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

转自杂志《南风窗》2010年的第1期，此文在网络版、电子版《南风窗》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891/page/1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办的，不是南方报业办的。

政改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南风窗》：政治改革的滞后和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这是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这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有多大的迫切性？
　　肖滨：经济改革的启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推进，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就是从解放思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开始的，这些都涉及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一早就被写进党的文件，1989年之前政治层面的改革不仅是提法多，而且也有了具体的实施文件。
　　这30年来，不仅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政治改革也是有一定进展的。改革开放之后，行政审批制度的确立，人权、法制概念被写进宪法，这些都是政治改革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断定30年来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论断违背了事实，必须得到纠正，否则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事实。恰好是政治上的松动，经济改革才有空间。权力结构一点都不调整，经济怎么可能获得自由发展？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是滞后的。经济改革的成果非常显赫，财富增长的程度尤为显著，对比一下，政治改革的滞后性就比较明显了。看不到这一点，是对现状的简单解读。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从政治层面分析，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蛋糕越做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事实上财富蛋糕被少数人占据，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要达到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一定会涉及利益问题，如何让老百姓共享财富增长、让利益集团让步？这些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从社会层面看，30年来社会更自由、更有活力，但矛盾也更加尖锐，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缓解社会矛盾，平抑群体性事件，必须在政治层面作出调整，必须通过政治改革。底层民众如果有更多的参与渠道，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司法渠道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福利机构能够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救济，群体性事件就会大大降低。采用暴力反抗的群体性事件其实是底层民众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要平抑群体性事件，舒缓民众情绪，除了政治改革别无它途。
　　从国际层面看，国家已处于开放状态，与国际的交往越来越深入，政府机构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个问题也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多年前，中国加入WTO，需要遵守大量规则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的运作系统、政府对规则的遵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民营经济无法进入，民间资本无法平等获取利益；比如股市，上市融资的也大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公权力捆绑在一起，同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如何与全球化市场对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才有制度上的自信，才能与国际社会平等交往。 另外，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政治改革也必须推进。港澳台的民主建设都在推进，若在政治民主上达不到普遍一致的认同，如何维持中国的统一格局？
　　就当前而言，执政当局应有大气魄、大手笔，下定决心推动政治文明和法治民主，给予人权更多的保障。实现政治上的进步，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才能继续向前推进。政治改革无法回避，越拖越被动，我们不能将艰巨任务留给下一代。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在选举民主前解决转型正义问题
　　《南风窗》：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在民主化的初期极易趋向激进，此时只有激进者才能赢得群众，这种“淘汰温和”定律使许多人担心政改会导致社会的动乱，您的看法如何？
　　肖滨：民主化初期确实容易趋向激进，尤其是选举民主，在运作初期，激进的人往往赢得选举，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改革不能因此停滞不前，改革者需要做的是消解风险而不是逃避风险。以台湾为例，“二·二八”、“美丽岛”等事件成为台湾转型正义中的大问题，每到“二·二八”马英九必出来道歉，民进党正是靠着批判政府过去的不正义行为获得群众的支持，不用提政纲，只要数落政府罪行，大旗一挥就能当选。这种情况下，社会当然会走极端，理性的声音被淹没。
　　历史遗留问题为激进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选举民主和转型正义同时出现，激进者当权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选举民主运作之前，逐渐解决转型正义问题，甩开历史的包袱，才能避免走极端。
　　社会矛盾也是激进主义绝佳的武器，因此在选举民主之前，通过政治改革化解民怨、实现财富相对公平的分配也是非常迫切的。底层民众和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一旦进行选举，他们将成为激进主义者的天然票仓。
　　选举政治难度大、风险高，避免社会趋向激进要有战略上的大布局。当政者需有意识有步骤地为选举民主的到来提前谋划，铺好路搭好桥。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备，权力体系不能像美国一样只满足于应付日常事务、突发事件，更应该花大力气推动制度建设，采取长远措施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美国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政策问题，而中国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战略性问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 《南风窗》：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或许困难重重，有种观念认为可以尝试从社会变革方面着手，通过社会变革调整利益和权力结构，您认同这种观念吗？
　　肖滨：学界确实有一种观念，认为政改太麻烦、风险高，因此应该先搞社会改革。中国的改革包含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层面，过去的30年我们做的主要是经济改革，此后社会改革也开始跟进，比如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都是属于社会改革的范畴，最后则是政治改革。从逻辑顺序上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社会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铺垫，在历史顺序上可能具有优先性，但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最终也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因为社会改革必然触及权贵利益，而利益问题必将引发各方博弈，最终还是政治问题。
　　如何让占用大部分医疗资源的阶层让步，与普通民众共享；如何让占有大部分财富蛋糕的人割让一些财富给老百姓；如何打破精英优势传递，恢复社会流动性，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向上走，摆脱“蚁族”和“蜗居”的宿命，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社会改革是无法完成的，最终只能取决于政治改革。完全脱离政治改革的社会改革不可能成功。
　　《南风窗》：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权力、资本和民众的三方博弈中，公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对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肖滨：最大的挑战是有可能出现勾结型国家，即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形成权贵阶层。三方博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仅权力集团很强大，资本集团也很强大。若勾结型国家成形，底层民众当然悲壮。那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抗议者、拆迁过程中的自焚者，既不是权势集团也不是资本集团，面对强大的权力和资本集团，民众很有可能连博弈的资格和能力都丧失，若没有表达的渠道则只能诉诸暴力。
　　事实上，勾结型国家的走向现在已比较明显，“黄光裕案”就是一个政商勾结的典型事例。陈绍基所在的政法部门是非常强势的权力部门，属于国家机器，同资本集团结合产生强大的压制力，底层民众凭什么与其博弈？这对社会治理造成极大挑战。
　　如果任由此种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政权寡头化，一旦出现寡头化，极易产生寡头化政权与民粹政权的相互替换。这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寡头化政权，精英和权贵掌控国家，欺压底层民众；民粹政权恰好相反，底层民众忍受不了压迫之后将寡头打翻在地夺取政权，但不会经济建设，经济不增长，社会无法进步，也是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逻辑，权势集团需要从资本集团套取货币财富，这是权力的经济逻辑；而资本集团也需要从权势集团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是资本的政治逻辑。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权力和资本的天性会自然趋向勾结型国家。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也体现在这里，只有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约束制度，才能避免国家的寡头和民粹化倾向。
　　《南风窗》：社会暴力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和法律的公信力均受到极大挑战。虽然说《拆迁条例》仍有许多限制，但也取得部分进展。这是否说明可通过法治的推进来达至利益的互惠和妥协？
　　肖滨：怎么解决社会暴力愈演愈烈这个问题？法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执法正义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民主的基础，但只有执法程序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公权力的制约。法治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意味着对公权力的约束，意味着公正的保证。
　　现实的问题是，法律法规已经存在，但法治还不完善。老百姓遇到问题，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个裁判，裁判仲裁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如果法律、上诉程序和法官环节无法保证公正，民众只能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
　　民主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手段，也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但我们不能寄望选举民主来解决社会暴力问题。民主不只是选举，维权是民主，参与也是民主，只有建立民主的渠道，民众的诉求才能获得有效表达，选举民主的障碍才能逐步消除。法治是平抑社会暴力的司法渠道，民主则是政治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民众的诉求能够传达至决策者，社会暴力的因素就会减少。如果一个老百姓到人大得不到回应，到法院打不赢官司，下访被打击报复，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办法？
　　法治和民主是消弭社会矛盾、抑制社会暴力的重要渠道。网络民主、参与民主、媒体获得言论空间都非常重要，通过公开性给予矛盾释放的渠道才能真正获得社会稳定。
　　《南风窗》：如果要在不远的时间内实现政治改革，应从哪里突破？
　　肖滨：从社会层面考虑，首先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解决两极分化、减少收入差距、建立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税收是一个突破口。
　　其次，必须迅速消灭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问题不解决，选举性民主将受到极大制约。农民若依然占据人口绝大多数，激进主义就会有广阔的土壤。
　　第三，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区域平衡，仅有东部沿海发展是不够的。 政治改革需要强力推进
　　《南风窗》：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种认识是中国的发展必须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另一种是对“古典中国”的迷恋，认为中国的过去可以指导中国的未来，您怎么看？
　　肖滨：人权、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最基本价值必须坚守，但落实这些价值的模式和时序是可调整的。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实现的方式和时序可以有所不同。公民权利涉及不同价值，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政治平等，第三是公平福利，英国先落实自由，然后是政治平等，最后才实现公平福利，但其他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经济平等走得快点，有的是政治平等先行，时序先后是可以选择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就是推进了自由的价值，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在推进自由的同时达致公平和正义。
　　“古典中国”若主要指儒家的治国理念和道德规范，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儒学面临的中国语境在不断变化，已经不能回应现今的现实。但我也不主张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儒家的道德修身对选举民主非常重要，对政治改革有促进作用。
　　《南风窗》：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是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要解决这些矛盾和弊端，用原来的渐进的方式是否可行？
　　肖滨：“渐进”不等同于“拖延”和停滞不动，“渐进”的内涵包括优先次序和轻重缓急。外界对此有所误读，俄罗斯激进改革失败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渐进”下去，但背后隐含的含义是“渐进”就是不改革，是拖延。
　　我们依然要提倡渐进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确实需要有个优先顺序，但渐进绝不意味着停滞不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邓小平当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绝对不是渐进，这是政治的大断裂。现在改革需要非常有力的大动作，没有强力的推进，渐进可能就会演变成拖延的代名词。
　　《南风窗》：在您看来，“中国模式”真的存在吗？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有无推广的可能？ 肖滨：30年来，中国发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有价值的，比如如何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这对转轨国家是有借鉴意义的。但还不能归结为一种模式，模式意味着可以模仿、移植、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言之尚早。
　　同时，中国30年的发展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环境的破坏、贫富悬殊扩大、公平的丧失、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崩塌，这些代价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担的。中国模式有很大的独特性，一般国家很难简单复制。转自杂志《南风窗》2010年的第1期，此文在网络版、电子版《南风窗》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891/page/1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办的，不是南方报业办的。

政改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南风窗》：政治改革的滞后和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这是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这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有多大的迫切性？
　　肖滨：经济改革的启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推进，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就是从解放思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开始的，这些都涉及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一早就被写进党的文件，1989年之前政治层面的改革不仅是提法多，而且也有了具体的实施文件。
　　这30年来，不仅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政治改革也是有一定进展的。改革开放之后，行政审批制度的确立，人权、法制概念被写进宪法，这些都是政治改革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断定30年来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论断违背了事实，必须得到纠正，否则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事实。恰好是政治上的松动，经济改革才有空间。权力结构一点都不调整，经济怎么可能获得自由发展？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是滞后的。经济改革的成果非常显赫，财富增长的程度尤为显著，对比一下，政治改革的滞后性就比较明显了。看不到这一点，是对现状的简单解读。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从政治层面分析，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蛋糕越做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事实上财富蛋糕被少数人占据，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要达到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一定会涉及利益问题，如何让老百姓共享财富增长、让利益集团让步？这些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从社会层面看，30年来社会更自由、更有活力，但矛盾也更加尖锐，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缓解社会矛盾，平抑群体性事件，必须在政治层面作出调整，必须通过政治改革。底层民众如果有更多的参与渠道，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司法渠道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福利机构能够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救济，群体性事件就会大大降低。采用暴力反抗的群体性事件其实是底层民众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要平抑群体性事件，舒缓民众情绪，除了政治改革别无它途。
　　从国际层面看，国家已处于开放状态，与国际的交往越来越深入，政府机构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个问题也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多年前，中国加入WTO，需要遵守大量规则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的运作系统、政府对规则的遵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民营经济无法进入，民间资本无法平等获取利益；比如股市，上市融资的也大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公权力捆绑在一起，同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如何与全球化市场对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才有制度上的自信，才能与国际社会平等交往。 另外，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政治改革也必须推进。港澳台的民主建设都在推进，若在政治民主上达不到普遍一致的认同，如何维持中国的统一格局？
　　就当前而言，执政当局应有大气魄、大手笔，下定决心推动政治文明和法治民主，给予人权更多的保障。实现政治上的进步，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才能继续向前推进。政治改革无法回避，越拖越被动，我们不能将艰巨任务留给下一代。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在选举民主前解决转型正义问题
　　《南风窗》：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在民主化的初期极易趋向激进，此时只有激进者才能赢得群众，这种“淘汰温和”定律使许多人担心政改会导致社会的动乱，您的看法如何？
　　肖滨：民主化初期确实容易趋向激进，尤其是选举民主，在运作初期，激进的人往往赢得选举，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改革不能因此停滞不前，改革者需要做的是消解风险而不是逃避风险。以台湾为例，“二·二八”、“美丽岛”等事件成为台湾转型正义中的大问题，每到“二·二八”马英九必出来道歉，民进党正是靠着批判政府过去的不正义行为获得群众的支持，不用提政纲，只要数落政府罪行，大旗一挥就能当选。这种情况下，社会当然会走极端，理性的声音被淹没。
　　历史遗留问题为激进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选举民主和转型正义同时出现，激进者当权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选举民主运作之前，逐渐解决转型正义问题，甩开历史的包袱，才能避免走极端。
　　社会矛盾也是激进主义绝佳的武器，因此在选举民主之前，通过政治改革化解民怨、实现财富相对公平的分配也是非常迫切的。底层民众和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一旦进行选举，他们将成为激进主义者的天然票仓。
　　选举政治难度大、风险高，避免社会趋向激进要有战略上的大布局。当政者需有意识有步骤地为选举民主的到来提前谋划，铺好路搭好桥。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备，权力体系不能像美国一样只满足于应付日常事务、突发事件，更应该花大力气推动制度建设，采取长远措施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美国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政策问题，而中国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战略性问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 《南风窗》：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或许困难重重，有种观念认为可以尝试从社会变革方面着手，通过社会变革调整利益和权力结构，您认同这种观念吗？
　　肖滨：学界确实有一种观念，认为政改太麻烦、风险高，因此应该先搞社会改革。中国的改革包含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层面，过去的30年我们做的主要是经济改革，此后社会改革也开始跟进，比如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都是属于社会改革的范畴，最后则是政治改革。从逻辑顺序上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社会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铺垫，在历史顺序上可能具有优先性，但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最终也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因为社会改革必然触及权贵利益，而利益问题必将引发各方博弈，最终还是政治问题。
　　如何让占用大部分医疗资源的阶层让步，与普通民众共享；如何让占有大部分财富蛋糕的人割让一些财富给老百姓；如何打破精英优势传递，恢复社会流动性，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向上走，摆脱“蚁族”和“蜗居”的宿命，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社会改革是无法完成的，最终只能取决于政治改革。完全脱离政治改革的社会改革不可能成功。
　　《南风窗》：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权力、资本和民众的三方博弈中，公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对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肖滨：最大的挑战是有可能出现勾结型国家，即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形成权贵阶层。三方博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仅权力集团很强大，资本集团也很强大。若勾结型国家成形，底层民众当然悲壮。那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抗议者、拆迁过程中的自焚者，既不是权势集团也不是资本集团，面对强大的权力和资本集团，民众很有可能连博弈的资格和能力都丧失，若没有表达的渠道则只能诉诸暴力。
　　事实上，勾结型国家的走向现在已比较明显，“黄光裕案”就是一个政商勾结的典型事例。陈绍基所在的政法部门是非常强势的权力部门，属于国家机器，同资本集团结合产生强大的压制力，底层民众凭什么与其博弈？这对社会治理造成极大挑战。
　　如果任由此种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政权寡头化，一旦出现寡头化，极易产生寡头化政权与民粹政权的相互替换。这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寡头化政权，精英和权贵掌控国家，欺压底层民众；民粹政权恰好相反，底层民众忍受不了压迫之后将寡头打翻在地夺取政权，但不会经济建设，经济不增长，社会无法进步，也是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逻辑，权势集团需要从资本集团套取货币财富，这是权力的经济逻辑；而资本集团也需要从权势集团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是资本的政治逻辑。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权力和资本的天性会自然趋向勾结型国家。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也体现在这里，只有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约束制度，才能避免国家的寡头和民粹化倾向。
　　《南风窗》：社会暴力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和法律的公信力均受到极大挑战。虽然说《拆迁条例》仍有许多限制，但也取得部分进展。这是否说明可通过法治的推进来达至利益的互惠和妥协？
　　肖滨：怎么解决社会暴力愈演愈烈这个问题？法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执法正义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民主的基础，但只有执法程序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公权力的制约。法治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意味着对公权力的约束，意味着公正的保证。
　　现实的问题是，法律法规已经存在，但法治还不完善。老百姓遇到问题，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个裁判，裁判仲裁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如果法律、上诉程序和法官环节无法保证公正，民众只能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
　　民主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手段，也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但我们不能寄望选举民主来解决社会暴力问题。民主不只是选举，维权是民主，参与也是民主，只有建立民主的渠道，民众的诉求才能获得有效表达，选举民主的障碍才能逐步消除。法治是平抑社会暴力的司法渠道，民主则是政治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民众的诉求能够传达至决策者，社会暴力的因素就会减少。如果一个老百姓到人大得不到回应，到法院打不赢官司，下访被打击报复，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办法？
　　法治和民主是消弭社会矛盾、抑制社会暴力的重要渠道。网络民主、参与民主、媒体获得言论空间都非常重要，通过公开性给予矛盾释放的渠道才能真正获得社会稳定。
　　《南风窗》：如果要在不远的时间内实现政治改革，应从哪里突破？
　　肖滨：从社会层面考虑，首先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解决两极分化、减少收入差距、建立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税收是一个突破口。
　　其次，必须迅速消灭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问题不解决，选举性民主将受到极大制约。农民若依然占据人口绝大多数，激进主义就会有广阔的土壤。
　　第三，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区域平衡，仅有东部沿海发展是不够的。 政治改革需要强力推进
　　《南风窗》：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种认识是中国的发展必须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另一种是对“古典中国”的迷恋，认为中国的过去可以指导中国的未来，您怎么看？
　　肖滨：人权、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最基本价值必须坚守，但落实这些价值的模式和时序是可调整的。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实现的方式和时序可以有所不同。公民权利涉及不同价值，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政治平等，第三是公平福利，英国先落实自由，然后是政治平等，最后才实现公平福利，但其他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经济平等走得快点，有的是政治平等先行，时序先后是可以选择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就是推进了自由的价值，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在推进自由的同时达致公平和正义。
　　“古典中国”若主要指儒家的治国理念和道德规范，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儒学面临的中国语境在不断变化，已经不能回应现今的现实。但我也不主张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儒家的道德修身对选举民主非常重要，对政治改革有促进作用。
　　《南风窗》：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是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要解决这些矛盾和弊端，用原来的渐进的方式是否可行？
　　肖滨：“渐进”不等同于“拖延”和停滞不动，“渐进”的内涵包括优先次序和轻重缓急。外界对此有所误读，俄罗斯激进改革失败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渐进”下去，但背后隐含的含义是“渐进”就是不改革，是拖延。
　　我们依然要提倡渐进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确实需要有个优先顺序，但渐进绝不意味着停滞不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邓小平当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绝对不是渐进，这是政治的大断裂。现在改革需要非常有力的大动作，没有强力的推进，渐进可能就会演变成拖延的代名词。
　　《南风窗》：在您看来，“中国模式”真的存在吗？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有无推广的可能？ 肖滨：30年来，中国发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有价值的，比如如何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这对转轨国家是有借鉴意义的。但还不能归结为一种模式，模式意味着可以模仿、移植、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言之尚早。
　　同时，中国30年的发展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环境的破坏、贫富悬殊扩大、公平的丧失、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崩塌，这些代价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担的。中国模式有很大的独特性，一般国家很难简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