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斌事件”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天崩地裂转移

从“杨斌事件”看中国的对朝政策      
<P>“杨斌事件”，简单地说就是，朝鲜选了一个荷兰籍的中国人杨斌做它的新义州行政特区的行政长官，被中国给阻止了。“杨斌事件”的后果是造成了四个不愉快：一是中国不愉快，二是朝鲜不愉快，三是荷兰不愉快，四是杨斌不愉快。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个计谋叫反间计。从杨斌事件的结果来看，我们很象是中了这样一个反间计：它离间了中国和朝鲜的关系，离间了中国与荷兰的关系，也离间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启用杨斌做新义州特首不是朝鲜人的本意而是某个国际反华势力处心积虑策划的结果，那么，杨斌事件的确称得上是运用反间计的大手笔，一箭三雕，只不过主要的受害者是我们，是中国。这类似于当年西方列强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做引导来到中国海岸又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炸开了中国的大门。不过，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杨斌事件”也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要反思中国的对朝政策以及对这种政策的具体操作。
    一、中国的对朝政策是什么？为什么？
    原则上，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并获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好评，被称为“亚洲的宪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反对别国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毫无疑问，中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光明磊落的，是经得起推敲的。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包括不干涉朝鲜的内政。这个政策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道。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对朝政策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不干涉”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不干预、不影响、不刺激”的问题了。（什么叫不刺激呢？比如，把丹东建设的象深圳那样就是对朝鲜的刺激）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便渐渐地产生了某些分歧和落差，比如中国认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但朝鲜却不这么看。他们仍然坚定地奉行全方位的国家计划方式搞经济建设。再比如，中国认为，世界将维持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这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机遇，而朝鲜也不这么看，他们随时准备应付来犯之敌，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军备上。等等。这种分歧和落差导致彼此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接触和沟通也不如从前。从前，在金日成执政时期，中朝之间还有一个凡发生事关彼此的重大国际事件要相互通报的制度，而现在这种制度已基本上取消了。第二，朝鲜是一个独立意识很强的国家，它也不希望别国干涉或影响它的内政。朝鲜领导人在许多讲话中都表达过对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视，而且，朝鲜同志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表达上，语言的使用也非常彻底，比如，他们经常使用“社会主义叛徒”之类的词汇，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谁，但却难免使我们产生一些不愉快的联想，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与其沟通和交流的热情。第三，中国自身的建设也并不轻松，既要研究解决众多的国内问题，又要处理好如何与国际社会相融合。因此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就逐渐地由“不干涉”发展到“不干预、不影响、不刺激”，在这种政策的长期作用下，我们的基层领导和普通群众在谈到朝鲜问题时也不再像原来那样谨慎和注重遣词，中朝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也因接触太少而无法巩固和加深，甚至出现了局部摩擦，中朝两国和两党的关系也因此渐趋淡化，直到杨斌事件发生后，中朝关系疏远的程度便一下子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
    二、中国对朝政策的后果是什么？
中国的对朝政策有利有弊，从弊的方面看，第一，中国对朝鲜的实际政策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与此相连的国际关系中陷入了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就在中朝关系疏远的同时，却有另外的国家与它亲近，比如，日本、俄罗斯。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实现了朝日关系正常化。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最近，针对朝鲜通过铀提炼秘密开发核武器问题，中国与俄罗斯政府的反应截然不同。在这一事实被公开后，中国政府便立即做出了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决定，并阐明希望和平解决“北核”问题的立场，但俄罗斯方面却表现出了“保留意见”的态度。另外，俄罗斯方面曾表示从朝鲜方面接到了有关核开发的情报，但至今为止尚未发现中国政府从朝鲜方面获得类似情报或说明的迹象。       还有，朝鲜外交官员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之间的外交接触已变得十分少，但与俄罗斯大使馆之间的外交接触却变得尤为频繁。此外，朝鲜政府于26日和28日陆续派遣以空军司令吴锦哲和人民军作战局长李明洙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俄罗斯访问，表现出欲加强军事合作的迹象。 这种国际格局的微妙变化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的。这就再次说明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空白和绝对孤立的角落，我们不去接触和影响它自会有别人去别人去影响和接触。就像我们忽视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时法轮功就会去染指，当我们忽视了水土流失和防洪设施的建设，大洪水就会来提醒我们一样。被忽视的东西不等于是不重要的东西。本来，朝鲜在新义州建立特区完全可以是中国对其帮助和影响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成了两国关系淡化后政治反弹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在新义州建设特区很可能是针对中国而打出的一张政策牌。我们对此不明就里，甚至是完全被蒙在鼓里，因此，只好在匆忙间模仿性地制定了一个对策：冷静观察，静观其变，只做不说。想来，当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小平同志也制定过一个类似的对策叫作“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那是一个战略退却的政策，原因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一件太大太突然的事，我们根本无法驾驭，只要在这个历史事件面前别心慌意乱、别乱中出错就行。因此小平同志才果断地采取了一个英明的守势。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在朝鲜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是主动的，我们完全有能力驾驭它至少是了解它，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攻势。但杨斌事件发生后，我们发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被动。多年来，我们有不少专家学者不断地在研究朝鲜问题，但由于接触太少，不了解对方，因此，我们的研究更像是隔靴搔痒，当朝鲜突然宣布要成立新义州特区时，我们在惊讶之余，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准备。第二，这种政策对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丹东。过去我们总说丹东有“三沿”优势，即沿边、沿江、沿海，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优势丹东却迟迟发展不起来呢？其实，了解了中国的对朝政策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丹东的“沿边”这一条其实不是优势而是劣势，这一劣势足以超量抵消另外两个优势。为了不刺激朝鲜，我们只好牺牲一些边境城市的利益。
    三、如何更好地调整中国的对朝政策？
既是为了国际道义，更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可否考虑把中国的对朝政策由原来的“不干预、不影响、不刺激”调整为“多接触、多了解、多沟通、多帮助、多影响”？目前的中朝关系还仅仅是淡化，没有恶化，更没有破裂。再加上我们有着比较牢固的友谊基础，重新密切两国关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一旦两国关系破裂了再重新收拾，恐怕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得不偿失。我们决不干涉朝鲜的内政，但不干涉不等于不干预，不干涉不等于不理睬，不干涉不等于不帮助，包括物质帮助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的影响。就像在国内，我国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党不再干涉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具体种什么，种多少，但不命令不等于不指导、不影响。近年来，在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中，在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帮助农民致富的过程中，我们党仍然起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只不过领导方式比以前更智慧更成熟。而在国际关系中，具体说，在处理和朝鲜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从意识形态的渊源和现实的根本制度上讲，中国和朝鲜都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中朝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因此，彼此间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既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也符合彼此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则应代表那些同类小党及其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代表和中国仅有一江之隔的朝鲜的利益，这种代表既包含我们的道义追求更包含我们的利益需要。在国际关系上，中朝之间彼此都是对方重要的政治资源，我们把对朝政策调整到一个积极主动的状态正是为了保护和巩固这种资源而不是忽略流失这种资源甚至是反受其害</P>从“杨斌事件”看中国的对朝政策      
<P>“杨斌事件”，简单地说就是，朝鲜选了一个荷兰籍的中国人杨斌做它的新义州行政特区的行政长官，被中国给阻止了。“杨斌事件”的后果是造成了四个不愉快：一是中国不愉快，二是朝鲜不愉快，三是荷兰不愉快，四是杨斌不愉快。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个计谋叫反间计。从杨斌事件的结果来看，我们很象是中了这样一个反间计：它离间了中国和朝鲜的关系，离间了中国与荷兰的关系，也离间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启用杨斌做新义州特首不是朝鲜人的本意而是某个国际反华势力处心积虑策划的结果，那么，杨斌事件的确称得上是运用反间计的大手笔，一箭三雕，只不过主要的受害者是我们，是中国。这类似于当年西方列强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做引导来到中国海岸又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炸开了中国的大门。不过，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杨斌事件”也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要反思中国的对朝政策以及对这种政策的具体操作。
    一、中国的对朝政策是什么？为什么？
    原则上，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并获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好评，被称为“亚洲的宪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反对别国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毫无疑问，中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光明磊落的，是经得起推敲的。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包括不干涉朝鲜的内政。这个政策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道。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对朝政策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不干涉”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不干预、不影响、不刺激”的问题了。（什么叫不刺激呢？比如，把丹东建设的象深圳那样就是对朝鲜的刺激）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便渐渐地产生了某些分歧和落差，比如中国认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但朝鲜却不这么看。他们仍然坚定地奉行全方位的国家计划方式搞经济建设。再比如，中国认为，世界将维持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这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机遇，而朝鲜也不这么看，他们随时准备应付来犯之敌，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军备上。等等。这种分歧和落差导致彼此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接触和沟通也不如从前。从前，在金日成执政时期，中朝之间还有一个凡发生事关彼此的重大国际事件要相互通报的制度，而现在这种制度已基本上取消了。第二，朝鲜是一个独立意识很强的国家，它也不希望别国干涉或影响它的内政。朝鲜领导人在许多讲话中都表达过对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视，而且，朝鲜同志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表达上，语言的使用也非常彻底，比如，他们经常使用“社会主义叛徒”之类的词汇，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谁，但却难免使我们产生一些不愉快的联想，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与其沟通和交流的热情。第三，中国自身的建设也并不轻松，既要研究解决众多的国内问题，又要处理好如何与国际社会相融合。因此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就逐渐地由“不干涉”发展到“不干预、不影响、不刺激”，在这种政策的长期作用下，我们的基层领导和普通群众在谈到朝鲜问题时也不再像原来那样谨慎和注重遣词，中朝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也因接触太少而无法巩固和加深，甚至出现了局部摩擦，中朝两国和两党的关系也因此渐趋淡化，直到杨斌事件发生后，中朝关系疏远的程度便一下子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
    二、中国对朝政策的后果是什么？
中国的对朝政策有利有弊，从弊的方面看，第一，中国对朝鲜的实际政策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与此相连的国际关系中陷入了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就在中朝关系疏远的同时，却有另外的国家与它亲近，比如，日本、俄罗斯。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实现了朝日关系正常化。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最近，针对朝鲜通过铀提炼秘密开发核武器问题，中国与俄罗斯政府的反应截然不同。在这一事实被公开后，中国政府便立即做出了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决定，并阐明希望和平解决“北核”问题的立场，但俄罗斯方面却表现出了“保留意见”的态度。另外，俄罗斯方面曾表示从朝鲜方面接到了有关核开发的情报，但至今为止尚未发现中国政府从朝鲜方面获得类似情报或说明的迹象。       还有，朝鲜外交官员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之间的外交接触已变得十分少，但与俄罗斯大使馆之间的外交接触却变得尤为频繁。此外，朝鲜政府于26日和28日陆续派遣以空军司令吴锦哲和人民军作战局长李明洙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俄罗斯访问，表现出欲加强军事合作的迹象。 这种国际格局的微妙变化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的。这就再次说明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空白和绝对孤立的角落，我们不去接触和影响它自会有别人去别人去影响和接触。就像我们忽视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时法轮功就会去染指，当我们忽视了水土流失和防洪设施的建设，大洪水就会来提醒我们一样。被忽视的东西不等于是不重要的东西。本来，朝鲜在新义州建立特区完全可以是中国对其帮助和影响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成了两国关系淡化后政治反弹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在新义州建设特区很可能是针对中国而打出的一张政策牌。我们对此不明就里，甚至是完全被蒙在鼓里，因此，只好在匆忙间模仿性地制定了一个对策：冷静观察，静观其变，只做不说。想来，当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小平同志也制定过一个类似的对策叫作“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那是一个战略退却的政策，原因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一件太大太突然的事，我们根本无法驾驭，只要在这个历史事件面前别心慌意乱、别乱中出错就行。因此小平同志才果断地采取了一个英明的守势。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在朝鲜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是主动的，我们完全有能力驾驭它至少是了解它，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攻势。但杨斌事件发生后，我们发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被动。多年来，我们有不少专家学者不断地在研究朝鲜问题，但由于接触太少，不了解对方，因此，我们的研究更像是隔靴搔痒，当朝鲜突然宣布要成立新义州特区时，我们在惊讶之余，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准备。第二，这种政策对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丹东。过去我们总说丹东有“三沿”优势，即沿边、沿江、沿海，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优势丹东却迟迟发展不起来呢？其实，了解了中国的对朝政策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丹东的“沿边”这一条其实不是优势而是劣势，这一劣势足以超量抵消另外两个优势。为了不刺激朝鲜，我们只好牺牲一些边境城市的利益。
    三、如何更好地调整中国的对朝政策？
既是为了国际道义，更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可否考虑把中国的对朝政策由原来的“不干预、不影响、不刺激”调整为“多接触、多了解、多沟通、多帮助、多影响”？目前的中朝关系还仅仅是淡化，没有恶化，更没有破裂。再加上我们有着比较牢固的友谊基础，重新密切两国关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一旦两国关系破裂了再重新收拾，恐怕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得不偿失。我们决不干涉朝鲜的内政，但不干涉不等于不干预，不干涉不等于不理睬，不干涉不等于不帮助，包括物质帮助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的影响。就像在国内，我国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党不再干涉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具体种什么，种多少，但不命令不等于不指导、不影响。近年来，在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中，在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帮助农民致富的过程中，我们党仍然起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只不过领导方式比以前更智慧更成熟。而在国际关系中，具体说，在处理和朝鲜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从意识形态的渊源和现实的根本制度上讲，中国和朝鲜都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中朝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因此，彼此间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既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也符合彼此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则应代表那些同类小党及其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代表和中国仅有一江之隔的朝鲜的利益，这种代表既包含我们的道义追求更包含我们的利益需要。在国际关系上，中朝之间彼此都是对方重要的政治资源，我们把对朝政策调整到一个积极主动的状态正是为了保护和巩固这种资源而不是忽略流失这种资源甚至是反受其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