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话说中国科学院〔之二〕 从张劲夫到方毅、周光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9:50:43
话说中国科学院
(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正规说起来，科学院有五任领导和五个时期。分别是郭沫若（49到78
）、方毅（79到81）、卢嘉锡（81到87）、周光召（87到99）、路甬祥（99至今）。不过，这样以院长划分时期不能反映实际。
郭沫若没有实际领导过科学院。他作用很有限限制：他不是自然科学家，而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所以他专长不够、发言没有分量；政治上，他是摆设，而且科学院还不是他扮演的最大摆设（有副总理头衔）。在他名义上做院长将近30年里面，实际管科学院的有好几任，职位一般是副院长，党内职位是党组书记：最初是张稼夫，时间不长（两年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
49年任命的科学院第一批副院长是陈伯达、李四光（他被任命时人还没回国）、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其中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陈毅领导的华东局推荐的，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科技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物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但是，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文革张劲夫被夺权后，有几年科学院是谁领导搞不清。那时国家科委被军管了、科学院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标兵王锡鹏做过科学院革委会成员，不过天晓得有多大的权。1970年科学院曾经和国家科委合并（保留科学院名义），还大量把科学院的研究所下放给地方管理。71年又和教育部合并成科教组，先后由李四光、刘西尧任组长。72年左右，周总理派武衡入主科学院，名义是业务一组副组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在一起的时候）、和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郭沫若）。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入主科学院，名义上郭沫若是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是第一副组长、李昌是第二副组长，李昌是实际业务领导人，不过时间很短就下台。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里面有个“四人帮”的柳忠阳，他76年批判李昌，好似得意过一段，不过还不能算领导过科学院。
文革后好像77年，方毅到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78年郭沫若去世后方毅正式任命为院长。77年国家科委恢复后，方毅兼主任，所以有几年方毅同时做科学院院长和国家科委主任（分别由李昌和武衡协助），方后去国务院做副总理。方毅以后，科学家才真正领导科学院。这和方毅也有关。他留话科学院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除非个别也要是科学家，他的继任卢嘉锡是化学家。卢嘉锡的班子里只有一个留下的团派干部胡克实。
周光召时期，全部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家，实际权力在科学院党组，但是周光召把关系理顺了，副院长多数是党组成员（除了非党员以外），另外他也有非副院长的党组成员，纪检委书记是派驻，他自己任命的非副院长党组成员也是科学出身，只是不能算科学家。
路甬祥时期，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出身，开始有一个不是科学家、2004年有两个不是科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平衡学科和地区，目前学科和地区都不平衡。
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主导科学院、就是全国科技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光从他的资历来看，来科学院以前他做过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文革后他做过财政部长和安徽省长，所以张劲夫不是党派到科学院职位最高的。他来科学院是因为以前分管科学院的副总理陈毅是他从新四军到华东局的老上级。在科学院那11年，张劲夫做的是出乎意料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出乎意料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科学背景，党给科学院派干部常选有大学背景的人，如果有清华背景更好。张劲夫没有这些，却不仅能胜任、而且还和科学家很合的来。现在想来，是他的个人素质特别好啊。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许多人领导别人的时候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要是张劲夫有这样心理不安，科学院就要遭殃了。张劲夫能组织科学家、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在那时的革命干部里面是很突出的。张劲夫保护科学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56年民盟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加上黄药眠为六教授，其实黄的文章和以上五教授是分开的两份）。反右时，这篇文章大受批判、定性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时戴上这顶帽子可了不得。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曾昭抡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而科学院的几个人只做检查，没有被打右派，完全是张劲夫保护的结果。张劲夫亲自向毛主席建议说科学家是国宝，要求毛主席给科学院特殊政策，毛主席当时都吃惊他敢于提出，那时要是提不好、轻则立场不稳撤职、重则自己也要挨批的。其他部委和地方都不敢提，知识分子成堆、问题多的科学院还敢，那是要有相当勇气。毛主席还真对科学院的科学家网开一面。这样保护下来许多科学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提出保护名单，还直接保护过一些人。沈阳分院把葛庭隧内定右派了，张劲夫从内部得知后跑到沈阳去把他从名单上划掉。他还劝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唐棣华不要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原总参谋长）离婚。话说中国科学院
(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正规说起来，科学院有五任领导和五个时期。分别是郭沫若（49到78
）、方毅（79到81）、卢嘉锡（81到87）、周光召（87到99）、路甬祥（99至今）。不过，这样以院长划分时期不能反映实际。
郭沫若没有实际领导过科学院。他作用很有限限制：他不是自然科学家，而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所以他专长不够、发言没有分量；政治上，他是摆设，而且科学院还不是他扮演的最大摆设（有副总理头衔）。在他名义上做院长将近30年里面，实际管科学院的有好几任，职位一般是副院长，党内职位是党组书记：最初是张稼夫，时间不长（两年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
49年任命的科学院第一批副院长是陈伯达、李四光（他被任命时人还没回国）、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其中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陈毅领导的华东局推荐的，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科技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物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但是，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文革张劲夫被夺权后，有几年科学院是谁领导搞不清。那时国家科委被军管了、科学院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标兵王锡鹏做过科学院革委会成员，不过天晓得有多大的权。1970年科学院曾经和国家科委合并（保留科学院名义），还大量把科学院的研究所下放给地方管理。71年又和教育部合并成科教组，先后由李四光、刘西尧任组长。72年左右，周总理派武衡入主科学院，名义是业务一组副组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在一起的时候）、和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郭沫若）。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入主科学院，名义上郭沫若是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是第一副组长、李昌是第二副组长，李昌是实际业务领导人，不过时间很短就下台。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里面有个“四人帮”的柳忠阳，他76年批判李昌，好似得意过一段，不过还不能算领导过科学院。
文革后好像77年，方毅到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78年郭沫若去世后方毅正式任命为院长。77年国家科委恢复后，方毅兼主任，所以有几年方毅同时做科学院院长和国家科委主任（分别由李昌和武衡协助），方后去国务院做副总理。方毅以后，科学家才真正领导科学院。这和方毅也有关。他留话科学院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除非个别也要是科学家，他的继任卢嘉锡是化学家。卢嘉锡的班子里只有一个留下的团派干部胡克实。
周光召时期，全部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家，实际权力在科学院党组，但是周光召把关系理顺了，副院长多数是党组成员（除了非党员以外），另外他也有非副院长的党组成员，纪检委书记是派驻，他自己任命的非副院长党组成员也是科学出身，只是不能算科学家。
路甬祥时期，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出身，开始有一个不是科学家、2004年有两个不是科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平衡学科和地区，目前学科和地区都不平衡。
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主导科学院、就是全国科技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光从他的资历来看，来科学院以前他做过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文革后他做过财政部长和安徽省长，所以张劲夫不是党派到科学院职位最高的。他来科学院是因为以前分管科学院的副总理陈毅是他从新四军到华东局的老上级。在科学院那11年，张劲夫做的是出乎意料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出乎意料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科学背景，党给科学院派干部常选有大学背景的人，如果有清华背景更好。张劲夫没有这些，却不仅能胜任、而且还和科学家很合的来。现在想来，是他的个人素质特别好啊。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许多人领导别人的时候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要是张劲夫有这样心理不安，科学院就要遭殃了。张劲夫能组织科学家、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在那时的革命干部里面是很突出的。张劲夫保护科学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56年民盟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加上黄药眠为六教授，其实黄的文章和以上五教授是分开的两份）。反右时，这篇文章大受批判、定性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时戴上这顶帽子可了不得。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曾昭抡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而科学院的几个人只做检查，没有被打右派，完全是张劲夫保护的结果。张劲夫亲自向毛主席建议说科学家是国宝，要求毛主席给科学院特殊政策，毛主席当时都吃惊他敢于提出，那时要是提不好、轻则立场不稳撤职、重则自己也要挨批的。其他部委和地方都不敢提，知识分子成堆、问题多的科学院还敢，那是要有相当勇气。毛主席还真对科学院的科学家网开一面。这样保护下来许多科学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提出保护名单，还直接保护过一些人。沈阳分院把葛庭隧内定右派了，张劲夫从内部得知后跑到沈阳去把他从名单上划掉。他还劝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唐棣华不要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原总参谋长）离婚。
(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正规说起来，科学院有五任领导和五个时期。分别是郭沫若（49到78
）、方毅（79到81）、卢嘉锡（81到87）、周光召（87到99）、路甬祥（99至今）。不过，这样以院长划分时期不能反映实际。
郭沫若没有实际领导过科学院。他作用很有限限制：他不是自然科学家，而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所以他专长不够、发言没有分量；政治上，他是摆设，而且科学院还不是他扮演的最大摆设（有副总理头衔）。在他名义上做院长将近30年里面，实际管科学院的有好几任，职位一般是副院长，党内职位是党组书记：最初是张稼夫，时间不长（两年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
49年任命的科学院第一批副院长是陈伯达、李四光（他被任命时人还没回国）、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其中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陈毅领导的华东局推荐的，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科技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物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但是，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文革张劲夫被夺权后，有几年科学院是谁领导搞不清。那时国家科委被军管了、科学院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标兵王锡鹏做过科学院革委会成员，不过天晓得有多大的权。1970年科学院曾经和国家科委合并（保留科学院名义），还大量把科学院的研究所下放给地方管理。71年又和教育部合并成科教组，先后由李四光、刘西尧任组长。72年左右，周总理派武衡入主科学院，名义是业务一组副组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在一起的时候）、和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郭沫若）。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入主科学院，名义上郭沫若是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是第一副组长、李昌是第二副组长，李昌是实际业务领导人，不过时间很短就下台。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里面有个“四人帮”的柳忠阳，他76年批判李昌，好似得意过一段，不过还不能算领导过科学院。
文革后好像77年，方毅到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78年郭沫若去世后方毅正式任命为院长。77年国家科委恢复后，方毅兼主任，所以有几年方毅同时做科学院院长和国家科委主任（分别由李昌和武衡协助），方后去国务院做副总理。方毅以后，科学家才真正领导科学院。这和方毅也有关。他留话科学院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除非个别也要是科学家，他的继任卢嘉锡是化学家。卢嘉锡的班子里只有一个留下的团派干部胡克实。
周光召时期，全部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家，实际权力在科学院党组，但是周光召把关系理顺了，副院长多数是党组成员（除了非党员以外），另外他也有非副院长的党组成员，纪检委书记是派驻，他自己任命的非副院长党组成员也是科学出身，只是不能算科学家。
路甬祥时期，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出身，开始有一个不是科学家、2004年有两个不是科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平衡学科和地区，目前学科和地区都不平衡。
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主导科学院、就是全国科技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光从他的资历来看，来科学院以前他做过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文革后他做过财政部长和安徽省长，所以张劲夫不是党派到科学院职位最高的。他来科学院是因为以前分管科学院的副总理陈毅是他从新四军到华东局的老上级。在科学院那11年，张劲夫做的是出乎意料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出乎意料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科学背景，党给科学院派干部常选有大学背景的人，如果有清华背景更好。张劲夫没有这些，却不仅能胜任、而且还和科学家很合的来。现在想来，是他的个人素质特别好啊。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许多人领导别人的时候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要是张劲夫有这样心理不安，科学院就要遭殃了。张劲夫能组织科学家、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在那时的革命干部里面是很突出的。张劲夫保护科学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56年民盟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加上黄药眠为六教授，其实黄的文章和以上五教授是分开的两份）。反右时，这篇文章大受批判、定性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时戴上这顶帽子可了不得。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曾昭抡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而科学院的几个人只做检查，没有被打右派，完全是张劲夫保护的结果。张劲夫亲自向毛主席建议说科学家是国宝，要求毛主席给科学院特殊政策，毛主席当时都吃惊他敢于提出，那时要是提不好、轻则立场不稳撤职、重则自己也要挨批的。其他部委和地方都不敢提，知识分子成堆、问题多的科学院还敢，那是要有相当勇气。毛主席还真对科学院的科学家网开一面。这样保护下来许多科学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提出保护名单，还直接保护过一些人。沈阳分院把葛庭隧内定右派了，张劲夫从内部得知后跑到沈阳去把他从名单上划掉。他还劝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唐棣华不要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原总参谋长）离婚。话说中国科学院
(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正规说起来，科学院有五任领导和五个时期。分别是郭沫若（49到78
）、方毅（79到81）、卢嘉锡（81到87）、周光召（87到99）、路甬祥（99至今）。不过，这样以院长划分时期不能反映实际。
郭沫若没有实际领导过科学院。他作用很有限限制：他不是自然科学家，而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所以他专长不够、发言没有分量；政治上，他是摆设，而且科学院还不是他扮演的最大摆设（有副总理头衔）。在他名义上做院长将近30年里面，实际管科学院的有好几任，职位一般是副院长，党内职位是党组书记：最初是张稼夫，时间不长（两年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
49年任命的科学院第一批副院长是陈伯达、李四光（他被任命时人还没回国）、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其中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陈毅领导的华东局推荐的，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科技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物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但是，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文革张劲夫被夺权后，有几年科学院是谁领导搞不清。那时国家科委被军管了、科学院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标兵王锡鹏做过科学院革委会成员，不过天晓得有多大的权。1970年科学院曾经和国家科委合并（保留科学院名义），还大量把科学院的研究所下放给地方管理。71年又和教育部合并成科教组，先后由李四光、刘西尧任组长。72年左右，周总理派武衡入主科学院，名义是业务一组副组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在一起的时候）、和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郭沫若）。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入主科学院，名义上郭沫若是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是第一副组长、李昌是第二副组长，李昌是实际业务领导人，不过时间很短就下台。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里面有个“四人帮”的柳忠阳，他76年批判李昌，好似得意过一段，不过还不能算领导过科学院。
文革后好像77年，方毅到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78年郭沫若去世后方毅正式任命为院长。77年国家科委恢复后，方毅兼主任，所以有几年方毅同时做科学院院长和国家科委主任（分别由李昌和武衡协助），方后去国务院做副总理。方毅以后，科学家才真正领导科学院。这和方毅也有关。他留话科学院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除非个别也要是科学家，他的继任卢嘉锡是化学家。卢嘉锡的班子里只有一个留下的团派干部胡克实。
周光召时期，全部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家，实际权力在科学院党组，但是周光召把关系理顺了，副院长多数是党组成员（除了非党员以外），另外他也有非副院长的党组成员，纪检委书记是派驻，他自己任命的非副院长党组成员也是科学出身，只是不能算科学家。
路甬祥时期，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出身，开始有一个不是科学家、2004年有两个不是科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平衡学科和地区，目前学科和地区都不平衡。
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主导科学院、就是全国科技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光从他的资历来看，来科学院以前他做过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文革后他做过财政部长和安徽省长，所以张劲夫不是党派到科学院职位最高的。他来科学院是因为以前分管科学院的副总理陈毅是他从新四军到华东局的老上级。在科学院那11年，张劲夫做的是出乎意料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出乎意料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科学背景，党给科学院派干部常选有大学背景的人，如果有清华背景更好。张劲夫没有这些，却不仅能胜任、而且还和科学家很合的来。现在想来，是他的个人素质特别好啊。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许多人领导别人的时候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要是张劲夫有这样心理不安，科学院就要遭殃了。张劲夫能组织科学家、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在那时的革命干部里面是很突出的。张劲夫保护科学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56年民盟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加上黄药眠为六教授，其实黄的文章和以上五教授是分开的两份）。反右时，这篇文章大受批判、定性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时戴上这顶帽子可了不得。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曾昭抡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而科学院的几个人只做检查，没有被打右派，完全是张劲夫保护的结果。张劲夫亲自向毛主席建议说科学家是国宝，要求毛主席给科学院特殊政策，毛主席当时都吃惊他敢于提出，那时要是提不好、轻则立场不稳撤职、重则自己也要挨批的。其他部委和地方都不敢提，知识分子成堆、问题多的科学院还敢，那是要有相当勇气。毛主席还真对科学院的科学家网开一面。这样保护下来许多科学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提出保护名单，还直接保护过一些人。沈阳分院把葛庭隧内定右派了，张劲夫从内部得知后跑到沈阳去把他从名单上划掉。他还劝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唐棣华不要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原总参谋长）离婚。
民盟五教授的意见书中有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一条，这句话在全国出了名。在科学院这当然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张劲夫等党派来的人了，实际上，科学院有人明确检举批判说这是要张副院长下台。张劲夫当时上任不久，学历、资历都不高，年龄也只四十多一点，一般人很容易在那样的形势下趁机整人。我以后就看过一些学历、资历比他高的人，为没有这么严重的事而生气、整人的。张劲夫不仅不整、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了科学院那几个对自己“含沙射影”的人。现在讲起来，那张劲夫是人格高尚。
张劲夫组织科技项目（特别是两弹一星）也起了很大作用，绝对应该算“两弹一星”的功臣。他也是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导之一，做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从早期开始一个对科学院和我国科技有很大影响的是科学家钱三强。可以说是科学家里面对科学院影响最大的，特别是文革前的科学家里面。这点，光从他的任职，现在一般人不会知道。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任计划局副局长（竺可桢任局长）和局长，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吴有训）、所长，正式做科学院副院长是78年到83年。但是钱三强实际影响从科学院没有成立就开始了。49年钱三强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计划局也是他为主。54年他任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这个职位权力很大，那时其实就是学术主导职位（副秘书长武衡、秦力生等都是党组成员，实际相当于当时真正管事的副院长）。要成立学部时，也是钱三强以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全国的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56年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我国制造原子弹的首席科学家。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运动的名人。钱三强留学法国学的是核物理，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博士。但是这些不够。那时也还有其他老科学家，而他在物理学家里资格算年轻的。他在清华做过吴有训的学生、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严济慈的学生。但是他在科学院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吴有训和严济慈。他的专业核物理对新中国很有用。钱三强成为对科学院和我国科技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还因为他和党的联系。他的法国老师约里奥·居里是法共党员，钱三强和中共旅法支部及其领导人刘宁一有密切联系、还见过在英国的邓发。钱三强54年入党那是科学家中很早的。那时入党很难，许多大科学家因为不能入党而自卑。这些是他能在新中国开始政治挂帅时代能被党信任的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和党的关系，还是不能成为中国科学的第一个帅才（钱学森当然也是帅才，不过比钱三强晚回国）。和他同时留法的数学家吴新谋在法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基本就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钱三强思想活跃、热情高、组织能力强，而且办事公道。他是党和科学家的联络员。为筹集科学院，他求教比自己年高的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杨振宁的硕士导师）等，为建近代物理所，他请浙大王淦昌、清华的彭桓武来做副所长。为搞原子弹，他请院外的朱光亚在物理所成立研究室，到二机部以后，又会挖人：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在上海的电镜专家李林（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生化学家邹承鲁的夫人）、能把氟化铀变成金属的金属所副所长张沛霖，都是钱三强挖去的。
钱三强精力充沛。他兼的事多，而且重要。除了刻苦以外，钱三强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的工作丰富多彩。最近有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写的好。不过那里面的人物当时活动很少。如果有章怡如那样的笔才，把钱三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来，那肯定要丰富多彩许多。
70年代初武衡和秦力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顺便说到，科学院正式一般说自己来源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实际上主要就是后两者。要说延安，可能因为武衡在那里工作过。武衡以前读过清华地学系，解放后主要在科委。有一件出名的事情和他很有关。73年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1加2的证明，论文写好了不敢拿出来发表。武衡知道了，不仅在科学院全院大会上表扬陈景润，还向周总理反映。在当时，这是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宝贵支持。可以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里面有很多人已经被批、被骂的没有自尊心了，连钱学森这样的人，都狠不得自己能被接受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有人来说哪怕一句好话都感动的不得了。75年胡耀邦在科学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鼓励青年在科学技术上做贡献，听报告的场面很感人，也是科技人员被骂久了，现在要是谁讲那样的内容，肯定没人要听。
方毅任期是科学院的春天。
卢嘉锡大概不能算有影响的院长。他在老一辈科学家里面算不出名的，自己也没有什么魄力和眼光。
周光召是科学院院长里最有科学成就的，他当年在两弹做的理论对造两弹有直接贡献，那个年代搞两弹一星，真刀真枪干，没有真本事，他们（于敏、周光召一批）没有留学学位的出头不容易。比他们稍微大一点的朱光亚、邓稼先都是美国的博士。文革以后正式到科学院，卢嘉锡时期周升副院长。那时就开始显出比卢嘉锡更有领导才能。周光召时期科学院工作是比较艰难的。国家对科学院定位不明，以前为国家军事服务，到了80年代经济发展时期，科学院能做什么不清楚。而且老年科学家精力不济，中青年都奔出国。
周光召是学者型，但是他很有领导艺术。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领导都是他当年伯乐识马、点将出山的。他的继任路甬祥没有科学院背景，是周光召一手从浙江大学提拔到科学院做副院长。现在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也是周光召提成副院长、送到科技部。现在的北大校长许智宏，从上海提到北京做副院长、也是周光召的知遇之恩。周光召还提拔一个很年轻的副院长白春礼，现在是副院长里面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说周光召的人才布局是科学院院长里最成功的。
路甬祥是工科出身，被周光召看中他的人才。如果说周光召是思想型的，那路甬祥可以说是实践型的。虽然我国经济在90年代中已经不错，没有路甬祥积极肯干，恐怕科学院不能得到那么多的支持。路甬祥也给科学院的改革带来了新气象。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时机重要，把握时机的领导也需要眼光和魄力。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对他工科的疑虑，很快因为他的才干而消除。90年代以后，科学家自信强多了，要消除他们顾虑，没有相当才能是不成的。
虽然现在院长路甬祥给科学院干不少事，不是没有人说风凉话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任命江绵恒。不过说实话，路甬祥如果不用江，他不一定能在北京开展工作，至少不能那么快给科学院带来经费、带来那么多。当时路甬祥是周光召提拔的，没有科技界以外的联系。到其它部委，也不会有人买账。用了江对科学院、对路甬祥是否没有副作用？大概也有不能完全这么说，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是始料而不及的。
张劲夫组织科技项目（特别是两弹一星）也起了很大作用，绝对应该算“两弹一星”的功臣。他也是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导之一，做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从早期开始一个对科学院和我国科技有很大影响的是科学家钱三强。可以说是科学家里面对科学院影响最大的，特别是文革前的科学家里面。这点，光从他的任职，现在一般人不会知道。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任计划局副局长（竺可桢任局长）和局长，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吴有训）、所长，正式做科学院副院长是78年到83年。但是钱三强实际影响从科学院没有成立就开始了。49年钱三强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计划局也是他为主。54年他任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这个职位权力很大，那时其实就是学术主导职位（副秘书长武衡、秦力生等都是党组成员，实际相当于当时真正管事的副院长）。要成立学部时，也是钱三强以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全国的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56年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我国制造原子弹的首席科学家。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运动的名人。钱三强留学法国学的是核物理，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博士。但是这些不够。那时也还有其他老科学家，而他在物理学家里资格算年轻的。他在清华做过吴有训的学生、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严济慈的学生。但是他在科学院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吴有训和严济慈。他的专业核物理对新中国很有用。钱三强成为对科学院和我国科技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还因为他和党的联系。他的法国老师约里奥·居里是法共党员，钱三强和中共旅法支部及其领导人刘宁一有密切联系、还见过在英国的邓发。钱三强54年入党那是科学家中很早的。那时入党很难，许多大科学家因为不能入党而自卑。这些是他能在新中国开始政治挂帅时代能被党信任的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和党的关系，还是不能成为中国科学的第一个帅才（钱学森当然也是帅才，不过比钱三强晚回国）。和他同时留法的数学家吴新谋在法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基本就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钱三强思想活跃、热情高、组织能力强，而且办事公道。他是党和科学家的联络员。为筹集科学院，他求教比自己年高的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杨振宁的硕士导师）等，为建近代物理所，他请浙大王淦昌、清华的彭桓武来做副所长。为搞原子弹，他请院外的朱光亚在物理所成立研究室，到二机部以后，又会挖人：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在上海的电镜专家李林（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生化学家邹承鲁的夫人）、能把氟化铀变成金属的金属所副所长张沛霖，都是钱三强挖去的。
钱三强精力充沛。他兼的事多，而且重要。除了刻苦以外，钱三强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的工作丰富多彩。最近有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写的好。不过那里面的人物当时活动很少。如果有章怡如那样的笔才，把钱三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来，那肯定要丰富多彩许多。
70年代初武衡和秦力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顺便说到，科学院正式一般说自己来源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实际上主要就是后两者。要说延安，可能因为武衡在那里工作过。武衡以前读过清华地学系，解放后主要在科委。有一件出名的事情和他很有关。73年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1加2的证明，论文写好了不敢拿出来发表。武衡知道了，不仅在科学院全院大会上表扬陈景润，还向周总理反映。在当时，这是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宝贵支持。可以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里面有很多人已经被批、被骂的没有自尊心了，连钱学森这样的人，都狠不得自己能被接受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有人来说哪怕一句好话都感动的不得了。75年胡耀邦在科学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鼓励青年在科学技术上做贡献，听报告的场面很感人，也是科技人员被骂久了，现在要是谁讲那样的内容，肯定没人要听。
方毅任期是科学院的春天。
卢嘉锡大概不能算有影响的院长。他在老一辈科学家里面算不出名的，自己也没有什么魄力和眼光。
周光召是科学院院长里最有科学成就的，他当年在两弹做的理论对造两弹有直接贡献，那个年代搞两弹一星，真刀真枪干，没有真本事，他们（于敏、周光召一批）没有留学学位的出头不容易。比他们稍微大一点的朱光亚、邓稼先都是美国的博士。文革以后正式到科学院，卢嘉锡时期周升副院长。那时就开始显出比卢嘉锡更有领导才能。周光召时期科学院工作是比较艰难的。国家对科学院定位不明，以前为国家军事服务，到了80年代经济发展时期，科学院能做什么不清楚。而且老年科学家精力不济，中青年都奔出国。
周光召是学者型，但是他很有领导艺术。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领导都是他当年伯乐识马、点将出山的。他的继任路甬祥没有科学院背景，是周光召一手从浙江大学提拔到科学院做副院长。现在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也是周光召提成副院长、送到科技部。现在的北大校长许智宏，从上海提到北京做副院长、也是周光召的知遇之恩。周光召还提拔一个很年轻的副院长白春礼，现在是副院长里面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说周光召的人才布局是科学院院长里最成功的。
路甬祥是工科出身，被周光召看中他的人才。如果说周光召是思想型的，那路甬祥可以说是实践型的。虽然我国经济在90年代中已经不错，没有路甬祥积极肯干，恐怕科学院不能得到那么多的支持。路甬祥也给科学院的改革带来了新气象。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时机重要，把握时机的领导也需要眼光和魄力。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对他工科的疑虑，很快因为他的才干而消除。90年代以后，科学家自信强多了，要消除他们顾虑，没有相当才能是不成的。
虽然现在院长路甬祥给科学院干不少事，不是没有人说风凉话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任命江绵恒。不过说实话，路甬祥如果不用江，他不一定能在北京开展工作，至少不能那么快给科学院带来经费、带来那么多。当时路甬祥是周光召提拔的，没有科技界以外的联系。到其它部委，也不会有人买账。用了江对科学院、对路甬祥是否没有副作用？大概也有不能完全这么说，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是始料而不及的。
话说中国科学院(IV) 建立中国人在国内做科技的信心
后不觉
解放前，我国刚刚开始建立科研机构，除了地质调查、考古以外，可以说科学研究还是很少的。许多开山鼻祖型的老一辈科学家，在国外做过博士以后，回国几乎没有做过研究。数学里面，陈省身在清华的老师还在国外发表过他在中国做的论文，其他几个虽然很有名、研究也是很少。物理里面叶企孙、胡刚复、饶毓泰、吴有训算是开山鼻祖，回国后只有吴有训做过研究，到后来也是做大学行政，来科学院以前也很久没有做研究了。
科学院建立后，把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力量都保留了，而且经费增加了。有任务带动的科研特别促进了一些学科和专业。数学所，虽然没有争取到陈省身，但是得华罗庚回国主持数学所。物理的除任之恭以外主力都留下了。化学除吴宪以外都得到了。钱学森回国，当时他是唯一做过美国正教授的，又和导弹有关，更是激动人心。
但是：我们在国内能不能做科学，有多大能力？这些问题，可以说很多人是没有底的。作为国策，现在重新看“抗美援朝”，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当时能打赢美国人，对我们的士气还是很鼓舞。共产党二十多年就能革命成功，也鼓舞当时青年们要敢有作为。有士气，并不能完全保证有作为。实际上五十年代，全国科技界的信心并没有完全树立。我个人觉得，六十年代初，才开始有信心，真正信心稳固是64年左右。
五十年代科学院做的多的还是资源考察一类。比如对新疆、青海、甘肃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啊，勘察黄河、长江流域灌区土壤，编《中国植物志》啊、《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啊，等等。
就是要搞两弹一星，起初也是学习苏联。科学院有过两任苏联派来的院长顾问柯夫达和拉扎连柯。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都是科学院的人去苏联学习、培训，然后由苏联帮助建造的。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04机），也是在苏联帮助下仿造苏联的。王淦昌领导的小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这是重要科学发现，但是有人担心要在国内就不一定能做出来。
确立中国人在国内的信心，靠的是国内的成绩。应用物理所在58年做出了我国第一批晶体管。60年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63年划归国防部五院）成功地发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探空火箭。那时候条件差啊。发射场没有通讯设备，传达命令靠口呼叫、手势、和吹哨子。用自行车打气筒用来加推进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在61年用国产红宝石做出了我国第一台激光器。62年科学院的几个天文台授时精确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哪。以后中国人再也没有觉得自己科技不行的时候。如果有副作用的话，就是搞的有些人反过来以为没有科学规律，什么都能做。当然有这种情绪不是真的科学家，而是当时在社会蔓延的过度乐观情绪。不过到那时，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受了百年欺负，过分高兴一下，当时谁也不反对。到65年，紫金山天文台发现新彗星、58年开始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在65年成功，锦上添花。冯康在65年发展了有限元法，他是科学院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当年科学院送他留苏，以后回科学院工作。他的数学成以后就连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都佩服的。丘成桐这个人很傲，得过菲尔茨奖，中国的陈景润、吴文俊都不在话下，就说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三个。
64年我们多数人哪里想的到，文革就马上要来了、许多科技项目要被摧毁、许多导科技的老干部和科学家要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谷羽被拖出去批斗那哪里象是拖人哪。最积极推动卫星的赵九章64年给周总理写信说做卫星的时候到了。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钟爱的卫星上天，就在文革中不堪迫害、含冤自杀，多惨哪。郭沫若虽然经常和毛主席和诗，文革一来也吓的不敢坐到科学院的主席台上、写信辞职。不过发信的对象错了，张劲夫自己马上就要被批倒。文革中还有的一些科研都是特殊保护下来的课题，象氢弹爆炸。可是科学院受的冲击很大。下放到湖北潜江的有许多得了血吸虫病。科大也是那时搬出北京的。
有文革前打下的基础，才有惯性推动以后一些项目。才有机会等待科学的春天重新出现。就不说具体哪些工作吧，从64年以后，对中国人在国内做科技的疑问是没有了。
后不觉
解放前，我国刚刚开始建立科研机构，除了地质调查、考古以外，可以说科学研究还是很少的。许多开山鼻祖型的老一辈科学家，在国外做过博士以后，回国几乎没有做过研究。数学里面，陈省身在清华的老师还在国外发表过他在中国做的论文，其他几个虽然很有名、研究也是很少。物理里面叶企孙、胡刚复、饶毓泰、吴有训算是开山鼻祖，回国后只有吴有训做过研究，到后来也是做大学行政，来科学院以前也很久没有做研究了。
科学院建立后，把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力量都保留了，而且经费增加了。有任务带动的科研特别促进了一些学科和专业。数学所，虽然没有争取到陈省身，但是得华罗庚回国主持数学所。物理的除任之恭以外主力都留下了。化学除吴宪以外都得到了。钱学森回国，当时他是唯一做过美国正教授的，又和导弹有关，更是激动人心。
但是：我们在国内能不能做科学，有多大能力？这些问题，可以说很多人是没有底的。作为国策，现在重新看“抗美援朝”，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当时能打赢美国人，对我们的士气还是很鼓舞。共产党二十多年就能革命成功，也鼓舞当时青年们要敢有作为。有士气，并不能完全保证有作为。实际上五十年代，全国科技界的信心并没有完全树立。我个人觉得，六十年代初，才开始有信心，真正信心稳固是64年左右。
五十年代科学院做的多的还是资源考察一类。比如对新疆、青海、甘肃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啊，勘察黄河、长江流域灌区土壤，编《中国植物志》啊、《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啊，等等。
就是要搞两弹一星，起初也是学习苏联。科学院有过两任苏联派来的院长顾问柯夫达和拉扎连柯。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都是科学院的人去苏联学习、培训，然后由苏联帮助建造的。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04机），也是在苏联帮助下仿造苏联的。王淦昌领导的小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这是重要科学发现，但是有人担心要在国内就不一定能做出来。
确立中国人在国内的信心，靠的是国内的成绩。应用物理所在58年做出了我国第一批晶体管。60年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63年划归国防部五院）成功地发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探空火箭。那时候条件差啊。发射场没有通讯设备，传达命令靠口呼叫、手势、和吹哨子。用自行车打气筒用来加推进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在61年用国产红宝石做出了我国第一台激光器。62年科学院的几个天文台授时精确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哪。以后中国人再也没有觉得自己科技不行的时候。如果有副作用的话，就是搞的有些人反过来以为没有科学规律，什么都能做。当然有这种情绪不是真的科学家，而是当时在社会蔓延的过度乐观情绪。不过到那时，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受了百年欺负，过分高兴一下，当时谁也不反对。到65年，紫金山天文台发现新彗星、58年开始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在65年成功，锦上添花。冯康在65年发展了有限元法，他是科学院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当年科学院送他留苏，以后回科学院工作。他的数学成以后就连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都佩服的。丘成桐这个人很傲，得过菲尔茨奖，中国的陈景润、吴文俊都不在话下，就说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三个。
64年我们多数人哪里想的到，文革就马上要来了、许多科技项目要被摧毁、许多导科技的老干部和科学家要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谷羽被拖出去批斗那哪里象是拖人哪。最积极推动卫星的赵九章64年给周总理写信说做卫星的时候到了。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钟爱的卫星上天，就在文革中不堪迫害、含冤自杀，多惨哪。郭沫若虽然经常和毛主席和诗，文革一来也吓的不敢坐到科学院的主席台上、写信辞职。不过发信的对象错了，张劲夫自己马上就要被批倒。文革中还有的一些科研都是特殊保护下来的课题，象氢弹爆炸。可是科学院受的冲击很大。下放到湖北潜江的有许多得了血吸虫病。科大也是那时搬出北京的。
有文革前打下的基础，才有惯性推动以后一些项目。才有机会等待科学的春天重新出现。就不说具体哪些工作吧，从64年以后，对中国人在国内做科技的疑问是没有了。
话说中国科学院(V)科学院何处去？
后不觉
照说，人老了，不该多想什么前途，不过老人有的是时间思考，也不用患得患失，不用顾虑他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意见，也算发挥余热吧。
科学院发展这么多年了，以后何处去？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科学院做什么？人才哪里来？
科学院做什么？首要解决的是基础和应用的关系。最初，五、六十年代，科学院是围绕国家迫切军事和生产的急需。那时国家实力小，而且有事关国防的大事，科学院围绕迫切需要是理所应当，而且科学院是立了大功的。以后国防研究有好几个专门部门，核武器和导弹分别都有，卫星发射也有了大型的军民结合的公司。其它和生产有关的部门，也都逐渐分出去。很多本来就是开发性质的研究，也就慢慢不在科学院，而到生产部门去了，比如计算机所开发部分到联想公司，一些光学机械制造工艺也不在科学院。
但是科学院从技术为主改向科学为主是漫长、有时还是痛苦的过程。早在73年，江青抓样板戏要用彩色胶片，就要求科学院新成立的感光化学研究所要研制彩色胶片。武衡就认为这样的工作不是科学院的正业，说科学院搞胶片是“名不正、言不顺”。江青很恼火武衡，把他赶下了台，武衡用的那句话是孔子的，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来，正好说武衡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本来四人帮的批孔也影射周总理，武衡是周总理派到科学院的，批武衡就是批孔，在科学院有双重含意。
最早慎重提出科学院要做基础研究，还是周总理。72年这一年，周总理三番五次给部门领导、国内科学家和海外来访美籍华裔科学家提出中国要搞基础研究，而且明确指示生产部门以实际为主、可以搞理论，而科学院要以基础理论为主，也要结合实际。这个方针提出是周总理和杨振宁谈话引起的，但是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到总理当时已经发现科学院五十年代模式到七十年代就不能沿用以前任务带研究的模式了。当时周总理就要求落实基础理论和基础科学。建高能所、接管兰州近代物理所、搞加速器等基础研究相关项目，就是那时开始。
方毅时代也提出科学院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但是，以后中央精神是科学院应该以应用研究为主。到赵紫阳时代，中央领导重视经济发展，科学院要求“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是，国民经济不象国防需要，主战场又没有给科学院提出很多什么急切的任务，科学院就彷徨。李鹏时代，科研经费慢慢增加，朱镕基时代，知识创新计划算是特别提高了科学院的经费。到2002年，路甬祥明确把基础研究作为科学院首要任务，也要关键技术。这才重新回到周总理72年就在调整的科学院目标。
许多人低估了学工科的路甬祥对科学院的贡献。他给科学院带来了观念更新。路甬祥大胆提出科学院着重基础研究，为“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是面对我国已经不需要科学院做生产部门的开发研制车间的现实，也是顺应国际潮流，提出了科学院对社会长期的贡献目标。所以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领导，而不是简单的行动家。提出方针，能不能坚持下去？现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外界责难做基础研究的人不多。经济总有循环波动，经济下坡的时候，外界批评科学院做基础研究就必然要增加，那时能不能坚持？能不能建立机制保证科学院不给波动所破坏？这些都是以后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从哪里来？科学院在外要和西方国家竞争人才，对内要和高校等竞争人才。这两个竞争就决定了科学院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中国的地位。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开始也是很着急要科技人才。一批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那时科技界除了少数人去台湾，多数是向往新中国，留下了。从海外也是吸引了一批很强的人。周总理让人带信到海外的就有好一些。主席、总理经常和科学家露面也是要感召科学家回国。那是招来了蛮多人。留苏的一批，到六十年代也可以用了。以后荒废了一代。80年代左右开始读大学的人，到90年代可以用的时候，许多最好的却不在国内。这是和五、六十年代很不同的。那时候，除了少数几个以外，多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都在中国，而且那时只要对知识分子政治待遇好一点、客气一点，吸引人才成本不高、效益很大。现在才知道，那时外国对海外华裔还有歧视，很多人都是学生，在海外的前途并不稳定。现在竞争人才可是成本高，吸引留学生回国恐怕政治的影响很小，而经济的、生活的影响很大。在我们那几代，爱国是很强烈的感情，有几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现在恐怕爱国口号没有什么作用，我就没有看到多少留学生谈爱国，还看到过留学生笑话“爱国”题材。
有一个可能就是不用吸引海外人才。但是人才最好的都输送给美国，那我们国家不是永远要吃亏吗？
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数学和理论物理，现在我国的条件和美国差别不大，工资、工作的硬件都能和美国媲美。而且中国人数学、理论从小就好的多。但是目前回国的不多，也许是要争取的重点。数学的田刚、夏志宏、林芳华都回国访问合作，科学院和高校竞争他们，目前还不清楚哪边有优势。田刚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去科学院时间没有特别增加，也许和丘成桐在科学院办了晨兴中心有影响。也许必须加强和夏志宏、林芳华、还有侯一钊、舒其望等数学家联系，看能否争取他们多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冯康奖发给过侯一钊，不过他和科学院还不是很多，可以争取。目前，田刚、鄂维南都去北大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佘振苏，是学科交叉特别有专长的人材。他以前用数学做流体力学厉害，现在还做生物信息学。他目前在北大是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如果这些人里面有一两个真的全时去北大，那北大的数学就要明显比科学院占优势。佘振苏去的可能性很大，去年评院士，他落选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全时回国。科学院在科学方面吸引人材还要加强很多才行。
统计学也是一个要重视的学科。现在国外做统计的华裔占的地位比其它学科都重要。象哈佛的刘军一类有几个是独当一面的青年明星。我国也能提供他们很好的工资和硬件。而且我国有很多生源。我们国家大学里头数学专业毕业生最后能做纯数学家的不多，到统计和其它应用数学可以胜任。而且统计在我国也有广阔的应用。当年冯康数学的贡献，最初是因为生产应用的要求，数学不够，才使他在数学上有创造。
地球科学的宋晓东，地学的发“自然” 和“科学” 可不容易，宋晓东都发过，他发现地球内核自转，又提出地球内核呈层状分布理论。现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是。科大毕业生，在我们科大兼了职。他对地震预测也懂，理论和实践可以结合，对国家有应用价值。而他做研究也要地震观测资料，中国条件对他研究也有用。应该多给他支持在科学院多做，一个是争取他或者下面一批人里面有人加盟科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尹 安、密西根大学张有学、卡内基研究所费英伟、达特茅斯的冯夏红、俄勒岗州立大学陈永顺、休斯顿大学周华伟、日本爱媛大学赵大鹏。不仅在科大，还要加强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科学院地学有很多研究所遍布北京、武汉、南京、广州、长沙、西安、成都、长春、新疆、兰州、昆明、太原。这些年院部对地学很不重视，比如地球所历史上是科学院的强项，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低谷。地学理论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进展，而对我国有很多方面重大意义。科学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振兴地球科学。
五十年代到现在学科变化最大的是生命科学。以前我们那代好学生哪里会学生物。而现在留学生最多的是生物医学一块。他们在国内国外也很活跃，好比中国30年代学地质的、50年代学物理的，是一个生力军。最近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招聘到我国留学生唯一的美国院士王晓东来，那是特别有希望。要说，当年钱学森回国是那时留学生得到国际地位最高的，也还没做到院士。王晓东如果能做一面旗帜，对我国是大好不是小好。但是科学院怎么和他的国家研究所定位关系？不要搞成竞争，要互相促进。就是以后让他来领导科学院，也是值得的。生物的饶毅，我最早听说是因为90年代周光召对他有好评，要周光召说出来谁好，那是很不容易的。饶毅常来科学院、知道他的人也多。要我比较，饶毅的工作作风很象钱三强，自己有学术水平、和各方面的人都能处事，也敢说敢干。他写的东西好领导群众都喜欢，有时还推荐。但是如果依中国传统，写多了文章人太露了受妒，除非这种传统改变。我看饶毅文章发现他有写其他人好话的优点，这在我国传统里是不多的，一般人都不公开说人好话，要说也只说上级好话。去年冒出一个消息，北大韩启德要升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需要接班人。他选的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鲁白。让他去接北大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消息面不广，但是科学院知道了。这也给科学院和高校竞争带来新问题。现在科学院的领导都是全国的佼佼者，过了5年、10年，如果高校吸引到比科学院好的人，科学院优势就可能下降。后来韩启德可以继续兼任北大职位，从海外招副校长的事至少是推迟了吧。北医以前聘过部分时间去做中层领导的，比如基础医学院院长顾江、心血管研究所肖瑞萍。今年西安交大开始公开招聘副校长，在这个趋势蔓延到北京、上海以前，科学院还有时间。
如果10年后大批的科学家到高校，科学院的基础研究优势将受疑问。组织会战，是科学院传统的优势，但是有多少课题可以组织会战？又是问题。如果中国真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要是在科学院就好，不是，那也可能重新引起对科学院定位的争论。这个争论，老早就有了，五十年代高教部就说基础研究应该给高校，而且不止一次，以后时起时落，目前是不激烈，但是不能保证以后不重新被提起来。
回想我们那个时候，周总理说的外事无小事，接待外国人、接待美籍华裔，都是兴师动众的事，70年代还有几个所是用接待外宾为理由来装修大楼的一部分，有时经费有限，只装修半边，那可要控制外宾不能乱串，串错了，厕所都不能给他们用。后来一点建的外国专家公寓（“外专公寓”），质量之差，这几年连“内宾”都不肯住了。现在我们可以直起腰杆来，谈怎么吸引人才，而不是供养外宾，也算是个大进步吧。
招聘到了科学家，要扬长避短。对不同风格的科学家，要能够用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不要求全责备。现在年轻人会说起以前老一辈，会以为他们都是圣人。其实各方面都好的人极少。他们也会争吵，争课题、争经费，争功劳。有些人很小心眼的，有些人比较自私的。本位主义严重的那时更多。不过好的领导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点，让他们努力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工作。现在当然不说革命目标了，也可以说为中国繁荣昌盛吧。那时我们的工作，现在丢开革命不革命的词汇，很多也是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可以说和现在的青年们也是有共同目标的。
路甬祥还有三年任期结束。科学院下任领导最可能的是白春礼，学化学的。从周光召时代开始，他做副院长多年，又是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在青联就认识胡锦涛。陈竺是路甬祥提拔的年轻副院长，能力很强。不过不是党员，党组会议是列席。照反右以后的传统，不是党员不能做正部级，大学里面不能做正校长，陈竺升的可能不大。除非中央决定恢复五十年代初的状态，允许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代表做一些部委正职。
无论谁做院长，都要有领导才能。张劲夫做榜样是领导资历、学历比自己高的人，周光召的榜样是五湖四海、把全国出色的人不拘部门网罗到科学院。路甬祥能大大增加经费。以后几任院长，能做什么，能不能吸收他们的经验，能不能在某些方面比他们做的好。能不能把我们国家在外面顶尖的留学生吸引回国全时工作、聚集到科学院。这些都是以后院长要面对的问题。
写来写去，发现写过去历史条理清楚，写将来就有点乱了。看来还是老了，沉溺于过去，未来是弱项。还是用毛主席的老话，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青年人的。
看你们了。
后不觉
照说，人老了，不该多想什么前途，不过老人有的是时间思考，也不用患得患失，不用顾虑他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意见，也算发挥余热吧。
科学院发展这么多年了，以后何处去？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科学院做什么？人才哪里来？
科学院做什么？首要解决的是基础和应用的关系。最初，五、六十年代，科学院是围绕国家迫切军事和生产的急需。那时国家实力小，而且有事关国防的大事，科学院围绕迫切需要是理所应当，而且科学院是立了大功的。以后国防研究有好几个专门部门，核武器和导弹分别都有，卫星发射也有了大型的军民结合的公司。其它和生产有关的部门，也都逐渐分出去。很多本来就是开发性质的研究，也就慢慢不在科学院，而到生产部门去了，比如计算机所开发部分到联想公司，一些光学机械制造工艺也不在科学院。
但是科学院从技术为主改向科学为主是漫长、有时还是痛苦的过程。早在73年，江青抓样板戏要用彩色胶片，就要求科学院新成立的感光化学研究所要研制彩色胶片。武衡就认为这样的工作不是科学院的正业，说科学院搞胶片是“名不正、言不顺”。江青很恼火武衡，把他赶下了台，武衡用的那句话是孔子的，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来，正好说武衡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本来四人帮的批孔也影射周总理，武衡是周总理派到科学院的，批武衡就是批孔，在科学院有双重含意。
最早慎重提出科学院要做基础研究，还是周总理。72年这一年，周总理三番五次给部门领导、国内科学家和海外来访美籍华裔科学家提出中国要搞基础研究，而且明确指示生产部门以实际为主、可以搞理论，而科学院要以基础理论为主，也要结合实际。这个方针提出是周总理和杨振宁谈话引起的，但是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到总理当时已经发现科学院五十年代模式到七十年代就不能沿用以前任务带研究的模式了。当时周总理就要求落实基础理论和基础科学。建高能所、接管兰州近代物理所、搞加速器等基础研究相关项目，就是那时开始。
方毅时代也提出科学院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但是，以后中央精神是科学院应该以应用研究为主。到赵紫阳时代，中央领导重视经济发展，科学院要求“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是，国民经济不象国防需要，主战场又没有给科学院提出很多什么急切的任务，科学院就彷徨。李鹏时代，科研经费慢慢增加，朱镕基时代，知识创新计划算是特别提高了科学院的经费。到2002年，路甬祥明确把基础研究作为科学院首要任务，也要关键技术。这才重新回到周总理72年就在调整的科学院目标。
许多人低估了学工科的路甬祥对科学院的贡献。他给科学院带来了观念更新。路甬祥大胆提出科学院着重基础研究，为“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是面对我国已经不需要科学院做生产部门的开发研制车间的现实，也是顺应国际潮流，提出了科学院对社会长期的贡献目标。所以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领导，而不是简单的行动家。提出方针，能不能坚持下去？现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外界责难做基础研究的人不多。经济总有循环波动，经济下坡的时候，外界批评科学院做基础研究就必然要增加，那时能不能坚持？能不能建立机制保证科学院不给波动所破坏？这些都是以后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从哪里来？科学院在外要和西方国家竞争人才，对内要和高校等竞争人才。这两个竞争就决定了科学院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中国的地位。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开始也是很着急要科技人才。一批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那时科技界除了少数人去台湾，多数是向往新中国，留下了。从海外也是吸引了一批很强的人。周总理让人带信到海外的就有好一些。主席、总理经常和科学家露面也是要感召科学家回国。那是招来了蛮多人。留苏的一批，到六十年代也可以用了。以后荒废了一代。80年代左右开始读大学的人，到90年代可以用的时候，许多最好的却不在国内。这是和五、六十年代很不同的。那时候，除了少数几个以外，多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都在中国，而且那时只要对知识分子政治待遇好一点、客气一点，吸引人才成本不高、效益很大。现在才知道，那时外国对海外华裔还有歧视，很多人都是学生，在海外的前途并不稳定。现在竞争人才可是成本高，吸引留学生回国恐怕政治的影响很小，而经济的、生活的影响很大。在我们那几代，爱国是很强烈的感情，有几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现在恐怕爱国口号没有什么作用，我就没有看到多少留学生谈爱国，还看到过留学生笑话“爱国”题材。
有一个可能就是不用吸引海外人才。但是人才最好的都输送给美国，那我们国家不是永远要吃亏吗？
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数学和理论物理，现在我国的条件和美国差别不大，工资、工作的硬件都能和美国媲美。而且中国人数学、理论从小就好的多。但是目前回国的不多，也许是要争取的重点。数学的田刚、夏志宏、林芳华都回国访问合作，科学院和高校竞争他们，目前还不清楚哪边有优势。田刚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去科学院时间没有特别增加，也许和丘成桐在科学院办了晨兴中心有影响。也许必须加强和夏志宏、林芳华、还有侯一钊、舒其望等数学家联系，看能否争取他们多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冯康奖发给过侯一钊，不过他和科学院还不是很多，可以争取。目前，田刚、鄂维南都去北大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佘振苏，是学科交叉特别有专长的人材。他以前用数学做流体力学厉害，现在还做生物信息学。他目前在北大是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如果这些人里面有一两个真的全时去北大，那北大的数学就要明显比科学院占优势。佘振苏去的可能性很大，去年评院士，他落选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全时回国。科学院在科学方面吸引人材还要加强很多才行。
统计学也是一个要重视的学科。现在国外做统计的华裔占的地位比其它学科都重要。象哈佛的刘军一类有几个是独当一面的青年明星。我国也能提供他们很好的工资和硬件。而且我国有很多生源。我们国家大学里头数学专业毕业生最后能做纯数学家的不多，到统计和其它应用数学可以胜任。而且统计在我国也有广阔的应用。当年冯康数学的贡献，最初是因为生产应用的要求，数学不够，才使他在数学上有创造。
地球科学的宋晓东，地学的发“自然” 和“科学” 可不容易，宋晓东都发过，他发现地球内核自转，又提出地球内核呈层状分布理论。现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是。科大毕业生，在我们科大兼了职。他对地震预测也懂，理论和实践可以结合，对国家有应用价值。而他做研究也要地震观测资料，中国条件对他研究也有用。应该多给他支持在科学院多做，一个是争取他或者下面一批人里面有人加盟科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尹 安、密西根大学张有学、卡内基研究所费英伟、达特茅斯的冯夏红、俄勒岗州立大学陈永顺、休斯顿大学周华伟、日本爱媛大学赵大鹏。不仅在科大，还要加强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科学院地学有很多研究所遍布北京、武汉、南京、广州、长沙、西安、成都、长春、新疆、兰州、昆明、太原。这些年院部对地学很不重视，比如地球所历史上是科学院的强项，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低谷。地学理论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进展，而对我国有很多方面重大意义。科学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振兴地球科学。
五十年代到现在学科变化最大的是生命科学。以前我们那代好学生哪里会学生物。而现在留学生最多的是生物医学一块。他们在国内国外也很活跃，好比中国30年代学地质的、50年代学物理的，是一个生力军。最近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招聘到我国留学生唯一的美国院士王晓东来，那是特别有希望。要说，当年钱学森回国是那时留学生得到国际地位最高的，也还没做到院士。王晓东如果能做一面旗帜，对我国是大好不是小好。但是科学院怎么和他的国家研究所定位关系？不要搞成竞争，要互相促进。就是以后让他来领导科学院，也是值得的。生物的饶毅，我最早听说是因为90年代周光召对他有好评，要周光召说出来谁好，那是很不容易的。饶毅常来科学院、知道他的人也多。要我比较，饶毅的工作作风很象钱三强，自己有学术水平、和各方面的人都能处事，也敢说敢干。他写的东西好领导群众都喜欢，有时还推荐。但是如果依中国传统，写多了文章人太露了受妒，除非这种传统改变。我看饶毅文章发现他有写其他人好话的优点，这在我国传统里是不多的，一般人都不公开说人好话，要说也只说上级好话。去年冒出一个消息，北大韩启德要升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需要接班人。他选的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鲁白。让他去接北大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消息面不广，但是科学院知道了。这也给科学院和高校竞争带来新问题。现在科学院的领导都是全国的佼佼者，过了5年、10年，如果高校吸引到比科学院好的人，科学院优势就可能下降。后来韩启德可以继续兼任北大职位，从海外招副校长的事至少是推迟了吧。北医以前聘过部分时间去做中层领导的，比如基础医学院院长顾江、心血管研究所肖瑞萍。今年西安交大开始公开招聘副校长，在这个趋势蔓延到北京、上海以前，科学院还有时间。
如果10年后大批的科学家到高校，科学院的基础研究优势将受疑问。组织会战，是科学院传统的优势，但是有多少课题可以组织会战？又是问题。如果中国真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要是在科学院就好，不是，那也可能重新引起对科学院定位的争论。这个争论，老早就有了，五十年代高教部就说基础研究应该给高校，而且不止一次，以后时起时落，目前是不激烈，但是不能保证以后不重新被提起来。
回想我们那个时候，周总理说的外事无小事，接待外国人、接待美籍华裔，都是兴师动众的事，70年代还有几个所是用接待外宾为理由来装修大楼的一部分，有时经费有限，只装修半边，那可要控制外宾不能乱串，串错了，厕所都不能给他们用。后来一点建的外国专家公寓（“外专公寓”），质量之差，这几年连“内宾”都不肯住了。现在我们可以直起腰杆来，谈怎么吸引人才，而不是供养外宾，也算是个大进步吧。
招聘到了科学家，要扬长避短。对不同风格的科学家，要能够用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不要求全责备。现在年轻人会说起以前老一辈，会以为他们都是圣人。其实各方面都好的人极少。他们也会争吵，争课题、争经费，争功劳。有些人很小心眼的，有些人比较自私的。本位主义严重的那时更多。不过好的领导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点，让他们努力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工作。现在当然不说革命目标了，也可以说为中国繁荣昌盛吧。那时我们的工作，现在丢开革命不革命的词汇，很多也是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可以说和现在的青年们也是有共同目标的。
路甬祥还有三年任期结束。科学院下任领导最可能的是白春礼，学化学的。从周光召时代开始，他做副院长多年，又是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在青联就认识胡锦涛。陈竺是路甬祥提拔的年轻副院长，能力很强。不过不是党员，党组会议是列席。照反右以后的传统，不是党员不能做正部级，大学里面不能做正校长，陈竺升的可能不大。除非中央决定恢复五十年代初的状态，允许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代表做一些部委正职。
无论谁做院长，都要有领导才能。张劲夫做榜样是领导资历、学历比自己高的人，周光召的榜样是五湖四海、把全国出色的人不拘部门网罗到科学院。路甬祥能大大增加经费。以后几任院长，能做什么，能不能吸收他们的经验，能不能在某些方面比他们做的好。能不能把我们国家在外面顶尖的留学生吸引回国全时工作、聚集到科学院。这些都是以后院长要面对的问题。
写来写去，发现写过去历史条理清楚，写将来就有点乱了。看来还是老了，沉溺于过去，未来是弱项。还是用毛主席的老话，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青年人的。
看你们了。
<P><P><B>我不知道写这段文章的老师来自院内那个单位，我也是从中科院出来的，看了您写的东西感觉很亲切。但是我想说，对大多数年轻的网友来说，中科院对他们太远了，也太陌生了，他们的眼睛里只有大学，科学就是大学。从这方面来说，中科院宣传的不够，没有承担起拉近科学和民众之间距离的责任。反过来，我也想对那些年轻的大学生网友们说，多了解了解中科院，在一些方面，中科院做的远比大学好。尤其是看到一些大学排名榜，而且看到很多人对那个排名那么耿耿于怀的时候，我只感觉到不可思议。谨转载饶毅老师的一篇文章，以表示对这位老师的支持。</B></P><P><B>饶毅：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B>[转载]</P>(2004-05-13 12:58:16) 转载：白山千鸟 饶毅：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呼,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没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国生命科学里科学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面以教书的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教书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而超过。现在各个学科有多少变化,也是需要问于专业人士,不是靠学校名称可以断定。北大有没有特殊的科学精神?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假说能成立。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曾就读学校的注意。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再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难以有强烈印象。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重视学生具体表现，我们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记清楚的学校。中国申请者里面，几年前我们曾拒绝中国名牌大学的一位，虽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国标准考试)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面也是一样。反过来,
美、加学生中也有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比我们差很多的学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经科学在全美通常认为是最好的几个之一,而觉得那样拒绝我们的学生搞错了。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者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者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自认为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的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对家长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对学生的好心反而阻碍他们发展。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社会声誉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比如在很大范围内,许多大学的老师教学比教科书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学生自学书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学的差别。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就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大学老师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一个学校如果教学深广度不能超过标准教科书很多,其教育优势就可以被学生自我发展所超越
。
中国大学里,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它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的,如果学生自己能读,而且读出门道来,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大学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师。
对于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而且是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的多,且留下的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学教育的关联。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个大学,但是我觉得中国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的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还需要很多的进步才能赶上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总体来说,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但是注意,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不在上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老师在高校也许可以提供比科学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情况的情况是: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对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帮助自己避免跟不称职的老师做研究生。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研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诱惑。在咨询时,明确知道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客观评价研究生的名单,要靠自己根据专业咨询。而且,
并不能保证自己学校的老师会客观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里读研究生:有些大学老师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却出于私心不告诉学生。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总体被评为第一,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在北大、清华、复旦后面,学生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国参加评审的大学教授有多差:要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他们对科学院过去几年的变化毫无察觉,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他们知道而不客观地评价。过去4年,全国大学里面在生命科学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国际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总和,有可能不能超过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个所,更不太可能超过包含有多个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如果大学生咨询的是搞不清楚这样情况的大学老师,那么也就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中国也在变化
有些家长和学生以为如果今后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找工作,它们都很重视应聘人员曾经就学的学校一般名声。实际上,这也是过时的老皇历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几个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在聘任教授时,重视的也是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记录和潜力),而学校名声已经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学教育情况,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因为在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和中国其它主要机构,这些年都希望学术进步,所以它们对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些学校在碰到看不懂论文质量的时候,就看重刊发其论文的杂志名称,照样不看重应聘者所毕业的大学。我相信其它一些学科也是同样情况。所以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过分看重大学名声,对于将来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那么明智。
当然,如果教育质量确实有显著的差别,那选择大学是重要的。我们说书的封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书的内容的重要性。比如现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许田,大学在复旦大学,那里的遗传学教育当时比中国一般学校是要好很多,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复旦毕业的学生很多,很少能成为许田那样优秀的遗传学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条件,也不能代替个人自身素质和勤奋努力。
对于目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我没有能力逐个评价,要求教于了解具体情况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数学校的大学教育差别还是有限。就是复旦以前的遗传学教学优势,据许田和复旦的金力说目前也急待改进。
中国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北京的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在生物物理不同领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陈竺,文革期间没有读过大学,读的是医专,以后在上海二医和法国读研究生。他和陈赛娟在上海二医领导的实验室,不仅90年代研究在中国突出,我最近评审中接触过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几乎全体生命科学的教授情况,我觉得,陈竺和陈赛娟90年代在上海二医的工作就是拿到现在也比多数大学教授的研究要好。陈竺在美国没有长期待过,可是他的英文比许多在美国待过的华人还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大学在沈阳药学院,研究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他90年代中期回国后,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生命科学界在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99年到科学院后,在受体转运方面有新发现,2003年中国第一次请国际专家逐个全面严格高水平地评审时,
张旭是真正受国际专家肯定的。(我得说明一下,以前中国媒体常说谁被国际专家肯定,有时是真的,多数时候要么是没有的事情要么是别人顺口随便说的。对张旭的评价,是专门将他的研究材料寄给多个专家以后、又有专家到中国答辩后特意评审作出大段评论和结论。)上海还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
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
所以,对于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来说,以为大学名声对今后在中国发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话,盲目奔向某大学的名声,就是今后在中国工作,或许已经失效了。
对题目的说明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
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是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只是没有依中国社会的一般想当然的错觉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一个决定，不仅专业发展上对我好，还包括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说，最合适的环境不同。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的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个个都要得诺贝尔奖,而实际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公认领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而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
、不合作、甚至有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击)。这在一般美国学校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哈佛并不是在所以专业全美第一。结果是，华裔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所以,放弃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我当时很不愿意,曾经准备下年再考没成。但从长远来说,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我也不太在乎时兴什么，自己有许多时间发展兴趣。要是学校造成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也许浪费更多时间。如果在其它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时,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被误入歧途。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象我一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一个人不仅受毕业的学校影响有限，就是在学校工作的，影响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学名气不可谓不大，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生物的诺贝尔奖，西南医学中心不可谓普通意义的名牌大学，可是它在生物医学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学术环境比绝大多数学校要好,象王晓东那样多次拒绝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说,环境很重要,而对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时候,环境的影响却有限。
在中国上大学不过是一次阶段性考试的结果。一个人的动态变化在某次考试时反映不能保证全面,不出现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为多数省份录取率不过3%,一个题目的对错就可以产生表观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别,上什么学校等于是由没有统计差别的分数所决定。何况,能不能依靠中学水平和大学低年级教学为主的老师出的考题,来反映学生的能力,本身就是问题。我相信,中国有些学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种竞赛里面是难以反映出来的,甚至可能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说明,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曾经就读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校出身的事情。专门折磨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人,我也曾经当面指出他们这样好像是有毛病。所以，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在华人交流场合,我被问到关于大学的时候不少。以后再有人问我,我就折磨他来看这篇作文。
2004年3月7日
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P>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呼,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没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国生命科学里科学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面以教书的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教书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而超过。现在各个学科有多少变化,也是需要问于专业人士,不是靠学校名称可以断定。北大有没有特殊的科学精神?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假说能成立。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曾就读学校的注意。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再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难以有强烈印象。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重视学生具体表现，我们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记清楚的学校。中国申请者里面，几年前我们曾拒绝中国名牌大学的一位，虽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国标准考试)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面也是一样。反过来,
美、加学生中也有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比我们差很多的学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经科学在全美通常认为是最好的几个之一,而觉得那样拒绝我们的学生搞错了。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者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者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自认为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的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对家长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对学生的好心反而阻碍他们发展。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社会声誉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比如在很大范围内,许多大学的老师教学比教科书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那么学生自学书籍就很容易消除教学的差别。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就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大学老师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一个学校如果教学深广度不能超过标准教科书很多,其教育优势就可以被学生自我发展所超越
。
中国大学里,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它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面本身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的,如果学生自己能读,而且读出门道来,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大学的和有些研究生的老师。
对于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而且是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的多,且留下的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学教育的关联。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个大学,但是我觉得中国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的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还需要很多的进步才能赶上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总体来说,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但是注意,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不在上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老师在高校也许可以提供比科学院要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情况的情况是: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对研究生教育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帮助自己避免跟不称职的老师做研究生。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研究生就被其中某些便利所诱惑。在咨询时,明确知道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客观评价研究生的名单,要靠自己根据专业咨询。而且,
并不能保证自己学校的老师会客观告诉学生应该到哪里读研究生:有些大学老师本身就不懂,有些懂了却出于私心不告诉学生。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总体被评为第一,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在北大、清华、复旦后面,学生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国参加评审的大学教授有多差:要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而用的是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他们对科学院过去几年的变化毫无察觉,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他们知道而不客观地评价。过去4年,全国大学里面在生命科学作出的重要研究和国际上发表的重要论文总和,有可能不能超过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个所,更不太可能超过包含有多个研究所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如果大学生咨询的是搞不清楚这样情况的大学老师,那么也就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中国也在变化
有些家长和学生以为如果今后到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找工作,它们都很重视应聘人员曾经就学的学校一般名声。实际上,这也是过时的老皇历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几个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在聘任教授时,重视的也是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已有记录和潜力),而学校名声已经不重要。聘任者的大学教育情况,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因为在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和中国其它主要机构,这些年都希望学术进步,所以它们对要聘任的人都看重研究,看的是发表论文的质量,有些学校在碰到看不懂论文质量的时候,就看重刊发其论文的杂志名称,照样不看重应聘者所毕业的大学。我相信其它一些学科也是同样情况。所以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过分看重大学名声,对于将来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那么明智。
当然,如果教育质量确实有显著的差别,那选择大学是重要的。我们说书的封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书的内容的重要性。比如现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许田,大学在复旦大学,那里的遗传学教育当时比中国一般学校是要好很多,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复旦毕业的学生很多,很少能成为许田那样优秀的遗传学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条件,也不能代替个人自身素质和勤奋努力。
对于目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我没有能力逐个评价,要求教于了解具体情况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数学校的大学教育差别还是有限。就是复旦以前的遗传学教学优势,据许田和复旦的金力说目前也急待改进。
中国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北京的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在生物物理不同领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陈竺,文革期间没有读过大学,读的是医专,以后在上海二医和法国读研究生。他和陈赛娟在上海二医领导的实验室,不仅90年代研究在中国突出,我最近评审中接触过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几乎全体生命科学的教授情况,我觉得,陈竺和陈赛娟90年代在上海二医的工作就是拿到现在也比多数大学教授的研究要好。陈竺在美国没有长期待过,可是他的英文比许多在美国待过的华人还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大学在沈阳药学院,研究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他90年代中期回国后,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生命科学界在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99年到科学院后,在受体转运方面有新发现,2003年中国第一次请国际专家逐个全面严格高水平地评审时,
张旭是真正受国际专家肯定的。(我得说明一下,以前中国媒体常说谁被国际专家肯定,有时是真的,多数时候要么是没有的事情要么是别人顺口随便说的。对张旭的评价,是专门将他的研究材料寄给多个专家以后、又有专家到中国答辩后特意评审作出大段评论和结论。)上海还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
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
所以,对于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来说,以为大学名声对今后在中国发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话,盲目奔向某大学的名声,就是今后在中国工作,或许已经失效了。
对题目的说明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
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是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只是没有依中国社会的一般想当然的错觉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一个决定，不仅专业发展上对我好，还包括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说，最合适的环境不同。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的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个个都要得诺贝尔奖,而实际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公认领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而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
、不合作、甚至有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击)。这在一般美国学校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哈佛并不是在所以专业全美第一。结果是，华裔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所以,放弃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我当时很不愿意,曾经准备下年再考没成。但从长远来说,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我也不太在乎时兴什么，自己有许多时间发展兴趣。要是学校造成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也许浪费更多时间。如果在其它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时,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被误入歧途。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象我一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一个人不仅受毕业的学校影响有限，就是在学校工作的，影响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学名气不可谓不大，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生物的诺贝尔奖，西南医学中心不可谓普通意义的名牌大学，可是它在生物医学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学术环境比绝大多数学校要好,象王晓东那样多次拒绝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说,环境很重要,而对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时候,环境的影响却有限。
在中国上大学不过是一次阶段性考试的结果。一个人的动态变化在某次考试时反映不能保证全面,不出现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为多数省份录取率不过3%,一个题目的对错就可以产生表观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别,上什么学校等于是由没有统计差别的分数所决定。何况,能不能依靠中学水平和大学低年级教学为主的老师出的考题,来反映学生的能力,本身就是问题。我相信,中国有些学科的天才,在高考和各种竞赛里面是难以反映出来的,甚至可能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说明,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曾经就读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校出身的事情。专门折磨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人,我也曾经当面指出他们这样好像是有毛病。所以，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在华人交流场合,我被问到关于大学的时候不少。以后再有人问我,我就折磨他来看这篇作文。
2004年3月7日
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5月13日</P>
太长，懒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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