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北洋海军真相

推荐，＜航空档案＞上的一篇文章，没扫描仪，花了几天时间打了出来。看看历史，对今天的海军大有益处。
以前发过，看大家在讨论甲午战争，贴出来看看！

出乎意料的北洋海军真相
作者　金一南
北洋海军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于是清廷终于发出了“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原来，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修颐和园，估工银2000万两，却无款可用。海军和颐和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的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即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痛骂阻止她修园的大臣。
李鸿章早年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还是很有胆识；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这首先是对本身官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树敌太多。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为一个满清官场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挪用海军经费自保官位的抉择。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李鸿章早年曾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当初呼吁筹建海军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有变成“汉人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兵部早就有人上奏说：“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这已是他们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　　　　　　　　　　　　　　　　
但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人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激烈言辞，后来被称为“主战派”，而先前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可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正值北洋海军经费短拙、无力再添舰船之时，皇帝成婚竟要经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等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私利和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简单却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完备的规程，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号施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是当时亚洲国家最精良、最令人生畏，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铁甲舰。各装十二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弹数百，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船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而言，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获得接近此二舰威力的铁甲舰。同时，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十四寸，经远、来远的护甲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紧固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中、日舰队之间为26门对11门，北洋舰队绝对优势。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略占优。当然，因为日本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中口径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仅仅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船只矢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矢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航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北洋海军，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一旦）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日本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仓促。1894年7月19日中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舰队合操训练时间已达六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船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数量占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根本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高达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其实只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它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均弱，被形容“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二舰”。日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就不是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北洋舰队首先陷入混乱。定远舰的刘步瞻指挥首先发炮，震塌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受重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瞻、林泰曾两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北洋舰队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是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造成的损失实难估量。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意料。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公馆。”但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盖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舰队后期实行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已。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中炮后迅速沉没。
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更是猖獗。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海战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管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书信不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二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即不见刘步瞻、林泰曾两位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绝对优势立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切，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告李鸿章，“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黄海海战，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件，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短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直至全军覆灭的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曾中止。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归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部分人员不辞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可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的借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首先是方伯谦临阵脱逃。近来在方伯谦后辈的误导下，有少数不明真相者为这个逃兵喊冤)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海军就此全军覆灭。只敢露刃向已、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一支被惋惜了百年的海军，但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费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李鸿章则间接委过于清廷，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以为李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好的舰艇，再多的经费也无用。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临阵脱逃、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英雄烈士的讴歌，旨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以夷制夷”手法贯穿战争始终。他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都雇用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算计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近现代战争极其简捷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舰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中，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参战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们的悲剧，以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着它。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在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皆要通过人去使用。推荐，＜航空档案＞上的一篇文章，没扫描仪，花了几天时间打了出来。看看历史，对今天的海军大有益处。
以前发过，看大家在讨论甲午战争，贴出来看看！

出乎意料的北洋海军真相
作者　金一南
北洋海军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于是清廷终于发出了“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原来，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修颐和园，估工银2000万两，却无款可用。海军和颐和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的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即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痛骂阻止她修园的大臣。
李鸿章早年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还是很有胆识；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这首先是对本身官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树敌太多。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为一个满清官场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挪用海军经费自保官位的抉择。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李鸿章早年曾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当初呼吁筹建海军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有变成“汉人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兵部早就有人上奏说：“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这已是他们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　　　　　　　　　　　　　　　　
但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人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激烈言辞，后来被称为“主战派”，而先前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可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正值北洋海军经费短拙、无力再添舰船之时，皇帝成婚竟要经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等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私利和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简单却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完备的规程，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号施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是当时亚洲国家最精良、最令人生畏，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铁甲舰。各装十二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弹数百，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船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而言，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获得接近此二舰威力的铁甲舰。同时，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十四寸，经远、来远的护甲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紧固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中、日舰队之间为26门对11门，北洋舰队绝对优势。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略占优。当然，因为日本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中口径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仅仅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船只矢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矢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航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北洋海军，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一旦）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日本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仓促。1894年7月19日中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舰队合操训练时间已达六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船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数量占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根本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高达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其实只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它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均弱，被形容“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二舰”。日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就不是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北洋舰队首先陷入混乱。定远舰的刘步瞻指挥首先发炮，震塌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受重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瞻、林泰曾两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北洋舰队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是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造成的损失实难估量。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意料。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公馆。”但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盖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舰队后期实行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已。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中炮后迅速沉没。
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更是猖獗。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海战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管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书信不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二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即不见刘步瞻、林泰曾两位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绝对优势立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切，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告李鸿章，“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黄海海战，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件，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短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直至全军覆灭的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曾中止。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归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部分人员不辞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可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的借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首先是方伯谦临阵脱逃。近来在方伯谦后辈的误导下，有少数不明真相者为这个逃兵喊冤)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海军就此全军覆灭。只敢露刃向已、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一支被惋惜了百年的海军，但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费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李鸿章则间接委过于清廷，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以为李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好的舰艇，再多的经费也无用。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临阵脱逃、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英雄烈士的讴歌，旨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以夷制夷”手法贯穿战争始终。他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都雇用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算计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近现代战争极其简捷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舰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中，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参战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们的悲剧，以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着它。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在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皆要通过人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