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宪法学家披露：毛泽东曾亲自起草1954年宪法[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3 19:38:43
宪法学家披露：毛泽东曾亲自起草1954年宪法
●本报记者 王尧（中国青年报 20031222）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的历次修宪，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地位举足轻重。为了解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他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
韩大元：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自中国有宪政历史的100多年里，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行使制宪权，并且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我们现行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全民大讨论？
韩大元：1954年6月16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经过近三个月的讨论，全国人民共提出了118．042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最后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
宪法不是制定了以后让人民群众被动遵守的，而是从制定开始就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就是理解宪法精神的过程。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律，是和老百姓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现在回头看，制宪过程中提出的有些意见直到今天仍有价值。比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人主张应调到国家机构一章前面。因为人民的国家，首先有人民的权利，才产生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当时的起草小组有些同志认为，章节次序不是原则问题，把公民权利放在后面不会贬低人民的地位。后来，这个意见被在1982年宪法采纳了。
当时也有些百姓不能全面地理解宪法是什么，为什么叫宪法。在学习、宣传、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有了初步认识，但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当时对宪法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宪法价值和功能的深入理解。当时的宪法宣传主要围绕制宪意义、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等，对宪政的含义、内容、价值等基本问题却很少涉及。没有培养起公民价值层面的宪法意识，更没有形成全社会普遍的宪法意志。立宪没有转化为公众内在的迫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实施效果的不理想。
记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宪法草案的一些条文？
韩大元：对，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制宪史的角度看，1954年宪法的研究必须与毛泽东宪政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原宪法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泽东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并强调说此句“不改不行”。毛泽东在设计、制定1954年宪法时起了领导和协调作用，当时有些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泽东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
在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中，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田家英担任副秘书长。在宪法草案几乎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都有田家英的发言。据资料记载，去杭州起草草案的时候，他带了两箱子书，都是宪法方面的。他认为，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
记者：请谈谈1954年宪法的运行过程。
韩大元：1954年宪法自通过，到1975年宪法出台，运行了约20年时间，是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宪法之一。
可分三个时期来考察，1954年到1957年为第一时期，执行得很顺利，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为第二个时期，政治现实逐渐冲击宪法规范，宪法实施日渐削弱。1966年“文革”爆发后到1975年为第三个时期，宪法成了一张废纸。每届任期四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人大任期居然从1964年12月一直到1975年1月，长达10年。
在1957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大的地位摇摇欲坠。1954年宪法，先是降低了威信，最后遭到不宣而废的厄运。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他从抽屉拿出1954年宪法说，我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如果你们要罢免我，要按照宪法的程序。当然，宪法最终也没能保护这位国家主席。一部宪法，连国家主席的权利都保障不了，还怎么谈得上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当宪法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权利的时候，它也最终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尊严。
记者：您认为，1954年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文化传统有无关系？
韩大元：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宪政理论，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宪政成熟的内涵，只是希望有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希望经济发展。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影响了清朝末年的立宪和以后的宪政发展进程。
“把宪法当作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与价值目标”，这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不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宪政理念得到加强，制定了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但是，是把宪法当作工具，还是把宪法当做追求目的，两种观念总会产生冲突。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宪政的实施便有保障；什么时候执政党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尊重宪法权威，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宪法学家披露：毛泽东曾亲自起草1954年宪法
●本报记者 王尧（中国青年报 20031222）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的历次修宪，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地位举足轻重。为了解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他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
韩大元：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自中国有宪政历史的100多年里，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行使制宪权，并且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我们现行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全民大讨论？
韩大元：1954年6月16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经过近三个月的讨论，全国人民共提出了118．042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最后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
宪法不是制定了以后让人民群众被动遵守的，而是从制定开始就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就是理解宪法精神的过程。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律，是和老百姓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现在回头看，制宪过程中提出的有些意见直到今天仍有价值。比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人主张应调到国家机构一章前面。因为人民的国家，首先有人民的权利，才产生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当时的起草小组有些同志认为，章节次序不是原则问题，把公民权利放在后面不会贬低人民的地位。后来，这个意见被在1982年宪法采纳了。
当时也有些百姓不能全面地理解宪法是什么，为什么叫宪法。在学习、宣传、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有了初步认识，但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当时对宪法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宪法价值和功能的深入理解。当时的宪法宣传主要围绕制宪意义、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等，对宪政的含义、内容、价值等基本问题却很少涉及。没有培养起公民价值层面的宪法意识，更没有形成全社会普遍的宪法意志。立宪没有转化为公众内在的迫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实施效果的不理想。
记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宪法草案的一些条文？
韩大元：对，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制宪史的角度看，1954年宪法的研究必须与毛泽东宪政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原宪法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泽东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并强调说此句“不改不行”。毛泽东在设计、制定1954年宪法时起了领导和协调作用，当时有些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泽东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
在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中，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田家英担任副秘书长。在宪法草案几乎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都有田家英的发言。据资料记载，去杭州起草草案的时候，他带了两箱子书，都是宪法方面的。他认为，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
记者：请谈谈1954年宪法的运行过程。
韩大元：1954年宪法自通过，到1975年宪法出台，运行了约20年时间，是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宪法之一。
可分三个时期来考察，1954年到1957年为第一时期，执行得很顺利，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为第二个时期，政治现实逐渐冲击宪法规范，宪法实施日渐削弱。1966年“文革”爆发后到1975年为第三个时期，宪法成了一张废纸。每届任期四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人大任期居然从1964年12月一直到1975年1月，长达10年。
在1957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大的地位摇摇欲坠。1954年宪法，先是降低了威信，最后遭到不宣而废的厄运。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他从抽屉拿出1954年宪法说，我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如果你们要罢免我，要按照宪法的程序。当然，宪法最终也没能保护这位国家主席。一部宪法，连国家主席的权利都保障不了，还怎么谈得上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当宪法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权利的时候，它也最终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尊严。
记者：您认为，1954年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文化传统有无关系？
韩大元：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宪政理论，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宪政成熟的内涵，只是希望有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希望经济发展。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影响了清朝末年的立宪和以后的宪政发展进程。
“把宪法当作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与价值目标”，这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不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宪政理念得到加强，制定了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但是，是把宪法当作工具，还是把宪法当做追求目的，两种观念总会产生冲突。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宪政的实施便有保障；什么时候执政党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尊重宪法权威，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本报记者 王尧（中国青年报 20031222）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的历次修宪，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地位举足轻重。为了解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他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
韩大元：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自中国有宪政历史的100多年里，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行使制宪权，并且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我们现行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全民大讨论？
韩大元：1954年6月16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经过近三个月的讨论，全国人民共提出了118．042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最后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
宪法不是制定了以后让人民群众被动遵守的，而是从制定开始就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就是理解宪法精神的过程。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律，是和老百姓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现在回头看，制宪过程中提出的有些意见直到今天仍有价值。比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人主张应调到国家机构一章前面。因为人民的国家，首先有人民的权利，才产生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当时的起草小组有些同志认为，章节次序不是原则问题，把公民权利放在后面不会贬低人民的地位。后来，这个意见被在1982年宪法采纳了。
当时也有些百姓不能全面地理解宪法是什么，为什么叫宪法。在学习、宣传、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有了初步认识，但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当时对宪法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宪法价值和功能的深入理解。当时的宪法宣传主要围绕制宪意义、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等，对宪政的含义、内容、价值等基本问题却很少涉及。没有培养起公民价值层面的宪法意识，更没有形成全社会普遍的宪法意志。立宪没有转化为公众内在的迫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实施效果的不理想。
记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宪法草案的一些条文？
韩大元：对，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制宪史的角度看，1954年宪法的研究必须与毛泽东宪政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原宪法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泽东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并强调说此句“不改不行”。毛泽东在设计、制定1954年宪法时起了领导和协调作用，当时有些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泽东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
在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中，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田家英担任副秘书长。在宪法草案几乎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都有田家英的发言。据资料记载，去杭州起草草案的时候，他带了两箱子书，都是宪法方面的。他认为，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
记者：请谈谈1954年宪法的运行过程。
韩大元：1954年宪法自通过，到1975年宪法出台，运行了约20年时间，是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宪法之一。
可分三个时期来考察，1954年到1957年为第一时期，执行得很顺利，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为第二个时期，政治现实逐渐冲击宪法规范，宪法实施日渐削弱。1966年“文革”爆发后到1975年为第三个时期，宪法成了一张废纸。每届任期四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人大任期居然从1964年12月一直到1975年1月，长达10年。
在1957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大的地位摇摇欲坠。1954年宪法，先是降低了威信，最后遭到不宣而废的厄运。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他从抽屉拿出1954年宪法说，我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如果你们要罢免我，要按照宪法的程序。当然，宪法最终也没能保护这位国家主席。一部宪法，连国家主席的权利都保障不了，还怎么谈得上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当宪法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权利的时候，它也最终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尊严。
记者：您认为，1954年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文化传统有无关系？
韩大元：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宪政理论，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宪政成熟的内涵，只是希望有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希望经济发展。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影响了清朝末年的立宪和以后的宪政发展进程。
“把宪法当作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与价值目标”，这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不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宪政理念得到加强，制定了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但是，是把宪法当作工具，还是把宪法当做追求目的，两种观念总会产生冲突。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宪政的实施便有保障；什么时候执政党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尊重宪法权威，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宪法学家披露：毛泽东曾亲自起草1954年宪法
●本报记者 王尧（中国青年报 20031222）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的历次修宪，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地位举足轻重。为了解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他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
韩大元：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自中国有宪政历史的100多年里，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行使制宪权，并且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我们现行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
记者：该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全民大讨论？
韩大元：1954年6月16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经过近三个月的讨论，全国人民共提出了118．042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最后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
宪法不是制定了以后让人民群众被动遵守的，而是从制定开始就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就是理解宪法精神的过程。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律，是和老百姓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现在回头看，制宪过程中提出的有些意见直到今天仍有价值。比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人主张应调到国家机构一章前面。因为人民的国家，首先有人民的权利，才产生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当时的起草小组有些同志认为，章节次序不是原则问题，把公民权利放在后面不会贬低人民的地位。后来，这个意见被在1982年宪法采纳了。
当时也有些百姓不能全面地理解宪法是什么，为什么叫宪法。在学习、宣传、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有了初步认识，但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当时对宪法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宪法价值和功能的深入理解。当时的宪法宣传主要围绕制宪意义、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等，对宪政的含义、内容、价值等基本问题却很少涉及。没有培养起公民价值层面的宪法意识，更没有形成全社会普遍的宪法意志。立宪没有转化为公众内在的迫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实施效果的不理想。
记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宪法草案的一些条文？
韩大元：对，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制宪史的角度看，1954年宪法的研究必须与毛泽东宪政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原宪法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泽东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并强调说此句“不改不行”。毛泽东在设计、制定1954年宪法时起了领导和协调作用，当时有些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泽东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
在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中，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田家英担任副秘书长。在宪法草案几乎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都有田家英的发言。据资料记载，去杭州起草草案的时候，他带了两箱子书，都是宪法方面的。他认为，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
记者：请谈谈1954年宪法的运行过程。
韩大元：1954年宪法自通过，到1975年宪法出台，运行了约20年时间，是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宪法之一。
可分三个时期来考察，1954年到1957年为第一时期，执行得很顺利，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为第二个时期，政治现实逐渐冲击宪法规范，宪法实施日渐削弱。1966年“文革”爆发后到1975年为第三个时期，宪法成了一张废纸。每届任期四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人大任期居然从1964年12月一直到1975年1月，长达10年。
在1957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大的地位摇摇欲坠。1954年宪法，先是降低了威信，最后遭到不宣而废的厄运。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他从抽屉拿出1954年宪法说，我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如果你们要罢免我，要按照宪法的程序。当然，宪法最终也没能保护这位国家主席。一部宪法，连国家主席的权利都保障不了，还怎么谈得上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当宪法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权利的时候，它也最终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尊严。
记者：您认为，1954年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文化传统有无关系？
韩大元：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宪政理论，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宪政成熟的内涵，只是希望有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希望经济发展。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影响了清朝末年的立宪和以后的宪政发展进程。
“把宪法当作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与价值目标”，这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不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宪政理念得到加强，制定了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但是，是把宪法当作工具，还是把宪法当做追求目的，两种观念总会产生冲突。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宪政的实施便有保障；什么时候执政党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尊重宪法权威，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他哪一天也没尊重过这部宪法。
以下是引用f22在2003-12-24 0:32:00的发言：
他哪一天也没尊重过这部宪法。
跑题了.这里谈的是宪政思想不是行为道德.两个话题.
为毛泽东110年诞辰而顶！祝毛泽东主席生日快乐！人民永远怀念您！千秋伟业，历史永记！
以下是引用逢月在2003-12-26 19:59:00的发言：
为毛泽东110年诞辰而顶！祝毛泽东主席生日快乐！人民永远怀念您！千秋伟业，历史永记！
楼上的,你一天到晚都是这句啊
我喜欢关于毛泽东的文章，让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