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进言“绝世良策”：在巴西建立新中国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中华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中华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中国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

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慌乱的年头里，帝国的精英们确实精神错乱了。

春天来临。

皇家的考试又一次开始了。

大批的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险了，帝国危险了。

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始建于道光四年，由广东南海籍京官捐资购买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宅修缮而成，是南海籍学生进京应试复习课程和食宿之地。会馆很大，分13个小院子，康有为住在会馆的北侧，院子里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树堂”。康有为将自己住的房间命名为“汗漫舫”，取“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为心硬如铁。他的弟弟康广仁告诫他，由于他和帝党的关系过于亲密，已经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脑袋里坚信不疑，连今天的历史书也是这样写明的：慈禧“结党营私”，宁可把国家推入水火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忧国忧民”，宁可失去皇位也要“繁荣富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往事犹如编写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为师承，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的油彩画在了脸上，曹操阴白的底色上点缀黑斑，关羽鲜红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观赏者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亢奋的时候还允许叫一声“好”——中国人以散淡的心态观赏复杂事物和以复杂的心态琢磨简单事物的本领举世无双。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的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龢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

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

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康有为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且请皇帝授予康有为适当的官衔，代表帝国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因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这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奏折，在康有为的人生中极其重要。写这个奏折的人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谁都会想到高燮的奏折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写的。当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翁同龢及时在光绪皇帝面前把康有为推荐了一番。结果是必然的了，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

突然的变化，令康有为激动万分，他多年等待的时刻终于突然来到了。

但是，总理衙门的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总理衙门说他们要“研究研究”。

在帝国当时的政权结构中，坐在满族贵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亲王奕，不但是六朝元老级重臣，而且还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为“后党”的首领，权力之大无人能比。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对于皇帝要召见康有为一事，他和礼部尚书许应表示坚决反对，尽管翁同龢从中极力周旋，奕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免失身份。今康有为区区小臣，皇上若欲有所问，可令大臣传语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无奈的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

召见的“降格”令康有为极其失望和愤怒。
正是春节。京城内外爆竹劈劈啪啪地响着，人们身穿干净的长袍马褂，见面拱手就说：“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正，心中鼓动着千种念头万种欲望的康有为阴沉着脸走进了帝国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最高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于1861年初，是英国人于鸦片战争获胜后强迫中华帝国设立的。英国人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居然没有外交部，简直不可思议。当洋人们有涉及对外关系的事务需要和帝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即使是要威胁和勒索，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真是一件很麻烦很荒唐的事。总理衙门设立后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帝国的外交事务，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和派遣留学生等；同时，这个机构还管理着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

光绪让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问话”，可见，连皇帝也把帝国的知识分子与洋人们联系在一起了。

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中华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中华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中国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

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慌乱的年头里，帝国的精英们确实精神错乱了。

春天来临。

皇家的考试又一次开始了。

大批的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险了，帝国危险了。

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始建于道光四年，由广东南海籍京官捐资购买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宅修缮而成，是南海籍学生进京应试复习课程和食宿之地。会馆很大，分13个小院子，康有为住在会馆的北侧，院子里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树堂”。康有为将自己住的房间命名为“汗漫舫”，取“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为心硬如铁。他的弟弟康广仁告诫他，由于他和帝党的关系过于亲密，已经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脑袋里坚信不疑，连今天的历史书也是这样写明的：慈禧“结党营私”，宁可把国家推入水火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忧国忧民”，宁可失去皇位也要“繁荣富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往事犹如编写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为师承，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的油彩画在了脸上，曹操阴白的底色上点缀黑斑，关羽鲜红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观赏者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亢奋的时候还允许叫一声“好”——中国人以散淡的心态观赏复杂事物和以复杂的心态琢磨简单事物的本领举世无双。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的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龢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

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

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康有为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且请皇帝授予康有为适当的官衔，代表帝国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因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这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奏折，在康有为的人生中极其重要。写这个奏折的人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谁都会想到高燮的奏折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写的。当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翁同龢及时在光绪皇帝面前把康有为推荐了一番。结果是必然的了，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

突然的变化，令康有为激动万分，他多年等待的时刻终于突然来到了。

但是，总理衙门的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总理衙门说他们要“研究研究”。

在帝国当时的政权结构中，坐在满族贵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亲王奕，不但是六朝元老级重臣，而且还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为“后党”的首领，权力之大无人能比。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对于皇帝要召见康有为一事，他和礼部尚书许应表示坚决反对，尽管翁同龢从中极力周旋，奕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免失身份。今康有为区区小臣，皇上若欲有所问，可令大臣传语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无奈的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

召见的“降格”令康有为极其失望和愤怒。
正是春节。京城内外爆竹劈劈啪啪地响着，人们身穿干净的长袍马褂，见面拱手就说：“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正，心中鼓动着千种念头万种欲望的康有为阴沉着脸走进了帝国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最高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于1861年初，是英国人于鸦片战争获胜后强迫中华帝国设立的。英国人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居然没有外交部，简直不可思议。当洋人们有涉及对外关系的事务需要和帝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即使是要威胁和勒索，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真是一件很麻烦很荒唐的事。总理衙门设立后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帝国的外交事务，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和派遣留学生等；同时，这个机构还管理着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

光绪让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问话”，可见，连皇帝也把帝国的知识分子与洋人们联系在一起了。

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