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卢卡奇：西马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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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
伊尔玛死后，小卢1912年移居海德堡。此地为何吸引他？原来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分别在马堡、海德堡形成中心。所谓“新康德”，无非是一批精神苦闷的德国哲学家，为了抗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手围剿，不得不试以康德反思精神，重新研判黑格尔，从中寻求出路。
在海大，小卢旁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文氏呼吁“正确理解康德”、注重精神价值。他病逝后，李氏沿用其说，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8]对比柏林大学，小卢发现一个张力场：其中传统与新学竞争，哲学与社会学对话。所以他来海大，等于加入德国学界华丽家族，进而获得资格，评判欧洲前沿思想。其中重大一案，便是狄尔泰挑战康德。[9]
狄尔泰VS康德 18世纪启蒙学者维柯，曾在《新科学》中表示：与科学真理不同，人文历史属于“人类自己造就的世界”，因而当有一项关注“人类心灵”的研究方案：它既非数理公式，亦非笛卡尔的自明标准。它是什么？狄尔泰亢声答曰：生命哲学！生命（Leben）包容人类生活，其中有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也有人类心灵的各式外化（形式化）表现。
20世纪初，欧洲实证主义排斥情感，蔑视历史。狄尔泰遂向康德发难：“该用历史理性批判，代替纯粹理性批判。”（狄尔泰，1989：21）在他看来，生命虽与时间相关，可它并非机械单位，而是人生喜怒哀乐。为此他强调：人类生命活跃在历史进程中，彰显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历史理性批判》未果，却引出狄氏对康德本体论的凶猛改造：[1]他抛弃先验假设，视人为一种历史存在；[2]他称生命世界并非纯粹知识之再现，而是一种在思想与感觉互动中赋予我们的现实。一旦突出生命历史性，狄尔泰便激活了康德哲学中的两大范畴，即人生有限性、偶然性，二者均指向西方思想争议焦点。
20世纪初欧洲人重新发现黑格尔，主要归功于狄尔泰。1905年他发表《青年黑格尔》，引起小卢兴趣。他循此考察马克思，后写出一本同名著作。[10]阅读狄尔泰，亦令小卢痛感哲学与现实脱节。他后来承认：他迷信先验、崇尚精神，故而“在永恒价值与历史运动间，留下了致命伤口”。[11]
与韦伯交往 1908年韦伯因病辍教，改在海大家中设坛。1911年他召集胡塞尔、席美尔、文德尔班诸公，发起《逻各斯》杂志。[12]尾随席美尔，小卢来到韦家，与一干新秀往来酬酢，其中有哲学家拉斯克、美学家鲍姆加登、社会学家滕尼斯、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当年景象难以再现。打开《逻各斯》，却可读到席美尔《文化概念与悲剧》、李凯尔特《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其中还有小卢的《悲剧形而上学》，及其追念狄尔泰的华丽悼词。
短短六年，经由席韦二师耳提面命，小卢从一介贵公子，俨然成为德国学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早期成果有：1914年将博士论文两章改名《现代戏剧社会学》，刊发在韦伯主导的《社会科学》上；同年撰写《艺术哲学》，后因世界大战服兵役，被迫中断；1916年为申请海大教席，小卢重写《海德堡美学》，继于1916年发表副产品《小说理论》。
二人交往中，韦伯先是赞赏小卢才华，助其显身扬名，继而殷殷关切他的前程。小卢转向革命前夕，韦伯与之频繁对话，形同忘年。对于小卢，韦伯学问深邃，处世老道，仿佛黑暗波涛中的灯塔。这一对老少对话，可惜未见专题研究。根据文献中的散乱线索，我谨提示如下：
[1]面对西方理性化趋势，韦伯由精神入手，提倡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方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理性化源自17世纪加尔文教徒，即一批吃苦耐劳的上帝选民。其成功发财经验，倡发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后者于不期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精神。
韦伯称此精神为一种斯多葛式的工作伦理，即把工作当天职、借此摒弃精神诉求。从此，西方人迎来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对比马克思《资本论》，韦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一度令小卢困顿：只因它无视阶级斗争，亦无法解释席卷欧洲的战争与革命。[13]
[2]韦伯另一贡献，是他在《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组织，依次以神权、王权、法权为基础。作为现代理性产物，官僚制（Bureaucracy）起自法文Bureau，即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通过文牍传递实现合法治理。其理想社会学模式是：科层组织、森严等级、非人化管理、长期聘用专家、建立薪金制。
对此韦伯冷嘲曰：普鲁士官僚自称社会公仆，可谁又能阻止这帮“小马基雅维利”从中攫取权势？结论：官僚制好比一个囚禁精神、窒息生命的铁笼子。而它自身蕴含的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的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14]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阴暗诊断，因其价值中立（Value Free），反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深刻性。小卢在理智上被迫接受，可在情感上郁闷不已：韦老师此说是否现代人的终审判决？难道世上一无任何变革希望？
布达佩斯烽火
1914年，小卢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发现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这便是《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们告别悲剧人生观，竞相以果敢行动，追求生命之丰盈。
同年，小卢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该女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小卢接济，两人闪电结婚。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小卢继续资助她，并将《小说理论》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
韦伯夫妇与小卢家人一齐劝阻这桩婚姻。1918年，韦伯讲演《作为职业的学术》，勉励小卢专心治学。不料小卢刚同叶莲娜离婚，又同她一道加入共产党。1919年1月，德共领袖卢森堡在柏林起义中牺牲。韦伯闻讯大惊，发表《作为职业的政治》。小卢此刻身在疆场，偶见此文，难免悲从中来。1920年韦伯去世，小卢仍在其政治著述中没完没了地与之争论。
针对此案，西马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小卢“拥抱了陀氏的俄国”。美国女学者格拉克称：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小卢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15]而我以为，小卢投身革命，与中国李大钊、周恩来如出一辙：他们满腹经纶，衣食无忧，偏能于乱世中心系天下，继而从书本走向革命。说到韦伯与小卢关系，想想巴金笔下的觉新与觉民，也就大致是了。
《小说理论》 小卢思想转折，反映在《小说理论》中。专家将此书与本雅明《德国悲剧起源》并列为现代文艺批评典范。卢氏现实主义文论，国人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早已玩腻了现代派，且是此中顶级高手。小卢称该书动机是“背离康德、走向黑格尔”。（卢卡奇，2004：7）
为何背离？“康德的星空犹如纯粹知识的黑夜”，它迫使小卢摈弃永恒形式，走向黑格尔“美学范畴的历史化”。（卢卡奇，2004：11）根据黑格尔，精神在历史中显露自身。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其中小卢首推希腊：“在那幸福年代，世界广阔无垠，却是人的家园”。（卢卡奇，2004：3）荷马史诗提供了最丰盈的生命形式：在那万物和谐的天地里，一无历史，二无个体，三无主客分离。可惜那个美好的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残酷粉碎了：“生活错乱，一切均被破坏无遗”。（卢卡奇，1974：151）为了弥合裂变，现代戏剧竭力保留一个完整内心世界，小卢称之为内涵总体性。
小说代表外延总体性。小卢称：在这“绝对罪孽的时代”，惟有小说赋予主角一种精神探索使命。这个乱世英雄，先以唐吉诃德面目出现：他外出游荡，追寻真谛，却发现世界陌生、人心不古。随后他进入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梦给一个现代庸人：此人仅靠回忆与幻想，寻觅久违之光。那光芒最终在陀氏小说里，粲然照亮了索尼娅、阿廖沙的人生。
红军政委卢卡奇 读懂小卢心曲，此后变化顺理成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奥匈帝国瓦解。
同年底，小卢申请海大教授失败。可他蓦然发现：以孔贝拉为首的一批战俘从俄国返回，火速建立匈共。小卢12月入党，2月当选中央委员。
原因是：[1]他对资本主义“憎恶至极”。[2]他经由缜密学理，接受马克思学说。[3]他出于道德考虑，仰慕党的使命。[16]
1919年3月，匈共组建苏维埃政府，小卢出任教育副人民委员。上任不久，西方列强唆使反动军队进攻匈牙利。小卢亲赴前线，带兵作战。为了阻止一次战场溃退，这位红军第五师政委面不改色，下令枪决7名逃兵。
战至8月，红色政权失败，共产党人大批撤离布达佩斯。小卢奉命坚持地下斗争。直到战友被杀、组织遭破坏，他才开始流亡生涯。
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小卢逃至维也纳，遭当局逮捕。朋友请愿，韦伯斡旋，免其一死。此后他创办《共产主义》杂志，发表《论议会制》，号召决死抵抗。此文受列宁批评，斥为左派幼稚病。1921年小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受到列宁接见。从此他对马列经典愈发精研细读、渐入佳境。[17]
1923年小卢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次年列宁病逝，他与柯尔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五大，竟遭季诺维也夫打压。小柯不服，被开除党籍。[18]小卢回家检讨，复推出《列宁：总体思想研究》。1929年他化名勃鲁姆，为匈共起草政治报告。根据他对列宁策略的理解，《勃鲁姆纲领》力主匈共联合社民党，实施工农民主专政。不料又被上级打成“取消派”。
小卢从此转向学术研究。1930年他前往莫斯科，参与辨认马克思手稿。后以专家身份，进入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列编译局。1931年他返回德国，以左翼批评家身份，在《左曲线》大量撰文。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受奥地利政府驱逐，返回莫斯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
【回顾】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的上篇勾勒了卢卡奇自1885年出生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一时期丰富的人生经历、求学始末、政治生涯、学术交往以及《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等几部著作的写作，并考察了卢卡奇对知识体系的重新分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知识谱系。
伊尔玛死后，小卢1912年移居海德堡。此地为何吸引他？原来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分别在马堡、海德堡形成中心。所谓“新康德”，无非是一批精神苦闷的德国哲学家，为了抗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手围剿，不得不试以康德反思精神，重新研判黑格尔，从中寻求出路。
在海大，小卢旁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文氏呼吁“正确理解康德”、注重精神价值。他病逝后，李氏沿用其说，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8]对比柏林大学，小卢发现一个张力场：其中传统与新学竞争，哲学与社会学对话。所以他来海大，等于加入德国学界华丽家族，进而获得资格，评判欧洲前沿思想。其中重大一案，便是狄尔泰挑战康德。[9]
狄尔泰VS康德 18世纪启蒙学者维柯，曾在《新科学》中表示：与科学真理不同，人文历史属于“人类自己造就的世界”，因而当有一项关注“人类心灵”的研究方案：它既非数理公式，亦非笛卡尔的自明标准。它是什么？狄尔泰亢声答曰：生命哲学！生命（Leben）包容人类生活，其中有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也有人类心灵的各式外化（形式化）表现。
20世纪初，欧洲实证主义排斥情感，蔑视历史。狄尔泰遂向康德发难：“该用历史理性批判，代替纯粹理性批判。”（狄尔泰，1989：21）在他看来，生命虽与时间相关，可它并非机械单位，而是人生喜怒哀乐。为此他强调：人类生命活跃在历史进程中，彰显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历史理性批判》未果，却引出狄氏对康德本体论的凶猛改造：[1]他抛弃先验假设，视人为一种历史存在；[2]他称生命世界并非纯粹知识之再现，而是一种在思想与感觉互动中赋予我们的现实。一旦突出生命历史性，狄尔泰便激活了康德哲学中的两大范畴，即人生有限性、偶然性，二者均指向西方思想争议焦点。
20世纪初欧洲人重新发现黑格尔，主要归功于狄尔泰。1905年他发表《青年黑格尔》，引起小卢兴趣。他循此考察马克思，后写出一本同名著作。[10]阅读狄尔泰，亦令小卢痛感哲学与现实脱节。他后来承认：他迷信先验、崇尚精神，故而“在永恒价值与历史运动间，留下了致命伤口”。[11]
与韦伯交往 1908年韦伯因病辍教，改在海大家中设坛。1911年他召集胡塞尔、席美尔、文德尔班诸公，发起《逻各斯》杂志。[12]尾随席美尔，小卢来到韦家，与一干新秀往来酬酢，其中有哲学家拉斯克、美学家鲍姆加登、社会学家滕尼斯、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当年景象难以再现。打开《逻各斯》，却可读到席美尔《文化概念与悲剧》、李凯尔特《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其中还有小卢的《悲剧形而上学》，及其追念狄尔泰的华丽悼词。
短短六年，经由席韦二师耳提面命，小卢从一介贵公子，俨然成为德国学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早期成果有：1914年将博士论文两章改名《现代戏剧社会学》，刊发在韦伯主导的《社会科学》上；同年撰写《艺术哲学》，后因世界大战服兵役，被迫中断；1916年为申请海大教席，小卢重写《海德堡美学》，继于1916年发表副产品《小说理论》。
二人交往中，韦伯先是赞赏小卢才华，助其显身扬名，继而殷殷关切他的前程。小卢转向革命前夕，韦伯与之频繁对话，形同忘年。对于小卢，韦伯学问深邃，处世老道，仿佛黑暗波涛中的灯塔。这一对老少对话，可惜未见专题研究。根据文献中的散乱线索，我谨提示如下：
[1]面对西方理性化趋势，韦伯由精神入手，提倡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方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理性化源自17世纪加尔文教徒，即一批吃苦耐劳的上帝选民。其成功发财经验，倡发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后者于不期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精神。
韦伯称此精神为一种斯多葛式的工作伦理，即把工作当天职、借此摒弃精神诉求。从此，西方人迎来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对比马克思《资本论》，韦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一度令小卢困顿：只因它无视阶级斗争，亦无法解释席卷欧洲的战争与革命。[13]
[2]韦伯另一贡献，是他在《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组织，依次以神权、王权、法权为基础。作为现代理性产物，官僚制（Bureaucracy）起自法文Bureau，即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通过文牍传递实现合法治理。其理想社会学模式是：科层组织、森严等级、非人化管理、长期聘用专家、建立薪金制。
对此韦伯冷嘲曰：普鲁士官僚自称社会公仆，可谁又能阻止这帮“小马基雅维利”从中攫取权势？结论：官僚制好比一个囚禁精神、窒息生命的铁笼子。而它自身蕴含的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的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14]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阴暗诊断，因其价值中立（Value Free），反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深刻性。小卢在理智上被迫接受，可在情感上郁闷不已：韦老师此说是否现代人的终审判决？难道世上一无任何变革希望？
布达佩斯烽火
1914年，小卢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发现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这便是《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们告别悲剧人生观，竞相以果敢行动，追求生命之丰盈。
同年，小卢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该女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小卢接济，两人闪电结婚。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小卢继续资助她，并将《小说理论》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
韦伯夫妇与小卢家人一齐劝阻这桩婚姻。1918年，韦伯讲演《作为职业的学术》，勉励小卢专心治学。不料小卢刚同叶莲娜离婚，又同她一道加入共产党。1919年1月，德共领袖卢森堡在柏林起义中牺牲。韦伯闻讯大惊，发表《作为职业的政治》。小卢此刻身在疆场，偶见此文，难免悲从中来。1920年韦伯去世，小卢仍在其政治著述中没完没了地与之争论。
针对此案，西马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小卢“拥抱了陀氏的俄国”。美国女学者格拉克称：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小卢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15]而我以为，小卢投身革命，与中国李大钊、周恩来如出一辙：他们满腹经纶，衣食无忧，偏能于乱世中心系天下，继而从书本走向革命。说到韦伯与小卢关系，想想巴金笔下的觉新与觉民，也就大致是了。
《小说理论》 小卢思想转折，反映在《小说理论》中。专家将此书与本雅明《德国悲剧起源》并列为现代文艺批评典范。卢氏现实主义文论，国人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早已玩腻了现代派，且是此中顶级高手。小卢称该书动机是“背离康德、走向黑格尔”。（卢卡奇，2004：7）
为何背离？“康德的星空犹如纯粹知识的黑夜”，它迫使小卢摈弃永恒形式，走向黑格尔“美学范畴的历史化”。（卢卡奇，2004：11）根据黑格尔，精神在历史中显露自身。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其中小卢首推希腊：“在那幸福年代，世界广阔无垠，却是人的家园”。（卢卡奇，2004：3）荷马史诗提供了最丰盈的生命形式：在那万物和谐的天地里，一无历史，二无个体，三无主客分离。可惜那个美好的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残酷粉碎了：“生活错乱，一切均被破坏无遗”。（卢卡奇，1974：151）为了弥合裂变，现代戏剧竭力保留一个完整内心世界，小卢称之为内涵总体性。
小说代表外延总体性。小卢称：在这“绝对罪孽的时代”，惟有小说赋予主角一种精神探索使命。这个乱世英雄，先以唐吉诃德面目出现：他外出游荡，追寻真谛，却发现世界陌生、人心不古。随后他进入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梦给一个现代庸人：此人仅靠回忆与幻想，寻觅久违之光。那光芒最终在陀氏小说里，粲然照亮了索尼娅、阿廖沙的人生。
红军政委卢卡奇 读懂小卢心曲，此后变化顺理成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奥匈帝国瓦解。
同年底，小卢申请海大教授失败。可他蓦然发现：以孔贝拉为首的一批战俘从俄国返回，火速建立匈共。小卢12月入党，2月当选中央委员。
原因是：[1]他对资本主义“憎恶至极”。[2]他经由缜密学理，接受马克思学说。[3]他出于道德考虑，仰慕党的使命。[16]
1919年3月，匈共组建苏维埃政府，小卢出任教育副人民委员。上任不久，西方列强唆使反动军队进攻匈牙利。小卢亲赴前线，带兵作战。为了阻止一次战场溃退，这位红军第五师政委面不改色，下令枪决7名逃兵。
战至8月，红色政权失败，共产党人大批撤离布达佩斯。小卢奉命坚持地下斗争。直到战友被杀、组织遭破坏，他才开始流亡生涯。
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小卢逃至维也纳，遭当局逮捕。朋友请愿，韦伯斡旋，免其一死。此后他创办《共产主义》杂志，发表《论议会制》，号召决死抵抗。此文受列宁批评，斥为左派幼稚病。1921年小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受到列宁接见。从此他对马列经典愈发精研细读、渐入佳境。[17]
1923年小卢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次年列宁病逝，他与柯尔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五大，竟遭季诺维也夫打压。小柯不服，被开除党籍。[18]小卢回家检讨，复推出《列宁：总体思想研究》。1929年他化名勃鲁姆，为匈共起草政治报告。根据他对列宁策略的理解，《勃鲁姆纲领》力主匈共联合社民党，实施工农民主专政。不料又被上级打成“取消派”。
小卢从此转向学术研究。1930年他前往莫斯科，参与辨认马克思手稿。后以专家身份，进入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列编译局。1931年他返回德国，以左翼批评家身份，在《左曲线》大量撰文。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受奥地利政府驱逐，返回莫斯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
【回顾】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的上篇勾勒了卢卡奇自1885年出生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一时期丰富的人生经历、求学始末、政治生涯、学术交往以及《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等几部著作的写作，并考察了卢卡奇对知识体系的重新分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知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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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26岁时，曾在巴黎写下一部手稿。后人将它整理，题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手稿》面世，轰动欧美学界。世人从中得知马翁青年思想，于是有两个马克思之说。[23]令人惊讶的是：卢氏《历史》居然提前十年，阐发其中异化命题。他是先知先觉、还是悟性超凡？
其实《资本论》已然揭示了商品秘密：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一种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1961：23，88-89）如此异化，马翁称作商品拜物教。据波兰学者沙夫考证：异化（英文Alienation）出自上述研究。但《手稿》多提及黑格尔的外化（Ver?覿usserung）。根据欧洲传统法学，外化来自出让（Ent?覿usserung），即人在交易中从自我到非我的变异。异化（Entfremden）一词，更强调人与其产物间的疏离。（沙夫，1980：56）
随后马翁多次论及异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称：资本主义“在产生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的普遍异化之际，也产生出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普遍性”。（马恩，1961：46，108）至此，异化被赋予一种新义：它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分析，被提高至人类解放的高度。
小卢写作《历史》时，不可能读到《手稿》。可他熟悉《资本论》，了解黑格尔。而他所说的物化（Verdinglichung，英译Reification），亦同席美尔、韦伯颇有关联。摘要如下：
卢卡奇论物化 卢氏《自传》谓：“席美尔金钱哲学、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是我早年的榜样。”（卢卡奇，1986：211）席氏客观化（即对象化），指人类进行有意识创造，产品却与人性背离。《历史》中，小卢仍称此说“富有洞察力”。（卢卡奇，1986：105）哈贝马斯指出：卢氏还借用韦伯二律背反，以便“从两方面考察社会劳动如何脱离生活世界”。（哈贝马斯，1994：454）
《历史》称资本主义双向挺进：一头是非人化（Unmenschlichung），即令工人依附于机器；另一头是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即鼓励精确计算、有效控制，直至发明泰勒制。二者交织，令物化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结构问题”：国家法律中，合理化“将法官变为机器”。泰勒制入侵哲学与科学，又“将专家变为小贩”。（卢卡齐，1992：54）经济学为何不解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实证方法，也在于学者自身利益：对于他们，此乃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卢卡奇，1992：59）
从整体到总体 《资本论》跋文中，马翁归纳其辩证法如下：[1]它认为现存社会制度终将灭亡；[2]它在变革中理解社会及其历史根源；[3]其革命本质，要求它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此外它“一无崇拜”。[24]小卢在异化与总体问题上，对马翁多有补充。可他仍流露一种对于黑格尔精神（Geist）的崇拜：这便导致《历史》的第二套命题及其后续争议。
老黑《精神现象学》序言称：真理即整体。此处整体（das Ganz），即卢氏《小说理论》中的总体（Totalit?覿t）。当年小卢痛感分裂之苦，试以精神科学寻求弥合之道。席韦二师提示：文化与宗教研究不同于科学，它透过现象寻找隐秘，或通过社会关系把握个体特性。于是他以史诗为理想，判定工业文明为“总体缺失的时代”：它支离破碎、毫无诗意、扭曲人性。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提醒我们：物自体重返现代社会，成为与人对峙的他者：它粉碎现实，“造成一种对总体的渴求”。（列维纳斯，1969：43）出于渴求，小卢总体起初呈现为一种完美艺术形式：它以理想为先，呼唤和谐统一。美国教授杰伊说：至于如何扬弃堕落与异化，他尚无力表述，因为“它的名称尚未被人说出”。（杰伊，1984：90）
迷茫中小卢走向黑格尔，将总体奉为主词（God-term）。我国学者郭军称：该总体有两个向度，纵向上它延续荷马史诗，促其转换为人类自由宏大叙事；从横向看，它彰显历史，控诉异化。直到写作《历史》时，卢氏才将它当成一个集约概念，希冀通过革命实践，最终克服分裂。[25]
或者说，卢氏抉发马翁诸多哲学命题，将它们重新堪合、提升至总体高度：其宏伟目标，不单要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物质奴役中，获得经济解放、政治解放，还要让他们从机会主义精神奴役中获得思想解放”。（卢卡齐，1992：97）
总体之回顾 1930年，卢氏在莫斯科参与整理马克思《手稿》。身为马翁再传弟子，他庆幸自己得窥真迹。此后四十年他遍览马列经典，不断纠正补充《历史》所议。有关异化与总体部分，这里归结如下：
首先关于异化。马翁称《精神现象学》是老黑哲学“秘密所在”。（马恩，1961：42，159）其关键，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看作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回归。老黑功劳在于：“他把人的自我形成视为一个过程，即把对象化看作是去对象。因此他抓住劳动本质，从而把对象化的人，理解为他劳动的结果”。
老黑错误有二：[1]他只描述精神运动，而“外化（Ver?覿usserung）历史及其复归，不过是抽象思维的生产史”。[2]老黑只提精神劳动，因此找不到异化劳动的出路。所以，马克思指老黑混淆了对象化与异化：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对象化（Vergenst?覿ndlichung）是指“劳动产品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惟有“劳动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破坏时”，异化才真正出现。（马恩，1961：42，161-167）
《资本论》为小卢提供了一种经典方法示范，即从具体分析商品入手，复从总体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任何问题，都会在商品之谜中发现答案”。（卢卡奇，1992：53）根据这一方法，小卢发现：他的物化说也同老黑一样，严重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而马翁早已明确划出一条界线，即“劳动本身的对象化，不同于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26]
另外，当他在《历史》中探讨无产阶级意识时，老黑那种“精神外化、再返回自身”的逻辑，愈发跃然纸上。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曾以“黑格尔方式”论证无产阶级意识，继而套用韦伯的理想原型（Idealtype），表述阶级意识如何在革命实践中，达至主客体统一。（卢卡奇，1992：序15）
最后，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与对象化并存，但对象化不会消除。而异化作为历史现象，则可加以克服，因为它并不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卢卡奇，1994：614）
其次关于总体。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在总体问题上亦有突出偏向：他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社会理论、社会哲学，从而忽视它也是一门关于自然的理论”。具体说：[1]他以激进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却在尝试中遗忘了“经济为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2]同时他忽略了人类劳动“作为社会与自然的转换中介”。此话怎讲？
根据列宁《哲学笔记》，惟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引进泰勒制、电气化，包括电影、广播等先进文化手段，才能在坚实经济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文化远景。[27]对照列宁的总体构想，卢氏自我批评说，马翁早就明言“发展人类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可他的总体性，由于反感科学、遗忘经济，“导致一系列根本性混乱”。不过他坚信《历史》成就之一，正在于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卢卡奇，1992：序10-11）
我国学者张西平称：卢氏总体“令马克思主义生出了浪漫双翼”。（张西平，1997：211）英国学者默克瓦谓：卢氏总体意在区别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说，结果弘扬了一种总体性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此说对后续西马学者影响至深：正是基于此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举发动工具理性与大众文化批判。（默克瓦，1986：81-87）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看来总体确是一个问题。
其实《资本论》已然揭示了商品秘密：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一种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1961：23，88-89）如此异化，马翁称作商品拜物教。据波兰学者沙夫考证：异化（英文Alienation）出自上述研究。但《手稿》多提及黑格尔的外化（Ver?覿usserung）。根据欧洲传统法学，外化来自出让（Ent?覿usserung），即人在交易中从自我到非我的变异。异化（Entfremden）一词，更强调人与其产物间的疏离。（沙夫，1980：56）
随后马翁多次论及异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称：资本主义“在产生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的普遍异化之际，也产生出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普遍性”。（马恩，1961：46，108）至此，异化被赋予一种新义：它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分析，被提高至人类解放的高度。
小卢写作《历史》时，不可能读到《手稿》。可他熟悉《资本论》，了解黑格尔。而他所说的物化（Verdinglichung，英译Reification），亦同席美尔、韦伯颇有关联。摘要如下：
卢卡奇论物化 卢氏《自传》谓：“席美尔金钱哲学、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是我早年的榜样。”（卢卡奇，1986：211）席氏客观化（即对象化），指人类进行有意识创造，产品却与人性背离。《历史》中，小卢仍称此说“富有洞察力”。（卢卡奇，1986：105）哈贝马斯指出：卢氏还借用韦伯二律背反，以便“从两方面考察社会劳动如何脱离生活世界”。（哈贝马斯，1994：454）
《历史》称资本主义双向挺进：一头是非人化（Unmenschlichung），即令工人依附于机器；另一头是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即鼓励精确计算、有效控制，直至发明泰勒制。二者交织，令物化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结构问题”：国家法律中，合理化“将法官变为机器”。泰勒制入侵哲学与科学，又“将专家变为小贩”。（卢卡齐，1992：54）经济学为何不解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实证方法，也在于学者自身利益：对于他们，此乃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卢卡奇，1992：59）
从整体到总体 《资本论》跋文中，马翁归纳其辩证法如下：[1]它认为现存社会制度终将灭亡；[2]它在变革中理解社会及其历史根源；[3]其革命本质，要求它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此外它“一无崇拜”。[24]小卢在异化与总体问题上，对马翁多有补充。可他仍流露一种对于黑格尔精神（Geist）的崇拜：这便导致《历史》的第二套命题及其后续争议。
老黑《精神现象学》序言称：真理即整体。此处整体（das Ganz），即卢氏《小说理论》中的总体（Totalit?覿t）。当年小卢痛感分裂之苦，试以精神科学寻求弥合之道。席韦二师提示：文化与宗教研究不同于科学，它透过现象寻找隐秘，或通过社会关系把握个体特性。于是他以史诗为理想，判定工业文明为“总体缺失的时代”：它支离破碎、毫无诗意、扭曲人性。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提醒我们：物自体重返现代社会，成为与人对峙的他者：它粉碎现实，“造成一种对总体的渴求”。（列维纳斯，1969：43）出于渴求，小卢总体起初呈现为一种完美艺术形式：它以理想为先，呼唤和谐统一。美国教授杰伊说：至于如何扬弃堕落与异化，他尚无力表述，因为“它的名称尚未被人说出”。（杰伊，1984：90）
迷茫中小卢走向黑格尔，将总体奉为主词（God-term）。我国学者郭军称：该总体有两个向度，纵向上它延续荷马史诗，促其转换为人类自由宏大叙事；从横向看，它彰显历史，控诉异化。直到写作《历史》时，卢氏才将它当成一个集约概念，希冀通过革命实践，最终克服分裂。[25]
或者说，卢氏抉发马翁诸多哲学命题，将它们重新堪合、提升至总体高度：其宏伟目标，不单要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物质奴役中，获得经济解放、政治解放，还要让他们从机会主义精神奴役中获得思想解放”。（卢卡齐，1992：97）
总体之回顾 1930年，卢氏在莫斯科参与整理马克思《手稿》。身为马翁再传弟子，他庆幸自己得窥真迹。此后四十年他遍览马列经典，不断纠正补充《历史》所议。有关异化与总体部分，这里归结如下：
首先关于异化。马翁称《精神现象学》是老黑哲学“秘密所在”。（马恩，1961：42，159）其关键，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看作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回归。老黑功劳在于：“他把人的自我形成视为一个过程，即把对象化看作是去对象。因此他抓住劳动本质，从而把对象化的人，理解为他劳动的结果”。
老黑错误有二：[1]他只描述精神运动，而“外化（Ver?覿usserung）历史及其复归，不过是抽象思维的生产史”。[2]老黑只提精神劳动，因此找不到异化劳动的出路。所以，马克思指老黑混淆了对象化与异化：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对象化（Vergenst?覿ndlichung）是指“劳动产品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惟有“劳动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破坏时”，异化才真正出现。（马恩，1961：42，161-167）
《资本论》为小卢提供了一种经典方法示范，即从具体分析商品入手，复从总体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任何问题，都会在商品之谜中发现答案”。（卢卡奇，1992：53）根据这一方法，小卢发现：他的物化说也同老黑一样，严重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而马翁早已明确划出一条界线，即“劳动本身的对象化，不同于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26]
另外，当他在《历史》中探讨无产阶级意识时，老黑那种“精神外化、再返回自身”的逻辑，愈发跃然纸上。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曾以“黑格尔方式”论证无产阶级意识，继而套用韦伯的理想原型（Idealtype），表述阶级意识如何在革命实践中，达至主客体统一。（卢卡奇，1992：序15）
最后，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与对象化并存，但对象化不会消除。而异化作为历史现象，则可加以克服，因为它并不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卢卡奇，1994：614）
其次关于总体。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在总体问题上亦有突出偏向：他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社会理论、社会哲学，从而忽视它也是一门关于自然的理论”。具体说：[1]他以激进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却在尝试中遗忘了“经济为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2]同时他忽略了人类劳动“作为社会与自然的转换中介”。此话怎讲？
根据列宁《哲学笔记》，惟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引进泰勒制、电气化，包括电影、广播等先进文化手段，才能在坚实经济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文化远景。[27]对照列宁的总体构想，卢氏自我批评说，马翁早就明言“发展人类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可他的总体性，由于反感科学、遗忘经济，“导致一系列根本性混乱”。不过他坚信《历史》成就之一，正在于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卢卡奇，1992：序10-11）
我国学者张西平称：卢氏总体“令马克思主义生出了浪漫双翼”。（张西平，1997：211）英国学者默克瓦谓：卢氏总体意在区别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说，结果弘扬了一种总体性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此说对后续西马学者影响至深：正是基于此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举发动工具理性与大众文化批判。（默克瓦，1986：81-87）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看来总体确是一个问题。
卢卡奇与西马
对于卢氏，《历史》是他37岁时的一部习作，书中瑕瑜互见，颇多可商榷处。然而二战后的欧美左派纷纷奉其为西马开宗。对此老卢矢口否认。自他1945年返回匈牙利，直到1972年去世，他一直保持其信仰总体性。如他《自传》所言：“成为共产党人，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卢卡齐，1986：35）
时至今日，我们当如何评价老卢与西马关系？除了安德森所说的“历史错位”外，我以为不妨以二八比例，肯定老卢功绩如下：
[1]马克思逝世时，留下大半著作未发表。恩格斯称：当时全欧洲读懂《资本论》者，不过五人。安德森叹曰：马翁笔耕终生，“未曾得见大规模革命运动”。（安德森，1976：2）在此“几乎被遗忘”的背景下，卢卡奇受列宁指引，背靠俄国，面向欧美，用德语宣讲马翁遗书，点燃西方革命之火。
别忘了：卢氏《历史》痛批第二国际纲领，推崇马列正统。其主要命题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践哲学、无产阶级意识。此后三代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从葛兰西到柯莱蒂，从威廉斯到萨义德，无不以《历史》为中介，以卢氏批判为楷模，竞相拜读马克思。请看哈贝马斯的真情追忆：“《历史》是我青年时代的指路明灯，我是经由卢卡奇开始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杰伊，1984：465）
[2]与多数俄国理论家不同，卢卡奇通晓多种语言，擅长哲学社会学，熟悉现代文艺思潮，故能驾轻就熟，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阐释者及其黑格尔根源的发见者。英国学者捷尔内赞曰：“卢氏思想构成，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互动，故能于众多马克思学者中，凸显独一无二。”[28]当然，老卢将其西方文化特性带入俄国革命中枢，难免引起摩擦。可他以诚挚态度，在师傅与学徒、中心与边缘、共产党与非党学者之间，开启一番对话格局。
1922年序言中，小卢称《历史》是他“忙于党的工作之余，试图弄清革命运动中的理论问题”。所以他恳请读者包涵：其中留有“特殊历史痕迹”，也别指望从中发现“科学系统性”。他写书的初衷，仅仅是为“针对辩证法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一个开端”。（卢卡奇，1992：45）
此一研讨格局，实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发展条件。诚如安德森所言：国际共运中的文化差异、策略分歧，“对于左派而言，既在情理之中，亦可丰富理论资源”。（安德森，1976：7）以左派幼稚病为例，小卢的冒失言论，显然让列宁深有所虑：“他第一次面对欧洲革命策略问题”，即俄国成功战略，如何应对改良主义盛行、议会制度成熟的欧洲诸国？（卢卡奇，1992：序言18）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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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之路》，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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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卢卡奇1919—1929年政治著作》， 英译本，Luká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 London: Merlin, 1972.
卢卡奇，《列宁：思想总体性研究》，Nicholas Jacobs 英译本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MIT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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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51页）
（上接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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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席美尔（Georg Simmel），《金钱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 Frankfurt: Suhrkamp, 1989, Tom Bottomore英译本，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2004.
[波兰]沙夫（Adam Schaff），《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Entfremdung als Soziales Ph?覿nomen, 英译本，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New York: Perg－amon, 1980.
孙伯揆，《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三联书店，1997。
注释：
[1]《方法问题》是《辩证理性批判》的导论，引文见Hazel&Barnes英译本，The Question of Method，纽约：兰登书屋，1963：21-29。安德森认为：萨特是受卢氏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辩证》试图合并结构与主体，并不成功，转而研究福楼拜。详见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36-37。
[2]匈文中，卢氏姓名作卢卡奇·捷尔基。因其著作多以德文发表，德国人称他为格奥尔格·卢卡奇。译成英文后，却被广泛读作乔治·卢卡奇。虽不准确，倒也入乡随俗。
[3]席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西方社会学起源于孔德实证主义、斯宾塞进化论、狄尔凯姆劳动分工说。这套杂合理论，曾驱使19世纪学者大举阐释社会机制，并引起其他学科嫉妒，20世纪初，德国大学均无社会学系。席氏努力一生，却因犹太血统，总也当不上柏大教授。1914年他含恨离开柏林，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1918年辞世。这一悲惨结局，促使小卢1918年申请海大教职失败后，毅然投身革命。
[4]引文见席氏论文《论文化的悲剧》，载其文集《现代文化冲突》，Etzkorn Peter英译本，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1968：42。
[5]见卢氏1908年11月18日给朋友的书信，载《卢卡奇书信选》，Judith Marcus英译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
[6]克尔凯戈尔（S?覬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驼背跛足。早年入哥本哈根大学修神学，结识一女友。可他坚信上帝与婚姻只能择一，于是解除婚约。参阅《非此即彼》（1843），Howard Hong英译本，Either-O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7]康德笃信善性，即“应当如此”的绝对律。可惜人类处处受利益驱动，故而做不到。康德实践理性，令克尔凯戈尔寸步难行。请留意：康德终生无女友。参阅《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邓晓芒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3。
[8]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著有《历史哲学》。1915年文氏病逝，教职由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继承。后者援引文氏精神价值说，称自然是物质总和，文化是因其价值传承的人为体系。据此，他确认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范畴对立。李氏《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参阅涂纪亮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
[9]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早年就读海德堡，后在巴塞尔大学、柏林大学任教。1883年在柏大发表《精神科学纲领》，为人文学术提出一套理解与阐释方法。此举反映新康德主义发展势头，但也暴露其内在矛盾。
[10]狄尔泰书名为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卢卡奇书名为Der junge Hegel。后者参阅王玖兴中译本，《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4。
[11]见卢氏《小说理论》英译本，序言：16，1971。关于卢氏与狄尔泰关系，参阅帕金森，《卢卡奇》，1979；或翁绍军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4。
[12]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早年在海德堡攻读经济与哲学，后执教于弗莱堡、海德堡、慕尼黑诸大学。1908年他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1910年与席美尔、滕尼斯发起德国社会学会。作为一份“旨在建立文化哲学的国际杂志”，《逻各斯》超出社会学，成为20世纪初叶德国的首要思想论坛。
[13]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Talcott Parsons英译本，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2001；关于韦伯与小卢的交往，参阅Michel L?觟wy著《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Patrick Camiller英译本，Georg Lukács: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伦敦：新左派书店，1979。
[14]参阅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Henderson英译本，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及David Beetham，《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伦敦：政治出版社，1985。
[15]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卢卡奇在海德堡时期的老友，后为德国左派文艺批评家，著有《希望哲学》，《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参阅其《美学与政治》，Taylor英译本，Aesthetics and Politics，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80；及格拉克（Mary Gluck），《卢卡奇那一代》，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16]参阅卢氏论文《共产党的道德使命》（1920），载《卢卡奇1919-1929年政治著作》英译本。又见卡达凯（Arpad Kadarkay），《卢卡奇的生活、思想与政治》，Georg Luká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牛津：布莱克威尔，1991：202。
[17]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60。列宁的批评，令小卢心悦诚服。参阅他的《列宁：思想总体性研究》英译本，1973。
[18]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法学博士，1919年加入德共，一度出任图林根工人政府司法部长。1925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流亡英国，1961年在美国去世。参阅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英译本，Marxism and Philosophy，纽约：每月评论，1970。
[19]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又称社会党国际。伯考二人先后成为恩格斯助手，主编国际刊物。恩格斯逝世后，伯氏发表《进化的社会主义》，导致第二国际蜕变。考氏发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攻击十月革命。列宁回敬以《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参阅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社会主义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纽约：1970。
[20]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波兰犹太人，早年入社民党，后为德共领导人，著有《改良或革命》（1900）、《俄国革命》（1918）。1919年她与李卜克内西发动工人起义，血战后被杀。列宁誉之为“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卢卡奇称她是“工人的圣女贞德”。《资本积累》见Agnes Schwarzschild英译本，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伦敦：卢特里奇，1951。另见厄斯纳，《卢森堡评传》，东柏林，1951，孔固中译本，三联书店，1964。
[21]康德在书中列出12范畴：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等。它们与经验结合，即成为知性。所谓理性局限，是承认上述思维形式都是人为的，我们不可能超越它们去发现物自体的秘密。据此，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亦可视为物自体。请注意：康德此说引发席美尔的主客观文化对立、韦伯的合理化与非人化悖论。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邓晓芒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
[22]卢氏在流亡中写作《历史》，未见《自然辩证法》。他靠手头的《反杜林论》指责恩格斯。其实《反杜林论》称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之科学”。《自然辩证法》进而论证三大规律，即转换、否定、否定之否定，称它们都来自黑格尔。详见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书店，1997：30-58。
[23]1932年苏联马列研究院出版德文版《马恩全集》第3卷，收入《手稿》。同年在莱比锡出版《手稿》另一德文本，见Martin Nicolaus 英译本，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纽约：企鹅出版社，1993。《手稿》面世后，欧美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论著出现上百部，并于二战后形成一股“回到青年马克思”的潮流，其代表有法国萨特，美国弗洛姆、马尔库塞，波兰沙夫等。参阅沙夫（Adam Schaff），《马克思主义与个人》，英译本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公司，1970。
[24]这一概述参照《资本论》，1873年德文版。详见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7。
[25]见郭军，《总体》，载《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6]见卢氏论文《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载《〈1844年经济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14-215。
[27]卢氏写作《历史》时，苦于看不到列宁著作。《哲学笔记》九年后才出版。卢氏自述：“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同一方向前进。他在此（总体性）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详见《历史》杜章智中译本，1992：序15。
[28]见捷尔内（Richard Kearney），《欧洲哲学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136。
对于卢氏，《历史》是他37岁时的一部习作，书中瑕瑜互见，颇多可商榷处。然而二战后的欧美左派纷纷奉其为西马开宗。对此老卢矢口否认。自他1945年返回匈牙利，直到1972年去世，他一直保持其信仰总体性。如他《自传》所言：“成为共产党人，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卢卡齐，1986：35）
时至今日，我们当如何评价老卢与西马关系？除了安德森所说的“历史错位”外，我以为不妨以二八比例，肯定老卢功绩如下：
[1]马克思逝世时，留下大半著作未发表。恩格斯称：当时全欧洲读懂《资本论》者，不过五人。安德森叹曰：马翁笔耕终生，“未曾得见大规模革命运动”。（安德森，1976：2）在此“几乎被遗忘”的背景下，卢卡奇受列宁指引，背靠俄国，面向欧美，用德语宣讲马翁遗书，点燃西方革命之火。
别忘了：卢氏《历史》痛批第二国际纲领，推崇马列正统。其主要命题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践哲学、无产阶级意识。此后三代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从葛兰西到柯莱蒂，从威廉斯到萨义德，无不以《历史》为中介，以卢氏批判为楷模，竞相拜读马克思。请看哈贝马斯的真情追忆：“《历史》是我青年时代的指路明灯，我是经由卢卡奇开始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杰伊，1984：465）
[2]与多数俄国理论家不同，卢卡奇通晓多种语言，擅长哲学社会学，熟悉现代文艺思潮，故能驾轻就熟，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阐释者及其黑格尔根源的发见者。英国学者捷尔内赞曰：“卢氏思想构成，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互动，故能于众多马克思学者中，凸显独一无二。”[28]当然，老卢将其西方文化特性带入俄国革命中枢，难免引起摩擦。可他以诚挚态度，在师傅与学徒、中心与边缘、共产党与非党学者之间，开启一番对话格局。
1922年序言中，小卢称《历史》是他“忙于党的工作之余，试图弄清革命运动中的理论问题”。所以他恳请读者包涵：其中留有“特殊历史痕迹”，也别指望从中发现“科学系统性”。他写书的初衷，仅仅是为“针对辩证法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一个开端”。（卢卡奇，1992：45）
此一研讨格局，实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发展条件。诚如安德森所言：国际共运中的文化差异、策略分歧，“对于左派而言，既在情理之中，亦可丰富理论资源”。（安德森，1976：7）以左派幼稚病为例，小卢的冒失言论，显然让列宁深有所虑：“他第一次面对欧洲革命策略问题”，即俄国成功战略，如何应对改良主义盛行、议会制度成熟的欧洲诸国？（卢卡奇，1992：序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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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51页）
（上接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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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法问题》是《辩证理性批判》的导论，引文见Hazel&Barnes英译本，The Question of Method，纽约：兰登书屋，1963：21-29。安德森认为：萨特是受卢氏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辩证》试图合并结构与主体，并不成功，转而研究福楼拜。详见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36-37。
[2]匈文中，卢氏姓名作卢卡奇·捷尔基。因其著作多以德文发表，德国人称他为格奥尔格·卢卡奇。译成英文后，却被广泛读作乔治·卢卡奇。虽不准确，倒也入乡随俗。
[3]席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西方社会学起源于孔德实证主义、斯宾塞进化论、狄尔凯姆劳动分工说。这套杂合理论，曾驱使19世纪学者大举阐释社会机制，并引起其他学科嫉妒，20世纪初，德国大学均无社会学系。席氏努力一生，却因犹太血统，总也当不上柏大教授。1914年他含恨离开柏林，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1918年辞世。这一悲惨结局，促使小卢1918年申请海大教职失败后，毅然投身革命。
[4]引文见席氏论文《论文化的悲剧》，载其文集《现代文化冲突》，Etzkorn Peter英译本，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1968：42。
[5]见卢氏1908年11月18日给朋友的书信，载《卢卡奇书信选》，Judith Marcus英译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
[6]克尔凯戈尔（S?覬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驼背跛足。早年入哥本哈根大学修神学，结识一女友。可他坚信上帝与婚姻只能择一，于是解除婚约。参阅《非此即彼》（1843），Howard Hong英译本，Either-O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7]康德笃信善性，即“应当如此”的绝对律。可惜人类处处受利益驱动，故而做不到。康德实践理性，令克尔凯戈尔寸步难行。请留意：康德终生无女友。参阅《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邓晓芒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3。
[8]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著有《历史哲学》。1915年文氏病逝，教职由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继承。后者援引文氏精神价值说，称自然是物质总和，文化是因其价值传承的人为体系。据此，他确认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范畴对立。李氏《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参阅涂纪亮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
[9]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早年就读海德堡，后在巴塞尔大学、柏林大学任教。1883年在柏大发表《精神科学纲领》，为人文学术提出一套理解与阐释方法。此举反映新康德主义发展势头，但也暴露其内在矛盾。
[10]狄尔泰书名为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卢卡奇书名为Der junge Hegel。后者参阅王玖兴中译本，《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4。
[11]见卢氏《小说理论》英译本，序言：16，1971。关于卢氏与狄尔泰关系，参阅帕金森，《卢卡奇》，1979；或翁绍军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4。
[12]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早年在海德堡攻读经济与哲学，后执教于弗莱堡、海德堡、慕尼黑诸大学。1908年他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1910年与席美尔、滕尼斯发起德国社会学会。作为一份“旨在建立文化哲学的国际杂志”，《逻各斯》超出社会学，成为20世纪初叶德国的首要思想论坛。
[13]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Talcott Parsons英译本，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2001；关于韦伯与小卢的交往，参阅Michel L?觟wy著《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Patrick Camiller英译本，Georg Lukács: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伦敦：新左派书店，1979。
[14]参阅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Henderson英译本，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及David Beetham，《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伦敦：政治出版社，1985。
[15]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卢卡奇在海德堡时期的老友，后为德国左派文艺批评家，著有《希望哲学》，《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参阅其《美学与政治》，Taylor英译本，Aesthetics and Politics，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80；及格拉克（Mary Gluck），《卢卡奇那一代》，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16]参阅卢氏论文《共产党的道德使命》（1920），载《卢卡奇1919-1929年政治著作》英译本。又见卡达凯（Arpad Kadarkay），《卢卡奇的生活、思想与政治》，Georg Luká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牛津：布莱克威尔，1991：202。
[17]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60。列宁的批评，令小卢心悦诚服。参阅他的《列宁：思想总体性研究》英译本，1973。
[18]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法学博士，1919年加入德共，一度出任图林根工人政府司法部长。1925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流亡英国，1961年在美国去世。参阅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英译本，Marxism and Philosophy，纽约：每月评论，1970。
[19]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又称社会党国际。伯考二人先后成为恩格斯助手，主编国际刊物。恩格斯逝世后，伯氏发表《进化的社会主义》，导致第二国际蜕变。考氏发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攻击十月革命。列宁回敬以《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参阅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社会主义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纽约：1970。
[20]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波兰犹太人，早年入社民党，后为德共领导人，著有《改良或革命》（1900）、《俄国革命》（1918）。1919年她与李卜克内西发动工人起义，血战后被杀。列宁誉之为“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卢卡奇称她是“工人的圣女贞德”。《资本积累》见Agnes Schwarzschild英译本，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伦敦：卢特里奇，1951。另见厄斯纳，《卢森堡评传》，东柏林，1951，孔固中译本，三联书店，1964。
[21]康德在书中列出12范畴：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等。它们与经验结合，即成为知性。所谓理性局限，是承认上述思维形式都是人为的，我们不可能超越它们去发现物自体的秘密。据此，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亦可视为物自体。请注意：康德此说引发席美尔的主客观文化对立、韦伯的合理化与非人化悖论。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邓晓芒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
[22]卢氏在流亡中写作《历史》，未见《自然辩证法》。他靠手头的《反杜林论》指责恩格斯。其实《反杜林论》称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之科学”。《自然辩证法》进而论证三大规律，即转换、否定、否定之否定，称它们都来自黑格尔。详见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书店，1997：30-58。
[23]1932年苏联马列研究院出版德文版《马恩全集》第3卷，收入《手稿》。同年在莱比锡出版《手稿》另一德文本，见Martin Nicolaus 英译本，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纽约：企鹅出版社，1993。《手稿》面世后，欧美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论著出现上百部，并于二战后形成一股“回到青年马克思”的潮流，其代表有法国萨特，美国弗洛姆、马尔库塞，波兰沙夫等。参阅沙夫（Adam Schaff），《马克思主义与个人》，英译本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公司，1970。
[24]这一概述参照《资本论》，1873年德文版。详见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7。
[25]见郭军，《总体》，载《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6]见卢氏论文《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载《〈1844年经济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14-215。
[27]卢氏写作《历史》时，苦于看不到列宁著作。《哲学笔记》九年后才出版。卢氏自述：“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同一方向前进。他在此（总体性）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详见《历史》杜章智中译本，1992：序15。
[28]见捷尔内（Richard Kearney），《欧洲哲学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136。
楼主请问一下，这书有电子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