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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小传
2007年10月19日 12:42中国江苏网投票数：0顶一下 【大 中 小】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 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厅后楼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楼。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官无职，寄居叔父的信宅，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世琥的接济，他擅长绘画、剑术、医道，但这些无以生计，只属于他修身养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常州北门外（今江阴市西乡）大岸村人，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资聪颖，擅长诗词。秋白出生的时候，头顶发际有两个旋纹，俗称“双顶”，这在当时人们眼里被看作是福气和聪慧的象征，父母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阿双”。进小学读书时，学名瞿双，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爽”或“霜”，更后又改为“秋白”，“秋白”这个名字就是由“霜”联想而来的。此外，他还有懋淼、雄魄、铁梅、双林、宋阳、大耕、林祺洋等几十个谱名、别名、笔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遗属开始扳瓜分财产，作为侄辈思玮被“劝出”八桂堂，他带着全家迁居八桂堂前河对面的乌衣桥，后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业，家庭负担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后， 又生了5子2女（其中1子1女早夭），她待候瘫痪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家务， 还担负起给子女开蒙督学的责任，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影响。
然而，彭世凯篡夺了辛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州的待头，依然布满了插着草标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经济困境，伯父世琥这时弃官闲居，将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赡养，就停止了对秋白一家的补贴。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赁， 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时，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当、借债。瞿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 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大胆地向社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五，刚过40岁的金璇看看要到70岁才还得清的债券，望望团团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过17岁，最小的阿谷只5岁，想丈夫的懒散， 她夫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她将两盒磷火柴头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尽。从此瞿秋白一家人飘零星散，分别投亲靠友，秋白则到杨氏小学教书。
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 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20年秋，北京《晨所》社和上海《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192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刊登共同启事，公布两报特派员名单。瞿秋白、俞澹庐（即俞颂华）和李续忠（即李宗武），被选聘为派驻俄国的特派员。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萦侥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为了深入、後地探讨这些问题，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帛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他认为要进行改革，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运动。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参加了李在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逐渐否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倾向于社会主义，赞成倍倍尔的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主张，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间的探计，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派作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当时俄国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体弱多病，亲友们劝他不要“自趋绝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弃只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的俄专毕业文赁、外交官职务，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关键一步。
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为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革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 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 还到莫期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乘 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 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要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常在文洲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在会上就草案作了说明，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小传
2007年10月19日 12:42中国江苏网投票数：0顶一下 【大 中 小】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瞿秋白和父亲瞿世玮（1875—1932），瞿世玮字稚彬，信奉道教，好老庄之术，通医药，擅山水画，喜爱篆刻，对瞿秋白有多方面的影响。家庭破落 中途辍学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 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厅后楼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楼。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官无职，寄居叔父的信宅，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世琥的接济，他擅长绘画、剑术、医道，但这些无以生计，只属于他修身养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常州北门外（今江阴市西乡）大岸村人，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资聪颖，擅长诗词。秋白出生的时候，头顶发际有两个旋纹，俗称“双顶”，这在当时人们眼里被看作是福气和聪慧的象征，父母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阿双”。进小学读书时，学名瞿双，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爽”或“霜”，更后又改为“秋白”，“秋白”这个名字就是由“霜”联想而来的。此外，他还有懋淼、雄魄、铁梅、双林、宋阳、大耕、林祺洋等几十个谱名、别名、笔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遗属开始扳瓜分财产，作为侄辈思玮被“劝出”八桂堂，他带着全家迁居八桂堂前河对面的乌衣桥，后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业，家庭负担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后， 又生了5子2女（其中1子1女早夭），她待候瘫痪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家务， 还担负起给子女开蒙督学的责任，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影响。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阴西乡大岸村人，喜爱诗词，写得一手好字，颇有旧学根底，是瞿秋白第一个启蒙老师。她与人为善，怜贫悯苦，是中国传统的善良贤淑的女性。 瞿秋白从1904年起就进了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学校校长庄苕甫是清末的举人，但他却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学校里除了本地的秀才任教师而外，还聘了一个日本教师来教博物学。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小学尚未毕业，又于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长屠无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并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在学生中间经常进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响下，又由于接触到了劳动人民的空困生活，同时亦因家庭境则的刺激，常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他还爱看各种书籍，如《老子道德经》、《庄子集释》、《陶渊明集》、《三国演义》、《红楼梦》、太平天国野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等等。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场上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的时候，他在家首先把象征着种压迫和土封建压迫的辫子剪掉，高兴地提着辫子跑到母亲面前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然而，彭世凯篡夺了辛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州的待头，依然布满了插着草标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经济困境，伯父世琥这时弃官闲居，将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赡养，就停止了对秋白一家的补贴。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赁， 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时，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当、借债。瞿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 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大胆地向社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五，刚过40岁的金璇看看要到70岁才还得清的债券，望望团团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过17岁，最小的阿谷只5岁，想丈夫的懒散， 她夫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她将两盒磷火柴头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尽。从此瞿秋白一家人飘零星散，分别投亲靠友，秋白则到杨氏小学教书。
1920年5月摄于北京参加“五·四”创办《新社会》
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 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20年秋，北京《晨所》社和上海《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192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刊登共同启事，公布两报特派员名单。瞿秋白、俞澹庐（即俞颂华）和李续忠（即李宗武），被选聘为派驻俄国的特派员。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萦侥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为了深入、後地探讨这些问题，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帛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他认为要进行改革，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运动。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参加了李在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逐渐否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倾向于社会主义，赞成倍倍尔的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主张，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间的探计，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派作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当时俄国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体弱多病，亲友们劝他不要“自趋绝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弃只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的俄专毕业文赁、外交官职务，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关键一步。
瞿秋白赴俄期间所写的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革命初期的情况，纪录了自已受十月革命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 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 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期科。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己取了一个俄文名文“维克多尔· 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俄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俄现状。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上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写的最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他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状况， 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苏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种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的白匪叛乱。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
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为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革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 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 还到莫期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乘 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 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要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常在文洲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在会上就草案作了说明，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7年10月19日 12:42中国江苏网投票数：0顶一下 【大 中 小】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瞿秋白和父亲瞿世玮（1875—1932），瞿世玮字稚彬，信奉道教，好老庄之术，通医药，擅山水画，喜爱篆刻，对瞿秋白有多方面的影响。
家庭破落 中途辍学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 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厅后楼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楼。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官无职，寄居叔父的信宅，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世琥的接济，他擅长绘画、剑术、医道，但这些无以生计，只属于他修身养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常州北门外（今江阴市西乡）大岸村人，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资聪颖，擅长诗词。秋白出生的时候，头顶发际有两个旋纹，俗称“双顶”，这在当时人们眼里被看作是福气和聪慧的象征，父母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阿双”。进小学读书时，学名瞿双，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爽”或“霜”，更后又改为“秋白”，“秋白”这个名字就是由“霜”联想而来的。此外，他还有懋淼、雄魄、铁梅、双林、宋阳、大耕、林祺洋等几十个谱名、别名、笔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遗属开始扳瓜分财产，作为侄辈思玮被“劝出”八桂堂，他带着全家迁居八桂堂前河对面的乌衣桥，后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业，家庭负担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后， 又生了5子2女（其中1子1女早夭），她待候瘫痪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家务， 还担负起给子女开蒙督学的责任，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影响。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阴西乡大岸村人，喜爱诗词，写得一手好字，颇有旧学根底，是瞿秋白第一个启蒙老师。她与人为善，怜贫悯苦，是中国传统的善良贤淑的女性。
瞿秋白从1904年起就进了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学校校长庄苕甫是清末的举人，但他却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学校里除了本地的秀才任教师而外，还聘了一个日本教师来教博物学。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小学尚未毕业，又于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长屠无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并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在学生中间经常进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响下，又由于接触到了劳动人民的空困生活，同时亦因家庭境则的刺激，常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他还爱看各种书籍，如《老子道德经》、《庄子集释》、《陶渊明集》、《三国演义》、《红楼梦》、太平天国野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等等。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场上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的时候，他在家首先把象征着种压迫和土封建压迫的辫子剪掉，高兴地提着辫子跑到母亲面前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然而，彭世凯篡夺了辛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州的待头，依然布满了插着草标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经济困境，伯父世琥这时弃官闲居，将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赡养，就停止了对秋白一家的补贴。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赁， 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时，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当、借债。瞿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 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大胆地向社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五，刚过40岁的金璇看看要到70岁才还得清的债券，望望团团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过17岁，最小的阿谷只5岁，想丈夫的懒散， 她夫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她将两盒磷火柴头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尽。从此瞿秋白一家人飘零星散，分别投亲靠友，秋白则到杨氏小学教书。
1920年5月摄于北京
参加“五·四”创办《新社会》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 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20年秋，北京《晨所》社和上海《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192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刊登共同启事，公布两报特派员名单。瞿秋白、俞澹庐（即俞颂华）和李续忠（即李宗武），被选聘为派驻俄国的特派员。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萦侥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为了深入、後地探讨这些问题，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帛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他认为要进行改革，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运动。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参加了李在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逐渐否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倾向于社会主义，赞成倍倍尔的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主张，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间的探计，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派作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当时俄国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体弱多病，亲友们劝他不要“自趋绝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弃只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的俄专毕业文赁、外交官职务，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关键一步。
瞿秋白赴俄期间所写的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革命初期的情况，纪录了自已受十月革命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投身无产阶级革命 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 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期科。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己取了一个俄文名文“维克多尔· 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俄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俄现状。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上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写的最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他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状况， 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苏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种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的白匪叛乱。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为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革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 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 还到莫期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乘 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 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要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常在文洲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在会上就草案作了说明，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小传
2007年10月19日 12:42中国江苏网投票数：0顶一下 【大 中 小】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瞿秋白和父亲瞿世玮（1875—1932），瞿世玮字稚彬，信奉道教，好老庄之术，通医药，擅山水画，喜爱篆刻，对瞿秋白有多方面的影响。家庭破落 中途辍学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 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厅后楼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楼。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官无职，寄居叔父的信宅，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世琥的接济，他擅长绘画、剑术、医道，但这些无以生计，只属于他修身养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常州北门外（今江阴市西乡）大岸村人，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资聪颖，擅长诗词。秋白出生的时候，头顶发际有两个旋纹，俗称“双顶”，这在当时人们眼里被看作是福气和聪慧的象征，父母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阿双”。进小学读书时，学名瞿双，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爽”或“霜”，更后又改为“秋白”，“秋白”这个名字就是由“霜”联想而来的。此外，他还有懋淼、雄魄、铁梅、双林、宋阳、大耕、林祺洋等几十个谱名、别名、笔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遗属开始扳瓜分财产，作为侄辈思玮被“劝出”八桂堂，他带着全家迁居八桂堂前河对面的乌衣桥，后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业，家庭负担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后， 又生了5子2女（其中1子1女早夭），她待候瘫痪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家务， 还担负起给子女开蒙督学的责任，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影响。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阴西乡大岸村人，喜爱诗词，写得一手好字，颇有旧学根底，是瞿秋白第一个启蒙老师。她与人为善，怜贫悯苦，是中国传统的善良贤淑的女性。 瞿秋白从1904年起就进了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学校校长庄苕甫是清末的举人，但他却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学校里除了本地的秀才任教师而外，还聘了一个日本教师来教博物学。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小学尚未毕业，又于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长屠无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并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在学生中间经常进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响下，又由于接触到了劳动人民的空困生活，同时亦因家庭境则的刺激，常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他还爱看各种书籍，如《老子道德经》、《庄子集释》、《陶渊明集》、《三国演义》、《红楼梦》、太平天国野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等等。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场上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的时候，他在家首先把象征着种压迫和土封建压迫的辫子剪掉，高兴地提着辫子跑到母亲面前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然而，彭世凯篡夺了辛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州的待头，依然布满了插着草标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经济困境，伯父世琥这时弃官闲居，将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赡养，就停止了对秋白一家的补贴。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赁， 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时，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当、借债。瞿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 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大胆地向社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五，刚过40岁的金璇看看要到70岁才还得清的债券，望望团团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过17岁，最小的阿谷只5岁，想丈夫的懒散， 她夫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她将两盒磷火柴头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尽。从此瞿秋白一家人飘零星散，分别投亲靠友，秋白则到杨氏小学教书。
1920年5月摄于北京参加“五·四”创办《新社会》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 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20年秋，北京《晨所》社和上海《时事新报》社，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192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刊登共同启事，公布两报特派员名单。瞿秋白、俞澹庐（即俞颂华）和李续忠（即李宗武），被选聘为派驻俄国的特派员。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萦侥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为了深入、後地探讨这些问题，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帛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他认为要进行改革，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运动。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参加了李在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逐渐否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倾向于社会主义，赞成倍倍尔的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主张，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间的探计，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派作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当时俄国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体弱多病，亲友们劝他不要“自趋绝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弃只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的俄专毕业文赁、外交官职务，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关键一步。
瞿秋白赴俄期间所写的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革命初期的情况，纪录了自已受十月革命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 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 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期科。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己取了一个俄文名文“维克多尔· 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俄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俄现状。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上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写的最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他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状况， 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苏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种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的白匪叛乱。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为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革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 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 还到莫期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乘 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 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要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常在文洲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在会上就草案作了说明，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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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凡西的观察，对当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在敌人的威逼下，瞿秋白拖着沉重的脚步又上路了。周月林故意走得很慢，压住脚步，让瞿在后面慢慢地走。敌人害怕遇上红军战士，想早点离开山上，见周月林故意慢腾腾地走，便上去催她、踢她，周还是走得很慢。两个敌兵架起她的双臂，强迫她快走。周就势赖在地上不走，大声喊着“我肚子疼呀，走不动啊”。敌人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好由着周月林慢腾腾地走着。
周月林同志最后无限感慨地说：“时间已无情地流逝了五十个年头。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冲击了人们许多记忆。然而，对我来讲，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瞿秋白在解长汀不久，凶残的敌人枪杀了他。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生命，扼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人才。他那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却在‘文革’中被墨写的谎言所任意涂抹。现在，被歪曲的历史已被重新纠正过来了。瞿秋白恢复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也有了今天，能将这一段历史诉诸人民。我没能目睹瞿秋白同志从容就义的丰姿。但他在突围和被俘前后，那身处危境而坦然自若的态度，对敌人的清醒认识，对可能被俘和牺牲的充分准备，以及对革命同志的真挚感情，我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的。”
是年，瞿秋白三十六岁。
2007年10月19日 11:37人民网 作者： 夏明星 吴宏伦
瞿秋白就义67年了。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的领袖人物呢?这只能让有关他的史实来回答。大褒大贬专案起“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对瞿秋白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的孙克悠负责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瞿秋白复查组的工作。
孙克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读过《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瞿秋白的遗著，对烈士的才华和业绩非常崇敬，为他的遭遇和冤屈鸣不平，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所以，他和全组同志满怀热情地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写出平反结论……
专案组于1979年6月开始对瞿秋白被捕问题进行复查。他们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一路绿灯支持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其中有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未遂的战犯、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等的供词。在专案组所查寻的档案中，除了大量文字资料以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专案组还于1979年7月先后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瞿秋白生活、工作和就义的地方进行了调查，查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关押瞿秋白的所在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及在狱中为瞿秋白看病的狱医陈炎冰(大革命时的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以及几位曾目睹瞿秋白慷慨就义壮烈场面的老者。专案组还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
在此期间，专案组曾多次邀请熟悉瞿秋白情况的人开座谈会，仅在上海就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据1935年至1937年担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福建党组织对瞿秋白同志不幸被捕非常关切，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计划，瞿秋白拟经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瞿秋白被俘而受到破坏，一直保存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负责。”
无数事实表明，瞿秋白自1935年2月24日被捕后的近4个月里，他虽身患重病，却在仅一丈见方、阴冷潮湿的牢狱中坚贞不屈，孤军奋战，回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劝降，保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他深知，不附有条件，敌人是不会让他活着的，但他决不屈辱地求生。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坚决斗争。
他虽受王明路线迫害被俘，却仍顾全大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当敌人问到“暴动”问题时，他说，几次暴动是群众发起的，党中央方面由我负责。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劝降，他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他还列举大量事实，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革命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尽管身陷囹圄，瞿秋白仍不忘向身边群众宣传共产主义，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参加革命。
据宋希濂回忆：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秋白辩论，瞿秋白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是个大杂烩……
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在其所著的《不倒的红旗》中写道：“瞿秋白同志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
瞿秋白不愧为我党的政治理论家和宣传家。“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的“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等不实之词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长汀县的几位目击者述，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前，先到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登黑鞋，右脚斜出，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风采和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约需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途中，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
根据以上史实，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
瞿秋白就义67年了。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的领袖人物呢?这只能让有关他的史实来回答。大褒大贬专案起“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对瞿秋白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的孙克悠负责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瞿秋白复查组的工作。
孙克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读过《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瞿秋白的遗著，对烈士的才华和业绩非常崇敬，为他的遭遇和冤屈鸣不平，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所以，他和全组同志满怀热情地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写出平反结论……
专案组于1979年6月开始对瞿秋白被捕问题进行复查。他们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一路绿灯支持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其中有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未遂的战犯、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等的供词。在专案组所查寻的档案中，除了大量文字资料以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专案组还于1979年7月先后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瞿秋白生活、工作和就义的地方进行了调查，查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关押瞿秋白的所在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及在狱中为瞿秋白看病的狱医陈炎冰(大革命时的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以及几位曾目睹瞿秋白慷慨就义壮烈场面的老者。专案组还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
在此期间，专案组曾多次邀请熟悉瞿秋白情况的人开座谈会，仅在上海就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据1935年至1937年担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福建党组织对瞿秋白同志不幸被捕非常关切，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计划，瞿秋白拟经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瞿秋白被俘而受到破坏，一直保存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负责。”
无数事实表明，瞿秋白自1935年2月24日被捕后的近4个月里，他虽身患重病，却在仅一丈见方、阴冷潮湿的牢狱中坚贞不屈，孤军奋战，回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劝降，保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他深知，不附有条件，敌人是不会让他活着的，但他决不屈辱地求生。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坚决斗争。
他虽受王明路线迫害被俘，却仍顾全大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当敌人问到“暴动”问题时，他说，几次暴动是群众发起的，党中央方面由我负责。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劝降，他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他还列举大量事实，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革命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尽管身陷囹圄，瞿秋白仍不忘向身边群众宣传共产主义，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参加革命。
据宋希濂回忆：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秋白辩论，瞿秋白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是个大杂烩……
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在其所著的《不倒的红旗》中写道：“瞿秋白同志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
瞿秋白不愧为我党的政治理论家和宣传家。“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的“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等不实之词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长汀县的几位目击者述，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前，先到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登黑鞋，右脚斜出，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风采和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约需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途中，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
根据以上史实，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
《多余的话》一点都不多余。
20多年又过，秋白就义处松涛阵阵，翠柏成林。
作为瞿秋白的家乡人，顶楼主一个，谢谢你发的资料，现在在瞿秋白的家乡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他在市中心的纪念馆冷冷清清啊，还有，楼主好像对瞿秋白很有研究啊，是不是专门研究党史的？
只是因为党开大会，集中发了秋白同志的资料，而我恰好对他有一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