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际战略评论：透视日本新战略(之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1:45:29
日本“正常”化？
5月15日，在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三执政党和民主党及自由党两大在野党的赞同下，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被称为“有事法制”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3个法案，随后，6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这3项法案，并宣告其将于当月施行。这是日本继通过《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
施法》之后对现行宪法的又一突破，
何谓“有事”
所谓“有事法制”，实际上就是“战时法制”。“有事法制”相关的三项法律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法》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称，当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政府可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应对基本方针，设置由首相为部长的对策总部，地方自治体要对其军事行动进行协作，否则政府首相可代行其职能；公共机关也有责任应对武力攻击事态，采取战地救护、武器运送等协作行动。《自卫队法修改案》增加的内容有，当预测到可能遭受敌人武力攻击时，自卫队就可构筑防御设施；在接到行动令后，自卫队有权强行征用私有土地和改变私人房屋的形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则规定增设一个“应对紧急事态专门委员会”，以便向安全保障会议提供建议。
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日本本土受到外国武力攻击，以及公海上的日本舰船和飞机受到攻击，而且被日方认定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日本根据《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或根据《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到他国活动的自卫队部队及政府派驻的海外机构受到攻击等等。“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某国表明对日本有武力攻击意图，并为此集结舰船或飞机，或者向发射导弹的火箭注入燃料等；某国为攻击日本而召集预备役和禁止军队要员外出以及“为攻击日本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等。法案规定，首相判断发生上述事态发生后，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
“有事法制”的确立，使日本变相拥有了“集体自卫权”，也使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因为日本的所谓“有事”，不仅指既成事实的“遭受武力攻击”，也包括“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攻击的局面”以及“有被攻击的危险”。这授予了日本根据自己对事态的预测和判断，先行发动攻击的自由。如果说这还依旧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话，无疑是缺乏逻辑的。事实上，这甚至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武力被滥用的后果，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表示，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像在伊拉克战争那种先发制人的攻击时，日本启动“有事法制”协助美军“并不是没有可能”，实际存在主动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战后日本的国家政策基础，便是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一方面借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推行经济优先政策。日本战后所获得的种种景气和“奇迹”，均是在这种政策下取得的。但冷战后日本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经济不景气、国家主义思想抬头的国内背景下，日本决策层一直试图推行一种鹰派色彩更浓的对外政策，并将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合法化、经常化，为自卫队下一步“正名”为日本军队奠定基础。现行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显然，“有事法制”是与日本的现行宪法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日本决策层以前碍于宪法地位，一直不敢明说自卫队能够行使武力。即便在前几年制定《周边事态法》和《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时，也解释说日本自卫队对美国提供“后方支援”不属于“行使武力”。但此次的三项法律，不但规定自卫队可以行使武力，而且缄口不提“有事”的地理范围。这无疑蕴藏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思维。象这次法案通过后，部分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在为抛弃“专守防卫”政策开始了舆论准备。
法案何来
“有事三法案”的前身，是“三矢计划”。1963年，日本防卫当局曾秘密进行过“综合防卫图上研究”，因把陆海空三军形容为齐发的三箭，又称“三矢计划”。该计划假想朝鲜半岛“有事”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时，自卫队应如何与美军联合行动，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国民总动员”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三矢计划”的负责人之一，正是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小泉纯也)，于1965年被社会党曝光，由于当时日本成年人都经历过二战，“国民总动员”这样的词汇，又唤起了他们对“一亿人玉碎”的痛苦回忆，随后的社会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这使得当时的自民党佐藤内阁极为狼狈，十几年内都把“有事法制”的研究作为禁忌，直到1977年的福田内阁时期，才以将来为立法进行准备为借口，重启了相关研究。
“有事法制”进入实质性操作，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当时以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借助战争机会，渲染“日本安全受到威胁”，抨击“一国和平主义”，他的主张，成为此后至今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经常引用的经典：
一、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必须扮演与其国力相匹配的角色，为国际社会作出相应贡献，日本必须出钱出人参与国际行动，从而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地位；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日本战败时建立的，当时日本没有发言权。现在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应该趁机突破现有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条条框框；
三、战后日本人危机意识淡薄，陷入“一国和平主义”(即只有日本一国在执行和平主义)的泥坑，日本必须加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建立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
总之，小泽要求，日本要更积极的插手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体到眼前，修宪、派兵和危机准备工作都是刻不容缓的。“有事法制”正是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些理论，成了小泽一郎后来“正常国家”论(即凡是其他国家可以做的事，日本没有理由不能做)的核心部分。
在“日本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应当成为正常国家”这样富有煽动性的观点为口号，力图先通过维和行动，突破自卫队海外行动的限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使自卫队海外行动合法化。接着，1997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此后日本的三任首相——桥本、小渊和森喜朗，也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并推动国会于1999年制定出为自卫队海外行动进一步提供依据的《周边事态法》。“9.11”事件后，日本又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案，并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队军舰，为了将临时法案永久化，自民党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提交国会，终于获得了通过。
先前无法通过的法案，现在得以通过；先前不能想象的变化，现在成为现实。这样的法案，这样的趋势，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的：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日本以及其盟主美国的情况，与冷战时期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新寻找对手的境地，截至到“9.11”事件之前，美国在行动上，是在把中国作为其在亚洲最有威胁的潜在对手对待的，而日本正是美国对中国执行“遏制-接触”战略的一个重要助手，同时，日本的再度“外向化”及重新武装，对朝鲜也可作为一个牵制，因此，对日本“松绑”，也就节省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成本；“9.11”事件后，虽然美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有所调整，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美国的铁杆外交盟友甚至跟班，在关键时刻屡屡能够起到啦啦队兼提款机的作用，这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可见一斑。在国际关系背景没有改变之前，美国对于日本只会采取更加放松的态度。
从日本这方说来，自雅尔塔体系解体后，日本对外关系决策者，一直希望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混沌期间，解脱日本在战败后所受的限制，树立日本在国际新秩序中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并建立日本在东亚甚至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东亚地区现实环境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限制，日本不可能象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那样，几年内就突破条约限制，它只能分步实施整个计划，迫使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底线一步步后退，而不致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应。今天的“有事立法”相对于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而言，仍不过是一个“阶段性任务”。
自然，对目前形势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日本的经济情况自是不必赘言，幽灵般的“平成不景气”仍在继续，虽说经济并未糟到危机或影响基本生活的地步，但低迷的数字，带来了低迷的人气，社会情绪的低迷，又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最好的市场。再加上政府和媒体的双重引导，使过去10年中，日本社会主流思潮正在全面右转，在新的判断标准下，一些原本属于大是大非范畴的重要议题，正在逐渐的中性化，而原本就属于“擦边球”性质的问题，更变得易于接受起来。
当然，作为日本政治执行者的日本政党和国会，并不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才会通过三项法案，法案的通过，还赖于国会高达90%的支持率，除了无关紧要的社会党和无望坐大的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朝野党派，都赞成这3项法案。
“无人造反”
这次法案通过后，日本媒体上的一大标题，便是“民主党内无人造反”。小泉也有感而发，称众院通过“有事法制”是“划时代的”，一是因为日本的备战法制自此从后台走上前台；二便是因为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终于联手通过了重要法案，是日本政坛的不多见的事件。可以说，这次国会投票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便是民主党与执政三党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因为自社会党解体后，民主党一直号称是日本国内最能继承前社会党“野党”精神的政党，它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又一向在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方面与保守势力拉开距离，多次表现出“逢案必反”的“造反”精神，但这次，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却还是遮遮掩掩但又十分坚决的站在了自民党一边。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党解体后，日本政坛基本上就是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或者说自民党人的不同派系化为不同党名(包括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无党派”)再分化组合的政治游戏。自民党权力中枢人物小泽一郎离走自民党，一手策划细川内阁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是如此，他随后纠集各个“非自民党”成立与自民党联合政府唱对台的最大反对党新进党也是如此。可以说，目前日本的主要政党之间，只有权力与利益之争，而无政策与纲领之别。
民主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前自民党成员，一部分是一些前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党人士，前一批人在修宪等涉及国家根本的问题上与自民党并无区别，他们之所以加入民主党，往往是觉得自民党内论资排辈，不易出头，而民主党对年轻人相对提拔较快的缘故；后一批人中的高层，也大都受自民党观点影响很深。前者如前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后者如现任党代表菅直人。鸠山对修宪、自卫队“正名”、TMD的热情，几乎要超过铁杆右派、“正常国家”论创始人小泽一郎，对“有事法制”法案只会嫌其不够激进；菅直人虽以“庶民派”为卖点，一向主张“人权”和“人道”，但却一向“理解”台独势力，对台湾情有独钟，当然不会反对到现在都不敢公开确定“有事”范围是否包括台湾的“有事”法案了。
有这样的政党首脑，民主党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针对众议院出席议员90%支持官方提出的“有事”三法案，执政党的头头脑脑和主流媒体们，都在热情赞颂民主党的“负责任态度”，并希望今后能通过两大党“协商”的方式决定日本今后的走向。这似乎是一个标志——执政的自民、公明党与保守新党，与以前自民党员为中心的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在日本发展的大方向上，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这种类似二战前举国一体“翼赞政治”的形式，使了解历史的观察者，总会有些许熟悉的不安感觉。
不过，一般而言，即使是相同政治信仰的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也会采取互相不同的纲领和策略。但此次在野的民主党和自由党接受自民党的连横，在国会中开创了新老保守政党联手压垮反对势力的先例，这不仅增大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性，也缩小了民主党的存在意义和民意基础，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在野党的弱势，使得执政党意图得以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说，在当今日本社会，已经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阻挡日本决策层和主流利益集团既定政策的实施了。
就在本文写作之时，路透社报道，日本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把昭和天皇的生日——4月29日，定为一个国家节日——“昭和日”。象这样先前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新闻，如今却在“有事法制”的映衬下无人理睬，这可能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日本今后行动预期底线的后退。
面对“正常”日本的中国
现在看来，日本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较少转向的可能。我们在观察日本国内势力对比变化的时候，不能不面对事实，实事求是。一味的报喜不报忧，或者一厢情愿地期待与夸大日本和平人士及团体的力量，无助于正确判断日本今后的走向。必须看到，“总执政党化”之后，日本决策层会在今后一段事件内，得以将其长期目标分步施行，仅从自卫队和“有事法制”问题来讲，不久的将来，估计就要通过《美军支援法》等一系列后续法案，再向前看，自卫队的“正名”、修宪等问题，都不再是遥不可望的事情，小泉就在“有事”法案通过后公开声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则主张对“专守防卫”的内容进行“检讨”，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干脆公开指出，“随着武器的进步，战术与战略的改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应该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以核还核”的日本“核武装”论调，也又不时出现在报端。应该说，日本很有可能在并不遥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家军队，积极进行海外行动，并对地区事务频繁施加影响，甚至还拥有核武器及其投送工具，以日本的实力、信心和传统，这必将引起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作为和日本间有着种种复杂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国家，中国对此必须作出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切不可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作壁上观，将工作仅仅停留在传统用语的重复上，或偏废于具体细节上的争执中，我们虽不能改变日本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可以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施加我们自己的影响，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其它手段，使其变化过程中更多的加入对我有利的“中国因素”，决策层、学术界，直至一般的相关工作群体，都可以有相应的位置，以组织起整体性的工作，努力达成我国利益的最大化。(未完待续)(作者：刘华)日本“正常”化？
5月15日，在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三执政党和民主党及自由党两大在野党的赞同下，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被称为“有事法制”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3个法案，随后，6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这3项法案，并宣告其将于当月施行。这是日本继通过《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
施法》之后对现行宪法的又一突破，
何谓“有事”
所谓“有事法制”，实际上就是“战时法制”。“有事法制”相关的三项法律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法》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称，当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政府可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应对基本方针，设置由首相为部长的对策总部，地方自治体要对其军事行动进行协作，否则政府首相可代行其职能；公共机关也有责任应对武力攻击事态，采取战地救护、武器运送等协作行动。《自卫队法修改案》增加的内容有，当预测到可能遭受敌人武力攻击时，自卫队就可构筑防御设施；在接到行动令后，自卫队有权强行征用私有土地和改变私人房屋的形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则规定增设一个“应对紧急事态专门委员会”，以便向安全保障会议提供建议。
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日本本土受到外国武力攻击，以及公海上的日本舰船和飞机受到攻击，而且被日方认定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日本根据《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或根据《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到他国活动的自卫队部队及政府派驻的海外机构受到攻击等等。“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某国表明对日本有武力攻击意图，并为此集结舰船或飞机，或者向发射导弹的火箭注入燃料等；某国为攻击日本而召集预备役和禁止军队要员外出以及“为攻击日本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等。法案规定，首相判断发生上述事态发生后，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
“有事法制”的确立，使日本变相拥有了“集体自卫权”，也使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因为日本的所谓“有事”，不仅指既成事实的“遭受武力攻击”，也包括“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攻击的局面”以及“有被攻击的危险”。这授予了日本根据自己对事态的预测和判断，先行发动攻击的自由。如果说这还依旧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话，无疑是缺乏逻辑的。事实上，这甚至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武力被滥用的后果，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表示，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像在伊拉克战争那种先发制人的攻击时，日本启动“有事法制”协助美军“并不是没有可能”，实际存在主动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战后日本的国家政策基础，便是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一方面借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推行经济优先政策。日本战后所获得的种种景气和“奇迹”，均是在这种政策下取得的。但冷战后日本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经济不景气、国家主义思想抬头的国内背景下，日本决策层一直试图推行一种鹰派色彩更浓的对外政策，并将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合法化、经常化，为自卫队下一步“正名”为日本军队奠定基础。现行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显然，“有事法制”是与日本的现行宪法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日本决策层以前碍于宪法地位，一直不敢明说自卫队能够行使武力。即便在前几年制定《周边事态法》和《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时，也解释说日本自卫队对美国提供“后方支援”不属于“行使武力”。但此次的三项法律，不但规定自卫队可以行使武力，而且缄口不提“有事”的地理范围。这无疑蕴藏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思维。象这次法案通过后，部分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在为抛弃“专守防卫”政策开始了舆论准备。
法案何来
“有事三法案”的前身，是“三矢计划”。1963年，日本防卫当局曾秘密进行过“综合防卫图上研究”，因把陆海空三军形容为齐发的三箭，又称“三矢计划”。该计划假想朝鲜半岛“有事”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时，自卫队应如何与美军联合行动，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国民总动员”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三矢计划”的负责人之一，正是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小泉纯也)，于1965年被社会党曝光，由于当时日本成年人都经历过二战，“国民总动员”这样的词汇，又唤起了他们对“一亿人玉碎”的痛苦回忆，随后的社会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这使得当时的自民党佐藤内阁极为狼狈，十几年内都把“有事法制”的研究作为禁忌，直到1977年的福田内阁时期，才以将来为立法进行准备为借口，重启了相关研究。
“有事法制”进入实质性操作，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当时以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借助战争机会，渲染“日本安全受到威胁”，抨击“一国和平主义”，他的主张，成为此后至今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经常引用的经典：
一、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必须扮演与其国力相匹配的角色，为国际社会作出相应贡献，日本必须出钱出人参与国际行动，从而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地位；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日本战败时建立的，当时日本没有发言权。现在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应该趁机突破现有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条条框框；
三、战后日本人危机意识淡薄，陷入“一国和平主义”(即只有日本一国在执行和平主义)的泥坑，日本必须加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建立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
总之，小泽要求，日本要更积极的插手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体到眼前，修宪、派兵和危机准备工作都是刻不容缓的。“有事法制”正是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些理论，成了小泽一郎后来“正常国家”论(即凡是其他国家可以做的事，日本没有理由不能做)的核心部分。
在“日本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应当成为正常国家”这样富有煽动性的观点为口号，力图先通过维和行动，突破自卫队海外行动的限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使自卫队海外行动合法化。接着，1997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此后日本的三任首相——桥本、小渊和森喜朗，也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并推动国会于1999年制定出为自卫队海外行动进一步提供依据的《周边事态法》。“9.11”事件后，日本又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案，并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队军舰，为了将临时法案永久化，自民党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提交国会，终于获得了通过。
先前无法通过的法案，现在得以通过；先前不能想象的变化，现在成为现实。这样的法案，这样的趋势，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的：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日本以及其盟主美国的情况，与冷战时期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新寻找对手的境地，截至到“9.11”事件之前，美国在行动上，是在把中国作为其在亚洲最有威胁的潜在对手对待的，而日本正是美国对中国执行“遏制-接触”战略的一个重要助手，同时，日本的再度“外向化”及重新武装，对朝鲜也可作为一个牵制，因此，对日本“松绑”，也就节省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成本；“9.11”事件后，虽然美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有所调整，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美国的铁杆外交盟友甚至跟班，在关键时刻屡屡能够起到啦啦队兼提款机的作用，这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可见一斑。在国际关系背景没有改变之前，美国对于日本只会采取更加放松的态度。
从日本这方说来，自雅尔塔体系解体后，日本对外关系决策者，一直希望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混沌期间，解脱日本在战败后所受的限制，树立日本在国际新秩序中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并建立日本在东亚甚至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东亚地区现实环境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限制，日本不可能象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那样，几年内就突破条约限制，它只能分步实施整个计划，迫使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底线一步步后退，而不致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应。今天的“有事立法”相对于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而言，仍不过是一个“阶段性任务”。
自然，对目前形势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日本的经济情况自是不必赘言，幽灵般的“平成不景气”仍在继续，虽说经济并未糟到危机或影响基本生活的地步，但低迷的数字，带来了低迷的人气，社会情绪的低迷，又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最好的市场。再加上政府和媒体的双重引导，使过去10年中，日本社会主流思潮正在全面右转，在新的判断标准下，一些原本属于大是大非范畴的重要议题，正在逐渐的中性化，而原本就属于“擦边球”性质的问题，更变得易于接受起来。
当然，作为日本政治执行者的日本政党和国会，并不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才会通过三项法案，法案的通过，还赖于国会高达90%的支持率，除了无关紧要的社会党和无望坐大的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朝野党派，都赞成这3项法案。
“无人造反”
这次法案通过后，日本媒体上的一大标题，便是“民主党内无人造反”。小泉也有感而发，称众院通过“有事法制”是“划时代的”，一是因为日本的备战法制自此从后台走上前台；二便是因为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终于联手通过了重要法案，是日本政坛的不多见的事件。可以说，这次国会投票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便是民主党与执政三党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因为自社会党解体后，民主党一直号称是日本国内最能继承前社会党“野党”精神的政党，它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又一向在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方面与保守势力拉开距离，多次表现出“逢案必反”的“造反”精神，但这次，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却还是遮遮掩掩但又十分坚决的站在了自民党一边。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党解体后，日本政坛基本上就是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或者说自民党人的不同派系化为不同党名(包括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无党派”)再分化组合的政治游戏。自民党权力中枢人物小泽一郎离走自民党，一手策划细川内阁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是如此，他随后纠集各个“非自民党”成立与自民党联合政府唱对台的最大反对党新进党也是如此。可以说，目前日本的主要政党之间，只有权力与利益之争，而无政策与纲领之别。
民主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前自民党成员，一部分是一些前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党人士，前一批人在修宪等涉及国家根本的问题上与自民党并无区别，他们之所以加入民主党，往往是觉得自民党内论资排辈，不易出头，而民主党对年轻人相对提拔较快的缘故；后一批人中的高层，也大都受自民党观点影响很深。前者如前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后者如现任党代表菅直人。鸠山对修宪、自卫队“正名”、TMD的热情，几乎要超过铁杆右派、“正常国家”论创始人小泽一郎，对“有事法制”法案只会嫌其不够激进；菅直人虽以“庶民派”为卖点，一向主张“人权”和“人道”，但却一向“理解”台独势力，对台湾情有独钟，当然不会反对到现在都不敢公开确定“有事”范围是否包括台湾的“有事”法案了。
有这样的政党首脑，民主党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针对众议院出席议员90%支持官方提出的“有事”三法案，执政党的头头脑脑和主流媒体们，都在热情赞颂民主党的“负责任态度”，并希望今后能通过两大党“协商”的方式决定日本今后的走向。这似乎是一个标志——执政的自民、公明党与保守新党，与以前自民党员为中心的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在日本发展的大方向上，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这种类似二战前举国一体“翼赞政治”的形式，使了解历史的观察者，总会有些许熟悉的不安感觉。
不过，一般而言，即使是相同政治信仰的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也会采取互相不同的纲领和策略。但此次在野的民主党和自由党接受自民党的连横，在国会中开创了新老保守政党联手压垮反对势力的先例，这不仅增大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性，也缩小了民主党的存在意义和民意基础，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在野党的弱势，使得执政党意图得以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说，在当今日本社会，已经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阻挡日本决策层和主流利益集团既定政策的实施了。
就在本文写作之时，路透社报道，日本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把昭和天皇的生日——4月29日，定为一个国家节日——“昭和日”。象这样先前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新闻，如今却在“有事法制”的映衬下无人理睬，这可能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日本今后行动预期底线的后退。
面对“正常”日本的中国
现在看来，日本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较少转向的可能。我们在观察日本国内势力对比变化的时候，不能不面对事实，实事求是。一味的报喜不报忧，或者一厢情愿地期待与夸大日本和平人士及团体的力量，无助于正确判断日本今后的走向。必须看到，“总执政党化”之后，日本决策层会在今后一段事件内，得以将其长期目标分步施行，仅从自卫队和“有事法制”问题来讲，不久的将来，估计就要通过《美军支援法》等一系列后续法案，再向前看，自卫队的“正名”、修宪等问题，都不再是遥不可望的事情，小泉就在“有事”法案通过后公开声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则主张对“专守防卫”的内容进行“检讨”，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干脆公开指出，“随着武器的进步，战术与战略的改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应该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以核还核”的日本“核武装”论调，也又不时出现在报端。应该说，日本很有可能在并不遥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家军队，积极进行海外行动，并对地区事务频繁施加影响，甚至还拥有核武器及其投送工具，以日本的实力、信心和传统，这必将引起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作为和日本间有着种种复杂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国家，中国对此必须作出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切不可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作壁上观，将工作仅仅停留在传统用语的重复上，或偏废于具体细节上的争执中，我们虽不能改变日本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可以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施加我们自己的影响，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其它手段，使其变化过程中更多的加入对我有利的“中国因素”，决策层、学术界，直至一般的相关工作群体，都可以有相应的位置，以组织起整体性的工作，努力达成我国利益的最大化。(未完待续)(作者：刘华)
5月15日，在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三执政党和民主党及自由党两大在野党的赞同下，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被称为“有事法制”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3个法案，随后，6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这3项法案，并宣告其将于当月施行。这是日本继通过《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
施法》之后对现行宪法的又一突破，
何谓“有事”
所谓“有事法制”，实际上就是“战时法制”。“有事法制”相关的三项法律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法》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称，当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政府可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应对基本方针，设置由首相为部长的对策总部，地方自治体要对其军事行动进行协作，否则政府首相可代行其职能；公共机关也有责任应对武力攻击事态，采取战地救护、武器运送等协作行动。《自卫队法修改案》增加的内容有，当预测到可能遭受敌人武力攻击时，自卫队就可构筑防御设施；在接到行动令后，自卫队有权强行征用私有土地和改变私人房屋的形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则规定增设一个“应对紧急事态专门委员会”，以便向安全保障会议提供建议。
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日本本土受到外国武力攻击，以及公海上的日本舰船和飞机受到攻击，而且被日方认定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日本根据《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或根据《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到他国活动的自卫队部队及政府派驻的海外机构受到攻击等等。“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某国表明对日本有武力攻击意图，并为此集结舰船或飞机，或者向发射导弹的火箭注入燃料等；某国为攻击日本而召集预备役和禁止军队要员外出以及“为攻击日本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等。法案规定，首相判断发生上述事态发生后，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
“有事法制”的确立，使日本变相拥有了“集体自卫权”，也使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因为日本的所谓“有事”，不仅指既成事实的“遭受武力攻击”，也包括“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攻击的局面”以及“有被攻击的危险”。这授予了日本根据自己对事态的预测和判断，先行发动攻击的自由。如果说这还依旧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话，无疑是缺乏逻辑的。事实上，这甚至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武力被滥用的后果，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表示，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像在伊拉克战争那种先发制人的攻击时，日本启动“有事法制”协助美军“并不是没有可能”，实际存在主动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战后日本的国家政策基础，便是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一方面借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推行经济优先政策。日本战后所获得的种种景气和“奇迹”，均是在这种政策下取得的。但冷战后日本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经济不景气、国家主义思想抬头的国内背景下，日本决策层一直试图推行一种鹰派色彩更浓的对外政策，并将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合法化、经常化，为自卫队下一步“正名”为日本军队奠定基础。现行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显然，“有事法制”是与日本的现行宪法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日本决策层以前碍于宪法地位，一直不敢明说自卫队能够行使武力。即便在前几年制定《周边事态法》和《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时，也解释说日本自卫队对美国提供“后方支援”不属于“行使武力”。但此次的三项法律，不但规定自卫队可以行使武力，而且缄口不提“有事”的地理范围。这无疑蕴藏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思维。象这次法案通过后，部分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在为抛弃“专守防卫”政策开始了舆论准备。
法案何来
“有事三法案”的前身，是“三矢计划”。1963年，日本防卫当局曾秘密进行过“综合防卫图上研究”，因把陆海空三军形容为齐发的三箭，又称“三矢计划”。该计划假想朝鲜半岛“有事”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时，自卫队应如何与美军联合行动，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国民总动员”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三矢计划”的负责人之一，正是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小泉纯也)，于1965年被社会党曝光，由于当时日本成年人都经历过二战，“国民总动员”这样的词汇，又唤起了他们对“一亿人玉碎”的痛苦回忆，随后的社会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这使得当时的自民党佐藤内阁极为狼狈，十几年内都把“有事法制”的研究作为禁忌，直到1977年的福田内阁时期，才以将来为立法进行准备为借口，重启了相关研究。
“有事法制”进入实质性操作，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当时以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借助战争机会，渲染“日本安全受到威胁”，抨击“一国和平主义”，他的主张，成为此后至今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经常引用的经典：
一、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必须扮演与其国力相匹配的角色，为国际社会作出相应贡献，日本必须出钱出人参与国际行动，从而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地位；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日本战败时建立的，当时日本没有发言权。现在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应该趁机突破现有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条条框框；
三、战后日本人危机意识淡薄，陷入“一国和平主义”(即只有日本一国在执行和平主义)的泥坑，日本必须加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建立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
总之，小泽要求，日本要更积极的插手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体到眼前，修宪、派兵和危机准备工作都是刻不容缓的。“有事法制”正是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些理论，成了小泽一郎后来“正常国家”论(即凡是其他国家可以做的事，日本没有理由不能做)的核心部分。
在“日本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应当成为正常国家”这样富有煽动性的观点为口号，力图先通过维和行动，突破自卫队海外行动的限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使自卫队海外行动合法化。接着，1997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此后日本的三任首相——桥本、小渊和森喜朗，也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并推动国会于1999年制定出为自卫队海外行动进一步提供依据的《周边事态法》。“9.11”事件后，日本又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案，并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队军舰，为了将临时法案永久化，自民党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提交国会，终于获得了通过。
先前无法通过的法案，现在得以通过；先前不能想象的变化，现在成为现实。这样的法案，这样的趋势，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的：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日本以及其盟主美国的情况，与冷战时期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新寻找对手的境地，截至到“9.11”事件之前，美国在行动上，是在把中国作为其在亚洲最有威胁的潜在对手对待的，而日本正是美国对中国执行“遏制-接触”战略的一个重要助手，同时，日本的再度“外向化”及重新武装，对朝鲜也可作为一个牵制，因此，对日本“松绑”，也就节省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成本；“9.11”事件后，虽然美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有所调整，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美国的铁杆外交盟友甚至跟班，在关键时刻屡屡能够起到啦啦队兼提款机的作用，这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可见一斑。在国际关系背景没有改变之前，美国对于日本只会采取更加放松的态度。
从日本这方说来，自雅尔塔体系解体后，日本对外关系决策者，一直希望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混沌期间，解脱日本在战败后所受的限制，树立日本在国际新秩序中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并建立日本在东亚甚至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东亚地区现实环境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限制，日本不可能象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那样，几年内就突破条约限制，它只能分步实施整个计划，迫使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底线一步步后退，而不致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应。今天的“有事立法”相对于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而言，仍不过是一个“阶段性任务”。
自然，对目前形势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日本的经济情况自是不必赘言，幽灵般的“平成不景气”仍在继续，虽说经济并未糟到危机或影响基本生活的地步，但低迷的数字，带来了低迷的人气，社会情绪的低迷，又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最好的市场。再加上政府和媒体的双重引导，使过去10年中，日本社会主流思潮正在全面右转，在新的判断标准下，一些原本属于大是大非范畴的重要议题，正在逐渐的中性化，而原本就属于“擦边球”性质的问题，更变得易于接受起来。
当然，作为日本政治执行者的日本政党和国会，并不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才会通过三项法案，法案的通过，还赖于国会高达90%的支持率，除了无关紧要的社会党和无望坐大的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朝野党派，都赞成这3项法案。
“无人造反”
这次法案通过后，日本媒体上的一大标题，便是“民主党内无人造反”。小泉也有感而发，称众院通过“有事法制”是“划时代的”，一是因为日本的备战法制自此从后台走上前台；二便是因为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终于联手通过了重要法案，是日本政坛的不多见的事件。可以说，这次国会投票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便是民主党与执政三党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因为自社会党解体后，民主党一直号称是日本国内最能继承前社会党“野党”精神的政党，它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又一向在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方面与保守势力拉开距离，多次表现出“逢案必反”的“造反”精神，但这次，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却还是遮遮掩掩但又十分坚决的站在了自民党一边。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党解体后，日本政坛基本上就是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或者说自民党人的不同派系化为不同党名(包括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无党派”)再分化组合的政治游戏。自民党权力中枢人物小泽一郎离走自民党，一手策划细川内阁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是如此，他随后纠集各个“非自民党”成立与自民党联合政府唱对台的最大反对党新进党也是如此。可以说，目前日本的主要政党之间，只有权力与利益之争，而无政策与纲领之别。
民主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前自民党成员，一部分是一些前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党人士，前一批人在修宪等涉及国家根本的问题上与自民党并无区别，他们之所以加入民主党，往往是觉得自民党内论资排辈，不易出头，而民主党对年轻人相对提拔较快的缘故；后一批人中的高层，也大都受自民党观点影响很深。前者如前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后者如现任党代表菅直人。鸠山对修宪、自卫队“正名”、TMD的热情，几乎要超过铁杆右派、“正常国家”论创始人小泽一郎，对“有事法制”法案只会嫌其不够激进；菅直人虽以“庶民派”为卖点，一向主张“人权”和“人道”，但却一向“理解”台独势力，对台湾情有独钟，当然不会反对到现在都不敢公开确定“有事”范围是否包括台湾的“有事”法案了。
有这样的政党首脑，民主党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针对众议院出席议员90%支持官方提出的“有事”三法案，执政党的头头脑脑和主流媒体们，都在热情赞颂民主党的“负责任态度”，并希望今后能通过两大党“协商”的方式决定日本今后的走向。这似乎是一个标志——执政的自民、公明党与保守新党，与以前自民党员为中心的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在日本发展的大方向上，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这种类似二战前举国一体“翼赞政治”的形式，使了解历史的观察者，总会有些许熟悉的不安感觉。
不过，一般而言，即使是相同政治信仰的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也会采取互相不同的纲领和策略。但此次在野的民主党和自由党接受自民党的连横，在国会中开创了新老保守政党联手压垮反对势力的先例，这不仅增大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性，也缩小了民主党的存在意义和民意基础，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在野党的弱势，使得执政党意图得以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说，在当今日本社会，已经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阻挡日本决策层和主流利益集团既定政策的实施了。
就在本文写作之时，路透社报道，日本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把昭和天皇的生日——4月29日，定为一个国家节日——“昭和日”。象这样先前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新闻，如今却在“有事法制”的映衬下无人理睬，这可能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日本今后行动预期底线的后退。
面对“正常”日本的中国
现在看来，日本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较少转向的可能。我们在观察日本国内势力对比变化的时候，不能不面对事实，实事求是。一味的报喜不报忧，或者一厢情愿地期待与夸大日本和平人士及团体的力量，无助于正确判断日本今后的走向。必须看到，“总执政党化”之后，日本决策层会在今后一段事件内，得以将其长期目标分步施行，仅从自卫队和“有事法制”问题来讲，不久的将来，估计就要通过《美军支援法》等一系列后续法案，再向前看，自卫队的“正名”、修宪等问题，都不再是遥不可望的事情，小泉就在“有事”法案通过后公开声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则主张对“专守防卫”的内容进行“检讨”，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干脆公开指出，“随着武器的进步，战术与战略的改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应该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以核还核”的日本“核武装”论调，也又不时出现在报端。应该说，日本很有可能在并不遥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家军队，积极进行海外行动，并对地区事务频繁施加影响，甚至还拥有核武器及其投送工具，以日本的实力、信心和传统，这必将引起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作为和日本间有着种种复杂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国家，中国对此必须作出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切不可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作壁上观，将工作仅仅停留在传统用语的重复上，或偏废于具体细节上的争执中，我们虽不能改变日本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可以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施加我们自己的影响，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其它手段，使其变化过程中更多的加入对我有利的“中国因素”，决策层、学术界，直至一般的相关工作群体，都可以有相应的位置，以组织起整体性的工作，努力达成我国利益的最大化。(未完待续)(作者：刘华)日本“正常”化？
5月15日，在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三执政党和民主党及自由党两大在野党的赞同下，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被称为“有事法制”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3个法案，随后，6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这3项法案，并宣告其将于当月施行。这是日本继通过《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
施法》之后对现行宪法的又一突破，
何谓“有事”
所谓“有事法制”，实际上就是“战时法制”。“有事法制”相关的三项法律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法》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称，当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政府可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应对基本方针，设置由首相为部长的对策总部，地方自治体要对其军事行动进行协作，否则政府首相可代行其职能；公共机关也有责任应对武力攻击事态，采取战地救护、武器运送等协作行动。《自卫队法修改案》增加的内容有，当预测到可能遭受敌人武力攻击时，自卫队就可构筑防御设施；在接到行动令后，自卫队有权强行征用私有土地和改变私人房屋的形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则规定增设一个“应对紧急事态专门委员会”，以便向安全保障会议提供建议。
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日本本土受到外国武力攻击，以及公海上的日本舰船和飞机受到攻击，而且被日方认定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日本根据《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或根据《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到他国活动的自卫队部队及政府派驻的海外机构受到攻击等等。“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某国表明对日本有武力攻击意图，并为此集结舰船或飞机，或者向发射导弹的火箭注入燃料等；某国为攻击日本而召集预备役和禁止军队要员外出以及“为攻击日本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等。法案规定，首相判断发生上述事态发生后，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
“有事法制”的确立，使日本变相拥有了“集体自卫权”，也使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因为日本的所谓“有事”，不仅指既成事实的“遭受武力攻击”，也包括“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攻击的局面”以及“有被攻击的危险”。这授予了日本根据自己对事态的预测和判断，先行发动攻击的自由。如果说这还依旧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话，无疑是缺乏逻辑的。事实上，这甚至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武力被滥用的后果，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表示，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像在伊拉克战争那种先发制人的攻击时，日本启动“有事法制”协助美军“并不是没有可能”，实际存在主动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战后日本的国家政策基础，便是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一方面借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推行经济优先政策。日本战后所获得的种种景气和“奇迹”，均是在这种政策下取得的。但冷战后日本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经济不景气、国家主义思想抬头的国内背景下，日本决策层一直试图推行一种鹰派色彩更浓的对外政策，并将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合法化、经常化，为自卫队下一步“正名”为日本军队奠定基础。现行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显然，“有事法制”是与日本的现行宪法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日本决策层以前碍于宪法地位，一直不敢明说自卫队能够行使武力。即便在前几年制定《周边事态法》和《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时，也解释说日本自卫队对美国提供“后方支援”不属于“行使武力”。但此次的三项法律，不但规定自卫队可以行使武力，而且缄口不提“有事”的地理范围。这无疑蕴藏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思维。象这次法案通过后，部分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在为抛弃“专守防卫”政策开始了舆论准备。
法案何来
“有事三法案”的前身，是“三矢计划”。1963年，日本防卫当局曾秘密进行过“综合防卫图上研究”，因把陆海空三军形容为齐发的三箭，又称“三矢计划”。该计划假想朝鲜半岛“有事”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时，自卫队应如何与美军联合行动，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国民总动员”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三矢计划”的负责人之一，正是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小泉纯也)，于1965年被社会党曝光，由于当时日本成年人都经历过二战，“国民总动员”这样的词汇，又唤起了他们对“一亿人玉碎”的痛苦回忆，随后的社会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这使得当时的自民党佐藤内阁极为狼狈，十几年内都把“有事法制”的研究作为禁忌，直到1977年的福田内阁时期，才以将来为立法进行准备为借口，重启了相关研究。
“有事法制”进入实质性操作，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当时以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借助战争机会，渲染“日本安全受到威胁”，抨击“一国和平主义”，他的主张，成为此后至今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经常引用的经典：
一、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必须扮演与其国力相匹配的角色，为国际社会作出相应贡献，日本必须出钱出人参与国际行动，从而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地位；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日本战败时建立的，当时日本没有发言权。现在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应该趁机突破现有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条条框框；
三、战后日本人危机意识淡薄，陷入“一国和平主义”(即只有日本一国在执行和平主义)的泥坑，日本必须加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建立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
总之，小泽要求，日本要更积极的插手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体到眼前，修宪、派兵和危机准备工作都是刻不容缓的。“有事法制”正是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些理论，成了小泽一郎后来“正常国家”论(即凡是其他国家可以做的事，日本没有理由不能做)的核心部分。
在“日本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应当成为正常国家”这样富有煽动性的观点为口号，力图先通过维和行动，突破自卫队海外行动的限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使自卫队海外行动合法化。接着，1997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此后日本的三任首相——桥本、小渊和森喜朗，也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并推动国会于1999年制定出为自卫队海外行动进一步提供依据的《周边事态法》。“9.11”事件后，日本又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案，并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队军舰，为了将临时法案永久化，自民党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提交国会，终于获得了通过。
先前无法通过的法案，现在得以通过；先前不能想象的变化，现在成为现实。这样的法案，这样的趋势，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的：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日本以及其盟主美国的情况，与冷战时期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新寻找对手的境地，截至到“9.11”事件之前，美国在行动上，是在把中国作为其在亚洲最有威胁的潜在对手对待的，而日本正是美国对中国执行“遏制-接触”战略的一个重要助手，同时，日本的再度“外向化”及重新武装，对朝鲜也可作为一个牵制，因此，对日本“松绑”，也就节省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成本；“9.11”事件后，虽然美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有所调整，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美国的铁杆外交盟友甚至跟班，在关键时刻屡屡能够起到啦啦队兼提款机的作用，这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可见一斑。在国际关系背景没有改变之前，美国对于日本只会采取更加放松的态度。
从日本这方说来，自雅尔塔体系解体后，日本对外关系决策者，一直希望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混沌期间，解脱日本在战败后所受的限制，树立日本在国际新秩序中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并建立日本在东亚甚至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东亚地区现实环境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限制，日本不可能象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那样，几年内就突破条约限制，它只能分步实施整个计划，迫使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底线一步步后退，而不致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应。今天的“有事立法”相对于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而言，仍不过是一个“阶段性任务”。
自然，对目前形势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日本的经济情况自是不必赘言，幽灵般的“平成不景气”仍在继续，虽说经济并未糟到危机或影响基本生活的地步，但低迷的数字，带来了低迷的人气，社会情绪的低迷，又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最好的市场。再加上政府和媒体的双重引导，使过去10年中，日本社会主流思潮正在全面右转，在新的判断标准下，一些原本属于大是大非范畴的重要议题，正在逐渐的中性化，而原本就属于“擦边球”性质的问题，更变得易于接受起来。
当然，作为日本政治执行者的日本政党和国会，并不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才会通过三项法案，法案的通过，还赖于国会高达90%的支持率，除了无关紧要的社会党和无望坐大的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朝野党派，都赞成这3项法案。
“无人造反”
这次法案通过后，日本媒体上的一大标题，便是“民主党内无人造反”。小泉也有感而发，称众院通过“有事法制”是“划时代的”，一是因为日本的备战法制自此从后台走上前台；二便是因为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终于联手通过了重要法案，是日本政坛的不多见的事件。可以说，这次国会投票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便是民主党与执政三党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因为自社会党解体后，民主党一直号称是日本国内最能继承前社会党“野党”精神的政党，它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又一向在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方面与保守势力拉开距离，多次表现出“逢案必反”的“造反”精神，但这次，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却还是遮遮掩掩但又十分坚决的站在了自民党一边。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党解体后，日本政坛基本上就是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或者说自民党人的不同派系化为不同党名(包括石原慎太郎之流的“无党派”)再分化组合的政治游戏。自民党权力中枢人物小泽一郎离走自民党，一手策划细川内阁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是如此，他随后纠集各个“非自民党”成立与自民党联合政府唱对台的最大反对党新进党也是如此。可以说，目前日本的主要政党之间，只有权力与利益之争，而无政策与纲领之别。
民主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前自民党成员，一部分是一些前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党人士，前一批人在修宪等涉及国家根本的问题上与自民党并无区别，他们之所以加入民主党，往往是觉得自民党内论资排辈，不易出头，而民主党对年轻人相对提拔较快的缘故；后一批人中的高层，也大都受自民党观点影响很深。前者如前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后者如现任党代表菅直人。鸠山对修宪、自卫队“正名”、TMD的热情，几乎要超过铁杆右派、“正常国家”论创始人小泽一郎，对“有事法制”法案只会嫌其不够激进；菅直人虽以“庶民派”为卖点，一向主张“人权”和“人道”，但却一向“理解”台独势力，对台湾情有独钟，当然不会反对到现在都不敢公开确定“有事”范围是否包括台湾的“有事”法案了。
有这样的政党首脑，民主党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针对众议院出席议员90%支持官方提出的“有事”三法案，执政党的头头脑脑和主流媒体们，都在热情赞颂民主党的“负责任态度”，并希望今后能通过两大党“协商”的方式决定日本今后的走向。这似乎是一个标志——执政的自民、公明党与保守新党，与以前自民党员为中心的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在日本发展的大方向上，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这种类似二战前举国一体“翼赞政治”的形式，使了解历史的观察者，总会有些许熟悉的不安感觉。
不过，一般而言，即使是相同政治信仰的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也会采取互相不同的纲领和策略。但此次在野的民主党和自由党接受自民党的连横，在国会中开创了新老保守政党联手压垮反对势力的先例，这不仅增大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性，也缩小了民主党的存在意义和民意基础，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在野党的弱势，使得执政党意图得以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说，在当今日本社会，已经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阻挡日本决策层和主流利益集团既定政策的实施了。
就在本文写作之时，路透社报道，日本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把昭和天皇的生日——4月29日，定为一个国家节日——“昭和日”。象这样先前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新闻，如今却在“有事法制”的映衬下无人理睬，这可能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日本今后行动预期底线的后退。
面对“正常”日本的中国
现在看来，日本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较少转向的可能。我们在观察日本国内势力对比变化的时候，不能不面对事实，实事求是。一味的报喜不报忧，或者一厢情愿地期待与夸大日本和平人士及团体的力量，无助于正确判断日本今后的走向。必须看到，“总执政党化”之后，日本决策层会在今后一段事件内，得以将其长期目标分步施行，仅从自卫队和“有事法制”问题来讲，不久的将来，估计就要通过《美军支援法》等一系列后续法案，再向前看，自卫队的“正名”、修宪等问题，都不再是遥不可望的事情，小泉就在“有事”法案通过后公开声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则主张对“专守防卫”的内容进行“检讨”，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干脆公开指出，“随着武器的进步，战术与战略的改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应该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以核还核”的日本“核武装”论调，也又不时出现在报端。应该说，日本很有可能在并不遥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家军队，积极进行海外行动，并对地区事务频繁施加影响，甚至还拥有核武器及其投送工具，以日本的实力、信心和传统，这必将引起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作为和日本间有着种种复杂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国家，中国对此必须作出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切不可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作壁上观，将工作仅仅停留在传统用语的重复上，或偏废于具体细节上的争执中，我们虽不能改变日本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可以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施加我们自己的影响，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其它手段，使其变化过程中更多的加入对我有利的“中国因素”，决策层、学术界，直至一般的相关工作群体，都可以有相应的位置，以组织起整体性的工作，努力达成我国利益的最大化。(未完待续)(作者：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