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超过孔子的康有为

作者：王开林

　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朝野英彦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他出身名门，状元及第，又是两朝帝师，地位非凡，且为人谦冲开明，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卓荦倜傥之士。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仍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拜会了翁师傅，并向后者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师傅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往好里说，这是他误记所致，往坏里说，就是他存心造假。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未免言过其实。康有为仿学孟子吹牛，“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倒是完全可能的。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主战派领袖，长期出入宫禁，坏消息听得太多，眼见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事实则不尽然。

　　在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狂甚”二字，这个“狂”字用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值得读者思忖。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汲汲于功名，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历史学家高阳作《翁同龢传》，仔细比对过《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高阳说：“……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性，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状元张謇尤其出色，被他赞为“霸才”和“奇材”。汪、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自古以来，衣褐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图虚名则绰绰有余，求实效则迢迢不及，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四年之间七次上书，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光绪皇帝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胡话颇为优容。康有为乃草野书生，竟能不顾生死，畅所欲言，其言论主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在光绪皇帝的眼中，这位狂生钢火十足，或许真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那时节，康有为正在走霉运，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蹭蹬多年：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售，心都考（烤）成了灰。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会贯通。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切，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他回到羊城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曾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的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要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尽弃多年所学，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绝非易事。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这人是谁？是“国父”孙文。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他的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去做康门弟子？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

　　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目空一切，是个典型的自大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个性有这样的解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康有为若只想做个学问家，狂也好，狷也罢，都可由得他高兴如何就如何。但他想在政治擂台上挥拳踢腿，这种百牛莫挽的自信力加上万物皆备于我的教条主义就过犹不及，特别有害了，偏执狂心胸狭小，还能拿出多少空间去容人容物？康有为一生事业终成水月镜花，依照“性格即命运”的论断，不难找到悲剧的根源。作者：王开林

　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朝野英彦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他出身名门，状元及第，又是两朝帝师，地位非凡，且为人谦冲开明，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卓荦倜傥之士。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仍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拜会了翁师傅，并向后者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师傅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往好里说，这是他误记所致，往坏里说，就是他存心造假。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未免言过其实。康有为仿学孟子吹牛，“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倒是完全可能的。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主战派领袖，长期出入宫禁，坏消息听得太多，眼见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事实则不尽然。

　　在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狂甚”二字，这个“狂”字用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值得读者思忖。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汲汲于功名，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历史学家高阳作《翁同龢传》，仔细比对过《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高阳说：“……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性，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状元张謇尤其出色，被他赞为“霸才”和“奇材”。汪、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自古以来，衣褐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图虚名则绰绰有余，求实效则迢迢不及，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四年之间七次上书，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光绪皇帝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胡话颇为优容。康有为乃草野书生，竟能不顾生死，畅所欲言，其言论主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在光绪皇帝的眼中，这位狂生钢火十足，或许真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那时节，康有为正在走霉运，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蹭蹬多年：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售，心都考（烤）成了灰。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会贯通。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切，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他回到羊城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曾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的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要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尽弃多年所学，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绝非易事。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这人是谁？是“国父”孙文。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他的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去做康门弟子？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

　　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目空一切，是个典型的自大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个性有这样的解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康有为若只想做个学问家，狂也好，狷也罢，都可由得他高兴如何就如何。但他想在政治擂台上挥拳踢腿，这种百牛莫挽的自信力加上万物皆备于我的教条主义就过犹不及，特别有害了，偏执狂心胸狭小，还能拿出多少空间去容人容物？康有为一生事业终成水月镜花，依照“性格即命运”的论断，不难找到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