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欧盟“邦联制”的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13:13
欧盟“邦联制”的启示
作者： 任孟山 文章来源： 华夏时报 更新时间： 2009-11-20
欧盟特别峰会于当地时间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当选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来自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当选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两个根据《里斯本条约》设立的高级职务，被各界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而“欧盟总统”一职特别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范龙佩的当选算不上“冷门”，这符合欧盟产生高级职务的公开的“潜规则”，即一般都由来自小国的领导人担任最高职务。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大国在欧盟事务中的专断和可能的大国主义，另一方面可以比较有效地保证小国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以及有效地解除小国对大国的疑惧，以便更顺畅地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而且，这个“潜规则”在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成立之初就存在了，包括将总部建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而不是德国和法国的某个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人的政治智慧，也可以看做是欧洲人推进一体化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讲，不管英国在欧盟中的表现与作为如何，“欧盟总统”产生之前的“布莱尔旋风”也不过是一阵风而已，不会获得广泛共识；而范龙佩的当选才算得上欧洲人政治智慧的延续。
欧盟总统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内部融合度和推进速度，代表了欧洲人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此总统非彼总统，即“欧盟总统”不是“国家总统”，这个职位所内具的权力能量以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所掌控的权力资源，与任何一个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总统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里斯本条约》中，对“欧盟总统”到底能做哪些事情，都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欧盟各国对此还在讨价还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欧盟总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和外交层面。
从政治层面来说，“欧盟总统”的产生，是欧洲人对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次历史性超越。因为1648年的这次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后来扩展至全世界，一战与二战之后诞生的大批国家正是以主权的名义作为政治马甲的。时至今日，除了欧盟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仍然延续着这种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话语模式和国家交往规则。
但是，欧洲人在二战后的痛苦洗礼中似乎突然成熟起来，开始全面检讨1648年以来的主权国家模式，并试图建立制度架构来超越这种模式。当然，其中存在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外在压力下的内在需求，但无论如何，发展至今的欧盟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在国家制度和全球制度层面上的历史性尝试。这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说法，因为当初确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在欧洲这块土地上诞生，而最终否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或许也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假若如此，人类自治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而按照欧盟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这不是空想，只不过需要多长时间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在全球层面上，这是“欧盟总统”诞生的最大象征意义。
不过，从经济层面上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却不能代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也不能预示着欧盟以后的经济政策和一体化程度会达到新的高度。原因很简单，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即地区间不平衡，只不过是在地理方位上有差别，我们是“东富西穷”，他们是“西富东穷”，从协调难度与解决手段上讲，这种状态如果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协调难度会降低许多，而解决手段也会更加具有整体性。但是，在欧盟这样一个国家集团间协调起来就困难多了，而且解决手段也会相对各自为政。
这从欧盟各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行为中就可见一斑。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照顾本国国家利益高于欧盟整体利益，而且，步骤不协调，甚至像德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政策方面都出尔反尔。所以，欧盟虽然诞生了“总统”，但其在经济领域的协调力度和能量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但可以预见的是，欧盟内部的争吵不会因此减少，步调不一致的状况还会存在，尤其是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如果从欧盟扩展的历史进度来看，这也是欧盟因扩展步伐过快给自己酿就的苦果之一。因为，欧盟近些年来的扩展，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
而从外交层面来讲，“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欧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这经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的不协调行为时有发生。如果欧盟内部讨价还价的结果会让“总统”也出面外交，而不是仅仅关注和协调欧盟内部事务，那么，他与“欧盟外长”的合力有可能会使欧盟对外说话的统一性增加，并使欧盟内部的违规行为减少。如若不然，还是基本上由“欧盟外长”来代表欧盟的对外声音，“欧盟总统”的诞生不会具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而且，不管怎样，欧盟对外的步调一致的根源最后都是来源于欧盟内部的利益一致，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越高，对外行为的一致性也会越高。
因此，从以上三个层面上来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其政治象征意义大过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实质意义。发挥“欧盟总统”的能量，还需要欧盟自身提高内部的桌面底下的协调力度和制度赋权的广度和高度。但是，站在人类自治和探索管理模式的角度来看，“欧盟总统”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制度实验，将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试探起到部分示范作用，其历史价值会在世界范围的时间坐标中逐渐呈现其光辉的一面。
http://www.chinatimes.cc/pinglun/sheping/2009-11-20/9534.shtml欧盟“邦联制”的启示
作者： 任孟山 文章来源： 华夏时报 更新时间： 2009-11-20
欧盟特别峰会于当地时间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当选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来自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当选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两个根据《里斯本条约》设立的高级职务，被各界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而“欧盟总统”一职特别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范龙佩的当选算不上“冷门”，这符合欧盟产生高级职务的公开的“潜规则”，即一般都由来自小国的领导人担任最高职务。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大国在欧盟事务中的专断和可能的大国主义，另一方面可以比较有效地保证小国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以及有效地解除小国对大国的疑惧，以便更顺畅地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而且，这个“潜规则”在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成立之初就存在了，包括将总部建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而不是德国和法国的某个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人的政治智慧，也可以看做是欧洲人推进一体化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讲，不管英国在欧盟中的表现与作为如何，“欧盟总统”产生之前的“布莱尔旋风”也不过是一阵风而已，不会获得广泛共识；而范龙佩的当选才算得上欧洲人政治智慧的延续。
欧盟总统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内部融合度和推进速度，代表了欧洲人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此总统非彼总统，即“欧盟总统”不是“国家总统”，这个职位所内具的权力能量以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所掌控的权力资源，与任何一个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总统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里斯本条约》中，对“欧盟总统”到底能做哪些事情，都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欧盟各国对此还在讨价还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欧盟总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和外交层面。
从政治层面来说，“欧盟总统”的产生，是欧洲人对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次历史性超越。因为1648年的这次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后来扩展至全世界，一战与二战之后诞生的大批国家正是以主权的名义作为政治马甲的。时至今日，除了欧盟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仍然延续着这种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话语模式和国家交往规则。
但是，欧洲人在二战后的痛苦洗礼中似乎突然成熟起来，开始全面检讨1648年以来的主权国家模式，并试图建立制度架构来超越这种模式。当然，其中存在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外在压力下的内在需求，但无论如何，发展至今的欧盟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在国家制度和全球制度层面上的历史性尝试。这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说法，因为当初确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在欧洲这块土地上诞生，而最终否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或许也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假若如此，人类自治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而按照欧盟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这不是空想，只不过需要多长时间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在全球层面上，这是“欧盟总统”诞生的最大象征意义。
不过，从经济层面上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却不能代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也不能预示着欧盟以后的经济政策和一体化程度会达到新的高度。原因很简单，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即地区间不平衡，只不过是在地理方位上有差别，我们是“东富西穷”，他们是“西富东穷”，从协调难度与解决手段上讲，这种状态如果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协调难度会降低许多，而解决手段也会更加具有整体性。但是，在欧盟这样一个国家集团间协调起来就困难多了，而且解决手段也会相对各自为政。
这从欧盟各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行为中就可见一斑。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照顾本国国家利益高于欧盟整体利益，而且，步骤不协调，甚至像德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政策方面都出尔反尔。所以，欧盟虽然诞生了“总统”，但其在经济领域的协调力度和能量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但可以预见的是，欧盟内部的争吵不会因此减少，步调不一致的状况还会存在，尤其是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如果从欧盟扩展的历史进度来看，这也是欧盟因扩展步伐过快给自己酿就的苦果之一。因为，欧盟近些年来的扩展，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
而从外交层面来讲，“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欧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这经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的不协调行为时有发生。如果欧盟内部讨价还价的结果会让“总统”也出面外交，而不是仅仅关注和协调欧盟内部事务，那么，他与“欧盟外长”的合力有可能会使欧盟对外说话的统一性增加，并使欧盟内部的违规行为减少。如若不然，还是基本上由“欧盟外长”来代表欧盟的对外声音，“欧盟总统”的诞生不会具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而且，不管怎样，欧盟对外的步调一致的根源最后都是来源于欧盟内部的利益一致，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越高，对外行为的一致性也会越高。
因此，从以上三个层面上来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其政治象征意义大过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实质意义。发挥“欧盟总统”的能量，还需要欧盟自身提高内部的桌面底下的协调力度和制度赋权的广度和高度。但是，站在人类自治和探索管理模式的角度来看，“欧盟总统”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制度实验，将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试探起到部分示范作用，其历史价值会在世界范围的时间坐标中逐渐呈现其光辉的一面。
http://www.chinatimes.cc/pinglun/sheping/2009-11-20/9534.shtml
作者： 任孟山 文章来源： 华夏时报 更新时间： 2009-11-20
欧盟特别峰会于当地时间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当选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来自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当选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两个根据《里斯本条约》设立的高级职务，被各界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而“欧盟总统”一职特别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范龙佩的当选算不上“冷门”，这符合欧盟产生高级职务的公开的“潜规则”，即一般都由来自小国的领导人担任最高职务。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大国在欧盟事务中的专断和可能的大国主义，另一方面可以比较有效地保证小国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以及有效地解除小国对大国的疑惧，以便更顺畅地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而且，这个“潜规则”在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成立之初就存在了，包括将总部建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而不是德国和法国的某个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人的政治智慧，也可以看做是欧洲人推进一体化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讲，不管英国在欧盟中的表现与作为如何，“欧盟总统”产生之前的“布莱尔旋风”也不过是一阵风而已，不会获得广泛共识；而范龙佩的当选才算得上欧洲人政治智慧的延续。
欧盟总统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内部融合度和推进速度，代表了欧洲人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此总统非彼总统，即“欧盟总统”不是“国家总统”，这个职位所内具的权力能量以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所掌控的权力资源，与任何一个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总统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里斯本条约》中，对“欧盟总统”到底能做哪些事情，都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欧盟各国对此还在讨价还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欧盟总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和外交层面。
从政治层面来说，“欧盟总统”的产生，是欧洲人对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次历史性超越。因为1648年的这次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后来扩展至全世界，一战与二战之后诞生的大批国家正是以主权的名义作为政治马甲的。时至今日，除了欧盟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仍然延续着这种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话语模式和国家交往规则。
但是，欧洲人在二战后的痛苦洗礼中似乎突然成熟起来，开始全面检讨1648年以来的主权国家模式，并试图建立制度架构来超越这种模式。当然，其中存在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外在压力下的内在需求，但无论如何，发展至今的欧盟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在国家制度和全球制度层面上的历史性尝试。这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说法，因为当初确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在欧洲这块土地上诞生，而最终否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或许也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假若如此，人类自治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而按照欧盟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这不是空想，只不过需要多长时间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在全球层面上，这是“欧盟总统”诞生的最大象征意义。
不过，从经济层面上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却不能代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也不能预示着欧盟以后的经济政策和一体化程度会达到新的高度。原因很简单，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即地区间不平衡，只不过是在地理方位上有差别，我们是“东富西穷”，他们是“西富东穷”，从协调难度与解决手段上讲，这种状态如果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协调难度会降低许多，而解决手段也会更加具有整体性。但是，在欧盟这样一个国家集团间协调起来就困难多了，而且解决手段也会相对各自为政。
这从欧盟各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行为中就可见一斑。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照顾本国国家利益高于欧盟整体利益，而且，步骤不协调，甚至像德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政策方面都出尔反尔。所以，欧盟虽然诞生了“总统”，但其在经济领域的协调力度和能量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但可以预见的是，欧盟内部的争吵不会因此减少，步调不一致的状况还会存在，尤其是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如果从欧盟扩展的历史进度来看，这也是欧盟因扩展步伐过快给自己酿就的苦果之一。因为，欧盟近些年来的扩展，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
而从外交层面来讲，“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欧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这经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的不协调行为时有发生。如果欧盟内部讨价还价的结果会让“总统”也出面外交，而不是仅仅关注和协调欧盟内部事务，那么，他与“欧盟外长”的合力有可能会使欧盟对外说话的统一性增加，并使欧盟内部的违规行为减少。如若不然，还是基本上由“欧盟外长”来代表欧盟的对外声音，“欧盟总统”的诞生不会具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而且，不管怎样，欧盟对外的步调一致的根源最后都是来源于欧盟内部的利益一致，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越高，对外行为的一致性也会越高。
因此，从以上三个层面上来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其政治象征意义大过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实质意义。发挥“欧盟总统”的能量，还需要欧盟自身提高内部的桌面底下的协调力度和制度赋权的广度和高度。但是，站在人类自治和探索管理模式的角度来看，“欧盟总统”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制度实验，将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试探起到部分示范作用，其历史价值会在世界范围的时间坐标中逐渐呈现其光辉的一面。
http://www.chinatimes.cc/pinglun/sheping/2009-11-20/9534.shtml欧盟“邦联制”的启示
作者： 任孟山 文章来源： 华夏时报 更新时间： 2009-11-20
欧盟特别峰会于当地时间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当选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来自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当选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两个根据《里斯本条约》设立的高级职务，被各界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而“欧盟总统”一职特别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范龙佩的当选算不上“冷门”，这符合欧盟产生高级职务的公开的“潜规则”，即一般都由来自小国的领导人担任最高职务。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大国在欧盟事务中的专断和可能的大国主义，另一方面可以比较有效地保证小国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以及有效地解除小国对大国的疑惧，以便更顺畅地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而且，这个“潜规则”在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成立之初就存在了，包括将总部建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而不是德国和法国的某个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人的政治智慧，也可以看做是欧洲人推进一体化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讲，不管英国在欧盟中的表现与作为如何，“欧盟总统”产生之前的“布莱尔旋风”也不过是一阵风而已，不会获得广泛共识；而范龙佩的当选才算得上欧洲人政治智慧的延续。
欧盟总统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内部融合度和推进速度，代表了欧洲人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此总统非彼总统，即“欧盟总统”不是“国家总统”，这个职位所内具的权力能量以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所掌控的权力资源，与任何一个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总统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里斯本条约》中，对“欧盟总统”到底能做哪些事情，都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欧盟各国对此还在讨价还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欧盟总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和外交层面。
从政治层面来说，“欧盟总统”的产生，是欧洲人对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次历史性超越。因为1648年的这次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后来扩展至全世界，一战与二战之后诞生的大批国家正是以主权的名义作为政治马甲的。时至今日，除了欧盟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仍然延续着这种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话语模式和国家交往规则。
但是，欧洲人在二战后的痛苦洗礼中似乎突然成熟起来，开始全面检讨1648年以来的主权国家模式，并试图建立制度架构来超越这种模式。当然，其中存在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外在压力下的内在需求，但无论如何，发展至今的欧盟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在国家制度和全球制度层面上的历史性尝试。这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说法，因为当初确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在欧洲这块土地上诞生，而最终否定主权国家体系的历史性决定或许也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假若如此，人类自治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而按照欧盟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这不是空想，只不过需要多长时间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在全球层面上，这是“欧盟总统”诞生的最大象征意义。
不过，从经济层面上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却不能代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也不能预示着欧盟以后的经济政策和一体化程度会达到新的高度。原因很简单，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即地区间不平衡，只不过是在地理方位上有差别，我们是“东富西穷”，他们是“西富东穷”，从协调难度与解决手段上讲，这种状态如果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协调难度会降低许多，而解决手段也会更加具有整体性。但是，在欧盟这样一个国家集团间协调起来就困难多了，而且解决手段也会相对各自为政。
这从欧盟各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行为中就可见一斑。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照顾本国国家利益高于欧盟整体利益，而且，步骤不协调，甚至像德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政策方面都出尔反尔。所以，欧盟虽然诞生了“总统”，但其在经济领域的协调力度和能量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但可以预见的是，欧盟内部的争吵不会因此减少，步调不一致的状况还会存在，尤其是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如果从欧盟扩展的历史进度来看，这也是欧盟因扩展步伐过快给自己酿就的苦果之一。因为，欧盟近些年来的扩展，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
而从外交层面来讲，“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欧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这经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的不协调行为时有发生。如果欧盟内部讨价还价的结果会让“总统”也出面外交，而不是仅仅关注和协调欧盟内部事务，那么，他与“欧盟外长”的合力有可能会使欧盟对外说话的统一性增加，并使欧盟内部的违规行为减少。如若不然，还是基本上由“欧盟外长”来代表欧盟的对外声音，“欧盟总统”的诞生不会具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而且，不管怎样，欧盟对外的步调一致的根源最后都是来源于欧盟内部的利益一致，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越高，对外行为的一致性也会越高。
因此，从以上三个层面上来讲，“欧盟总统”的产生，其政治象征意义大过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实质意义。发挥“欧盟总统”的能量，还需要欧盟自身提高内部的桌面底下的协调力度和制度赋权的广度和高度。但是，站在人类自治和探索管理模式的角度来看，“欧盟总统”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制度实验，将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试探起到部分示范作用，其历史价值会在世界范围的时间坐标中逐渐呈现其光辉的一面。
http://www.chinatimes.cc/pinglun/sheping/2009-11-20/95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