　　第四，更重要的是应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切不可搞那些浪费钱财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