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原创）

我们读历史资料，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目的是什么呢？其一，我想应该原始的、基本的目的，是考究和探析历史的本来面目吧，在这个原始目的上，章诒和的这本看来不长的回忆录为我们及后人保存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她对自身所属的群体的言行并不怎么隐晦和粉饰，因此也就可以说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当然，她对自家的事情，没谈什么她认为负面的东西，不过我认为她至少也没说谎，一个经历过那种非常时代折磨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比较一下她的《伶人往事》，价值就逊色许多了，书中尽管重现了许多关于伶人们的难见的资料，但是对他们负面的东西却言之甚少，而据她本人所言，伶人们局阈于自身历史和所处时代的原因，当然也有个人的不足因素，除却历史和时代所致之外，负面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所以，《伶人往事》尽管有价值，但是价值颇不如《往事并不如烟》。

其二，我想该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吧，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将个人的私德看得很重，而对公德却看得不怎么重要，例如说社会基层的修桥补路、施粥舍饭等公益行为吧，原始目的历来是所谓的给自己修善积德，造福自身的阴间后世和子孙，并非是西方逐步形成，且越来越重视的回馈社会这样的公共观念；再如对高层的历史人物，如明相李东阳和兵部尚书王琼，儒生士大夫在当时和后世对他们的私德诟病有加，不外乎是与权宦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没有及时辞官以保全私德的清白，却很少有人考虑到他们那么做，基本上是朝廷的形势使然，如果不这么做，朝政就更难维持了，所以客观评价一下，他们才是忠于明皇室的忠臣，而那些为保全私德辞官的人，虽然不能说是奸臣，但是也谈不上什么忠臣了，因为他们拿着皇室的俸禄，即使辞官了也有皇室的优厚待遇，却在皇室面临危机时候袖手旁观；汉族历史上为什么汉奸那么多，而且被人数和文明程度远不如自己的游牧民族征服统治后又为什么长时间翻不了身，作为社会中坚的儒生士大夫反而是帮着异族统治本族的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观念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因素导致人们缺乏一个群体最基本的群体观念，反而是奉持以自身和自身家族利益、包括个人道德声誉为主的观念；我们再看看面临西方入侵时候的印度，印度土邦很多，种姓、家族和官僚构成等利益因素和观念错综复杂、根深蒂固，所以西方殖民者在面临反抗时候，利用和指使这些人助纣为虐的时候，这些人都兴高采烈地去了，使得正逐步从贵族领地的小群体观念转化为民族大群体观念的西方人都感到诧异。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下的弊病，在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公众人物进行评价时候，应该首先看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言行和作用，对于那些建国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好像咱们中国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界定比西方宽松，是不是也有传统上的人抬人高，弄得知识分子称号不如西方金贵的缘故呢？），特别是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客观地讲基本上都是对国家和民族有份责任心，对理想有一定追求的人，都想在历经百年后好不容易得到民族自立后，把国家和民族建设得繁荣强盛，所以民主党派人士才会那么积极地进言献策，在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我想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即使这些人中有些见风使舵投靠胜家，或者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大陆的人，也毕竟是少数，起码民主党派是和共产党风雨同舟过来的。在这个方面，例如张治中对中国国际战略的进言，还有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披露的，邵力子先生在民国时期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首倡和建国后对马寅初先生的支持，等等例子都是证据。不过，毛泽东说过谁也逃脱不过历史，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近代社会变迁等因素，仍然在影响着这一代人，主要的就是那个和群体观念对立的“私”字仍然在作祟，就像作为民主党派的文人集团内部的争斗，用句回忆者的话说就是比共产党批斗得还厉害，即使是不要物质利益、社会地位吧，还有自私的功业和名誉，就像毛泽东，人们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在这部书里章伯钧说过“毛泽东做事从来不是出于私人动机”，这可以说是在中国政坛几十年的党派领袖对毛泽东的认识，联想到毛泽东生前的简朴，及身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至于说文革中起用妻女，我认为是因为他感到进行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时候，身边没有可靠的人了；那么如何解释他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呢？我认为有些人评价的他身上具有传统的君师合一的意识才是正解，孔子以其杰出的才能，为什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呢——固然他的政治主张的本质是恢复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传统地位，一定程度上就是他自己做不了主，要因人成事，但是愿意实行他的主张，且能符合他择君要求的君主却太难得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立志超越前人的人，却逐渐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不仅要做一个不同于皇帝，却又超越皇帝的领袖，而且要做一个为后世所尊奉的老师，他自己就说过，他更看重革命导师——老师——这个称号，但是，传统上根深蒂固的（东西方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传统，例如马克思就被评价为是一个书生，即知识分子，不过中国要比注重实际的西方严重得多，自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后，无论其社会实践如何失败，都不是儒家学说的错，因为儒家学说字面上是教人做圣人，而不是做盗贼嘛）理论和理想高于实践的意识也影响着他，所以，才依据自己在革命斗争中，而且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获得成功的理论来塑造中国的社会和人，直到在经济和社会上遇到变革中前后都遇到了挫败才不得不放弃，我认为研究毛泽东，就必须抓住这条源于历史文化社会综合影响的主线，结合中共的历史来进行，其他的大多是枝节。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改革前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固然，他没提出科学合理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个要求也太高了，简直是又让人做万能的君师），但是能有勇气和智慧做到这一步，就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毛泽东的才能卓越、心大志大，也使得一种有缺陷的理论迅速得到了验证，从而避免了中国走类似苏联的老路。至于说时下某些人对毛泽东的诟病和憎恶，我认为是个很可笑的事情，因为不管毛泽东作对做错，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做了，总比空喊口号——先不管这些口号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却自始至终因人成事，或者连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抓住别人的失败或错误信口开河的人强一万倍！而这种习性，却是儒生士大夫逐渐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以来养成的，流毒至今。在小时候，我曾经在改革初期的媒体上见到知识群体对改革前人物臧否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人是毛主席的忠臣还是奸臣，大家领会一下其思想意识，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的落后感到心寒。

至于说到《往事并不如烟》中的主要人物，我们该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管有多少毛病，总是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富强的，否则何必那么献言献策，甚至是大胆揭龙鳞？只是遗憾的是其中掺杂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利欲望，使得其历史言行看来不那么纯洁罢了，究其历史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罗隆基那句毛是北大的，周是南开的，他是清华的，怎么能说毛周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他却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窥见一斑，这话看来很可笑，不过却反映了他意识上始终残存着儒生士大夫特殊阶层——不仅是特权——的意识，把毛周看作是同属传统特殊阶层的一员，只不过他们现在取得了天下罢了，根本没有认识清楚共产党的本质；再看书中他对服务人员的态度和做法，就更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说他的那些桃色事件，我觉得倒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他又没骗人和强迫人，而且也属于个人私德，有什么好关注的？虽然披露出来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人物也是必要的；只不过是他扣住女士们给他的定情物件不放，做得实在有些卑下，何况日后还因为这些物件牵连了这些女士，就更不能不让人心鄙其为人了。这种传统文化下的意识反应的例证还有章诒和与其母亲对七君子之一的史良的婚姻的看法，认为只有罗隆基这样的地位和才能配得上她，她那位不出名却对她十分体贴爱护的丈夫小陆配不上他，以此来推断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大家说这是什么观念？好在章诒和也记述了小陆去世后史良的反应，她被问及时候，虽然年近七十，却像个小女孩似的哭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这就印证了史良逐步认识到哪个人，哪种爱情和婚姻对她来说才是珍贵的。对于个别网友对小陆的轻看，我也不敢苟同，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不能把社会地位和才能与人格划等号，从小陆对史良无微不至的爱护来看，我认为他应该是把史良当作一件难能可贵的珍品来爱护的，感情中也许包含着敬慕、欣赏和爱情等诸多因素（虽然我这个脾气倔强的人肯定做不到小陆那样，但是也不想因此而对他有偏见），像现在的那些女强人，就很难找到史良的这种福气了。这不是感叹今不如昔，而是社会风气确实如此。

从公共事务方面找出知识群体中的一些人比较一下，不但能看出何者是一个社会更需要的，也能看出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之下的中国知识群体的方方面面，例如书中提及甚少的章乃器、梁漱溟和马寅初等人，都是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象章乃器，据其子回忆，他是对共产党有功无过的人，如果能顺着点时局，不冒头说话，可以肯定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是必须保护的对象，不过他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既然身处其位，不管在国民党治下，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都会尽心尽力地办事，不过，该说的话，该坚持的观点，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说，自始至终地坚持，即使在反右时期被批了，在五九年也照样说话，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时候实践了传统道德的士人的身影，也能看到西方思想传入后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来的独立人格和精神，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知识群体中是凤毛麟角的，否则中国现在说不定就真的赶英超美在望了！更难得的是章乃器在受到打击后豁然坦荡的态度，相比之下，罗隆基因为小车问题上不如章伯钧就耿耿于怀，愈发显出君子宠辱不惊的坦荡胸怀。

再说书中提到的储安平，可以说是个率直敢言的人，所以无论在民主党派，还是在中共眼里，都是很不受欢迎的，这也可以理解，不管是专政体制的党团，还是传统的官僚及士大夫团体，谁会喜欢做独立的新闻记者做惯了而直言无忌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加入民主党派纯粹是自找罪受。从储安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时候那些独立无惧、遁世无闷的士人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西方独立职业人格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格格不入，可惜的是，中西文化结合下的优良品种本来就稀少，历经世事波折，却又都被扼杀了，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之憾，社会之憾！

接下来说张伯驹，这位民初四大公子之一，可以说是在公子哥儿闲适的生活条件下迷醉上了文化，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不仅如此，他的身上还体现出中国传统仕宦之家的士人风采，在社会交往中，也根本不在意交往对象的荣辱沉浮，可以说具有封建社会的儒生士大夫都很难体现的春秋战国，乃至两汉尚有残存的古士之风。不过传统的偏注于文化的士大夫本来就不关心社会，张伯驹若非遇到了建国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应该也不会懵懵懂懂地因为一部戏剧就被弄成右派的旗手之一的，可以说他的遭遇很滑稽。

至于康家母女，我在第三条里再说她们的事情，从社会角度讲，她们可以说是历史文化下的遗留，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逝，对他人对社会都没什么害处，反而却得在社会变迁中不得不忍受一些东西，例如得对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的仆人小心翼翼，对把自己心爱的花草硬抢走的那位副总理的忍气吞声。我觉得抢花草的事情虽然小，但是可以看出传统封建残余在中国是无所不在的，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提倡的人人平等，对他人的人格和财产的尊重等现代观念，在解放初期并没多大程度形成，所以人们记载周恩来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态度时候，都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也确实很了不起，起码他不仅尊奉这些观念，而且在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这个落后的民族，虽然从效果看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顶多让许多人感动了一下，流了几滴泪罢了，过后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说到章伯钧，我就不由得联想起胡适来，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事件中，胡适起初鼓励和支持雷震，到雷震被捕入狱后，却又连探监也不敢去，这样的做派实在让人齿冷，好歹胡适还很受蒋介石的尊重呢，相比之下，虽然储安平也是章伯钧撺掇出去的，虽然他处境远不如胡适，但是好歹事后还敢接待和看望储安平，这就比胡适强多了。一来，可以看出同是出于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共在一起的人的品行确实要比和国民党在一起的要好，就连张治中这样的人才最后都被逼到中共这边了，所以夺取政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二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的儒生士大夫官僚生态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有多深。

对于反右，我觉得邓小平说得基本客观，反右没错，错误在于扩大化。少数文人从政者——说他们是政客就有些过分，因为他们毕竟还有部分实心实意为社会做贡献的——的没有政治头脑的争权夺利，使得大批知识分子跟着受害，还把毛泽东本来喊出口号要对付党内的枪口转了向（毛当时提出的反对‘三个主义’，除了官僚主义看来人人有份之外，其他两个一看就是针对党内和军内的，让知识分子们提意见大概是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在行动前先造舆论，后来的‘引蛇出洞’之说，实在不符合他的阳谋风格，很像是在自圆其说），而三十年后，少数卑劣无耻的投机分子的鼓噪，使得中国的社会进步和自由不进反退，思来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待续我们读历史资料，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目的是什么呢？其一，我想应该原始的、基本的目的，是考究和探析历史的本来面目吧，在这个原始目的上，章诒和的这本看来不长的回忆录为我们及后人保存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她对自身所属的群体的言行并不怎么隐晦和粉饰，因此也就可以说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当然，她对自家的事情，没谈什么她认为负面的东西，不过我认为她至少也没说谎，一个经历过那种非常时代折磨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比较一下她的《伶人往事》，价值就逊色许多了，书中尽管重现了许多关于伶人们的难见的资料，但是对他们负面的东西却言之甚少，而据她本人所言，伶人们局阈于自身历史和所处时代的原因，当然也有个人的不足因素，除却历史和时代所致之外，负面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所以，《伶人往事》尽管有价值，但是价值颇不如《往事并不如烟》。

其二，我想该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吧，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将个人的私德看得很重，而对公德却看得不怎么重要，例如说社会基层的修桥补路、施粥舍饭等公益行为吧，原始目的历来是所谓的给自己修善积德，造福自身的阴间后世和子孙，并非是西方逐步形成，且越来越重视的回馈社会这样的公共观念；再如对高层的历史人物，如明相李东阳和兵部尚书王琼，儒生士大夫在当时和后世对他们的私德诟病有加，不外乎是与权宦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没有及时辞官以保全私德的清白，却很少有人考虑到他们那么做，基本上是朝廷的形势使然，如果不这么做，朝政就更难维持了，所以客观评价一下，他们才是忠于明皇室的忠臣，而那些为保全私德辞官的人，虽然不能说是奸臣，但是也谈不上什么忠臣了，因为他们拿着皇室的俸禄，即使辞官了也有皇室的优厚待遇，却在皇室面临危机时候袖手旁观；汉族历史上为什么汉奸那么多，而且被人数和文明程度远不如自己的游牧民族征服统治后又为什么长时间翻不了身，作为社会中坚的儒生士大夫反而是帮着异族统治本族的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观念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因素导致人们缺乏一个群体最基本的群体观念，反而是奉持以自身和自身家族利益、包括个人道德声誉为主的观念；我们再看看面临西方入侵时候的印度，印度土邦很多，种姓、家族和官僚构成等利益因素和观念错综复杂、根深蒂固，所以西方殖民者在面临反抗时候，利用和指使这些人助纣为虐的时候，这些人都兴高采烈地去了，使得正逐步从贵族领地的小群体观念转化为民族大群体观念的西方人都感到诧异。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下的弊病，在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公众人物进行评价时候，应该首先看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言行和作用，对于那些建国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好像咱们中国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界定比西方宽松，是不是也有传统上的人抬人高，弄得知识分子称号不如西方金贵的缘故呢？），特别是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客观地讲基本上都是对国家和民族有份责任心，对理想有一定追求的人，都想在历经百年后好不容易得到民族自立后，把国家和民族建设得繁荣强盛，所以民主党派人士才会那么积极地进言献策，在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我想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即使这些人中有些见风使舵投靠胜家，或者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大陆的人，也毕竟是少数，起码民主党派是和共产党风雨同舟过来的。在这个方面，例如张治中对中国国际战略的进言，还有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披露的，邵力子先生在民国时期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首倡和建国后对马寅初先生的支持，等等例子都是证据。不过，毛泽东说过谁也逃脱不过历史，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近代社会变迁等因素，仍然在影响着这一代人，主要的就是那个和群体观念对立的“私”字仍然在作祟，就像作为民主党派的文人集团内部的争斗，用句回忆者的话说就是比共产党批斗得还厉害，即使是不要物质利益、社会地位吧，还有自私的功业和名誉，就像毛泽东，人们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在这部书里章伯钧说过“毛泽东做事从来不是出于私人动机”，这可以说是在中国政坛几十年的党派领袖对毛泽东的认识，联想到毛泽东生前的简朴，及身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至于说文革中起用妻女，我认为是因为他感到进行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时候，身边没有可靠的人了；那么如何解释他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呢？我认为有些人评价的他身上具有传统的君师合一的意识才是正解，孔子以其杰出的才能，为什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呢——固然他的政治主张的本质是恢复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传统地位，一定程度上就是他自己做不了主，要因人成事，但是愿意实行他的主张，且能符合他择君要求的君主却太难得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立志超越前人的人，却逐渐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不仅要做一个不同于皇帝，却又超越皇帝的领袖，而且要做一个为后世所尊奉的老师，他自己就说过，他更看重革命导师——老师——这个称号，但是，传统上根深蒂固的（东西方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传统，例如马克思就被评价为是一个书生，即知识分子，不过中国要比注重实际的西方严重得多，自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后，无论其社会实践如何失败，都不是儒家学说的错，因为儒家学说字面上是教人做圣人，而不是做盗贼嘛）理论和理想高于实践的意识也影响着他，所以，才依据自己在革命斗争中，而且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获得成功的理论来塑造中国的社会和人，直到在经济和社会上遇到变革中前后都遇到了挫败才不得不放弃，我认为研究毛泽东，就必须抓住这条源于历史文化社会综合影响的主线，结合中共的历史来进行，其他的大多是枝节。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改革前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固然，他没提出科学合理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个要求也太高了，简直是又让人做万能的君师），但是能有勇气和智慧做到这一步，就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毛泽东的才能卓越、心大志大，也使得一种有缺陷的理论迅速得到了验证，从而避免了中国走类似苏联的老路。至于说时下某些人对毛泽东的诟病和憎恶，我认为是个很可笑的事情，因为不管毛泽东作对做错，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做了，总比空喊口号——先不管这些口号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却自始至终因人成事，或者连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抓住别人的失败或错误信口开河的人强一万倍！而这种习性，却是儒生士大夫逐渐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以来养成的，流毒至今。在小时候，我曾经在改革初期的媒体上见到知识群体对改革前人物臧否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人是毛主席的忠臣还是奸臣，大家领会一下其思想意识，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的落后感到心寒。

至于说到《往事并不如烟》中的主要人物，我们该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管有多少毛病，总是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富强的，否则何必那么献言献策，甚至是大胆揭龙鳞？只是遗憾的是其中掺杂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利欲望，使得其历史言行看来不那么纯洁罢了，究其历史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罗隆基那句毛是北大的，周是南开的，他是清华的，怎么能说毛周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他却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窥见一斑，这话看来很可笑，不过却反映了他意识上始终残存着儒生士大夫特殊阶层——不仅是特权——的意识，把毛周看作是同属传统特殊阶层的一员，只不过他们现在取得了天下罢了，根本没有认识清楚共产党的本质；再看书中他对服务人员的态度和做法，就更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说他的那些桃色事件，我觉得倒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他又没骗人和强迫人，而且也属于个人私德，有什么好关注的？虽然披露出来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人物也是必要的；只不过是他扣住女士们给他的定情物件不放，做得实在有些卑下，何况日后还因为这些物件牵连了这些女士，就更不能不让人心鄙其为人了。这种传统文化下的意识反应的例证还有章诒和与其母亲对七君子之一的史良的婚姻的看法，认为只有罗隆基这样的地位和才能配得上她，她那位不出名却对她十分体贴爱护的丈夫小陆配不上他，以此来推断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大家说这是什么观念？好在章诒和也记述了小陆去世后史良的反应，她被问及时候，虽然年近七十，却像个小女孩似的哭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这就印证了史良逐步认识到哪个人，哪种爱情和婚姻对她来说才是珍贵的。对于个别网友对小陆的轻看，我也不敢苟同，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不能把社会地位和才能与人格划等号，从小陆对史良无微不至的爱护来看，我认为他应该是把史良当作一件难能可贵的珍品来爱护的，感情中也许包含着敬慕、欣赏和爱情等诸多因素（虽然我这个脾气倔强的人肯定做不到小陆那样，但是也不想因此而对他有偏见），像现在的那些女强人，就很难找到史良的这种福气了。这不是感叹今不如昔，而是社会风气确实如此。

从公共事务方面找出知识群体中的一些人比较一下，不但能看出何者是一个社会更需要的，也能看出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之下的中国知识群体的方方面面，例如书中提及甚少的章乃器、梁漱溟和马寅初等人，都是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象章乃器，据其子回忆，他是对共产党有功无过的人，如果能顺着点时局，不冒头说话，可以肯定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是必须保护的对象，不过他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既然身处其位，不管在国民党治下，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都会尽心尽力地办事，不过，该说的话，该坚持的观点，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说，自始至终地坚持，即使在反右时期被批了，在五九年也照样说话，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时候实践了传统道德的士人的身影，也能看到西方思想传入后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来的独立人格和精神，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知识群体中是凤毛麟角的，否则中国现在说不定就真的赶英超美在望了！更难得的是章乃器在受到打击后豁然坦荡的态度，相比之下，罗隆基因为小车问题上不如章伯钧就耿耿于怀，愈发显出君子宠辱不惊的坦荡胸怀。

再说书中提到的储安平，可以说是个率直敢言的人，所以无论在民主党派，还是在中共眼里，都是很不受欢迎的，这也可以理解，不管是专政体制的党团，还是传统的官僚及士大夫团体，谁会喜欢做独立的新闻记者做惯了而直言无忌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加入民主党派纯粹是自找罪受。从储安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时候那些独立无惧、遁世无闷的士人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西方独立职业人格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格格不入，可惜的是，中西文化结合下的优良品种本来就稀少，历经世事波折，却又都被扼杀了，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之憾，社会之憾！

接下来说张伯驹，这位民初四大公子之一，可以说是在公子哥儿闲适的生活条件下迷醉上了文化，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不仅如此，他的身上还体现出中国传统仕宦之家的士人风采，在社会交往中，也根本不在意交往对象的荣辱沉浮，可以说具有封建社会的儒生士大夫都很难体现的春秋战国，乃至两汉尚有残存的古士之风。不过传统的偏注于文化的士大夫本来就不关心社会，张伯驹若非遇到了建国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应该也不会懵懵懂懂地因为一部戏剧就被弄成右派的旗手之一的，可以说他的遭遇很滑稽。

至于康家母女，我在第三条里再说她们的事情，从社会角度讲，她们可以说是历史文化下的遗留，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逝，对他人对社会都没什么害处，反而却得在社会变迁中不得不忍受一些东西，例如得对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的仆人小心翼翼，对把自己心爱的花草硬抢走的那位副总理的忍气吞声。我觉得抢花草的事情虽然小，但是可以看出传统封建残余在中国是无所不在的，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提倡的人人平等，对他人的人格和财产的尊重等现代观念，在解放初期并没多大程度形成，所以人们记载周恩来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态度时候，都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其实也确实很了不起，起码他不仅尊奉这些观念，而且在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这个落后的民族，虽然从效果看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顶多让许多人感动了一下，流了几滴泪罢了，过后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说到章伯钧，我就不由得联想起胡适来，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事件中，胡适起初鼓励和支持雷震，到雷震被捕入狱后，却又连探监也不敢去，这样的做派实在让人齿冷，好歹胡适还很受蒋介石的尊重呢，相比之下，虽然储安平也是章伯钧撺掇出去的，虽然他处境远不如胡适，但是好歹事后还敢接待和看望储安平，这就比胡适强多了。一来，可以看出同是出于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共在一起的人的品行确实要比和国民党在一起的要好，就连张治中这样的人才最后都被逼到中共这边了，所以夺取政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二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的儒生士大夫官僚生态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有多深。

对于反右，我觉得邓小平说得基本客观，反右没错，错误在于扩大化。少数文人从政者——说他们是政客就有些过分，因为他们毕竟还有部分实心实意为社会做贡献的——的没有政治头脑的争权夺利，使得大批知识分子跟着受害，还把毛泽东本来喊出口号要对付党内的枪口转了向（毛当时提出的反对‘三个主义’，除了官僚主义看来人人有份之外，其他两个一看就是针对党内和军内的，让知识分子们提意见大概是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在行动前先造舆论，后来的‘引蛇出洞’之说，实在不符合他的阳谋风格，很像是在自圆其说），而三十年后，少数卑劣无耻的投机分子的鼓噪，使得中国的社会进步和自由不进反退，思来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