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话说中国科学院〔之一〕 从郭沫若到江绵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09:28
<P>文章来源: 后不觉 </P>
<P>话说中国科学院
(I)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人年纪大了，喜欢起回忆。不过又怕不准确，所以从来不敢写。但是失传好像又可惜。反正不是正史，勉力为之写个“话说”吧，力争比演义好点。不过用词比较矛盾，有时想尽量用当时的词语，又怕现在青年听不懂，有时自己也给新词语改造过来了，但是又改造的不完全（“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吧），所以写来写去，在遣词造句上，结果有点上海人说的那个“洋泾浜”。自己接触总有限，也不是一生全在科学院工作，记下的不可能是全貌，算是侧影吧。除了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其他就避免写人名了，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算保护一点他们的隐私权吧。
I. 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许多技术是科学院和科学院的人做出来的。做原子弹和氢弹的二机部九院许多科技人员是科学院出去的、有些一直兼两边职位，用现在的话可以叫首席科学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时是科学院的原子能所所长。做导弹的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科研人员也是科学院去的多，五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也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最早积极推动中国建卫星的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他也是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首任院长)。科学院58年建的科学仪器厂到65年成了卫星总装厂。卫星研制在科学院快要做完了，才交给七机部，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也是科学院下的蛋。那个时候，爆炸一个核弹、发一个火箭、卫星，就是头版头条，里面总是说成就归功于“我国工人阶级、解放军指战员、革命知识分子”。科学院里面有人就会读成“科学院的人和科学院输出、培养和指挥的人”，当然这有点本位主义，有人还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不注意场合，在文革被人检举批判的。
科学院在教育上做过开路先锋。比如说文革以后第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是生物物理所的郭爱克，当时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所长贝时璋握着郭爱克手，祝贺他得博士（德国的博士）。第一个我国自己的博士答辩是1982年2月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马中骐（导师胡宁是北大和科学院兼职）。那时博士很新奇，到1983年国家还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搞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多数博士都是科学院的。
科学院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是政治漩涡中心。1956年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他老人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但是双百的来源和科学院有关。口号本身是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先说的，科学院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讨论遗传学派斗争，又和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不太有人说了，不过双百方针曾经好多年（50到80年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救生圈，能有机会就抱住。（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说法，也是一个尊重的句法,现在想来，有点奇怪；看你怎么发音，同样这句话，听过去可以带讽刺挖苦，要是在那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没人敢用这样的说法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后，75年派胡耀邦到科学院，胡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要搞科学、要专家领导、要整顿，结果“四人帮”批邓时，《汇报提纲》是供全国人民大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院是全国的“重灾区”。
文革高潮期间，有个纯粹诬陷的“梅花党”案件，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间谍故事，有些小孩还觉得很好玩。对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来说，那可是个大冤狱。多少老科学家被罚到黑暗、冰凉的地下室挨打，要他们交待和台湾、美国的特务关系。有些人屈打成招。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朱家骅临走前的主持一次院务会议，变成了梅花党的集会。
“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大呼：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可真是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全国科学大会，也是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会。现在想来，大会的科技成分不重要，但是对当时气氛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常用语）。
全国青少年兴起热爱科学的高潮也和科学院分不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陈景润是科学院数学所的。一时间，多少青年学子要做科学家啊，象我们这样不年轻的人，看着那时青年人的一股劲，都激动不已。后来各种说法，比如说把陈景润说过头了、科学家不是都是书呆子、科学上有没有“皇冠上的明智”等等，副作用是有一些，不过正作用也不能抹杀，特别是那个时代。我估摸，现在40到60岁的我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陈景润报告文学影响的。
想起一个事情来，和科学院无关：有时后代不容易介绍历史故事，因为人的观念随时间地点改变了。我们年轻时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在延安时代看过《白毛女》的同志，看到解放后演出时他议论，说贫农的女儿白毛女不想做地主黄世仁的老婆，在解放前的农村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合当时社会常理的。所以最早贺敬之编的情节是黄世仁始乱终弃白毛女，白毛女没有做成小老婆才出走。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这样的情节好像显得穷人没志气，才变到后来的样子。这一变好了，以后我们没有到过农村的人，都以为最早的版本不可能，不反映现实，我那时还和延安干部争论过，觉得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看不去农民，现在想来，因为我们不懂农村情况，带上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才是错的，而他是对的。这是题外话了。
话说中国科学院(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后不觉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好像都是问国家要钱花的人。不仅国家领导不和他们平等交谈，就是各部委的大官小官也多半瞧不起科学家，都当科学家是讨钱的。是现在科学家自己不行了？还是现在当官的架子约来越大了？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那是经常约科学家谈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等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客，五十年代有名的科学家回国，毛主席周总理要设宴款待。不仅毛主席款待钱学森全国都知道、还有周总理设宴招待钱学森的副所长（科学院力学所）郭永怀回国。如果青年同志们以为毛主席、周总理只关心制造武器的科学家，那也不对。上海那时有个生物学家张香桐刚从美国回来，郭沫若设宴不算，周总理还让陈毅副总理见他。毛主席周总理对科学家看才能、不拘国内外。留洋的受重视的多一点，是水平高的人多一点。国内的比如植物学家蔡希陶拉，周总理也很关心。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对待科学家，其他高级干部、元帅将军对当时顶尖科学家不象现在当官的那样居高临下。聂荣臻元帅和科学家走的很近，罗瑞卿、陈赓等大将常向科学家讨教。
毛周不仅征求科技项目时要见科学家，毛主席喜欢和科学家闲聊天文、地质、数学、物理。周总理会细致地和科学家聊家常、温暖人心。当时有些人的比喻毛主席象父亲、周总理象母亲，当然现在要这样说，好像不太妥当，但是那时确实有人是这样感觉的。毛犯错误、刮的风有时也把知识分子屁股打的很疼，而周总理有时的工作就是出来摸一摸平，这点也给人父母的感觉，何况当时封建思想还是没有肃清。不能完全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问题。
文革以后，我们国家领导和科学家的这种联系没有了。毛主席周总理时代，最高领导人对科学家就是大专家对待，以后我国官本位盛行，行政级别一马当先，没有当官的科学家，基本见不到国家领导人。见的时候，也是和见农民、工人模范或者学生代表一样，走过场。领导到科学家家里慰问，也是官样文章，做亲切状。现在话叫做秀吧？这和毛主席周总理和科学家经常交谈可不一样。交谈是互相的，不是大官对小兵的关心。而且毛主席周总理可科学家的交谈多数都没有见报。现在国家领导和部长一级见个什么科学家，可都上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
说到这里想起来，五十年代领导人合影没有以后那一套排位子的规矩，除了最高领导自然在中间以外，其他人可以随便，我有个同学在好几个最高领导旁边拍过留影，我比较不敢出头露面，一张挨边的都没有，后来有些后悔。等以后胆子大点的时候也晚了。
对科学院的管理，老早周总理过问的多。院的建制、正副院长的任命，他都亲自过问。第一批的所长任命（叫“授命书”）也是周总理签名、国务院签署的。第一批院长副院长里面，阴错阳差，周总理直接拍板的是陈伯达（目的是平衡文科要有马列主义），不过陈的职位多、没太过问科学院。文革时陈伯达支持和煽动过科学院的造反派，他还鼓励科学院年轻人写了两篇批判爱因斯坦的“雄文”，给刘西尧（教育部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挡住没发表。陈伯达对科学院有过两个阴错阳差的贡献：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双百方针，还有一个是文革期间，他向毛主席提了“电子中心论”，全国兴起大搞半导体的群众运动，现在说来好笑，但是当时国家可是增加电子研究的钱。还激青少年搞电子的热情。不过那时笑话还是必定的。我们国家曾经全面研究电视机生产过程，花了很多钱，结果以后全部采纳进口生产线，研究白费了，后来没有作为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还不都是政治教训，因为是决定做什么技术研究，为什么做的问题。
上一段因为陈伯达扯远了一点。还回到国家对科学院的领导吧。70年代初，周总理派武衡管了几年科学院。邓小平二次复出后，派胡耀邦、李昌到科学院。所以，从前是中央最高领导直接过问科学院，到后来，对科学院的直接领导逐渐过渡到副总理。到90年代，是李岚清分管科学院、教育部和科技部。
科学院的领导人在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变化。有两任是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的郭沫若是政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第二任方毅，有段时间是兼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现在的科技部长），不久又升国务院副总理的。以后科学院院长在国家领导中的地位下降，基本是一般部委首长。
老早，副院长里面不仅第一任里面的陈伯达当时政治地位高，李四光也是地质部长兼科学院副院长。75年胡耀邦做过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现在叫副院长。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裴丽生，解放前清华毕业生（很多老革命的大学一般没毕业），先做过山西的省长，再50年代中到科学院做秘书长，到60年代做过几年副院长。他的副秘书长是杜润生，原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给毛主席批评以后来科学院（说他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本来科学院要杜做党组副书记的，不巧又给毛主席知道了，不让杜做，文革后，杜润生是国务院农村政策室主任，那可是农村改革的大功臣。
科学院也输出过许多领导。不仅胡耀邦，早先还有钱三强是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以后去二机部做副部长，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出去做国防部五院做院长，刘华清70年代中期和胡耀邦一道来科学院、做过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以后一直做到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近年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分别从科学院所长和副院长职位调到国家科委先做副部长。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彭佩云以前也在科学院工作过。教育部的陈至立部长，从前是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关系，50年代就有问题，那时是和高教部的矛盾。弄的毛主席也出来说你们不要吵了。还是文革期间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过一段时间。以后科学院和教育部还是有资源分配的矛盾。有了国家科委后，也有一定矛盾。科委到90年代完全主导科技经费，变得科学院很多人要向科技部申请经费，这不是最初50年代设计的结构。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和其它专业部委也有一些过矛盾。
科学院和中央领导有过几次亲戚关系。60年代，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做过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直接参与领导卫星工程。她勤奋、能干，是个女强人。文革中整的偏瘫。她的工作职位不能说是因为胡乔木，不过因为知道她和胡乔木的关系，她要出去给科学院办事的时候，不少部委领导人会出面接待她。
80年代周光召用了胡启立的姐姐胡启恒，做了多年副院长。胡启恒很低调，外面知道她的人不多。而且她自己的学历很高，六几年留苏得的副博士学位，在那一代是很优秀的。做副院长为人谦虚、特别清廉。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以前在科学院时也是她手下分管的，她也从来没有从联想的好处。她的副院长一直做到胡启立下台很久以后的96年，就是因为她弟弟在台上时她不耀武扬威，靠自己，弟弟下台也就没人对她妒忌、落井下石。
最近一个那是科学院结的最大亲戚。江绵恒留学美国德拉舍尔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冶金所。路甬祥任院长后，在中央的人脉太弱，提江绵恒做副院长，加强了和中央的关系。通过这条渠道，路甬祥让科学院提出“知识创新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由朱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落实。李岚清当时不仅管教育和科技，还分管财政，也给科教一个特别机会。江绵恒上北京带了上海冶金所的施尔畏做秘书长。80年代以来，科学院秘书长也管财务，周光召时代是物理的竺玄做秘书长。比较跌破眼睛的是：2004年施尔畏升副院长。方毅下台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2004年被打破。因为现在副院长里面有两个行政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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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话说中国科学院
(I)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人年纪大了，喜欢起回忆。不过又怕不准确，所以从来不敢写。但是失传好像又可惜。反正不是正史，勉力为之写个“话说”吧，力争比演义好点。不过用词比较矛盾，有时想尽量用当时的词语，又怕现在青年听不懂，有时自己也给新词语改造过来了，但是又改造的不完全（“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吧），所以写来写去，在遣词造句上，结果有点上海人说的那个“洋泾浜”。自己接触总有限，也不是一生全在科学院工作，记下的不可能是全貌，算是侧影吧。除了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其他就避免写人名了，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算保护一点他们的隐私权吧。
I. 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许多技术是科学院和科学院的人做出来的。做原子弹和氢弹的二机部九院许多科技人员是科学院出去的、有些一直兼两边职位，用现在的话可以叫首席科学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时是科学院的原子能所所长。做导弹的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科研人员也是科学院去的多，五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也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最早积极推动中国建卫星的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他也是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首任院长)。科学院58年建的科学仪器厂到65年成了卫星总装厂。卫星研制在科学院快要做完了，才交给七机部，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也是科学院下的蛋。那个时候，爆炸一个核弹、发一个火箭、卫星，就是头版头条，里面总是说成就归功于“我国工人阶级、解放军指战员、革命知识分子”。科学院里面有人就会读成“科学院的人和科学院输出、培养和指挥的人”，当然这有点本位主义，有人还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不注意场合，在文革被人检举批判的。
科学院在教育上做过开路先锋。比如说文革以后第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是生物物理所的郭爱克，当时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所长贝时璋握着郭爱克手，祝贺他得博士（德国的博士）。第一个我国自己的博士答辩是1982年2月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马中骐（导师胡宁是北大和科学院兼职）。那时博士很新奇，到1983年国家还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搞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多数博士都是科学院的。
科学院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是政治漩涡中心。1956年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他老人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但是双百的来源和科学院有关。口号本身是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先说的，科学院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讨论遗传学派斗争，又和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不太有人说了，不过双百方针曾经好多年（50到80年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救生圈，能有机会就抱住。（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说法，也是一个尊重的句法,现在想来，有点奇怪；看你怎么发音，同样这句话，听过去可以带讽刺挖苦，要是在那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没人敢用这样的说法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后，75年派胡耀邦到科学院，胡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要搞科学、要专家领导、要整顿，结果“四人帮”批邓时，《汇报提纲》是供全国人民大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院是全国的“重灾区”。
文革高潮期间，有个纯粹诬陷的“梅花党”案件，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间谍故事，有些小孩还觉得很好玩。对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来说，那可是个大冤狱。多少老科学家被罚到黑暗、冰凉的地下室挨打，要他们交待和台湾、美国的特务关系。有些人屈打成招。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朱家骅临走前的主持一次院务会议，变成了梅花党的集会。
“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大呼：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可真是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全国科学大会，也是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会。现在想来，大会的科技成分不重要，但是对当时气氛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常用语）。
全国青少年兴起热爱科学的高潮也和科学院分不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陈景润是科学院数学所的。一时间，多少青年学子要做科学家啊，象我们这样不年轻的人，看着那时青年人的一股劲，都激动不已。后来各种说法，比如说把陈景润说过头了、科学家不是都是书呆子、科学上有没有“皇冠上的明智”等等，副作用是有一些，不过正作用也不能抹杀，特别是那个时代。我估摸，现在40到60岁的我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陈景润报告文学影响的。
想起一个事情来，和科学院无关：有时后代不容易介绍历史故事，因为人的观念随时间地点改变了。我们年轻时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在延安时代看过《白毛女》的同志，看到解放后演出时他议论，说贫农的女儿白毛女不想做地主黄世仁的老婆，在解放前的农村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合当时社会常理的。所以最早贺敬之编的情节是黄世仁始乱终弃白毛女，白毛女没有做成小老婆才出走。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这样的情节好像显得穷人没志气，才变到后来的样子。这一变好了，以后我们没有到过农村的人，都以为最早的版本不可能，不反映现实，我那时还和延安干部争论过，觉得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看不去农民，现在想来，因为我们不懂农村情况，带上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才是错的，而他是对的。这是题外话了。
话说中国科学院(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后不觉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好像都是问国家要钱花的人。不仅国家领导不和他们平等交谈，就是各部委的大官小官也多半瞧不起科学家，都当科学家是讨钱的。是现在科学家自己不行了？还是现在当官的架子约来越大了？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那是经常约科学家谈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等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客，五十年代有名的科学家回国，毛主席周总理要设宴款待。不仅毛主席款待钱学森全国都知道、还有周总理设宴招待钱学森的副所长（科学院力学所）郭永怀回国。如果青年同志们以为毛主席、周总理只关心制造武器的科学家，那也不对。上海那时有个生物学家张香桐刚从美国回来，郭沫若设宴不算，周总理还让陈毅副总理见他。毛主席周总理对科学家看才能、不拘国内外。留洋的受重视的多一点，是水平高的人多一点。国内的比如植物学家蔡希陶拉，周总理也很关心。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对待科学家，其他高级干部、元帅将军对当时顶尖科学家不象现在当官的那样居高临下。聂荣臻元帅和科学家走的很近，罗瑞卿、陈赓等大将常向科学家讨教。
毛周不仅征求科技项目时要见科学家，毛主席喜欢和科学家闲聊天文、地质、数学、物理。周总理会细致地和科学家聊家常、温暖人心。当时有些人的比喻毛主席象父亲、周总理象母亲，当然现在要这样说，好像不太妥当，但是那时确实有人是这样感觉的。毛犯错误、刮的风有时也把知识分子屁股打的很疼，而周总理有时的工作就是出来摸一摸平，这点也给人父母的感觉，何况当时封建思想还是没有肃清。不能完全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问题。
文革以后，我们国家领导和科学家的这种联系没有了。毛主席周总理时代，最高领导人对科学家就是大专家对待，以后我国官本位盛行，行政级别一马当先，没有当官的科学家，基本见不到国家领导人。见的时候，也是和见农民、工人模范或者学生代表一样，走过场。领导到科学家家里慰问，也是官样文章，做亲切状。现在话叫做秀吧？这和毛主席周总理和科学家经常交谈可不一样。交谈是互相的，不是大官对小兵的关心。而且毛主席周总理可科学家的交谈多数都没有见报。现在国家领导和部长一级见个什么科学家，可都上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
说到这里想起来，五十年代领导人合影没有以后那一套排位子的规矩，除了最高领导自然在中间以外，其他人可以随便，我有个同学在好几个最高领导旁边拍过留影，我比较不敢出头露面，一张挨边的都没有，后来有些后悔。等以后胆子大点的时候也晚了。
对科学院的管理，老早周总理过问的多。院的建制、正副院长的任命，他都亲自过问。第一批的所长任命（叫“授命书”）也是周总理签名、国务院签署的。第一批院长副院长里面，阴错阳差，周总理直接拍板的是陈伯达（目的是平衡文科要有马列主义），不过陈的职位多、没太过问科学院。文革时陈伯达支持和煽动过科学院的造反派，他还鼓励科学院年轻人写了两篇批判爱因斯坦的“雄文”，给刘西尧（教育部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挡住没发表。陈伯达对科学院有过两个阴错阳差的贡献：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双百方针，还有一个是文革期间，他向毛主席提了“电子中心论”，全国兴起大搞半导体的群众运动，现在说来好笑，但是当时国家可是增加电子研究的钱。还激青少年搞电子的热情。不过那时笑话还是必定的。我们国家曾经全面研究电视机生产过程，花了很多钱，结果以后全部采纳进口生产线，研究白费了，后来没有作为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还不都是政治教训，因为是决定做什么技术研究，为什么做的问题。
上一段因为陈伯达扯远了一点。还回到国家对科学院的领导吧。70年代初，周总理派武衡管了几年科学院。邓小平二次复出后，派胡耀邦、李昌到科学院。所以，从前是中央最高领导直接过问科学院，到后来，对科学院的直接领导逐渐过渡到副总理。到90年代，是李岚清分管科学院、教育部和科技部。
科学院的领导人在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变化。有两任是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的郭沫若是政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第二任方毅，有段时间是兼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现在的科技部长），不久又升国务院副总理的。以后科学院院长在国家领导中的地位下降，基本是一般部委首长。
老早，副院长里面不仅第一任里面的陈伯达当时政治地位高，李四光也是地质部长兼科学院副院长。75年胡耀邦做过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现在叫副院长。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裴丽生，解放前清华毕业生（很多老革命的大学一般没毕业），先做过山西的省长，再50年代中到科学院做秘书长，到60年代做过几年副院长。他的副秘书长是杜润生，原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给毛主席批评以后来科学院（说他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本来科学院要杜做党组副书记的，不巧又给毛主席知道了，不让杜做，文革后，杜润生是国务院农村政策室主任，那可是农村改革的大功臣。
科学院也输出过许多领导。不仅胡耀邦，早先还有钱三强是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以后去二机部做副部长，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出去做国防部五院做院长，刘华清70年代中期和胡耀邦一道来科学院、做过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以后一直做到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近年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分别从科学院所长和副院长职位调到国家科委先做副部长。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彭佩云以前也在科学院工作过。教育部的陈至立部长，从前是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关系，50年代就有问题，那时是和高教部的矛盾。弄的毛主席也出来说你们不要吵了。还是文革期间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过一段时间。以后科学院和教育部还是有资源分配的矛盾。有了国家科委后，也有一定矛盾。科委到90年代完全主导科技经费，变得科学院很多人要向科技部申请经费，这不是最初50年代设计的结构。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和其它专业部委也有一些过矛盾。
科学院和中央领导有过几次亲戚关系。60年代，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做过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直接参与领导卫星工程。她勤奋、能干，是个女强人。文革中整的偏瘫。她的工作职位不能说是因为胡乔木，不过因为知道她和胡乔木的关系，她要出去给科学院办事的时候，不少部委领导人会出面接待她。
80年代周光召用了胡启立的姐姐胡启恒，做了多年副院长。胡启恒很低调，外面知道她的人不多。而且她自己的学历很高，六几年留苏得的副博士学位，在那一代是很优秀的。做副院长为人谦虚、特别清廉。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以前在科学院时也是她手下分管的，她也从来没有从联想的好处。她的副院长一直做到胡启立下台很久以后的96年，就是因为她弟弟在台上时她不耀武扬威，靠自己，弟弟下台也就没人对她妒忌、落井下石。
最近一个那是科学院结的最大亲戚。江绵恒留学美国德拉舍尔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冶金所。路甬祥任院长后，在中央的人脉太弱，提江绵恒做副院长，加强了和中央的关系。通过这条渠道，路甬祥让科学院提出“知识创新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由朱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落实。李岚清当时不仅管教育和科技，还分管财政，也给科教一个特别机会。江绵恒上北京带了上海冶金所的施尔畏做秘书长。80年代以来，科学院秘书长也管财务，周光召时代是物理的竺玄做秘书长。比较跌破眼睛的是：2004年施尔畏升副院长。方毅下台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2004年被打破。因为现在副院长里面有两个行政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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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话说中国科学院
(I)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人年纪大了，喜欢起回忆。不过又怕不准确，所以从来不敢写。但是失传好像又可惜。反正不是正史，勉力为之写个“话说”吧，力争比演义好点。不过用词比较矛盾，有时想尽量用当时的词语，又怕现在青年听不懂，有时自己也给新词语改造过来了，但是又改造的不完全（“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吧），所以写来写去，在遣词造句上，结果有点上海人说的那个“洋泾浜”。自己接触总有限，也不是一生全在科学院工作，记下的不可能是全貌，算是侧影吧。除了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其他就避免写人名了，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算保护一点他们的隐私权吧。
I. 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许多技术是科学院和科学院的人做出来的。做原子弹和氢弹的二机部九院许多科技人员是科学院出去的、有些一直兼两边职位，用现在的话可以叫首席科学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时是科学院的原子能所所长。做导弹的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科研人员也是科学院去的多，五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也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最早积极推动中国建卫星的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他也是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首任院长)。科学院58年建的科学仪器厂到65年成了卫星总装厂。卫星研制在科学院快要做完了，才交给七机部，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也是科学院下的蛋。那个时候，爆炸一个核弹、发一个火箭、卫星，就是头版头条，里面总是说成就归功于“我国工人阶级、解放军指战员、革命知识分子”。科学院里面有人就会读成“科学院的人和科学院输出、培养和指挥的人”，当然这有点本位主义，有人还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不注意场合，在文革被人检举批判的。
科学院在教育上做过开路先锋。比如说文革以后第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是生物物理所的郭爱克，当时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所长贝时璋握着郭爱克手，祝贺他得博士（德国的博士）。第一个我国自己的博士答辩是1982年2月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马中骐（导师胡宁是北大和科学院兼职）。那时博士很新奇，到1983年国家还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搞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多数博士都是科学院的。
科学院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是政治漩涡中心。1956年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他老人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但是双百的来源和科学院有关。口号本身是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先说的，科学院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讨论遗传学派斗争，又和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不太有人说了，不过双百方针曾经好多年（50到80年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救生圈，能有机会就抱住。（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说法，也是一个尊重的句法,现在想来，有点奇怪；看你怎么发音，同样这句话，听过去可以带讽刺挖苦，要是在那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没人敢用这样的说法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后，75年派胡耀邦到科学院，胡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要搞科学、要专家领导、要整顿，结果“四人帮”批邓时，《汇报提纲》是供全国人民大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院是全国的“重灾区”。
文革高潮期间，有个纯粹诬陷的“梅花党”案件，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间谍故事，有些小孩还觉得很好玩。对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来说，那可是个大冤狱。多少老科学家被罚到黑暗、冰凉的地下室挨打，要他们交待和台湾、美国的特务关系。有些人屈打成招。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朱家骅临走前的主持一次院务会议，变成了梅花党的集会。
“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大呼：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可真是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全国科学大会，也是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会。现在想来，大会的科技成分不重要，但是对当时气氛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常用语）。
全国青少年兴起热爱科学的高潮也和科学院分不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陈景润是科学院数学所的。一时间，多少青年学子要做科学家啊，象我们这样不年轻的人，看着那时青年人的一股劲，都激动不已。后来各种说法，比如说把陈景润说过头了、科学家不是都是书呆子、科学上有没有“皇冠上的明智”等等，副作用是有一些，不过正作用也不能抹杀，特别是那个时代。我估摸，现在40到60岁的我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陈景润报告文学影响的。
想起一个事情来，和科学院无关：有时后代不容易介绍历史故事，因为人的观念随时间地点改变了。我们年轻时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在延安时代看过《白毛女》的同志，看到解放后演出时他议论，说贫农的女儿白毛女不想做地主黄世仁的老婆，在解放前的农村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合当时社会常理的。所以最早贺敬之编的情节是黄世仁始乱终弃白毛女，白毛女没有做成小老婆才出走。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这样的情节好像显得穷人没志气，才变到后来的样子。这一变好了，以后我们没有到过农村的人，都以为最早的版本不可能，不反映现实，我那时还和延安干部争论过，觉得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看不去农民，现在想来，因为我们不懂农村情况，带上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才是错的，而他是对的。这是题外话了。
话说中国科学院(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后不觉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好像都是问国家要钱花的人。不仅国家领导不和他们平等交谈，就是各部委的大官小官也多半瞧不起科学家，都当科学家是讨钱的。是现在科学家自己不行了？还是现在当官的架子约来越大了？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那是经常约科学家谈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等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客，五十年代有名的科学家回国，毛主席周总理要设宴款待。不仅毛主席款待钱学森全国都知道、还有周总理设宴招待钱学森的副所长（科学院力学所）郭永怀回国。如果青年同志们以为毛主席、周总理只关心制造武器的科学家，那也不对。上海那时有个生物学家张香桐刚从美国回来，郭沫若设宴不算，周总理还让陈毅副总理见他。毛主席周总理对科学家看才能、不拘国内外。留洋的受重视的多一点，是水平高的人多一点。国内的比如植物学家蔡希陶拉，周总理也很关心。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对待科学家，其他高级干部、元帅将军对当时顶尖科学家不象现在当官的那样居高临下。聂荣臻元帅和科学家走的很近，罗瑞卿、陈赓等大将常向科学家讨教。
毛周不仅征求科技项目时要见科学家，毛主席喜欢和科学家闲聊天文、地质、数学、物理。周总理会细致地和科学家聊家常、温暖人心。当时有些人的比喻毛主席象父亲、周总理象母亲，当然现在要这样说，好像不太妥当，但是那时确实有人是这样感觉的。毛犯错误、刮的风有时也把知识分子屁股打的很疼，而周总理有时的工作就是出来摸一摸平，这点也给人父母的感觉，何况当时封建思想还是没有肃清。不能完全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问题。
文革以后，我们国家领导和科学家的这种联系没有了。毛主席周总理时代，最高领导人对科学家就是大专家对待，以后我国官本位盛行，行政级别一马当先，没有当官的科学家，基本见不到国家领导人。见的时候，也是和见农民、工人模范或者学生代表一样，走过场。领导到科学家家里慰问，也是官样文章，做亲切状。现在话叫做秀吧？这和毛主席周总理和科学家经常交谈可不一样。交谈是互相的，不是大官对小兵的关心。而且毛主席周总理可科学家的交谈多数都没有见报。现在国家领导和部长一级见个什么科学家，可都上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
说到这里想起来，五十年代领导人合影没有以后那一套排位子的规矩，除了最高领导自然在中间以外，其他人可以随便，我有个同学在好几个最高领导旁边拍过留影，我比较不敢出头露面，一张挨边的都没有，后来有些后悔。等以后胆子大点的时候也晚了。
对科学院的管理，老早周总理过问的多。院的建制、正副院长的任命，他都亲自过问。第一批的所长任命（叫“授命书”）也是周总理签名、国务院签署的。第一批院长副院长里面，阴错阳差，周总理直接拍板的是陈伯达（目的是平衡文科要有马列主义），不过陈的职位多、没太过问科学院。文革时陈伯达支持和煽动过科学院的造反派，他还鼓励科学院年轻人写了两篇批判爱因斯坦的“雄文”，给刘西尧（教育部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挡住没发表。陈伯达对科学院有过两个阴错阳差的贡献：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双百方针，还有一个是文革期间，他向毛主席提了“电子中心论”，全国兴起大搞半导体的群众运动，现在说来好笑，但是当时国家可是增加电子研究的钱。还激青少年搞电子的热情。不过那时笑话还是必定的。我们国家曾经全面研究电视机生产过程，花了很多钱，结果以后全部采纳进口生产线，研究白费了，后来没有作为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还不都是政治教训，因为是决定做什么技术研究，为什么做的问题。
上一段因为陈伯达扯远了一点。还回到国家对科学院的领导吧。70年代初，周总理派武衡管了几年科学院。邓小平二次复出后，派胡耀邦、李昌到科学院。所以，从前是中央最高领导直接过问科学院，到后来，对科学院的直接领导逐渐过渡到副总理。到90年代，是李岚清分管科学院、教育部和科技部。
科学院的领导人在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变化。有两任是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的郭沫若是政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第二任方毅，有段时间是兼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现在的科技部长），不久又升国务院副总理的。以后科学院院长在国家领导中的地位下降，基本是一般部委首长。
老早，副院长里面不仅第一任里面的陈伯达当时政治地位高，李四光也是地质部长兼科学院副院长。75年胡耀邦做过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现在叫副院长。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裴丽生，解放前清华毕业生（很多老革命的大学一般没毕业），先做过山西的省长，再50年代中到科学院做秘书长，到60年代做过几年副院长。他的副秘书长是杜润生，原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给毛主席批评以后来科学院（说他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本来科学院要杜做党组副书记的，不巧又给毛主席知道了，不让杜做，文革后，杜润生是国务院农村政策室主任，那可是农村改革的大功臣。
科学院也输出过许多领导。不仅胡耀邦，早先还有钱三强是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以后去二机部做副部长，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出去做国防部五院做院长，刘华清70年代中期和胡耀邦一道来科学院、做过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以后一直做到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近年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分别从科学院所长和副院长职位调到国家科委先做副部长。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彭佩云以前也在科学院工作过。教育部的陈至立部长，从前是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关系，50年代就有问题，那时是和高教部的矛盾。弄的毛主席也出来说你们不要吵了。还是文革期间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过一段时间。以后科学院和教育部还是有资源分配的矛盾。有了国家科委后，也有一定矛盾。科委到90年代完全主导科技经费，变得科学院很多人要向科技部申请经费，这不是最初50年代设计的结构。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和其它专业部委也有一些过矛盾。
科学院和中央领导有过几次亲戚关系。60年代，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做过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直接参与领导卫星工程。她勤奋、能干，是个女强人。文革中整的偏瘫。她的工作职位不能说是因为胡乔木，不过因为知道她和胡乔木的关系，她要出去给科学院办事的时候，不少部委领导人会出面接待她。
80年代周光召用了胡启立的姐姐胡启恒，做了多年副院长。胡启恒很低调，外面知道她的人不多。而且她自己的学历很高，六几年留苏得的副博士学位，在那一代是很优秀的。做副院长为人谦虚、特别清廉。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以前在科学院时也是她手下分管的，她也从来没有从联想的好处。她的副院长一直做到胡启立下台很久以后的96年，就是因为她弟弟在台上时她不耀武扬威，靠自己，弟弟下台也就没人对她妒忌、落井下石。
最近一个那是科学院结的最大亲戚。江绵恒留学美国德拉舍尔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冶金所。路甬祥任院长后，在中央的人脉太弱，提江绵恒做副院长，加强了和中央的关系。通过这条渠道，路甬祥让科学院提出“知识创新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由朱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落实。李岚清当时不仅管教育和科技，还分管财政，也给科教一个特别机会。江绵恒上北京带了上海冶金所的施尔畏做秘书长。80年代以来，科学院秘书长也管财务，周光召时代是物理的竺玄做秘书长。比较跌破眼睛的是：2004年施尔畏升副院长。方毅下台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2004年被打破。因为现在副院长里面有两个行政管理人员。
</P><P>文章来源: 后不觉 </P>
<P>话说中国科学院
(I)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人年纪大了，喜欢起回忆。不过又怕不准确，所以从来不敢写。但是失传好像又可惜。反正不是正史，勉力为之写个“话说”吧，力争比演义好点。不过用词比较矛盾，有时想尽量用当时的词语，又怕现在青年听不懂，有时自己也给新词语改造过来了，但是又改造的不完全（“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吧），所以写来写去，在遣词造句上，结果有点上海人说的那个“洋泾浜”。自己接触总有限，也不是一生全在科学院工作，记下的不可能是全貌，算是侧影吧。除了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其他就避免写人名了，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算保护一点他们的隐私权吧。
I. 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许多技术是科学院和科学院的人做出来的。做原子弹和氢弹的二机部九院许多科技人员是科学院出去的、有些一直兼两边职位，用现在的话可以叫首席科学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时是科学院的原子能所所长。做导弹的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科研人员也是科学院去的多，五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也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最早积极推动中国建卫星的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他也是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首任院长)。科学院58年建的科学仪器厂到65年成了卫星总装厂。卫星研制在科学院快要做完了，才交给七机部，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也是科学院下的蛋。那个时候，爆炸一个核弹、发一个火箭、卫星，就是头版头条，里面总是说成就归功于“我国工人阶级、解放军指战员、革命知识分子”。科学院里面有人就会读成“科学院的人和科学院输出、培养和指挥的人”，当然这有点本位主义，有人还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不注意场合，在文革被人检举批判的。
科学院在教育上做过开路先锋。比如说文革以后第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是生物物理所的郭爱克，当时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所长贝时璋握着郭爱克手，祝贺他得博士（德国的博士）。第一个我国自己的博士答辩是1982年2月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马中骐（导师胡宁是北大和科学院兼职）。那时博士很新奇，到1983年国家还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搞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多数博士都是科学院的。
科学院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是政治漩涡中心。1956年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他老人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但是双百的来源和科学院有关。口号本身是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先说的，科学院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讨论遗传学派斗争，又和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不太有人说了，不过双百方针曾经好多年（50到80年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救生圈，能有机会就抱住。（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说法，也是一个尊重的句法,现在想来，有点奇怪；看你怎么发音，同样这句话，听过去可以带讽刺挖苦，要是在那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没人敢用这样的说法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后，75年派胡耀邦到科学院，胡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要搞科学、要专家领导、要整顿，结果“四人帮”批邓时，《汇报提纲》是供全国人民大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院是全国的“重灾区”。
文革高潮期间，有个纯粹诬陷的“梅花党”案件，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间谍故事，有些小孩还觉得很好玩。对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来说，那可是个大冤狱。多少老科学家被罚到黑暗、冰凉的地下室挨打，要他们交待和台湾、美国的特务关系。有些人屈打成招。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朱家骅临走前的主持一次院务会议，变成了梅花党的集会。
“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大呼：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可真是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全国科学大会，也是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会。现在想来，大会的科技成分不重要，但是对当时气氛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常用语）。
全国青少年兴起热爱科学的高潮也和科学院分不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陈景润是科学院数学所的。一时间，多少青年学子要做科学家啊，象我们这样不年轻的人，看着那时青年人的一股劲，都激动不已。后来各种说法，比如说把陈景润说过头了、科学家不是都是书呆子、科学上有没有“皇冠上的明智”等等，副作用是有一些，不过正作用也不能抹杀，特别是那个时代。我估摸，现在40到60岁的我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陈景润报告文学影响的。
想起一个事情来，和科学院无关：有时后代不容易介绍历史故事，因为人的观念随时间地点改变了。我们年轻时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在延安时代看过《白毛女》的同志，看到解放后演出时他议论，说贫农的女儿白毛女不想做地主黄世仁的老婆，在解放前的农村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合当时社会常理的。所以最早贺敬之编的情节是黄世仁始乱终弃白毛女，白毛女没有做成小老婆才出走。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这样的情节好像显得穷人没志气，才变到后来的样子。这一变好了，以后我们没有到过农村的人，都以为最早的版本不可能，不反映现实，我那时还和延安干部争论过，觉得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看不去农民，现在想来，因为我们不懂农村情况，带上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才是错的，而他是对的。这是题外话了。
话说中国科学院(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后不觉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好像都是问国家要钱花的人。不仅国家领导不和他们平等交谈，就是各部委的大官小官也多半瞧不起科学家，都当科学家是讨钱的。是现在科学家自己不行了？还是现在当官的架子约来越大了？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那是经常约科学家谈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等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客，五十年代有名的科学家回国，毛主席周总理要设宴款待。不仅毛主席款待钱学森全国都知道、还有周总理设宴招待钱学森的副所长（科学院力学所）郭永怀回国。如果青年同志们以为毛主席、周总理只关心制造武器的科学家，那也不对。上海那时有个生物学家张香桐刚从美国回来，郭沫若设宴不算，周总理还让陈毅副总理见他。毛主席周总理对科学家看才能、不拘国内外。留洋的受重视的多一点，是水平高的人多一点。国内的比如植物学家蔡希陶拉，周总理也很关心。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对待科学家，其他高级干部、元帅将军对当时顶尖科学家不象现在当官的那样居高临下。聂荣臻元帅和科学家走的很近，罗瑞卿、陈赓等大将常向科学家讨教。
毛周不仅征求科技项目时要见科学家，毛主席喜欢和科学家闲聊天文、地质、数学、物理。周总理会细致地和科学家聊家常、温暖人心。当时有些人的比喻毛主席象父亲、周总理象母亲，当然现在要这样说，好像不太妥当，但是那时确实有人是这样感觉的。毛犯错误、刮的风有时也把知识分子屁股打的很疼，而周总理有时的工作就是出来摸一摸平，这点也给人父母的感觉，何况当时封建思想还是没有肃清。不能完全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问题。
文革以后，我们国家领导和科学家的这种联系没有了。毛主席周总理时代，最高领导人对科学家就是大专家对待，以后我国官本位盛行，行政级别一马当先，没有当官的科学家，基本见不到国家领导人。见的时候，也是和见农民、工人模范或者学生代表一样，走过场。领导到科学家家里慰问，也是官样文章，做亲切状。现在话叫做秀吧？这和毛主席周总理和科学家经常交谈可不一样。交谈是互相的，不是大官对小兵的关心。而且毛主席周总理可科学家的交谈多数都没有见报。现在国家领导和部长一级见个什么科学家，可都上报纸，是给老百姓看的。
说到这里想起来，五十年代领导人合影没有以后那一套排位子的规矩，除了最高领导自然在中间以外，其他人可以随便，我有个同学在好几个最高领导旁边拍过留影，我比较不敢出头露面，一张挨边的都没有，后来有些后悔。等以后胆子大点的时候也晚了。
对科学院的管理，老早周总理过问的多。院的建制、正副院长的任命，他都亲自过问。第一批的所长任命（叫“授命书”）也是周总理签名、国务院签署的。第一批院长副院长里面，阴错阳差，周总理直接拍板的是陈伯达（目的是平衡文科要有马列主义），不过陈的职位多、没太过问科学院。文革时陈伯达支持和煽动过科学院的造反派，他还鼓励科学院年轻人写了两篇批判爱因斯坦的“雄文”，给刘西尧（教育部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挡住没发表。陈伯达对科学院有过两个阴错阳差的贡献：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双百方针，还有一个是文革期间，他向毛主席提了“电子中心论”，全国兴起大搞半导体的群众运动，现在说来好笑，但是当时国家可是增加电子研究的钱。还激青少年搞电子的热情。不过那时笑话还是必定的。我们国家曾经全面研究电视机生产过程，花了很多钱，结果以后全部采纳进口生产线，研究白费了，后来没有作为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还不都是政治教训，因为是决定做什么技术研究，为什么做的问题。
上一段因为陈伯达扯远了一点。还回到国家对科学院的领导吧。70年代初，周总理派武衡管了几年科学院。邓小平二次复出后，派胡耀邦、李昌到科学院。所以，从前是中央最高领导直接过问科学院，到后来，对科学院的直接领导逐渐过渡到副总理。到90年代，是李岚清分管科学院、教育部和科技部。
科学院的领导人在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变化。有两任是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的郭沫若是政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第二任方毅，有段时间是兼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现在的科技部长），不久又升国务院副总理的。以后科学院院长在国家领导中的地位下降，基本是一般部委首长。
老早，副院长里面不仅第一任里面的陈伯达当时政治地位高，李四光也是地质部长兼科学院副院长。75年胡耀邦做过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现在叫副院长。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裴丽生，解放前清华毕业生（很多老革命的大学一般没毕业），先做过山西的省长，再50年代中到科学院做秘书长，到60年代做过几年副院长。他的副秘书长是杜润生，原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给毛主席批评以后来科学院（说他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本来科学院要杜做党组副书记的，不巧又给毛主席知道了，不让杜做，文革后，杜润生是国务院农村政策室主任，那可是农村改革的大功臣。
科学院也输出过许多领导。不仅胡耀邦，早先还有钱三强是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以后去二机部做副部长，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出去做国防部五院做院长，刘华清70年代中期和胡耀邦一道来科学院、做过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以后一直做到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近年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分别从科学院所长和副院长职位调到国家科委先做副部长。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彭佩云以前也在科学院工作过。教育部的陈至立部长，从前是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关系，50年代就有问题，那时是和高教部的矛盾。弄的毛主席也出来说你们不要吵了。还是文革期间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过一段时间。以后科学院和教育部还是有资源分配的矛盾。有了国家科委后，也有一定矛盾。科委到90年代完全主导科技经费，变得科学院很多人要向科技部申请经费，这不是最初50年代设计的结构。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和其它专业部委也有一些过矛盾。
科学院和中央领导有过几次亲戚关系。60年代，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做过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直接参与领导卫星工程。她勤奋、能干，是个女强人。文革中整的偏瘫。她的工作职位不能说是因为胡乔木，不过因为知道她和胡乔木的关系，她要出去给科学院办事的时候，不少部委领导人会出面接待她。
80年代周光召用了胡启立的姐姐胡启恒，做了多年副院长。胡启恒很低调，外面知道她的人不多。而且她自己的学历很高，六几年留苏得的副博士学位，在那一代是很优秀的。做副院长为人谦虚、特别清廉。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以前在科学院时也是她手下分管的，她也从来没有从联想的好处。她的副院长一直做到胡启立下台很久以后的96年，就是因为她弟弟在台上时她不耀武扬威，靠自己，弟弟下台也就没人对她妒忌、落井下石。
最近一个那是科学院结的最大亲戚。江绵恒留学美国德拉舍尔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冶金所。路甬祥任院长后，在中央的人脉太弱，提江绵恒做副院长，加强了和中央的关系。通过这条渠道，路甬祥让科学院提出“知识创新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由朱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落实。李岚清当时不仅管教育和科技，还分管财政，也给科教一个特别机会。江绵恒上北京带了上海冶金所的施尔畏做秘书长。80年代以来，科学院秘书长也管财务，周光召时代是物理的竺玄做秘书长。比较跌破眼睛的是：2004年施尔畏升副院长。方毅下台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2004年被打破。因为现在副院长里面有两个行政管理人员。
</P>
路过，不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