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透视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

今年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主力部队踏上了伊拉克国土，开始了二次大战后在海外最大的军事行动。此前，日本政府有一系列军事的惊人之举，3月，日本政府通过与“有事法制”相关的7项法案，并加紧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上述举动预示着日本军事战略将面临进一步调整。
　　袁 杨


<P>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日益活跃的形象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两极格局的瓦解，使日本对未来的国家定位产生了无限遐想，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正常国家”成为日本政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激烈震荡和经济发展的低迷徘徊，又使日本的社会心理走向敏感而脆弱，从而引发了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可否认，日本近年来在外交上的伸展与安全上的跃升，很大程度上有着施展政治抱负和释放民族情绪的双重背景。在透视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时，这一点尤为明显。</P>
　　“强者的诉求”
<p>
<P>　　战后以来，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对日始终采取扶持与防范的政策。扶持的目的在于把日本塑造成远东地区抵御社会主义势力的“桥头堡”，防范的目的则在于不使日本成为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威胁。“对美国而言，重要的是把好其中的分寸和力度”。</P>
<P>　　对日本而言，日美关系在冷战时期被掩盖在两极对峙格局之下，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致使在战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未能形成自主的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坐享冷战“红利”，日本得以埋头于自身的发展，悄然间，其经济实力已足与美欧比肩同立。</P>
<P>　　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新保守思潮及其所催生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论”等，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强者的诉求”，对日本内外政策向自主化方向迈进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作为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随之应运而生。</P>
<P>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所面临威胁的不同形态，强调综合运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予以消除或应对。在政策运用上，在不排斥联盟战略的同时，强调并行推进“中间性对策”和“自助努力”，同时对军事安全保障政策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但处于冷战环境之下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始终未能摆脱与生俱来的矛盾属性，尤其是在军事安全上的“对美依存”。</P>
<P>　　两极体制瓦解后，国际形势嬗变，作为东西方冷战前沿的日本终于跳出了夹缝。随着它在国际政治舞台活动空间的逐渐增大，其政治雄心与冷战时期相比更为具体而外露。在“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牵引下，“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开始步入具体实施阶段。</P>
　　推动强势对外政策的国内温床
<p>
<P>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坛发生结构性变化，战后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揽政局面终结。与此同时，由于革新势力的日渐式微，以往“保守与革新对立”的政治天平明显失衡，保守势力以不可逆转之势一统政坛。</P>
<P>　　与此同时，冷战后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虽有所恢复，但总体上的萧条仍在持续。十年间，尽管历届政府不断“推陈出新”地祭出各种景气刺激政策和调整措施，但由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宏观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缺乏稳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收效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后，其经济发展依然是步履维艰，GDP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加剧、失业率扶摇攀升、投资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不良债权有增无减、财政赤字负担沉重，等等，这无疑严重打击了国民对经济振兴的信心。</P>
<P>　　面对政治乱局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困境，近年来，“对未来的悲观论普遍存在于日本国内”，这使得新民族主义成为为数不多的增长点之一。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对外关系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这一强势的外张姿态不仅极易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共鸣，亦可作为打破过渡时期内政僵局的不二法门，为近十年来的历届日本政府所追捧。</P>
<P>　　以小泉政权为例，尽管内政上建树平平，但在其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势外交与军事安全政策的支撑下，不仅使其获得了较高的国民支持率，同时也对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政坛发挥了奇效。这是我们在考察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P>
　　摆脱“唯美是从”的樊篱
<p>
<P>　　尽管日美双边关系今天仍是日本外交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它在日本外交中不可替代的惟一属性正在悄悄改变。事实上，日本在地缘政治、地区安全、经贸交往等领域所广泛存在的综合利益，决定了日本在一旦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必将在外交上走出以往“唯美是从”的樊篱。</P>
<P>　　1996年4月17日，日美首脑共同签署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于冷战后的日本对美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一被称之为“日美安保再定位”的双赢安排中，日本的最大斩获是成功地完成了对日美同盟体制的加强与改造，即面向21世纪的日美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这一跨越于日本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平等”的概念中至少应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对于现阶段因内外因素制约难以独力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日本而言，提供了一个上佳的选择。二是为日本在对外安全合作中争取更加伸缩自如的自主空间解缰松绑，日本因此获得了在日美框架之外谋求双边乃至多边安全合作的机会。从“9·11”事件后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到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日本的举措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P>
<P>　　然而，尽管日美透过日美同盟一再声称两国在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利益一致，但事实上，两国在同盟体制架构下所追求的目标并非完全吻合。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需要日本的合作，为此它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鼓励日本在美可控的范围内发展常规军事力量，但在谨慎把握分寸与力度上与冷战时期并无二致。这对日本而言，同样也存在着分寸与力度的把握问题。就现阶段而言，除日美同盟外，可供日本选择的安全合作模式无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在日美同盟架构的基础上谋求多边安全合作，另一种是游离于日美同盟之外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显然，后一种选择对日本维护其长远的自主安全利益更具吸引力。</P>
<P>　　近年来，日本就多元化外交所进行的种种尝试便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在其外交结构上的三个“同心圆”中，除内圈的日美关系外，中圈的地区外交和外圈的全球外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地区外交层面，日本除注重发展与中、俄、韩、澳、加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外，还对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对话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目前，日本与中、韩间有定期安保对话，与俄、韩间有定期防务事务级对话和海上搜救演习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不同级别的安全协商机制。在多边安全对话层面，日本曾经试图倡导建立“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构”，以谋求在多边框架下反映日本的声音，但应者寥寥。为此，日本转而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即设想利用和改造东盟现有的机构，逐步使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舞台。在征得美国等大国的同意和尊重东盟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于1994年7月在曼谷举行。这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跻身多边安全对话的“良好开端”。2000年11月，森喜朗首相提出“东亚三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将来要把东盟10+3框架从以经济为中心扩展到同时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展开对话。此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更是将其作为关乎其安全的重大外交课题，给予格外的关注。自2002年7月，小泉首相实现了“破冰之旅”——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后，日朝双边关系的局面尽管尚未完全打开，但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日本成功地加入到“六方会谈”之中，对其地区外交战略而言，其意义之重大已无需赘言。</P>
<P>　　在全球外交上，日本将其视野主要集中于联合国外交和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外交之上，且其战略定位十分明确而具体，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将此作为政治大国目标能否实现的标志。几个关键性因素是：日本能否以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身份发挥其经济、科技优势为解决南北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取信于广大亚洲国家，能否出现充满和平理念、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领导日本走向复兴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从目前日本的状况来看，其思路和作法与所欲达到的目标之间尚存在较大的距离。</P>
<P>　　作为联合国外交的延长与补充，日本对西方七(八)国首脑会议重视有加，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加强与美欧间的合作，谋求充当亚洲代言人，开辟与美欧平起平坐的空间，这对于尚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前的日本而言，是一种自然的选择。</P>
<P>　　从日本上述多元化外交的总体战略来看，“日本存在支持多极化的利益动因与现实要求，其追求的‘政治大国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多极化的一种形态”，此举暗藏着“淡化日美双边架构、尝试安全战略多元化的深刻含义”。但其未来之路无疑是漫长而艰巨的。</P>
　　“解缚”之下的军力发展
<p>
<P>　　与外交上的多元伸展相比，日本冷战后的军事发展则显得顺风顺水。长期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制下，在表象上走的是一种“自我约束型”的军事发展道路，曾先后制定过“专守防卫”、“禁止向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自律性政策法规。对于冷战后日本的军事发展而言，这些“障碍”是不得不面对的。为此，日本在军事战略的调整上，始终将法理突破作为其第一要务。在策略上，日本背靠日美同盟，以“对美合作”为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巧妙地回避了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在时机的把握上，日本捕捉住了几次稍纵即逝的“契机”，渐次突破，步步为营。</P>
<P>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日本冷战后谋求自卫队由国土防卫型向海外扩张型发展的第一个契机。当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国际和平合作法》，是自卫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块垫脚石。1997年日美重修《防务合作指针》，两年后出台《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一举完成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定位和国内立法支持。其中提出的“周边事态”理论架构，为日本平战结合的对美支援行动奠定了法理依据。这可以认为是日本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的第二个“机会”。2001年的“9·11”事件和随之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三个“机会”。同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为自卫队对在东亚以外地区展开战斗行动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2003年6月出台的《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则有着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的背景，是日本捕捉到的又一“良机”。它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周边事态”理论，提出了极具主观色彩的“推断有事”概念，同时也为自卫队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首开日本战时直接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之先例，同时亦为日本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政府认可的前提下实施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打开了法理之门。</P>
<P>　　就目前情况来看，除宪法外，制约日本军事力量走内外结合型发展道路的政策因素均已荡然无存。修宪也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全新出炉，其军事发展稳步进入“快车道”。</P>
<P>　　1999年3月3日，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在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曾作过如下表示：“宪法允许日本对可能向日本发动导弹攻击的外国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尽管事后防卫厅一再声称“日本目前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意图往往要先行于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冷战后军事战略已彻底摒弃了“专守防卫”的所有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军事力量的职能由“自卫型”转变为“自卫与外向型”相结合的体制，自卫队在事实上完成了向“正常国家”的“正常军队”的脱胎换骨；二是战略方针由以往的“被动御敌”转变为“先发制人”，具有鲜明的主动先期威慑特点；三是基于其广义“周边事态”理论，军事力量的运用范围由日本周边扩展至全球，以“支援美军军事行动”为名实施“海外干预”将成为自卫队又一主要战略任务；四是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以最终确立日美联合作战体制为战略目标。这一全新的军事战略似可描述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本土防卫与有选择地参与”军事战略。</P>
<P>　　以此战略方针为指导，近年来，日本在军事体制编制调整、军力结构改革及武器装备发展等方面均有大的动作。</P>
<P>　　在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有三：一是调整领率机关体制，以精简机构和提高联合作战指挥效能。1997年“情报本部”的设立、1999年参联会权责的扩大和2001年防卫厅的组织机构改革均体现了这一思路。此外，2003年，参联会提交《联合运用研讨成果报告》，拟议改组参联会为联合参谋部，赋予其联合作战指挥权限，也是其具体步骤之一。二是优化陆上自卫队主战部队体制编制，改编4个师和2个混成旅为新型机动旅，实现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的立体机动投送，以适应未来自主防卫之需求。三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裁减员额，目标是“合理、高效、精干”。</P>
<P>　　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其主要思路是在注重引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同时，利用自身的高科技优势，走出一条自主研发或联合开发的路子。其指导思想是适应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武器装备向远程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目前，由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90式主战坦克已约占其坦克总数的20%，4600吨“村雨”级和7200吨“金刚”级驱逐舰等约占作战舰艇总数的25%，与美国联合研制的F-2战斗支援机以及引进的F-15战斗机约占作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日本已将建造13500吨级“直升机导弹驱逐舰”列入2004年防务力量发展计划，这预示着日本在武器装备远程化和大型化方面将再上一级台阶。</P>
<P>　　日本的C4ISR系统建设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依托其高科技优势，起点高，见效快。目前，以中央指挥所的“中央指挥控制系统”(NCCS)为中心，联合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指挥系统构建的“防卫综合数据通信网”(IDDN)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实现全部互联后，其自动化指挥控制能力将会大幅跃升。</P>
<P>　　对于与美国联合开发TMD问题，日本态度十分积极。就目前条件而言，“金刚”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III”截击导弹，便可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III”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考虑到日本已拥有侦察卫星，可以认为，日本距离部署TMD的目标已然不再遥不可及。(完)
</P>
今年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主力部队踏上了伊拉克国土，开始了二次大战后在海外最大的军事行动。此前，日本政府有一系列军事的惊人之举，3月，日本政府通过与“有事法制”相关的7项法案，并加紧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上述举动预示着日本军事战略将面临进一步调整。
　　袁 杨


<P>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日益活跃的形象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两极格局的瓦解，使日本对未来的国家定位产生了无限遐想，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正常国家”成为日本政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激烈震荡和经济发展的低迷徘徊，又使日本的社会心理走向敏感而脆弱，从而引发了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可否认，日本近年来在外交上的伸展与安全上的跃升，很大程度上有着施展政治抱负和释放民族情绪的双重背景。在透视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时，这一点尤为明显。</P>
　　“强者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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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战后以来，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对日始终采取扶持与防范的政策。扶持的目的在于把日本塑造成远东地区抵御社会主义势力的“桥头堡”，防范的目的则在于不使日本成为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威胁。“对美国而言，重要的是把好其中的分寸和力度”。</P>
<P>　　对日本而言，日美关系在冷战时期被掩盖在两极对峙格局之下，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致使在战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未能形成自主的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坐享冷战“红利”，日本得以埋头于自身的发展，悄然间，其经济实力已足与美欧比肩同立。</P>
<P>　　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新保守思潮及其所催生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论”等，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强者的诉求”，对日本内外政策向自主化方向迈进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作为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随之应运而生。</P>
<P>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所面临威胁的不同形态，强调综合运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予以消除或应对。在政策运用上，在不排斥联盟战略的同时，强调并行推进“中间性对策”和“自助努力”，同时对军事安全保障政策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但处于冷战环境之下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始终未能摆脱与生俱来的矛盾属性，尤其是在军事安全上的“对美依存”。</P>
<P>　　两极体制瓦解后，国际形势嬗变，作为东西方冷战前沿的日本终于跳出了夹缝。随着它在国际政治舞台活动空间的逐渐增大，其政治雄心与冷战时期相比更为具体而外露。在“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牵引下，“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开始步入具体实施阶段。</P>
　　推动强势对外政策的国内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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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坛发生结构性变化，战后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揽政局面终结。与此同时，由于革新势力的日渐式微，以往“保守与革新对立”的政治天平明显失衡，保守势力以不可逆转之势一统政坛。</P>
<P>　　与此同时，冷战后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虽有所恢复，但总体上的萧条仍在持续。十年间，尽管历届政府不断“推陈出新”地祭出各种景气刺激政策和调整措施，但由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宏观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缺乏稳定性、一致性和连续性”，收效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后，其经济发展依然是步履维艰，GDP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加剧、失业率扶摇攀升、投资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缓慢、不良债权有增无减、财政赤字负担沉重，等等，这无疑严重打击了国民对经济振兴的信心。</P>
<P>　　面对政治乱局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困境，近年来，“对未来的悲观论普遍存在于日本国内”，这使得新民族主义成为为数不多的增长点之一。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对外关系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这一强势的外张姿态不仅极易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共鸣，亦可作为打破过渡时期内政僵局的不二法门，为近十年来的历届日本政府所追捧。</P>
<P>　　以小泉政权为例，尽管内政上建树平平，但在其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势外交与军事安全政策的支撑下，不仅使其获得了较高的国民支持率，同时也对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政坛发挥了奇效。这是我们在考察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P>
　　摆脱“唯美是从”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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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尽管日美双边关系今天仍是日本外交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它在日本外交中不可替代的惟一属性正在悄悄改变。事实上，日本在地缘政治、地区安全、经贸交往等领域所广泛存在的综合利益，决定了日本在一旦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必将在外交上走出以往“唯美是从”的樊篱。</P>
<P>　　1996年4月17日，日美首脑共同签署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于冷战后的日本对美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一被称之为“日美安保再定位”的双赢安排中，日本的最大斩获是成功地完成了对日美同盟体制的加强与改造，即面向21世纪的日美新型平等伙伴关系。这一跨越于日本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平等”的概念中至少应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对于现阶段因内外因素制约难以独力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日本而言，提供了一个上佳的选择。二是为日本在对外安全合作中争取更加伸缩自如的自主空间解缰松绑，日本因此获得了在日美框架之外谋求双边乃至多边安全合作的机会。从“9·11”事件后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到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日本的举措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P>
<P>　　然而，尽管日美透过日美同盟一再声称两国在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利益一致，但事实上，两国在同盟体制架构下所追求的目标并非完全吻合。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需要日本的合作，为此它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鼓励日本在美可控的范围内发展常规军事力量，但在谨慎把握分寸与力度上与冷战时期并无二致。这对日本而言，同样也存在着分寸与力度的把握问题。就现阶段而言，除日美同盟外，可供日本选择的安全合作模式无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在日美同盟架构的基础上谋求多边安全合作，另一种是游离于日美同盟之外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显然，后一种选择对日本维护其长远的自主安全利益更具吸引力。</P>
<P>　　近年来，日本就多元化外交所进行的种种尝试便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在其外交结构上的三个“同心圆”中，除内圈的日美关系外，中圈的地区外交和外圈的全球外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地区外交层面，日本除注重发展与中、俄、韩、澳、加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外，还对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对话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目前，日本与中、韩间有定期安保对话，与俄、韩间有定期防务事务级对话和海上搜救演习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不同级别的安全协商机制。在多边安全对话层面，日本曾经试图倡导建立“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构”，以谋求在多边框架下反映日本的声音，但应者寥寥。为此，日本转而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即设想利用和改造东盟现有的机构，逐步使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舞台。在征得美国等大国的同意和尊重东盟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于1994年7月在曼谷举行。这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跻身多边安全对话的“良好开端”。2000年11月，森喜朗首相提出“东亚三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将来要把东盟10+3框架从以经济为中心扩展到同时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展开对话。此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更是将其作为关乎其安全的重大外交课题，给予格外的关注。自2002年7月，小泉首相实现了“破冰之旅”——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后，日朝双边关系的局面尽管尚未完全打开，但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日本成功地加入到“六方会谈”之中，对其地区外交战略而言，其意义之重大已无需赘言。</P>
<P>　　在全球外交上，日本将其视野主要集中于联合国外交和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外交之上，且其战略定位十分明确而具体，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将此作为政治大国目标能否实现的标志。几个关键性因素是：日本能否以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身份发挥其经济、科技优势为解决南北问题做出更大贡献，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取信于广大亚洲国家，能否出现充满和平理念、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领导日本走向复兴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从目前日本的状况来看，其思路和作法与所欲达到的目标之间尚存在较大的距离。</P>
<P>　　作为联合国外交的延长与补充，日本对西方七(八)国首脑会议重视有加，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加强与美欧间的合作，谋求充当亚洲代言人，开辟与美欧平起平坐的空间，这对于尚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前的日本而言，是一种自然的选择。</P>
<P>　　从日本上述多元化外交的总体战略来看，“日本存在支持多极化的利益动因与现实要求，其追求的‘政治大国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多极化的一种形态”，此举暗藏着“淡化日美双边架构、尝试安全战略多元化的深刻含义”。但其未来之路无疑是漫长而艰巨的。</P>
　　“解缚”之下的军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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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与外交上的多元伸展相比，日本冷战后的军事发展则显得顺风顺水。长期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制下，在表象上走的是一种“自我约束型”的军事发展道路，曾先后制定过“专守防卫”、“禁止向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自律性政策法规。对于冷战后日本的军事发展而言，这些“障碍”是不得不面对的。为此，日本在军事战略的调整上，始终将法理突破作为其第一要务。在策略上，日本背靠日美同盟，以“对美合作”为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巧妙地回避了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在时机的把握上，日本捕捉住了几次稍纵即逝的“契机”，渐次突破，步步为营。</P>
<P>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日本冷战后谋求自卫队由国土防卫型向海外扩张型发展的第一个契机。当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国际和平合作法》，是自卫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块垫脚石。1997年日美重修《防务合作指针》，两年后出台《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一举完成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定位和国内立法支持。其中提出的“周边事态”理论架构，为日本平战结合的对美支援行动奠定了法理依据。这可以认为是日本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的第二个“机会”。2001年的“9·11”事件和随之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三个“机会”。同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为自卫队对在东亚以外地区展开战斗行动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2003年6月出台的《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则有着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的背景，是日本捕捉到的又一“良机”。它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周边事态”理论，提出了极具主观色彩的“推断有事”概念，同时也为自卫队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首开日本战时直接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之先例，同时亦为日本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政府认可的前提下实施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打开了法理之门。</P>
<P>　　就目前情况来看，除宪法外，制约日本军事力量走内外结合型发展道路的政策因素均已荡然无存。修宪也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全新出炉，其军事发展稳步进入“快车道”。</P>
<P>　　1999年3月3日，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在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曾作过如下表示：“宪法允许日本对可能向日本发动导弹攻击的外国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尽管事后防卫厅一再声称“日本目前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意图往往要先行于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冷战后军事战略已彻底摒弃了“专守防卫”的所有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军事力量的职能由“自卫型”转变为“自卫与外向型”相结合的体制，自卫队在事实上完成了向“正常国家”的“正常军队”的脱胎换骨；二是战略方针由以往的“被动御敌”转变为“先发制人”，具有鲜明的主动先期威慑特点；三是基于其广义“周边事态”理论，军事力量的运用范围由日本周边扩展至全球，以“支援美军军事行动”为名实施“海外干预”将成为自卫队又一主要战略任务；四是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以最终确立日美联合作战体制为战略目标。这一全新的军事战略似可描述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本土防卫与有选择地参与”军事战略。</P>
<P>　　以此战略方针为指导，近年来，日本在军事体制编制调整、军力结构改革及武器装备发展等方面均有大的动作。</P>
<P>　　在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有三：一是调整领率机关体制，以精简机构和提高联合作战指挥效能。1997年“情报本部”的设立、1999年参联会权责的扩大和2001年防卫厅的组织机构改革均体现了这一思路。此外，2003年，参联会提交《联合运用研讨成果报告》，拟议改组参联会为联合参谋部，赋予其联合作战指挥权限，也是其具体步骤之一。二是优化陆上自卫队主战部队体制编制，改编4个师和2个混成旅为新型机动旅，实现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的立体机动投送，以适应未来自主防卫之需求。三是以陆上自卫队为主裁减员额，目标是“合理、高效、精干”。</P>
<P>　　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其主要思路是在注重引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同时，利用自身的高科技优势，走出一条自主研发或联合开发的路子。其指导思想是适应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武器装备向远程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目前，由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90式主战坦克已约占其坦克总数的20%，4600吨“村雨”级和7200吨“金刚”级驱逐舰等约占作战舰艇总数的25%，与美国联合研制的F-2战斗支援机以及引进的F-15战斗机约占作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日本已将建造13500吨级“直升机导弹驱逐舰”列入2004年防务力量发展计划，这预示着日本在武器装备远程化和大型化方面将再上一级台阶。</P>
<P>　　日本的C4ISR系统建设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依托其高科技优势，起点高，见效快。目前，以中央指挥所的“中央指挥控制系统”(NCCS)为中心，联合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指挥系统构建的“防卫综合数据通信网”(IDDN)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实现全部互联后，其自动化指挥控制能力将会大幅跃升。</P>
<P>　　对于与美国联合开发TMD问题，日本态度十分积极。就目前条件而言，“金刚”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III”截击导弹，便可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III”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考虑到日本已拥有侦察卫星，可以认为，日本距离部署TMD的目标已然不再遥不可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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