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康有为和罗振玉的几个大骗局（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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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罗振玉的几个大骗局
近20年来，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100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有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供参阅，可见清末旧式官僚、文人的腐朽堕落）。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由“士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由“封建文人”到现代的文化人，必须经历漫长艰巨的“脱胎换骨”的过程，首先必须从“瞒和骗”走向“说真话”！这个过程到如今还必须继续深入。“辩明真相”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先披露康有为和罗振玉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
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注：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说过了康有为，再来说罗振玉，两者“瞒和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振玉捏造王国维“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
罗振玉（1866－1940）生于江苏淮安，号雪堂。是清末文人，金石学家。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 1919年归国住天津租界；1924年奉溥仪“小朝廷”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40年死于旅顺。
王国维跟罗振玉的关系非比寻常。据爱新觉罗·溥仪回忆：王国维对罗振玉如此服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在日本的几年留学和研究生活，是靠着跟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在王国维帮助下的成果。罗、王两家后来缔结姻亲，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罢。但是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他付出的本钱，他一定要王国维终生偿还。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罗振玉始终要求王国维，处处听他的吩咐。（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
王国维去世后，由于罗振玉反复捏造王国维“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以致于如今大多数王国维传记、年谱中，都记载着满清皇帝退位后，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曾三次“相约殉清”。但是，这只是出于罗振玉一个人在王国维去世后的胡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死无对证。满清皇帝逊位于1912年，我们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前的15年间，在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的所有诗文著述里面，在许多亲朋号友的回忆录里面，竟然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三人相约为清朝殉死”的话头。再说，后来柯劭忞病故、王国维自杀、“相约”的仨人死了俩，只剩下一个罗振玉，为什么竟然有脸面活得如此滋润，不去履行“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承诺？“相约”的三人之中，为何只有罗振玉自己苟且偷生不践约“殉清”？世上有这样无赖之伪君子，真不知人间有羞耻！
罗振玉伪造王国维的“效忠遗折”并假传圣旨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当天，他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王贞明，给他的二哥王高明（在上海邮务局任职）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那么罗振玉躲在天津租界干什么呢？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了王国维临终时“向清皇室溥仪” 表“忠心”的遗折！
现已查明，原来这个所谓“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的笔迹，刻意伪造的！“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模仿得一样。”他的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罗振玉假造并代递“王国维遗折”的目的，当时就引起猜疑。他的嫡孙罗继祖在《跋〈观堂书札〉》中写道：“祖父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但是溥仪也看出破绽）不像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几年后，他又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一接到王国维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真是无视‘欺君'之罪，胆大妄为，恬不知耻！
溥仪看了这个伪造的“王国维遗折”居然以假当真，装作“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商议，发一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于是假戏真做了。
清皇室溥仪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居然授予王国维一个谥号“忠悫公”。这可能是满清小朝廷所授的最后一个谥号罢。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发表于《日日新闻》，无耻地赞颂“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为罗振玉大做广告，捞取政治资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北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居然厚着脸皮带着溥仪的“谕旨”，到清华研究院宣读，并到处招摇撞骗。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滑稽戏不断上演了！
溥仪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及华北各报都以很大的显著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假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遗臭一直留存到今天！
罗振玉后来沦为“伪满洲国”的大汉奸，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引自《论睁了眼看》一文。）
陈明远博客以“睁了眼看、揭露瞒和骗、发掘真相”为宗旨。希望继续与博友们共勉！
[附记]感谢博友“小草太美”及“秋夏”等人多处指正！http://blog.sina.com.cn/u/4bbb74a501000amf
康有为和罗振玉的几个大骗局
近20年来，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100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有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供参阅，可见清末旧式官僚、文人的腐朽堕落）。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由“士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由“封建文人”到现代的文化人，必须经历漫长艰巨的“脱胎换骨”的过程，首先必须从“瞒和骗”走向“说真话”！这个过程到如今还必须继续深入。“辩明真相”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先披露康有为和罗振玉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
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注：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说过了康有为，再来说罗振玉，两者“瞒和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振玉捏造王国维“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
罗振玉（1866－1940）生于江苏淮安，号雪堂。是清末文人，金石学家。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 1919年归国住天津租界；1924年奉溥仪“小朝廷”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40年死于旅顺。
王国维跟罗振玉的关系非比寻常。据爱新觉罗·溥仪回忆：王国维对罗振玉如此服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在日本的几年留学和研究生活，是靠着跟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在王国维帮助下的成果。罗、王两家后来缔结姻亲，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罢。但是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他付出的本钱，他一定要王国维终生偿还。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罗振玉始终要求王国维，处处听他的吩咐。（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
王国维去世后，由于罗振玉反复捏造王国维“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以致于如今大多数王国维传记、年谱中，都记载着满清皇帝退位后，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曾三次“相约殉清”。但是，这只是出于罗振玉一个人在王国维去世后的胡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死无对证。满清皇帝逊位于1912年，我们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前的15年间，在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的所有诗文著述里面，在许多亲朋号友的回忆录里面，竟然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三人相约为清朝殉死”的话头。再说，后来柯劭忞病故、王国维自杀、“相约”的仨人死了俩，只剩下一个罗振玉，为什么竟然有脸面活得如此滋润，不去履行“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承诺？“相约”的三人之中，为何只有罗振玉自己苟且偷生不践约“殉清”？世上有这样无赖之伪君子，真不知人间有羞耻！
罗振玉伪造王国维的“效忠遗折”并假传圣旨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当天，他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王贞明，给他的二哥王高明（在上海邮务局任职）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那么罗振玉躲在天津租界干什么呢？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了王国维临终时“向清皇室溥仪” 表“忠心”的遗折！
现已查明，原来这个所谓“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的笔迹，刻意伪造的！“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模仿得一样。”他的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罗振玉假造并代递“王国维遗折”的目的，当时就引起猜疑。他的嫡孙罗继祖在《跋〈观堂书札〉》中写道：“祖父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但是溥仪也看出破绽）不像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几年后，他又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一接到王国维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真是无视‘欺君'之罪，胆大妄为，恬不知耻！
溥仪看了这个伪造的“王国维遗折”居然以假当真，装作“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商议，发一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于是假戏真做了。
清皇室溥仪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居然授予王国维一个谥号“忠悫公”。这可能是满清小朝廷所授的最后一个谥号罢。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发表于《日日新闻》，无耻地赞颂“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为罗振玉大做广告，捞取政治资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北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居然厚着脸皮带着溥仪的“谕旨”，到清华研究院宣读，并到处招摇撞骗。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滑稽戏不断上演了！
溥仪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及华北各报都以很大的显著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假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遗臭一直留存到今天！
罗振玉后来沦为“伪满洲国”的大汉奸，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引自《论睁了眼看》一文。）
陈明远博客以“睁了眼看、揭露瞒和骗、发掘真相”为宗旨。希望继续与博友们共勉！
[附记]感谢博友“小草太美”及“秋夏”等人多处指正！
康有为和罗振玉的几个大骗局
近20年来，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100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有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供参阅，可见清末旧式官僚、文人的腐朽堕落）。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由“士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由“封建文人”到现代的文化人，必须经历漫长艰巨的“脱胎换骨”的过程，首先必须从“瞒和骗”走向“说真话”！这个过程到如今还必须继续深入。“辩明真相”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先披露康有为和罗振玉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
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注：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说过了康有为，再来说罗振玉，两者“瞒和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振玉捏造王国维“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
罗振玉（1866－1940）生于江苏淮安，号雪堂。是清末文人，金石学家。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 1919年归国住天津租界；1924年奉溥仪“小朝廷”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40年死于旅顺。
王国维跟罗振玉的关系非比寻常。据爱新觉罗·溥仪回忆：王国维对罗振玉如此服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在日本的几年留学和研究生活，是靠着跟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在王国维帮助下的成果。罗、王两家后来缔结姻亲，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罢。但是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他付出的本钱，他一定要王国维终生偿还。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罗振玉始终要求王国维，处处听他的吩咐。（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
王国维去世后，由于罗振玉反复捏造王国维“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以致于如今大多数王国维传记、年谱中，都记载着满清皇帝退位后，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曾三次“相约殉清”。但是，这只是出于罗振玉一个人在王国维去世后的胡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死无对证。满清皇帝逊位于1912年，我们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前的15年间，在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的所有诗文著述里面，在许多亲朋号友的回忆录里面，竟然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三人相约为清朝殉死”的话头。再说，后来柯劭忞病故、王国维自杀、“相约”的仨人死了俩，只剩下一个罗振玉，为什么竟然有脸面活得如此滋润，不去履行“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承诺？“相约”的三人之中，为何只有罗振玉自己苟且偷生不践约“殉清”？世上有这样无赖之伪君子，真不知人间有羞耻！
罗振玉伪造王国维的“效忠遗折”并假传圣旨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当天，他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王贞明，给他的二哥王高明（在上海邮务局任职）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那么罗振玉躲在天津租界干什么呢？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了王国维临终时“向清皇室溥仪” 表“忠心”的遗折！
现已查明，原来这个所谓“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的笔迹，刻意伪造的！“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模仿得一样。”他的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罗振玉假造并代递“王国维遗折”的目的，当时就引起猜疑。他的嫡孙罗继祖在《跋〈观堂书札〉》中写道：“祖父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但是溥仪也看出破绽）不像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几年后，他又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一接到王国维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真是无视‘欺君'之罪，胆大妄为，恬不知耻！
溥仪看了这个伪造的“王国维遗折”居然以假当真，装作“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商议，发一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于是假戏真做了。
清皇室溥仪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居然授予王国维一个谥号“忠悫公”。这可能是满清小朝廷所授的最后一个谥号罢。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发表于《日日新闻》，无耻地赞颂“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为罗振玉大做广告，捞取政治资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北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居然厚着脸皮带着溥仪的“谕旨”，到清华研究院宣读，并到处招摇撞骗。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滑稽戏不断上演了！
溥仪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及华北各报都以很大的显著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假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遗臭一直留存到今天！
罗振玉后来沦为“伪满洲国”的大汉奸，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引自《论睁了眼看》一文。）
陈明远博客以“睁了眼看、揭露瞒和骗、发掘真相”为宗旨。希望继续与博友们共勉！
[附记]感谢博友“小草太美”及“秋夏”等人多处指正！http://blog.sina.com.cn/u/4bbb74a501000amf
康有为和罗振玉的几个大骗局
近20年来，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100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有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供参阅，可见清末旧式官僚、文人的腐朽堕落）。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由“士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由“封建文人”到现代的文化人，必须经历漫长艰巨的“脱胎换骨”的过程，首先必须从“瞒和骗”走向“说真话”！这个过程到如今还必须继续深入。“辩明真相”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先披露康有为和罗振玉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
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注：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说过了康有为，再来说罗振玉，两者“瞒和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振玉捏造王国维“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
罗振玉（1866－1940）生于江苏淮安，号雪堂。是清末文人，金石学家。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 1919年归国住天津租界；1924年奉溥仪“小朝廷”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40年死于旅顺。
王国维跟罗振玉的关系非比寻常。据爱新觉罗·溥仪回忆：王国维对罗振玉如此服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在日本的几年留学和研究生活，是靠着跟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在王国维帮助下的成果。罗、王两家后来缔结姻亲，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罢。但是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他付出的本钱，他一定要王国维终生偿还。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罗振玉始终要求王国维，处处听他的吩咐。（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
王国维去世后，由于罗振玉反复捏造王国维“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以致于如今大多数王国维传记、年谱中，都记载着满清皇帝退位后，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曾三次“相约殉清”。但是，这只是出于罗振玉一个人在王国维去世后的胡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死无对证。满清皇帝逊位于1912年，我们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前的15年间，在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的所有诗文著述里面，在许多亲朋号友的回忆录里面，竟然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三人相约为清朝殉死”的话头。再说，后来柯劭忞病故、王国维自杀、“相约”的仨人死了俩，只剩下一个罗振玉，为什么竟然有脸面活得如此滋润，不去履行“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承诺？“相约”的三人之中，为何只有罗振玉自己苟且偷生不践约“殉清”？世上有这样无赖之伪君子，真不知人间有羞耻！
罗振玉伪造王国维的“效忠遗折”并假传圣旨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当天，他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王贞明，给他的二哥王高明（在上海邮务局任职）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那么罗振玉躲在天津租界干什么呢？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了王国维临终时“向清皇室溥仪” 表“忠心”的遗折！
现已查明，原来这个所谓“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的笔迹，刻意伪造的！“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模仿得一样。”他的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罗振玉假造并代递“王国维遗折”的目的，当时就引起猜疑。他的嫡孙罗继祖在《跋〈观堂书札〉》中写道：“祖父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但是溥仪也看出破绽）不像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几年后，他又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一接到王国维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真是无视‘欺君'之罪，胆大妄为，恬不知耻！
溥仪看了这个伪造的“王国维遗折”居然以假当真，装作“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商议，发一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于是假戏真做了。
清皇室溥仪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居然授予王国维一个谥号“忠悫公”。这可能是满清小朝廷所授的最后一个谥号罢。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发表于《日日新闻》，无耻地赞颂“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为罗振玉大做广告，捞取政治资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北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居然厚着脸皮带着溥仪的“谕旨”，到清华研究院宣读，并到处招摇撞骗。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滑稽戏不断上演了！
溥仪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及华北各报都以很大的显著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假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遗臭一直留存到今天！
罗振玉后来沦为“伪满洲国”的大汉奸，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引自《论睁了眼看》一文。）
陈明远博客以“睁了眼看、揭露瞒和骗、发掘真相”为宗旨。希望继续与博友们共勉！
[附记]感谢博友“小草太美”及“秋夏”等人多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