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刍议

作者：刘晓原 | 时间：2005-06-28 | 来自：冷战中国网
近年来国内对于所谓三边 （边疆、边务、边政）问题加强了研究力度，提出了研究古代和现代边疆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但是这些课题没有包括中国疆域及其有关制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也就是有关近代转型的课题。一般认为，中国领土主权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封建国家完整的领土、领海主权被列强破坏的过程。[1]　这种“破坏说”旨在论证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变。但是这个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的贬义概念，不能反映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开始的近代转型所带来的积极结果。本文试图从“领土属性”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一些问题。


“领土属性”

       对“领土属性”的研究是近年来哈佛学者查尔斯 · 梅尔提出的。他认为，目前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冲突、大规模政治迫害、种族灭绝、以及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毁灭，而忽视了近现代世界史发展中最基本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政治进程之一，即所谓“领土属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随之而起的各种危机。他对这个概念的描述如下∶

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仅指由控制边界内政治空间而形成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properties]。直到最近，这些特质至少为民族的[national]和常常是族群的[ethnic]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 · · · · · 领土属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政治形式也是历史性的，有开端和终结。但是，它从未遵从以世纪为标志的时间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这些结构在从1860年到1970或1980年的这段时期里取得了理所当然的地位，以后遂开始解体。[2]

“领土属性”是笔者对territoriality一词的试译（也可考虑翻译为“领土机制”或“领土治权”）。与这个词相关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之一，extraterritoriality（治外法权）。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这种法律上的特权使外国人在中国占尽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各个方面的优势，因此实际上成为列强在中国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的代名词。同时，治外法权不是一个僵死的法律用语，而是保证列强在中国从事各种合法和非法活动的一种机制，也是列强相互认同以别于半殖民地中国的一种“框架”。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发生，是中国领土属性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虽然领土属性在世界历史中的演进并不遵从世纪更迭的轨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也不落朝代兴替的窠臼，其发展变化的明显时代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国家、社会实体与在法律意义上明确界定的领土的结合，是近代领土属性的显著特征。因此，近代领土属性的含义首先包括了明确的国家疆界和与这种疆界紧密相关的国家主权，其次包括了在近代国家意识指导下对社会的组织、人口的管理、资源的利用等等。梅尔指出的近代领土属性确立的年代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他所宣称的领土属性的开始瓦解也仅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政治预言。但是，近代领土属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结构、功能的演变，值得密切注意。


“历史上的中国”

       既是讨论近代转型，国内外学者在讨论中国历史疆域时都使用的一个概念—“历史上的中国”——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出发点。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以清代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的最终地域范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流派则认为清帝国和“历史上的中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地域概念。更有学者认为以国家地图来界定近代以前的历史活动是用近代以来的“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倒读历史，正如 “一个粗浅的考古学家置历史源流于不顾，把出土文物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里一样”。[3]

       毋庸讳言，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争论会很容易地滑入非历史的思辨。事实上，无论对清代疆域如何定义，近代中国无可改变地是从清代嬗变而来。清代的国家、社会机制，以及领土属性，即为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的直接对象。同时，中国历史上自有自己传统的“领土主义”，其以“版图”藉民画地的实践历代不衰，其对王朝领土维护之严峻，也不稍逊于近代。这个历时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时空上犹如一条长流不息而又随四季消长的河流。清代在烟消云散近百年之后仍受到史家的格外关注，不仅因为它是近现代中国的直接母体，也因为中国的季河在清代曾一度非常宽阔。

       清帝国疆域之广阔为世所共知。清朝雍正皇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也曾把现代中国的“地大”与满族先人的开疆拓土联系在一起。[4] 但是，在任何时代，领土属性的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疆域的盈缩，也不只局限于边疆事务。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变动。民国以来关于中国地图的形状从秋海棠叶变成了雄鸡的说法，可以用最直观的视觉形象激起国人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的义愤。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领土属性 最表面的变化。

       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不仅牵涉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宏观举措，也影响到中央政府管理民事和控制、利用国土资源的具体操作。可举今年国内的一个史学新成果为例。青年学者刘文鹏在他的新著中详细考察了清代驿、站、塘、铺与前代制度转承发展的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套体系如何以线连点，使清廷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得以保持信息畅通和有效施政，而后来又如何在西方冲击下被近代邮政制度所取代。[5]这种结构性、功能性近代转型的意义和内容，不是仅仅通过论述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陨落所能揭示的。换言之，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的领土属性转型，已开始以“民族国家”的风貌重新构建中国。　

       “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世界历史上的孤例。的确，比较史学可以指出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和中国在秦汉时期分别完成了统一，而后却分道扬镳。欧洲形成了自己的多国体系，为以后的“民族国家”时代铺垫，中国却长期保持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传统，至今不衰。[6] 但是，统一和分裂不是中、欧比较的唯一视角。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经历了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很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不计国家大小，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欧洲诸国和中国在领土属性方面仍有不少“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如国际边界不明确，疆域概念模糊，国家的内外事务职能相混杂等等。

直到1648年以后，这些相似之处的历史意义才被双方国际行为规范日益明显的差异所超越。在这一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立，标志着世俗主权王朝对普世性帝国和教廷权威的决定性胜利。同时，瑞典和布兰登堡之间的双边外交开创了欧洲国家以界石标记国界的先河。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内和外交事务到十八世纪初完成分离，随后便出现了专职外交机构。直到十七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本国国土尚无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属只能向他提供几种差别甚大的粗略估计。其它国家的情形更差。每当它们之间的战争和条约涉及领土时，通常只能以地区而不是明确的国界做出安排。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分别完成了用近代勘测技术绘制的国家全图。[7]   

       正当欧洲国家逐渐完成各自近代领土的构建时，清朝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业，继而维系中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拓展了清帝国。但这并不是说，清朝在延续、扩展“历史上”的中国时，没有与近代欧洲同步的发展。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前叶，清帝国在勘疆画界方面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甚至一度领先。1646年多尔衮命令对帝国土地人口进行全面勘查。1689年康熙大帝创清朝以双边条约确定国际边界的先例，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而后康熙又利用耶稣会教士的知识技能，历时十几年（1718年，一说1721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从而“使中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地理制图学上成就最高的国家”。[8]

但是，康熙帝及其后两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成就，并没有成为中国领土属性向近代转型的契机。就国际关系的实践而言，“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某些行为的发生与否，而在于不同立国观念下总体机制的差异。例如，近代欧洲国家勘界绘图是在“民族国家”国际竞争机制下的政治行为。清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也和安邦定国的政治行为相关联，反映的却是“昭中外一统之盛”的天朝观念和“昭代典章”的皇统目的。[9] 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的二百年中，中国和欧洲在领土属性的演进方面再一次分道扬镳。清朝将中国的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的治国御边传统发挥到了极致。[10] 与此同时，欧美诸国则以法制为支点，以实力为杠杆，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扩展“民族”利益为终极目的，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式把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强行推向世界。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hpwj/000920.html作者：刘晓原 | 时间：2005-06-28 | 来自：冷战中国网
近年来国内对于所谓三边 （边疆、边务、边政）问题加强了研究力度，提出了研究古代和现代边疆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但是这些课题没有包括中国疆域及其有关制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也就是有关近代转型的课题。一般认为，中国领土主权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封建国家完整的领土、领海主权被列强破坏的过程。[1]　这种“破坏说”旨在论证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变。但是这个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的贬义概念，不能反映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开始的近代转型所带来的积极结果。本文试图从“领土属性”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一些问题。


“领土属性”

       对“领土属性”的研究是近年来哈佛学者查尔斯 · 梅尔提出的。他认为，目前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冲突、大规模政治迫害、种族灭绝、以及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毁灭，而忽视了近现代世界史发展中最基本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政治进程之一，即所谓“领土属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随之而起的各种危机。他对这个概念的描述如下∶

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仅指由控制边界内政治空间而形成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properties]。直到最近，这些特质至少为民族的[national]和常常是族群的[ethnic]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 · · · · · 领土属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政治形式也是历史性的，有开端和终结。但是，它从未遵从以世纪为标志的时间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这些结构在从1860年到1970或1980年的这段时期里取得了理所当然的地位，以后遂开始解体。[2]

“领土属性”是笔者对territoriality一词的试译（也可考虑翻译为“领土机制”或“领土治权”）。与这个词相关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之一，extraterritoriality（治外法权）。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这种法律上的特权使外国人在中国占尽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各个方面的优势，因此实际上成为列强在中国的“包括权力在内的种种特质”的代名词。同时，治外法权不是一个僵死的法律用语，而是保证列强在中国从事各种合法和非法活动的一种机制，也是列强相互认同以别于半殖民地中国的一种“框架”。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发生，是中国领土属性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虽然领土属性在世界历史中的演进并不遵从世纪更迭的轨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也不落朝代兴替的窠臼，其发展变化的明显时代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国家、社会实体与在法律意义上明确界定的领土的结合，是近代领土属性的显著特征。因此，近代领土属性的含义首先包括了明确的国家疆界和与这种疆界紧密相关的国家主权，其次包括了在近代国家意识指导下对社会的组织、人口的管理、资源的利用等等。梅尔指出的近代领土属性确立的年代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他所宣称的领土属性的开始瓦解也仅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政治预言。但是，近代领土属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结构、功能的演变，值得密切注意。


“历史上的中国”

       既是讨论近代转型，国内外学者在讨论中国历史疆域时都使用的一个概念—“历史上的中国”——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出发点。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以清代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的最终地域范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流派则认为清帝国和“历史上的中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地域概念。更有学者认为以国家地图来界定近代以前的历史活动是用近代以来的“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倒读历史，正如 “一个粗浅的考古学家置历史源流于不顾，把出土文物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里一样”。[3]

       毋庸讳言，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争论会很容易地滑入非历史的思辨。事实上，无论对清代疆域如何定义，近代中国无可改变地是从清代嬗变而来。清代的国家、社会机制，以及领土属性，即为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的直接对象。同时，中国历史上自有自己传统的“领土主义”，其以“版图”藉民画地的实践历代不衰，其对王朝领土维护之严峻，也不稍逊于近代。这个历时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时空上犹如一条长流不息而又随四季消长的河流。清代在烟消云散近百年之后仍受到史家的格外关注，不仅因为它是近现代中国的直接母体，也因为中国的季河在清代曾一度非常宽阔。

       清帝国疆域之广阔为世所共知。清朝雍正皇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也曾把现代中国的“地大”与满族先人的开疆拓土联系在一起。[4] 但是，在任何时代，领土属性的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疆域的盈缩，也不只局限于边疆事务。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变动。民国以来关于中国地图的形状从秋海棠叶变成了雄鸡的说法，可以用最直观的视觉形象激起国人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的义愤。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领土属性 最表面的变化。

       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不仅牵涉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宏观举措，也影响到中央政府管理民事和控制、利用国土资源的具体操作。可举今年国内的一个史学新成果为例。青年学者刘文鹏在他的新著中详细考察了清代驿、站、塘、铺与前代制度转承发展的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套体系如何以线连点，使清廷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得以保持信息畅通和有效施政，而后来又如何在西方冲击下被近代邮政制度所取代。[5]这种结构性、功能性近代转型的意义和内容，不是仅仅通过论述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陨落所能揭示的。换言之，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的领土属性转型，已开始以“民族国家”的风貌重新构建中国。　

       “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世界历史上的孤例。的确，比较史学可以指出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和中国在秦汉时期分别完成了统一，而后却分道扬镳。欧洲形成了自己的多国体系，为以后的“民族国家”时代铺垫，中国却长期保持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传统，至今不衰。[6] 但是，统一和分裂不是中、欧比较的唯一视角。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经历了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很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不计国家大小，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欧洲诸国和中国在领土属性方面仍有不少“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如国际边界不明确，疆域概念模糊，国家的内外事务职能相混杂等等。

直到1648年以后，这些相似之处的历史意义才被双方国际行为规范日益明显的差异所超越。在这一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立，标志着世俗主权王朝对普世性帝国和教廷权威的决定性胜利。同时，瑞典和布兰登堡之间的双边外交开创了欧洲国家以界石标记国界的先河。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内和外交事务到十八世纪初完成分离，随后便出现了专职外交机构。直到十七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本国国土尚无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属只能向他提供几种差别甚大的粗略估计。其它国家的情形更差。每当它们之间的战争和条约涉及领土时，通常只能以地区而不是明确的国界做出安排。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分别完成了用近代勘测技术绘制的国家全图。[7]   

       正当欧洲国家逐渐完成各自近代领土的构建时，清朝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业，继而维系中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拓展了清帝国。但这并不是说，清朝在延续、扩展“历史上”的中国时，没有与近代欧洲同步的发展。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前叶，清帝国在勘疆画界方面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甚至一度领先。1646年多尔衮命令对帝国土地人口进行全面勘查。1689年康熙大帝创清朝以双边条约确定国际边界的先例，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而后康熙又利用耶稣会教士的知识技能，历时十几年（1718年，一说1721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从而“使中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地理制图学上成就最高的国家”。[8]

但是，康熙帝及其后两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成就，并没有成为中国领土属性向近代转型的契机。就国际关系的实践而言，“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某些行为的发生与否，而在于不同立国观念下总体机制的差异。例如，近代欧洲国家勘界绘图是在“民族国家”国际竞争机制下的政治行为。清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也和安邦定国的政治行为相关联，反映的却是“昭中外一统之盛”的天朝观念和“昭代典章”的皇统目的。[9] 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的二百年中，中国和欧洲在领土属性的演进方面再一次分道扬镳。清朝将中国的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的治国御边传统发挥到了极致。[10] 与此同时，欧美诸国则以法制为支点，以实力为杠杆，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扩展“民族”利益为终极目的，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式把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强行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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