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的最大恶果是妨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转型

纵观世界近代史。

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亚欧非大陆各大古国。

俄罗斯，日本，主体民族统治，成功转型并对外扩张。

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一个民族统治众多民族，解体或者被殖民。

统治波斯的恺加王朝，和同时期的大清朝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同样属于异族入主文明古国（恺加人本是游牧在土库曼草原上的突厥人，在族源上和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等等是近亲，和波斯人无关）。同样都是被欧洲列强用炮舰轰开大门，同样都失去了传统藩属和关键小岛（阿富汗和巴林岛），同样经历过一次国内另类宗教势力的大规模冲击（巴布教徒起事），同样有过一次不成功的体制内变法（革新派最后走向刑场）。在20世纪初，同样面临被瓜分的命运（北有沙俄，南有大英）。


这就造成文化上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双重困境。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正是因为没法用民族身份来树立合法性，才要死抱着文化传统不放来标榜自己的合法性。理学在明朝后期已经没多少人信了，清朝捡起来重新逼人学。

外交上的双重困境，从法统体制角度，朝廷不愿融入国际新秩序，从血统来源考虑，又不能理直气壮地举起传统华夷之辨的大旗。所以面对西方强权只能一味退让。甚至闹出战胜反而割地赔款的笑话。

时局多艰，国家危亡之际，自然就要寻求出路。1905年对于波斯，清朝以至于亚洲各个希望找到一条活路的古老国家们来说都是个关键年份。就在这一年，日本以一介小国击败了当时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这对其它东方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立宪国击败专制国，立宪是强国之路”成为当时有志人士们的共识。立宪运动在各国的声势一时无两。清朝当时就有新政，“如果一路走下去，再加上光绪不死，那会怎样”？也是日后许多不赞成暴力革命的人士，喜欢YY的经典命题之一。当然这都是题外话，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坚持走这条立宪之路的波斯，到底会有怎样的命运？

波斯能相对顺利的走上立宪之路，是和当时各方面环境气候分不开的，日俄战争后的国际思潮影响，上文已经说过。至于国内，一方面，立宪派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朝局刚好来到了一个分水岭，老国王年事已高，王储野心勃勃预备接班，王储的最大对手是属于守旧派的老首相，为了顺利登上王位，王储自然就和首相的对立面---立宪派走得近了。至于病魔缠身的老国王，也实在无心再去管朝廷上的路线纷争，只求能安心走完自己最后的人生，就算圆满了。一番较量下来，最后的结局，老国王签署完立宪法案，然后没几天就驾鹤西游去了。王储联手国会，击溃老首相，成功继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连身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很高兴，《新民丛报》上更是连篇累牍报告来自波斯的立宪喜讯，目的无非一个，就是由人推己，憧憬自己未来“后死帝继，东山再起”的好事。

但现实是残酷的，走上立宪道路的波斯，并没有从此就过上了传说中的幸福生活。旧的对手一去，新的问题就来。度过最初合作的蜜月期，国王与议会自然会就权力的再分配而产生矛盾（这也是历史上的屡见不鲜的常事）。矛盾发展到最后，无非就是图穷匕见。国王号召各地拥护王室的宗亲汗王们进京勤王，国会也打出护法的旗号，征集民兵，立宪革命爆发！

几年战争下来，国王战败，被迫退位，国会拥立未成年的太子为傀儡，实行虚君共和。期间，废王回土库曼斯坦老家征召同族子弟兵，妄图再起，又被击败，至此突厥势力事实上已经从波斯出局，余下的小国王，无非俯首国会而已。
　　　　　　
国会独大，进行近代化改革，应该幸福了吧？可天偏不从人愿。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波斯国会天生难与英俄共事，于是引进第三方势力，就摆上了议事日程。邀请美国人会办协理波斯财政，并成立了以瑞典人为教官的新军——财政宪兵队，以区别于由俄国编练的哥萨克师，和英国人训练的南波斯步兵队。英俄都是老江湖了，哪能由着波斯人自强坐大，于是联手干预，美国人被逼走，小国王在两大强国支持下亲政，政局一变而为王室与国会共治的二元格局。
　　　　
延至一战，国内这团乱麻还没有理出头绪，号称“波斯的劳伦斯”的德国公使，就又跳了出来，他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波斯人由他口中得知全体德国人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带领下，已然集体加入了伊斯兰教，并且愿意帮助波斯人反对英俄的压迫。如此一来，无论是出于民族宗教感情，还是现实利益，波斯国会自然而然站在德国一边，“哈只威廉”（朝觐者威廉）的大名传遍了波斯大地，在所有的清真寺里，毛拉们都在为德国的胜利祈祷。接下来英军，南波斯步兵队开赴德黑兰，控制了国王。德军游击队，国会，财政宪兵队转进圣城库姆，俄军，哥萨克师南下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在波斯的领土上会战，然后俄国又爆发内战，红军追击白卫军入境，在北部扶植起一个波斯苏维埃共和国。。。。。。这通热闹，开两桌麻将都有富余了。
纵观世界近代史。

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亚欧非大陆各大古国。

俄罗斯，日本，主体民族统治，成功转型并对外扩张。

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一个民族统治众多民族，解体或者被殖民。

统治波斯的恺加王朝，和同时期的大清朝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同样属于异族入主文明古国（恺加人本是游牧在土库曼草原上的突厥人，在族源上和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等等是近亲，和波斯人无关）。同样都是被欧洲列强用炮舰轰开大门，同样都失去了传统藩属和关键小岛（阿富汗和巴林岛），同样经历过一次国内另类宗教势力的大规模冲击（巴布教徒起事），同样有过一次不成功的体制内变法（革新派最后走向刑场）。在20世纪初，同样面临被瓜分的命运（北有沙俄，南有大英）。


这就造成文化上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双重困境。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正是因为没法用民族身份来树立合法性，才要死抱着文化传统不放来标榜自己的合法性。理学在明朝后期已经没多少人信了，清朝捡起来重新逼人学。

外交上的双重困境，从法统体制角度，朝廷不愿融入国际新秩序，从血统来源考虑，又不能理直气壮地举起传统华夷之辨的大旗。所以面对西方强权只能一味退让。甚至闹出战胜反而割地赔款的笑话。

时局多艰，国家危亡之际，自然就要寻求出路。1905年对于波斯，清朝以至于亚洲各个希望找到一条活路的古老国家们来说都是个关键年份。就在这一年，日本以一介小国击败了当时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这对其它东方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立宪国击败专制国，立宪是强国之路”成为当时有志人士们的共识。立宪运动在各国的声势一时无两。清朝当时就有新政，“如果一路走下去，再加上光绪不死，那会怎样”？也是日后许多不赞成暴力革命的人士，喜欢YY的经典命题之一。当然这都是题外话，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坚持走这条立宪之路的波斯，到底会有怎样的命运？

波斯能相对顺利的走上立宪之路，是和当时各方面环境气候分不开的，日俄战争后的国际思潮影响，上文已经说过。至于国内，一方面，立宪派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朝局刚好来到了一个分水岭，老国王年事已高，王储野心勃勃预备接班，王储的最大对手是属于守旧派的老首相，为了顺利登上王位，王储自然就和首相的对立面---立宪派走得近了。至于病魔缠身的老国王，也实在无心再去管朝廷上的路线纷争，只求能安心走完自己最后的人生，就算圆满了。一番较量下来，最后的结局，老国王签署完立宪法案，然后没几天就驾鹤西游去了。王储联手国会，击溃老首相，成功继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连身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很高兴，《新民丛报》上更是连篇累牍报告来自波斯的立宪喜讯，目的无非一个，就是由人推己，憧憬自己未来“后死帝继，东山再起”的好事。

但现实是残酷的，走上立宪道路的波斯，并没有从此就过上了传说中的幸福生活。旧的对手一去，新的问题就来。度过最初合作的蜜月期，国王与议会自然会就权力的再分配而产生矛盾（这也是历史上的屡见不鲜的常事）。矛盾发展到最后，无非就是图穷匕见。国王号召各地拥护王室的宗亲汗王们进京勤王，国会也打出护法的旗号，征集民兵，立宪革命爆发！

几年战争下来，国王战败，被迫退位，国会拥立未成年的太子为傀儡，实行虚君共和。期间，废王回土库曼斯坦老家征召同族子弟兵，妄图再起，又被击败，至此突厥势力事实上已经从波斯出局，余下的小国王，无非俯首国会而已。
　　　　　　
国会独大，进行近代化改革，应该幸福了吧？可天偏不从人愿。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波斯国会天生难与英俄共事，于是引进第三方势力，就摆上了议事日程。邀请美国人会办协理波斯财政，并成立了以瑞典人为教官的新军——财政宪兵队，以区别于由俄国编练的哥萨克师，和英国人训练的南波斯步兵队。英俄都是老江湖了，哪能由着波斯人自强坐大，于是联手干预，美国人被逼走，小国王在两大强国支持下亲政，政局一变而为王室与国会共治的二元格局。
　　　　
延至一战，国内这团乱麻还没有理出头绪，号称“波斯的劳伦斯”的德国公使，就又跳了出来，他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波斯人由他口中得知全体德国人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带领下，已然集体加入了伊斯兰教，并且愿意帮助波斯人反对英俄的压迫。如此一来，无论是出于民族宗教感情，还是现实利益，波斯国会自然而然站在德国一边，“哈只威廉”（朝觐者威廉）的大名传遍了波斯大地，在所有的清真寺里，毛拉们都在为德国的胜利祈祷。接下来英军，南波斯步兵队开赴德黑兰，控制了国王。德军游击队，国会，财政宪兵队转进圣城库姆，俄军，哥萨克师南下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在波斯的领土上会战，然后俄国又爆发内战，红军追击白卫军入境，在北部扶植起一个波斯苏维埃共和国。。。。。。这通热闹，开两桌麻将都有富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