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中共真正的战神朱德

【长期以来，出于神话毛的需要，朱德形象被严重歪曲】
     朱德是中共武装力量最重要的创始人，被各界公认为“红军之父”，也是共军唯一的总司令。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后，各类宣传及部分影视作品，出于造神的需要，有意的把朱德塑造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军中摆设，一个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这种不顾事实的错误宣传，不但丑化了朱德，也贬低了中共自己。试问在血雨腥风，各方搏命的战争年代，军队总司令居然是个“摆设”！可能吗？事实自不是如此。从中共1930年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1954年10月撤销，24年时间，朱一直都担任这一职务，从未更换，原因就在于他是中共无可替代的军事统帅，正是朱德一手奠定了中共的军事基础。到今天，还有些自称“了解”历史的人，说什么朱“不懂军事”，只是“资格老”罢了云云。每次看到这种言论，是既觉得可笑又感到可悲。文革都结束这么多年了，它的余毒还在毒害某些人的思想，而这些人还浑然不觉，甚至自以为是。
      这些人最爱拿“八月失败”和“东江冒进”说事，以此证明朱不会打仗，离开毛就不行。有这种认识的人，显然压根就不了解这两个事件。“八月失败”不仅指朱德在湘南的失败，也包括毛在井冈山的失败，朱出征湘南后，毛接连吃败仗，丢光了井冈山周围的所有地盘；另外，“八月失败”起源于进军湘南，而进军湘南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命令，朱德也是反对的，只是井冈山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以农民军为主的29团官兵迫切希望回到家乡，以致连朱德的反复劝说都无济于事。最后，在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命令，以及29团官兵强烈要求下，朱德才出征湘南，而最后湘南的失败也正是29团私自分散回乡引起的，29团溃散让本来顺利的军事行动遭受了惨败。至于“东江冒进”则是由于中央和福建省委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料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红四军向广东发展，朱德一直就反对，认为条件不成熟。为此朱德还专门写信(《蒋桂战争中红军的行动方针》)给福建省委，陈诉自己的意见。只不过中央和福建省委并没采纳他的正确意见，而是一意孤行的督促朱德南下，这才有了在东江的失败。不管是“八月失败”还是“东江冒进”，都是上级党委错误指挥造成的，这是政治因素，跟军事基本无关，朱德的责任在于阻止不力，用这两次失败来证明朱德不会打仗，实在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何况红四军"三下龙岩"和"两次反三省会剿"的重大胜利,都是朱德在和毛发生分歧后，独立指挥的，其中一举攻下上杭城更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大胜利，朱德上井冈山之前也没有毛，照样取得辉煌胜利，在湘南做出大局面，怎么能说朱没毛就不行了呢？事实恰恰相反，毛没有朱的时候，在军事上才是真正不行的，正像谭震林在文革后说的那样：“假若朱德不把南昌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那井冈山将很难维持下去.....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国共二次内战时期也是如此，1947年，朱去华北指导军事和生产，毛留在延安指挥其他部队，朱走了没多久，毛就作出了命令刘邓挺进大别山的大昏招。刘邓晋冀鲁豫军区的四十万大军，在挺进大别山后只剩下十几万人，重武器也丢光了，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就这样被毛搞成了大型游击队，失去了大规模野战的能力，这样的大败招，正是毛离开朱的结果。
　　     这些人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说过朱德，“你从来没当过一天总司令”；1966年5月的朱德批判会上，林彪再一次说朱德“一天总司令都没当过”。林彪是朱、毛的老部下，他的话难道还不可信吗？其实，林的这些话，无非是演给毛看的戏罢了，林通过抹杀朱来讨好毛，换来毛的信任。就在同一次批判会上，陈毅还说朱德要造反呢，如果有人为这种话认真，那简直就是笑话。实际上一年前军队反教条主义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类似的戏林已经演过一次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也同样声色俱厉地攻击刘伯承，说刘伯承对二野没起什么作用！这种明显带有政治意味的话也能信？
       这里顺便提一下流传很广的“朱德败于刘伯承”的传闻。1920年靖川之战中，唐继尧的滇黔联军是被熊克武、刘存厚的四川联军打败，但我们不能因为刘帅所在的川军打败了朱德所在的滇军，就认为朱是刘的手下败将，毕竟朱、刘并不是双方的主帅，而且也没有史料能证明，他们有直接的交锋。刘帅后来确实当着朱德的面说过朱是他手下败将的话，但这明显是玩笑话。靖川之战时，朱德是滇军第二军下面第三旅(混成旅)的旅长，刘伯承是川军第五师第二旅第一团的团长，滇军中无“师”的设置，因此，朱德的军职实际上相当于师长，比刘伯承高两级，兵力至少是刘的三倍。想一想，如果当时刘真用一个团打败了朱的一个混成旅，作为朱德的部属，刘还会当着朱德的面将这话对别人说吗？显然，这只是个玩笑。其实，根据《朱德自述》，此战开始时，朱德倒是率领自己的混成旅打垮了川军两个师。朱德击溃优势兵力的川军，一度兵临成都城下，只是因为四川整体战局不利于滇军，朱德的胜利也改变不了大局，最终滇军撤出四川，靖川之战宣告结束。
      有人说：朱德在红军时期指挥的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比不上国共二次内战时期那些野战军指挥官指挥的动辄数十万的大战役，所以林、粟、刘等人的军事能力比朱德更强。
      首先，以指挥战役规模的大小作为评判指挥官的优劣，那不就意味着中共任何一个兵团以上的指挥官都比亚力山大、项羽、恺撒们更为杰出？其次，林、粟等指挥的大兵团作战规模宏大，但还不是在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之下？将一个野战军的指挥者凌驾于指挥所有野战军的总司令之上，这不是搞笑吗？如果非要将这些野战军指挥者的能力排在总司令之前，那么野战军司令员也是要依靠下面各军军长的，军事能力也就不如这些军长，军长又不如师长，如此类推，最后的结论必然是：任何一个有点军事机动权的排长、班长，以至士兵，都比林、粟等人的军事能力强！另外，彭、林、刘、粟等人哪个不是在朱德的领导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林彪和粟裕。
     如果说林彪还有点黄埔的底子，那么，粟裕则仅在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接受过初级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知识、作战手段，基本上还不都是跟朱德所学？他的著名的“三好打”战术思想还不是与朱德很早就强调的富于唯物辨证法的寻找敌人弱点的战术思想一脉相承？国共二次内战初期，刘伯承称朱德为“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徐向前也说过“朱德是为战争而生，是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朱德结合中、日、德、俄等国的军事理论和自己丰富而又特殊的军事实践所总结出的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战术，早已在全军中生根发芽，成为指导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林彪、粟裕、陈光、黄克诚、萧克、杨得志、邓华等人，哪个不是跟朱德学的战略战术，哪个不是朱德的学生？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等人，哪个的战术思想中能摆脱朱德的影子？其实，从1929年以后，朱毛的经验便已经通过当时的临时中央被传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
    当我们极力夸赞林、粟等人的军事才能时，为什么要无视他们军事上的“导师”？
     有人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有个“三人小组”在指挥红军，而“三人小组”没有朱，说明朱没指挥权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由于对中共军队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缺乏了解的缘故。近年来，在某些有关长征的电视剧中，把“三人小组”描绘成是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甚至把这个“三人小组”附会成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34年夏季为了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是党的临时“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它的职责是“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决策”，显然，其地位非常重要。但是，某些人往往“忽略”了，与它平行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革军委”，以及红军总司令部，它们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按照中央局在1932年的规定，“中革军委”拥有作战计划与决定权，红军总司令部具有作战指挥权，负责进行战役部署和下达作战命令并实施战役战斗指挥。而且，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党的中央代表审批。所以，“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才是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要注意，“战略决策”、“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与决定”、“战役战斗作战指挥”，其含义和职能是不同的。举凡重大问题，这两个机构是要合署相商的，“中革军委”也是有权参与战略决策与行动方针的研究讨论的，它们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分工的不同。尽管最后决定权归党的总负责，但绝不是总负责决定和指挥一切，朱德，身兼中革军委主席，是始终参加最高决策层的决策研究的。所以，即便是“三人团”，名义上也不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何况是职权远低于“三人团”的“三人小组”？他们怎么可能绕过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去具体指挥红军？
     实际上，“三人小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立的，二渡赤水后在荀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朱毛发生分歧，其他所有20多个与会者都站在了朱德一边。因而，这场风波也促使了“三人小组”的产生。“三人小组”是党的组织，“中革军委”是政府机构，它们是共同商量研究问题作出最高层的决策的，不是上下级关系，周恩来同时也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是朱德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朱老总已经身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内，难道还有必要再让他这个军委主席再去兼职三分之一党的军事总负责吗？在实行两长制的中共军队里，司令兼政委的情况有之（反之则没有例证），但通常是尽量避免的，除非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三人小组”其实就是把红军总政委的权责暂时一分为三，仅此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三人小组”没有朱德，是因为不能有朱德，如果有了朱德，会因为朱德的军事才干和作用而使“三人小组”形同虚设。“三人小组”并不是党的正式常设机构，它不像军事部和后来的党的中央军委，它是临时性的组织，可以根据情势取消。在张国焘取代周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前，三人小组早就不复存在了。
     总之，“三人小组”取代不了“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作用。“中革军委主席”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总负责，总政委和“三人小组”则是代表党的军事总负责，它们分工合作，这就好像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的关系。军事命令的下达与军事指挥的实施，都是由“中革军委”与总司令部进行的。红军中，中下级指挥员并不知道什么“三人小组”。所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才是真正的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你如果亲自去看一看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亲历长征》这本书就知道了，全书105篇记述长征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及“三人小组”的，而“总司令部命令”，“中革军委命令”的字样则俯拾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某些电视剧中所臆造的那样。老实说，对“三人小组”的高度关注与渲染，是在文革以后，此前，很少有人提到它。例如，1952 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就没有描述过它。
     把“三人小组”(周、毛、王)叫做“新三人团”的说法是缺乏史料根据的。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不是提出要进入“三人小组”或担任总政委，而是要求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临时中央却宁可让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也不同意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可见中革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多么重要！而且在这个时期的史料里并没有提及“三人小组”，很可能当时就已经取消了。把短暂存在过的“三人小组”附会成新“三人团”，附会成红军最高指挥机构，是文革后编造出来抬高毛在遵义会议后地位的说法。
       最近有人著书，说二渡赤水后毛担任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前敌总指挥。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政治委员是党中央或上级党委派出的代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即所谓的“下最后决心者”），但它不等同于“最后的否决权”， “最后决定权”低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的行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离开党的总方针总政策，不等于政委就是战役总指挥。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有明确的分工，作战指挥主要是司令员的职责，司令是指挥的同义语，前敌司令员就是前敌总指挥。而且，总指挥职务不可能自动丧失又自动恢复。         最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附有一份1956年星火燎原编辑部写给陈毅的信函，询问“十六字诀”产生的时间，陈毅用毛笔字写下了他的回答，说明1928年5月是“十六字诀”广泛宣传的时间，“十六字诀”早在朱毛会师前的1927年冬就已经在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中运用了，当然其发明权属于朱德。
        1937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军将士高呼“朱总司令万岁”，这更加说明朱当时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受尊崇的程度。其实早在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军将士就在就第一次高呼“总司令万岁”。朱也因此成为中共第一个被呼为“万岁”的高级领袖。红军将士口中的万岁既不是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也不是当时党的军事总负责周恩来，更不是周的副手毛，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朱是中共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他牢牢的掌握着军队。对朱德在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先生后来谈到长征时作了评述。他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如果长征不是朱德指挥，或者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衬托，斯诺能这样评述吗？
     应该说，红军时期，除了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到1934年12月的“湘江之战”这一年的时间之外，朱德对红军都有不可捍动的领导权。1937年国共谈判时，蒋介石曾提出“朱毛两须出来做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给蒋的回电则说，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进一步确定：“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见杨奎松《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从中可见朱德在红军中有怎样的地位了。若朱德真是“空头司令”，中央怎能将朱德的去留看的那么重呢？
　　1939年朱德五十四岁生日，这不是一个大寿，尽管他本人予以谢绝，中共北方局还是为其举行了祝寿活动，收到的贺寿的诗文和信件就有四、五千份。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甚至为朱德的生日专门发表了社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写诗称赞朱德“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作家杨朔写诗称赞朱德“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讲话称朱德为抗战“领袖”，并领大家高呼“朱总司令万岁！”等口号，战士们还喊出“我们八路军亲爱的父亲万岁！”。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朱德当时在八路军的地位！朱德不仅有职，而且有权，是中共军队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不是林彪等在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中，为取悦毛，诬称的“空头司令”，更不是一些影视剧中为了某些需要塑造的“酱油司令”。
　　 就战略眼光来说，朱、毛及粟裕算的上是中共最顶尖的战略家，而毛的军事思想，是在和朱德长期共事中，通过学习、吸收朱德的军事理论，才逐渐形成的，毛提出、论述的诸多军事理论源头都来自朱德的军事理论或实践；就战场指挥而言，朱德、粟裕、徐向前、刘伯承、林彪是中共最能打的战将，而其中的林、粟都是朱德带出来的兵，他们的战场指挥基本师承于朱德。
　　毛是个很少亲临前线指挥的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前线指挥基本都以失败告终。2008年，曾任彭德怀秘书的王亚志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彭总跟我说过‘毛是战略家，在战略上毛是高明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并不是很擅长。’”《陈毅传》上说，在井冈山作战的时候，毛在战斗前跟陈毅说，咱们都是党代表，咱们走，在这儿人家(朱德)不好下决心，请示你吧你在具体指挥上不怎么样，不请示吧也不好，战术上的问题不干涉。”毛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党代表、政委、总政委的范畴。懂战略，也不等于会打仗，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党务人员的毛，显然是不熟悉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1928年3月毛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战争年代，中共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德。即使从战略上说，毛的许多重要军事战略思想，根据现有的资料，其实也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譬如游击战争思想、抗日的持久战思想、敌后游击思想等，即使是毛首先总结的战略战术思想，一般也都是朱德的具体实践在前，毛的理论总结在后，或者朱德在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朴素的论述，毛则进行了增补。譬如“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朱德在江西上堡对部队进行整训后就开始实行了；再譬如“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朱德在湘南暴动的坪石之战中，以及在井冈山时和下井冈后的多次战斗中都已经成功运用；还有，对于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何长工曾说过：“朱德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我不能说是唯一的作用。”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最著名的“人民战争”思想，朱德最先在湘南起义之前就以分散部队发动群众为开端积极实践了。人民战争其实是和游击战争相伴而生的，整个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人民战争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实践中运用着、发展着，直到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才首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并对人民战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1946年11月29日，吴玉章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六十大寿》一文中说：“你同毛泽东在二十年革命战斗的过程中，使他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句话比较明确地揭示了以朱德为主的朱毛军事实践与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要是向朱德学习的。
      除军事战略之外，朱德对于中共军队的思想贡献更包括各个时期提出和总结的各种战术原则，譬如滇军时期的“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赣南三整时的“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的仗就不打”；红军时期的游击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抗战时期的十大战术“袭击战、伏击战、防御战、麻雀战、追击战、退却战、破坏战、围困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积极、主动、集中、进攻、迅速、秘密、坚决”，对付日军的战术策略“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日军扫荡的游击作战原则“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抗战末期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等；另外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攻坚战术“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以及歼敌主力的“钓鱼战术”，即“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等等。　
      此外，朱德在军事上的贡献还包括建军、治军上的一些原则、制度和方法。譬如，早在湘南暴动时，朱德就首创的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地方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1945年中共七大，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军队“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建军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一套军事训练的民主体制和教学方法。
     显然，“毛军事思想”，其基础是朱德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实该叫“朱、毛军事思想”。中共军队正是在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打败了蒋介石。而在建国后，解放军的战斗、训练、教育等，也仍然主要是以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为指导的。就像陈毅说的那样，“军队几十年了,还不是按老总的那一套在搞。”
      朱德不仅有丰富的军事思想、高超的战略水平，更是一位极其卓越的战场指挥家。在指挥上，朱德基本上没有可以被人诟病的失败。而且，朱德一生指挥的战斗，基本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朱德在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多变性，部队行动上的机动性，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更是无人可及。可是，军事上如此伟大的朱德，到今天依然被很多自称“了解”历史的人说成是不知兵的“窝囊废”，说什么井冈山会师后，朱就成了橡皮图章。说这种话的人，估计从来就没看过历史教科书以外的第二本有关中共历史的书，所以他们不会知道，1938年林彪离开部队去苏联治病，朱、毛同一天发去了任命新师长的命令，毛任命了罗荣桓，朱德命了陈光，结果是陈光当上了115师的师长，朱不但不是什么橡皮图章，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中共最大的“实力派”。这也是为什么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朱会成为中共两大最高领袖之一。
     陈云曾说：“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是懂军事的”。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根据红军的领导原则，党代表或者政委并不具体负责军事；其次，朱毛红军的军事行动确实主要是朱指挥的，如果军事指挥是以毛为主，那么从1928年井冈会师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么多年里，作为中央重要成员的陈云能对此一无所知吗？
     革命战争年代，在整个中国，朱德是最被民间神话的一个人物，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英雄。署名“绍源”的一位作者在他编译的1946年4月出版的《朱德自传》的小序中这样写道：“朱德在中国，已跟三国里的古代英雄们一样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了。进退迅速，难以捉摸的军事行动，在敌军看来，正如幻影一样不可思议，作为共军总司令的朱德，是一个魔术家。朱德的形象，被裹在各种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里……”，许多地方老百姓都流传说：朱德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他的掌心长着一颗常胜痣，每当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只要朱德一挥手，八路军便无往不胜。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战士们视他(朱德)为神明，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
     其实，解放前，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中国民间还是外国人，都是把朱德作为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者的。首先，“总司令”这个职位，本身就意味着行使的是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而“朱毛”的说法，国民党直到到了台湾都一直延续使用；在中国民间，朱德也比当时国内任何人都更富于英雄色彩和传奇色彩；在外国驻中国的记者、观察者以及将军的眼里，朱德也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统帅。1944年10月，美军四星上将、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在被召回美国时，专门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不能与朱德联合作战抗击日军的遗憾，信中称朱德为“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这封寄给朱德的信，是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时写给中国人的唯一一封信！1946年4月，史迪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如果朱德没有统帅的实，如何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保有这样的名？
    曾跟随朱德参加进军赣南的栗裕曾回忆说，“在进军途中一次听说朱德被打散了，们感觉象天塌了似的，心情都很沉重，很恐慌。因为朱军长有威信，总跟大家在一起。”粟裕说的是朱德引开刘士毅掩护军部撤退那次，当时的情况是朱德一直没消息，部队无精打采、毫无目的地往前跑，突然响起了一片叫声和哭声：“军长死了。”部队一下失去了士气和斗志。毛的亲信，三十一团团长伍中豪当着毛的面把枪往地上一扔：“军长死了，不干了。”试问一个没有强大军事指挥能力的人可以在这种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获得如此的威信？这是凭“资格老”可以办到的？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也说“朱德军事强，毛泽东政治强”，这是完全客观的陈诉。
     1940年5月，朱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朱的离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结束。即便朱、彭在1940年8月实施了他们早先策划的“百团大战”，也无法改变前线部队逐渐开始执行毛消极抗战策略的现实。当然了，毛把朱强留在延安，并不仅仅是因为朱的抗战主张和自己有冲突，这只是次要因素。毛真正的目的有二，一是想让利用朱的威望帮他震慑党内的反对势力，如王、周等人；二是想通过让朱脱离部队，降低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为自己控制军队铺路。1942年整风运动后，毛彻底征服了周恩来，扫除了王明等人，他对党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也在客观上加快了毛控制军队的速度。
     建国后，朱彻底失去军权。没了军权的朱逐渐被毛排挤出高层。不但如此，毛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来矮化朱，以此增加自己的威信。通这矮化、边缘化朱，毛的威信进一步加强了，中共两大领袖格局被打破，中共渐沦为“毛家店”，这也为之后的诸多“人祸”埋下了伏笔。
     经过官方几十年洗脑式的宣传，到今天很多人已经坚信毛是“用兵如神”的人，就像很多人坚信某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样。但如果时间退回到1949年之前，朱才是当时中共官兵心目中的最高军事领袖，是打仗最厉害的人。
《蒋桂战争中红军的行动方针》
——朱德
（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
读你们来信说到：A、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1]调走一部分，对我们的压力减少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B、你们在此期间计划着五县以至于东江暴动，不过你们觉得主观力量不足，就要求红军来帮助（部分帮助你们）。我们因为不知道东江详细情形，无从参考你们这种计划对不对，但请你们要注意。现在蒋桂战争要起来，固然是我们武装暴动的机会，亦只是一个时期，而绝不是唯一暴动时机。而这时期在较大的区域内，只能尽量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斗争，打击反动派势力，红军、赤卫队[2]对外不要公开挂招牌，忙着带红带子。只要在城市及重要乡村组织几个坚强的秘密工会及农会和党的秘密支部，这样才不会易于失败。另外，割据还要踏实地去做，不要只靠红军，过去琼崖[3]、海陆丰[4]的失败，就是单靠红军造成割据，忘却了在敌人势力下面去组织群众和党的秘密组织，以致我们的割据陷于孤立的状态，遂为敌人包围消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教训。应该干辛苦的工作，秘密组织群众工作，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面，有党的活动，有群众的活动。这样才是在切实基础上面造成的公开割据，才可以保得住，展得开，不至昙花一现。四军去年在湘南、湘赣边界于此皆有苦的经验。要请兄处注意，就是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打击反动派，准备和扩大秘密组织（尤其是城市支部，职工会为最要紧的），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 （单纯的农民扑灭城市是危险的），忙着公开干起来。但是各县在一处有特别情形，出于群众迫于不得已的要求公开运动，而非由凡个共产党黄大胆想干时，党的领导应该领导群众，但只能在各该地区内去公开，不能作为全盘计划。
   红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在红军此刻的力量上及过去战术经验上都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强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量得太大。我们在赣南工作一时期，将来是向东江移动。但要看政治环境的变迁如何，赣鄂蒋桂军事结束，他们又来对付我们，就可以向南往粤闽边界移动；如军阀混战结束，在长江中部我们有在此之必要，南行更要慢了。因为事实及应付政治变化，我们此刻就不能分兵去东江，望你们耐苦地奋斗着。
　　各地还须经常地联络，这是暴动必要之条件。盼望东江特委及粤边各县委常有信来，要将东江党务及群众组织、反动军队行动随时告诉我们，并望以后与赣南特委直接发生关系（来信由寻乌、安远、于都三县转可以）。
　　红军二四师在东江下游如何，希望下次来信说明至念！
　　望东江特委能够多派工农或学生前来红军工作，学习军事技术、游击战争战术。广东省委处亦时以我们的行动告之。
（笔者把这封信送给那些喜欢用“东江冒进”来证明朱德不懂军事的人，这封信清楚明白的告诉所有人，朱德当时是明确反对红四军去东江的，他也把他的理由告诉了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朱德对东江形式的判断也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充分体现了朱德作为一个伟大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只不过中央并没有听取他的正确意见，强令红四军挺进东江，才有了后来的失败。那些喜欢用东江冒进来污蔑朱德的人，显然他们压根就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人的党史显然学的并不好，他们的所谓党史知识可能全来自洗脑影视剧，亦或是一些毛左不顾事实的吹捧文章罢了。）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致毛泽东等的信》
——朱德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
背景介绍：1947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五大书记（即政治局五大常委）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延安，另外两个书记朱德和刘少奇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中央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国民党当时在进攻延安，情势比较危急，把核心领导层一分为二是为了防备不测，如果其中一个领导班子出现问题，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领导中共。二是华北部队在中共几大主力里战绩比较差，让朱德去华北，也是要指导华北的军事工作，扭转华北战局，打通华北的交通线，连接东北、中原、华东等主要战区，为战略反攻打好基础。
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1947年7月20日，朱德已在华北指导工作4个月，朱德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基本已经成熟。朱德先是在信里通报了华北军政工作具体情况，然后是委婉的提醒了毛泽东要注意转变战争思维。

毛主席、恩来、弼时[1]、定一[2]、德怀[3]诸： 土地会议[4]后，在今年十一、十二月间，最好召集几个会议：第一是兵工会议；其次是参谋会议，二局、三局[5]的会议；再其次是交通运输会议，就是大车会议亦必须开。因将来大军反攻时，最重要的补充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也是运输的重要。现在各地交通被破坏，已很难修复，虽中央下了命令停止破坏铁路的行动[6]，但战术上的要求仍须破坏。组织运输工具，仅太行有一小型运输公司，除东北有铁道五千公里尚在行驶外，其他地方全靠人力与大车，运粮、运弹与伤兵的后送是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早注意组织及召集这样会议。兵工会议，是迫切必须的。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有些地方条件很好应多办，有些地方可少办。交流经验教训，技术的解决，均须从速，应召集此会议。参谋会议能交流战术、技术上之新发现，及将来反攻所遇到的新情况，应加以考虑，早为准备。二局、三局系统较专，现发展很多，各自为政，如不及早统一，将来有被泄密之各种危险。我意在华北及东北交通便利条件下，可召集这些会议。参谋长叶剑英会后可不回三交[7]。在工委[8]指导下召集这些会议，对反攻是有大帮助的，请你们批准。 晋察冀工作，这三月来已有转变，前己电呈。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约可得一万补充兵，大部是俘虏。地方动员因土改不彻底，难动员来，来了也跑得快，因此充实兵员是一大困难。已注意将后方向前线挤，后勤已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有大进步，并有大希望，机器、原料及人工均不缺乏，本月整理后生产力增加一倍以上，前说迫击炮弹能产五千，现整理后七月能产一万八千颗。野炮弹、山炮弹均能生产，技术上己解决。如大规模生产，经济感觉困难，现预算十八万石小米[9]，将来如加大，须增加一倍至二倍时，预算亦必增加。我与董老[10]商量，决心将此兵工厂现有机器及人力物力，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经济不够，可由董老设法调剂。除炮弹、炸药外，各种子弹、棉花药亦能造。 最近，野战军进行青沧战役[11]及徐固战役[12]后，引起敌人大集中。傅作义[13]部开来两师：一〇一师、骑四师，十六军全部到冀，十三军的第四师也来北平。敌在平、津、保三角地带[14]“扫荡”，并来冀中。野战军正在休息补充中，有很好的运动战的机会，也不能打，只得补充足，整理好。以十个旅打击敌人十个团的计划来进行教育为目的。好好打一次十个团的歼灭战，此间敌人就能大转变，转到只能守，成为被动。这是很有可能的。野战军技术是提高了，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整顿队伍还好，惟组织队伍、巩固部队尚差。因此，两个战役中间不能不要求休息。但是锐气很好，将来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队伍。将来可以再编成一个纵队，加入野战军。现已整编七个地方独立旅，均有老底子的，可抽三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四个纵队就更好使用了。 我往冀中月余。该地人力、物力尚富，如将土改搞好，农民大翻身后，将来可为支援各解放区的策源地，如东北出军，当以冀东、冀中为供给地。在冀东、冀中两地打好几个大仗，消灭蒋、傅[15]主力于此地，比消灭其于察热[16]地带为有利，因是在主要根据地中、群众条件好，供给容易，我之交通运输容易，各种重炮均能使用。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可能寻求机动战，应在结冰时，在北宁路[17]秦皇岛、唐山等地，攻其所必救。如在此打好了仗，对傅之察热的进攻容易。那时将配合内蒙、热河的骑兵，袭扰傅之绥远[18] 五原的大后方，作不断的袭扰，截断平绥路[19]成为数段，再用大兵各个歼灭之。据杨得志[20]说，不要轻视傅作义，他有两手，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能空、骑、步、炮配合使用，就是他的长处。如分散他，他的战斗力并不很强。这个话是对的、我们应注意。如进行战役，当在明年春后为宜。
【各解放区野战军反攻时，应特别注意组织后方运输补给，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大部由前线解决），也是心须的。现时敌人处处有碉堡，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才能顺利克服碉堡的困难。
（这段是本文中最重要的一段，朱德委婉提醒毛，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要注意转变战争思维。朱德这个提醒充分照顾到了毛的面子，“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这句话为毛长期忽视后勤的习惯留了余地，但朱德无疑是告诉了毛，进行战略反攻已经不是以前的游击战，而是大兵团作战，是不能中断战线的重兵运动战，不可避免的还要涉及到攻坚战，必须要有后勤保障。但毛并没有理睬朱德的提醒，坚决要弄个“大手笔”，命刘伯承来了个“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跃进大别山之前晋冀鲁豫军区有42万人马，是中共关内部队中最强大的；跃进大别山之后刘伯承只剩了十几万人，重武器也全丢了，一支实力强大的野战军被毛搞成了大型游击队，本来应该在关内战场唱主角的刘伯承，也因此沦为粟裕的配角。此时的毛显然已经认为自己的战略眼光早就不在朱德之下了，甚至他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朱德，所以才有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样的大昏招出现。事实上，毛虽然已悟透朱德的游击战思想，并以朱德的的军事实践和理论为基础，总结出一套有自己标签的战争理论。但这些仅限于游击战，对于正规战来说，毛还是存在极大的盲点。）】
此间将来能为前线补充的，一是大批干部，拟抽调一万个干部，训练一时期，逐次应各方之请求，给予之；二是炸药、炮弹，将来也能供给。我们向这两方面努力，帮助前线。现邮政各区都办得不坏，一般的通信及书报可经过邮线通邮。

【长期以来，出于神话毛的需要，朱德形象被严重歪曲】
     朱德是中共武装力量最重要的创始人，被各界公认为“红军之父”，也是共军唯一的总司令。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后，各类宣传及部分影视作品，出于造神的需要，有意的把朱德塑造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军中摆设，一个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这种不顾事实的错误宣传，不但丑化了朱德，也贬低了中共自己。试问在血雨腥风，各方搏命的战争年代，军队总司令居然是个“摆设”！可能吗？事实自不是如此。从中共1930年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1954年10月撤销，24年时间，朱一直都担任这一职务，从未更换，原因就在于他是中共无可替代的军事统帅，正是朱德一手奠定了中共的军事基础。到今天，还有些自称“了解”历史的人，说什么朱“不懂军事”，只是“资格老”罢了云云。每次看到这种言论，是既觉得可笑又感到可悲。文革都结束这么多年了，它的余毒还在毒害某些人的思想，而这些人还浑然不觉，甚至自以为是。
      这些人最爱拿“八月失败”和“东江冒进”说事，以此证明朱不会打仗，离开毛就不行。有这种认识的人，显然压根就不了解这两个事件。“八月失败”不仅指朱德在湘南的失败，也包括毛在井冈山的失败，朱出征湘南后，毛接连吃败仗，丢光了井冈山周围的所有地盘；另外，“八月失败”起源于进军湘南，而进军湘南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命令，朱德也是反对的，只是井冈山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以农民军为主的29团官兵迫切希望回到家乡，以致连朱德的反复劝说都无济于事。最后，在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命令，以及29团官兵强烈要求下，朱德才出征湘南，而最后湘南的失败也正是29团私自分散回乡引起的，29团溃散让本来顺利的军事行动遭受了惨败。至于“东江冒进”则是由于中央和福建省委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料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红四军向广东发展，朱德一直就反对，认为条件不成熟。为此朱德还专门写信(《蒋桂战争中红军的行动方针》)给福建省委，陈诉自己的意见。只不过中央和福建省委并没采纳他的正确意见，而是一意孤行的督促朱德南下，这才有了在东江的失败。不管是“八月失败”还是“东江冒进”，都是上级党委错误指挥造成的，这是政治因素，跟军事基本无关，朱德的责任在于阻止不力，用这两次失败来证明朱德不会打仗，实在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何况红四军"三下龙岩"和"两次反三省会剿"的重大胜利,都是朱德在和毛发生分歧后，独立指挥的，其中一举攻下上杭城更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大胜利，朱德上井冈山之前也没有毛，照样取得辉煌胜利，在湘南做出大局面，怎么能说朱没毛就不行了呢？事实恰恰相反，毛没有朱的时候，在军事上才是真正不行的，正像谭震林在文革后说的那样：“假若朱德不把南昌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那井冈山将很难维持下去.....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国共二次内战时期也是如此，1947年，朱去华北指导军事和生产，毛留在延安指挥其他部队，朱走了没多久，毛就作出了命令刘邓挺进大别山的大昏招。刘邓晋冀鲁豫军区的四十万大军，在挺进大别山后只剩下十几万人，重武器也丢光了，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就这样被毛搞成了大型游击队，失去了大规模野战的能力，这样的大败招，正是毛离开朱的结果。
　　     这些人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说过朱德，“你从来没当过一天总司令”；1966年5月的朱德批判会上，林彪再一次说朱德“一天总司令都没当过”。林彪是朱、毛的老部下，他的话难道还不可信吗？其实，林的这些话，无非是演给毛看的戏罢了，林通过抹杀朱来讨好毛，换来毛的信任。就在同一次批判会上，陈毅还说朱德要造反呢，如果有人为这种话认真，那简直就是笑话。实际上一年前军队反教条主义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类似的戏林已经演过一次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也同样声色俱厉地攻击刘伯承，说刘伯承对二野没起什么作用！这种明显带有政治意味的话也能信？
       这里顺便提一下流传很广的“朱德败于刘伯承”的传闻。1920年靖川之战中，唐继尧的滇黔联军是被熊克武、刘存厚的四川联军打败，但我们不能因为刘帅所在的川军打败了朱德所在的滇军，就认为朱是刘的手下败将，毕竟朱、刘并不是双方的主帅，而且也没有史料能证明，他们有直接的交锋。刘帅后来确实当着朱德的面说过朱是他手下败将的话，但这明显是玩笑话。靖川之战时，朱德是滇军第二军下面第三旅(混成旅)的旅长，刘伯承是川军第五师第二旅第一团的团长，滇军中无“师”的设置，因此，朱德的军职实际上相当于师长，比刘伯承高两级，兵力至少是刘的三倍。想一想，如果当时刘真用一个团打败了朱的一个混成旅，作为朱德的部属，刘还会当着朱德的面将这话对别人说吗？显然，这只是个玩笑。其实，根据《朱德自述》，此战开始时，朱德倒是率领自己的混成旅打垮了川军两个师。朱德击溃优势兵力的川军，一度兵临成都城下，只是因为四川整体战局不利于滇军，朱德的胜利也改变不了大局，最终滇军撤出四川，靖川之战宣告结束。
      有人说：朱德在红军时期指挥的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比不上国共二次内战时期那些野战军指挥官指挥的动辄数十万的大战役，所以林、粟、刘等人的军事能力比朱德更强。
      首先，以指挥战役规模的大小作为评判指挥官的优劣，那不就意味着中共任何一个兵团以上的指挥官都比亚力山大、项羽、恺撒们更为杰出？其次，林、粟等指挥的大兵团作战规模宏大，但还不是在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之下？将一个野战军的指挥者凌驾于指挥所有野战军的总司令之上，这不是搞笑吗？如果非要将这些野战军指挥者的能力排在总司令之前，那么野战军司令员也是要依靠下面各军军长的，军事能力也就不如这些军长，军长又不如师长，如此类推，最后的结论必然是：任何一个有点军事机动权的排长、班长，以至士兵，都比林、粟等人的军事能力强！另外，彭、林、刘、粟等人哪个不是在朱德的领导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林彪和粟裕。
     如果说林彪还有点黄埔的底子，那么，粟裕则仅在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接受过初级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知识、作战手段，基本上还不都是跟朱德所学？他的著名的“三好打”战术思想还不是与朱德很早就强调的富于唯物辨证法的寻找敌人弱点的战术思想一脉相承？国共二次内战初期，刘伯承称朱德为“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徐向前也说过“朱德是为战争而生，是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朱德结合中、日、德、俄等国的军事理论和自己丰富而又特殊的军事实践所总结出的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战术，早已在全军中生根发芽，成为指导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林彪、粟裕、陈光、黄克诚、萧克、杨得志、邓华等人，哪个不是跟朱德学的战略战术，哪个不是朱德的学生？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等人，哪个的战术思想中能摆脱朱德的影子？其实，从1929年以后，朱毛的经验便已经通过当时的临时中央被传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
    当我们极力夸赞林、粟等人的军事才能时，为什么要无视他们军事上的“导师”？
     有人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有个“三人小组”在指挥红军，而“三人小组”没有朱，说明朱没指挥权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由于对中共军队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缺乏了解的缘故。近年来，在某些有关长征的电视剧中，把“三人小组”描绘成是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甚至把这个“三人小组”附会成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34年夏季为了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是党的临时“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它的职责是“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决策”，显然，其地位非常重要。但是，某些人往往“忽略”了，与它平行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革军委”，以及红军总司令部，它们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按照中央局在1932年的规定，“中革军委”拥有作战计划与决定权，红军总司令部具有作战指挥权，负责进行战役部署和下达作战命令并实施战役战斗指挥。而且，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党的中央代表审批。所以，“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才是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要注意，“战略决策”、“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与决定”、“战役战斗作战指挥”，其含义和职能是不同的。举凡重大问题，这两个机构是要合署相商的，“中革军委”也是有权参与战略决策与行动方针的研究讨论的，它们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分工的不同。尽管最后决定权归党的总负责，但绝不是总负责决定和指挥一切，朱德，身兼中革军委主席，是始终参加最高决策层的决策研究的。所以，即便是“三人团”，名义上也不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何况是职权远低于“三人团”的“三人小组”？他们怎么可能绕过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去具体指挥红军？
     实际上，“三人小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立的，二渡赤水后在荀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朱毛发生分歧，其他所有20多个与会者都站在了朱德一边。因而，这场风波也促使了“三人小组”的产生。“三人小组”是党的组织，“中革军委”是政府机构，它们是共同商量研究问题作出最高层的决策的，不是上下级关系，周恩来同时也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是朱德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朱老总已经身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内，难道还有必要再让他这个军委主席再去兼职三分之一党的军事总负责吗？在实行两长制的中共军队里，司令兼政委的情况有之（反之则没有例证），但通常是尽量避免的，除非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三人小组”其实就是把红军总政委的权责暂时一分为三，仅此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三人小组”没有朱德，是因为不能有朱德，如果有了朱德，会因为朱德的军事才干和作用而使“三人小组”形同虚设。“三人小组”并不是党的正式常设机构，它不像军事部和后来的党的中央军委，它是临时性的组织，可以根据情势取消。在张国焘取代周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前，三人小组早就不复存在了。
     总之，“三人小组”取代不了“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作用。“中革军委主席”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总负责，总政委和“三人小组”则是代表党的军事总负责，它们分工合作，这就好像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的关系。军事命令的下达与军事指挥的实施，都是由“中革军委”与总司令部进行的。红军中，中下级指挥员并不知道什么“三人小组”。所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才是真正的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你如果亲自去看一看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亲历长征》这本书就知道了，全书105篇记述长征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及“三人小组”的，而“总司令部命令”，“中革军委命令”的字样则俯拾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某些电视剧中所臆造的那样。老实说，对“三人小组”的高度关注与渲染，是在文革以后，此前，很少有人提到它。例如，1952 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就没有描述过它。
     把“三人小组”(周、毛、王)叫做“新三人团”的说法是缺乏史料根据的。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不是提出要进入“三人小组”或担任总政委，而是要求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临时中央却宁可让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也不同意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可见中革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多么重要！而且在这个时期的史料里并没有提及“三人小组”，很可能当时就已经取消了。把短暂存在过的“三人小组”附会成新“三人团”，附会成红军最高指挥机构，是文革后编造出来抬高毛在遵义会议后地位的说法。
       最近有人著书，说二渡赤水后毛担任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前敌总指挥。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政治委员是党中央或上级党委派出的代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即所谓的“下最后决心者”），但它不等同于“最后的否决权”， “最后决定权”低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的行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离开党的总方针总政策，不等于政委就是战役总指挥。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有明确的分工，作战指挥主要是司令员的职责，司令是指挥的同义语，前敌司令员就是前敌总指挥。而且，总指挥职务不可能自动丧失又自动恢复。         最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附有一份1956年星火燎原编辑部写给陈毅的信函，询问“十六字诀”产生的时间，陈毅用毛笔字写下了他的回答，说明1928年5月是“十六字诀”广泛宣传的时间，“十六字诀”早在朱毛会师前的1927年冬就已经在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中运用了，当然其发明权属于朱德。
        1937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军将士高呼“朱总司令万岁”，这更加说明朱当时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受尊崇的程度。其实早在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军将士就在就第一次高呼“总司令万岁”。朱也因此成为中共第一个被呼为“万岁”的高级领袖。红军将士口中的万岁既不是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也不是当时党的军事总负责周恩来，更不是周的副手毛，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朱是中共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他牢牢的掌握着军队。对朱德在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先生后来谈到长征时作了评述。他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如果长征不是朱德指挥，或者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衬托，斯诺能这样评述吗？
     应该说，红军时期，除了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到1934年12月的“湘江之战”这一年的时间之外，朱德对红军都有不可捍动的领导权。1937年国共谈判时，蒋介石曾提出“朱毛两须出来做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给蒋的回电则说，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进一步确定：“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见杨奎松《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从中可见朱德在红军中有怎样的地位了。若朱德真是“空头司令”，中央怎能将朱德的去留看的那么重呢？
　　1939年朱德五十四岁生日，这不是一个大寿，尽管他本人予以谢绝，中共北方局还是为其举行了祝寿活动，收到的贺寿的诗文和信件就有四、五千份。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甚至为朱德的生日专门发表了社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写诗称赞朱德“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作家杨朔写诗称赞朱德“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讲话称朱德为抗战“领袖”，并领大家高呼“朱总司令万岁！”等口号，战士们还喊出“我们八路军亲爱的父亲万岁！”。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朱德当时在八路军的地位！朱德不仅有职，而且有权，是中共军队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不是林彪等在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中，为取悦毛，诬称的“空头司令”，更不是一些影视剧中为了某些需要塑造的“酱油司令”。
　　 就战略眼光来说，朱、毛及粟裕算的上是中共最顶尖的战略家，而毛的军事思想，是在和朱德长期共事中，通过学习、吸收朱德的军事理论，才逐渐形成的，毛提出、论述的诸多军事理论源头都来自朱德的军事理论或实践；就战场指挥而言，朱德、粟裕、徐向前、刘伯承、林彪是中共最能打的战将，而其中的林、粟都是朱德带出来的兵，他们的战场指挥基本师承于朱德。
　　毛是个很少亲临前线指挥的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前线指挥基本都以失败告终。2008年，曾任彭德怀秘书的王亚志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彭总跟我说过‘毛是战略家，在战略上毛是高明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并不是很擅长。’”《陈毅传》上说，在井冈山作战的时候，毛在战斗前跟陈毅说，咱们都是党代表，咱们走，在这儿人家(朱德)不好下决心，请示你吧你在具体指挥上不怎么样，不请示吧也不好，战术上的问题不干涉。”毛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党代表、政委、总政委的范畴。懂战略，也不等于会打仗，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党务人员的毛，显然是不熟悉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1928年3月毛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战争年代，中共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德。即使从战略上说，毛的许多重要军事战略思想，根据现有的资料，其实也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譬如游击战争思想、抗日的持久战思想、敌后游击思想等，即使是毛首先总结的战略战术思想，一般也都是朱德的具体实践在前，毛的理论总结在后，或者朱德在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朴素的论述，毛则进行了增补。譬如“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朱德在江西上堡对部队进行整训后就开始实行了；再譬如“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朱德在湘南暴动的坪石之战中，以及在井冈山时和下井冈后的多次战斗中都已经成功运用；还有，对于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何长工曾说过：“朱德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我不能说是唯一的作用。”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最著名的“人民战争”思想，朱德最先在湘南起义之前就以分散部队发动群众为开端积极实践了。人民战争其实是和游击战争相伴而生的，整个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人民战争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实践中运用着、发展着，直到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才首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并对人民战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1946年11月29日，吴玉章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六十大寿》一文中说：“你同毛泽东在二十年革命战斗的过程中，使他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句话比较明确地揭示了以朱德为主的朱毛军事实践与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要是向朱德学习的。
      除军事战略之外，朱德对于中共军队的思想贡献更包括各个时期提出和总结的各种战术原则，譬如滇军时期的“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赣南三整时的“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的仗就不打”；红军时期的游击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抗战时期的十大战术“袭击战、伏击战、防御战、麻雀战、追击战、退却战、破坏战、围困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积极、主动、集中、进攻、迅速、秘密、坚决”，对付日军的战术策略“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日军扫荡的游击作战原则“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抗战末期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等；另外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攻坚战术“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以及歼敌主力的“钓鱼战术”，即“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等等。　
      此外，朱德在军事上的贡献还包括建军、治军上的一些原则、制度和方法。譬如，早在湘南暴动时，朱德就首创的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地方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1945年中共七大，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军队“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建军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一套军事训练的民主体制和教学方法。
     显然，“毛军事思想”，其基础是朱德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实该叫“朱、毛军事思想”。中共军队正是在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打败了蒋介石。而在建国后，解放军的战斗、训练、教育等，也仍然主要是以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为指导的。就像陈毅说的那样，“军队几十年了,还不是按老总的那一套在搞。”
      朱德不仅有丰富的军事思想、高超的战略水平，更是一位极其卓越的战场指挥家。在指挥上，朱德基本上没有可以被人诟病的失败。而且，朱德一生指挥的战斗，基本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朱德在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多变性，部队行动上的机动性，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更是无人可及。可是，军事上如此伟大的朱德，到今天依然被很多自称“了解”历史的人说成是不知兵的“窝囊废”，说什么井冈山会师后，朱就成了橡皮图章。说这种话的人，估计从来就没看过历史教科书以外的第二本有关中共历史的书，所以他们不会知道，1938年林彪离开部队去苏联治病，朱、毛同一天发去了任命新师长的命令，毛任命了罗荣桓，朱德命了陈光，结果是陈光当上了115师的师长，朱不但不是什么橡皮图章，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中共最大的“实力派”。这也是为什么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朱会成为中共两大最高领袖之一。
     陈云曾说：“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是懂军事的”。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根据红军的领导原则，党代表或者政委并不具体负责军事；其次，朱毛红军的军事行动确实主要是朱指挥的，如果军事指挥是以毛为主，那么从1928年井冈会师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么多年里，作为中央重要成员的陈云能对此一无所知吗？
     革命战争年代，在整个中国，朱德是最被民间神话的一个人物，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英雄。署名“绍源”的一位作者在他编译的1946年4月出版的《朱德自传》的小序中这样写道：“朱德在中国，已跟三国里的古代英雄们一样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了。进退迅速，难以捉摸的军事行动，在敌军看来，正如幻影一样不可思议，作为共军总司令的朱德，是一个魔术家。朱德的形象，被裹在各种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里……”，许多地方老百姓都流传说：朱德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他的掌心长着一颗常胜痣，每当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只要朱德一挥手，八路军便无往不胜。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战士们视他(朱德)为神明，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
     其实，解放前，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中国民间还是外国人，都是把朱德作为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者的。首先，“总司令”这个职位，本身就意味着行使的是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而“朱毛”的说法，国民党直到到了台湾都一直延续使用；在中国民间，朱德也比当时国内任何人都更富于英雄色彩和传奇色彩；在外国驻中国的记者、观察者以及将军的眼里，朱德也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统帅。1944年10月，美军四星上将、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在被召回美国时，专门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不能与朱德联合作战抗击日军的遗憾，信中称朱德为“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这封寄给朱德的信，是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时写给中国人的唯一一封信！1946年4月，史迪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如果朱德没有统帅的实，如何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保有这样的名？
    曾跟随朱德参加进军赣南的栗裕曾回忆说，“在进军途中一次听说朱德被打散了，们感觉象天塌了似的，心情都很沉重，很恐慌。因为朱军长有威信，总跟大家在一起。”粟裕说的是朱德引开刘士毅掩护军部撤退那次，当时的情况是朱德一直没消息，部队无精打采、毫无目的地往前跑，突然响起了一片叫声和哭声：“军长死了。”部队一下失去了士气和斗志。毛的亲信，三十一团团长伍中豪当着毛的面把枪往地上一扔：“军长死了，不干了。”试问一个没有强大军事指挥能力的人可以在这种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获得如此的威信？这是凭“资格老”可以办到的？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也说“朱德军事强，毛泽东政治强”，这是完全客观的陈诉。
     1940年5月，朱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朱的离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结束。即便朱、彭在1940年8月实施了他们早先策划的“百团大战”，也无法改变前线部队逐渐开始执行毛消极抗战策略的现实。当然了，毛把朱强留在延安，并不仅仅是因为朱的抗战主张和自己有冲突，这只是次要因素。毛真正的目的有二，一是想让利用朱的威望帮他震慑党内的反对势力，如王、周等人；二是想通过让朱脱离部队，降低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为自己控制军队铺路。1942年整风运动后，毛彻底征服了周恩来，扫除了王明等人，他对党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也在客观上加快了毛控制军队的速度。
     建国后，朱彻底失去军权。没了军权的朱逐渐被毛排挤出高层。不但如此，毛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来矮化朱，以此增加自己的威信。通这矮化、边缘化朱，毛的威信进一步加强了，中共两大领袖格局被打破，中共渐沦为“毛家店”，这也为之后的诸多“人祸”埋下了伏笔。
     经过官方几十年洗脑式的宣传，到今天很多人已经坚信毛是“用兵如神”的人，就像很多人坚信某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样。但如果时间退回到1949年之前，朱才是当时中共官兵心目中的最高军事领袖，是打仗最厉害的人。
《蒋桂战争中红军的行动方针》
——朱德
（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
读你们来信说到：A、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1]调走一部分，对我们的压力减少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B、你们在此期间计划着五县以至于东江暴动，不过你们觉得主观力量不足，就要求红军来帮助（部分帮助你们）。我们因为不知道东江详细情形，无从参考你们这种计划对不对，但请你们要注意。现在蒋桂战争要起来，固然是我们武装暴动的机会，亦只是一个时期，而绝不是唯一暴动时机。而这时期在较大的区域内，只能尽量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斗争，打击反动派势力，红军、赤卫队[2]对外不要公开挂招牌，忙着带红带子。只要在城市及重要乡村组织几个坚强的秘密工会及农会和党的秘密支部，这样才不会易于失败。另外，割据还要踏实地去做，不要只靠红军，过去琼崖[3]、海陆丰[4]的失败，就是单靠红军造成割据，忘却了在敌人势力下面去组织群众和党的秘密组织，以致我们的割据陷于孤立的状态，遂为敌人包围消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教训。应该干辛苦的工作，秘密组织群众工作，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面，有党的活动，有群众的活动。这样才是在切实基础上面造成的公开割据，才可以保得住，展得开，不至昙花一现。四军去年在湘南、湘赣边界于此皆有苦的经验。要请兄处注意，就是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打击反动派，准备和扩大秘密组织（尤其是城市支部，职工会为最要紧的），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 （单纯的农民扑灭城市是危险的），忙着公开干起来。但是各县在一处有特别情形，出于群众迫于不得已的要求公开运动，而非由凡个共产党黄大胆想干时，党的领导应该领导群众，但只能在各该地区内去公开，不能作为全盘计划。
   红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在红军此刻的力量上及过去战术经验上都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强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量得太大。我们在赣南工作一时期，将来是向东江移动。但要看政治环境的变迁如何，赣鄂蒋桂军事结束，他们又来对付我们，就可以向南往粤闽边界移动；如军阀混战结束，在长江中部我们有在此之必要，南行更要慢了。因为事实及应付政治变化，我们此刻就不能分兵去东江，望你们耐苦地奋斗着。
　　各地还须经常地联络，这是暴动必要之条件。盼望东江特委及粤边各县委常有信来，要将东江党务及群众组织、反动军队行动随时告诉我们，并望以后与赣南特委直接发生关系（来信由寻乌、安远、于都三县转可以）。
　　红军二四师在东江下游如何，希望下次来信说明至念！
　　望东江特委能够多派工农或学生前来红军工作，学习军事技术、游击战争战术。广东省委处亦时以我们的行动告之。
（笔者把这封信送给那些喜欢用“东江冒进”来证明朱德不懂军事的人，这封信清楚明白的告诉所有人，朱德当时是明确反对红四军去东江的，他也把他的理由告诉了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朱德对东江形式的判断也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充分体现了朱德作为一个伟大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只不过中央并没有听取他的正确意见，强令红四军挺进东江，才有了后来的失败。那些喜欢用东江冒进来污蔑朱德的人，显然他们压根就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人的党史显然学的并不好，他们的所谓党史知识可能全来自洗脑影视剧，亦或是一些毛左不顾事实的吹捧文章罢了。）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致毛泽东等的信》
——朱德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
背景介绍：1947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五大书记（即政治局五大常委）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延安，另外两个书记朱德和刘少奇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中央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国民党当时在进攻延安，情势比较危急，把核心领导层一分为二是为了防备不测，如果其中一个领导班子出现问题，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领导中共。二是华北部队在中共几大主力里战绩比较差，让朱德去华北，也是要指导华北的军事工作，扭转华北战局，打通华北的交通线，连接东北、中原、华东等主要战区，为战略反攻打好基础。
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1947年7月20日，朱德已在华北指导工作4个月，朱德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基本已经成熟。朱德先是在信里通报了华北军政工作具体情况，然后是委婉的提醒了毛泽东要注意转变战争思维。

毛主席、恩来、弼时[1]、定一[2]、德怀[3]诸： 土地会议[4]后，在今年十一、十二月间，最好召集几个会议：第一是兵工会议；其次是参谋会议，二局、三局[5]的会议；再其次是交通运输会议，就是大车会议亦必须开。因将来大军反攻时，最重要的补充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也是运输的重要。现在各地交通被破坏，已很难修复，虽中央下了命令停止破坏铁路的行动[6]，但战术上的要求仍须破坏。组织运输工具，仅太行有一小型运输公司，除东北有铁道五千公里尚在行驶外，其他地方全靠人力与大车，运粮、运弹与伤兵的后送是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早注意组织及召集这样会议。兵工会议，是迫切必须的。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有些地方条件很好应多办，有些地方可少办。交流经验教训，技术的解决，均须从速，应召集此会议。参谋会议能交流战术、技术上之新发现，及将来反攻所遇到的新情况，应加以考虑，早为准备。二局、三局系统较专，现发展很多，各自为政，如不及早统一，将来有被泄密之各种危险。我意在华北及东北交通便利条件下，可召集这些会议。参谋长叶剑英会后可不回三交[7]。在工委[8]指导下召集这些会议，对反攻是有大帮助的，请你们批准。 晋察冀工作，这三月来已有转变，前己电呈。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约可得一万补充兵，大部是俘虏。地方动员因土改不彻底，难动员来，来了也跑得快，因此充实兵员是一大困难。已注意将后方向前线挤，后勤已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有大进步，并有大希望，机器、原料及人工均不缺乏，本月整理后生产力增加一倍以上，前说迫击炮弹能产五千，现整理后七月能产一万八千颗。野炮弹、山炮弹均能生产，技术上己解决。如大规模生产，经济感觉困难，现预算十八万石小米[9]，将来如加大，须增加一倍至二倍时，预算亦必增加。我与董老[10]商量，决心将此兵工厂现有机器及人力物力，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经济不够，可由董老设法调剂。除炮弹、炸药外，各种子弹、棉花药亦能造。 最近，野战军进行青沧战役[11]及徐固战役[12]后，引起敌人大集中。傅作义[13]部开来两师：一〇一师、骑四师，十六军全部到冀，十三军的第四师也来北平。敌在平、津、保三角地带[14]“扫荡”，并来冀中。野战军正在休息补充中，有很好的运动战的机会，也不能打，只得补充足，整理好。以十个旅打击敌人十个团的计划来进行教育为目的。好好打一次十个团的歼灭战，此间敌人就能大转变，转到只能守，成为被动。这是很有可能的。野战军技术是提高了，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整顿队伍还好，惟组织队伍、巩固部队尚差。因此，两个战役中间不能不要求休息。但是锐气很好，将来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队伍。将来可以再编成一个纵队，加入野战军。现已整编七个地方独立旅，均有老底子的，可抽三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四个纵队就更好使用了。 我往冀中月余。该地人力、物力尚富，如将土改搞好，农民大翻身后，将来可为支援各解放区的策源地，如东北出军，当以冀东、冀中为供给地。在冀东、冀中两地打好几个大仗，消灭蒋、傅[15]主力于此地，比消灭其于察热[16]地带为有利，因是在主要根据地中、群众条件好，供给容易，我之交通运输容易，各种重炮均能使用。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可能寻求机动战，应在结冰时，在北宁路[17]秦皇岛、唐山等地，攻其所必救。如在此打好了仗，对傅之察热的进攻容易。那时将配合内蒙、热河的骑兵，袭扰傅之绥远[18] 五原的大后方，作不断的袭扰，截断平绥路[19]成为数段，再用大兵各个歼灭之。据杨得志[20]说，不要轻视傅作义，他有两手，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能空、骑、步、炮配合使用，就是他的长处。如分散他，他的战斗力并不很强。这个话是对的、我们应注意。如进行战役，当在明年春后为宜。
【各解放区野战军反攻时，应特别注意组织后方运输补给，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大部由前线解决），也是心须的。现时敌人处处有碉堡，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才能顺利克服碉堡的困难。
（这段是本文中最重要的一段，朱德委婉提醒毛，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要注意转变战争思维。朱德这个提醒充分照顾到了毛的面子，“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这句话为毛长期忽视后勤的习惯留了余地，但朱德无疑是告诉了毛，进行战略反攻已经不是以前的游击战，而是大兵团作战，是不能中断战线的重兵运动战，不可避免的还要涉及到攻坚战，必须要有后勤保障。但毛并没有理睬朱德的提醒，坚决要弄个“大手笔”，命刘伯承来了个“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跃进大别山之前晋冀鲁豫军区有42万人马，是中共关内部队中最强大的；跃进大别山之后刘伯承只剩了十几万人，重武器也全丢了，一支实力强大的野战军被毛搞成了大型游击队，本来应该在关内战场唱主角的刘伯承，也因此沦为粟裕的配角。此时的毛显然已经认为自己的战略眼光早就不在朱德之下了，甚至他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朱德，所以才有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样的大昏招出现。事实上，毛虽然已悟透朱德的游击战思想，并以朱德的的军事实践和理论为基础，总结出一套有自己标签的战争理论。但这些仅限于游击战，对于正规战来说，毛还是存在极大的盲点。）】
此间将来能为前线补充的，一是大批干部，拟抽调一万个干部，训练一时期，逐次应各方之请求，给予之；二是炸药、炮弹，将来也能供给。我们向这两方面努力，帮助前线。现邮政各区都办得不坏，一般的通信及书报可经过邮线通邮。

【朱德谋划内战的战略布局】
     对于国共二次内战，朱德提出了“南面定天下”的战略，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抢占东北，构成从华北到东北的大片北方国土上“我强敌弱”的态势。第二步：由北向南，逐个消灭敌人，并在中原与地区之决战，奠定胜利基础。
     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数量则是军队数量的二倍，所控制的人口就如朱德在抗战之初设想的，达到了一亿之巨，地区主要包括华东的苏北、山东以及华北大部和西北一部，也就是说，中国二、三千年以来传统的政治、军事中心地区大部已经被中共所控制。很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中共军队与红军时期的装备已经完全不同，红军时期装备是万国式的，而且最好的状态下部队也只有配备50%左右武器，并存在着弹药严重短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则不同，1941年后基本不再与日军作战，就抗日来说主要是进攻没有战斗意志的伪军，从而得到了大量日式装备，同时消灭国军的敌后抗日游击部队，中共称为“顽军”，因此，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了以精良的日式装备为主、以传统的杂牌装备为辅的军队，拥有了自己的军工厂，弹药充足，部队装备的配备率基本达到了完整，尚短缺的主要是重炮、坦克、飞机。
当然，中共武装相对于国军来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水平都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国军在抗战晚期原有四百三十万人左右军队，抗战后进行了部分裁军和整编，总数量减少为约三百六、七十万人，武器配备和弹药充足，拥有重炮、坦克、飞机和少量海军，并有几十万完全美式装备的建制师。但是，国、共之间的兵力和装备差距在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开始时得到了很大缩小，解放军的弱势突然大大降低，关键即在于解放军迅速进入东北，不仅扩大了兵力，更得到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和满州国伪军的精良装备，使中共拥有了大量重炮。
     1945年8月15日由朱德签署了《命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这个没有得到国民政府授权的命令冈村宁次当然不会接受，但这个命令却是中共独立向日军发出的一个强烈威胁。“七大”实际等于正式承认了中共由两个领袖领导，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朱德是军队的领袖，因此，“七大”之后朱德的军权实际已经恢复。客观上，这时候毛泽东也不得不把实际权力与朱德共享，这主要是由两个具体问题决定的，一是中共山头问题，在“七大”期间，中共山头问题成为了议论热点之一。这时候所谓“山头”，主要就是军队的山头。朱德1940年前在前线时，虽然他带去二万五千人部队发展为了四十多万人，但由于受朱德直接指挥，山头问题并没有显示出来。之后八路军、新四军从五十多万人发展为一百二十万人，而前方党、军两方面又是将近五年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领袖，因此，山头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军“神”朱德的权威进行具体介入是不行的。二是国内外形势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战，请出中共军事上的权威朱德，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皖南事变之后已经被雪藏四年多的朱德会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封神”，原因就在于此。到1944年底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欧、亚战场的最后胜利已经彻底明朗，国军从未有过地转入了避免进行大战役的状态，以保存实力，尽量让美军在太平洋上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国内外战略形势极其复杂、微妙，对中共来说如何判断和决策利益重大，而毛泽东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比如，关于苏联出兵中国进攻日军问题，毛泽东处于既希望又怀疑的状态，苏联出兵的话他又认为苏军和外蒙古军会进攻华北，但朱德不仅认为苏联会出兵中国，而且认为会出兵东北消灭长期威慑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主力。
    现在一般的史家都承认，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共获胜的关键之一是中共及时进军了东北。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0月11日毛泽东才飞回延安。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由刘少奇暂时主持。8月29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8月30日，朱德、刘少奇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向北往东北发展，南面江南新四军调到江北，向山东地区收缩。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目前的任务和战略部署》，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根据这些文本和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情况，一些中共党史著作把中共军队进军东北的功劳主要按在了刘少奇头上，认为是由刘少奇决策的这一英明战略。事实上真正的决策者是朱德而非刘少奇。
     在争夺地盘这个问题上，进入东北地区并不需要什么发明，国军自然想要抢占东北，占据华北的中共就近东北，因此向东北发展也是很自然的。在8月14日中、苏《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写道：“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可见国民政府是完全想到进军东北问题的。中共方面，在“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毛泽东十分英明，甚至在“七大”上说：“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在进军东北这个问题的大方向上，朱德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但是，关键不在于想到，而是在于如何获取东北。在如何获取东北问题上，不懂军事技术的毛泽东等人是比较迟疑、犹豫的，而朱德则更大胆而机智，更显示出他的战略敏锐性。
     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准备投降的次日，朱德即向中共各地武装连续发布了七号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即是向东北进军：“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这个命令既是控制进入东北的门户，又是深入辽宁，所使用的基本都是已经归属中共的原东北军部队，还不是向东北的全面进军。当时中共进军东北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障碍，那就是苏联的态度还不明朗，朱德使用原东北军部队属于“还乡”，巧妙地绕开了相关的政治问题。
     8月11日朱德就发出这样的命令，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日记的记载，朱德判断苏联将会出兵中国东北，是中共领袖中几乎唯一与他始终保持良好关系的人，随时跟他通报信息，而毛泽东则十分犹疑，单方面希望苏联、蒙古出兵华北。朱德8月11日命令照顾到了毛泽东的想法，第三号令即是准备策应蒙古军进入中国。苏联出兵以后，迅速击垮了日本关东军，这完全出乎毛的预料，他没有想到苏军如此强大。8月14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说：“苏联政府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去重庆进行谈判的重要因素。
     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共产国际时候的苏联，而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甚至洛甫的打击和弄一个“毛泽东思想”出来，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包袱。所以，向东北进行大规模发展万一不符合苏联的意思，情况会很糟，毛泽东存在着很大的顾虑。但是，朱德则坚持要向东北发展，在8月23日讨论毛泽东是否去重庆谈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不仅主张毛泽东应该去重庆，认为毛泽东人身不会有问题，而且强调“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量干部去开展工作”。从毛泽东出发去重庆前始终没有决定大规模进军东北来看，毛泽东在苏联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并不敢下这个可能得罪已经是欧亚地区最强大国家了的苏联的决心，以至于中共浪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8月28日毛泽东的飞机一起飞，当天下午朱德就对一批干部作了个报告，重点谈东北问题。朱德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会很有困难。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也是他们占城市，我们占乡村”。朱德针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能不会象过去那样帮助中共的担心和恐惧，指出：“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朱德分析说：“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退华北还不够，现在要派五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是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争取三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朱德这个报告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全面阐述进军东北战略，他机智地钻了国际法的空子，明确了东北问题很快就是一个中国内政问题，按照最坏的设想指出了东北对于中共的重大战略意义，即使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全面失败，只要有了东北，就仍然可以掌握三千万人口和发达的工业。朱德把东北看成了中共最重要的战略后方，并且在这个报告里使用了自己的权威，强硬地作出了独立的决定。
     那么，朱德为什么会在一个普通会议上作出大规模进军东北的决定呢？朱德有没有权力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呢？毛泽东一上飞机，在延安，不管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朱德就实际成为了最高权威，等于是太上皇。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委员三十三人。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书记”。“五大书记”是中共核心领导层，朱德不仅排在第二位，而且与毛泽东是中共两大“神”，是“五大书记”中最主要的两个公认的领袖。刘少奇暂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不过是因为朱德年纪大，少管点闲事，集中精力管军事，同时，也暗含了毛泽东安排刘少奇为党的接班人意思。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后遗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实际上在中共内部充满了紧张和恐惧。重庆谈判是蒋介石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可能发生国共内战而于1945年8月14、20、23日三次电邀的，中共中央一开始就予以了一口回绝，后来只是实在出于无奈，毛泽东才只好去的。如果毛泽东被蒋介石扣押，那么，即使刘少奇正式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主席，刘少奇的威望和能力也不足以控制全局，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袖只能是朱德。而按照“七大”的排位，朱德也高于刘少奇。因此，朱德不在正式会议上作“决定”，而是在一个一般会议上作“决定”，既显示了自己的权威，也是让刘少奇有一个机动的空间，是给刘少奇一个面子和台阶。
由于朱德作了大规模进军东北的决定，刘少奇自然知道其中的分量，第二天就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但即使这样，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的刘少奇仍然缺乏胆量，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直到按照朱德8月11日第二号命令进军辽宁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9月14日回到延安汇报，才真正体会到朱德的英明。曾克林8月13日接到命令率四千人出山海关后，即得到了遭遇的苏联红军分队帮助，一直到了沈阳，被苏军安排驻扎苏家屯，他的遭遇很明显说明中共出兵东北不仅可以得到苏军认可，而且还可以得到苏军实际的支持。由于曾克林失去了与中共的电台联系，又急于把所遇到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同样着急的苏军派了专门的飞机把他送到了延安。当天夜里，刘少奇连忙召集政治局开会，朱德的战略思想得到了所有人认可，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派十万军队和二万干部去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9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虽然刘少奇醒悟过来了，朱德仍然不满意，指出“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去那里和国民党军队对抗”。根据朱德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朱德又致电毛、周，明确提出国共内战我方要把“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作为基本的战略方针，毛复电批准。就在毛复电发到的同一天，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朱德这一决策，聪明的毛泽东回延安后，予以了尽量的实行。
     进军东北后中共收编了大量伪军和土匪武装，兵力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可以按照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水平配备的大量装备，使解放军的军队质量一下子上了一个等级，最重要的是使中共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中共已经完全立于了不败之地。这一成就是由朱德决策并促成的，但是，从国共双方而言，中共本就已经在抗战结束时就占得了战略先机。中共从1941年实行全面的消极抗战政策后，实际就已经进行国共内战准备，而国民政府则只是在1944年底才有所准备，并且这种准备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不但没有起到准备的作用，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并失去了及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时机。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进行裁军，根据白崇禧的回忆，他当时竭力反对裁军，主张应马上转入全面剿共的战争，但蒋介石没有接受，坚决进行了裁军。蒋介石不仅没有想到立即进行全面剿共，而且试图利用抗战胜利所获得的空前民心，幻想中共继续维持合作，实现国内和平。蒋介石这样做，一是迫于美国希望中国和远东不成为美、苏冲突诱发点的压力，二是蒋介石希望获得一个和平调整时期，巩固受降成果，以便组织剿灭中共的行动。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区别，不过是白崇禧要对中共立即采取剿灭行动，不给中共以进一步进行战略布局的时间，蒋介石则心虚于自己没有作好进行内战的充分准备，实行缓兵之计。
    蒋介石的裁军，既是一种和平姿态，也是给中共以压力，希望不战而削减中共兵力，同时自己也实现精兵化。但是早已作好长期内战思想准备的毛泽东不管这些，提出了蒋介石所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也就是说，蒋介石更希望得到和平，但就根本上来说，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不愿意得到二分天下的和平，彼此都没有真正的诚意，而毛泽东方面由于朱德的权威和韬略，进一步获取了战略上的利益，蒋介石则由于没有这样一个雄才大略和具有足够威望的第二领袖，在一开始就输掉了关键性的棋子。
     蒋介石的迟疑被朱德所看透，朱德认为蒋介石没有作好全面内战的准备，不敢马上打，要全面打起来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朱德也不是很着急，只是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自己的战略布局，以使中共其他人能够理解，这也是他在进军东北问题上自己决定了后，能够再给刘少奇一点醒悟时间的基础。在毛泽东还没有回延安时，朱德除了将林彪部调向东北，还对华北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国军沿铁道线向华北进军，朱德则对铁道线进行破袭，同时将南方部队向北收缩，集中兵力，不允许国军离开铁道线和城市，用面困住国军的点和线。在西北方向，为了限制国军向延安轻易逼近，朱德组织了刘伯承部进行了一次上党战役，实施重拳，歼灭了阎锡山部三万五千人，使阎锡山再不敢冒进。在完成了这样的战略布局情况下，在中国北方，国军就处于了被动的境地，特别是当蒋介石进军东北后，就更是被动。
国军的致命问题是进行全面内战兵力不足。国军虽然总数量是共军的三倍多，但国民政府是个政治专制而社会则保持了相当程度民主形态却非法制的政府，现代兵役制度没有完全建立，因此，一方面需要大量兵力用于守备，另一方面兵员补充又十分困难，实际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总兵力也就在二百万人左右，如果这部分兵力再一分散，就将失去对共军的优势。中共方面则不同，所继承的仍然是朱德的总体战机制，并不愁兵员补充，而是愁装备不够，只要有装备，军队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和扩大。中共唯一的毛病是机构臃肿，养了一大批不打仗的干部，但这个问题很快也被朱德在全面内战初期就解决了。
     在朱德完成战略布局后，国军有限的兵力向北占到了天津、北京，拉开了漫长的战线，国军与解放军之间形成了以分散兵力对付集中兵力的战略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军在战术上只能把兵力集中在点、线上，在北方难以有什么作为，处于防守状态。仅仅这样问题还不是很大，如果国军主力从南方战线式向北稳步推进，中共由于装备的落后仍然会非常痛苦，但蒋介石又进一步犯了错误，忘记了第五次围剿时的经验，将国军主力分到了东北，又一次分解了自己的兵力。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理应负起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的责任，蒋介石设想“集中全力，先接收关内，再接收关外”，但进行接收就必须分兵，而由于与苏联条约的限制，军队进入东北又比较晚，更处于被动。这种接收其实不如只做个法律层面的形式，如果分兵接受东北，结果则是使国军在各个战场都不能占据明显优势。10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向东北运兵，虽然于次年春在四平击败了林彪，但这种战术胜利也意味着严重的战略失败，林彪的顽强抵抗客观上诱惑了蒋介石向东北进一步分兵。
     朱德及时决定的进军东北，实际是为中共作了最坏打算，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放中共独占东北，甚至不沿铁道线北上占领城市，而是集中主力从南向北稳步推进，以当时国军的装备优势和训练优势，中共根本就是难以抵挡的，最后将不得不退到东北，如果国军没有力量进一步出关，顶多也就是让中共获得统治东北的利益。蒋介石的军事布局让朱德大喜过望，到了1946年5月，朱德在一次西北局干部会议上分析了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形势，说：“我们比以前有把握得多。”
     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朱德在给中共中央机关作报告时说：“蒋介石想打通铁路线，集中兵力打我们，但是行不通，而我们却把兵力集中起来了。”“蒋介石全面进攻他还有弱点，兵力不够，运输经济都来不及。”“开始时有些人害怕我们打不赢，现在打了几仗，证明美蒋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有条件有力量打赢他。”当时毛泽东和朱德都已经确认中共能够赢国民政府，毛泽东认为需要打五年。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武装统一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解放军不设总政委，形式上似乎是沿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传统，但那是因为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原因，现在作为纯粹进行内战的中共武装不设总政委只是出于微妙的权力分配。如果设总政委，最恰当的人选是毛泽东，但这样从军队角度说，毛泽东就成了朱德的副手；总政委一职等于军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党组织，如果由刘少奇或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他们本身的地位作为朱德副手是恰当的，但一个军队自成体系的党组织便可能构成对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地位的威胁。这种矛盾在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冲突时就积累了惨痛教训，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干的。只是这样的体制在有利于毛泽东时，也突出了朱德作为军队首脑的崇高地位。
     朱德之后，解放军再也没有总司令，不过是中共党的领袖继承了毛泽东不希望有朱德牵制自己和朱德主动退避的遗产，哪轮党领袖都不会愿意要再出现一个职业军人的总司令，因此，解放军非国家化的不正规表现之一体现在了朱德之后再无总司令，几乎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一支没有总司令的大军。
     到了1946年12月，在中共充满打败国民政府的信心中，1946年12月1日，延安为朱德规模空前地庆祝了六十大寿。从11月27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日。《解放日报》除了发表中共中央祝词外，还发表了《朱德将军年谱1886-1946》，说明了中共中央早已经把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作为专门的官定研究对象。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大党政部门和中共各主要武装系统主要领导人都为朱德六十大寿题词、撰文和致电。毛泽东的题词是“朱德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要知道，在一年前的“七大”上，毛泽东曾特地建议以后中共不再为任何个人搞祝寿之类活动，并得到了会议的认可。因此，朱德此次超规模的祝寿极其特殊，既是他在中共崇高地位的体现，也开端了被崇拜的“神”不受党规约束的历史。
     朱德的这种“神”性，在当时的祝词、题词、文章和电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以往中共领袖包括毛泽东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各种阿谀之词所营造的气氛应该是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嫉妒。中共中央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奋斗的化身。”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叫某个个人的“万岁”口号，之前“毛主席万岁”还没有过这样正式的形式。周恩来写了长篇祝词，其阿谀比刘少奇叫“万岁”有过之无不及，使用了“救星”一词，他说：“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11月30日，朱德少有地披着斗篷，乘着吉普车在人群的簇拥下到了中共中央为他摆设的寿堂，刘少奇、周恩来向朱德大唱赞歌。同时在中共各大武装系统的指挥部，也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祝寿庆典。朱德的这次祝寿，在规格和规模上是中共历史上最高最大的一次。
     1948年秋，中国形势发生了急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已一去不复，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发表重要意见说：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在9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 “九月会议”）上他富有远见性地预见：“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在10月1日辽沈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在战况汇报会上，他又指出：“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 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敌人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说：“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在中原地区决战，对我有利的条件是：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同时，他提出：“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定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所谓“三角、四边、十三点计划 ”是对国民党军1948年秋制定的一个作战计划的概括。当时国民党军为阻止解放军南下，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65个整编师(军)上百万人，企图保持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浦口段、郑州以南平汉线、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开封、郑州、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十三个重要据点。该计划的核心是保住陇海线以南，阻止解放军向长江流域前进。朱德提醒人们注意这个计划并设法打破这个计划，是非常及时的。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取得关门打狗的决定性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敌人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守，但还是失败了。”“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并提出“要收集物质器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德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德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全国军事形势发展很快，变化剧烈。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接着，华 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随即，东北野 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又联合发起平津战役。11月26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大军有饭吃，有房住。”他说：我军在徐州地区集 中的兵力，“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他断言：“我们 的胜利 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的胜利，证 明了朱德关于战略决战方向判断和选择的正确。特别是在中原大地展开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守江必先守淮 ”的战略企图，朱德提出的“南面定天下”的战略构想得到完全实现。
《命令冈村宁次投降》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这个命令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南京冈村宁次[1]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2]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3]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4]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5]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6]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7]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8]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
　　注　释
　　[1]冈村宁次，当时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2]波茨坦宣言指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苏、美、英三国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于七月二十六日以会议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英美促今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加入该公告。
　　[3]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入广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各地相继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雷州半岛）人民抗日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这里所说的华南抗日纵队指的就是这些部队。
　　[4]下村定，当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5]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
　　[7]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师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曾生，当时任华南抗日纵队东江纵队司令员。
《致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的信》
——朱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队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之时期，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1]。
　　（二）现按照鲁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地点之八路军个别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在热河[2]、辽宁之各一部，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对阁下及阁下统率之红军部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及解放东北人民之伟大胜利，谨致崇高之敬意。
  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于延安
　《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朱德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的电报。）
    真电[1]悉。
　　（一）东北战况己转入主动，丑月消灭敌二万余，寅月上旬又消灭敌八十八师及击溃八十七师，敌如下从关内调一二个军去东北，势难再作攻势[2]。
　　（二）山东消灭七个旅[3]后我军正在休整，敌正向津浦路济徐段[4]推进中，临沂被占后，设防守备未进，我军正准备继续寻求消灭战。
　　（三）你们应独立作战，按实际情况如何以能在运动中集中我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为主，你们主力是否出津西应以此作基准来考虑，不必以配合东北及山东为目的而进行作战。
　　注　释
　　[1]真电指晋察冀军区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电。
　　[2]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在南满、北满两个战场上相互策应，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队多次大举向以临江为中心的南满解放区进攻。我北满部队为策应南满作战，于次年一月 （子月）、二月（丑月）、三月（寅月）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开展攻势作战，协同南满部队先后粉碎了敌人对临工地区的四次大规模进攻，歼灭了大批敌军，夺取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3]这里指一九四七年二月的莱芜战役。此役，我华东野战军部队在山东莱芜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七个师（相当于整编旅）五万余人。
　　[4]津浦路济徐段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 （今京沪线一段）的济南至徐州段。
《胶济线组织野战军从速为好》
——朱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陈士榘的电报。）
　　张、舒[1]所报意见甚是，胶济线组织野战军，现在是必需的，从速组成为好。内部组织，找们意见能以九个团组成之纵队，配备炮兵一部为最适用，如主力团不够，不必尽以主力团编成，以两个主力团夹一次等团或夹一新编团均可，总以能脱离地方自由调动为主。打几次仗后，新兵团亦可练成主力。团之编成总以十五个连，或十七个连的编制为宜，才能对付蒋军之现编制。另八师[2]回鲁后亦应编成野战纵队，配以数个团为宜，不应使主力孤立无助，其他部队亦难带成主力。请你们考虑。
　　注　释
　　[1]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军长（第一副司令员）。舒指舒同，当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2]八师指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当时在苏北地区协同华中野战军作战。
《破击锦古、北宁路具有战略意义》
——朱德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等的电报。）
　　微电[1]悉。
　　（一）同意你们灰日[2]破击锦古、北宁路[3]，此战役具有关内关外之战略行动的意义，望督促努力坚决彻底破坏之，破坏情形，随时电告。
　　（二）东北寅月上旬战报，又击破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4]大胜利后顽军己陷被动，如不在关内新调二三个军则不能再取攻势，因此，九十二师一部已调东北，现占通辽，另一部及十三军之一部亦有可能向东北调去。请详细侦察其行动并牵制之，不使轻易调去，以便东北反击胜利。
　　（三）你们整顿军队及地方工作将近半年之久，想已收成绩。现值敌人调动，兵力减弱，又是春夏之交，正好举行反击，一方面努力收复失地，同时积极配合关内外之作战实为必要。你们现时情况如何？请即详告。
　　注　 释
　　[1]微电指冀热辽军区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电。
　　[2]此处的灰日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3]锦古路指锦州经承德、古北口至北平 （今北京）的铁路，其中承德经古北口到怀柔的一段铁路，后来拆除，并改造重建。北宁路指北平 （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4]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南满两个战场上相互配合，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一九四七年三月（寅月）八日，北满部队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南下，在吉林德惠县郭家屯（今郭家镇）和农安县靠山屯 （今靠山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
——朱德
（这是朱德写给毛泽东的信。当日，毛就打长春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请他们问答朱德提出的问题。）
(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我看了李、黄两纵队[1]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一）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
　　（二）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
　　（三）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
　　（四）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的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
　　（五）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
　　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
　　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可能有投诚的。
　　（六）李纵攻过四平[ 2]，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但损失代价须大。
　　（七）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
　　（八）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它，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
　　（九）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3]。
(朱德为打长春提供了三种方案，第一是直接强攻，这也是朱德认为最好的方案；第二是长围后再攻；第三是诱其出城野战歼灭。朱德认为东野的家务是够的，所以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强攻，这样不会留后遗症。而林彪最终没有选择第一种方案，而是选择了朱德并不建议的第二种即长围，后来的结果，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制造了很大的悲剧，林彪军事上的自信，明显有所欠缺)
　　注　释
　　[1]李、黄两纵队指李天佑、黄永胜分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
　　[2]这里指东北人民解放军 （原东北民主联军）部队解放四平的战斗。一九四八年二月，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取得重大战果情况下，决定乘胜攻克四平，切断沈阳、长春之敌的联系。三月二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统一指挥下包围四平，十二日发起总攻，十三日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二万余人。
　　[ 3]一九四八年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打击下，东北地区的国军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奔袭长春之敌，因准备不足，仅攻占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及一些外围据点，歼敌五千余人，部队遭受较大伤亡。随后我军调整部署，决定改强攻为久困长围，并于六月二十五日起开始围城，对敌开展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当年十月十五日，我军在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队全线动摇。十七日，驻守长春的敌第一兵团所部第六十军宣布起义。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敌新编第七军和第一兵团部等部先后放下武器向我投诚，长春宣告解放。
《追歼白崇禧部不得进入越境》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十九时）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兼参谋长郭天民，并告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赓[1]四日午电悉。同意歼灭白匪[2]于钦县附近的部署，要注意消灭日匪于我国境内，不使逃入越境是最有利的。如敌一部逃至越南境内时，我军应停止在边境以内，不得进入越境。

【朱德谋划内战的战略布局】
     对于国共二次内战，朱德提出了“南面定天下”的战略，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抢占东北，构成从华北到东北的大片北方国土上“我强敌弱”的态势。第二步：由北向南，逐个消灭敌人，并在中原与地区之决战，奠定胜利基础。
     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数量则是军队数量的二倍，所控制的人口就如朱德在抗战之初设想的，达到了一亿之巨，地区主要包括华东的苏北、山东以及华北大部和西北一部，也就是说，中国二、三千年以来传统的政治、军事中心地区大部已经被中共所控制。很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中共军队与红军时期的装备已经完全不同，红军时期装备是万国式的，而且最好的状态下部队也只有配备50%左右武器，并存在着弹药严重短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则不同，1941年后基本不再与日军作战，就抗日来说主要是进攻没有战斗意志的伪军，从而得到了大量日式装备，同时消灭国军的敌后抗日游击部队，中共称为“顽军”，因此，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了以精良的日式装备为主、以传统的杂牌装备为辅的军队，拥有了自己的军工厂，弹药充足，部队装备的配备率基本达到了完整，尚短缺的主要是重炮、坦克、飞机。
当然，中共武装相对于国军来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水平都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国军在抗战晚期原有四百三十万人左右军队，抗战后进行了部分裁军和整编，总数量减少为约三百六、七十万人，武器配备和弹药充足，拥有重炮、坦克、飞机和少量海军，并有几十万完全美式装备的建制师。但是，国、共之间的兵力和装备差距在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开始时得到了很大缩小，解放军的弱势突然大大降低，关键即在于解放军迅速进入东北，不仅扩大了兵力，更得到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和满州国伪军的精良装备，使中共拥有了大量重炮。
     1945年8月15日由朱德签署了《命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这个没有得到国民政府授权的命令冈村宁次当然不会接受，但这个命令却是中共独立向日军发出的一个强烈威胁。“七大”实际等于正式承认了中共由两个领袖领导，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朱德是军队的领袖，因此，“七大”之后朱德的军权实际已经恢复。客观上，这时候毛泽东也不得不把实际权力与朱德共享，这主要是由两个具体问题决定的，一是中共山头问题，在“七大”期间，中共山头问题成为了议论热点之一。这时候所谓“山头”，主要就是军队的山头。朱德1940年前在前线时，虽然他带去二万五千人部队发展为了四十多万人，但由于受朱德直接指挥，山头问题并没有显示出来。之后八路军、新四军从五十多万人发展为一百二十万人，而前方党、军两方面又是将近五年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领袖，因此，山头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军“神”朱德的权威进行具体介入是不行的。二是国内外形势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战，请出中共军事上的权威朱德，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皖南事变之后已经被雪藏四年多的朱德会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封神”，原因就在于此。到1944年底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欧、亚战场的最后胜利已经彻底明朗，国军从未有过地转入了避免进行大战役的状态，以保存实力，尽量让美军在太平洋上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国内外战略形势极其复杂、微妙，对中共来说如何判断和决策利益重大，而毛泽东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比如，关于苏联出兵中国进攻日军问题，毛泽东处于既希望又怀疑的状态，苏联出兵的话他又认为苏军和外蒙古军会进攻华北，但朱德不仅认为苏联会出兵中国，而且认为会出兵东北消灭长期威慑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主力。
    现在一般的史家都承认，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共获胜的关键之一是中共及时进军了东北。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0月11日毛泽东才飞回延安。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由刘少奇暂时主持。8月29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8月30日，朱德、刘少奇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向北往东北发展，南面江南新四军调到江北，向山东地区收缩。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目前的任务和战略部署》，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根据这些文本和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情况，一些中共党史著作把中共军队进军东北的功劳主要按在了刘少奇头上，认为是由刘少奇决策的这一英明战略。事实上真正的决策者是朱德而非刘少奇。
     在争夺地盘这个问题上，进入东北地区并不需要什么发明，国军自然想要抢占东北，占据华北的中共就近东北，因此向东北发展也是很自然的。在8月14日中、苏《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写道：“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可见国民政府是完全想到进军东北问题的。中共方面，在“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毛泽东十分英明，甚至在“七大”上说：“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在进军东北这个问题的大方向上，朱德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但是，关键不在于想到，而是在于如何获取东北。在如何获取东北问题上，不懂军事技术的毛泽东等人是比较迟疑、犹豫的，而朱德则更大胆而机智，更显示出他的战略敏锐性。
     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准备投降的次日，朱德即向中共各地武装连续发布了七号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即是向东北进军：“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这个命令既是控制进入东北的门户，又是深入辽宁，所使用的基本都是已经归属中共的原东北军部队，还不是向东北的全面进军。当时中共进军东北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障碍，那就是苏联的态度还不明朗，朱德使用原东北军部队属于“还乡”，巧妙地绕开了相关的政治问题。
     8月11日朱德就发出这样的命令，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日记的记载，朱德判断苏联将会出兵中国东北，是中共领袖中几乎唯一与他始终保持良好关系的人，随时跟他通报信息，而毛泽东则十分犹疑，单方面希望苏联、蒙古出兵华北。朱德8月11日命令照顾到了毛泽东的想法，第三号令即是准备策应蒙古军进入中国。苏联出兵以后，迅速击垮了日本关东军，这完全出乎毛的预料，他没有想到苏军如此强大。8月14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说：“苏联政府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去重庆进行谈判的重要因素。
     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共产国际时候的苏联，而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甚至洛甫的打击和弄一个“毛泽东思想”出来，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包袱。所以，向东北进行大规模发展万一不符合苏联的意思，情况会很糟，毛泽东存在着很大的顾虑。但是，朱德则坚持要向东北发展，在8月23日讨论毛泽东是否去重庆谈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不仅主张毛泽东应该去重庆，认为毛泽东人身不会有问题，而且强调“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量干部去开展工作”。从毛泽东出发去重庆前始终没有决定大规模进军东北来看，毛泽东在苏联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并不敢下这个可能得罪已经是欧亚地区最强大国家了的苏联的决心，以至于中共浪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8月28日毛泽东的飞机一起飞，当天下午朱德就对一批干部作了个报告，重点谈东北问题。朱德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会很有困难。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也是他们占城市，我们占乡村”。朱德针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能不会象过去那样帮助中共的担心和恐惧，指出：“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朱德分析说：“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退华北还不够，现在要派五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是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争取三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朱德这个报告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全面阐述进军东北战略，他机智地钻了国际法的空子，明确了东北问题很快就是一个中国内政问题，按照最坏的设想指出了东北对于中共的重大战略意义，即使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全面失败，只要有了东北，就仍然可以掌握三千万人口和发达的工业。朱德把东北看成了中共最重要的战略后方，并且在这个报告里使用了自己的权威，强硬地作出了独立的决定。
     那么，朱德为什么会在一个普通会议上作出大规模进军东北的决定呢？朱德有没有权力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呢？毛泽东一上飞机，在延安，不管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朱德就实际成为了最高权威，等于是太上皇。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委员三十三人。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书记”。“五大书记”是中共核心领导层，朱德不仅排在第二位，而且与毛泽东是中共两大“神”，是“五大书记”中最主要的两个公认的领袖。刘少奇暂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不过是因为朱德年纪大，少管点闲事，集中精力管军事，同时，也暗含了毛泽东安排刘少奇为党的接班人意思。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后遗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实际上在中共内部充满了紧张和恐惧。重庆谈判是蒋介石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可能发生国共内战而于1945年8月14、20、23日三次电邀的，中共中央一开始就予以了一口回绝，后来只是实在出于无奈，毛泽东才只好去的。如果毛泽东被蒋介石扣押，那么，即使刘少奇正式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主席，刘少奇的威望和能力也不足以控制全局，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袖只能是朱德。而按照“七大”的排位，朱德也高于刘少奇。因此，朱德不在正式会议上作“决定”，而是在一个一般会议上作“决定”，既显示了自己的权威，也是让刘少奇有一个机动的空间，是给刘少奇一个面子和台阶。
由于朱德作了大规模进军东北的决定，刘少奇自然知道其中的分量，第二天就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但即使这样，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的刘少奇仍然缺乏胆量，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直到按照朱德8月11日第二号命令进军辽宁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9月14日回到延安汇报，才真正体会到朱德的英明。曾克林8月13日接到命令率四千人出山海关后，即得到了遭遇的苏联红军分队帮助，一直到了沈阳，被苏军安排驻扎苏家屯，他的遭遇很明显说明中共出兵东北不仅可以得到苏军认可，而且还可以得到苏军实际的支持。由于曾克林失去了与中共的电台联系，又急于把所遇到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同样着急的苏军派了专门的飞机把他送到了延安。当天夜里，刘少奇连忙召集政治局开会，朱德的战略思想得到了所有人认可，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派十万军队和二万干部去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9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虽然刘少奇醒悟过来了，朱德仍然不满意，指出“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去那里和国民党军队对抗”。根据朱德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朱德又致电毛、周，明确提出国共内战我方要把“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作为基本的战略方针，毛复电批准。就在毛复电发到的同一天，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朱德这一决策，聪明的毛泽东回延安后，予以了尽量的实行。
     进军东北后中共收编了大量伪军和土匪武装，兵力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可以按照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水平配备的大量装备，使解放军的军队质量一下子上了一个等级，最重要的是使中共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中共已经完全立于了不败之地。这一成就是由朱德决策并促成的，但是，从国共双方而言，中共本就已经在抗战结束时就占得了战略先机。中共从1941年实行全面的消极抗战政策后，实际就已经进行国共内战准备，而国民政府则只是在1944年底才有所准备，并且这种准备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不但没有起到准备的作用，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并失去了及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时机。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进行裁军，根据白崇禧的回忆，他当时竭力反对裁军，主张应马上转入全面剿共的战争，但蒋介石没有接受，坚决进行了裁军。蒋介石不仅没有想到立即进行全面剿共，而且试图利用抗战胜利所获得的空前民心，幻想中共继续维持合作，实现国内和平。蒋介石这样做，一是迫于美国希望中国和远东不成为美、苏冲突诱发点的压力，二是蒋介石希望获得一个和平调整时期，巩固受降成果，以便组织剿灭中共的行动。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区别，不过是白崇禧要对中共立即采取剿灭行动，不给中共以进一步进行战略布局的时间，蒋介石则心虚于自己没有作好进行内战的充分准备，实行缓兵之计。
    蒋介石的裁军，既是一种和平姿态，也是给中共以压力，希望不战而削减中共兵力，同时自己也实现精兵化。但是早已作好长期内战思想准备的毛泽东不管这些，提出了蒋介石所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也就是说，蒋介石更希望得到和平，但就根本上来说，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不愿意得到二分天下的和平，彼此都没有真正的诚意，而毛泽东方面由于朱德的权威和韬略，进一步获取了战略上的利益，蒋介石则由于没有这样一个雄才大略和具有足够威望的第二领袖，在一开始就输掉了关键性的棋子。
     蒋介石的迟疑被朱德所看透，朱德认为蒋介石没有作好全面内战的准备，不敢马上打，要全面打起来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朱德也不是很着急，只是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自己的战略布局，以使中共其他人能够理解，这也是他在进军东北问题上自己决定了后，能够再给刘少奇一点醒悟时间的基础。在毛泽东还没有回延安时，朱德除了将林彪部调向东北，还对华北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国军沿铁道线向华北进军，朱德则对铁道线进行破袭，同时将南方部队向北收缩，集中兵力，不允许国军离开铁道线和城市，用面困住国军的点和线。在西北方向，为了限制国军向延安轻易逼近，朱德组织了刘伯承部进行了一次上党战役，实施重拳，歼灭了阎锡山部三万五千人，使阎锡山再不敢冒进。在完成了这样的战略布局情况下，在中国北方，国军就处于了被动的境地，特别是当蒋介石进军东北后，就更是被动。
国军的致命问题是进行全面内战兵力不足。国军虽然总数量是共军的三倍多，但国民政府是个政治专制而社会则保持了相当程度民主形态却非法制的政府，现代兵役制度没有完全建立，因此，一方面需要大量兵力用于守备，另一方面兵员补充又十分困难，实际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总兵力也就在二百万人左右，如果这部分兵力再一分散，就将失去对共军的优势。中共方面则不同，所继承的仍然是朱德的总体战机制，并不愁兵员补充，而是愁装备不够，只要有装备，军队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和扩大。中共唯一的毛病是机构臃肿，养了一大批不打仗的干部，但这个问题很快也被朱德在全面内战初期就解决了。
     在朱德完成战略布局后，国军有限的兵力向北占到了天津、北京，拉开了漫长的战线，国军与解放军之间形成了以分散兵力对付集中兵力的战略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军在战术上只能把兵力集中在点、线上，在北方难以有什么作为，处于防守状态。仅仅这样问题还不是很大，如果国军主力从南方战线式向北稳步推进，中共由于装备的落后仍然会非常痛苦，但蒋介石又进一步犯了错误，忘记了第五次围剿时的经验，将国军主力分到了东北，又一次分解了自己的兵力。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理应负起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的责任，蒋介石设想“集中全力，先接收关内，再接收关外”，但进行接收就必须分兵，而由于与苏联条约的限制，军队进入东北又比较晚，更处于被动。这种接收其实不如只做个法律层面的形式，如果分兵接受东北，结果则是使国军在各个战场都不能占据明显优势。10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向东北运兵，虽然于次年春在四平击败了林彪，但这种战术胜利也意味着严重的战略失败，林彪的顽强抵抗客观上诱惑了蒋介石向东北进一步分兵。
     朱德及时决定的进军东北，实际是为中共作了最坏打算，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放中共独占东北，甚至不沿铁道线北上占领城市，而是集中主力从南向北稳步推进，以当时国军的装备优势和训练优势，中共根本就是难以抵挡的，最后将不得不退到东北，如果国军没有力量进一步出关，顶多也就是让中共获得统治东北的利益。蒋介石的军事布局让朱德大喜过望，到了1946年5月，朱德在一次西北局干部会议上分析了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形势，说：“我们比以前有把握得多。”
     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朱德在给中共中央机关作报告时说：“蒋介石想打通铁路线，集中兵力打我们，但是行不通，而我们却把兵力集中起来了。”“蒋介石全面进攻他还有弱点，兵力不够，运输经济都来不及。”“开始时有些人害怕我们打不赢，现在打了几仗，证明美蒋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有条件有力量打赢他。”当时毛泽东和朱德都已经确认中共能够赢国民政府，毛泽东认为需要打五年。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武装统一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解放军不设总政委，形式上似乎是沿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传统，但那是因为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原因，现在作为纯粹进行内战的中共武装不设总政委只是出于微妙的权力分配。如果设总政委，最恰当的人选是毛泽东，但这样从军队角度说，毛泽东就成了朱德的副手；总政委一职等于军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党组织，如果由刘少奇或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他们本身的地位作为朱德副手是恰当的，但一个军队自成体系的党组织便可能构成对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地位的威胁。这种矛盾在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冲突时就积累了惨痛教训，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干的。只是这样的体制在有利于毛泽东时，也突出了朱德作为军队首脑的崇高地位。
     朱德之后，解放军再也没有总司令，不过是中共党的领袖继承了毛泽东不希望有朱德牵制自己和朱德主动退避的遗产，哪轮党领袖都不会愿意要再出现一个职业军人的总司令，因此，解放军非国家化的不正规表现之一体现在了朱德之后再无总司令，几乎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一支没有总司令的大军。
     到了1946年12月，在中共充满打败国民政府的信心中，1946年12月1日，延安为朱德规模空前地庆祝了六十大寿。从11月27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日。《解放日报》除了发表中共中央祝词外，还发表了《朱德将军年谱1886-1946》，说明了中共中央早已经把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作为专门的官定研究对象。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大党政部门和中共各主要武装系统主要领导人都为朱德六十大寿题词、撰文和致电。毛泽东的题词是“朱德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要知道，在一年前的“七大”上，毛泽东曾特地建议以后中共不再为任何个人搞祝寿之类活动，并得到了会议的认可。因此，朱德此次超规模的祝寿极其特殊，既是他在中共崇高地位的体现，也开端了被崇拜的“神”不受党规约束的历史。
     朱德的这种“神”性，在当时的祝词、题词、文章和电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以往中共领袖包括毛泽东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各种阿谀之词所营造的气氛应该是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嫉妒。中共中央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奋斗的化身。”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叫某个个人的“万岁”口号，之前“毛主席万岁”还没有过这样正式的形式。周恩来写了长篇祝词，其阿谀比刘少奇叫“万岁”有过之无不及，使用了“救星”一词，他说：“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11月30日，朱德少有地披着斗篷，乘着吉普车在人群的簇拥下到了中共中央为他摆设的寿堂，刘少奇、周恩来向朱德大唱赞歌。同时在中共各大武装系统的指挥部，也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祝寿庆典。朱德的这次祝寿，在规格和规模上是中共历史上最高最大的一次。
     1948年秋，中国形势发生了急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已一去不复，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发表重要意见说：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在9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 “九月会议”）上他富有远见性地预见：“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在10月1日辽沈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在战况汇报会上，他又指出：“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 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敌人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说：“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在中原地区决战，对我有利的条件是：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同时，他提出：“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定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所谓“三角、四边、十三点计划 ”是对国民党军1948年秋制定的一个作战计划的概括。当时国民党军为阻止解放军南下，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65个整编师(军)上百万人，企图保持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浦口段、郑州以南平汉线、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开封、郑州、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十三个重要据点。该计划的核心是保住陇海线以南，阻止解放军向长江流域前进。朱德提醒人们注意这个计划并设法打破这个计划，是非常及时的。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取得关门打狗的决定性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敌人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守，但还是失败了。”“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并提出“要收集物质器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德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德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全国军事形势发展很快，变化剧烈。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接着，华 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随即，东北野 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又联合发起平津战役。11月26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大军有饭吃，有房住。”他说：我军在徐州地区集 中的兵力，“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他断言：“我们 的胜利 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的胜利，证 明了朱德关于战略决战方向判断和选择的正确。特别是在中原大地展开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守江必先守淮 ”的战略企图，朱德提出的“南面定天下”的战略构想得到完全实现。
《命令冈村宁次投降》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这个命令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南京冈村宁次[1]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2]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3]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4]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5]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6]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7]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8]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
　　注　释
　　[1]冈村宁次，当时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2]波茨坦宣言指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苏、美、英三国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于七月二十六日以会议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英美促今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加入该公告。
　　[3]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入广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各地相继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雷州半岛）人民抗日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这里所说的华南抗日纵队指的就是这些部队。
　　[4]下村定，当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5]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
　　[7]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师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曾生，当时任华南抗日纵队东江纵队司令员。
《致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的信》
——朱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队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之时期，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1]。
　　（二）现按照鲁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地点之八路军个别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在热河[2]、辽宁之各一部，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对阁下及阁下统率之红军部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及解放东北人民之伟大胜利，谨致崇高之敬意。
  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于延安
　《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朱德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的电报。）
    真电[1]悉。
　　（一）东北战况己转入主动，丑月消灭敌二万余，寅月上旬又消灭敌八十八师及击溃八十七师，敌如下从关内调一二个军去东北，势难再作攻势[2]。
　　（二）山东消灭七个旅[3]后我军正在休整，敌正向津浦路济徐段[4]推进中，临沂被占后，设防守备未进，我军正准备继续寻求消灭战。
　　（三）你们应独立作战，按实际情况如何以能在运动中集中我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为主，你们主力是否出津西应以此作基准来考虑，不必以配合东北及山东为目的而进行作战。
　　注　释
　　[1]真电指晋察冀军区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电。
　　[2]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在南满、北满两个战场上相互策应，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队多次大举向以临江为中心的南满解放区进攻。我北满部队为策应南满作战，于次年一月 （子月）、二月（丑月）、三月（寅月）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开展攻势作战，协同南满部队先后粉碎了敌人对临工地区的四次大规模进攻，歼灭了大批敌军，夺取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3]这里指一九四七年二月的莱芜战役。此役，我华东野战军部队在山东莱芜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七个师（相当于整编旅）五万余人。
　　[4]津浦路济徐段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 （今京沪线一段）的济南至徐州段。
《胶济线组织野战军从速为好》
——朱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陈士榘的电报。）
　　张、舒[1]所报意见甚是，胶济线组织野战军，现在是必需的，从速组成为好。内部组织，找们意见能以九个团组成之纵队，配备炮兵一部为最适用，如主力团不够，不必尽以主力团编成，以两个主力团夹一次等团或夹一新编团均可，总以能脱离地方自由调动为主。打几次仗后，新兵团亦可练成主力。团之编成总以十五个连，或十七个连的编制为宜，才能对付蒋军之现编制。另八师[2]回鲁后亦应编成野战纵队，配以数个团为宜，不应使主力孤立无助，其他部队亦难带成主力。请你们考虑。
　　注　释
　　[1]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军长（第一副司令员）。舒指舒同，当时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2]八师指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当时在苏北地区协同华中野战军作战。
《破击锦古、北宁路具有战略意义》
——朱德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等的电报。）
　　微电[1]悉。
　　（一）同意你们灰日[2]破击锦古、北宁路[3]，此战役具有关内关外之战略行动的意义，望督促努力坚决彻底破坏之，破坏情形，随时电告。
　　（二）东北寅月上旬战报，又击破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4]大胜利后顽军己陷被动，如不在关内新调二三个军则不能再取攻势，因此，九十二师一部已调东北，现占通辽，另一部及十三军之一部亦有可能向东北调去。请详细侦察其行动并牵制之，不使轻易调去，以便东北反击胜利。
　　（三）你们整顿军队及地方工作将近半年之久，想已收成绩。现值敌人调动，兵力减弱，又是春夏之交，正好举行反击，一方面努力收复失地，同时积极配合关内外之作战实为必要。你们现时情况如何？请即详告。
　　注　 释
　　[1]微电指冀热辽军区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电。
　　[2]此处的灰日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3]锦古路指锦州经承德、古北口至北平 （今北京）的铁路，其中承德经古北口到怀柔的一段铁路，后来拆除，并改造重建。北宁路指北平 （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4]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南满两个战场上相互配合，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一九四七年三月（寅月）八日，北满部队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南下，在吉林德惠县郭家屯（今郭家镇）和农安县靠山屯 （今靠山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
——朱德
（这是朱德写给毛泽东的信。当日，毛就打长春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请他们问答朱德提出的问题。）
(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我看了李、黄两纵队[1]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一）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
　　（二）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
　　（三）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
　　（四）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的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
　　（五）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
　　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
　　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可能有投诚的。
　　（六）李纵攻过四平[ 2]，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但损失代价须大。
　　（七）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
　　（八）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它，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
　　（九）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3]。
(朱德为打长春提供了三种方案，第一是直接强攻，这也是朱德认为最好的方案；第二是长围后再攻；第三是诱其出城野战歼灭。朱德认为东野的家务是够的，所以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强攻，这样不会留后遗症。而林彪最终没有选择第一种方案，而是选择了朱德并不建议的第二种即长围，后来的结果，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制造了很大的悲剧，林彪军事上的自信，明显有所欠缺)
　　注　释
　　[1]李、黄两纵队指李天佑、黄永胜分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
　　[2]这里指东北人民解放军 （原东北民主联军）部队解放四平的战斗。一九四八年二月，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取得重大战果情况下，决定乘胜攻克四平，切断沈阳、长春之敌的联系。三月二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统一指挥下包围四平，十二日发起总攻，十三日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二万余人。
　　[ 3]一九四八年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打击下，东北地区的国军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奔袭长春之敌，因准备不足，仅攻占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及一些外围据点，歼敌五千余人，部队遭受较大伤亡。随后我军调整部署，决定改强攻为久困长围，并于六月二十五日起开始围城，对敌开展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当年十月十五日，我军在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队全线动摇。十七日，驻守长春的敌第一兵团所部第六十军宣布起义。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敌新编第七军和第一兵团部等部先后放下武器向我投诚，长春宣告解放。
《追歼白崇禧部不得进入越境》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十九时）
（这是朱德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兼参谋长郭天民，并告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赓[1]四日午电悉。同意歼灭白匪[2]于钦县附近的部署，要注意消灭日匪于我国境内，不使逃入越境是最有利的。如敌一部逃至越南境内时，我军应停止在边境以内，不得进入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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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诸友》
——朱德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顺庆府中学堂留别》
——朱德
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古兴亡意计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注：这两首诗都是1906年朱德在中学学堂毕业时写下的。
【佃农之子】
     据考证，朱德乃是朱熹二十五世孙，其远祖世居福建延平府龙溪县。元代先祖朱聪一郎迁居福建汀州府上杭县，其子朱万一郎明初迁居广东乳源县。清康熙甲午年（1714）“湖广填四川”，先祖朱仕耀与林氏入川，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在广安县和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为生。乾隆三十一年（1766），入川的第三代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朱德生父朱世林为祖父朱邦俊二子。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1882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为入川始祖朱仕耀八世孙，生于1886年12月1日，到这时，朱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朱德出生后，长辈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狗娃子”，据说这样好养活。“狗娃子”从小脾气就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也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练武，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求学之路】
     由于贫困，朱德家几代都没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那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1892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但廉价货不好，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家人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只供读书认真的朱德一个人上私塾，把朱德转到了丁家地主办的私塾，全力以赴培养朱德。丁家私塾一年要交七、八石稻谷学费，但教学质量强得多，朱世连、朱世林两家勒紧裤带供了两年。在经过大年初一被扫地出门的变故后，朱德随养父母朱世连夫妇迁居马鞍场大湾。一年后，朱世连夫妇再把朱德送进数公里外的席家砭私塾就学。席家砭私塾的主人叫席聘三，朱德入学时，席聘三为朱德取了个字，叫“玉阶”。从此，朱德在这里一直读了九年书。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
     1901年后，清朝已经开始科举改革，要求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但是这一改革直到1905年时还没有推行到四川。1905年，四川按照惯例仍然举行省、府、县三级科举考试。这年朱德十九岁，已经前后读了十二年书。这年秋天，朱德在许多家人的送行中，带着借来的一吊钱盘缠，第一次离开偏僻的乡村，到仪陇县城赶考。朱德赶考前，席聘三又为朱德起了个新的名字：朱存铭。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一场梦。正当一家人为朱德次年参加省试做准备时，传来了朝廷下的诏令：自1906年起，停止县、府、省三级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制度，并严饬各府、州、县普遍设立新式学堂。对朱德一家人来说，这近乎于十几年的心血全部泡汤，不仅举人梦白做，而且高中了的县试、府试也失去了意义。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它以政府的一纸命令，突然抛弃了之前所有的教育和依附于这种教育的政治、经济利益及荣誉、希望。
     虽然清政府结束科举对朱德家人来说，几乎有灭顶之灾的意义，但对朱德本人来说问题还没有这样严重。由于走出农村，见了点世面，外面精彩的世界足以弥补取消科举的失落。县试期间，朱德结交了不少参加考试的朋友，考试完毕后，一起游览城西圆通阁，又结伴步行到邻县南部县，去看盐井，看到用机器打井制盐，大开了眼界。府试期间，朱德认识了一个决定他新的人生道路的人，这个人叫刘寿川。刘寿川曾去过日本，当时是顺庆府中学堂教师。叙起来，刘寿川也是仪陇县人，是朱德养母刘氏娘家同村同族远房堂弟，也算是亲戚了，辈分比朱德大一辈。刘寿川马上影响了朱德，鼓动朱德考新学堂。正沉浸在见到各种新事物的兴奋中的朱德，回家后向家里提出了考新学堂的想法。
     朱德的这个要求遭到了养父朱世连的拒绝。朱德自己父母家非常贫困，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朱德的费用，费用只能依靠朱世连夫妇，但朱世连也十分困难，必须举债才能支持朱德。更重要的是，新学堂在朱世连这样传统的农民眼睛里，还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但肯定不是科举的功名，缺乏实际意义。朱德请了塾师席聘三来劝解、说服养父。朱世连很尊重席聘三，终于同意朱德考新学堂。朱世连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1906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官立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半年后，朱德又考进了顺庆府中学堂，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澜很欣赏的一个学生。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在进顺庆府中学堂时，朱德起了个新名字叫“朱健德”。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读了一年多即毕业，期间受刘寿川影响很大。刘寿川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加入同盟会，当时公开身份是顺庆府中学堂地理课和军事体操教师，十分喜欢军事。朱德从刘寿川这里第一次知道了同盟会，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从朱德毕业时写给同学戴与龄的诗里，可以看出朱德这时已经有了大志：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古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1907年朱德中学堂毕业后，刘寿川积极鼓励朱德到成都继续读书，并根据朱德窘困的经济情况和个性，建议他报考武备学堂或体育学堂。在刘寿川的说服下，朱德养父朱世连在已经欠债数百元银洋的情况下，再新借了四、五十元给朱德去成都读书。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毕业时刘寿川正好回仪陇县任视学。刘寿川在仪陇筹办一所县立高等小学堂，便邀请朱德等几个仪陇学生回去一起办教育，传播新知识。朱德立即应召回到仪陇县，到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老师兼庶务和教务。老师并不好当。很快，新派与旧派就发生了冲突。虽然朝廷已经主张新式教育，但当地地方官仍然是旧脑筋，在新、旧两派教师的冲突中偏袒旧派教师，查封学堂。特别是朱德的体育课，知县认为学生穿短衫和裤衩上课是猥亵举动，对朱德欲予治罪。由于各种事情层出不穷，朱德终于一怒之下辞职，回家种地了。
【投笔从戎】
     朱德的辞职显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新旧两派教师教育理念冲突、新派教师在冲突中失败的结果，因此，刘寿川叫来的其他几个青年教师也都离开了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对刘寿川来说，这是他试图从教育改造家乡的失败。作为这些青年教师的师辈和引路人，他必须考虑这些失去工作的青年的前途。有消息说，云贵总督锡良为了加强西南军备，正着手创办云南讲武堂，刘寿川很兴奋，积极鼓动朱德等去报考讲武堂。刘寿川对朱德寄了很大希望，认为朱德是个很有军事天才的人，因此，答应自己拿出几十元钱给他做路费，并再三要求其他人做好准备后一定要约好了朱德一起出发。     朱德回到家里，不敢告诉家人已经失去工作，假称身体不好需要修养，边种田边等待消息。终于，一个叫敬鎔的人终于来了信，叫他到成都会面后一起出发去昆明。朱德没有告诉家人真实情况，只是说去成都，带着刘寿川给的银洋，又挑了担烟叶，到顺庆府卖了几块钱添作盘缠。在成都会面后一起出发的有敬鎔、吴绍伯。敬鎔是朱德在体育学堂的同学，又一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吴绍伯是朱德在席聘三私塾时的同窗。
     1909年春天他们到达了昆明。快到昆明时，朱德患了伤寒。一到昆明，敬鎔、吴绍伯投靠了亲戚，朱德则在龙井街找了家廉价的临阳客栈。朱德在昆明无亲无故，一切只能依赖敬鎔、吴绍伯操办。报考讲武堂需要担保，敬鎔、吴绍伯找了个滇军第十九镇低级军官为他们三人担保，但他们两人觉得这军官地位太低，又各自找了当地比较有点身份的人担保。讲武堂第一期录取名单公布后，敬鎔、吴绍伯都榜上有名，而朱德则落榜了。这很出乎朱德意外，他考试的自我感觉很好。三个人在客栈研究来研究去，明白了一是朱德的担保人地位太低，二是朱德老老实实填了四川籍，敬鎔(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吴绍伯填的都是云南籍，而讲武堂是只招云南籍人的。     朱德只好经曾经担保过自己的低级军官介绍，进了滇军十九镇当兵，成为步兵标标统罗佩金手下的一名士兵。陆军十九镇系由云贵总督锡良1909年2月把混成协扩充成的镇，是云南建设的唯一的一支新军，而云南讲武堂开始的目的主要就是为陆军十九镇培养各级新式军官，学生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十九镇官兵。在当兵填写名字时，朱德要隐瞒原来报考讲武堂的情况，将自己“朱健德”的名字中间去掉一个字，填了“朱德”这一假名字，从此这个名字使用了一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最著名的名字之一。同时，朱德也隐瞒了自己的四川籍贯，填了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
     朱德这样一个曾经高中过府试，又经过新式学堂教育的人，即使在当时中国的年青知识分子中也算才俊了，因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所以朱德很快就得到了赏识，当上了队部司书生，即相当于今天的连部文书，这是个班长级待遇的职位。最重要的是，他的鹤立鸡群得到了标统罗佩金的注意。1909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成立。不久，云南陆军讲武堂选拔一百名具有新式教育中学水平以上的青年成立丙班。滇军后来很多风云人物，都出自这个班，比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杨希闵、王均、董鸿勋、杨蓁、杨池生等。1909年11月，经罗佩金保荐，朱德考进了丙班二队，学习步兵科，学制计划为三年。
     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朱德的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非常优秀，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参军和进入云南讲武堂是朱德一生的关键性转折。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由于过于贫困的家境，朱德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教育深造，中国的乡村就只是多了一个旧学扎实、兼通新学的知识分子。他之前的社会关系也难以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比他社会关系远要复杂得多的刘寿川后来不过只是成为了自己学生杨森的参议，朱德在这方面不会比刘寿川更有优势。
     1910年7月随营学堂二百人并入讲武堂丙班后，丙班壮大为了三百人。在这基础上，再精选了一百个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特别班，缩短学制为一年，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1911年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提前毕业，朱德经过近两年学习后，被分配到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司务长（相当于排长）。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是罗佩金，这样，朱德就成了蔡锷部下。
【小试牛刀】
     中共人物里面，参与辛亥革命或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也有不少，但从历史学的重大事件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就具有一定历史地位和意义的人物来说，后来成为中共重要人物的人里面，可以在史书中占据席位的，最有资格的人只有徐特立、吴玉章、朱德三位。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本为长沙周南女校教员，1907年在学校演讲一时激动，当场用菜刀砍断自己左手小指，写下了对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抗议血书，在湖南成为名声大振的“抽刀断指”人物，辛亥革命湖南暴动后担任长沙市副议长。吴玉章出生于1878年，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回四川参与保路运动，作为革命党人之一策划了9月25日的容县独立，虽然这是个偏远小地方，影响和作用十分有限，但毕竟是第一个宣布脱离清政府、组建军政府的事件，在历史书上必须记上永久的一笔。就功勋之大而言，三人中当以朱德为首要。
     朱德出生于1886年，比徐特立、吴玉章年小近十岁。1911年8月，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分配到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司务长（相当于排长）。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是罗佩金。随即，作为同盟会会员的朱德又加入了哥老会。10月30日重阳节晚上，以蔡锷为首在昆明举行“重九暴动”。由于队官不愿参加暴动反清，朱德依靠自己的“袍哥”士兵支持马上取代了他，随即被蔡锷指定为代理队官（相当于代理连长）。
     当时清政府在云南的总督是李经羲，蔡锷在暴动前要求将他活捉。李经羲出生于1859年，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的儿子，是很开明的洋务主张者和倾向立宪的地方大员。李经羲并不主张革命，已经怀疑云南新军会响应武昌的暴动，在军事上加强了总督府的防卫。但权贵家庭出身的李经羲防备了同盟会，却没有防备哥老会。朱德的第二营左队是主攻总督府的部队之一，朱德带领他的“袍哥”们对守卫总督府的官兵进行呼喊，进行阵前“政治攻势”，结果，在朱德用火炮轰开总督府大门后，基本都是哥老会“袍哥”的防守官兵立即反正，参加到了暴动队伍中。朱德后来把他的这一阵前“政治攻势”战术，改造为了中共军队的重要战术传统之一。
    当朱德率领他“袍哥”们进入总督府后，发现李经羲已经逃跑。朱德立即带着士兵追击，追上百里路后，在一个叫四集城的姓肖的巡捕家，活捉了逃到这里想歇一下脚的李经羲。当时在昆明暴动的新军三十七协数量不过二、三千人，而在迤东、迤南的清军还有兵力达一万多人的四十几个巡防营，李经羲如果逃跑了想反扑，是有足够兵力反攻昆明的。朱德当即与李经羲进行谈判，结果，李经羲写信给迤东镇台夏豹伯、迤南蒙自关道尹龚心湛等，命令云南境内全部清军投降。朱德建议蔡锷资送李经羲出境，蔡锷喜出望外，同意朱德与李经羲的协议，放走了李经羲。这样，云南全境兵不血刃完成了革命。活下来了的李经羲后来支持共和制度，是中华进步党的主要领袖之一，曾担任政治会议议长、审计院院长、国务总理等职，但袁世凯称帝后也被利用封为所谓的“嵩山四友”之一。
     虽然朱德在辛亥革命云南“重九暴动”中地位不高，只是一名低级军官，但他作为一支基本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其强烈的责任心和超人的才智禀赋，得以使他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活捉李经羲虽然是蔡锷的要求，但蔡锷并没有对朱德下达特别的命令，朱德完全可以象别人一样加入狂欢声中去，而不必要去追击李经羲。活捉李经羲后，朱德已经很大功劳，并不需要进一步独立跟李经羲谈判。如果朱德只是个单纯的武夫，就只会是将李经羲押解回昆明，或等待高级的军官来谈判，甚至可能一时兴起而把李经羲杀掉。虽然这都是履行了军人的责职，但就可能增加多样的变数。朱德不仅进行了独立的谈判，而且获得了最理想的结果，既达到了云南全境完成武装暴动，又避免了生灵涂炭，对于云南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朱德这一功勋，在整个辛亥革命的暴动运动中，是非常特殊的。
     重九暴动后，朱德只是被正式任命为了排长，在昆明街头带兵巡逻。11月10日，以蔡锷为领袖的云南军都督府成立。11月15日，云南援川军从昆明出发，朱德正式升任连长。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成立，云南援川军在4月班师回滇，朱德加衔为少校。
1913年夏，朱德升任营长，1914年至1915年，朱德驻守蒙自、开远、个旧、建水一带，这里属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土匪的骚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逐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游击、运动战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战术原则都是朱德在这个时期逐渐总结出来的。靠着灵活多变的战术，朱德在深山密林中成功清剿了大批土匪。因在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朱德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
     1937年5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了。1944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国后怎样打仗，我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在滇南边境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两个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着特殊的战斗。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
     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炼，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是他稍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能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投身中共后在军事指挥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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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25 上传

《无题》
——朱德
百战余生者，群才可撑天。
从征凭两两，大将剩三三。
注：1919年，护法靖国战争结束，朱德邀参战的同事及部下在自流井的临时寓所聚餐，餐毕一同合影留念，留影者有9位将领，分别为朱德、兰馥、杨希闵、金汉鼎、赵遂生、唐沸川、杨如轩、杨池生等。拍摄结束后，朱德赋此诗。
【护国名将】
     正当朱德在滇南边疆艰苦奋战的两年多中，国内的整个局势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恶化了。宋教仁遇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想要称帝，民国危如累卵。这一切，让正在滇南作战的朱德感到震惊。他愤怒地写诗斥责袁世凯：“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朱德希望已接替蔡锷的唐继尧能够率领滇军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
     经过一番权衡，唐最后决心起兵。1915年11月3日，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12月9日，原驻昆明的滇军邓泰中、杨蓁两团“借平土匪为名”开始向川边出动。12月19日，蔡锷几经周折秘密地从北京逃回昆明。22日，蔡锷、唐继尧等宣誓效忠共和。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暴动后，朱德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昆明，1916年1月6日，朱德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这个团是由朱德训练的新兵组成，战力不强，所以在第一军担任的是预备队的角色。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下辖三个梯团(相当于旅)六个支队(相当于团)。各梯团团长是：第一梯团是刘云峰（后由雷飙继任），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各支队队长是：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后由田钟谷继任），第二支队长杨蓁（后由金汉鼎继任），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后由朱德继任），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五支队长禄国藩，第六支队长朱德（后由王秉钧继任）。任务是出兵四川，然后进攻武汉。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出兵两广。唐继尧作为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
      护国军第一军挥师北伐，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刘云峰的第一梯团为左纵队，所部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已先期出发，经东川、盐津入川直取叙州（今四川宜宾）；赵又新的第二梯团、顾品珍的第三梯团为右纵队，由宣威经贵州毕节入川，取道叙永（今四川永宁）进攻泸州。
     护国军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立即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任命曹馄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督率各部从湘西和川南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驻在川南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是同盟会，他同护国军有密切的关系。2月2日，便以“护国川军总司令”的名义在纳溪暴动。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作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先头部队的董鸿勋支队，经过贵州在二月四日抵达纳溪。八日，董支队与川军两营渡过长江准备会攻泸州。泸州是重庆的主要门户。袁世凯立即派曹馄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一部以及周骏的川军第一师向泸州增援。
      护国滇军、川军加一起也才一万多人，而先期入川的北洋军就超过四万人，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双方兵力可谓十分悬殊。2月9日，北军偷渡长江。护国川军团长陈礼门猝不及防，所部被北军击溃，蓝田坝、月亮岩等要地相继失守，护国川军大炮多所损失，陈礼门自戕而死，董鸿勋支队也被迫后撤，北洋军大举向纳溪推进。于是，川南战场局势顿时逆转，护国军进攻泸州的战役变为保卫纳溪的战役。
      护国军随即在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一带高地顽强阻击北军，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形势危急，蔡锷命令第三梯团火速增援，为了尽快赶到前线，朱德率领第六支队，以每日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方。2月15日，朱德率部“抵永宁，即闻前军愤事，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即奉蔡公檄委饬其星夜前进，赶接步二团事务”。“步二团”是滇军原来的编制序列，即董鸿勋任支队长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也就是朱德在蒙自时指挥的那个团。
    2月16日11时，朱德率所部曹之骅营赶到纳溪，饭都来不及吃就投入了战斗。棉花坡是纳溪城东山冈中一处地理位置重要的山坡，离纳溪城约五公里，泸州通往纳溪的大道就从这里通过，是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张敬尧、熊祥生等部。他们依仗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以猛烈火力向护国军阵地轰击，山地小松林大多被轰击得倾倒在地上，击落的松针在地上厚积数寸。朱德鼓励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组织部队以白刃战和夜战，顽强地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但这次战役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营长曹之骅在十八日中弹穿肠，两天后牺牲，遗职由副营长杨如轩代理。
     为了实行“攻势防御”，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其中朱德率两营，附一个炮兵连和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双方交火后，北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采用“侧攻”战术，以一个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到敌人侧面进行攻击。北洋军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损失惨重，随即组织更多兵力向朱部正面阵地猛烈反扑，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在友军支援下，打退了北洋军的进攻，恢复了失去的阵地。
     由于朱德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第二天罗佩金又把护国川军的一个营交给他指挥。护国军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双方兵力毕竟悬殊，而经过三天鏖战，部队伤亡严重，减员颇多，因此，蔡锷命令护国军从22日起暂时改取防御。
      2月23日，蔡锷从永宁来到纳溪前线，视察阵地，了解了战况，重新作了部署。由于这里已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蔡锷从驻守在叙州的第一梯团中抽出两个营，组成一个新的支队，由金汉鼎任支队长，增援纳溪。撤去指挥不力的董鸿勋第三支队长职务，改由朱德担任。朱德第六支队长职务由第二梯团参谋长王秉钧担任。护国第二、三梯团的第四、五、六支队已经先后开抵纳溪。而朱德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蔡锷赋予了指挥纳溪这条战线的权利。
       2月28日蔡锷又组织了一次反攻。朱德带领两个营参加了这次反攻。正如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所说：“第一军人数不过6000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百姓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战，结果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在这次战斗里，朱德率领的支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曾见他作战的人说，他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但因敌军占据险要地形，并筑有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而护国军后勤供应不足，补给困难，有被胶着拖垮的危险。这次反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在朱德等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北洋军阵地“已成锐角形”，敌军左右两侧部分阵地也被摧毁。但是，护国军的困难仍然很大，由于泸州战事吃紧，护国军在叙府的兵力被抽调一空，以至于3月2日被敌军乘机攻占，而北军援兵第八师李(长泰)师又至合江，滇军后方已受侧面之威胁，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处于腹背受敌局面，被迫作战略转移。3月4日，蔡锷下令撤出纳溪，退至大洲驿一线休整。朱德率领的第三支队经双合场、渠坝驿撒到上马场固守，到3月7日护国军全部撤出纳溪，纳西保卫战也就此结束。朱德支队在这次战役中，从2月16日投入战斗到3月7日撤出，进行了19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护国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全国，各地进步势力起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北洋军由于受到护国军的多次打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不敢主动向前进攻。护国军利用有利时机，进行休整，重新部署，准备反攻。
　　 3月15日，蔡锷根据全国风起云涌的反袁形势，决定对泸州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分三路前进：顾品珍梯团担任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担任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的张煦、廖月疆支队担任右路，向纳溪推进，是反攻的主力部队，而朱德支队在右路军中又担负着主攻任务。18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发起攻击。在它前方的敌军是北洋军第七师的吴新田旅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团，战斗力较强，兵力超过朱德支队两三倍以上。这里的地形也很复杂，山岭起伏，路窄林密，山下是沟渠纵横的水田，进攻十分困难。
     朱德率所部自白节滩出发，经过激烈战斗，当进击女儿井，背猪坳之敌时，发现敌军之主力全在此线，工事又坚，地形困难，运动不易。朱德命炮兵向背猪坳之敌猛烈射击，同时，步兵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持续一昼夜的激战，朱德指挥的第三支队获得反击第一仗的胜利。又经过五天激烈战斗，朱支队连续突破北洋军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直插离泸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在朱德率领第三支队奋勇反击取得胜利同时，右翼方面其他支队亦获得重大胜利，打乱了北洋军的阵脚。20日晚上，顾品珍率领两个支队夜袭成功，追奔逐北，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饷。护国军的反击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袁世凯的精锐部队张敬尧师被打败了，护国军一举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
　　 23日，正当朱德准备向南寿山发起更大规模攻势时，前敌指挥赵又新送来命令：因弹药不继，各部队暂缓攻击，就地待命。
     这时，全国人的反对和护国军的声讨，使袁世凯处在越来越孤立的地位。正当朱德支队推进到南寿山附近的时候，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经过多次磋商，双方决定从3月31日起停战。
     4月6日至5月29日，不到两个月内，继云南和广西后，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五省又相继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愤成疾，在6月6日死去。第二天，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朱德支队奉蔡锷的命令进驻泸州。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据在护国战争中曾为朱德部属的杨如轩回忆，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在与刘湘等对垒时，还创造过一团打胜对方三团的成绩。此役之后，朱德并未被升职，军中一些人曾为朱德忿忿不平。泸州、纳溪之战，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少击多，建立奇功，对推动全国反袁斗争高潮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朱德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勇气。很多次当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率领的部队一赶到，就支持住了，往往还能反败为胜。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他抗战中写的《朱德将军传》中描述道：“纳溪战役，在火线上的朱德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只带了两个步兵连及一个炮兵连，在棉花山顶上抵抗敌人一个旅进攻，几乎被攻击毁灭了。结果，只凭着一千发炮弹，打退敌人。而在最后的反攻里击破张敬尧。“在泸州一次恶战里，把衣服帽子都打烂了，马也打死了———朱德仍然没有丝毫损伤。在火线上，他胆大与沉着兼备，使朱德从残酷的千百次战争中来，没有受过伤。”泸州、纳溪之战，是朱德的成名战，从此他有了滇军名将、护国名将的美誉。吴玉章在祝贺他60岁寿辰时曾著文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这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也大大提高了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说过：“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军阀生涯】
     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军阀战争。中国近代军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曾国藩起兵讨伐太平天国，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北洋军阀开始形成的契机。由于辛亥革命是以地方独立为特征的，而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做大总统并没有真正解决南北冲突的局面，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军阀社会格局的形成是奠定于辛亥革命。在护国运动中，由于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仍然纷纷采用了独立的方式，虽然北京拥有法定的首都和中央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的军阀社会已经完全形成。但是，军阀社会的形成并不等于达到了军阀战争的高潮，军阀战争的高潮出现在孙中山“护法”之后。由于拥有了“护法”的革命性和正义性，除了北洋系军阀自身的战争外，南方各省的大小军阀特别获得了进行战争的道义支持，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军阀们开始了不亦乐乎的战争运动，南方几乎所有的军阀都成为了“革命者”。在这种背景下，朱德也成了“革命”的军阀之一。关于所进行的混战是“革命”，朱德始终是坚持的，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朱德每当谈到过去，都是强调“革命”。因为是革命，所以建国后朱德尽量保护和帮助了当初云南的滇军将领和他们的家属，证明那些将领曾经是对革命有功的，中共政权能用的则用，能养的则养，必须要惩罚的也将功补过、把惩罚程度降到最低，使云南成为了中共政权下对军阀及其家属最宽容的地区。
     1917年6月，满清遗留下来的怪胎张勋在黎元洪总统的支持下，率领辫子军从徐州突然北上进入北京，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逼走黎元洪，推出溥仪复辟帝制。很快，这场闹剧就结束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段祺瑞作为国务总理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是，段祺瑞掌握权力后没有恢复《临时约法》，7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于是，南方各省军阀纷纷参与进了护法运动当中，开始了“护法战争”。7月20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成立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原护国军第六师改为第一军，顾品珍任军长。原护国军第七师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赵又新任军长。在南溪的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率部进驻泸州。滇军主要作战对象为川军刘存厚部。此外，北洋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领了两旅人马从湖北进入四川，占领了重庆。      由于云南经济比较落后，而四川是个富饶的地区，所以，唐继尧一直有意于四川的财富。护国战争时蔡锷率领入川的兵力才不到三千人，战争期间也不过增兵至六千，但战后唐继尧反而在四川增兵到了两万多人。蔡锷死后，罗佩金担任四川督军，来自贵州的戴戡任省长，刘存厚任川军军长，但罗佩金与戴戡排挤刘存厚，导致刘存厚强烈不满，1917年春夏之际与罗佩金、戴戡进行了混战，滇、黔军越来越失去了当地民心。护法战争发动后，唐继尧以四川为主要作战方向并不能得到四川人的积极呼应，甚至在滇军中也很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刘存厚获得了战场主动，将靖国军赶出了泸州，压迫到了纳溪、永宁一线。     战场上的不利激发了一些滇军将领的不满，他们产生了回滇倒唐的想法。朱德曾致电唐继尧，希望他眼睛不要只看着四川和西南，而应该积极北伐，现在，朱德急忙赶到永宁县军部见军长赵又新，希望他暂时不要回滇倒唐，而应该先收复泸州。12月10日，朱德又致电唐继尧，希望他下决心收复泸州：“本旅二十五团现编制就绪，各级官长均愿奋不顾身，复仇雪耻，请公密饬赵司令毓衡速行转攻叙府，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泸城。”唐继尧接受了朱德的建议，电令靖国军反攻。反攻前，已经染上鸦片烟的朱德把烟灯、烟枪全部砸烂，于13日率部进攻泸州城外制高点五峰顶，与金汉鼎等部迅速攻占泸州，并乘胜占领隆昌、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地。12月15日，在重庆的熊克武通电就任川军靖国军总司令。1918年1月，滇、川、黔军合围进攻成都。3月，刘存厚败退陕南。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几个月后，朱德部扩编为混成旅(相当于师)，朱德任混成旅旅长，继续驻扎泸州。
2004年在云南凤庆县落党镇立款村发现一块石碑。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杨廷材回凤庆县老家为老母祝寿，作为顶头上司的朱德为此写了副对联送他。上联是：片瓦传千古；下联是：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朱德的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请人把对联刻成了一块大石碑。这个证据证明了朱德的中将军衔，但这军衔不会是在警察厅厅长任上授的，最可能是当混成旅长时授的，或至少是1920年回昆明后当宪兵司令时授的。朱德当旅长的军衔是中将，混成旅与一般步兵旅不同，军衔升一级很自然。      1918年9月，唐继尧移驻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称为“联帅”。在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要熊克武把四川的兵工厂和厘税交给联军总部作为联军的军械粮饷，实际上就是要四川交出兵工企业并承担负担联军粮饷的主要责任。唐继尧试图压迫熊克武在会议上当场签字同意，熊克武予以了拒绝。10月1日，五省联军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唐继尧到泸州召集滇军将领，决定准备倒熊。      1920年5月，唐继尧发动全面的倒熊战争。但是，熊克武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获得了四川人民和川军各部的倾力支持，而滇军则倒唐之心日增，早就没有斗志，节节败退。9月，川军和滇军在成都激战九昼夜，滇军溃败。川军乘胜追击，进攻泸州。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参谋长杨森带领一个团突然叛变，10月8日泸州失陷，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叛变的杨森部击毙。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立即召集第一、第二两军高级将领开会，朱德提出滇军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返滇倒唐。与会将领一致赞同朱德的主张，顾品珍当即下达返滇倒唐动员令，滇军余部一万多人兵分两路撤离四川，集结到云南、四川交界元谋一带，侍机进击昆明。      1921年2月6日，以顾品珍为首的包括朱德在内的回滇滇军将领，以及留守云南省的滇军将领叶荃、杨蓁、邓泰中等，联名通电倒唐。顾品珍率部直逼昆明，朱德用炮轰开城门，唐继尧的嫡系部队远水救不了近火，唐继尧仓皇逃离昆明，朱德带领一个团一直追赶他到边境，唐继尧迫不得已从安南（越南）避居香港。2月8日，顾品珍进入昆明，自任集云南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滇军总司令。朱德提出出国学习的想法，经大家再三挽留，于3月5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相当于军长)，朱德也因此被授予了滇军的中将军衔。但他并没因此放弃出国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留学的准备。1922年1月，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并兼昆明警察厅厅长，朱德退出了军职，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军阀生涯。
     1922年3月，云南政局又发生重大变动。唐继尧趁滇军北伐之机，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吴学显、莫卜等，突然向昆明发动进，顾品珍战死。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败退广东。唐继尧回昆明重新掌握了云南的军政大权。3月27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五月中旬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准备出川去北京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朱德自己后来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在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离开云南去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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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04 上传

【留学欧洲】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杨森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所以，极力挽留朱德，并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婉言谢绝了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于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来，一定虚席以待。
      1922年6月，朱德到上海，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鸦片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朱德这次出来，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共已经成立的消息。在孙炳文的引导下，朱德决定要加入中共。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到了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以重金许诺，希望朱德和金汉鼎能留下帮他打天下，金汉鼎接受了，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几天后，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但是陈拒绝了他，这一次会面中，陈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被陈独秀拒绝后，朱德决意出过留学。在离开中国之前，朱德打算“斩断”他与旧秩序的联系。朱德这次到上海，除了带着六万银洋，还有四个美丽的姨太太跟在身边，他已决心到德国去留学，为了处置这四个姨太大，就和她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当时他对她们说：现在我不做军阀了，我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有一位太太，现在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除二万元留作我出国留学之外，还有三万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个，谁愿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当时四位姨太太都争着要跟他，无法解决，他乃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贺的四姨太抽得，其余的三位立即给资遣散。
     在遣散了姨太太后，朱德终于出发前往了德国，1922年年9月初从上海出发，1922年10月22日达到柏林，很快，朱德便在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共。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朱德还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1923年5月4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1924年3月，朱德进入哥廷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朱德也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国家建设方面的理论基础。了解了朱德的这段经历，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朱德在四、五十年代提出的建国思想比其他中共高级领袖高出不止一个量级。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了一年多，朱德于1925年7月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另外再提一下朱德的贺姓姨太太，这位姨太太跟着朱德到德国后，因其年青貌美，又喜欢交际，于是她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来往，不久便有许多留学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隐瞒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朱德。有一天，她将一大包情书交给朱德，并对他说：你替我看看这些情书，以你的判断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这些情书，对贺氏说：你喜欢那一个都可，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贺氏听他这般说，便跟一位留学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贺氏的钱花光了，她的爱人也无法维持她，于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旧欢，继续跟着他。朱德又同意她回来，以后并和她一同到苏联去。
     1925年6月，在朱德与贺治华离开柏林去莫斯科前后，贺治华怀了孕。1926年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国，1927年4月，贺治华在苏联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朱敏。生下女儿不久，贺于1927年夏天由苏联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她去了上海替党中央做交通连络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党知道了，以她有泄漏党的机密之嫌疑，便派特务将她刺杀，命中两枪而未致命，只是瞎了一只眼睛，她便和情夫逃回老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暴动前夜】  
     1926年7月12日，朱德回国。很快，陈独秀就派他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枝二万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十多万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开始担任杨森二十军的党代表，国民党也特意授予朱德陆军中将军衔。朱德到二十军后，便开始积极的发展党员和党组织，这些动作很快就引起了杨森的猜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于是，就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12月下旬，朱德率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由于朱德已受到杨森疑忌，1927年1月，他遵照中央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去工作。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代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根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相当于师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七百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所以其实军官教育团是军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各省都在驱赶、捕杀共产党，因为朱德的关系，朱培德对江西的共产党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而对朱德，朱培德刚开始还能善待，但到了6月下旬，朱培德也要求朱德离开江西。7月，因不满共产党在其背后搞小动作，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跟中共决裂，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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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诸友》
——朱德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顺庆府中学堂留别》
——朱德
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古兴亡意计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注：这两首诗都是1906年朱德在中学学堂毕业时写下的。
【佃农之子】
     据考证，朱德乃是朱熹二十五世孙，其远祖世居福建延平府龙溪县。元代先祖朱聪一郎迁居福建汀州府上杭县，其子朱万一郎明初迁居广东乳源县。清康熙甲午年（1714）“湖广填四川”，先祖朱仕耀与林氏入川，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在广安县和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为生。乾隆三十一年（1766），入川的第三代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朱德生父朱世林为祖父朱邦俊二子。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1882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为入川始祖朱仕耀八世孙，生于1886年12月1日，到这时，朱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朱德出生后，长辈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狗娃子”，据说这样好养活。“狗娃子”从小脾气就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也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练武，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求学之路】
     由于贫困，朱德家几代都没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那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1892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但廉价货不好，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家人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只供读书认真的朱德一个人上私塾，把朱德转到了丁家地主办的私塾，全力以赴培养朱德。丁家私塾一年要交七、八石稻谷学费，但教学质量强得多，朱世连、朱世林两家勒紧裤带供了两年。在经过大年初一被扫地出门的变故后，朱德随养父母朱世连夫妇迁居马鞍场大湾。一年后，朱世连夫妇再把朱德送进数公里外的席家砭私塾就学。席家砭私塾的主人叫席聘三，朱德入学时，席聘三为朱德取了个字，叫“玉阶”。从此，朱德在这里一直读了九年书。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
     1901年后，清朝已经开始科举改革，要求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但是这一改革直到1905年时还没有推行到四川。1905年，四川按照惯例仍然举行省、府、县三级科举考试。这年朱德十九岁，已经前后读了十二年书。这年秋天，朱德在许多家人的送行中，带着借来的一吊钱盘缠，第一次离开偏僻的乡村，到仪陇县城赶考。朱德赶考前，席聘三又为朱德起了个新的名字：朱存铭。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一场梦。正当一家人为朱德次年参加省试做准备时，传来了朝廷下的诏令：自1906年起，停止县、府、省三级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制度，并严饬各府、州、县普遍设立新式学堂。对朱德一家人来说，这近乎于十几年的心血全部泡汤，不仅举人梦白做，而且高中了的县试、府试也失去了意义。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它以政府的一纸命令，突然抛弃了之前所有的教育和依附于这种教育的政治、经济利益及荣誉、希望。
     虽然清政府结束科举对朱德家人来说，几乎有灭顶之灾的意义，但对朱德本人来说问题还没有这样严重。由于走出农村，见了点世面，外面精彩的世界足以弥补取消科举的失落。县试期间，朱德结交了不少参加考试的朋友，考试完毕后，一起游览城西圆通阁，又结伴步行到邻县南部县，去看盐井，看到用机器打井制盐，大开了眼界。府试期间，朱德认识了一个决定他新的人生道路的人，这个人叫刘寿川。刘寿川曾去过日本，当时是顺庆府中学堂教师。叙起来，刘寿川也是仪陇县人，是朱德养母刘氏娘家同村同族远房堂弟，也算是亲戚了，辈分比朱德大一辈。刘寿川马上影响了朱德，鼓动朱德考新学堂。正沉浸在见到各种新事物的兴奋中的朱德，回家后向家里提出了考新学堂的想法。
     朱德的这个要求遭到了养父朱世连的拒绝。朱德自己父母家非常贫困，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朱德的费用，费用只能依靠朱世连夫妇，但朱世连也十分困难，必须举债才能支持朱德。更重要的是，新学堂在朱世连这样传统的农民眼睛里，还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但肯定不是科举的功名，缺乏实际意义。朱德请了塾师席聘三来劝解、说服养父。朱世连很尊重席聘三，终于同意朱德考新学堂。朱世连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1906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官立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半年后，朱德又考进了顺庆府中学堂，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澜很欣赏的一个学生。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在进顺庆府中学堂时，朱德起了个新名字叫“朱健德”。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读了一年多即毕业，期间受刘寿川影响很大。刘寿川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加入同盟会，当时公开身份是顺庆府中学堂地理课和军事体操教师，十分喜欢军事。朱德从刘寿川这里第一次知道了同盟会，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从朱德毕业时写给同学戴与龄的诗里，可以看出朱德这时已经有了大志：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古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1907年朱德中学堂毕业后，刘寿川积极鼓励朱德到成都继续读书，并根据朱德窘困的经济情况和个性，建议他报考武备学堂或体育学堂。在刘寿川的说服下，朱德养父朱世连在已经欠债数百元银洋的情况下，再新借了四、五十元给朱德去成都读书。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毕业时刘寿川正好回仪陇县任视学。刘寿川在仪陇筹办一所县立高等小学堂，便邀请朱德等几个仪陇学生回去一起办教育，传播新知识。朱德立即应召回到仪陇县，到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老师兼庶务和教务。老师并不好当。很快，新派与旧派就发生了冲突。虽然朝廷已经主张新式教育，但当地地方官仍然是旧脑筋，在新、旧两派教师的冲突中偏袒旧派教师，查封学堂。特别是朱德的体育课，知县认为学生穿短衫和裤衩上课是猥亵举动，对朱德欲予治罪。由于各种事情层出不穷，朱德终于一怒之下辞职，回家种地了。
【投笔从戎】
     朱德的辞职显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新旧两派教师教育理念冲突、新派教师在冲突中失败的结果，因此，刘寿川叫来的其他几个青年教师也都离开了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对刘寿川来说，这是他试图从教育改造家乡的失败。作为这些青年教师的师辈和引路人，他必须考虑这些失去工作的青年的前途。有消息说，云贵总督锡良为了加强西南军备，正着手创办云南讲武堂，刘寿川很兴奋，积极鼓动朱德等去报考讲武堂。刘寿川对朱德寄了很大希望，认为朱德是个很有军事天才的人，因此，答应自己拿出几十元钱给他做路费，并再三要求其他人做好准备后一定要约好了朱德一起出发。     朱德回到家里，不敢告诉家人已经失去工作，假称身体不好需要修养，边种田边等待消息。终于，一个叫敬鎔的人终于来了信，叫他到成都会面后一起出发去昆明。朱德没有告诉家人真实情况，只是说去成都，带着刘寿川给的银洋，又挑了担烟叶，到顺庆府卖了几块钱添作盘缠。在成都会面后一起出发的有敬鎔、吴绍伯。敬鎔是朱德在体育学堂的同学，又一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吴绍伯是朱德在席聘三私塾时的同窗。
     1909年春天他们到达了昆明。快到昆明时，朱德患了伤寒。一到昆明，敬鎔、吴绍伯投靠了亲戚，朱德则在龙井街找了家廉价的临阳客栈。朱德在昆明无亲无故，一切只能依赖敬鎔、吴绍伯操办。报考讲武堂需要担保，敬鎔、吴绍伯找了个滇军第十九镇低级军官为他们三人担保，但他们两人觉得这军官地位太低，又各自找了当地比较有点身份的人担保。讲武堂第一期录取名单公布后，敬鎔、吴绍伯都榜上有名，而朱德则落榜了。这很出乎朱德意外，他考试的自我感觉很好。三个人在客栈研究来研究去，明白了一是朱德的担保人地位太低，二是朱德老老实实填了四川籍，敬鎔(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吴绍伯填的都是云南籍，而讲武堂是只招云南籍人的。     朱德只好经曾经担保过自己的低级军官介绍，进了滇军十九镇当兵，成为步兵标标统罗佩金手下的一名士兵。陆军十九镇系由云贵总督锡良1909年2月把混成协扩充成的镇，是云南建设的唯一的一支新军，而云南讲武堂开始的目的主要就是为陆军十九镇培养各级新式军官，学生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十九镇官兵。在当兵填写名字时，朱德要隐瞒原来报考讲武堂的情况，将自己“朱健德”的名字中间去掉一个字，填了“朱德”这一假名字，从此这个名字使用了一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最著名的名字之一。同时，朱德也隐瞒了自己的四川籍贯，填了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
     朱德这样一个曾经高中过府试，又经过新式学堂教育的人，即使在当时中国的年青知识分子中也算才俊了，因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所以朱德很快就得到了赏识，当上了队部司书生，即相当于今天的连部文书，这是个班长级待遇的职位。最重要的是，他的鹤立鸡群得到了标统罗佩金的注意。1909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成立。不久，云南陆军讲武堂选拔一百名具有新式教育中学水平以上的青年成立丙班。滇军后来很多风云人物，都出自这个班，比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杨希闵、王均、董鸿勋、杨蓁、杨池生等。1909年11月，经罗佩金保荐，朱德考进了丙班二队，学习步兵科，学制计划为三年。
     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朱德的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非常优秀，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参军和进入云南讲武堂是朱德一生的关键性转折。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由于过于贫困的家境，朱德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教育深造，中国的乡村就只是多了一个旧学扎实、兼通新学的知识分子。他之前的社会关系也难以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比他社会关系远要复杂得多的刘寿川后来不过只是成为了自己学生杨森的参议，朱德在这方面不会比刘寿川更有优势。
     1910年7月随营学堂二百人并入讲武堂丙班后，丙班壮大为了三百人。在这基础上，再精选了一百个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特别班，缩短学制为一年，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1911年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提前毕业，朱德经过近两年学习后，被分配到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司务长（相当于排长）。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是罗佩金，这样，朱德就成了蔡锷部下。
【小试牛刀】
     中共人物里面，参与辛亥革命或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也有不少，但从历史学的重大事件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就具有一定历史地位和意义的人物来说，后来成为中共重要人物的人里面，可以在史书中占据席位的，最有资格的人只有徐特立、吴玉章、朱德三位。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本为长沙周南女校教员，1907年在学校演讲一时激动，当场用菜刀砍断自己左手小指，写下了对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抗议血书，在湖南成为名声大振的“抽刀断指”人物，辛亥革命湖南暴动后担任长沙市副议长。吴玉章出生于1878年，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回四川参与保路运动，作为革命党人之一策划了9月25日的容县独立，虽然这是个偏远小地方，影响和作用十分有限，但毕竟是第一个宣布脱离清政府、组建军政府的事件，在历史书上必须记上永久的一笔。就功勋之大而言，三人中当以朱德为首要。
     朱德出生于1886年，比徐特立、吴玉章年小近十岁。1911年8月，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分配到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司务长（相当于排长）。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是罗佩金。随即，作为同盟会会员的朱德又加入了哥老会。10月30日重阳节晚上，以蔡锷为首在昆明举行“重九暴动”。由于队官不愿参加暴动反清，朱德依靠自己的“袍哥”士兵支持马上取代了他，随即被蔡锷指定为代理队官（相当于代理连长）。
     当时清政府在云南的总督是李经羲，蔡锷在暴动前要求将他活捉。李经羲出生于1859年，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的儿子，是很开明的洋务主张者和倾向立宪的地方大员。李经羲并不主张革命，已经怀疑云南新军会响应武昌的暴动，在军事上加强了总督府的防卫。但权贵家庭出身的李经羲防备了同盟会，却没有防备哥老会。朱德的第二营左队是主攻总督府的部队之一，朱德带领他的“袍哥”们对守卫总督府的官兵进行呼喊，进行阵前“政治攻势”，结果，在朱德用火炮轰开总督府大门后，基本都是哥老会“袍哥”的防守官兵立即反正，参加到了暴动队伍中。朱德后来把他的这一阵前“政治攻势”战术，改造为了中共军队的重要战术传统之一。
    当朱德率领他“袍哥”们进入总督府后，发现李经羲已经逃跑。朱德立即带着士兵追击，追上百里路后，在一个叫四集城的姓肖的巡捕家，活捉了逃到这里想歇一下脚的李经羲。当时在昆明暴动的新军三十七协数量不过二、三千人，而在迤东、迤南的清军还有兵力达一万多人的四十几个巡防营，李经羲如果逃跑了想反扑，是有足够兵力反攻昆明的。朱德当即与李经羲进行谈判，结果，李经羲写信给迤东镇台夏豹伯、迤南蒙自关道尹龚心湛等，命令云南境内全部清军投降。朱德建议蔡锷资送李经羲出境，蔡锷喜出望外，同意朱德与李经羲的协议，放走了李经羲。这样，云南全境兵不血刃完成了革命。活下来了的李经羲后来支持共和制度，是中华进步党的主要领袖之一，曾担任政治会议议长、审计院院长、国务总理等职，但袁世凯称帝后也被利用封为所谓的“嵩山四友”之一。
     虽然朱德在辛亥革命云南“重九暴动”中地位不高，只是一名低级军官，但他作为一支基本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其强烈的责任心和超人的才智禀赋，得以使他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活捉李经羲虽然是蔡锷的要求，但蔡锷并没有对朱德下达特别的命令，朱德完全可以象别人一样加入狂欢声中去，而不必要去追击李经羲。活捉李经羲后，朱德已经很大功劳，并不需要进一步独立跟李经羲谈判。如果朱德只是个单纯的武夫，就只会是将李经羲押解回昆明，或等待高级的军官来谈判，甚至可能一时兴起而把李经羲杀掉。虽然这都是履行了军人的责职，但就可能增加多样的变数。朱德不仅进行了独立的谈判，而且获得了最理想的结果，既达到了云南全境完成武装暴动，又避免了生灵涂炭，对于云南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朱德这一功勋，在整个辛亥革命的暴动运动中，是非常特殊的。
     重九暴动后，朱德只是被正式任命为了排长，在昆明街头带兵巡逻。11月10日，以蔡锷为领袖的云南军都督府成立。11月15日，云南援川军从昆明出发，朱德正式升任连长。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成立，云南援川军在4月班师回滇，朱德加衔为少校。
1913年夏，朱德升任营长，1914年至1915年，朱德驻守蒙自、开远、个旧、建水一带，这里属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土匪的骚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逐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游击、运动战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战术原则都是朱德在这个时期逐渐总结出来的。靠着灵活多变的战术，朱德在深山密林中成功清剿了大批土匪。因在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朱德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
     1937年5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了。1944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国后怎样打仗，我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在滇南边境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两个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着特殊的战斗。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
     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炼，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是他稍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能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投身中共后在军事指挥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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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25 上传

《无题》
——朱德
百战余生者，群才可撑天。
从征凭两两，大将剩三三。
注：1919年，护法靖国战争结束，朱德邀参战的同事及部下在自流井的临时寓所聚餐，餐毕一同合影留念，留影者有9位将领，分别为朱德、兰馥、杨希闵、金汉鼎、赵遂生、唐沸川、杨如轩、杨池生等。拍摄结束后，朱德赋此诗。
【护国名将】
     正当朱德在滇南边疆艰苦奋战的两年多中，国内的整个局势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恶化了。宋教仁遇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想要称帝，民国危如累卵。这一切，让正在滇南作战的朱德感到震惊。他愤怒地写诗斥责袁世凯：“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朱德希望已接替蔡锷的唐继尧能够率领滇军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
     经过一番权衡，唐最后决心起兵。1915年11月3日，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12月9日，原驻昆明的滇军邓泰中、杨蓁两团“借平土匪为名”开始向川边出动。12月19日，蔡锷几经周折秘密地从北京逃回昆明。22日，蔡锷、唐继尧等宣誓效忠共和。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暴动后，朱德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昆明，1916年1月6日，朱德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这个团是由朱德训练的新兵组成，战力不强，所以在第一军担任的是预备队的角色。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下辖三个梯团(相当于旅)六个支队(相当于团)。各梯团团长是：第一梯团是刘云峰（后由雷飙继任），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各支队队长是：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后由田钟谷继任），第二支队长杨蓁（后由金汉鼎继任），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后由朱德继任），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五支队长禄国藩，第六支队长朱德（后由王秉钧继任）。任务是出兵四川，然后进攻武汉。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出兵两广。唐继尧作为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
      护国军第一军挥师北伐，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刘云峰的第一梯团为左纵队，所部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已先期出发，经东川、盐津入川直取叙州（今四川宜宾）；赵又新的第二梯团、顾品珍的第三梯团为右纵队，由宣威经贵州毕节入川，取道叙永（今四川永宁）进攻泸州。
     护国军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立即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任命曹馄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督率各部从湘西和川南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驻在川南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是同盟会，他同护国军有密切的关系。2月2日，便以“护国川军总司令”的名义在纳溪暴动。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作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先头部队的董鸿勋支队，经过贵州在二月四日抵达纳溪。八日，董支队与川军两营渡过长江准备会攻泸州。泸州是重庆的主要门户。袁世凯立即派曹馄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一部以及周骏的川军第一师向泸州增援。
      护国滇军、川军加一起也才一万多人，而先期入川的北洋军就超过四万人，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双方兵力可谓十分悬殊。2月9日，北军偷渡长江。护国川军团长陈礼门猝不及防，所部被北军击溃，蓝田坝、月亮岩等要地相继失守，护国川军大炮多所损失，陈礼门自戕而死，董鸿勋支队也被迫后撤，北洋军大举向纳溪推进。于是，川南战场局势顿时逆转，护国军进攻泸州的战役变为保卫纳溪的战役。
      护国军随即在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一带高地顽强阻击北军，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形势危急，蔡锷命令第三梯团火速增援，为了尽快赶到前线，朱德率领第六支队，以每日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方。2月15日，朱德率部“抵永宁，即闻前军愤事，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即奉蔡公檄委饬其星夜前进，赶接步二团事务”。“步二团”是滇军原来的编制序列，即董鸿勋任支队长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也就是朱德在蒙自时指挥的那个团。
    2月16日11时，朱德率所部曹之骅营赶到纳溪，饭都来不及吃就投入了战斗。棉花坡是纳溪城东山冈中一处地理位置重要的山坡，离纳溪城约五公里，泸州通往纳溪的大道就从这里通过，是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张敬尧、熊祥生等部。他们依仗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以猛烈火力向护国军阵地轰击，山地小松林大多被轰击得倾倒在地上，击落的松针在地上厚积数寸。朱德鼓励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组织部队以白刃战和夜战，顽强地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但这次战役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营长曹之骅在十八日中弹穿肠，两天后牺牲，遗职由副营长杨如轩代理。
     为了实行“攻势防御”，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其中朱德率两营，附一个炮兵连和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双方交火后，北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采用“侧攻”战术，以一个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到敌人侧面进行攻击。北洋军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损失惨重，随即组织更多兵力向朱部正面阵地猛烈反扑，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在友军支援下，打退了北洋军的进攻，恢复了失去的阵地。
     由于朱德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第二天罗佩金又把护国川军的一个营交给他指挥。护国军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双方兵力毕竟悬殊，而经过三天鏖战，部队伤亡严重，减员颇多，因此，蔡锷命令护国军从22日起暂时改取防御。
      2月23日，蔡锷从永宁来到纳溪前线，视察阵地，了解了战况，重新作了部署。由于这里已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蔡锷从驻守在叙州的第一梯团中抽出两个营，组成一个新的支队，由金汉鼎任支队长，增援纳溪。撤去指挥不力的董鸿勋第三支队长职务，改由朱德担任。朱德第六支队长职务由第二梯团参谋长王秉钧担任。护国第二、三梯团的第四、五、六支队已经先后开抵纳溪。而朱德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蔡锷赋予了指挥纳溪这条战线的权利。
       2月28日蔡锷又组织了一次反攻。朱德带领两个营参加了这次反攻。正如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所说：“第一军人数不过6000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百姓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战，结果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在这次战斗里，朱德率领的支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曾见他作战的人说，他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但因敌军占据险要地形，并筑有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而护国军后勤供应不足，补给困难，有被胶着拖垮的危险。这次反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在朱德等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北洋军阵地“已成锐角形”，敌军左右两侧部分阵地也被摧毁。但是，护国军的困难仍然很大，由于泸州战事吃紧，护国军在叙府的兵力被抽调一空，以至于3月2日被敌军乘机攻占，而北军援兵第八师李(长泰)师又至合江，滇军后方已受侧面之威胁，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处于腹背受敌局面，被迫作战略转移。3月4日，蔡锷下令撤出纳溪，退至大洲驿一线休整。朱德率领的第三支队经双合场、渠坝驿撒到上马场固守，到3月7日护国军全部撤出纳溪，纳西保卫战也就此结束。朱德支队在这次战役中，从2月16日投入战斗到3月7日撤出，进行了19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护国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全国，各地进步势力起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北洋军由于受到护国军的多次打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不敢主动向前进攻。护国军利用有利时机，进行休整，重新部署，准备反攻。
　　 3月15日，蔡锷根据全国风起云涌的反袁形势，决定对泸州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分三路前进：顾品珍梯团担任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担任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的张煦、廖月疆支队担任右路，向纳溪推进，是反攻的主力部队，而朱德支队在右路军中又担负着主攻任务。18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发起攻击。在它前方的敌军是北洋军第七师的吴新田旅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团，战斗力较强，兵力超过朱德支队两三倍以上。这里的地形也很复杂，山岭起伏，路窄林密，山下是沟渠纵横的水田，进攻十分困难。
     朱德率所部自白节滩出发，经过激烈战斗，当进击女儿井，背猪坳之敌时，发现敌军之主力全在此线，工事又坚，地形困难，运动不易。朱德命炮兵向背猪坳之敌猛烈射击，同时，步兵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持续一昼夜的激战，朱德指挥的第三支队获得反击第一仗的胜利。又经过五天激烈战斗，朱支队连续突破北洋军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直插离泸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在朱德率领第三支队奋勇反击取得胜利同时，右翼方面其他支队亦获得重大胜利，打乱了北洋军的阵脚。20日晚上，顾品珍率领两个支队夜袭成功，追奔逐北，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饷。护国军的反击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袁世凯的精锐部队张敬尧师被打败了，护国军一举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
　　 23日，正当朱德准备向南寿山发起更大规模攻势时，前敌指挥赵又新送来命令：因弹药不继，各部队暂缓攻击，就地待命。
     这时，全国人的反对和护国军的声讨，使袁世凯处在越来越孤立的地位。正当朱德支队推进到南寿山附近的时候，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经过多次磋商，双方决定从3月31日起停战。
     4月6日至5月29日，不到两个月内，继云南和广西后，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五省又相继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愤成疾，在6月6日死去。第二天，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朱德支队奉蔡锷的命令进驻泸州。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据在护国战争中曾为朱德部属的杨如轩回忆，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在与刘湘等对垒时，还创造过一团打胜对方三团的成绩。此役之后，朱德并未被升职，军中一些人曾为朱德忿忿不平。泸州、纳溪之战，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少击多，建立奇功，对推动全国反袁斗争高潮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朱德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勇气。很多次当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率领的部队一赶到，就支持住了，往往还能反败为胜。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他抗战中写的《朱德将军传》中描述道：“纳溪战役，在火线上的朱德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只带了两个步兵连及一个炮兵连，在棉花山顶上抵抗敌人一个旅进攻，几乎被攻击毁灭了。结果，只凭着一千发炮弹，打退敌人。而在最后的反攻里击破张敬尧。“在泸州一次恶战里，把衣服帽子都打烂了，马也打死了———朱德仍然没有丝毫损伤。在火线上，他胆大与沉着兼备，使朱德从残酷的千百次战争中来，没有受过伤。”泸州、纳溪之战，是朱德的成名战，从此他有了滇军名将、护国名将的美誉。吴玉章在祝贺他60岁寿辰时曾著文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这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也大大提高了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说过：“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军阀生涯】
     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军阀战争。中国近代军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曾国藩起兵讨伐太平天国，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北洋军阀开始形成的契机。由于辛亥革命是以地方独立为特征的，而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做大总统并没有真正解决南北冲突的局面，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军阀社会格局的形成是奠定于辛亥革命。在护国运动中，由于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仍然纷纷采用了独立的方式，虽然北京拥有法定的首都和中央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的军阀社会已经完全形成。但是，军阀社会的形成并不等于达到了军阀战争的高潮，军阀战争的高潮出现在孙中山“护法”之后。由于拥有了“护法”的革命性和正义性，除了北洋系军阀自身的战争外，南方各省的大小军阀特别获得了进行战争的道义支持，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军阀们开始了不亦乐乎的战争运动，南方几乎所有的军阀都成为了“革命者”。在这种背景下，朱德也成了“革命”的军阀之一。关于所进行的混战是“革命”，朱德始终是坚持的，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朱德每当谈到过去，都是强调“革命”。因为是革命，所以建国后朱德尽量保护和帮助了当初云南的滇军将领和他们的家属，证明那些将领曾经是对革命有功的，中共政权能用的则用，能养的则养，必须要惩罚的也将功补过、把惩罚程度降到最低，使云南成为了中共政权下对军阀及其家属最宽容的地区。
     1917年6月，满清遗留下来的怪胎张勋在黎元洪总统的支持下，率领辫子军从徐州突然北上进入北京，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逼走黎元洪，推出溥仪复辟帝制。很快，这场闹剧就结束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段祺瑞作为国务总理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是，段祺瑞掌握权力后没有恢复《临时约法》，7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于是，南方各省军阀纷纷参与进了护法运动当中，开始了“护法战争”。7月20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成立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原护国军第六师改为第一军，顾品珍任军长。原护国军第七师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赵又新任军长。在南溪的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率部进驻泸州。滇军主要作战对象为川军刘存厚部。此外，北洋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领了两旅人马从湖北进入四川，占领了重庆。      由于云南经济比较落后，而四川是个富饶的地区，所以，唐继尧一直有意于四川的财富。护国战争时蔡锷率领入川的兵力才不到三千人，战争期间也不过增兵至六千，但战后唐继尧反而在四川增兵到了两万多人。蔡锷死后，罗佩金担任四川督军，来自贵州的戴戡任省长，刘存厚任川军军长，但罗佩金与戴戡排挤刘存厚，导致刘存厚强烈不满，1917年春夏之际与罗佩金、戴戡进行了混战，滇、黔军越来越失去了当地民心。护法战争发动后，唐继尧以四川为主要作战方向并不能得到四川人的积极呼应，甚至在滇军中也很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刘存厚获得了战场主动，将靖国军赶出了泸州，压迫到了纳溪、永宁一线。     战场上的不利激发了一些滇军将领的不满，他们产生了回滇倒唐的想法。朱德曾致电唐继尧，希望他眼睛不要只看着四川和西南，而应该积极北伐，现在，朱德急忙赶到永宁县军部见军长赵又新，希望他暂时不要回滇倒唐，而应该先收复泸州。12月10日，朱德又致电唐继尧，希望他下决心收复泸州：“本旅二十五团现编制就绪，各级官长均愿奋不顾身，复仇雪耻，请公密饬赵司令毓衡速行转攻叙府，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泸城。”唐继尧接受了朱德的建议，电令靖国军反攻。反攻前，已经染上鸦片烟的朱德把烟灯、烟枪全部砸烂，于13日率部进攻泸州城外制高点五峰顶，与金汉鼎等部迅速攻占泸州，并乘胜占领隆昌、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地。12月15日，在重庆的熊克武通电就任川军靖国军总司令。1918年1月，滇、川、黔军合围进攻成都。3月，刘存厚败退陕南。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几个月后，朱德部扩编为混成旅(相当于师)，朱德任混成旅旅长，继续驻扎泸州。
2004年在云南凤庆县落党镇立款村发现一块石碑。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杨廷材回凤庆县老家为老母祝寿，作为顶头上司的朱德为此写了副对联送他。上联是：片瓦传千古；下联是：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朱德的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请人把对联刻成了一块大石碑。这个证据证明了朱德的中将军衔，但这军衔不会是在警察厅厅长任上授的，最可能是当混成旅长时授的，或至少是1920年回昆明后当宪兵司令时授的。朱德当旅长的军衔是中将，混成旅与一般步兵旅不同，军衔升一级很自然。      1918年9月，唐继尧移驻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称为“联帅”。在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要熊克武把四川的兵工厂和厘税交给联军总部作为联军的军械粮饷，实际上就是要四川交出兵工企业并承担负担联军粮饷的主要责任。唐继尧试图压迫熊克武在会议上当场签字同意，熊克武予以了拒绝。10月1日，五省联军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唐继尧到泸州召集滇军将领，决定准备倒熊。      1920年5月，唐继尧发动全面的倒熊战争。但是，熊克武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获得了四川人民和川军各部的倾力支持，而滇军则倒唐之心日增，早就没有斗志，节节败退。9月，川军和滇军在成都激战九昼夜，滇军溃败。川军乘胜追击，进攻泸州。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参谋长杨森带领一个团突然叛变，10月8日泸州失陷，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叛变的杨森部击毙。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立即召集第一、第二两军高级将领开会，朱德提出滇军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返滇倒唐。与会将领一致赞同朱德的主张，顾品珍当即下达返滇倒唐动员令，滇军余部一万多人兵分两路撤离四川，集结到云南、四川交界元谋一带，侍机进击昆明。      1921年2月6日，以顾品珍为首的包括朱德在内的回滇滇军将领，以及留守云南省的滇军将领叶荃、杨蓁、邓泰中等，联名通电倒唐。顾品珍率部直逼昆明，朱德用炮轰开城门，唐继尧的嫡系部队远水救不了近火，唐继尧仓皇逃离昆明，朱德带领一个团一直追赶他到边境，唐继尧迫不得已从安南（越南）避居香港。2月8日，顾品珍进入昆明，自任集云南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滇军总司令。朱德提出出国学习的想法，经大家再三挽留，于3月5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相当于军长)，朱德也因此被授予了滇军的中将军衔。但他并没因此放弃出国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留学的准备。1922年1月，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并兼昆明警察厅厅长，朱德退出了军职，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军阀生涯。
     1922年3月，云南政局又发生重大变动。唐继尧趁滇军北伐之机，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吴学显、莫卜等，突然向昆明发动进，顾品珍战死。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败退广东。唐继尧回昆明重新掌握了云南的军政大权。3月27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五月中旬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准备出川去北京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朱德自己后来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在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离开云南去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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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04 上传

【留学欧洲】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杨森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所以，极力挽留朱德，并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婉言谢绝了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于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来，一定虚席以待。
      1922年6月，朱德到上海，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鸦片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朱德这次出来，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共已经成立的消息。在孙炳文的引导下，朱德决定要加入中共。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到了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以重金许诺，希望朱德和金汉鼎能留下帮他打天下，金汉鼎接受了，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几天后，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但是陈拒绝了他，这一次会面中，陈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被陈独秀拒绝后，朱德决意出过留学。在离开中国之前，朱德打算“斩断”他与旧秩序的联系。朱德这次到上海，除了带着六万银洋，还有四个美丽的姨太太跟在身边，他已决心到德国去留学，为了处置这四个姨太大，就和她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当时他对她们说：现在我不做军阀了，我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有一位太太，现在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除二万元留作我出国留学之外，还有三万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个，谁愿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当时四位姨太太都争着要跟他，无法解决，他乃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贺的四姨太抽得，其余的三位立即给资遣散。
     在遣散了姨太太后，朱德终于出发前往了德国，1922年年9月初从上海出发，1922年10月22日达到柏林，很快，朱德便在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共。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朱德还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1923年5月4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1924年3月，朱德进入哥廷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朱德也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国家建设方面的理论基础。了解了朱德的这段经历，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朱德在四、五十年代提出的建国思想比其他中共高级领袖高出不止一个量级。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了一年多，朱德于1925年7月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另外再提一下朱德的贺姓姨太太，这位姨太太跟着朱德到德国后，因其年青貌美，又喜欢交际，于是她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来往，不久便有许多留学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隐瞒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朱德。有一天，她将一大包情书交给朱德，并对他说：你替我看看这些情书，以你的判断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这些情书，对贺氏说：你喜欢那一个都可，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贺氏听他这般说，便跟一位留学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贺氏的钱花光了，她的爱人也无法维持她，于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旧欢，继续跟着他。朱德又同意她回来，以后并和她一同到苏联去。
     1925年6月，在朱德与贺治华离开柏林去莫斯科前后，贺治华怀了孕。1926年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国，1927年4月，贺治华在苏联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朱敏。生下女儿不久，贺于1927年夏天由苏联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她去了上海替党中央做交通连络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党知道了，以她有泄漏党的机密之嫌疑，便派特务将她刺杀，命中两枪而未致命，只是瞎了一只眼睛，她便和情夫逃回老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暴动前夜】  
     1926年7月12日，朱德回国。很快，陈独秀就派他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枝二万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十多万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开始担任杨森二十军的党代表，国民党也特意授予朱德陆军中将军衔。朱德到二十军后，便开始积极的发展党员和党组织，这些动作很快就引起了杨森的猜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于是，就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12月下旬，朱德率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由于朱德已受到杨森疑忌，1927年1月，他遵照中央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去工作。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代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根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相当于师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七百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所以其实军官教育团是军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各省都在驱赶、捕杀共产党，因为朱德的关系，朱培德对江西的共产党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而对朱德，朱培德刚开始还能善待，但到了6月下旬，朱培德也要求朱德离开江西。7月，因不满共产党在其背后搞小动作，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跟中共决裂，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破裂。   

朱德的地位还是挺高的。

【力挽狂澜】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开始了。暴动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参加暴动的兵力约二万二千人。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第九军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朱德担任了这个无足轻重的第九军军长。
     南昌暴动前期，朱德并不是核心领导层的成员，只是出于他在军界的地位，暴动高层才给了他一个第九军军长的空头衔。一直到三河坝分兵后，朱德才真正成为南昌暴动的主角。暴动军9月18日进抵广东大埔县。9月20日，暴动前敌委员会作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主力向潮、汕进发；第9军军长朱德率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余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1927年10月3日打响的“三河坝阻击战”是朱德加入中共后独立指挥的第一仗。面对钱大钧的两万人，朱德率3000起义军与之鏖战三天三夜，顽强阻击了对手，最后以牺牲1000人的代价歼敌3000人，朱德认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率部撤出了战斗。朱德带着余下两千人星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却突然来到。在撤出三河坝的第二天，他们遇见了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败退下来的暴动军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在队伍里)，得知主力已溃散。主力惨败的消息让部队官兵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国民党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企图消灭他们。从内部来说，部队从各方面会合起来，组织上、思想上都相当混乱。10月7日上午，部队在茂芝的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会上，朱德介绍了暴动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暴动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经过讨论，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孤立无援，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会议否决了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会上的军事决议，简单他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一下，就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为了巩固这支暴动军余部，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即“赣南三整”。
     朱率这支部队离开茂芝后，一路急行军，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再沿闽粤边界北上。十月十六日到福建武平时，部队还有两千人。这个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他们立刻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十六日，暴动军击退了追敌，但本身又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剩下一千五百人。朱德率部立刻向西北转进。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敌人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忆道：“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十月下旬，暴动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
     当时，这支部队的处境依然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人，甚至军官皆逃走。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失败情绪遍及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决定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他召集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暴动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粟裕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朱德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陈毅也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朱德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受到鼓舞，增加了信心，陈毅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支部队肯定是会垮掉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战略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德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他的讲话，士兵很爱听。他是很坚定的，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大家的爱戴。这时候，朱德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在天心圩整顿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人数虽然减少，但都是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下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天心圩整顿，是暴动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赣南三整”的开端。这次整顿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思想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振奋精神，扭转部队人心涣散的局面。朱德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需要作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以他超然的英雄气概，天才的军事指挥，担当起把部队带出绝境，保留红军火种的重任。并且博得了全军对他的巨大信任。
大余整编是在十月底进行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组织整顿，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还整编了部队，使它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整编中，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共组成六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部队经过这次整编，面貌焕然一新。粟裕说：“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余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上堡整训，是十一月初暴动军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进行的。当时，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暴动军余部。
     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一次进行了整训。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到上堡后，部队的任务不仅是行军、打仗，而且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部队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并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上堡整训，“其次是军事训练”。那时，崇义，上堡一带正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朱德又给杨如轩写去一情，希望杨如轩“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他保证练一团人打败蒋介石。”杨如轩虽未作正面答，但也“沓起眼皮”，没有去骚扰暴动军。在整训中，暴动军“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暴动军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仗所习惯的是正规战那一套。暴动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暴动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都已发生变化，部队转移到山区去找“落脚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这就需要学习游击战，杨至诚说：“在这里，我们按照朱德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这是暴动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朱德曾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暴动，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提拔陈毅】
     在茂芝或茂芝之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迷：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突然都离开了部队。周士第在他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谈到南昌暴动的历史时，写到二十五师到了茂芝后就嘎然而止，避开了自己为什么离开部队的问题。
    周士第，1900年生，广东乐会人，1924年黄埔一期毕业并参加中共，曾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历任叶挺团营长、参谋长、团长、第二十五师师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硕勋，又名李陶，1903年生于四川庆符县，1924年5月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1926年10月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部长，12月改任叶挺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后任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海口被琼山县宪兵队枪毙，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担任总理的李鹏。
    关于周士第离开部队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逃跑，但这仅仅只是猜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虽然当时逃跑的人很多，甚至一个排、一个连地离开，有的人跑了不再回来，有的人跑了又回来，林彪就是离开部队没几天后又回来的人之一，二千多人的部队很快就剩为了千把人，但是作为师长的周士第逃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周士第要么不愿意服从朱德自己拉了部队走人，要么就是不离开部队。对周士第这样一个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将领来说，留在部队反而是比较安全的，自己单枪匹马或带几个人离开，成为散兵游勇，反而非常危险，危险不仅来自追击的敌人，而且一些地方民团、土匪更是危险的对手，那时甚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可能为了剥衣服、夺枪支而起杀心，这种道理周士第不可能不懂。
      朱德当时对很多人逃跑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仅仅只是采取了劝说的方法，基本的态度还是来去自由，离开别带武器，再回来也欢迎。经验丰富的朱德非常清楚，不愿意跟着自己的人更容易面临死亡，但既然不愿意跟随自己，便是不信任自己，要走也就让他们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有的原因仅仅在于，这支部队不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而是叶挺的部队。这支部队是标准的黄埔系军队，加上张发奎“铁军”和“叶挺独立团”的荣誉，军官年龄都非常年青，即使师长周士第也不过只是个才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很多人很骄横，他们这时候还不习惯称朱德为“朱军长”，而是当面称四十一岁的朱德为“老夫子”，在他们眼睛里，朱德的年纪已经是“老”了。朱德需要足够的时间慢慢训导、征服他们，他必须要有超人的耐心。
     但是，朱德要彻底征服这帮年青人有一个障碍必须解决，那就是解决掉队伍中最容易自以为是的高级干部。虽然这个时候朱德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但高级干部即使愿意听从朱德也难以保证他们不会发生异议，一当哪个人发生异议，将会很难应付，毕竟，朱德几乎是作为一个光杆司令接受这支部队的，而且与他们年龄差距又很大，彼此一时很难沟通。当时潮汕失败后逃跑加入这支部队的粟裕后来回忆，部队经过一个叫石经岭的地方时，有一些民团占据了隘口，按理，解决这些民团只要派个年青的低级军官执行就可以了，但是，“老夫子”朱德却亲自带了几个人从后面爬上陡壁，清除了民团，粟裕说：“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可见朱德当时对征服这批年青人是极其耐心和用心的。
     朱德采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把高级干部支离了部队，那就是去找党汇报。朱德更“黑”的是事后被支离的人都被其他官兵认为是逃跑，朱德却并不予以说明，甚至连陈毅也被蒙在鼓里，这样，就更突出了朱德自己坚决革命的形象，以利于人们增加对朱德的信任。年青的周士第、李硕勋并没有朱德的老谋深算，在找党汇报的名义下，他们只能服从，乖乖离开部队。周士第被朱德派往了广州、香港方向，李硕勋被朱德派往了上海方向。潮汕失败后，一个叫陈子坚的人带着一些人逃到了朱德这支部队。
     陈子坚，原名陈兴霖，1905年生，江苏徐州铜山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第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1月任叶挺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南下时调朱德第九军，朱德任命他为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长），暴动部队分兵后他随军进到潮汕，任潮州行政委员长，实际就是为暴动部队解决后勤问题。陈子坚虽然年仅二十二岁，却有着高级干部的职衔，他在朱德第九军做经理部长其实并不完全受朱德节制，因为朱德作为先遣司令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后续部队征集粮食等，陈子坚调朱德部只是代表总部负责这一工作。陈子坚作为原来的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现在实际上等于成了第二十五师的老领导，因为，第二十五师正是从第二十四师分解扩编的部队，由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扩编而成。因此，朱德也毫不犹豫地把陈子坚支离了部队，给了他五十块银元、一千元江西纸币、五百元汉口纸币，要他去南昌、武汉或上海找党汇报。被朱德支离的人后来命运都很不顺利，周士第一生背上了沉重的革命不坚定包袱，难以得到重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尽量避开了朱德的名字，大概他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对朱德内心最不满的人了，只是这种不满他并不敢说出来。
    其实朱德当时完全没有必要把部队中的高级干部派出去找党汇报情况，因为，还在三河坝进行阻击时，大埔县的地方党就有人在朱德身边，朱德撤离前后还给了他们一些枪支，让他们自己就地组织武装，朱德完全可以把向党汇报的任务交给他们去逐级上递。即使在部队运动中暂时联系不上地方党的人，问题也不大，一当跳出了包围圈，完全可以有解决这问题的机会。毕竟，把人派出去，当人一离开部队整体，是太危险了。显然，朱德的目的是要支离他们，以便于自己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完全控制部队。
     朱德当时到底支离了多少高级干部，已经难以确知。有一点是确定的，也就是第二十五师师部的主要干部已经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按照当时离开部队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随后在1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75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说法，是“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其实，张启图并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逃走的，周士第、李硕勋等人实际上是被朱德支走的。这样，朱德就可以宣布，由担任团政治指导员的陈毅做自己的助手，分管政治工作，协助自己领导部队。这等于是朱德确立了当时在这支军队中毫无威信的陈毅的二把手地位。陈毅，1901年生，四川乐至县人，1919年毕业于成都留法预备学校，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于192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8月受李大钊、李石曾派遣到杨森部搞策动工作，不久由朱德介绍给中共重庆地委派往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年底作为刘伯承的助手参与泸顺暴动，失败后由周派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准尉文书，暗地担任该校中共党委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暴动晚到一步，赶上部队后由周派往周士第第二十五师任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与朱德一样，对第二十五师来说，陈毅也是一个外来人员。
      朱德不露声色地支离了部队中的高级干部，既是扫除了可能牵制自己的障碍，也是为陈毅清除了道路。因为朱德对陈毅的这次提拔，也就奠定了陈毅自后在中共和中共军队中的地位。朱德之所以提拔陈毅，而不是把陈毅也派去找党，是因为在杨森部时，陈毅就是自己的助手和部下，朱德自然把他看做是自己在这支部队中最可以信赖的人，要他做自己最忠实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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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07 上传

【席卷湘南】     
      1927年11月，朱德率领南昌暴动余部离开上堡继续转战，到了1928年1月，已经慢慢壮大起来的朱德决定折返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暴动”。“湘南暴动”是中共建军时期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暴动”，参与人数达到了空前的百万人，二十余县，成立了七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而被中共官方浓墨重彩的“秋收暴动”只有5000余人，其中有3000人还是卢德铭带去的。官方一直把“人民战争”的宣传成毛的原创，看看“湘南暴动”和“秋收暴动”的规模，你就知道谁是最早实践“人民战争”的人了。
     1928年1月5日，朱德率领部队来到广东乳源县(今属乐昌)的杨家寨子。从杨家寨子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湖南。朱德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胡少海也在这里，胡父是宜章豪绅，胡少海读书时受到革命思潮影响，投笔从戎当了兵，在程潜部做一个低阶军官。后来进了程潜办的“建国援鄂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程部任营长。“四·一二”后，蒋大肆捕杀共产党，他遭到怀疑，只得带领部分湖南籍士兵，离开部队，躲到杨家寨子，以贩马作掩护，领导着一支农民武装，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朱德率部来到杨家寨子，目的是由此进入湘南。朱德认为在湘南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部的战争正在进行。唐生智本人虽已通电下野，南京政府组织的“西征军”已占领武汉，但唐的余部三个军退入湖南，“西征军”正分路进逼长沙、岳阳，大战即将爆发。双方对峙的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桂军黄绍眩部也正同粤军张发奎部在粤西相持。这正是发动暴动的大好时机。第二，湘南农民有革命基础，北伐军首先从那里经过。蒋开始清共后，原来在国民革命军和城市中的不少湘南籍中共党员和革命分子被迫返乡，在本地工农群众中已做了许多工作，容易一呼而起。这又是发动湘南暴动良好的群众基础。朱德正是洞悉了这些，才适时作出了转战了湘南的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朱德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朱德率部到达杨家寨子后，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就赶来了。他详细地向朱德汇报了宜章的敌情。如何拿下宜章，打好湘南暴动的第一仗？朱德动员大家献计。
     在听完大家建议后，朱德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他讲了四个有利条件：一是军阀正在湘北酣战，湘南的敌人势力较薄弱；二是时近年关，地主豪绅逼租逼债更加厉害，贫苦农民和地主豪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三是暴动军经过了补充和休整，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胡少海出身豪门，而且他共产党的身份尚未暴露。因此，他提出由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布告全城：本军奉范军长之命移防宜章，保护乡里。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首先胡少海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对准备捉拿的人都送去请柬，并在宴前设下埋伏。一封盖有第一四〇团关防的公函送进宜章县衙门。县议会大厅里，县长杨孝斌和县参议长、团防局头头、警察局长、商会会长及各界士绅，聚集一堂，商讨如何迎接即将入城的“国民革命军”。
      一月十一日，宜章打开城门迎胡團副“荣归故里”。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到南门迎接。先遣队入城后，立即布哨，换下了团防局的哨兵，把宜章城的交通要道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月十二日，正午过后，朱德率军开进宜章城，县长杨孝斌提出要为其接风，朱德将计就计，爽快赴宴。酒过三巡，朱德突然站起来，把杯子摔到地上，门外立刻冲进十个战士，把枪口对准了那些官员和士绅。几乎同时，陈毅、王尔琢指挥暴动军解决了驻在东山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四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接着，朱德下令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打开粮仓，发放给城市的贫民。顷刻间，宜章城里一片欢腾。一月十三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朱德郑重宣布军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朱德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当地军阀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宜章县长杨孝斌、原县长黄得珍、挨户团副主任刘秉钧等。
     会后，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的胡世俭、高静山、杨子达等共同部署各区乡配合工农革命军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全县暴动。朱德自己来到栗源堡，当晚召集全村人开大会。他说：“你们这个村子，是大革命时期最勇敢的村子，你们也是最勇敢的农民。因为反动派的屠杀，把你们成立的农民协会推翻了。我们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农民协会是推不翻的，你们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组织起来，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村里就组织起了暴动队，朱德还发给他们六七支新枪。这支部队以后编入了宜章的独立第七师。
      朱德智取宜章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发动“马日事变”的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接到命令后得意洋洋地说：“我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于是立刻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日夜兼程北上，想去扑灭湘南暴动的烈火。
     这些早在朱的预料之中，为应付突然情况，他率部秘密撤出宜章城，隐蔽在乡间，发动群众，以逸待劳，准备反击国民党的反扑。朱德忆起那一段历史时说：“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宜章县委派谭新向朱德汇报许克祥进兵岩泉圩、屯粮坪石镇的情报。听完汇报后，朱德作出分析：“敌人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采取南昌暴动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应该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的打法，去战胜敌人”。于是，朱德决定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寻找有利战机。他把部队隐蔽在深山中的圣公坛。许克祥将教导队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而把另外两个团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线摆开，搜寻工农革命军。但他得到的报告却是“共军去向不明”，“朱德无影无踪”。
     一月三十日，朱德判断，歼灭许克祥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依据：一是工农革命军经过休整，士气高涨，体质增强；二是许克祥部连连扑空，锐气已减；三是许部摆成一线，首尾难以相顾，便于各个击破。朱德等连夜制定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谭新带领，迂敌后，阻击增援之敌，截断岩泉圩敌军的退路；另一路由朱德亲率精锐，直捣岩泉圩，消灭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一月三十一日，革命军向岩泉圩悄悄进发。这完全出乎许克祥意料之外。一个土豪赶到岩泉圩向他报告说：朱德的部队到了百岁亭，离这里不到五里地。反而受到许克祥的训斥：“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早晨七点钟，太阳刚刚升起。岩泉圩上传来声声哨音，许克祥的部队正在开饭。革命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岩泉圩，它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南昌暴动留下的精锐部队，又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
     前来助战的农军，也在四面山上摇旗呐喊，燃放鞭炮。胡少海、谭新领着另一路兵马，又从侧后杀入，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岩泉一攻下，立刻传来朱德的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工农革命军汇成一路，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坪石挺进。许克祥这次北上，把坪石作为大本营，屯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他刚逃坪石，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就赶到了。许克祥便仓皇应战，部队乱作一团。
革命军在朱德指挥下，一进入坪石，就猛打猛冲，穷追不舍，又追了一二十里。许克祥只剩下七八个人，慌忙换上便装，跳上乐昌河边停靠的一只小船逃命去了，朱德亲自带了部队追他。赶到渡口时，只见岸上扔着一套许克祥的军装。坪石大捷，战果辉煌，开创了中共军队以少胜多的先例。这次战斗俘虏了许部一千余人。三里长的坪石街上，到处都是许克祥部丢下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经过清点，共缴获步枪二千余支，还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各种弹药装备以及几十挑子银元。后来毛在诗句“黄洋界上炮声卤中提到的那门炮，就是在坪石从许克祥那里缴获来的。
      朱德在三十多年后忆起这次战斗时，说：“我们的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了下来。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坪石大捷，是朱德巧妙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取得的胜利，也是他吸取南昌暴动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朱德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坪石大捷的消息，更轰动了整个湘南。春节刚过，湘南各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大地。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暴动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胡少海等率农军返宜章，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由胡少海担任，党代表是龚楚，副师长是陈东日，留守宜章并监视坪石、韶关方面的敌军动态。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直逼郴州。二月四日傍晚，工农革命军擎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开进了郴州。二月五日，朱德、陈毅参加郴州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调整充实县委的领导班子，一起部署全县的暴动活动，决定以郴州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任师长。”二月十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离开郴州继续北上，向耒阳挺进。陈毅留守郴州，准备向东北侧击永兴。
     二月十五日，革命军进入耒阳的幺平圩。十六日凌晨，占领灶头街，攻城部队隐蔽在北门外的树林里，化装后的农军闯过团丁的盘查，进入北门。几声枪响后，埋伏在城外的农军和工农革命军三千多人扑向耒阳北门。天亮前后，朱德带着革命军主力，向驻守在城南桌子坳的挨户团常备队发起猛烈攻击。很快，朱德就击溃了这些部队。攻下耒阳的第二天，部队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正在混战。趁着这些强盗吵嘴打架，互相揪住辫子，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湘南暴动，组织和武装了工农群众，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的暴动取得了胜利，耒阳的暴动也胜利了！他还说：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湘南暴动一个好的开端，郴县、耒阳的胜利说明湘南暴动推上了高潮。暴动就要在湘南全面开花，国民党在湘南就要完蛋了！二月十六日，召开耒阳县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十九日，在杜陵书院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不久，朱德在耒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邝鄘任师长，邓宗海任党代表。同时，还建立了各区的独立团、县赤卫团、乡赤卫队、少先队等。在宜章、郴州取得胜利后，湘南各地的暴动烈火相继点燃。在水兴，黄克诚、尹子韶、黄平等举行暴动。朱德在郴州、永兴交界处的油榨圩，遇到刘木带领的永兴县部分农民武装，去永兴支援暴动，并带去五十六支步枪。
     二月十九日攻克永兴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组建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接着，朱德又率部来到安仁，歼敌一个连。他在安仁华王庙的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说：“我们都是穷人，都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大革命失败后，敌人杀死了很多农民，你们吃了苦。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谋利益的，现在我们出头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资兴、桂阳等县也相继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以前，朱德还派谢汉文和一名家在耒阳的战士，化装成商人，到来阳以西的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去发动工人暴动。谢汉文到水口山矿后向地下党的组织传达了朱德关于组织工人暴动的指示。      
不久，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也派人到水口山，准备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1月26日，在工人宋乔生领导下，发动暴动，夺了矿警队的枪，开到来阳、衡阳边界的桐粹山。参加水口山暴动的八百多工人和附近的三四百农民，汇合原来在桐梓山一带活动的秘密农民武装，共一千一百多人，成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由宋乔生任队长，谢汉文任党代表。不久，根据朱德的指示，桐梓山游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汉文任党代表。后来，这支工人武装在朱德带领下上了井冈山，改编为特务营。
     朱德忆湘南暴动时说：“我们相继攻下了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湘甫暴动的意义很大。在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以智取宜章揭开序幕，不到一个月功夫，有那么多县暴动了，一百多万农村人口起来了，切断了粤汉之间的交通线，打败了许克祥，对湖南、广州的敌人有很大震动。”
　　朱德正是吸取了南昌暴动失败的教训，注意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正如当年参加湘南暴动的萧克所说：“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并冈山转移，朱德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湘南暴动的规模、声势和成果都很大，给了大革命失败后工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以一个很大兴奋，革命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并且获得了一批干部，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就是在这时带领当地农民暴动军投入这支队伍的。对湘南暴动，萧克曾作过一段总结性的评论：“从一九二八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上井冈山，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暴动。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暴动，规模如此之大，参加入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是绝无仅有的。”
　　朱德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有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不到，就涉及了二十余县，覆盖了一百多万人口。特别可怕的是，从耒阳一县农军就形成了十万之巨来看，应该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成为了农军成员，都成了武装革命分子。在最高峰时期，包括朱德自己的第一师在内，建制部队的兵力就达到了两万多人。就武器数量来说，仅仅朱德从宜章到耒阳一路，就已经缴获了许克祥一千多支步枪、大埔桥两个学生营装备、耒阳约一个营的装备、安仁一个连的装备等，加以缴获的其它武装的武器，以及各地暴动所得到的武器，第一师以外的工农革命军可以装备的枪支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支，按照三比一比例，可以构成有战斗力的部队近一万人，加上朱德自己的第一师，在庞大的农军配合下，将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两万多人的军队如果马上予以严格训练，同时对农军再加以适当训练，对朱德来说，至少可以应对蒋介石一、两轮的大军压进，争取到运动整个湖南省进行暴动的时间。由于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真切体会和了解中共革命的恐怖程度，在那个连真正的土匪都要打出一面革命旗帜的“革命”时代，如果中共不实行激进的恐怖政策，可以得到的呼应和支持不会少，那么，朱德就真正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
但是，朱德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愿望，而且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创痛，最后不得不带着一万多军队跑到没有几个人的毛那里。一切的被破坏，都是由于中共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烧杀。
     湘南暴动之后，迟钝的瞿秋白中央没一个人意识到其中的前景，一帮人没作出及时反应，正全身心为赴莫斯科开“六大”做准备，头脑里装的都是勾心斗角的东西。这样，暴动中的湘南几乎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党、政、军领导核心。朱德与地方党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协助、配合，而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湖南省的地方党显然不愿意让朱德成为最高领袖，不愿意增加朱德的权力，在一系列的建制部队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甚至没有及时确立朱德对各部的领导地位，没有把部队整编为军建制，这样，虽然朱德可以节制其它部队，但并没有法定的权力，所依赖的仅仅是他的第一师最正规、最有战斗力和个人威望，以及他在这些部队领导层所安插的亲信。朱德既不能绝对调动其它部队，更无法对他们进行及时训练和整编，也无法进行战略安排，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无论是在军队还是中共党内，朱德都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地位和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他的战略目标将得不到实现。
     仅仅如此还不怕，当蒋介石的大军到来后，朱德可以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对付，在作战中对其它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并在作战中迫使湖南地方党承认和确认他的领袖地位，但最糟糕的事情是，这也无法做到了，因为，由于大烧杀，社会基础被彻底破坏和摧毁，失去了就地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湘南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与蒋介石派来的军队进行作战了。
     由于中共进行的是阶级革命，因此也就注定了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运动之一。阶级革命的基本目标是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这种消灭不仅仅是剥夺生产资料和财富，不仅仅是改造思想，特别是当在暴力革命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身问题。所谓的剥削阶级只要人身依然存在，也就会形成反抗、对抗和镇压中共革命的力量，这样，消灭他们的人身也就是阶级革命的自然选择。中共还远没有学会和掌握阶级斗争的策略，加之与愚昧、残暴的流民、流氓、土匪运动相结合，其恐怖程度也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中共的暴动还没有获得成功以前，中共也就没有机会实现这种恐怖。现在，湘南暴动的顺利实现终于可以使中共实现这种恐怖了，一时之间，在他们眼睛里的地主阶级和其它应该消灭的剥削阶级分子和一切反动分子，都遭到了残酷的人身消灭，凡是没有逃跑掉的，除了死亡就是死亡。
     如果仅仅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由于人口比例毕竟不大，还算是一种有“限度”的恐怖。湘南暴动后的特点是，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湘南二十四县农民暴动总指挥、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佑魁竟然想出了大烧特烧的疯狂主意，由此而导致了涉及各阶级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大屠杀。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中共自己都几乎不愿意提起的“烈士”、反人类的刽子手，陈佑魁，1900生，湖南麻阳人，中学毕业后曾当教师、邮务员、图书馆管理员等，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青年团湖南区委执行委员兼任秘书，1926年7月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部长，之后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县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不仅下令彻底镇压（也即杀掉）所谓的反革命，而且要大批地烧房子。龚楚回忆说是“任意杀人，到处放火”。
     中共将领中晚年比较愿意说实话的黄克诚回忆道：“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个严重。耒阳实际上是整座城彻底烧光了，以至于朱德只能无奈地带着他的部队住到了城外荒野中。
     这样做的原因，当然跟瞿秋白中央的激进主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根源于中共阶级革命的本质。陈佑魁说：“中国文化落后的是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的恐怖口号。
     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竟然是陈佑魁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的一个军事主张，他异想天开地要让蒋介石大军压进后没有房子住。黄克诚回忆说：“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左’得很。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龚楚回忆说：“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要烧绝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他说：“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龚楚苦闷，朱德更苦闷。虽然陈佑魁这个反人类分子不能指挥朱德，但朱德也不能指挥他，对他的所有行为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对朱德来说，他的所有战术的一个最重要基础，就是必须要跟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在通讯和侦察手段非常不发达的时代，这不仅是一个解决后勤和伤员的问题，而且也是情报优势和运动优势。朱德的战术在精神上来源于《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战术原则最重要的两条是秘密、突然，一当失去群众基础，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秘密、突然也就根本无法实施。陈佑魁的大杀大烧，已经意味着朱德为湘南暴动所作的努力泡汤了。朱德后来隐晦地说：“如果路线政策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现在朱德所能够做的，仅仅只是让自己的官兵做救火队，尽量劝说少杀一点，少烧一点。在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任何朱德本人和他的部队参与烧杀的言论和材料，而是肯定了朱德和他的部队进行了阻止和反对。
     但是，朱德还是被卷进了大烧杀。由于大烧大杀，特别是大烧，已经不再是局限在所谓的“地主阶级”范围，而且也涉及到了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因此，就引起了大量暴力反抗。这些暴力反抗一当发生并具有规模，就不是陈佑魁所能够对付的，这样，朱德就不得不使用他的部队对反抗者进行镇压。陈佑魁对人民大烧大杀，引起人民反抗，朱德则不得不从同是中共阵营的立场，再镇压反抗者。这是朱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意外结果。
     朱德虽然反对陈佑魁，但终究是属于同一个中共，处于同一条战线当中，如果不镇压反抗行为，不只是陈佑魁的失败，而且也成了中共的失败。事实上，当人们进行反抗的时候，也不会把朱德与陈佑魁区别开来，反抗者实施暴力的时候，不仅是杀地方党，而且也是将朱德手下在场的官兵一起杀掉的。黄克诚回忆说：“这种烧房子的办法使农民大为不满，有些暴动农民在反动地主的策动下，开始‘反水’。特别是烧公路两侧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子，更是直接损害农民利益，大大遭到农民的反对。郴县县委动员农民烧房子，农民不干，反动地主乘机煽动，一些暴动农民就撕下红袖章，换上白袖章‘反水’了。郴县‘反水’农民跟着地主武装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还杀了县里其他一些负责人。陈毅就回到郴县去镇压反革命，并留在郴县主持县委工作。永兴县油麻圩、马田圩都有农民打起白旗‘反水’，县委只好派尹子韶带领县警卫团主力出去镇压。不久，邻近永兴的桂阳县苏维埃区里的农民也‘反水’了，他们求助于永兴，尹子韶就又带队伍去支援桂阳。朱德曾留了一个主力排在永兴，这时也和尹子韶一起行动。”黄克诚回忆中所说的所谓地主煽动、地主武装，并没有什么依据，任何关于湘南暴动的会议和研究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反水”完全就是农民正义的反抗。夏明震的被杀，是他召集农民开会，宣布要烧掉郴州县城，愤怒的农民就暴动起来，当场杀掉了夏明震，最后，这些为了保护县城的农民被具体执行镇压的陈毅杀掉了，虽然陈毅在群众大会上也痛苦地向农民表示赔罪。在湘南经过广泛的暴动之后，经过“杀绝地主”的运动，哪里还有什么地主和地主武装？

【力挽狂澜】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开始了。暴动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参加暴动的兵力约二万二千人。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下辖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第九军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朱德担任了这个无足轻重的第九军军长。
     南昌暴动前期，朱德并不是核心领导层的成员，只是出于他在军界的地位，暴动高层才给了他一个第九军军长的空头衔。一直到三河坝分兵后，朱德才真正成为南昌暴动的主角。暴动军9月18日进抵广东大埔县。9月20日，暴动前敌委员会作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主力向潮、汕进发；第9军军长朱德率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余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1927年10月3日打响的“三河坝阻击战”是朱德加入中共后独立指挥的第一仗。面对钱大钧的两万人，朱德率3000起义军与之鏖战三天三夜，顽强阻击了对手，最后以牺牲1000人的代价歼敌3000人，朱德认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率部撤出了战斗。朱德带着余下两千人星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却突然来到。在撤出三河坝的第二天，他们遇见了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败退下来的暴动军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在队伍里)，得知主力已溃散。主力惨败的消息让部队官兵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国民党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企图消灭他们。从内部来说，部队从各方面会合起来，组织上、思想上都相当混乱。10月7日上午，部队在茂芝的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会上，朱德介绍了暴动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暴动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经过讨论，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孤立无援，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会议否决了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会上的军事决议，简单他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一下，就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为了巩固这支暴动军余部，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即“赣南三整”。
     朱率这支部队离开茂芝后，一路急行军，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再沿闽粤边界北上。十月十六日到福建武平时，部队还有两千人。这个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他们立刻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十六日，暴动军击退了追敌，但本身又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剩下一千五百人。朱德率部立刻向西北转进。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敌人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忆道：“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十月下旬，暴动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
     当时，这支部队的处境依然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人，甚至军官皆逃走。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失败情绪遍及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决定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他召集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暴动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粟裕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朱德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陈毅也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朱德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受到鼓舞，增加了信心，陈毅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支部队肯定是会垮掉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战略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德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他的讲话，士兵很爱听。他是很坚定的，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大家的爱戴。这时候，朱德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在天心圩整顿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人数虽然减少，但都是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下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天心圩整顿，是暴动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赣南三整”的开端。这次整顿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思想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振奋精神，扭转部队人心涣散的局面。朱德在这支部队生死攸关、需要作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以他超然的英雄气概，天才的军事指挥，担当起把部队带出绝境，保留红军火种的重任。并且博得了全军对他的巨大信任。
大余整编是在十月底进行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组织整顿，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还整编了部队，使它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整编中，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共组成六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部队经过这次整编，面貌焕然一新。粟裕说：“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余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上堡整训，是十一月初暴动军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进行的。当时，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暴动军余部。
     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一次进行了整训。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到上堡后，部队的任务不仅是行军、打仗，而且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部队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并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上堡整训，“其次是军事训练”。那时，崇义，上堡一带正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朱德又给杨如轩写去一情，希望杨如轩“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他保证练一团人打败蒋介石。”杨如轩虽未作正面答，但也“沓起眼皮”，没有去骚扰暴动军。在整训中，暴动军“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暴动军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仗所习惯的是正规战那一套。暴动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暴动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都已发生变化，部队转移到山区去找“落脚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这就需要学习游击战，杨至诚说：“在这里，我们按照朱德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这是暴动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朱德曾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暴动，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提拔陈毅】
     在茂芝或茂芝之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迷：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突然都离开了部队。周士第在他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谈到南昌暴动的历史时，写到二十五师到了茂芝后就嘎然而止，避开了自己为什么离开部队的问题。
    周士第，1900年生，广东乐会人，1924年黄埔一期毕业并参加中共，曾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历任叶挺团营长、参谋长、团长、第二十五师师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硕勋，又名李陶，1903年生于四川庆符县，1924年5月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1926年10月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部长，12月改任叶挺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后任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海口被琼山县宪兵队枪毙，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担任总理的李鹏。
    关于周士第离开部队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逃跑，但这仅仅只是猜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虽然当时逃跑的人很多，甚至一个排、一个连地离开，有的人跑了不再回来，有的人跑了又回来，林彪就是离开部队没几天后又回来的人之一，二千多人的部队很快就剩为了千把人，但是作为师长的周士第逃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周士第要么不愿意服从朱德自己拉了部队走人，要么就是不离开部队。对周士第这样一个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将领来说，留在部队反而是比较安全的，自己单枪匹马或带几个人离开，成为散兵游勇，反而非常危险，危险不仅来自追击的敌人，而且一些地方民团、土匪更是危险的对手，那时甚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可能为了剥衣服、夺枪支而起杀心，这种道理周士第不可能不懂。
      朱德当时对很多人逃跑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仅仅只是采取了劝说的方法，基本的态度还是来去自由，离开别带武器，再回来也欢迎。经验丰富的朱德非常清楚，不愿意跟着自己的人更容易面临死亡，但既然不愿意跟随自己，便是不信任自己，要走也就让他们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有的原因仅仅在于，这支部队不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而是叶挺的部队。这支部队是标准的黄埔系军队，加上张发奎“铁军”和“叶挺独立团”的荣誉，军官年龄都非常年青，即使师长周士第也不过只是个才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很多人很骄横，他们这时候还不习惯称朱德为“朱军长”，而是当面称四十一岁的朱德为“老夫子”，在他们眼睛里，朱德的年纪已经是“老”了。朱德需要足够的时间慢慢训导、征服他们，他必须要有超人的耐心。
     但是，朱德要彻底征服这帮年青人有一个障碍必须解决，那就是解决掉队伍中最容易自以为是的高级干部。虽然这个时候朱德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但高级干部即使愿意听从朱德也难以保证他们不会发生异议，一当哪个人发生异议，将会很难应付，毕竟，朱德几乎是作为一个光杆司令接受这支部队的，而且与他们年龄差距又很大，彼此一时很难沟通。当时潮汕失败后逃跑加入这支部队的粟裕后来回忆，部队经过一个叫石经岭的地方时，有一些民团占据了隘口，按理，解决这些民团只要派个年青的低级军官执行就可以了，但是，“老夫子”朱德却亲自带了几个人从后面爬上陡壁，清除了民团，粟裕说：“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可见朱德当时对征服这批年青人是极其耐心和用心的。
     朱德采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把高级干部支离了部队，那就是去找党汇报。朱德更“黑”的是事后被支离的人都被其他官兵认为是逃跑，朱德却并不予以说明，甚至连陈毅也被蒙在鼓里，这样，就更突出了朱德自己坚决革命的形象，以利于人们增加对朱德的信任。年青的周士第、李硕勋并没有朱德的老谋深算，在找党汇报的名义下，他们只能服从，乖乖离开部队。周士第被朱德派往了广州、香港方向，李硕勋被朱德派往了上海方向。潮汕失败后，一个叫陈子坚的人带着一些人逃到了朱德这支部队。
     陈子坚，原名陈兴霖，1905年生，江苏徐州铜山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第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1月任叶挺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南下时调朱德第九军，朱德任命他为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长），暴动部队分兵后他随军进到潮汕，任潮州行政委员长，实际就是为暴动部队解决后勤问题。陈子坚虽然年仅二十二岁，却有着高级干部的职衔，他在朱德第九军做经理部长其实并不完全受朱德节制，因为朱德作为先遣司令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后续部队征集粮食等，陈子坚调朱德部只是代表总部负责这一工作。陈子坚作为原来的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现在实际上等于成了第二十五师的老领导，因为，第二十五师正是从第二十四师分解扩编的部队，由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扩编而成。因此，朱德也毫不犹豫地把陈子坚支离了部队，给了他五十块银元、一千元江西纸币、五百元汉口纸币，要他去南昌、武汉或上海找党汇报。被朱德支离的人后来命运都很不顺利，周士第一生背上了沉重的革命不坚定包袱，难以得到重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尽量避开了朱德的名字，大概他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对朱德内心最不满的人了，只是这种不满他并不敢说出来。
    其实朱德当时完全没有必要把部队中的高级干部派出去找党汇报情况，因为，还在三河坝进行阻击时，大埔县的地方党就有人在朱德身边，朱德撤离前后还给了他们一些枪支，让他们自己就地组织武装，朱德完全可以把向党汇报的任务交给他们去逐级上递。即使在部队运动中暂时联系不上地方党的人，问题也不大，一当跳出了包围圈，完全可以有解决这问题的机会。毕竟，把人派出去，当人一离开部队整体，是太危险了。显然，朱德的目的是要支离他们，以便于自己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完全控制部队。
     朱德当时到底支离了多少高级干部，已经难以确知。有一点是确定的，也就是第二十五师师部的主要干部已经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按照当时离开部队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随后在1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75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说法，是“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其实，张启图并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逃走的，周士第、李硕勋等人实际上是被朱德支走的。这样，朱德就可以宣布，由担任团政治指导员的陈毅做自己的助手，分管政治工作，协助自己领导部队。这等于是朱德确立了当时在这支军队中毫无威信的陈毅的二把手地位。陈毅，1901年生，四川乐至县人，1919年毕业于成都留法预备学校，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于192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8月受李大钊、李石曾派遣到杨森部搞策动工作，不久由朱德介绍给中共重庆地委派往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年底作为刘伯承的助手参与泸顺暴动，失败后由周派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准尉文书，暗地担任该校中共党委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暴动晚到一步，赶上部队后由周派往周士第第二十五师任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与朱德一样，对第二十五师来说，陈毅也是一个外来人员。
      朱德不露声色地支离了部队中的高级干部，既是扫除了可能牵制自己的障碍，也是为陈毅清除了道路。因为朱德对陈毅的这次提拔，也就奠定了陈毅自后在中共和中共军队中的地位。朱德之所以提拔陈毅，而不是把陈毅也派去找党，是因为在杨森部时，陈毅就是自己的助手和部下，朱德自然把他看做是自己在这支部队中最可以信赖的人，要他做自己最忠实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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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07 上传

【席卷湘南】     
      1927年11月，朱德率领南昌暴动余部离开上堡继续转战，到了1928年1月，已经慢慢壮大起来的朱德决定折返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暴动”。“湘南暴动”是中共建军时期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暴动”，参与人数达到了空前的百万人，二十余县，成立了七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而被中共官方浓墨重彩的“秋收暴动”只有5000余人，其中有3000人还是卢德铭带去的。官方一直把“人民战争”的宣传成毛的原创，看看“湘南暴动”和“秋收暴动”的规模，你就知道谁是最早实践“人民战争”的人了。
     1928年1月5日，朱德率领部队来到广东乳源县(今属乐昌)的杨家寨子。从杨家寨子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湖南。朱德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胡少海也在这里，胡父是宜章豪绅，胡少海读书时受到革命思潮影响，投笔从戎当了兵，在程潜部做一个低阶军官。后来进了程潜办的“建国援鄂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程部任营长。“四·一二”后，蒋大肆捕杀共产党，他遭到怀疑，只得带领部分湖南籍士兵，离开部队，躲到杨家寨子，以贩马作掩护，领导着一支农民武装，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朱德率部来到杨家寨子，目的是由此进入湘南。朱德认为在湘南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部的战争正在进行。唐生智本人虽已通电下野，南京政府组织的“西征军”已占领武汉，但唐的余部三个军退入湖南，“西征军”正分路进逼长沙、岳阳，大战即将爆发。双方对峙的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桂军黄绍眩部也正同粤军张发奎部在粤西相持。这正是发动暴动的大好时机。第二，湘南农民有革命基础，北伐军首先从那里经过。蒋开始清共后，原来在国民革命军和城市中的不少湘南籍中共党员和革命分子被迫返乡，在本地工农群众中已做了许多工作，容易一呼而起。这又是发动湘南暴动良好的群众基础。朱德正是洞悉了这些，才适时作出了转战了湘南的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朱德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朱德率部到达杨家寨子后，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就赶来了。他详细地向朱德汇报了宜章的敌情。如何拿下宜章，打好湘南暴动的第一仗？朱德动员大家献计。
     在听完大家建议后，朱德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他讲了四个有利条件：一是军阀正在湘北酣战，湘南的敌人势力较薄弱；二是时近年关，地主豪绅逼租逼债更加厉害，贫苦农民和地主豪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三是暴动军经过了补充和休整，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胡少海出身豪门，而且他共产党的身份尚未暴露。因此，他提出由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布告全城：本军奉范军长之命移防宜章，保护乡里。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首先胡少海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对准备捉拿的人都送去请柬，并在宴前设下埋伏。一封盖有第一四〇团关防的公函送进宜章县衙门。县议会大厅里，县长杨孝斌和县参议长、团防局头头、警察局长、商会会长及各界士绅，聚集一堂，商讨如何迎接即将入城的“国民革命军”。
      一月十一日，宜章打开城门迎胡團副“荣归故里”。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到南门迎接。先遣队入城后，立即布哨，换下了团防局的哨兵，把宜章城的交通要道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月十二日，正午过后，朱德率军开进宜章城，县长杨孝斌提出要为其接风，朱德将计就计，爽快赴宴。酒过三巡，朱德突然站起来，把杯子摔到地上，门外立刻冲进十个战士，把枪口对准了那些官员和士绅。几乎同时，陈毅、王尔琢指挥暴动军解决了驻在东山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四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接着，朱德下令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打开粮仓，发放给城市的贫民。顷刻间，宜章城里一片欢腾。一月十三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朱德郑重宣布军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朱德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当地军阀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宜章县长杨孝斌、原县长黄得珍、挨户团副主任刘秉钧等。
     会后，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的胡世俭、高静山、杨子达等共同部署各区乡配合工农革命军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全县暴动。朱德自己来到栗源堡，当晚召集全村人开大会。他说：“你们这个村子，是大革命时期最勇敢的村子，你们也是最勇敢的农民。因为反动派的屠杀，把你们成立的农民协会推翻了。我们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农民协会是推不翻的，你们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组织起来，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村里就组织起了暴动队，朱德还发给他们六七支新枪。这支部队以后编入了宜章的独立第七师。
      朱德智取宜章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发动“马日事变”的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接到命令后得意洋洋地说：“我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于是立刻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日夜兼程北上，想去扑灭湘南暴动的烈火。
     这些早在朱的预料之中，为应付突然情况，他率部秘密撤出宜章城，隐蔽在乡间，发动群众，以逸待劳，准备反击国民党的反扑。朱德忆起那一段历史时说：“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宜章县委派谭新向朱德汇报许克祥进兵岩泉圩、屯粮坪石镇的情报。听完汇报后，朱德作出分析：“敌人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采取南昌暴动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应该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的打法，去战胜敌人”。于是，朱德决定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寻找有利战机。他把部队隐蔽在深山中的圣公坛。许克祥将教导队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而把另外两个团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线摆开，搜寻工农革命军。但他得到的报告却是“共军去向不明”，“朱德无影无踪”。
     一月三十日，朱德判断，歼灭许克祥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依据：一是工农革命军经过休整，士气高涨，体质增强；二是许克祥部连连扑空，锐气已减；三是许部摆成一线，首尾难以相顾，便于各个击破。朱德等连夜制定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谭新带领，迂敌后，阻击增援之敌，截断岩泉圩敌军的退路；另一路由朱德亲率精锐，直捣岩泉圩，消灭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一月三十一日，革命军向岩泉圩悄悄进发。这完全出乎许克祥意料之外。一个土豪赶到岩泉圩向他报告说：朱德的部队到了百岁亭，离这里不到五里地。反而受到许克祥的训斥：“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早晨七点钟，太阳刚刚升起。岩泉圩上传来声声哨音，许克祥的部队正在开饭。革命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岩泉圩，它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南昌暴动留下的精锐部队，又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
     前来助战的农军，也在四面山上摇旗呐喊，燃放鞭炮。胡少海、谭新领着另一路兵马，又从侧后杀入，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岩泉一攻下，立刻传来朱德的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工农革命军汇成一路，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坪石挺进。许克祥这次北上，把坪石作为大本营，屯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他刚逃坪石，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就赶到了。许克祥便仓皇应战，部队乱作一团。
革命军在朱德指挥下，一进入坪石，就猛打猛冲，穷追不舍，又追了一二十里。许克祥只剩下七八个人，慌忙换上便装，跳上乐昌河边停靠的一只小船逃命去了，朱德亲自带了部队追他。赶到渡口时，只见岸上扔着一套许克祥的军装。坪石大捷，战果辉煌，开创了中共军队以少胜多的先例。这次战斗俘虏了许部一千余人。三里长的坪石街上，到处都是许克祥部丢下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经过清点，共缴获步枪二千余支，还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各种弹药装备以及几十挑子银元。后来毛在诗句“黄洋界上炮声卤中提到的那门炮，就是在坪石从许克祥那里缴获来的。
      朱德在三十多年后忆起这次战斗时，说：“我们的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了下来。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坪石大捷，是朱德巧妙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取得的胜利，也是他吸取南昌暴动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朱德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坪石大捷的消息，更轰动了整个湘南。春节刚过，湘南各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大地。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暴动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胡少海等率农军返宜章，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由胡少海担任，党代表是龚楚，副师长是陈东日，留守宜章并监视坪石、韶关方面的敌军动态。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直逼郴州。二月四日傍晚，工农革命军擎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开进了郴州。二月五日，朱德、陈毅参加郴州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调整充实县委的领导班子，一起部署全县的暴动活动，决定以郴州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任师长。”二月十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离开郴州继续北上，向耒阳挺进。陈毅留守郴州，准备向东北侧击永兴。
     二月十五日，革命军进入耒阳的幺平圩。十六日凌晨，占领灶头街，攻城部队隐蔽在北门外的树林里，化装后的农军闯过团丁的盘查，进入北门。几声枪响后，埋伏在城外的农军和工农革命军三千多人扑向耒阳北门。天亮前后，朱德带着革命军主力，向驻守在城南桌子坳的挨户团常备队发起猛烈攻击。很快，朱德就击溃了这些部队。攻下耒阳的第二天，部队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正在混战。趁着这些强盗吵嘴打架，互相揪住辫子，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湘南暴动，组织和武装了工农群众，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的暴动取得了胜利，耒阳的暴动也胜利了！他还说：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湘南暴动一个好的开端，郴县、耒阳的胜利说明湘南暴动推上了高潮。暴动就要在湘南全面开花，国民党在湘南就要完蛋了！二月十六日，召开耒阳县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十九日，在杜陵书院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不久，朱德在耒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邝鄘任师长，邓宗海任党代表。同时，还建立了各区的独立团、县赤卫团、乡赤卫队、少先队等。在宜章、郴州取得胜利后，湘南各地的暴动烈火相继点燃。在水兴，黄克诚、尹子韶、黄平等举行暴动。朱德在郴州、永兴交界处的油榨圩，遇到刘木带领的永兴县部分农民武装，去永兴支援暴动，并带去五十六支步枪。
     二月十九日攻克永兴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组建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接着，朱德又率部来到安仁，歼敌一个连。他在安仁华王庙的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说：“我们都是穷人，都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大革命失败后，敌人杀死了很多农民，你们吃了苦。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谋利益的，现在我们出头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资兴、桂阳等县也相继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以前，朱德还派谢汉文和一名家在耒阳的战士，化装成商人，到来阳以西的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去发动工人暴动。谢汉文到水口山矿后向地下党的组织传达了朱德关于组织工人暴动的指示。      
不久，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也派人到水口山，准备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1月26日，在工人宋乔生领导下，发动暴动，夺了矿警队的枪，开到来阳、衡阳边界的桐粹山。参加水口山暴动的八百多工人和附近的三四百农民，汇合原来在桐梓山一带活动的秘密农民武装，共一千一百多人，成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由宋乔生任队长，谢汉文任党代表。不久，根据朱德的指示，桐梓山游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汉文任党代表。后来，这支工人武装在朱德带领下上了井冈山，改编为特务营。
     朱德忆湘南暴动时说：“我们相继攻下了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湘甫暴动的意义很大。在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以智取宜章揭开序幕，不到一个月功夫，有那么多县暴动了，一百多万农村人口起来了，切断了粤汉之间的交通线，打败了许克祥，对湖南、广州的敌人有很大震动。”
　　朱德正是吸取了南昌暴动失败的教训，注意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正如当年参加湘南暴动的萧克所说：“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并冈山转移，朱德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湘南暴动的规模、声势和成果都很大，给了大革命失败后工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以一个很大兴奋，革命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并且获得了一批干部，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就是在这时带领当地农民暴动军投入这支队伍的。对湘南暴动，萧克曾作过一段总结性的评论：“从一九二八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上井冈山，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暴动。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暴动，规模如此之大，参加入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是绝无仅有的。”
　　朱德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有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不到，就涉及了二十余县，覆盖了一百多万人口。特别可怕的是，从耒阳一县农军就形成了十万之巨来看，应该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成为了农军成员，都成了武装革命分子。在最高峰时期，包括朱德自己的第一师在内，建制部队的兵力就达到了两万多人。就武器数量来说，仅仅朱德从宜章到耒阳一路，就已经缴获了许克祥一千多支步枪、大埔桥两个学生营装备、耒阳约一个营的装备、安仁一个连的装备等，加以缴获的其它武装的武器，以及各地暴动所得到的武器，第一师以外的工农革命军可以装备的枪支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支，按照三比一比例，可以构成有战斗力的部队近一万人，加上朱德自己的第一师，在庞大的农军配合下，将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两万多人的军队如果马上予以严格训练，同时对农军再加以适当训练，对朱德来说，至少可以应对蒋介石一、两轮的大军压进，争取到运动整个湖南省进行暴动的时间。由于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真切体会和了解中共革命的恐怖程度，在那个连真正的土匪都要打出一面革命旗帜的“革命”时代，如果中共不实行激进的恐怖政策，可以得到的呼应和支持不会少，那么，朱德就真正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
但是，朱德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愿望，而且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创痛，最后不得不带着一万多军队跑到没有几个人的毛那里。一切的被破坏，都是由于中共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烧杀。
     湘南暴动之后，迟钝的瞿秋白中央没一个人意识到其中的前景，一帮人没作出及时反应，正全身心为赴莫斯科开“六大”做准备，头脑里装的都是勾心斗角的东西。这样，暴动中的湘南几乎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党、政、军领导核心。朱德与地方党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协助、配合，而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湖南省的地方党显然不愿意让朱德成为最高领袖，不愿意增加朱德的权力，在一系列的建制部队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甚至没有及时确立朱德对各部的领导地位，没有把部队整编为军建制，这样，虽然朱德可以节制其它部队，但并没有法定的权力，所依赖的仅仅是他的第一师最正规、最有战斗力和个人威望，以及他在这些部队领导层所安插的亲信。朱德既不能绝对调动其它部队，更无法对他们进行及时训练和整编，也无法进行战略安排，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无论是在军队还是中共党内，朱德都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地位和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他的战略目标将得不到实现。
     仅仅如此还不怕，当蒋介石的大军到来后，朱德可以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对付，在作战中对其它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并在作战中迫使湖南地方党承认和确认他的领袖地位，但最糟糕的事情是，这也无法做到了，因为，由于大烧杀，社会基础被彻底破坏和摧毁，失去了就地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湘南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与蒋介石派来的军队进行作战了。
     由于中共进行的是阶级革命，因此也就注定了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运动之一。阶级革命的基本目标是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这种消灭不仅仅是剥夺生产资料和财富，不仅仅是改造思想，特别是当在暴力革命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身问题。所谓的剥削阶级只要人身依然存在，也就会形成反抗、对抗和镇压中共革命的力量，这样，消灭他们的人身也就是阶级革命的自然选择。中共还远没有学会和掌握阶级斗争的策略，加之与愚昧、残暴的流民、流氓、土匪运动相结合，其恐怖程度也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中共的暴动还没有获得成功以前，中共也就没有机会实现这种恐怖。现在，湘南暴动的顺利实现终于可以使中共实现这种恐怖了，一时之间，在他们眼睛里的地主阶级和其它应该消灭的剥削阶级分子和一切反动分子，都遭到了残酷的人身消灭，凡是没有逃跑掉的，除了死亡就是死亡。
     如果仅仅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由于人口比例毕竟不大，还算是一种有“限度”的恐怖。湘南暴动后的特点是，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湘南二十四县农民暴动总指挥、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佑魁竟然想出了大烧特烧的疯狂主意，由此而导致了涉及各阶级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大屠杀。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中共自己都几乎不愿意提起的“烈士”、反人类的刽子手，陈佑魁，1900生，湖南麻阳人，中学毕业后曾当教师、邮务员、图书馆管理员等，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青年团湖南区委执行委员兼任秘书，1926年7月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部长，之后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县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不仅下令彻底镇压（也即杀掉）所谓的反革命，而且要大批地烧房子。龚楚回忆说是“任意杀人，到处放火”。
     中共将领中晚年比较愿意说实话的黄克诚回忆道：“当永兴县委商量烧城的时候，我曾表示反对，被县委书记批为右倾，并指定要我带头烧。我还是不同意，后来采取调和、折衷办法，烧了城里的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的烧。据我所知，郴县、耒阳都按特委指示烧了县城，耒阳烧得最厉害，宜章没有大烧，资兴也没有全烧。”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个严重。耒阳实际上是整座城彻底烧光了，以至于朱德只能无奈地带着他的部队住到了城外荒野中。
     这样做的原因，当然跟瞿秋白中央的激进主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根源于中共阶级革命的本质。陈佑魁说：“中国文化落后的是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的恐怖口号。
     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竟然是陈佑魁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的一个军事主张，他异想天开地要让蒋介石大军压进后没有房子住。黄克诚回忆说：“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左’得很。特委下令各县县委镇压反革命，烧房子。不但要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房子，而且要求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并且要求把从耒阳到坪石的公路两旁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认为这样可以使敌军到来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敌军进攻。”龚楚回忆说：“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要烧绝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他说：“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龚楚苦闷，朱德更苦闷。虽然陈佑魁这个反人类分子不能指挥朱德，但朱德也不能指挥他，对他的所有行为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对朱德来说，他的所有战术的一个最重要基础，就是必须要跟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在通讯和侦察手段非常不发达的时代，这不仅是一个解决后勤和伤员的问题，而且也是情报优势和运动优势。朱德的战术在精神上来源于《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战术原则最重要的两条是秘密、突然，一当失去群众基础，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秘密、突然也就根本无法实施。陈佑魁的大杀大烧，已经意味着朱德为湘南暴动所作的努力泡汤了。朱德后来隐晦地说：“如果路线政策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现在朱德所能够做的，仅仅只是让自己的官兵做救火队，尽量劝说少杀一点，少烧一点。在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任何朱德本人和他的部队参与烧杀的言论和材料，而是肯定了朱德和他的部队进行了阻止和反对。
     但是，朱德还是被卷进了大烧杀。由于大烧大杀，特别是大烧，已经不再是局限在所谓的“地主阶级”范围，而且也涉及到了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因此，就引起了大量暴力反抗。这些暴力反抗一当发生并具有规模，就不是陈佑魁所能够对付的，这样，朱德就不得不使用他的部队对反抗者进行镇压。陈佑魁对人民大烧大杀，引起人民反抗，朱德则不得不从同是中共阵营的立场，再镇压反抗者。这是朱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意外结果。
     朱德虽然反对陈佑魁，但终究是属于同一个中共，处于同一条战线当中，如果不镇压反抗行为，不只是陈佑魁的失败，而且也成了中共的失败。事实上，当人们进行反抗的时候，也不会把朱德与陈佑魁区别开来，反抗者实施暴力的时候，不仅是杀地方党，而且也是将朱德手下在场的官兵一起杀掉的。黄克诚回忆说：“这种烧房子的办法使农民大为不满，有些暴动农民在反动地主的策动下，开始‘反水’。特别是烧公路两侧十五华里以内的房子，更是直接损害农民利益，大大遭到农民的反对。郴县县委动员农民烧房子，农民不干，反动地主乘机煽动，一些暴动农民就撕下红袖章，换上白袖章‘反水’了。郴县‘反水’农民跟着地主武装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还杀了县里其他一些负责人。陈毅就回到郴县去镇压反革命，并留在郴县主持县委工作。永兴县油麻圩、马田圩都有农民打起白旗‘反水’，县委只好派尹子韶带领县警卫团主力出去镇压。不久，邻近永兴的桂阳县苏维埃区里的农民也‘反水’了，他们求助于永兴，尹子韶就又带队伍去支援桂阳。朱德曾留了一个主力排在永兴，这时也和尹子韶一起行动。”黄克诚回忆中所说的所谓地主煽动、地主武装，并没有什么依据，任何关于湘南暴动的会议和研究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反水”完全就是农民正义的反抗。夏明震的被杀，是他召集农民开会，宣布要烧掉郴州县城，愤怒的农民就暴动起来，当场杀掉了夏明震，最后，这些为了保护县城的农民被具体执行镇压的陈毅杀掉了，虽然陈毅在群众大会上也痛苦地向农民表示赔罪。在湘南经过广泛的暴动之后，经过“杀绝地主”的运动，哪里还有什么地主和地主武装？

【瞿秋白创建红军】
   就中共所控制的军队来说，可以上溯到1924年11月陈延年、周恩来筹建的总共编制一百三十六人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干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是，“铁甲车队”的番号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具有孙中山卫士部队的性质，在军事上不受中共指挥，中共只是控制了这支部队。在1927年12月中共的广州暴动中，曾使用了“人民海陆军”和“工农红军”名称，但并未正式组建部队，只是徒有其名。
    实际上中共官方党史着作和至今一般的中共党史着作，都忽略或遗忘了重要的红军创建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南昌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进一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方针。由于中共以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为主的一系列暴动的全面失败，中共党员已经从高峰时的六万多人锐减为一万多人，共产国际就必须要推卸掉自己为1927年8月7日中共汉口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所确定方针的责任，这种推卸法不是否定全面暴动，而是否定中共进行暴动的政策，也即认为到处进行暴动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具体执行暴动没有做正确。于是，当各路逃跑者集聚上海后，1927年11月9日和10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滋组织，在上海秘密开了个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瞿秋白为中共核心，确认革命形势处于继续高涨当中，必须要“不断革命”，继续进行广泛的暴动。
    本来支持周恩来进行南昌暴动的张国焘，是7月下旬罗明那滋到武汉后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指令，被强行派到南昌阻止暴动的，现在，这成了张国焘个人的错误，反而因此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被排除出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由于认为进行暴动的人都没有执行好暴动，因此，组织、领导暴动的主要分子被宣布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中共党籍，毛泽东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资格，领导广东、湖北暴动的人被作出集体处分和个别处分，南昌暴动的领导层也被集体处分。会议继续确定了瞿秋白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周恩来、罗亦农虽然属于被集体处分的分子，但却升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进入了中共核心领导层。在陈独秀时期，中共存在两个比较简单的冲突，一是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冲突，一是少壮派与陈独秀组党时形成的“老一辈”之间的冲突。这次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处分大棒的乱舞和人事变动，标志着开始了国内帮与国外帮冲突的正式开始。会议决定中共随即准备和落实到苏联召开“六大”，在次年“六大”人事安排上，国外帮彻底压倒了国内帮，而在国外帮中则是苏联帮比之旅欧帮（共产国际帮）占据了优势。
     这次会议真正决定中共长远历史和命运的内容，是由瞿秋白宣布的在“以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下，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区域和建立红军。也就是说，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完全确定了中共的军事革命路线，并且把这种军事革命与建立根据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结合为了一体，决定了要建立红军并开展游击战争，完成了中共在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主张和实施南昌暴动以来的极端暴力革命模式的转变。
     就红军的创建问题来说，瞿秋白并不是终极的主张者和决定者，终极的主张者和决定者是共产国际和苏联，落实到个人则就是斯大林，也即斯大林是中共红军创建的决定者。就中共本身来说，瞿秋白是决定者，同时也是最高实行者，因此，中共本身的红军创始人是瞿秋白。而朱德、毛泽东则实际掌握了军队，先后获得和正式宣布了红军番号，树起了镰刀斧头红旗，因而也就成为了红军的实际创建人。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虽然朱、毛是最早的红军实际创建人，但由于红军是在瞿秋白四处暴动的政策下建立的，因此，各处也独立地建立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红军部队，只是在绝对时间上晚于朱、毛而已。红军的实际创建人是有着一大批。
《朱德最早实践“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方式》
   “旧”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就是农民战争。因此，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也是中共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的事关成败的问题。朱德在领导湘南暴动的过程中，很好地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成功地使广大农民成为湘南暴动的主要力量。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去留自由的条件下，隐藏到了范石生部，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暴动。接着，这支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劳工参军，队伍得到极大发展。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约有100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根据1928年6月共青团湘南特委徐林就湘南暴动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由于“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响应”，“湘南已经整个地动摇了”。【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编《湘南暴动在宜章》，1987年内部版，第54页。】
    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牢牢把握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大方向，并精心指导和推动土地革命随着武装斗争而席卷湘南。在湘南暴动发动前夕，1928年1月上旬，朱德领导南昌暴动军余部开进宜章县境的莽山洞。在这里与中共宜章县委举行联席会议时，朱德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相结合的行动方针和纲领，其中规定要“从湘南地区开始发动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要“扩大革命军队，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宜章暴动后的第二天，朱德在县城广场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来自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员五六千人发表讲话，庄严宣布：“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闹革命，工农只有自己掌握了武装，彻底打到蒋介石等新老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湘南暴动在宜章》，第29页。】随着暴动的推进，朱德还相继指导和帮助暴动的各县制定和颁布《土地分配法》，明确规定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归农民所有，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要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要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以保护中农的利益，避免分配中可能出现的混乱现象。此项工作由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土地委员会为合法的执行机构。《土地分配法》的颁布和施行，在湘南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局面。徐林就湘南暴动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湘南暴动中在短期内“把土地分配好了(由县苏维埃政府把土地一律没收交予乡苏维埃政府以局部的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分的，多寡以那里苏维埃政府所辖土地之多寡而定)”，给予了“湘南的暴动又开一个新的纪元”的高度评价。报告谈到了分配土地对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这时，农民普遍地认为苏维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湘南暴动在宜章》，第55页。】
　　朱德通过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进而成为中共革命的主要力量，朱德的这次成功实践，也为中共奠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做了极重要的铺陈。
《朱德找到中共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
     南昌暴动失败后，朱德吸取其教训，指出：红军要尽量避免攻打大城市，应当去农村发展，要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农民游击战争，这才是正确的路。
     朱德认识到红军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是“敌人过于强大，而红军军事力量太薄弱”，红军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他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来保存、壮大红军”，战略方向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譬如乡村。最后，朱德指出：要实现保存、壮大红军的目的，就必须：“尽量避免阵地战，尤其要避免进攻敌人大城市的阵地战，在农村积极发动群众，施行土地革命，建立军民一体的稳固根据地，进行农民游击战争”。在实力和时机都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游击战升级为运动战，歼灭敌人。
     1927年8月至1928年1月，短短五个月，中共相继领导和发动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和湘南暴动。这期间，朱德的军事战略思想逐渐成熟。他认真汲取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军事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积极调整和转变战略思想。
  一、武装斗争的方向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对中共来说，南昌暴动开了武装斗争的先河，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这次暴动也有深刻的教训，即没有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不顾敌我悬殊的事实，强攻大城市，结果惨败。
      南昌暴动的失败让朱德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暴动部队攻打大城市，进行大规模正规战是没有出路的，“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①[①《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当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朱德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朱德分析当前敌我情况后作出正确决策，决定率部队尽快离开三河坝，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环境，避免全军覆没。这时，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是精华。
    10月7日，暴动军在广东茂芝全德学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朱德、周士第、陈毅等20多人参加。会上，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其中第二条是：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有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会议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①[①《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的决议。为了落实茂芝会议决议，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部队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赣南三整”使部队得到了休整，明确了方向。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官兵们说：有的同志问我，以后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打游击。同志们应该明了现在的形势，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国民党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对于偏远的农村，敌人是鞭长莫及，无法统治的。我们就是要到农村去，与农民兄弟结合起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有的同志又问，国民党天天追剿我们，只怕是站不住脚。关于这点，请大家不必担心。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豢养了不少的走狗，这些军阀从来就是勾心斗角，协调不起来。为了各自主子的利益，也会发生狗咬狗的军阀战争。只要战争爆发，敌人就无暇顾及我们，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得到发展。朱德的一席话，拨云见日，使人豁然开朗。
    上堡整训重点整顿了纪律。在此之前，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纪律。转战途中，在信丰发生过少数不良分子鼓动战士抢当铺的事情。这非常不利于暴动军扎根农村。朱德、陈毅抓住这件事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谆谆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②[②《朱德传》，第111页。]暴动军到上堡后，除行军、打仗外，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整训后，广大官兵逐渐自觉遵守部队纪律，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朱德在湖南汝城主持召开湘南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史称汝城会议，进一步阐明：要坚持在湘南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共产党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广大农民，开展武装暴动，从农村转向攻打城市，最后孤立和消灭反动派。会上，朱德从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的情况汇报中获悉，同年8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汝城遭受“8.15”失败后，余部立即转移到该县濠头苦竹坳后方营，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在湘粤赣边大山沟频繁活动，9月24日至29日，先后攻克桂东、汝城县城，并成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朱德认为这是坚持农村斗争的成功典范。
     二、武装斗争由部队单独作战到与工农运动结合
    战争是人的战争，战争的力量源泉是群众。朱德认为，南昌暴动失败的另一沉痛教训，就是暴动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单独作战。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后，单靠正规部队，人数少，供给不足，地形不熟，孤军作战是必然要失败的。如何使部队站稳脚根，立于不败之地呢？1927年11月初，南昌暴动部队在崇义上堡整训时，朱德要求大家在农村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11月下旬，汝城会议提出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暴动计划。朱德再次强调：起义军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广大农民，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暴动。反动派搞白色恐怖，我们就搞赤色恐怖，成立黑杀队，白天分散生产，晚上秘密行动；必须立即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以及农会、工会、商会、妇女、共青团、学生等群众组织。朱德在汝城等地频频出席地方召开的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疏通正规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联系，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的名义发出布告，号召穷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新老军阀，打倒地主豪绅。汝城会议结束时，朱德还送给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战马一匹、望远镜一副，送给代表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出席汝城会议的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驳壳枪两支，鼓励他们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工农武装斗争。
    在汝城期间，朱德、陈毅率部深入农村，开展打土豪和练兵扩军运动，教群众学唱“打倒列强”、“无产阶级得解放”等歌曲。朱德说：德国有个马克思，晓得团结是力量；全国工农大联合，无产阶级得解放。经过宣传发动，数百青年纷纷报名参军，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队伍。
     12月10日，暴动军由汝城到达广东仁化董塘时，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朱德发表讲话，鼓励群众起来革命。当晚，朱德连续秘密召开第五区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骨干会议，决定发动董塘暴动，严惩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在农军的配合下，暴动军连夜出击，一举逮捕了土豪”劣绅“33人。次日，召开数千人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了谭学云等24名”罪大恶极“者。这次暴动，点燃了粤北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8年1月4日，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回师董塘，发动农民武装一举攻占了仁化县城，帮助筹集经费2000多元和一批枪弹，整编了仁化农军。这样“仁化成了北江暴动的中心，与南雄、始兴、曲江、乐昌的一部形成割据的局面，被称为第二个海陆丰。”①[①《中共仁化县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9页。]
      1月12日，湘南暴动在宜章一打响，不到一个月工夫，湘南暴动的风暴就横扫湘南多个县，100多万农村人口行动起来了。1月31日，在广东乐昌坪石，暴动军和宜章农军联合迎战国民党许克祥部，取得坪石大捷。
　　这些，都是朱德汲取南昌暴动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军队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辉煌战果。    在湘南暴动中，朱德非常重视组织和武装工农。他帮助宜章、郴县、耒阳分别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成立了永兴赤色警卫团、汝桂边区游击大队、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等，工农武装人数达3.4万余人。这样，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制。同时，为其解决武器装备、加强领导和训练，使其在配合军队作战、开展土地革命、保卫胜利果实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党对军队的领导由高层延伸到基层
    南昌暴动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南昌暴动时，部队党的工作未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党的组织不健全，只有师以上设党代表。如李硕勋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徐特立为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一般没有党、团员。
    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不知道如何改造军队。譬如蔡廷锴的第十师，拉过来后，因为没有对其改造，结果关键时刻整师反水了。朱德率部队从三河坝撤退时，有一个连的队伍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有的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暴动留下的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危险。朱德认真反思其原因，认为这支部队虽经北伐战争锻炼，参加南昌暴动后组织上被中共掌握，但思想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南下受挫后，悲观情绪严重。
    朱德开展了天心圩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士气和坚定信心。朱德在会上深情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暴动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①[①《朱德传》，第105页。]朱德的这番讲话，讲了两条政治纲领，即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广大官兵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认清了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其实，天心圩整顿就是党的领导深入到基层和士兵的开始。在当时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后，同时又不断发展新党员，以此来巩固稳定队伍。
    1927年10月底，部队在大余进行整编，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整顿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接近部队总数的十分之一。那时虽然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对部队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朱德在率部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合作期间，为了统一领导在范石生部的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一四一团（张子清任团长）和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这三支中共武装，朱德等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还建立了政治部、党支部，在连队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并在十六军其它机构安排共产党员作为联络员。同时，在与范石生部的关系上，朱德坚持了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三条原则，坚持“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①[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由此可见，朱德通过把党对军队的领导从高层延伸到基层和士兵，加强了军队基层的党组织建设和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稳定部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作战方法由正规战到游击战
    南昌暴动后，朱德率部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上山进行游击战争，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从而保存了力量，而且还得到发展。朱德清醒地看到，广州暴动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南昌暴动军这种战略思想的转变，是迫于当时总体上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的。
    首先，通过日常的思想工作逐渐向官兵灌输游击战争的思想。每到一处立足点，朱德都要同官兵们讲打游击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使大多数指战员在思想上懂得只有上山才有出路，只有打游击才能救自己。暴动军在转战粤北赣南途中，尤其在上堡整训、犁铺头正规训练中，进一步明确了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军事战略。
    第二，重点加强游击战术的训练。暴动军在江西上堡整训时，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在广东犁铺头开展长时间正规化大规模练兵时，朱德对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说，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大家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在训练时，朱德自己讲课，将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德国、俄国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多年的实战经验，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情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由于讲得形象生动，深入浅出，指战员们很快就能接受，并融会贯通。
     第三，通过实战演练，形成了朱德独特的游击战理论。在犁铺头练兵中，朱德根据自己的游击战争经验和认识，亲手编写出两类教材：以游击战为核心的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供给。他还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①[①黄仲芳：《南天砥柱——湘南暴动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等游击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红军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强敌进攻莫硬打)、敌驻我扰(常遣精兵骚扰敌)、敌疲我打(孤敌疲敌我围歼)、敌退我追(抓敌弱点我猛攻)。”不仅为湘南暴动做了军事战术准备，还为井冈山时期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在指挥作战时，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坪石战役，许克祥率领6个团的兵力对付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农军共3个营的力量。朱德采取“与敌捉迷藏、避其锐气、诱敌深入、致敌疲困、主动出击、猛打穷追”的灵活战术，使敌无喘息之机，一举而歼灭之。攻耒阳城，朱德利用唐生智、白崇禧之间的矛盾，采用金蝉脱壳之计，悄悄撤离驻地，使唐生智与白崇禧两支军阀均误认为对方是朱德部队，结果互相误战一场。朱德评价这一仗打得“最奇怪”。骜山庙一仗让敌人乖乖钻进口袋，三面包抄出击，将敌一举歼灭。耒阳三公庙一仗，暴动军一个连队化装成白军，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旗帜，以“庆功”为名，在三公庙召开群众大会，乘各村土豪劣绅都纷纷参加，个个争着上台表功之机，出其不意，将20多个首恶分子全部落网。暴动军第二次攻耒阳城，则采取草木皆兵的打法，收集稻草干柴，燃起冲天大火，在油桶里放鞭炮，城外枪炮声急，城内群众哗然，风声鹤唳，暴动军迅猛占领县城。
五、根据地的选择因地因时正确决策
    朱德率部从三河坝撤退后，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的三个月里，从广东饶平→大埔→焦岭→武平→江西安远→天心圩→大余→崇义上堡→湖南汝城→资兴→汝城→广东仁化→韶关→乐昌→乳源→湖南宜章，千里转战，走遍湘粤赣边十余县，一直在寻找落脚点，建立根据地。
    朱德在选择部队落脚点时，着重考虑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群众基础、物产供给、时局战事等有利条件。看能否让部队隐蔽、生存、发展，能否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10月上旬，朱德在饶平军事会议上就提出，要在湘粤赣边界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的三不管地带作为立足点。11月上旬，选在崇义上堡，对部队进行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那时，崇义、上犹一带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朱德两次给杨去信，希望杨“把上犹借他练三个月兵，他要练一团人，打败蒋介石。”①[①《朱德传》，第111页。]杨如轩虽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没有去骚扰朱德。上堡整训时，朱德在报上意外发现范石生部在与崇义相邻的湖南汝城一带，便决定同范石生合作，放弃了上堡这块立足点。
    朱范合作成功后，朱德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召开了策划湘南暴动的汝城会议，计划1927年12月中旬发动湘南年关暴动。朱德认为汝城农民运动搞得好，又有范石生部作隐蔽，决定以汝城为立足点。后因接到广东省委指示，朱率部南下支援广州暴动，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的计划暂时搁置。广州暴动失败后，朱德就以粤北韶关犁铺头为据点休整，对部队进行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开展打土豪运动。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暴动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立即下令要范解除其武装，逮捕朱德。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密信后，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暴动余部会合。但部队刚到仁化时，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切断了暴动军往东江的去路。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当机立断地决定，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暴动。
    朱德选择在湘南开展革命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的战争正在进行，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第二，湘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基础很好，北伐军首先从这里经过，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民的配合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暴动余部发动湘南暴动，攻占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并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同年3、4月间，湘南特委实行了极“左”的大烧杀策略，这让中共在湘南陷入了孤立境地，再加上宁汉战争结束，湘粤军阀纠集7个师的正规军及湘南地主武装，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暴动军背腹受敌。为了保存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决策。但是，湘南特委强调湘南暴动军“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否定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建议，强行要求以湘南全部武装力量投入战斗，同敌人血战到底。朱德认为，大敌当前，应以保存力量为目的。他毅然决定将湘南暴动军移师井冈山，与毛共建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支武装力量在井冈会师，共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新局面。
《朱德游击战争思想初探》
朱德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是完整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游击战争思想是他的整个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精密。本文仅就反映朱德唯物论战争观和军事辩证法的游击战争思想作一初探。
    一、从时代、国情、敌我实际出发，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活的灵魂
    关于游击战争，朱德在一次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到：这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这意思就是说，游击战争是民兵、游击队(包括由正规军组成的游击队)同群众密切结合，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战胜强敌的一种作战形式。它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谁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国情、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时代的产物”。
     1927年，中共领导了八一南昌暴动，暴动后，部队主力南下广东汕头，一路上光打大仗，硬打硬拼，结果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余下来的部队由朱德率领，经过“赣南三整”，转入湘南继续作战。
     对于这一段历史，朱德作了一个回顾：“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暴动军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这一次的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暴动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被打垮，我们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暴动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关于游击战争，他在《谈几点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作了更好的科学表述：“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的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比如说，遭遇战斗，就应迅速动作夺取先机之利；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有分出接敌、进攻和冲锋等段落的部署。‘喝汤’和‘啃骨’当然不是一样的动作。”他通过游击战争的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体现了灵活机动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以大众战、民兵战为特点的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在强敌日本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与1927年以后的十年国内游击战争不同。十年国内游击战争，是由只包括工人、农民成分参加的游击队，为苏维埃、为土地革命而战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起来，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救亡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形式，向着共同的敌人——日本作战。
两次游击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坚持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原则，即认清时代的特点，从国情、敌我的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做到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是实事求是的用兵新法，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朱德游击战争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注意政治要素，打好政治战争，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着重点
    我们知道，战争是为了一定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正由于如此，所以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游击战争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
    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群众和自己的军队同内外敌人打了22年的仗。朱德从红军时期起，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总司什么“令”呢？就是总司党的“令”，总司党的政治“令”。朱德在1922年柏林加入中共时就说过“党就是生命，一切从属于党”，因此，他把政治看作生命，并且是以这个思想规范自己的一切行动，用它贯注和指挥军队，贯注和指挥战争。
    在一次红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政治工作领导的结果......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收到的伟大效果。”
    1938年，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著作里写道：“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民、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是辩证的关系，但不是一种平摆的关系。“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索，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游击队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尤须明白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注意打好政治战争。
    政治战争，实际上指的就是战争的政治性，打政治仗，不是指军事战场上两军相杀的战争。因此，在注意政治战争中，必须明确战争的主要点：首先，整顿内部，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严格内部组织纪律，使每个指战员都能清楚明白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明白不管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它都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它们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们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其次，还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武装群众，在群众帮助下建立起政权以至党的组织。第三，正确掌握和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发动敌占区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瓦解敌军，动摇敌人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些工作，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就是游击队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可能。所以说，把游击战争中政治要素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发动全体人员不懈地进行政治工作，培养宣传、组织群众的优秀政治人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然，说游击战争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并不等于说政治就是游击战争的一切。游击战争要依据“五个要素”，善于把它们配合运用，把打军事仗同打政治仗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沉重地打击敌人，制胜敌人。
三、紧密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根本
    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许多必要的条件的。然而，条件中的最根本的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是军队(游击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正如毛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坚持不懈地争取千百万群众，是战胜敌人，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根术。
      朱德曾说：“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这种牢固的群众观点，贯穿在他的一生言行中。朱德对1911～1922年这段最初的革命生活经历，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其中第二条就鲜明指出：“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没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终归会失败。”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革命战争经验时，他说：“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由于红军群众条件优越，将敌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敌人疲惫不堪，最后以红军胜利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三次反‘围剿’，我们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革命的群众观点得到更高的升华，多处强调群众观点，认为“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
四、进攻和迅速、秘密、坚决，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基本方针和战术原则
    游击战争是游击队作战的最大特点。它在整个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进攻”两个字。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主要手段。对于这一点，朱德的说法“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突然袭击的进攻”是“游击战术的基本形式”。
    游击战争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争取到主动的地位，集中一切力量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进攻，就必须采取“迅速、秘密和坚决”的行动。“迅速”、“秘密”、“坚决”，是一切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游击队的行动经常合乎这个原则，它才能生存，才能扩大，才能胜利。如果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它必然要失利，要被消灭。
    游击战争基本战术原则中的“迅速”，不单单指高度的运动性，也包含灵活巧妙的意义。它要求游击队行军、袭击、进攻、撤退、扎营、移动位置以及其他一切行动，都要迅速。做到进攻叫敌人来不及察觉，撤退叫敌人来不及追赶。这是因为：其一，不会为敌所算，从而保存自己。其二，游击队缺乏精良的武器装备，每次袭击又是小股部队行动。人数少，要取得胜利，就要出敌意外，快速突袭破坏、扰乱敌人，给敌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震恐敌人的军心，使敌人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消灭敌人。
    “秘密”作战之术，就是所谓的“形人而我无形”(暴露敌人，隐蔽自己)。它和“迅速”一样，是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它是指游击队出没无常、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使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我们究竟在何处，极大地威胁敌人，造成敌人的恐慌，牵制敌人大部队，分散敌人兵力。通过游击队的秘密攻击，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断敌粮食、子弹、医药等必需物资的供给，消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每次秘密地袭击，虽然只是消灭敌人的一部分，但是无数次的游击队积极而秘密地行动，就会积小胜为大胜，就会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受重大的损失。游击队经常秘密行动、出击，经常做到“游”则敌不知我所往，“击”则敌不知我突来。这样就能打击敌人。那种不够迅速、不够秘密的游击队，是不能争取主动的。它不但要挨打，而且要根本影响到自身的生存。
    在游击战争中，“坚决”是保证游击队胜利的又一必要条件。“坚决”有两个力面的要求。一是要求一个游击队的战斗计划—经妥善考虑和拟订之后，则必须立即坚决果断执行，或干脆消灭敌人一部，或迅速破坏敌人的目的物，决不迟疑，毫不犹豫。“如果不够坚决，在略一犹豫之间，危险之际，就会改变了企图，在胜利前的一瞬间发生了动摇，只要我们行动坚决，常常在众寡悬殊、于我极不利的生死关头，也能够征服敌人，克服敌人的抵抗。稍微迟疑一下，就错过了良机，在紧张的一刹那，给敌以时间准备，得以从容镇定。结果，我应当成功的不能成功。另一个要求，是指对于那种“无结果的战斗是不应当继续的，应该撤退的就毫不迟疑地坚决撤退”。
五、与运动战密切结合，是军事辩证法在朱德游击战争思想中的生动体现
朱德认为，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因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不重要，恰恰必须看到它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打好运动战，以致战胜敌人。对此，朱德从游击队活动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象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还说：“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隐蔽我正规军的运动，侦察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在作战时钳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或者造成我军进攻取得胜利的良好条件。对于我扼守要点的正规军，游击战争可以相当截断敌人的后方运输、弹药、粮秣和有生力量的补充，袭击其兵站等，使敌人的机械化兵种减少威力，后方的死伤与损失甚至超过前方，后方维持交通的兵力等于前方作战的部队，陷敌人于进退维谷、异常困难的境地。”强调“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是每个优秀的军事家所应当郑重考虑的原则。”指出：“游击战的目的，不只是破坏交通，劫夺粮械，消耗和分散敌人兵力，创造敌人的弱点，它也需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个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进攻时或运动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实际上就是运动战。相反地，正规军队也可以打游击战。总之，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他们间隔开来。”总之，朱德认为，运动战起主要作用，游击战起辅助、配合作用。但二者又是辩证的，是相互作用的。从实际出发，正规战可以转为游击战，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运动战与游击战可以交替运用、相互配合。这也正是朱德的游击战争思想。

【瞿秋白创建红军】
   就中共所控制的军队来说，可以上溯到1924年11月陈延年、周恩来筹建的总共编制一百三十六人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干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是，“铁甲车队”的番号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具有孙中山卫士部队的性质，在军事上不受中共指挥，中共只是控制了这支部队。在1927年12月中共的广州暴动中，曾使用了“人民海陆军”和“工农红军”名称，但并未正式组建部队，只是徒有其名。
    实际上中共官方党史着作和至今一般的中共党史着作，都忽略或遗忘了重要的红军创建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南昌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进一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方针。由于中共以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为主的一系列暴动的全面失败，中共党员已经从高峰时的六万多人锐减为一万多人，共产国际就必须要推卸掉自己为1927年8月7日中共汉口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所确定方针的责任，这种推卸法不是否定全面暴动，而是否定中共进行暴动的政策，也即认为到处进行暴动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具体执行暴动没有做正确。于是，当各路逃跑者集聚上海后，1927年11月9日和10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滋组织，在上海秘密开了个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瞿秋白为中共核心，确认革命形势处于继续高涨当中，必须要“不断革命”，继续进行广泛的暴动。
    本来支持周恩来进行南昌暴动的张国焘，是7月下旬罗明那滋到武汉后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指令，被强行派到南昌阻止暴动的，现在，这成了张国焘个人的错误，反而因此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被排除出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由于认为进行暴动的人都没有执行好暴动，因此，组织、领导暴动的主要分子被宣布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中共党籍，毛泽东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资格，领导广东、湖北暴动的人被作出集体处分和个别处分，南昌暴动的领导层也被集体处分。会议继续确定了瞿秋白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周恩来、罗亦农虽然属于被集体处分的分子，但却升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进入了中共核心领导层。在陈独秀时期，中共存在两个比较简单的冲突，一是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冲突，一是少壮派与陈独秀组党时形成的“老一辈”之间的冲突。这次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处分大棒的乱舞和人事变动，标志着开始了国内帮与国外帮冲突的正式开始。会议决定中共随即准备和落实到苏联召开“六大”，在次年“六大”人事安排上，国外帮彻底压倒了国内帮，而在国外帮中则是苏联帮比之旅欧帮（共产国际帮）占据了优势。
     这次会议真正决定中共长远历史和命运的内容，是由瞿秋白宣布的在“以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下，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区域和建立红军。也就是说，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完全确定了中共的军事革命路线，并且把这种军事革命与建立根据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结合为了一体，决定了要建立红军并开展游击战争，完成了中共在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主张和实施南昌暴动以来的极端暴力革命模式的转变。
     就红军的创建问题来说，瞿秋白并不是终极的主张者和决定者，终极的主张者和决定者是共产国际和苏联，落实到个人则就是斯大林，也即斯大林是中共红军创建的决定者。就中共本身来说，瞿秋白是决定者，同时也是最高实行者，因此，中共本身的红军创始人是瞿秋白。而朱德、毛泽东则实际掌握了军队，先后获得和正式宣布了红军番号，树起了镰刀斧头红旗，因而也就成为了红军的实际创建人。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虽然朱、毛是最早的红军实际创建人，但由于红军是在瞿秋白四处暴动的政策下建立的，因此，各处也独立地建立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红军部队，只是在绝对时间上晚于朱、毛而已。红军的实际创建人是有着一大批。
《朱德最早实践“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方式》
   “旧”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就是农民战争。因此，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也是中共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的事关成败的问题。朱德在领导湘南暴动的过程中，很好地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成功地使广大农民成为湘南暴动的主要力量。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去留自由的条件下，隐藏到了范石生部，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暴动。接着，这支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劳工参军，队伍得到极大发展。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约有100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根据1928年6月共青团湘南特委徐林就湘南暴动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由于“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响应”，“湘南已经整个地动摇了”。【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编《湘南暴动在宜章》，1987年内部版，第54页。】
    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牢牢把握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大方向，并精心指导和推动土地革命随着武装斗争而席卷湘南。在湘南暴动发动前夕，1928年1月上旬，朱德领导南昌暴动军余部开进宜章县境的莽山洞。在这里与中共宜章县委举行联席会议时，朱德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相结合的行动方针和纲领，其中规定要“从湘南地区开始发动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要“扩大革命军队，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宜章暴动后的第二天，朱德在县城广场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来自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员五六千人发表讲话，庄严宣布：“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闹革命，工农只有自己掌握了武装，彻底打到蒋介石等新老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湘南暴动在宜章》，第29页。】随着暴动的推进，朱德还相继指导和帮助暴动的各县制定和颁布《土地分配法》，明确规定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归农民所有，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要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要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以保护中农的利益，避免分配中可能出现的混乱现象。此项工作由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土地委员会为合法的执行机构。《土地分配法》的颁布和施行，在湘南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局面。徐林就湘南暴动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湘南暴动中在短期内“把土地分配好了(由县苏维埃政府把土地一律没收交予乡苏维埃政府以局部的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分的，多寡以那里苏维埃政府所辖土地之多寡而定)”，给予了“湘南的暴动又开一个新的纪元”的高度评价。报告谈到了分配土地对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这时，农民普遍地认为苏维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湘南暴动在宜章》，第55页。】
　　朱德通过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进而成为中共革命的主要力量，朱德的这次成功实践，也为中共奠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做了极重要的铺陈。
《朱德找到中共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
     南昌暴动失败后，朱德吸取其教训，指出：红军要尽量避免攻打大城市，应当去农村发展，要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农民游击战争，这才是正确的路。
     朱德认识到红军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是“敌人过于强大，而红军军事力量太薄弱”，红军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他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来保存、壮大红军”，战略方向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譬如乡村。最后，朱德指出：要实现保存、壮大红军的目的，就必须：“尽量避免阵地战，尤其要避免进攻敌人大城市的阵地战，在农村积极发动群众，施行土地革命，建立军民一体的稳固根据地，进行农民游击战争”。在实力和时机都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游击战升级为运动战，歼灭敌人。
     1927年8月至1928年1月，短短五个月，中共相继领导和发动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和湘南暴动。这期间，朱德的军事战略思想逐渐成熟。他认真汲取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军事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积极调整和转变战略思想。
  一、武装斗争的方向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对中共来说，南昌暴动开了武装斗争的先河，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这次暴动也有深刻的教训，即没有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不顾敌我悬殊的事实，强攻大城市，结果惨败。
      南昌暴动的失败让朱德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暴动部队攻打大城市，进行大规模正规战是没有出路的，“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①[①《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当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朱德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朱德分析当前敌我情况后作出正确决策，决定率部队尽快离开三河坝，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环境，避免全军覆没。这时，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是精华。
    10月7日，暴动军在广东茂芝全德学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朱德、周士第、陈毅等20多人参加。会上，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其中第二条是：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有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会议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①[①《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的决议。为了落实茂芝会议决议，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部队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赣南三整”使部队得到了休整，明确了方向。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官兵们说：有的同志问我，以后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打游击。同志们应该明了现在的形势，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国民党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对于偏远的农村，敌人是鞭长莫及，无法统治的。我们就是要到农村去，与农民兄弟结合起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有的同志又问，国民党天天追剿我们，只怕是站不住脚。关于这点，请大家不必担心。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豢养了不少的走狗，这些军阀从来就是勾心斗角，协调不起来。为了各自主子的利益，也会发生狗咬狗的军阀战争。只要战争爆发，敌人就无暇顾及我们，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得到发展。朱德的一席话，拨云见日，使人豁然开朗。
    上堡整训重点整顿了纪律。在此之前，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纪律。转战途中，在信丰发生过少数不良分子鼓动战士抢当铺的事情。这非常不利于暴动军扎根农村。朱德、陈毅抓住这件事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谆谆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②[②《朱德传》，第111页。]暴动军到上堡后，除行军、打仗外，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整训后，广大官兵逐渐自觉遵守部队纪律，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朱德在湖南汝城主持召开湘南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史称汝城会议，进一步阐明：要坚持在湘南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共产党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广大农民，开展武装暴动，从农村转向攻打城市，最后孤立和消灭反动派。会上，朱德从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的情况汇报中获悉，同年8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汝城遭受“8.15”失败后，余部立即转移到该县濠头苦竹坳后方营，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在湘粤赣边大山沟频繁活动，9月24日至29日，先后攻克桂东、汝城县城，并成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朱德认为这是坚持农村斗争的成功典范。
     二、武装斗争由部队单独作战到与工农运动结合
    战争是人的战争，战争的力量源泉是群众。朱德认为，南昌暴动失败的另一沉痛教训，就是暴动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单独作战。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后，单靠正规部队，人数少，供给不足，地形不熟，孤军作战是必然要失败的。如何使部队站稳脚根，立于不败之地呢？1927年11月初，南昌暴动部队在崇义上堡整训时，朱德要求大家在农村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11月下旬，汝城会议提出了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暴动计划。朱德再次强调：起义军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广大农民，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暴动。反动派搞白色恐怖，我们就搞赤色恐怖，成立黑杀队，白天分散生产，晚上秘密行动；必须立即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以及农会、工会、商会、妇女、共青团、学生等群众组织。朱德在汝城等地频频出席地方召开的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疏通正规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联系，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的名义发出布告，号召穷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新老军阀，打倒地主豪绅。汝城会议结束时，朱德还送给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战马一匹、望远镜一副，送给代表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出席汝城会议的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驳壳枪两支，鼓励他们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工农武装斗争。
    在汝城期间，朱德、陈毅率部深入农村，开展打土豪和练兵扩军运动，教群众学唱“打倒列强”、“无产阶级得解放”等歌曲。朱德说：德国有个马克思，晓得团结是力量；全国工农大联合，无产阶级得解放。经过宣传发动，数百青年纷纷报名参军，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队伍。
     12月10日，暴动军由汝城到达广东仁化董塘时，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朱德发表讲话，鼓励群众起来革命。当晚，朱德连续秘密召开第五区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骨干会议，决定发动董塘暴动，严惩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在农军的配合下，暴动军连夜出击，一举逮捕了土豪”劣绅“33人。次日，召开数千人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了谭学云等24名”罪大恶极“者。这次暴动，点燃了粤北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8年1月4日，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回师董塘，发动农民武装一举攻占了仁化县城，帮助筹集经费2000多元和一批枪弹，整编了仁化农军。这样“仁化成了北江暴动的中心，与南雄、始兴、曲江、乐昌的一部形成割据的局面，被称为第二个海陆丰。”①[①《中共仁化县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9页。]
      1月12日，湘南暴动在宜章一打响，不到一个月工夫，湘南暴动的风暴就横扫湘南多个县，100多万农村人口行动起来了。1月31日，在广东乐昌坪石，暴动军和宜章农军联合迎战国民党许克祥部，取得坪石大捷。
　　这些，都是朱德汲取南昌暴动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军队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辉煌战果。    在湘南暴动中，朱德非常重视组织和武装工农。他帮助宜章、郴县、耒阳分别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成立了永兴赤色警卫团、汝桂边区游击大队、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等，工农武装人数达3.4万余人。这样，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制。同时，为其解决武器装备、加强领导和训练，使其在配合军队作战、开展土地革命、保卫胜利果实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党对军队的领导由高层延伸到基层
    南昌暴动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南昌暴动时，部队党的工作未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党的组织不健全，只有师以上设党代表。如李硕勋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徐特立为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一般没有党、团员。
    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不知道如何改造军队。譬如蔡廷锴的第十师，拉过来后，因为没有对其改造，结果关键时刻整师反水了。朱德率部队从三河坝撤退时，有一个连的队伍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有的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暴动留下的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危险。朱德认真反思其原因，认为这支部队虽经北伐战争锻炼，参加南昌暴动后组织上被中共掌握，但思想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南下受挫后，悲观情绪严重。
    朱德开展了天心圩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士气和坚定信心。朱德在会上深情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暴动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①[①《朱德传》，第105页。]朱德的这番讲话，讲了两条政治纲领，即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广大官兵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认清了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其实，天心圩整顿就是党的领导深入到基层和士兵的开始。在当时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后，同时又不断发展新党员，以此来巩固稳定队伍。
    1927年10月底，部队在大余进行整编，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整顿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接近部队总数的十分之一。那时虽然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对部队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朱德在率部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合作期间，为了统一领导在范石生部的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一四一团（张子清任团长）和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这三支中共武装，朱德等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还建立了政治部、党支部，在连队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并在十六军其它机构安排共产党员作为联络员。同时，在与范石生部的关系上，朱德坚持了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三条原则，坚持“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①[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由此可见，朱德通过把党对军队的领导从高层延伸到基层和士兵，加强了军队基层的党组织建设和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稳定部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作战方法由正规战到游击战
    南昌暴动后，朱德率部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上山进行游击战争，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从而保存了力量，而且还得到发展。朱德清醒地看到，广州暴动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南昌暴动军这种战略思想的转变，是迫于当时总体上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的。
    首先，通过日常的思想工作逐渐向官兵灌输游击战争的思想。每到一处立足点，朱德都要同官兵们讲打游击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使大多数指战员在思想上懂得只有上山才有出路，只有打游击才能救自己。暴动军在转战粤北赣南途中，尤其在上堡整训、犁铺头正规训练中，进一步明确了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军事战略。
    第二，重点加强游击战术的训练。暴动军在江西上堡整训时，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在广东犁铺头开展长时间正规化大规模练兵时，朱德对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说，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大家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在训练时，朱德自己讲课，将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德国、俄国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多年的实战经验，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情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由于讲得形象生动，深入浅出，指战员们很快就能接受，并融会贯通。
     第三，通过实战演练，形成了朱德独特的游击战理论。在犁铺头练兵中，朱德根据自己的游击战争经验和认识，亲手编写出两类教材：以游击战为核心的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供给。他还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①[①黄仲芳：《南天砥柱——湘南暴动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等游击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红军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强敌进攻莫硬打)、敌驻我扰(常遣精兵骚扰敌)、敌疲我打(孤敌疲敌我围歼)、敌退我追(抓敌弱点我猛攻)。”不仅为湘南暴动做了军事战术准备，还为井冈山时期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在指挥作战时，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坪石战役，许克祥率领6个团的兵力对付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农军共3个营的力量。朱德采取“与敌捉迷藏、避其锐气、诱敌深入、致敌疲困、主动出击、猛打穷追”的灵活战术，使敌无喘息之机，一举而歼灭之。攻耒阳城，朱德利用唐生智、白崇禧之间的矛盾，采用金蝉脱壳之计，悄悄撤离驻地，使唐生智与白崇禧两支军阀均误认为对方是朱德部队，结果互相误战一场。朱德评价这一仗打得“最奇怪”。骜山庙一仗让敌人乖乖钻进口袋，三面包抄出击，将敌一举歼灭。耒阳三公庙一仗，暴动军一个连队化装成白军，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旗帜，以“庆功”为名，在三公庙召开群众大会，乘各村土豪劣绅都纷纷参加，个个争着上台表功之机，出其不意，将20多个首恶分子全部落网。暴动军第二次攻耒阳城，则采取草木皆兵的打法，收集稻草干柴，燃起冲天大火，在油桶里放鞭炮，城外枪炮声急，城内群众哗然，风声鹤唳，暴动军迅猛占领县城。
五、根据地的选择因地因时正确决策
    朱德率部从三河坝撤退后，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的三个月里，从广东饶平→大埔→焦岭→武平→江西安远→天心圩→大余→崇义上堡→湖南汝城→资兴→汝城→广东仁化→韶关→乐昌→乳源→湖南宜章，千里转战，走遍湘粤赣边十余县，一直在寻找落脚点，建立根据地。
    朱德在选择部队落脚点时，着重考虑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群众基础、物产供给、时局战事等有利条件。看能否让部队隐蔽、生存、发展，能否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10月上旬，朱德在饶平军事会议上就提出，要在湘粤赣边界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的三不管地带作为立足点。11月上旬，选在崇义上堡，对部队进行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那时，崇义、上犹一带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朱德两次给杨去信，希望杨“把上犹借他练三个月兵，他要练一团人，打败蒋介石。”①[①《朱德传》，第111页。]杨如轩虽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没有去骚扰朱德。上堡整训时，朱德在报上意外发现范石生部在与崇义相邻的湖南汝城一带，便决定同范石生合作，放弃了上堡这块立足点。
    朱范合作成功后，朱德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召开了策划湘南暴动的汝城会议，计划1927年12月中旬发动湘南年关暴动。朱德认为汝城农民运动搞得好，又有范石生部作隐蔽，决定以汝城为立足点。后因接到广东省委指示，朱率部南下支援广州暴动，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的计划暂时搁置。广州暴动失败后，朱德就以粤北韶关犁铺头为据点休整，对部队进行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开展打土豪运动。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暴动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立即下令要范解除其武装，逮捕朱德。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密信后，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暴动余部会合。但部队刚到仁化时，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切断了暴动军往东江的去路。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当机立断地决定，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暴动。
    朱德选择在湘南开展革命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的战争正在进行，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第二，湘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基础很好，北伐军首先从这里经过，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民的配合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暴动余部发动湘南暴动，攻占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并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同年3、4月间，湘南特委实行了极“左”的大烧杀策略，这让中共在湘南陷入了孤立境地，再加上宁汉战争结束，湘粤军阀纠集7个师的正规军及湘南地主武装，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暴动军背腹受敌。为了保存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决策。但是，湘南特委强调湘南暴动军“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否定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建议，强行要求以湘南全部武装力量投入战斗，同敌人血战到底。朱德认为，大敌当前，应以保存力量为目的。他毅然决定将湘南暴动军移师井冈山，与毛共建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支武装力量在井冈会师，共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新局面。
《朱德游击战争思想初探》
朱德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是完整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游击战争思想是他的整个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精密。本文仅就反映朱德唯物论战争观和军事辩证法的游击战争思想作一初探。
    一、从时代、国情、敌我实际出发，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活的灵魂
    关于游击战争，朱德在一次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到：这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这意思就是说，游击战争是民兵、游击队(包括由正规军组成的游击队)同群众密切结合，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战胜强敌的一种作战形式。它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谁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国情、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时代的产物”。
     1927年，中共领导了八一南昌暴动，暴动后，部队主力南下广东汕头，一路上光打大仗，硬打硬拼，结果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余下来的部队由朱德率领，经过“赣南三整”，转入湘南继续作战。
     对于这一段历史，朱德作了一个回顾：“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暴动军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这一次的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暴动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被打垮，我们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暴动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关于游击战争，他在《谈几点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作了更好的科学表述：“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的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比如说，遭遇战斗，就应迅速动作夺取先机之利；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有分出接敌、进攻和冲锋等段落的部署。‘喝汤’和‘啃骨’当然不是一样的动作。”他通过游击战争的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体现了灵活机动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以大众战、民兵战为特点的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在强敌日本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与1927年以后的十年国内游击战争不同。十年国内游击战争，是由只包括工人、农民成分参加的游击队，为苏维埃、为土地革命而战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起来，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救亡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形式，向着共同的敌人——日本作战。
两次游击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坚持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原则，即认清时代的特点，从国情、敌我的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做到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是实事求是的用兵新法，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朱德游击战争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注意政治要素，打好政治战争，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着重点
    我们知道，战争是为了一定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正由于如此，所以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游击战争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
    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群众和自己的军队同内外敌人打了22年的仗。朱德从红军时期起，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总司什么“令”呢？就是总司党的“令”，总司党的政治“令”。朱德在1922年柏林加入中共时就说过“党就是生命，一切从属于党”，因此，他把政治看作生命，并且是以这个思想规范自己的一切行动，用它贯注和指挥军队，贯注和指挥战争。
    在一次红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政治工作领导的结果......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收到的伟大效果。”
    1938年，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著作里写道：“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民、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是辩证的关系，但不是一种平摆的关系。“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索，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游击队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尤须明白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注意打好政治战争。
    政治战争，实际上指的就是战争的政治性，打政治仗，不是指军事战场上两军相杀的战争。因此，在注意政治战争中，必须明确战争的主要点：首先，整顿内部，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严格内部组织纪律，使每个指战员都能清楚明白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明白不管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它都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它们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们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其次，还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武装群众，在群众帮助下建立起政权以至党的组织。第三，正确掌握和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发动敌占区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瓦解敌军，动摇敌人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些工作，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就是游击队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可能。所以说，把游击战争中政治要素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发动全体人员不懈地进行政治工作，培养宣传、组织群众的优秀政治人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然，说游击战争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并不等于说政治就是游击战争的一切。游击战争要依据“五个要素”，善于把它们配合运用，把打军事仗同打政治仗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沉重地打击敌人，制胜敌人。
三、紧密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根本
    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许多必要的条件的。然而，条件中的最根本的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是军队(游击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正如毛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坚持不懈地争取千百万群众，是战胜敌人，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根术。
      朱德曾说：“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这种牢固的群众观点，贯穿在他的一生言行中。朱德对1911～1922年这段最初的革命生活经历，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其中第二条就鲜明指出：“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没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终归会失败。”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革命战争经验时，他说：“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由于红军群众条件优越，将敌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敌人疲惫不堪，最后以红军胜利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三次反‘围剿’，我们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革命的群众观点得到更高的升华，多处强调群众观点，认为“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
四、进攻和迅速、秘密、坚决，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基本方针和战术原则
    游击战争是游击队作战的最大特点。它在整个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进攻”两个字。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主要手段。对于这一点，朱德的说法“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突然袭击的进攻”是“游击战术的基本形式”。
    游击战争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争取到主动的地位，集中一切力量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进攻，就必须采取“迅速、秘密和坚决”的行动。“迅速”、“秘密”、“坚决”，是一切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游击队的行动经常合乎这个原则，它才能生存，才能扩大，才能胜利。如果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它必然要失利，要被消灭。
    游击战争基本战术原则中的“迅速”，不单单指高度的运动性，也包含灵活巧妙的意义。它要求游击队行军、袭击、进攻、撤退、扎营、移动位置以及其他一切行动，都要迅速。做到进攻叫敌人来不及察觉，撤退叫敌人来不及追赶。这是因为：其一，不会为敌所算，从而保存自己。其二，游击队缺乏精良的武器装备，每次袭击又是小股部队行动。人数少，要取得胜利，就要出敌意外，快速突袭破坏、扰乱敌人，给敌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震恐敌人的军心，使敌人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消灭敌人。
    “秘密”作战之术，就是所谓的“形人而我无形”(暴露敌人，隐蔽自己)。它和“迅速”一样，是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它是指游击队出没无常、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使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我们究竟在何处，极大地威胁敌人，造成敌人的恐慌，牵制敌人大部队，分散敌人兵力。通过游击队的秘密攻击，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断敌粮食、子弹、医药等必需物资的供给，消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每次秘密地袭击，虽然只是消灭敌人的一部分，但是无数次的游击队积极而秘密地行动，就会积小胜为大胜，就会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受重大的损失。游击队经常秘密行动、出击，经常做到“游”则敌不知我所往，“击”则敌不知我突来。这样就能打击敌人。那种不够迅速、不够秘密的游击队，是不能争取主动的。它不但要挨打，而且要根本影响到自身的生存。
    在游击战争中，“坚决”是保证游击队胜利的又一必要条件。“坚决”有两个力面的要求。一是要求一个游击队的战斗计划—经妥善考虑和拟订之后，则必须立即坚决果断执行，或干脆消灭敌人一部，或迅速破坏敌人的目的物，决不迟疑，毫不犹豫。“如果不够坚决，在略一犹豫之间，危险之际，就会改变了企图，在胜利前的一瞬间发生了动摇，只要我们行动坚决，常常在众寡悬殊、于我极不利的生死关头，也能够征服敌人，克服敌人的抵抗。稍微迟疑一下，就错过了良机，在紧张的一刹那，给敌以时间准备，得以从容镇定。结果，我应当成功的不能成功。另一个要求，是指对于那种“无结果的战斗是不应当继续的，应该撤退的就毫不迟疑地坚决撤退”。
五、与运动战密切结合，是军事辩证法在朱德游击战争思想中的生动体现
朱德认为，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因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不重要，恰恰必须看到它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打好运动战，以致战胜敌人。对此，朱德从游击队活动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象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还说：“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隐蔽我正规军的运动，侦察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在作战时钳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或者造成我军进攻取得胜利的良好条件。对于我扼守要点的正规军，游击战争可以相当截断敌人的后方运输、弹药、粮秣和有生力量的补充，袭击其兵站等，使敌人的机械化兵种减少威力，后方的死伤与损失甚至超过前方，后方维持交通的兵力等于前方作战的部队，陷敌人于进退维谷、异常困难的境地。”强调“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是每个优秀的军事家所应当郑重考虑的原则。”指出：“游击战的目的，不只是破坏交通，劫夺粮械，消耗和分散敌人兵力，创造敌人的弱点，它也需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个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进攻时或运动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实际上就是运动战。相反地，正规军队也可以打游击战。总之，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他们间隔开来。”总之，朱德认为，运动战起主要作用，游击战起辅助、配合作用。但二者又是辩证的，是相互作用的。从实际出发，正规战可以转为游击战，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运动战与游击战可以交替运用、相互配合。这也正是朱德的游击战争思想。

太长了~~~~~晚上回家慢慢看。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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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这个是原创还是转贴？还是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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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还是用文本朗读器听吧

游击战不是太祖提出的吗

十大元帅之首就说明了老总是多厉害！

把第一大段看完了，一翻，还有几大段，果断泄气了

朱老总是一面旗帜，但是若是论指挥打仗的水平，可能还不如他的一些部下

一心爱戴朱总司令， 一心拥护咱八呀路军 。 嗨来梅翠花， 嗨呀海棠花，一心拥护咱八呀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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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28 上传

《秋兴八首用杜甫原韵》
——朱德
其四
筹安客意住龙头， 惊起神州肃杀秋。
田野萧萧风雨急， 中原黯黯鬼神愁。
强梁子弟三乘马， 大好河山一泛鸥。
回首剧怜民国土， 几希幻作帝王州！
筹安：指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设置的“筹安会”。强梁：强劲有力；勇武。《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三乘：即三乘车。每乘四马。殷商时为下大夫的仪制。《礼记·少仪》：“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其五
蓬莱昨夜觅仙山，堪笑贪夫转念间。
信有佳兵来此地，那知国士出南关。
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
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庆朝班。
贪夫：指袁世凯，贪图权力，复辟帝制，短命而亡。言犹在耳成虚誓：1912年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违背誓言，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帝制。朝纲：此处指帝制。
【朱毛会师】
     八七”会议一结束，毛就从汉口去了湖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兼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毛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研究和决策了在湖南的秋收暴动。随后毛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安源具体布置暴动，做出了一个暴动后进攻长沙的天真军事计划，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三个警卫团，以及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家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暴动总指挥，下辖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改编的钟文璋第一团、由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等地农军改编的王新亚第二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改编的苏先骏第三团，全部兵力约五千人。
     9月11日凌晨，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首先开战进行暴动，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结果失败，但把当地土匪武装邱国轩部改编为了第四团，一起再去转攻醴陵县城。12日凌晨暴动队伍占领株州火车站和空城株州，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开了个几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取得了暴动的“伟大胜利”。16日上午占领浏阳城，17日下午即全面溃败。21日，毛随部队向萍乡逃跑，22日逃到上栗市，23日逃到小枧宿营，24日傍晚逃到芦溪宿营，25日清晨想往莲花县方向逃时又遭到重创，损失了二百多支步枪，总指挥卢德铭战死。经过一路没有任何战略方向的逃跑后，于29日逃到永新一个只有五十户左右人家的三湾村，所剩人数已经不到一千人，但终于算是得到了一个喘息机会，毛把部队缩编为了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并决定把中共支部建到连一级，实现毛对部队的完全控制。
毛之所以还有心思在三湾改编部队，强化自己的领导权，是因为他在到达三湾前终于得到了生存下来的曙光。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浏阳县农军党代表宋任穷做交通，送了封信给毛，叫他往宁冈县跑，到宁冈后可以上井冈山，与当地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合作，获得生存。处于绝境的毛大喜过望，立即在三湾改编整顿了部队，向宁冈跑去。10月初，毛到达宁冈县，随即与袁文才、王佐建立了合作关系，上了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彼此是把兄弟，本是井冈山土匪，但中共当时组织的所谓农民暴动实际大量利用的是土匪武装，他们也成立了中共的“农军”。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军总指挥，并加入了中共，王佐也将所部改挂上了遂川县农军的旗号。1927年7月，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曾一度攻克永新县城，失败后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跟着袁文才、王佐一起躲到了井冈山上。有了这个基础，毛很快就被袁文才、王佐所接纳，但毛除了送给他们一批枪支外，也结拜了这两个一生唯一的把兄弟。不久，毛不顾杨开慧的存在，与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同居做了夫妻，跟贺敏学建立联姻，巩固了与井冈山当地势力的关系。由此可见，毛也是个运用权术的天才。但是黄埔二期毕业的余洒度看不惯这些“土匪”行径，离开了井冈山，随后到上海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在这份报告里把跟土匪合作的毛告了一状。
在军事上，毛毫无作为，不但毫无作为，而且可以说是惨不忍睹。1928年10月毛与袁文才联络好以后，带了一个营、一个连试图到遂川去占点“便宜”，结果只是碰到了一股乌合之众的民团，所带去的第三营就跑得没有了方向，毛带着一个连往王佐的领地拼命逃跑，到井冈山山脚时才收拢了四十多个人。后来，跑散的第三营在团长张子清、营长伍中豪带领下跑到了朱德那里，朱德为他们重新装备并加以新式训练后，又让张子清、伍中豪把部队带回了井冈山。张子清失散后，毛让陈浩当了团长。11月毛想有点作为，让陈浩带一个营、一个连占领了近乎空城的茶陵，结果被一反扑，抵抗了一夜的陈浩觉得跟着毛没有希望，带着部队准备离开，毛及时把他抓了回来，枪毙了他。好在张子清很快从朱德那里跑了回来，毛身边才算又有了一个团长。不过，毛终于完成了对袁文才、王佐的改编，于1928年2月把他们改编为了第二团，这样，毛手上就有了以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的第一团和以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的第二团，毛自任第一师师长，总兵力不到二千人。1928年初，毛把王佐也拉入了中共。毛虽然在军事上损兵折将，但不仅在井冈山完全站住了脚跟，也建立了他的个人独裁体系，获得了山大王政治的彻底胜利。这也是毛第一次全面的权谋发挥和胜利，表现出了他天才的政治能力。
朱德的将要到来对毛来说，是件又喜又难堪的事情。朱毛之前就已经有过消息往来。南昌暴动后，毛的弟弟毛泽覃逃到了朱德部队，朱德又把他派到了井冈山做信使。毛则派过特使何长工，使命是去找南昌暴动朱德这支残军，本有兼并意思，但朱德只是说“两个部队要经常来往，互相联系，将来力量要集中”，然后就在湘南做出了大局面，他的“集中”意思恰恰是要反过来兼并毛的问题。伍中豪第三营流落到了朱德手上，朱德并没有纳入自己麾下，而是把他们遣返回了井冈山，表面看是大度，实际也可以理解为朱德的一种居高临下，或者是根本不在乎毛的那么点兵力。就朱、毛个人能力来说，毛最心虚的无疑是自己不会打仗，而这在武装革命当中是能否获取最高权力的必要素养。去接应朱德时，毛对大家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大家当师长，大家当参谋长，我这个师长就好当了。”毛这话被一些人解释成谦虚，其实正相反，是他对朱德的到来很心虚，无论是朱德来以前，还是后来毛认为自己会打仗了之后，他都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1928年4月中旬，在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朱德与毛直接见了面。这一在中共官方党史中被称为的伟大的朱、毛会师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是创造历史的一次会面。那些正在为“六大”而勾心斗角的瞿秋白、周、李立三等人，以及准备彻底控制中共的斯大林、布哈林等，并不知道，中共的基本命运已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镇被奠定了。朱、毛会师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国最天才的政治谋略家与中国最天才的军事家走到了一起，一个伟大的枭雄与一个伟大的英雄走到了一起，于是，历史就被创造了。但同时，朱、毛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他们的生命历程而深刻地贯穿在了历史当中，对种种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影响甚至进行了左右。
《朱德早期军事思想的形成》
     朱德是中共参战时间最早、经历战争时间最长、经过战斗次数最多的领袖，是中共党内最懂得战争规律的人。他在早年(1909年-1928年)大大小小形式不同的战役战斗中，渐渐领悟了战争的规律，逐步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流动游击战术，进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共军队作战的能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
     朱德早期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他提出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清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形成及提出的过程，也就回答了朱德早期军事思想形成的问题。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朱德早期军事思想正是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不断实践、不断发现、不断总结和不断提高的结果，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漫长过程。
一、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与学莫定了朱德钻研战争指挥艺术的基础
     朱德的军事生涯是从1909年春天在昆明加入滇军步兵标开始的，任陆军第十九镇的一个步兵标的司书生(相当于文书)。几个星期后，标统李鸿祥推荐他进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是当时中国培养近代优秀军事人才的最进步、最新式的军事学校，教育和训练的起点非常高，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种。教学采用德国、日本军事学科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还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课程。为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学、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课。在近一年时间里，朱德勤奋认真地学完了全部课程，完成了作为一个优秀军事指挥人才的基础性知识储备。在校期间，朱德还结识了军事理论家蔡锷，研读了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这是一本极具思想性和实用性的军事教材。
辛亥革命使朱德走上战场。他参加云南重九暴动和援川战争，得到了初步的战争历练。从四川回滇后，朱德被调任讲武学堂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教员的生涯迫使朱德格外用功，他认真准备教案，甚至把所有的军事课程都温习一遍，学术水平进步飞速。
以上经历说明，朱德投身军旅的起点很高，从一开始他就学习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知识。这是他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战法并逐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   
二、独立自主的剿匪实践孕育出朱德特有的游击战理念
与其他军事指挥官所不同的是，朱德在军事生涯初期就独自率领部队进行过两次剿匪战斗。这些战斗为他形成自己特有的战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是1913年夏天至1915年冬天的两年间，朱德作为营长率部在蒙自、个旧、临安一带剿匪戌边。【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1915年9月29日。】那里匪患严重，残暴而狡猾的匪徒依仗地熟人熟，神出鬼没地与剿匪部队周旋。原来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营的官兵被土匪弄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损失了将近一连的人马后悄然离去。朱德刚去时也遭土匪戏弄，他率领部队几次出击都扑了空。
怎样抓往狡猾的土匪并将其歼灭呢？朱德根据失败的教训并结合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反复思索，发现对付土匪最好的办法是流动游击。土匪搞流动游击，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忽而在东，忽而在西，朱德也将部队化整为零，将全营分成若干分队，让其四处寻觅土匪踪迹，抓住就不放，穷追猛打，灵活机动地打击消灭之。采用新的战术，机动性增强了，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剿匪战斗亦屡屡得手。
一般认为，游击战术是以弱击强，是弱者面对强敌所采用的战术。朱德的剿匪实践却不然，是以强击弱，正规军追剿实力稍弱的土匪。这种战术同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处于强者地位的正规军也可以采用的战术。其前提是，既要知己又要知彼；其特点是敌变我变，敌人分散、流动、游击，我之也分散、流动、游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朱德后来回忆时说到：“我的这种流动游击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体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美]宁漠·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对于这种战术，长期追随朱德的赵镕将军在其回忆录中特意写了一节，他还认为这种战术是“十六字诀的萌芽”【赵镕：《赵镕回忆录》，第32页】。这种评价是恰当的。
朱德的另一次剿匪战斗是在1918年护国战争胜利以后。当时，朱德已升任靖国军13旅少将旅长兼南下清乡司令，率部肃清北洋军阀残余和当地的恶少，在四川泸州南溪一带剿匪。
朱德初到泸州时，土匪们气焰正盛，猖獗至极。匪首李得村竟然纠集上千匪徒北渡长江攻打泸州。朱德率部打败此股土匪后，乘热打铁地设立了剿匪司令部。他根据蒙自剿匪的经验，一方面采用灵活机动的流动游击战术追剿土匪；一方面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做好土匪的分化瓦解工作。不到半年时间，泸州地区的匪患便销声匿迹，社会秩序也恢复了正常。忠信、宜民两个乡的民众还各为朱德旅长立了一块德政碑，表彰他“除暴安良”、“救民水火”的善举。这次剿匪的胜利验证了朱德特有的流动游击战术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丰富了这一战术的具体内容。
三、流动游击战术在护国战争和川、滇、黔、军阀混战中得到充分运用
在朱德早年的军事生涯中，护国战争和以后的滇、黔、川三省军阀混战是极其艰险和极其残酷的。严酷的战争磨练了朱德的战斗意志，也使他的独特战术在运动战和攻坚战中得到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
护国战争发生于1915年底。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兵力在25万人以上，云南护国暴动所依靠的军事力量当时约2万人。悬殊的实力注定了战争的残酷性。这场战争历时5个月，互为攻守，始终处于胶着状态，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最后以袁世凯于1916年6月一命呜呼而告结束。这场战争中，朱德支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和攻无不克的作战能力，以至北洋军只要听到朱德的名字便心惊胆战，惊呼“朱德支队惹不得”。朱德以赫赫战功被誉为滇中名将。
在这场战争中，朱德运用其独特的战术打出了军威。比如在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中，朱德在向北洋军反攻时机智地采用“侧攻”战术。他以曹之骅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又以大部分兵力迂回到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出其不意，打得北洋军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又如在泸州攻坚战中，朱德支队担负右路主攻任务，责任重大。面对两倍于己的敌军，朱德又一次运用流动游击战术，时而兵分两路，时而捏紧拳头大兵冲击；时而避实击虚，迂回突击；时而布下口袋阵，包围聚歼敌人，取得了右路进攻中的多次重大胜利。
与护国战争相比，川、滇、黔之间军阀混战的时间更长（从1917年初至1920年冬，历时3年），更为残酷。在这场战争中，朱德作为精减整编后部队的团长和旅长，先后参加了“资内争夺战”、“川南反攻战”、“第二次滇、黔、川大战”、“永川、隆昌守卫战”等大战、恶战。战争中，朱德多次向唐继尧提出与川军和解的建议，但唐一心只想独霸四川，不予理睬。滇军虽然取得再克泸州的大胜，但总的结果是败多胜少，驻川滇军最终撤出了四川。朱德所部经过数次恶战，伤亡惨重，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周内相继阵亡。惨痛的失败使朱德认识到滇军师出无名、失道寡助的战略错误，更加坚定了坚持自己战术思想和战术原则的决心。
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早年战争经历与经验时明确说到：“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朱德选集》，第126页。】他所说的游击战争的战法，就是他特有的流动游击战术。这一战术不仅运用于剿灭实力不如自己的土匪，还可灵活机动地运用于正规部队之间的作战。
四、留学德国和苏联使朱德领悟了战争规律，进一步提离了军事素养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朱德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922年9月初，他远涉重洋，到德国留学。在德国，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同其他同学一样，他努力学习德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社会活动。作为一名军人，他还特别关注军事问题。他对别人说，他是个军人，来德国主要是学军事。他找过当时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祖，表示想入军校学习，后魏回信告诉他说德国没有军校。【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朱德同志早期革命活动资料》（三）第17—19页。】无法上军校，朱德就租住在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家里，听男爵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同时他还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自学，其中一套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他潜心研究了世界军事史、战争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战术。
在德国，朱德末能入军校学习，便打算赴苏联学习军事，1925年7月，朱德踏上苏联国土，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政治理论，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有一次，教官在课堂上提问朱德：“你将来回国以后，怎么打仗?”朱德的回答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这个回答是极其深刻的，是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揭示，标志着他对于战争和军事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根据敌情我情因地制宜，灵活地采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法等各种战法。“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朱德流动游击战术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也是他日后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理论基石。
五、在军事战略的转变中，朱德逐步形成“十六字诀”的基本内容
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5页。】南昌暴动不久失败了，朱德率领三河坝阻击战后剩余的2000余人，开始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艰苦行程。在天心圩，朱德初步整顿了部队，并且提出了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始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大余，朱德把散乱的各单位合编为一个纵队，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担任纵队司令，王尔琢担任纵队参谋长。并且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陈毅担任纵队指导员（即党代表）。在上堡，朱德又一次整顿部队，正式确立了游击战的战略方向。朱德回忆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暴动，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在上堡，朱德说服部队，隐身于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部，这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
在犁铺头，朱德利用空余时间练兵，还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按照过去使用的《步兵操典》和《阵中要务》重新编写了两本实用教材。在这些教材中，他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的28字游击战方针。【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28个字虽然不如“十六字诀”朗朗上口易懂易记，但其大意和“十六字诀”的差别并不大。“强敌进攻莫硬打”的“莫硬打”就有“退”的含义；“常遣精兵骚扰敌”的核心是“扰”；“抓敌弱点我猛攻”的“猛攻”就是“打”；“孤敌疲敌我围歼”是消灭孤敌疲敌，其中也有“追”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此时朱德已经形成了“十六字诀”的基本内容，只不过还需进一步的提炼加工升华而已。
六、湘南暴动中的坪石战役是朱德28字游击战方针的生动实践
1928年1月12日，朱德暴动军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经发动“马日事变”、大量屠杀工农的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前去进剿。许克祥认为以他6个团去吃掉朱德的一个团不成问题，因此立刻从广东乐昌兼程北上。
对于强敌来攻，朱德胸有成竹。他首先将部队隐藏到深山中的圣公坛地区，“强敌进攻莫硬打”（敌进我退）。许克祥将自己的教导团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把另外两个团摆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带，形成50里长蛇阵。
“常遣精兵袭扰敌”（敌驻我扰）。朱德一方面派农民在四面山丘摇旗呐喊、放铳吹号，使敌人找不到暴动军主力而疲于应付；另一方面，“孤敌疲敌我围歼”（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月31日，朱德率领精锐直捣岩泉圩，另一路兵马则从侧后杀人，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朱德乘胜下达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机会！敌退我追，穷追不舍，结果朱德“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都打烂了”。【《朱德选集》，第396页。】许克祥只带着七、八个人，乘船逃命了。
坪石大捷战果辉煌，朱德暴动军以不足2000人马，一举打败敌人一个整师，俘虏许部1000余人和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就战役指挥来说，坪石大捷完全是朱德28字流动游击战术方针的胜利。
七、十六字诀形成于井冈山会之前，井冈山会师不久，朱德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
　1957年，《星火燎原》就十六字诀的形成问题写信向陈毅咨询，陈毅在这封信上用毛笔做了三处批示。（参见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全集》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第一处批示是：“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广泛宣传了。”这个时间，是指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赣南和湘南时期。起义军南下失败后，朱德与陈毅等整顿余部于11月初转战赣南。得到范石生将军帮助后，他们于1928年1月成功地举行湘南暴动，1928年二三月间又采用游击战术在广东坪石消灭了国民党许克祥部。其间，朱德提出了从正规作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思想，并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亲自给学员讲课，重点讲授游击战战术。陈毅此时一直在朱德身边，对朱德的战法感同身受。所以，陈毅认为“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中。
“根据1927年冬和1928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并且在批示中明确指出，他不同意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的推断，认为这个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此前就有了。【《星火燎原》编辑部档案，原件。】“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时间段，正是1927年11月初上堡整训时朱德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方向至1928年1月底2月上旬取得坪石战役胜利和攻克其他几个县城的时间，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朱德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13日晚上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寓意高明、朗朗上口，当时就得到红四军领导和其他军政骨干的热烈响应和一致称赞，当然会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宣传。第二处批示是：“以毛选为准。”他还在“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这几个字的下面用毛笔画了一道。“十六字诀”，毛泽东强调的是在南昌起义余部到来后一个月左右产生出来的。产生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上月到达，下个月就产生，没有多年的战争经验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陈毅的“尊重”和“同意”也是有原则的。 第三处批示是针对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提出的具体时间的推断，指出“不能作这样论断”。这一否定再次说明了他的看法：“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的游击战中，在会师后的1928年5月得到了广泛宣传。陈毅说：“根据1927年冬和1928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并且在批示中明确指出，他不同意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的推断，认为这个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此前就有了。【《星火燎原》编辑部档案，原件。】“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时间段，正是1927年11月初上堡整训时朱德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方向至1928年1月底2月上旬取得坪石战役胜利和攻克其他几个县城的时间，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如何认识陈毅的这个“形成”二字呢？一种意见认为：形成和提出是一个意思，说陈毅的意思是：朱德在那个时间段就已经提出“十六字诀”了。我的看法是：形成和提出并不一样，是有差别的。“形成”表示已经有了，没有提出的意思；提出是指在相对正式场合上明确地提出来。或许，朱德将“十六字诀”同陈毅在个别场合交换过意见，这时朱德已经有了“十六字诀”，但在那时并没有把“十六字诀”在正式场合明确地提出来。即使朱德已经有了(或叫形成了）“十六字诀”，但它离“十六字诀”的正式提出还存在一定距离。事实也是这样，在此段时间，没有任何关于朱德提出了“十六字诀”的证明材料。
朱德正式提出“十六字诀”的地点是在井冈山上，时间是1928年5月。
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资料有以下几件：
1.毛的说法。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是失败了，秋收暴动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4月，南昌暴动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这里，毛明确指出，“十六字诀”产生于朱毛会师后的1928年5月。他虽未指名道姓，但显然是指朱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经验”、“秋收暴动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这话指的是他自己和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毛在朱毛会师前并没有亲自指挥过多少战斗，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根本没有经验”，是不可能对游击战争规律有深刻认识并概括出“十六字诀”的。
2.老红军赵镕中将的回忆。他说：朱德“乃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的赞扬而经常引用。”【赵镕：《赵镕回忆录》，第33页。】赵镕这段话讲的很清楚：“十六字诀”是朱德于1928年5月的一次讨论游击战术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后来还针对“十六字诀”的发明者有了新的说法，特意说：“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的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赵镕：《赵镕回忆录》，第33页。】。朱德做出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答复，潜在的含义不言自明。明白人都会明了，朱德实际是认可赵镕这句肯定性的问话的。
3.朱德对赵镕没有明说，那朱德有没有明确的说过呢？说过的。
军旅作家刘白羽在其所著《大海——记朱德同志》一书中写到：“红军，由游击队整编为正规军，朱德同志在这一建设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井冈山时期，他发明了游击战术要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刘白羽在1941年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此书原为《朱德将军传》，未公开出版），肯定是详细地采访了朱德的结果。他是口碑很好的老作家，如果不是确切地知道“十六字诀”是朱总发明的话，是不会在书中这样写的。
能够证明朱德的确亲口说过的证据还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所著《伟大的道路》里的这样一些话：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这是朱德的队伍上山以后共产党立即召开会议做出的。朱将军说，这是国民党开始反革命以来共产党的第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回顾了革命历史，制订了长远计划，为革命战争确定了战略战术。【《史沫特莱文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63-267页。】史沫特莱和刘白羽二人的记叙，不仅在内容上一模一样，在时间上也相互一致。
史沫特莱不仅明说这些话是“朱将军说”的，还在文中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朱毛会师不久，共产党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当时红四军前委3个常委之一的龚楚对这个会议有详细的回忆与记载。
4.袭楚的回忆。龚楚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记述，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朱德和龚楚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担任了前委书记。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委员。当晚，前委召开红四军领导干部会议，3位常委都做了专题发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龚楚回忆朱德在会议上说：“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用游击战术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出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四）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龚楚的回忆不仅有时间、有地点、有会议名称，还具体说出了“十六字诀”的内涵和会议对“十六字诀”的讨论和评价。这是第四个有说服力、证明力强的证据。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毛、赵镕、朱德（通过刘白羽、史沫特莱转述）和龚楚对“十六字诀”由谁提出的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其说法都是有时间、有地点的，而且形成串证，足以采信。
1986年12月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时，聂荣臻发表《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一文，文中写到：“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赞誉而经常引用。”【聂荣臻：《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世存》，《红旗》，1986年第23期。】1986年时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个人迷信的坚冰已被打破，党的许多领导人已经敢于公开的讲真话，在评价中共党史和党的领袖的问题上可以更加实事求是了。作为朱德的老战友，当时聂帅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朱、毛、周逝世后所剩不多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毫无疑问，他的这段讲话具有盖棺论定的意义。
朱德公开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标志着他的早期军事思想正式形成。
【从“朱德所部”到“朱毛”神话】
　　朱德一上井冈山，马上扭转了毛无所作为的局面，并很快就把井冈山根据地推到了鼎盛期。
　　中共官方党史中有一个井冈山“四次进剿”说法，实际上这是从吹捧毛角度的说法，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一次进剿”，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四次进剿”。所谓的“第一次进剿”，是指1928年年初的时候，杨如轩部有一个营占据了宁冈县城，控制住了井冈山的进出要道，毛迫不得已打了一仗。当时杨如轩根本没有接到上级要进剿井冈山的指令，蒋介石也没有安排过对井冈山进行进剿的计划，杨如轩只不过是在自己的防区采取一个厉行公务式的防卫措施。1927年底的时候，张子清、伍中豪已经配足了装备从朱德那里回到井冈山，毛有了足够力量对付这个营，就打了一仗，把这个营赶出了宁冈县城。这几乎是朱德上井冈山前毛部打的唯一一次有点样子的胜仗，后来竟然被吹嘘成了井冈山的“第一次反进剿”。
　　对井冈山真正的进剿实际上只是三次。第一次进剿根源于朱、毛会师。朱、毛会师于1928年4月中旬，朱德所带领的军队数量大，自然是蒋介石所必须要予以追歼的。早在3月时，朱培德由于跨省障碍而请示蒋介石，希望解决“协同”问题。直到5月3日，当湘南地区基本稳定了后，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对以“共匪朱德所部”为主的中共武装予以“克日会剿”。在形式上，江西朱培德方面任命了王均为总指挥，组织了杨池生第九师、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湖南程潜方面任命了吴尚为总指挥，组织了熊震第一师、程泽润第二师、阎仲儒第三师、俞业裕独立团、许克祥独立第三师。但对井冈山来说，这只是形式，他们不是全部对着井冈山来的。由于井冈山在江西境内，对井冈山的进剿就主要由江西方面负责。只有到了这时，井冈山才发生了“进剿”问题。
　　由于朱德遣返湘南的六千多人部队，被国军非常顺利地予以了歼灭，以及朱德从湘南不战而退，可能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发生了错觉，对井冈山武装力量产生了轻视态度，因而没有采取大兵压进的策略。朱培德把进剿井冈山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就近的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这不仅是因为杨如轩部比较就近，而且也是因为杨如轩曾长期是朱德的部下，对朱德的战法应该是最了解的。从一般的军事经验来说，杨如轩的军事力量对朱德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是压倒性的，所以，朱培德派杨如轩对付朱德是足够了。
　　杨如轩这个人本书已经提到过多次，云南宾川县平川乡人，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特别班时的同班同学，“五华社”社员之一，把兄弟，护国战争时是第一军第三梯团朱德第六支队第二营营副兼第七连连长，在战场上被朱德火线提升为营长，护国战争后升为团长，1920 年随顾品珍倒唐回昆明后升为旅长，为朱德暗杀了云南富滇银行行长顾蘅斋，1922 年顾品珍战死后随滇军总指挥杨希闵东进广东北伐，同年6 月，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如轩升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1923 年因参与滇军内讧被孙中山免去师长职务，转而北投吴佩孚，任吴佩孚的第六师师长，驻军赣南，1926 年北伐战争时向老朋友朱培德倒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南昌暴动前，朱德曾想策动杨如轩参加暴动，向他灌输共产主义，杨如轩既不接受也不出卖，而且出于情谊在南昌暴动后采取了回避和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是作为军人，既然现在不得不与朱德在战场上见面，自然也就要尽自己职责。
　　1928年4月下旬，杨如轩带了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进行进剿，自己率第八十团驻守永新城，命第七十九、八十一团向井冈山方向进发。杨如轩在战役安排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不是采取把朱德赶出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再设法歼灭的办法，而是把两个团分开，第七十九团进攻井冈山北麓，第八十一团则进攻井冈山南麓，试图进行合击围歼。从兵力上说，朱德四个团人数与杨如轩相当，但由于缺少枪支，战斗力要大打折扣，因此，综合战力朱德要弱得多。但朱德利用了杨如轩的分兵合击漏洞，命袁文才、王佐第三十二团留守预备，让毛随战斗力比较弱的朱云卿第三十一团北面阻击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自己亲自带领王尔琢第二十八团、胡少海第二十九团往遂川方向出击，迎战杨如轩的第八十一团。
　　胡少海团首先与敌一个营遭遇，这位朱德不愿意放手遣返湘南、正规军团长出身的人才，果然不负厚望，首战告捷，将所遭遇敌第八十一团一个营消灭。朱德、王尔琢率第二十八团到后，继续进击，在五斗江与敌两个营接战。粟裕回忆说：“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跟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粟裕晚年说：“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其实，朱德这种追击战术在坪石之战时，就已经让许克祥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二天，敌第八十一团团长周体仁亲自组织反击，与王尔琢第二十八团接战一小时即败北，但王尔琢没有乘胜追击，事后被朱德批评。次日，朱德亲自率军直奔杨如轩司令部所在地永新城，不到永新就追上了前一日的逃兵，杨如轩命第八十团出城救援，结果接战后全面溃败，杨如轩只能弃城而走。杨如轩进攻井冈山北麓的第七十九团随之不战而退。这样，仅仅三天，对井冈山真正的第一次进剿就以朱德干净利落的胜利而告终了。
　　没有多久的5月中旬，杨如轩率他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杨池生第九师各一个团，以倾家荡产的决心向他的老上级再次攻来。朱德迅速向井冈山收缩，留下胡少海团在永新县游击骚扰。杨如轩重新占领永新城，然后派四个团向宁冈进攻。这时，毛作为枭雄的本性第一次爆发出来，他不愿意这个世界只知道“共匪朱德所部”，而要把自己的名字也要添上，扩大政治影响，忽发异想，私自派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去打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的老家茶陵县高陇，想在全国弄点政治影响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在井冈山的还有他“毛”，结果，营长员一民战死了也没有能打下来，害得朱德只能亲自带领王尔琢第二十八团去增援。虽然也可以把打高陇看成是围魏救赵之计，但至少杨如轩并没有上当，他的四个团只是按计划分两路合击宁冈。毛十分恐惧，写信给朱德要求救援宁冈。朱德决定不理睬毛，出奇兵直捣永新城，消灭杨如轩师部。朱德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跟他们说：“打他的心脏。打他的指挥机关。打他的脑袋瓜子。一个铁掌把他的脑壳打碎，他们就完了。我们今天走几十里路，明晚奔袭永新城。如果你们同意，就准备爬城头，准备楼梯。”
　　朱德下令向永新出发，当天在雨中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到离永新城仅三十里的灃田潜伏了下来。第二天凌晨，朱德率领经过休息的部队向永新城隐蔽前进，正好遇到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向永新城开来，朱德当即决定伏击歼灭这个团。仅仅一个小时，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就被朱德全歼。朱德不加停顿，立即进攻永新城。杨如轩后来说：“刚刚得报永新西乡有警，接着，我的指挥部后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仓惶撤退中，我只好跳城墙逃命，弄得狼狈不堪。”朱德以一个团加一个残缺的营，在短短的一、两小时里，就全歼了一个整团，消灭了杨如轩师部，再次顺利地占领了永新城。这样，杨如轩进攻宁冈的四个团也就不得不结束进攻回军。井冈山又一次真正的进剿结束了。
　　朱、毛没有多少装备完整的兵力，杨如轩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从规模上说只是小规模的局部战役，但杨如轩的惨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事。蒋介石和朱培德对此都大为震惊。6月上旬，由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第九师为主力，配备杨如轩二十七师两个团，湖南方面出动吴尚第八军的第二师三个团向宁冈逼近进行策应。杨池生与杨如轩一样，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五华社”社员，把兄弟。杨池生出战之前去问杨如轩：“怎么样？”杨如轩说：“呵！真厉害，你去尝尝味道吧！”杨池生说：“我们的武器比他们强几十倍，人也比他们多，只要指挥有方，胜利可左。”杨池生说：“老朱的打法我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将部队收缩到宁冈后，决定先向西解除吴尚的威胁。朱德利用二打永新缴获到的杨如轩的私章给吴尚写了封信，让吴尚派两个团孤军深入酃县。朱德让毛带领朱云卿第三十一团到酃县游击策应，自己亲率王尔琢第二十八团、胡少海第二十九团从西南方向进入酃县，在十都与毛会合后，将吴尚的两个团予以了击溃，占领酃县县城。轻易损失两个团的吴尚不敢反攻朱德，等待东面杨池生向宁冈进攻。当杨池生占领永新向宁冈运动时，朱德立即撤出酃县，回到宁冈，决定将战场设在杨池生必要经过的两个高地新七溪岭和老七溪岭，进行阵地决战。朱德决定：“因为新七溪岭是杨池生的主力，由我率二十九团截击敌人。而由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主攻，出击老七溪岭敌人的后背。”6月22日端午节，朱德在新七溪岭与杨池生正式开战。对方进行指挥的是李文彬，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李文彬非常顽强，甚至占领了朱德的前沿阵地，在关键的时候，朱德带领他贴身的机枪排冲到了最前沿，他自己也拎着机枪进行射击，用集中火力打退敌人。王尔琢第二十八团由于晚到老七溪岭，高地被对方占领了，王尔琢在反复攻击没有效果的情况下，组织了敢死队，终于艰苦地占领了老七溪岭。王尔琢在老七溪岭一得手，朱德这里也就轻松了，正面敌军开始后撤。朱德乘机发动进攻，追击到龙源口，会同王尔琢围歼敌人，杨池生全线溃败。朱德率军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井冈山真正的第三次反进剿取得了胜利。
　　严格说来，井冈山的反进剿应该是两次。一打永新和二打永新的对方主将都是杨如轩，杨如轩的第二次进攻是针对第一次进攻失败而紧接进行的反扑，实际上是一个战役的两个阶段，就“进剿”来说应该属于一次。因此，井冈山反进剿更应该看作是击败杨如轩和杨池生的两个战役。这两个战役直接的军事后果是消灭了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的基本力量，杨如轩和杨池生这两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因此而一蹶不振，基本退出了中国的战争舞台，朱培德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组织起对井冈山的进剿，因此，就造就了井冈山的全盛时期，朱、毛控制了宁冈、莲花、永新三县及周边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根据地。相应地，对外来说，朱、毛作为一体也被全国所知，“朱毛”从此成为了一个神话，而朱德作为“红军之父”的基础也奠定了。
毛私自派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攻打谭延恺在茶陵县高陇的老家是个不为历史学家注意的事件，但这一事件却有着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这是个败仗，但毛的动机是为了要借助谭延恺这个国民政府主席也即当时名义上法定的国家元首名气，达到宣传个人的目的，虽然因为战斗本身的失败而效果大打折扣，但朱德赢取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还是产生了震撼性影响，从而，毛就把“共匪朱德所部”在社会影响方面改造成了“朱毛”，而朱德一连串奇迹般的战绩则使“朱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神话，从此，毛作为中共武装力量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与朱德二位一体，成为了具有神性的象征，它构成了毛以后人生最关键的基础和实力、道统资源。
     谭震林在文革后回忆说：假若朱德不把湘南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那井冈山将很难维持下去.....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那时不敢走远，国民党上来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朱德带领的南昌暴动部队到了，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朱德也谈到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的胜利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红军后来取得胜利有关。”
     萧克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暴动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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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5:28 上传

《秋兴八首用杜甫原韵》
——朱德
其四
筹安客意住龙头， 惊起神州肃杀秋。
田野萧萧风雨急， 中原黯黯鬼神愁。
强梁子弟三乘马， 大好河山一泛鸥。
回首剧怜民国土， 几希幻作帝王州！
筹安：指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设置的“筹安会”。强梁：强劲有力；勇武。《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三乘：即三乘车。每乘四马。殷商时为下大夫的仪制。《礼记·少仪》：“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其五
蓬莱昨夜觅仙山，堪笑贪夫转念间。
信有佳兵来此地，那知国士出南关。
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
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庆朝班。
贪夫：指袁世凯，贪图权力，复辟帝制，短命而亡。言犹在耳成虚誓：1912年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违背誓言，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帝制。朝纲：此处指帝制。
【朱毛会师】
     八七”会议一结束，毛就从汉口去了湖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兼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毛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研究和决策了在湖南的秋收暴动。随后毛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安源具体布置暴动，做出了一个暴动后进攻长沙的天真军事计划，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三个警卫团，以及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家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暴动总指挥，下辖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改编的钟文璋第一团、由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等地农军改编的王新亚第二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改编的苏先骏第三团，全部兵力约五千人。
     9月11日凌晨，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首先开战进行暴动，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结果失败，但把当地土匪武装邱国轩部改编为了第四团，一起再去转攻醴陵县城。12日凌晨暴动队伍占领株州火车站和空城株州，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开了个几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取得了暴动的“伟大胜利”。16日上午占领浏阳城，17日下午即全面溃败。21日，毛随部队向萍乡逃跑，22日逃到上栗市，23日逃到小枧宿营，24日傍晚逃到芦溪宿营，25日清晨想往莲花县方向逃时又遭到重创，损失了二百多支步枪，总指挥卢德铭战死。经过一路没有任何战略方向的逃跑后，于29日逃到永新一个只有五十户左右人家的三湾村，所剩人数已经不到一千人，但终于算是得到了一个喘息机会，毛把部队缩编为了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并决定把中共支部建到连一级，实现毛对部队的完全控制。
毛之所以还有心思在三湾改编部队，强化自己的领导权，是因为他在到达三湾前终于得到了生存下来的曙光。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浏阳县农军党代表宋任穷做交通，送了封信给毛，叫他往宁冈县跑，到宁冈后可以上井冈山，与当地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合作，获得生存。处于绝境的毛大喜过望，立即在三湾改编整顿了部队，向宁冈跑去。10月初，毛到达宁冈县，随即与袁文才、王佐建立了合作关系，上了井冈山。袁文才、王佐彼此是把兄弟，本是井冈山土匪，但中共当时组织的所谓农民暴动实际大量利用的是土匪武装，他们也成立了中共的“农军”。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军总指挥，并加入了中共，王佐也将所部改挂上了遂川县农军的旗号。1927年7月，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曾一度攻克永新县城，失败后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跟着袁文才、王佐一起躲到了井冈山上。有了这个基础，毛很快就被袁文才、王佐所接纳，但毛除了送给他们一批枪支外，也结拜了这两个一生唯一的把兄弟。不久，毛不顾杨开慧的存在，与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同居做了夫妻，跟贺敏学建立联姻，巩固了与井冈山当地势力的关系。由此可见，毛也是个运用权术的天才。但是黄埔二期毕业的余洒度看不惯这些“土匪”行径，离开了井冈山，随后到上海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在这份报告里把跟土匪合作的毛告了一状。
在军事上，毛毫无作为，不但毫无作为，而且可以说是惨不忍睹。1928年10月毛与袁文才联络好以后，带了一个营、一个连试图到遂川去占点“便宜”，结果只是碰到了一股乌合之众的民团，所带去的第三营就跑得没有了方向，毛带着一个连往王佐的领地拼命逃跑，到井冈山山脚时才收拢了四十多个人。后来，跑散的第三营在团长张子清、营长伍中豪带领下跑到了朱德那里，朱德为他们重新装备并加以新式训练后，又让张子清、伍中豪把部队带回了井冈山。张子清失散后，毛让陈浩当了团长。11月毛想有点作为，让陈浩带一个营、一个连占领了近乎空城的茶陵，结果被一反扑，抵抗了一夜的陈浩觉得跟着毛没有希望，带着部队准备离开，毛及时把他抓了回来，枪毙了他。好在张子清很快从朱德那里跑了回来，毛身边才算又有了一个团长。不过，毛终于完成了对袁文才、王佐的改编，于1928年2月把他们改编为了第二团，这样，毛手上就有了以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的第一团和以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的第二团，毛自任第一师师长，总兵力不到二千人。1928年初，毛把王佐也拉入了中共。毛虽然在军事上损兵折将，但不仅在井冈山完全站住了脚跟，也建立了他的个人独裁体系，获得了山大王政治的彻底胜利。这也是毛第一次全面的权谋发挥和胜利，表现出了他天才的政治能力。
朱德的将要到来对毛来说，是件又喜又难堪的事情。朱毛之前就已经有过消息往来。南昌暴动后，毛的弟弟毛泽覃逃到了朱德部队，朱德又把他派到了井冈山做信使。毛则派过特使何长工，使命是去找南昌暴动朱德这支残军，本有兼并意思，但朱德只是说“两个部队要经常来往，互相联系，将来力量要集中”，然后就在湘南做出了大局面，他的“集中”意思恰恰是要反过来兼并毛的问题。伍中豪第三营流落到了朱德手上，朱德并没有纳入自己麾下，而是把他们遣返回了井冈山，表面看是大度，实际也可以理解为朱德的一种居高临下，或者是根本不在乎毛的那么点兵力。就朱、毛个人能力来说，毛最心虚的无疑是自己不会打仗，而这在武装革命当中是能否获取最高权力的必要素养。去接应朱德时，毛对大家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大家当师长，大家当参谋长，我这个师长就好当了。”毛这话被一些人解释成谦虚，其实正相反，是他对朱德的到来很心虚，无论是朱德来以前，还是后来毛认为自己会打仗了之后，他都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1928年4月中旬，在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朱德与毛直接见了面。这一在中共官方党史中被称为的伟大的朱、毛会师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是创造历史的一次会面。那些正在为“六大”而勾心斗角的瞿秋白、周、李立三等人，以及准备彻底控制中共的斯大林、布哈林等，并不知道，中共的基本命运已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镇被奠定了。朱、毛会师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国最天才的政治谋略家与中国最天才的军事家走到了一起，一个伟大的枭雄与一个伟大的英雄走到了一起，于是，历史就被创造了。但同时，朱、毛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他们的生命历程而深刻地贯穿在了历史当中，对种种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影响甚至进行了左右。
《朱德早期军事思想的形成》
     朱德是中共参战时间最早、经历战争时间最长、经过战斗次数最多的领袖，是中共党内最懂得战争规律的人。他在早年(1909年-1928年)大大小小形式不同的战役战斗中，渐渐领悟了战争的规律，逐步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流动游击战术，进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共军队作战的能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
     朱德早期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他提出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清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形成及提出的过程，也就回答了朱德早期军事思想形成的问题。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朱德早期军事思想正是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不断实践、不断发现、不断总结和不断提高的结果，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漫长过程。
一、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与学莫定了朱德钻研战争指挥艺术的基础
     朱德的军事生涯是从1909年春天在昆明加入滇军步兵标开始的，任陆军第十九镇的一个步兵标的司书生(相当于文书)。几个星期后，标统李鸿祥推荐他进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是当时中国培养近代优秀军事人才的最进步、最新式的军事学校，教育和训练的起点非常高，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种。教学采用德国、日本军事学科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还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课程。为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学、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课。在近一年时间里，朱德勤奋认真地学完了全部课程，完成了作为一个优秀军事指挥人才的基础性知识储备。在校期间，朱德还结识了军事理论家蔡锷，研读了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这是一本极具思想性和实用性的军事教材。
辛亥革命使朱德走上战场。他参加云南重九暴动和援川战争，得到了初步的战争历练。从四川回滇后，朱德被调任讲武学堂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教员的生涯迫使朱德格外用功，他认真准备教案，甚至把所有的军事课程都温习一遍，学术水平进步飞速。
以上经历说明，朱德投身军旅的起点很高，从一开始他就学习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知识。这是他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战法并逐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   
二、独立自主的剿匪实践孕育出朱德特有的游击战理念
与其他军事指挥官所不同的是，朱德在军事生涯初期就独自率领部队进行过两次剿匪战斗。这些战斗为他形成自己特有的战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是1913年夏天至1915年冬天的两年间，朱德作为营长率部在蒙自、个旧、临安一带剿匪戌边。【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1915年9月29日。】那里匪患严重，残暴而狡猾的匪徒依仗地熟人熟，神出鬼没地与剿匪部队周旋。原来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营的官兵被土匪弄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损失了将近一连的人马后悄然离去。朱德刚去时也遭土匪戏弄，他率领部队几次出击都扑了空。
怎样抓往狡猾的土匪并将其歼灭呢？朱德根据失败的教训并结合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反复思索，发现对付土匪最好的办法是流动游击。土匪搞流动游击，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忽而在东，忽而在西，朱德也将部队化整为零，将全营分成若干分队，让其四处寻觅土匪踪迹，抓住就不放，穷追猛打，灵活机动地打击消灭之。采用新的战术，机动性增强了，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剿匪战斗亦屡屡得手。
一般认为，游击战术是以弱击强，是弱者面对强敌所采用的战术。朱德的剿匪实践却不然，是以强击弱，正规军追剿实力稍弱的土匪。这种战术同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处于强者地位的正规军也可以采用的战术。其前提是，既要知己又要知彼；其特点是敌变我变，敌人分散、流动、游击，我之也分散、流动、游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朱德后来回忆时说到：“我的这种流动游击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体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美]宁漠·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对于这种战术，长期追随朱德的赵镕将军在其回忆录中特意写了一节，他还认为这种战术是“十六字诀的萌芽”【赵镕：《赵镕回忆录》，第32页】。这种评价是恰当的。
朱德的另一次剿匪战斗是在1918年护国战争胜利以后。当时，朱德已升任靖国军13旅少将旅长兼南下清乡司令，率部肃清北洋军阀残余和当地的恶少，在四川泸州南溪一带剿匪。
朱德初到泸州时，土匪们气焰正盛，猖獗至极。匪首李得村竟然纠集上千匪徒北渡长江攻打泸州。朱德率部打败此股土匪后，乘热打铁地设立了剿匪司令部。他根据蒙自剿匪的经验，一方面采用灵活机动的流动游击战术追剿土匪；一方面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做好土匪的分化瓦解工作。不到半年时间，泸州地区的匪患便销声匿迹，社会秩序也恢复了正常。忠信、宜民两个乡的民众还各为朱德旅长立了一块德政碑，表彰他“除暴安良”、“救民水火”的善举。这次剿匪的胜利验证了朱德特有的流动游击战术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丰富了这一战术的具体内容。
三、流动游击战术在护国战争和川、滇、黔、军阀混战中得到充分运用
在朱德早年的军事生涯中，护国战争和以后的滇、黔、川三省军阀混战是极其艰险和极其残酷的。严酷的战争磨练了朱德的战斗意志，也使他的独特战术在运动战和攻坚战中得到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
护国战争发生于1915年底。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兵力在25万人以上，云南护国暴动所依靠的军事力量当时约2万人。悬殊的实力注定了战争的残酷性。这场战争历时5个月，互为攻守，始终处于胶着状态，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最后以袁世凯于1916年6月一命呜呼而告结束。这场战争中，朱德支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和攻无不克的作战能力，以至北洋军只要听到朱德的名字便心惊胆战，惊呼“朱德支队惹不得”。朱德以赫赫战功被誉为滇中名将。
在这场战争中，朱德运用其独特的战术打出了军威。比如在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中，朱德在向北洋军反攻时机智地采用“侧攻”战术。他以曹之骅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又以大部分兵力迂回到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出其不意，打得北洋军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又如在泸州攻坚战中，朱德支队担负右路主攻任务，责任重大。面对两倍于己的敌军，朱德又一次运用流动游击战术，时而兵分两路，时而捏紧拳头大兵冲击；时而避实击虚，迂回突击；时而布下口袋阵，包围聚歼敌人，取得了右路进攻中的多次重大胜利。
与护国战争相比，川、滇、黔之间军阀混战的时间更长（从1917年初至1920年冬，历时3年），更为残酷。在这场战争中，朱德作为精减整编后部队的团长和旅长，先后参加了“资内争夺战”、“川南反攻战”、“第二次滇、黔、川大战”、“永川、隆昌守卫战”等大战、恶战。战争中，朱德多次向唐继尧提出与川军和解的建议，但唐一心只想独霸四川，不予理睬。滇军虽然取得再克泸州的大胜，但总的结果是败多胜少，驻川滇军最终撤出了四川。朱德所部经过数次恶战，伤亡惨重，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周内相继阵亡。惨痛的失败使朱德认识到滇军师出无名、失道寡助的战略错误，更加坚定了坚持自己战术思想和战术原则的决心。
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早年战争经历与经验时明确说到：“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朱德选集》，第126页。】他所说的游击战争的战法，就是他特有的流动游击战术。这一战术不仅运用于剿灭实力不如自己的土匪，还可灵活机动地运用于正规部队之间的作战。
四、留学德国和苏联使朱德领悟了战争规律，进一步提离了军事素养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朱德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922年9月初，他远涉重洋，到德国留学。在德国，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同其他同学一样，他努力学习德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社会活动。作为一名军人，他还特别关注军事问题。他对别人说，他是个军人，来德国主要是学军事。他找过当时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祖，表示想入军校学习，后魏回信告诉他说德国没有军校。【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朱德同志早期革命活动资料》（三）第17—19页。】无法上军校，朱德就租住在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家里，听男爵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同时他还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自学，其中一套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他潜心研究了世界军事史、战争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战术。
在德国，朱德末能入军校学习，便打算赴苏联学习军事，1925年7月，朱德踏上苏联国土，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政治理论，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有一次，教官在课堂上提问朱德：“你将来回国以后，怎么打仗?”朱德的回答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这个回答是极其深刻的，是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揭示，标志着他对于战争和军事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根据敌情我情因地制宜，灵活地采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法等各种战法。“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朱德流动游击战术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也是他日后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理论基石。
五、在军事战略的转变中，朱德逐步形成“十六字诀”的基本内容
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5页。】南昌暴动不久失败了，朱德率领三河坝阻击战后剩余的2000余人，开始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艰苦行程。在天心圩，朱德初步整顿了部队，并且提出了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始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大余，朱德把散乱的各单位合编为一个纵队，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担任纵队司令，王尔琢担任纵队参谋长。并且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陈毅担任纵队指导员（即党代表）。在上堡，朱德又一次整顿部队，正式确立了游击战的战略方向。朱德回忆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暴动，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在上堡，朱德说服部队，隐身于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部，这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
在犁铺头，朱德利用空余时间练兵，还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按照过去使用的《步兵操典》和《阵中要务》重新编写了两本实用教材。在这些教材中，他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的28字游击战方针。【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28个字虽然不如“十六字诀”朗朗上口易懂易记，但其大意和“十六字诀”的差别并不大。“强敌进攻莫硬打”的“莫硬打”就有“退”的含义；“常遣精兵骚扰敌”的核心是“扰”；“抓敌弱点我猛攻”的“猛攻”就是“打”；“孤敌疲敌我围歼”是消灭孤敌疲敌，其中也有“追”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此时朱德已经形成了“十六字诀”的基本内容，只不过还需进一步的提炼加工升华而已。
六、湘南暴动中的坪石战役是朱德28字游击战方针的生动实践
1928年1月12日，朱德暴动军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经发动“马日事变”、大量屠杀工农的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前去进剿。许克祥认为以他6个团去吃掉朱德的一个团不成问题，因此立刻从广东乐昌兼程北上。
对于强敌来攻，朱德胸有成竹。他首先将部队隐藏到深山中的圣公坛地区，“强敌进攻莫硬打”（敌进我退）。许克祥将自己的教导团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把另外两个团摆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带，形成50里长蛇阵。
“常遣精兵袭扰敌”（敌驻我扰）。朱德一方面派农民在四面山丘摇旗呐喊、放铳吹号，使敌人找不到暴动军主力而疲于应付；另一方面，“孤敌疲敌我围歼”（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月31日，朱德率领精锐直捣岩泉圩，另一路兵马则从侧后杀人，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朱德乘胜下达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机会！敌退我追，穷追不舍，结果朱德“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都打烂了”。【《朱德选集》，第396页。】许克祥只带着七、八个人，乘船逃命了。
坪石大捷战果辉煌，朱德暴动军以不足2000人马，一举打败敌人一个整师，俘虏许部1000余人和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就战役指挥来说，坪石大捷完全是朱德28字流动游击战术方针的胜利。
七、十六字诀形成于井冈山会之前，井冈山会师不久，朱德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
　1957年，《星火燎原》就十六字诀的形成问题写信向陈毅咨询，陈毅在这封信上用毛笔做了三处批示。（参见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全集》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第一处批示是：“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广泛宣传了。”这个时间，是指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赣南和湘南时期。起义军南下失败后，朱德与陈毅等整顿余部于11月初转战赣南。得到范石生将军帮助后，他们于1928年1月成功地举行湘南暴动，1928年二三月间又采用游击战术在广东坪石消灭了国民党许克祥部。其间，朱德提出了从正规作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思想，并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亲自给学员讲课，重点讲授游击战战术。陈毅此时一直在朱德身边，对朱德的战法感同身受。所以，陈毅认为“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中。
“根据1927年冬和1928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并且在批示中明确指出，他不同意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的推断，认为这个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此前就有了。【《星火燎原》编辑部档案，原件。】“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时间段，正是1927年11月初上堡整训时朱德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方向至1928年1月底2月上旬取得坪石战役胜利和攻克其他几个县城的时间，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朱德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13日晚上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寓意高明、朗朗上口，当时就得到红四军领导和其他军政骨干的热烈响应和一致称赞，当然会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宣传。第二处批示是：“以毛选为准。”他还在“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这几个字的下面用毛笔画了一道。“十六字诀”，毛泽东强调的是在南昌起义余部到来后一个月左右产生出来的。产生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上月到达，下个月就产生，没有多年的战争经验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陈毅的“尊重”和“同意”也是有原则的。 第三处批示是针对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提出的具体时间的推断，指出“不能作这样论断”。这一否定再次说明了他的看法：“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的游击战中，在会师后的1928年5月得到了广泛宣传。陈毅说：“根据1927年冬和1928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并且在批示中明确指出，他不同意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的推断，认为这个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此前就有了。【《星火燎原》编辑部档案，原件。】“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时间段，正是1927年11月初上堡整训时朱德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方向至1928年1月底2月上旬取得坪石战役胜利和攻克其他几个县城的时间，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如何认识陈毅的这个“形成”二字呢？一种意见认为：形成和提出是一个意思，说陈毅的意思是：朱德在那个时间段就已经提出“十六字诀”了。我的看法是：形成和提出并不一样，是有差别的。“形成”表示已经有了，没有提出的意思；提出是指在相对正式场合上明确地提出来。或许，朱德将“十六字诀”同陈毅在个别场合交换过意见，这时朱德已经有了“十六字诀”，但在那时并没有把“十六字诀”在正式场合明确地提出来。即使朱德已经有了(或叫形成了）“十六字诀”，但它离“十六字诀”的正式提出还存在一定距离。事实也是这样，在此段时间，没有任何关于朱德提出了“十六字诀”的证明材料。
朱德正式提出“十六字诀”的地点是在井冈山上，时间是1928年5月。
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资料有以下几件：
1.毛的说法。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是失败了，秋收暴动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4月，南昌暴动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这里，毛明确指出，“十六字诀”产生于朱毛会师后的1928年5月。他虽未指名道姓，但显然是指朱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经验”、“秋收暴动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这话指的是他自己和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毛在朱毛会师前并没有亲自指挥过多少战斗，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根本没有经验”，是不可能对游击战争规律有深刻认识并概括出“十六字诀”的。
2.老红军赵镕中将的回忆。他说：朱德“乃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的赞扬而经常引用。”【赵镕：《赵镕回忆录》，第33页。】赵镕这段话讲的很清楚：“十六字诀”是朱德于1928年5月的一次讨论游击战术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后来还针对“十六字诀”的发明者有了新的说法，特意说：“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的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赵镕：《赵镕回忆录》，第33页。】。朱德做出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答复，潜在的含义不言自明。明白人都会明了，朱德实际是认可赵镕这句肯定性的问话的。
3.朱德对赵镕没有明说，那朱德有没有明确的说过呢？说过的。
军旅作家刘白羽在其所著《大海——记朱德同志》一书中写到：“红军，由游击队整编为正规军，朱德同志在这一建设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井冈山时期，他发明了游击战术要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刘白羽在1941年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此书原为《朱德将军传》，未公开出版），肯定是详细地采访了朱德的结果。他是口碑很好的老作家，如果不是确切地知道“十六字诀”是朱总发明的话，是不会在书中这样写的。
能够证明朱德的确亲口说过的证据还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所著《伟大的道路》里的这样一些话：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这是朱德的队伍上山以后共产党立即召开会议做出的。朱将军说，这是国民党开始反革命以来共产党的第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回顾了革命历史，制订了长远计划，为革命战争确定了战略战术。【《史沫特莱文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63-267页。】史沫特莱和刘白羽二人的记叙，不仅在内容上一模一样，在时间上也相互一致。
史沫特莱不仅明说这些话是“朱将军说”的，还在文中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朱毛会师不久，共产党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当时红四军前委3个常委之一的龚楚对这个会议有详细的回忆与记载。
4.袭楚的回忆。龚楚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记述，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朱德和龚楚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担任了前委书记。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委员。当晚，前委召开红四军领导干部会议，3位常委都做了专题发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龚楚回忆朱德在会议上说：“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用游击战术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出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四）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龚楚的回忆不仅有时间、有地点、有会议名称，还具体说出了“十六字诀”的内涵和会议对“十六字诀”的讨论和评价。这是第四个有说服力、证明力强的证据。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毛、赵镕、朱德（通过刘白羽、史沫特莱转述）和龚楚对“十六字诀”由谁提出的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其说法都是有时间、有地点的，而且形成串证，足以采信。
1986年12月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时，聂荣臻发表《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一文，文中写到：“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赞誉而经常引用。”【聂荣臻：《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世存》，《红旗》，1986年第23期。】1986年时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个人迷信的坚冰已被打破，党的许多领导人已经敢于公开的讲真话，在评价中共党史和党的领袖的问题上可以更加实事求是了。作为朱德的老战友，当时聂帅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朱、毛、周逝世后所剩不多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毫无疑问，他的这段讲话具有盖棺论定的意义。
朱德公开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标志着他的早期军事思想正式形成。
【从“朱德所部”到“朱毛”神话】
　　朱德一上井冈山，马上扭转了毛无所作为的局面，并很快就把井冈山根据地推到了鼎盛期。
　　中共官方党史中有一个井冈山“四次进剿”说法，实际上这是从吹捧毛角度的说法，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一次进剿”，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四次进剿”。所谓的“第一次进剿”，是指1928年年初的时候，杨如轩部有一个营占据了宁冈县城，控制住了井冈山的进出要道，毛迫不得已打了一仗。当时杨如轩根本没有接到上级要进剿井冈山的指令，蒋介石也没有安排过对井冈山进行进剿的计划，杨如轩只不过是在自己的防区采取一个厉行公务式的防卫措施。1927年底的时候，张子清、伍中豪已经配足了装备从朱德那里回到井冈山，毛有了足够力量对付这个营，就打了一仗，把这个营赶出了宁冈县城。这几乎是朱德上井冈山前毛部打的唯一一次有点样子的胜仗，后来竟然被吹嘘成了井冈山的“第一次反进剿”。
　　对井冈山真正的进剿实际上只是三次。第一次进剿根源于朱、毛会师。朱、毛会师于1928年4月中旬，朱德所带领的军队数量大，自然是蒋介石所必须要予以追歼的。早在3月时，朱培德由于跨省障碍而请示蒋介石，希望解决“协同”问题。直到5月3日，当湘南地区基本稳定了后，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对以“共匪朱德所部”为主的中共武装予以“克日会剿”。在形式上，江西朱培德方面任命了王均为总指挥，组织了杨池生第九师、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湖南程潜方面任命了吴尚为总指挥，组织了熊震第一师、程泽润第二师、阎仲儒第三师、俞业裕独立团、许克祥独立第三师。但对井冈山来说，这只是形式，他们不是全部对着井冈山来的。由于井冈山在江西境内，对井冈山的进剿就主要由江西方面负责。只有到了这时，井冈山才发生了“进剿”问题。
　　由于朱德遣返湘南的六千多人部队，被国军非常顺利地予以了歼灭，以及朱德从湘南不战而退，可能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发生了错觉，对井冈山武装力量产生了轻视态度，因而没有采取大兵压进的策略。朱培德把进剿井冈山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就近的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这不仅是因为杨如轩部比较就近，而且也是因为杨如轩曾长期是朱德的部下，对朱德的战法应该是最了解的。从一般的军事经验来说，杨如轩的军事力量对朱德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是压倒性的，所以，朱培德派杨如轩对付朱德是足够了。
　　杨如轩这个人本书已经提到过多次，云南宾川县平川乡人，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特别班时的同班同学，“五华社”社员之一，把兄弟，护国战争时是第一军第三梯团朱德第六支队第二营营副兼第七连连长，在战场上被朱德火线提升为营长，护国战争后升为团长，1920 年随顾品珍倒唐回昆明后升为旅长，为朱德暗杀了云南富滇银行行长顾蘅斋，1922 年顾品珍战死后随滇军总指挥杨希闵东进广东北伐，同年6 月，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如轩升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1923 年因参与滇军内讧被孙中山免去师长职务，转而北投吴佩孚，任吴佩孚的第六师师长，驻军赣南，1926 年北伐战争时向老朋友朱培德倒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南昌暴动前，朱德曾想策动杨如轩参加暴动，向他灌输共产主义，杨如轩既不接受也不出卖，而且出于情谊在南昌暴动后采取了回避和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是作为军人，既然现在不得不与朱德在战场上见面，自然也就要尽自己职责。
　　1928年4月下旬，杨如轩带了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进行进剿，自己率第八十团驻守永新城，命第七十九、八十一团向井冈山方向进发。杨如轩在战役安排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不是采取把朱德赶出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再设法歼灭的办法，而是把两个团分开，第七十九团进攻井冈山北麓，第八十一团则进攻井冈山南麓，试图进行合击围歼。从兵力上说，朱德四个团人数与杨如轩相当，但由于缺少枪支，战斗力要大打折扣，因此，综合战力朱德要弱得多。但朱德利用了杨如轩的分兵合击漏洞，命袁文才、王佐第三十二团留守预备，让毛随战斗力比较弱的朱云卿第三十一团北面阻击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自己亲自带领王尔琢第二十八团、胡少海第二十九团往遂川方向出击，迎战杨如轩的第八十一团。
　　胡少海团首先与敌一个营遭遇，这位朱德不愿意放手遣返湘南、正规军团长出身的人才，果然不负厚望，首战告捷，将所遭遇敌第八十一团一个营消灭。朱德、王尔琢率第二十八团到后，继续进击，在五斗江与敌两个营接战。粟裕回忆说：“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跟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粟裕晚年说：“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其实，朱德这种追击战术在坪石之战时，就已经让许克祥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二天，敌第八十一团团长周体仁亲自组织反击，与王尔琢第二十八团接战一小时即败北，但王尔琢没有乘胜追击，事后被朱德批评。次日，朱德亲自率军直奔杨如轩司令部所在地永新城，不到永新就追上了前一日的逃兵，杨如轩命第八十团出城救援，结果接战后全面溃败，杨如轩只能弃城而走。杨如轩进攻井冈山北麓的第七十九团随之不战而退。这样，仅仅三天，对井冈山真正的第一次进剿就以朱德干净利落的胜利而告终了。
　　没有多久的5月中旬，杨如轩率他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杨池生第九师各一个团，以倾家荡产的决心向他的老上级再次攻来。朱德迅速向井冈山收缩，留下胡少海团在永新县游击骚扰。杨如轩重新占领永新城，然后派四个团向宁冈进攻。这时，毛作为枭雄的本性第一次爆发出来，他不愿意这个世界只知道“共匪朱德所部”，而要把自己的名字也要添上，扩大政治影响，忽发异想，私自派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去打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的老家茶陵县高陇，想在全国弄点政治影响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在井冈山的还有他“毛”，结果，营长员一民战死了也没有能打下来，害得朱德只能亲自带领王尔琢第二十八团去增援。虽然也可以把打高陇看成是围魏救赵之计，但至少杨如轩并没有上当，他的四个团只是按计划分两路合击宁冈。毛十分恐惧，写信给朱德要求救援宁冈。朱德决定不理睬毛，出奇兵直捣永新城，消灭杨如轩师部。朱德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跟他们说：“打他的心脏。打他的指挥机关。打他的脑袋瓜子。一个铁掌把他的脑壳打碎，他们就完了。我们今天走几十里路，明晚奔袭永新城。如果你们同意，就准备爬城头，准备楼梯。”
　　朱德下令向永新出发，当天在雨中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到离永新城仅三十里的灃田潜伏了下来。第二天凌晨，朱德率领经过休息的部队向永新城隐蔽前进，正好遇到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向永新城开来，朱德当即决定伏击歼灭这个团。仅仅一个小时，杨如轩的第七十九团就被朱德全歼。朱德不加停顿，立即进攻永新城。杨如轩后来说：“刚刚得报永新西乡有警，接着，我的指挥部后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仓惶撤退中，我只好跳城墙逃命，弄得狼狈不堪。”朱德以一个团加一个残缺的营，在短短的一、两小时里，就全歼了一个整团，消灭了杨如轩师部，再次顺利地占领了永新城。这样，杨如轩进攻宁冈的四个团也就不得不结束进攻回军。井冈山又一次真正的进剿结束了。
　　朱、毛没有多少装备完整的兵力，杨如轩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从规模上说只是小规模的局部战役，但杨如轩的惨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事。蒋介石和朱培德对此都大为震惊。6月上旬，由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第九师为主力，配备杨如轩二十七师两个团，湖南方面出动吴尚第八军的第二师三个团向宁冈逼近进行策应。杨池生与杨如轩一样，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五华社”社员，把兄弟。杨池生出战之前去问杨如轩：“怎么样？”杨如轩说：“呵！真厉害，你去尝尝味道吧！”杨池生说：“我们的武器比他们强几十倍，人也比他们多，只要指挥有方，胜利可左。”杨池生说：“老朱的打法我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将部队收缩到宁冈后，决定先向西解除吴尚的威胁。朱德利用二打永新缴获到的杨如轩的私章给吴尚写了封信，让吴尚派两个团孤军深入酃县。朱德让毛带领朱云卿第三十一团到酃县游击策应，自己亲率王尔琢第二十八团、胡少海第二十九团从西南方向进入酃县，在十都与毛会合后，将吴尚的两个团予以了击溃，占领酃县县城。轻易损失两个团的吴尚不敢反攻朱德，等待东面杨池生向宁冈进攻。当杨池生占领永新向宁冈运动时，朱德立即撤出酃县，回到宁冈，决定将战场设在杨池生必要经过的两个高地新七溪岭和老七溪岭，进行阵地决战。朱德决定：“因为新七溪岭是杨池生的主力，由我率二十九团截击敌人。而由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主攻，出击老七溪岭敌人的后背。”6月22日端午节，朱德在新七溪岭与杨池生正式开战。对方进行指挥的是李文彬，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李文彬非常顽强，甚至占领了朱德的前沿阵地，在关键的时候，朱德带领他贴身的机枪排冲到了最前沿，他自己也拎着机枪进行射击，用集中火力打退敌人。王尔琢第二十八团由于晚到老七溪岭，高地被对方占领了，王尔琢在反复攻击没有效果的情况下，组织了敢死队，终于艰苦地占领了老七溪岭。王尔琢在老七溪岭一得手，朱德这里也就轻松了，正面敌军开始后撤。朱德乘机发动进攻，追击到龙源口，会同王尔琢围歼敌人，杨池生全线溃败。朱德率军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井冈山真正的第三次反进剿取得了胜利。
　　严格说来，井冈山的反进剿应该是两次。一打永新和二打永新的对方主将都是杨如轩，杨如轩的第二次进攻是针对第一次进攻失败而紧接进行的反扑，实际上是一个战役的两个阶段，就“进剿”来说应该属于一次。因此，井冈山反进剿更应该看作是击败杨如轩和杨池生的两个战役。这两个战役直接的军事后果是消灭了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的基本力量，杨如轩和杨池生这两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因此而一蹶不振，基本退出了中国的战争舞台，朱培德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组织起对井冈山的进剿，因此，就造就了井冈山的全盛时期，朱、毛控制了宁冈、莲花、永新三县及周边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根据地。相应地，对外来说，朱、毛作为一体也被全国所知，“朱毛”从此成为了一个神话，而朱德作为“红军之父”的基础也奠定了。
毛私自派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攻打谭延恺在茶陵县高陇的老家是个不为历史学家注意的事件，但这一事件却有着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这是个败仗，但毛的动机是为了要借助谭延恺这个国民政府主席也即当时名义上法定的国家元首名气，达到宣传个人的目的，虽然因为战斗本身的失败而效果大打折扣，但朱德赢取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还是产生了震撼性影响，从而，毛就把“共匪朱德所部”在社会影响方面改造成了“朱毛”，而朱德一连串奇迹般的战绩则使“朱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神话，从此，毛作为中共武装力量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与朱德二位一体，成为了具有神性的象征，它构成了毛以后人生最关键的基础和实力、道统资源。
     谭震林在文革后回忆说：假若朱德不把湘南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那井冈山将很难维持下去.....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那时不敢走远，国民党上来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朱德带领的南昌暴动部队到了，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朱德也谈到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的胜利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红军后来取得胜利有关。”
     萧克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暴动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

【“八月失败”前后】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进入全盛时期。
     按中共中央当时的规定，红四军归湖南省委领导。而湖南省委早在1928年2月21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其也十分关心。湖南、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的联系。
    1928年6月30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朱、毛。信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让朱、毛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决定，并让杜修经监督。
     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主张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朱、毛都认为出征湘南不可行。经过讨论，会议顶决定暂时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
     永新联席会议后，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王尔琢、陈毅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7月12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就在这时，二十九团内传出要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是由湘南暴动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而此时井冈山粮食又不够吃，生活太艰苦，所以29团官兵逐渐动了回乡的心思。7月12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
     7月15日，为了整顿军纪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这时，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做出了同意湖南省委、湘南特委及二十九团官兵去湘南的意见。
     7月16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17日，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
     7月24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暴动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这种情况，让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于是，朱德令二十八团增援。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攻城的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军出身的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小农意识严重的，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直到朱德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军部、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7月25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29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29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28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28团。
    整编后，28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28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再说井冈山，国民党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毛被打的惨败，带着31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毛泽东派袁文才、王佐带着几百人退守井冈山，自己和宛希先带着带了几百人去湘南搬救兵，让朱德带主力回师井冈山。
8月22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随后，朱、毛率军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边界。
8月25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向军部报告。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上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袁的枪击而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杨得志后来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团长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28团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
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9月12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率28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31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9月13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28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31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28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袁崇全，这是红军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9月24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井冈山上的茨坪。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27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28团第二营、第三营和31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32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28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坳头垅战斗后，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28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27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27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红军大队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
【可笑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
在朱、毛会师后开始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正常，大家在朱德的领导下整训部队，与地方党合作良好，向周边发动群众，军事上又获得进展，心情都很愉快。但这种局面对毛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等于承认了自己部队被朱德兼并掉并作为一名政治工作者辅助朱德，毛不习惯于被领导而习惯于领导别人，他需要的是自己能够实行独裁，能够成为井冈山的最高领袖。毛要摆脱这种局面在红四军内部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唯一的出路是突破红四军的局限。那么，该如何进行突破呢？这个问题难不倒毛，很快就想出了办法。毛采用了两个手段：一是鼓吹出一个“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一是成立一个湘赣边特委。
所谓“罗霄山脉中段”理论，在表面看是一种战略观点，毛把井冈山扩展为范围比较大点的罗霄山脉中段，意思是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可以解决防御问题，然后据此波浪式地向外推延，进而获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再进而可以获取全国胜利。这是个非常能够迷惑人的战略观点，以至今天还被很多人不假思考地奉为是伟大的理论。但是，这个战略根本经不起推敲。它是以一个非常贫瘠的山区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但外界是非常强大的，而由于这个中心本身的贫瘠，永远只能处于弱小的地位，当强大的外界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军阀混战——形成不了对这个中心有力的合围时，得到生存没有问题，甚至也可以达到非常有限度向外扩展，但当强大的外界在一定条件下——比如不进行军阀混战，可以聚集一定足够兵力——能够形成有力的合围时，由于贫瘠所导致的弱小，则不仅不能形成向外的扩展，而且生存都将难以为继。“罗霄山脉中段”致命的问题是试图以一个贫瘠的点扩展为一个面，如果仅仅是进行非常有限的扩展的话，就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进行规模比较大的扩展的话，本身又形成不了相应的力量。这个理论的本质就是井冈山理论，但井冈山更加显得荒唐，所以，毛就把井冈山概念扩大为“罗霄山脉中段”，以掩盖其哄人的目的。这是毛毕生提出的第一个战略观点，本质上不过是把土匪占山为王的现象加以了“理论”化，与毛后来农村包围城市完全是两回事，农村包围城市是以面围点，在广阔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最终获取城市的强大力量，因而是合理的战略。在红四军吃饭都很难解决的情况下，所谓“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是极其可笑的。因此，无论毛怎么鼓吹，朱德毫不响应。那么，毛鼓吹“罗霄山脉中段”理论到底是什么用意呢？“罗霄山脉中段”理论表面看是一种军事战略，也是一种武装割据方式，实际则是一种“政权”理论，它的根本是以党为核心，将党、政、军一体化的理念，目标是达到党对军队的专制，实质也就是为了形成毛对党、军、政的个人独裁，在朱、毛之间就是改变毛作为朱德副手的地位，将朱德调整为毛的下属。
从毫无战略价值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来看，此时的毛还谈不上有任何的战略眼光。
【朱、毛冲突的本质】
    1928年11月初，毛终于等来了他期盼已久的中央指示，指示明确井冈山地区党的最高机关是前委，“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指定毛任书记，朱德为委员，另加一名地方党书记、一名工人出身的人和一名农民出身的人为委员，这一五人前委为最高领导集体。这个指示的实质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了以毛为主的“朱毛”领导核心，但并没有对朱、毛具体的权力分配作出指示。有了这样一个指示，毛兴奋不已，因为，他终于法定地被明确为了朱德的上级。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在红四军的问题上。中央的指示虽然明确了毛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很明显只是局限在党的领导上，并没有明确具体应该怎么领导军队。书记、委员之类，实质性的权力大小，在武装革命的背景下，还是决定于实力，也即对红四军的指挥。在这一问题上，朱德毫不让步，不让毛具体插手军队。这样，朱、毛的冲突就集中到了一点上，即：前委可不可以具体指挥军队？这个问题后来被毛夸大成了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这完全是毛故意的歪曲。朱、毛在这一问题上冲突的意义，至今没有被史学界所深刻认识，通常只是被局限在了朱、毛权斗的范畴当中。朱、毛冲突的本质是，在当时只是一个红四军军权问题，但由此奠定了以后中共武装的根本权力体制，并进而奠定了中共建国后的国家根本制度，以至于二十一世纪，成为了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制度性根本障碍。
　　孙中山早期进行革命时，是政党与武力一体化，进行暴动和暗杀行动的都是同盟会会员，采用这种模式可能是受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玛志尼的影响，也是继承了中国的会党传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试图彻底政党化，走议会道路，进行宪政政治运动，政党与武装、政权分开。护法以后，孙中山有了一大改变，组建军政府，党、政、军在最高权力层次上进行一体化，但在一般的政权和建制军队上，孙中山并没有实现党-政、党-军的一体化，更不存在党、政、军的一体化。孙中山这样就把自己陷进了一种体制性矛盾中，一方面是他高度的专制，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基础的政权、武装体制具有民主性，这种矛盾导致了他一败再败。但是，由于孙中山的最高政府是军政府，因此，在其基础的权力体制结构中，就不是政-军模式，而是以军人为主的军-政模式，从而在中国南方导致形成了泛滥的军阀政权。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就此奠定了中国革命的专制价值取向，而追求宪政的他本人也形成了专制价值观，提出了为自己实行专制辩护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就有了与苏联进行联合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与苏联联合后，孙中山进一步实现了专制化，形成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政权方面，是一种党-政体制，甚至可以不要政府而直接以国民党党部作为政权形式；在军队方面，则形成了党-军体制。孙中山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他所建立的专制体制会进一步恶化，乃至灾难化，会演变成更极端的专制。蒋介石依靠北伐起家，把党-军体制颠倒过来改变为了军-党体制，从而借助于党-政体制达到了军事领袖的最高专制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了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彻底冲突，也是他与汪精卫矛盾的真正焦点。所谓国民党左派，并不真是要实行彻底的民主，而只是要坚持和恢复孙中山的一党专政和党-政、党-军体制而已，是要在体制上多一点民主。但是，虽然蒋介石实行了彻底的军人专制，但他毕竟是孙中山忠实的信徒，是个主张民主的极端专制者，因此，他的专制仍然一定程度地受民主思潮和社会民主的约束和限制，存在着一个民主多点与少点的问题，在他的统治下并不是一点民主都没有。
　　朱、毛之争并不是一个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并不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的党-军、军-党体制之争。事实上，朱德并没有窥视党内最高领袖的想法，在他参加中共的时候，就明确和强调自己将“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为中共打天下。从做“军事运动”的角度说，也就是有一个做中共武装部队最高首长的野心而已。如果朱德对做中共党的领袖有兴趣，那么，无论在德国时还是回国后，他都可以有很多获取中共一级组织“书记”位置的机会。特别是在湘南暴动时，由于地方党级别比较低，并不能约束和领导他，他如果愿意，弄一些特委、前委之类的名堂出来，自任书记，并没有什么难度，要知道，朱德并不真的是个什么“老实人”，而是个惯于江湖、老谋深算、熟悉韬略、下手狠毒的铁腕人物，如果想做党的领袖，并不会毫无作为。只是他深知自己由于军阀出身而难以得到完全信任，在非常讲究出身的共产党里要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而自己最超人之处又是军事，所以，他才专心从军事方面发展自己地位和做事。他始终没有过任何不要党领导的言行出来，而对党的组织他没有过直接干涉的言行，即使在湘南暴动中他不满意地方党，也不过是对大烧大杀进行一些劝阻而已，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干涉措施。因此，他既不走军-党路线，也不反对党-军体制，而且，他是积极主张党-军体制的，他是“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而已。
　　可以从朱德身上隐约看到他所崇敬的两个中国人之一蔡锷的深刻影响。蔡锷主张军人“不党主义”，朱德现在当然不是“不党主义”，而是“党主义”，但蔡锷的“不党主义”非常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军人不能干政。什么是军人不能干政？军人不能干政反过来的一个前提，则是政党不能干涉军队。如果政党可以干涉军队，则军队就一定会反过来干涉政党。军人总是会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蔡锷不同意军人参与到政治斗争旋涡中，他发动护国战争，虽然是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并不是蔡锷的目的，他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护国”，是因为袁世凯改变了中国最基本的国家体制，取消共和当皇帝，因此，在根本上蔡锷并不是反对袁世凯，而是反对帝制复辟，当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蔡锷也就不再“护国”了。作为“党主义”的朱德在一定意义上与蔡锷具有接近性，他主张的是军队不干涉党组织，但党组织也不要干涉军队。
　　作为“党主义”者的朱德，是坚决主张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这种领导在军队的外部是军队属于党，受党统一的一般战略领导，军队必须按照党的决定打仗。正因为这样，即使朱德不愿意去湘南，但他还是无奈地服从了湖南省委；虽然朱德不愿意攻击范石生的部队，但他还是痛苦而窝囊地进行了攻击。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只是红四军党代表的毛自说自话召集地方党开会，组建特委之类，朱德便会很反感，这是显然的进行了越权，用枪指挥了党。所以，毛所谓的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正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朱德身上。但是，朱德不赞成把党对军队的领导变成一种从战略到战术的具体军事领导，也即全面干涉军队，他是要党的领导而不要党的“指挥”，即党可以就战略任务的下达和在战略指挥上领导军队，而不能是对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进行直接干涉，不是深入到军队内部指挥军队。即使在军队内部，朱德也强调各级军事首长在服从统一指挥和命令前提下必须要“机断专行”的军事原则，不主张上级军事首长对下级军事首长包办一切。至于在军队内部实行党的领导，朱德主张的是军委领导，也即通过军委等军队内部党组织以及党员在军队中的任职，保证军队属于党，保证其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因此，三河坝阻击战之后，朱德即组建并完善部队的党组织，上井冈山后也接受毛支部建到连一级的主张。总之，朱德是在党的领导下保持军队本身的相对独立性。
　　毛则不同，他是要消解军队的相对独立性，以形成他个人对军队的独裁。被中共吹嘘得伟大无比的毛建军思想，不过是人类最糟糕的和最荒唐的主张之一，而其发明的直接原因仅仅只是出于毛为了夺取朱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实现自己彻底的个人独裁。虽然朱德上井冈山后建立了自己个人独裁的权威，但是，这种独裁只是强化了他对红四军的领导和指挥，而由于他在具体进行领导时作风民主，并受军委和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限制和党代表毛的权力牵制，因此，他的个人独裁并不会让除了毛以外的人所明显感受到和产生不满。更重要的是朱德并不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因此，只要是合法的中共上级组织指挥他，他便会服从。当毛在1928年11月获取了合法的中共前委书记职务以后，朱德自然也就服从了毛的领导，在这一点上朱德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意和不愿意的意思，但仅仅如此对毛来说远远不够，他不仅是要领导红四军，而且要获取直接指挥红四军及其下属部队的权利，彻底地控制这支军队，而这就与朱德发生了冲突。
　　对毛来说，要越过朱德这道关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采取。就威信而言，朱德的威信远要高于毛。就人际关系来说，毛可悲在，即使他原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人马，特别是那些职业军人出身的人，大多已经更加佩服、忠诚于朱德，既对他的军事艺术五体投地，又喜欢他的为人风格。最典型的一个例子，1929年1月底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在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由于遭到突然袭击，朱德当即英勇地带了他的机枪排把敌人引开了，大家都以为朱德一定是死了，整个部队一片混乱，哭声四起，毛的嫡系大将伍中豪团长当着毛的面，把枪往地上一扔说：“军长死了，不干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既不能用什么阳谋动摇朱德的地位，更不能对朱德采取任何伤害人身的行动，而且，朱德身边一直由特务营和机枪排护卫着，如果毛或任何其他人对朱德有什么人身伤害行为，哪怕只是语言威胁，在当时仅仅只要出于怀疑就可以轻易枪毙人的环境里，伤害者自己遭到的只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同时，在毛来说，他也离不开朱德。自从毛从事政治以来，朱德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强大和高明的对手，朱德的伪装虽然可以蒙住其他人，但并不能够蒙住毛，毛把这个高手看得很清楚，如果能够征服朱德，使朱德成为自己的臂膀，那么，毛无疑将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关键还是在军事上，毛已经充分地看到，老天是如此地帮自己忙，把一个中国最天才的军事家和真正的帅才送上了井冈山，在他面前，其他人——那些黄埔毕业的小伙子们——，就如何长工在回忆中所说的，至少眼前还只能算是小学生。毛清醒地知道，在他与朱德的关系中，是自己离不开朱德，而朱德可以不需要毛，朱德只需要一个政治家搭档，陈毅不过是还太嫩，也缺乏做大政治家的素养，虽然毛深知自己是中共里面最出色的政治家，并在这方面信心十足，但中共里面至少并不缺乏聪明的政治家和政治好手。
　　虽然毛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打仗，对应该怎么进行战略设计、组织和调动也领悟出了几分，但终究不是军人，具体的军事指挥和军队管理并不会做。因此，毛即使获得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也并不等于他会使用这一权利，而是不得不依赖于朱德，但是，毛从建立个人绝对独裁的角度出发，并不能满足自己作为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所赋予的对红四军的一般领导权，而必须要夺取对红四军的具体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构造一个所谓的建军理论外，别无他途。这个所谓的建军理论的核心，就是扩大党的权利，建立党的领袖对军队的没有边际的独裁权力体制，也即使党、军一体化。孙中山通过黄埔军校建立的党军实际上是党-军体制，这不是毛所需要的，毛要的是真正的党军，是由党的领袖进行绝对领导的党军，在当时，就是由他这个前委书记进行绝对领导的红四军。
　　毛的这一主张后来演变成了党政、党国，不仅是一个一党专政的问题，而是由中共最高领袖或最高领袖层获取政府、军队和整个国家最高领导权，即使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也要由中共相应组织的最高领袖以或直接或间接、或明确或隐秘的方式予以具体领导，并因应于国家的体制层级和社会结构而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朱德的主张所蕴涵的意义是党-军从而是党-政、党-国分开，虽然追求的也是一党专政，但这种一党专政更具有法理性和规范性，更能够具有包容一定水平民主的空间，而毛的主张则将人类的独裁和专制推向了最极端的水平，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包容民主，因此，就是个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不是民主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八十年前在山沟沟里发生的、至今没有被人们深刻认识到的朱、毛冲突的历史本质，正是在这里。
　　由于朱、毛冲突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获得了一般领导权的前委书记毛仍然不能具体领导朱德和他的红四军。在这两个同样意志坚定、城府幽深和手段强硬的人之间，矛盾进入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只不过彼此表现出来的方式方法截然相反而已，毛是喋喋不休、暴怒、骂人，朱德则沉默少语、微笑、诚恳，相比较而言，毛显得心胸狭隘，朱德则显得心胸宽广，因此，毛在冲突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当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支持他。
【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1929年1月4日，在宁冈柏露村，毛召集了朱、彭两部及地方党主要人物六十多人开会。这个会议在中共官方党史著作中基本被淡化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非常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会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这个会议在当时条件下连续开了四天来说，可见在这个会议上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而难以一时形成结果的大事。与中共后来养成会议癖不同的是，中共早期虽然会议不少，但会议基本都很简短，连续四天的漫长会议是不多见的。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两件大事：1.毛兼并彭德怀；2.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彭德怀1928年12月11日到井冈山，柏露会议1929年1月4日召开，期间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显然，毛是在对彭德怀做好了充分的工作后才召开的会议。因此，在兼并彭德怀的问题上毛并没有受到太大障碍。毛将彭德怀红五军按照实际兵力情况改编为了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但作为回报让彭德怀做了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让藤代远做了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这样的安排对彭德怀来说，实际上是足够满意的，虽然他原来是红五军军长，但这不过是个名义，实际兵力也就一个团，暴动前本就是个团长，现在能成为红四军副军长毫不吃亏。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从军人的角度说，朱德实际上等于是红四军中的一个等级标杆，他在滇军中时就已经是中将军衔，从苏联回国在杨森那里策反被任命为党代表时，军衔也是中将，即使在湘南暴动时，朱德也没有轻易在自己部队里设置师部军职，仅仅只是安排了一个参谋长职位，到井冈山后仍然如此，其他农军师长改编进来时不过就安排一个团长职务，这是朱德坚持在自己的部队严格遵守正规军规矩，在王尔琢死后，在红四军里从团长到他这个军长之间的军事职务全部空白，即使任命林彪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职务，朱德都由于林彪资历比较浅犹豫了不少时间，因此，彭德怀能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就等于已经被确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将军。彭德怀原来那个红五军军长由于不存在朱德这样的标杆，从军人角度说，不过是个虚的职位，跟很多原来前一夜什么都不是，过了一夜进行暴动做了农军师长或什么司令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实在的还是他原来那个团长职务。
从表面看，毛当时似乎大有收获，实现了立即兼并彭德怀的目的，并可以用这个猛张飞老乡分解和约束朱德的权力了，但是，毛恰恰是走了一步大败着。从红四军出身的人后来基本没有人提彭德怀曾是红四军副军长的情况看，红四军的人显然对此很不买帐，不愿意承认彭德怀曾经是自己的副军长。朱德一直不轻易提拔人、封官许爵是造成林彪对他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现在则得到了好处，使得红四军的人把副军长这个职位看得非常重，不愿意接受这个暴动前的团长领导和指挥。对彭德怀的不服，另一面就等于是对毛不满，从而构成了朱、毛冲突中毛在柏露会议上全面败北的重要因素。龚楚认为毛是利用彭德怀对付朱，这应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如果毛只是兼并彭德怀，红四军的人只会支持。兼并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让彭德怀接受前委的领导，承认红五军是以毛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的部队；比如可以把彭德怀改编为一个独立团乃至给予一个独立师的名号；比如可以把彭德怀部并入红四军，但只给他一个比较低而彭德怀也能接受的参谋长之类的职务。把彭德怀拉进红四军而给副军长职务，自然会被红四军的人看成是为了用他对付自己所敬爱的军长，红四军的人产生反感情绪是很自然的。不过，毛也不是毫无收获。由于这样“器重”彭德怀，彭德怀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到红四军的人对自己不买帐，这样，彭德怀与毛也就成了“同盟”，这就为彭德怀对毛的忠诚奠定了基础，并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相应的一个后果是，由此奠基了一个朱、毛、彭的三角关系，并在后来成为了中共武装力量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共政治。毛用彭削弱朱，毛又用朱压制彭，但朱则联合彭抗拒毛，毛最后又用打击彭来威胁朱，而朱、毛也联手排挤彭。
就兼并和拉拢彭德怀来说，毛在柏露会议上是有得有失，而失大于得。彭德怀则无所谓失，完全是个赢家，得到了红四军副军长的职位。但这个职位的意义不过是承认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在朱德这根标杆比照下，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将军，至于以后真的成为了朱德的副手，则主要靠的是他自己发展了的军团实力，因此，彭德怀在柏露会议上的赢只是小赢，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他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在乎而放弃。大赢家是朱德。他及时抓住了毛的败着，突然提出，让彭德怀守井冈山，而口口声声“罗霄山脉中段”的毛跟彭德怀一起留在井冈山，他自己则离开井冈山，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实际上，朱德这就是宣布了他与毛正式分手。朱德这一杀手一出，当即让毛说不话来了。龚楚回忆说：“会议时，先由毛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三十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彭德怀两位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军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当时与会人都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登时目瞪口呆。”朱德这一想法是蓄谋已久的，只不过他要找一个使毛没有还手之力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对毛来说，朱德这一杀手很显然地是宣布了要跟他分手。朱德所要带下山去的部队，实际上也就是他当初带上山的部队，他重新带下山去，是把井冈山还给毛，不在乎毛所念叨的“罗霄山脉中段”。朱德一当离开井冈山，按照当时中共的规矩，是红军到哪里就归哪里的地方党领导，这样，自然也就是跟毛绝了交。换句话说，所谓的红四军，实际上的主力也就是朱德要带下山去的部队，这样，朱德离开井冈山也就等于带走了红四军，毛这个党代表就只能成为彭德怀红五军的党代表了。因此，毛首先就要考虑的是跟彭德怀合作，还是跟朱德合作。就全面的素养来说，彭德怀显然与朱德差了一大截，在当时远不是在一个水平等级上的人才。朱德这样的人才在整个中国都难寻，而彭德怀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可以抓一大把，甚至可以说，就是在井冈山的团、营干部里都不乏更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以彭德怀的狂妄和暴躁，同样狂妄和暴躁的毛如果跟他作为军长、党代表直接进行合作，还没有在中共确立权威地位的毛很可能是凶多吉少，而朱德则不同，毛深知，朱德实际上并不真正排斥自己，只不过是不满意自己的权力欲而已，他只是要党、军分明。但是，如果跟朱德一起下井冈山，则等于是承认了在与朱德的冲突中已经全面失败，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随之宣告了破产。彭，还是朱，这是毛决定自己命运的艰难选择。
但是，毛终究是个枭雄，不会在乎一时得失。跟着彭德怀是前途莫测，跟着朱德则至少会有前景，这才是根本的，其它都可以抛弃掉，包括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毛“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提出他也跟朱德下山。既然选择了跟朱德走，毛也就不顾彭德怀了，他还要把三十一团也拉走，但却留下袁文才、王佐团，名义上是协助彭德怀，实际上却是监视彭德怀。已经接受红四军副军长职务了的彭德怀刚得到的一点点好处一下子荡然无存，既成了朱、毛冲突的牺牲品，又等于被朱、毛联手狠狠挤兑了一下。龚楚对彭德怀的评价是很有野心的人，这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对彭德怀来说，他上井冈山不过是暂时栖身，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更不是为了来帮朱、毛看守这穷山。从军事上说，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支小部队在井冈山得到生存并没有太大问题，但要象毛吹嘘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那样有比较大的发展，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帮朱、毛守住这山，则彭德怀等于是条胸无大志的看门狗；如果放弃井冈山，则等于是把朱、毛“送”给自己的井冈山丢了，于情于理都难以交待；反正，是个冤大头。当朱、毛下山，还只到山脚时，答应守山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通知朱、毛，自己改变了想法，想带着自己部队从什么地方来，再回什么地方去。朱、毛只能再回到山上，要彭德怀谈条件，两个人这时配合特别默契，软硬兼施，终于，无论是在党内还是作为军人资历都还太浅的彭德怀，只能重新答应两位老前辈，帮他们守井冈山。当然，彭德怀不可能一直在井冈山守下去，只守了半年多，就于1929年8月下山了，至于红四军的番号，彭德怀也基本没有使用。
下了井冈山的毛自然是极其郁闷的。他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熬到有了中央正式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取得了最高领袖的资格，却反而在与朱德的冲突中惨遭滑铁卢，不仅权力在实质上已经失去，而且，借以全面提高自己身价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告彻底破产，似乎什么都不是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只能生气、发火。傅伯翠文革后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子不太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过：‘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朱德这次下山，在中共军史上是个历史性的战略大转折，它正式抛弃了毛毫无前途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采取了朱德到更广阔的地区进行积极割据的战略。由于毛职责本身的需要和善于进行总结、发挥的天才，朱德这一战略成为了毛思想最核心的要点，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就中共进行割据本身的历史来说，是中共根据地发展进到了一个规模化的阶段，相应地，红军——特别是朱毛红军——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中共武装道路不再是畏缩在山沟里的保守主义，而是在广大地区里的进取主义。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是中共官方党史以及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家们至今所没有注意到的，是朱德在南昌暴动保存队伍之后，对中共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大贡献。
【朱德第一次真正的败仗】
1929年1月14日，朱德终于实施了他久已酝酿的打出井冈山战略设想，率领第二十八、三十一团及军部、前委人员共二千六百多人，从一条荒废多年的小路，突破围困井冈山的国军防线，向赣南进军。1月23日，朱德占领大余县城，在大余休整了两三天。这时，朱德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老朋友、把兄弟金汉鼎和唐淮源。金汉鼎，云南江川县人，1891年生，字铸九，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关系最密切的把兄弟之一，蔡锷带领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四川讨袁时，朱德已经是支队长，金汉鼎还只是个低级军官连长，但在纳溪战役中突颖而出，被蔡锷特别破格从连长火线提拔为营长、支队长，与朱德成为蔡锷手下最能打的两名将领，并与朱德一起晋升为混成旅旅长，可见金汉鼎打仗的英勇和出色。但金汉鼎比之朱德更只是个武夫，比较缺乏政治头脑，1921年驱赶走唐继尧的顾品珍决定率领滇军东进，去跟广州的孙中山会师，响应孙中山北伐，而朱德已经准备出国，便任命金汉鼎为滇军代总司令，继而代云南省长。金汉鼎留守昆明，结果一向狂妄的杨蓁不服金汉鼎，顾品珍与金汉鼎这两个武夫竟贸然把在滇军地位很高而且威信和网络极深广的杨蓁抓了起来，结果引起杨蓁旅哗变，也失去很多人心，成为唐继尧反攻昆明时导致顾品珍失败的重要原因。唐继尧反攻昆明后，金汉鼎率朱德、刘云峰、唐淮源等人逃离，与朱德、唐淮源经重庆到上海，金汉鼎接受孙中山指令和十万元军饷，资助了朱德后分手回到云南、广西边境的滇军中，住在朱培德部，结果已经替代张开儒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不愿意让位，武夫金汉鼎也得不到滇军将领们的足够支持，只好到香港做寓公去了。1926年北伐战争后，忠诚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金汉鼎回大陆参加北伐，得到朱培德资助后招兵买马，战功卓著，做了第九军军长。
1927年11月，金汉鼎率朱培德第五路军主力九个团一万二千人北上进行北伐，任蒋介石北伐军总预备军总指挥，1928年10月，基本完成了北伐的蒋介石实行精兵政策，金汉鼎任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为副师长，辖韦杵第三十四旅、张友曾第三十五旅、周志群第三十六旅。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前，蒋介石已经下彻底决心，决定坚决歼灭朱毛，进行了跨地区权力调整，把指挥权集中到熟悉朱德的滇系将领手上，任命朱培德为湘、闽、赣三省剿共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实际上，对朱毛具体进行围剿的指挥是金汉鼎。唐淮源这个人本书前面也有提及。这是个必须要永载中国史册但至今宣传很不够的人物。唐淮源，云南江川县人，与朱德同为1886年生，字佛川，也是朱德云南讲武堂时同班同学、把兄弟，很崇尚传统的忠孝道德，曾是朱德最忠实的部下。1913年夏朱德去云南边境剿匪时，唐淮源是与朱德平级的营长，1915年朱德升团副时实际是独立指挥，手下两个营，一个是自己原来的营，另一个就是唐淮源营，而这时朱德已经基本研究出了一套自己的游击战战术，因此，唐淮源是非常熟悉朱德的游击战术的。蔡锷护国战争中，唐淮源随朱德入川，后升为团长，唐继尧组建靖国军后晋升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1922年与朱德在上海分手后，唐淮源跟随金汉鼎回到了滇军。北伐战争时在朱培德部任旅长等职，1927年底任黄埔军校南昌分校教育长。现在金汉鼎具体主持围剿朱毛，唐淮源自然也就成了金汉鼎围剿朱德的副手。唐淮源最重要的历史地位决定于抗日战争，1937年时唐淮源是陆军曾万钟第三军副军长兼师长，他率所部与日军进行了多次血战，被日军视为中国在北方最精锐的军队之一，1939年因抗日战功卓著升任陆军第三军军长。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由于友军失守，坚守要地的唐淮源被日军围困聚歼，唐淮源宣布“当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为避免被日军俘虏使国家、民族受辱，让手下官兵突围，自己则举枪自尽，成为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正规军将领中年龄最大的一人，时年五十五岁，被称为“滇军完人”，死后被蒋介石追赠上将。中共建国后，朱德曾派人专门寻找他的遗骨，但没有能够找到。
金汉鼎和唐淮源已经不是杨如轩、杨池生那两只“羊”。金汉鼎虽然政治方面不很聪明，但却是个非常善战的名将和武夫。金汉鼎吃准井冈山缺乏补给的致命缺陷，对井冈山采取的是围困、封锁、逐步收缩包围圈的战略，这正是朱德下山主张能够得到所有人支持的原因之一，朱德吃准了只要自己不愿意打破金汉鼎的包围，其他人就想不出对付金汉鼎的办法，从而不得不支持自己。但是，朱德突破金汉鼎防线后，金汉鼎并不会让他过好日子。金汉鼎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追击，并组织包围。1月25日，朱德没有想到金汉鼎会动作这么快，受到了金汉鼎所部和受金汉鼎指挥的王均部李文彬旅攻击，使朱德伤亡了二、三百人。前面说过，朱德1927年7、8月在湘南的失利一来是无奈之举，二来实际是“兵变”，并不是作战本身的问题，而这一次，则是朱德真正的作战失利，是他从国外回来再次投身军旅后第一个真正的败仗。朱德迅速突出包围圈，亲自指挥自己最嫡系的、以毕占云为营长的特务营断后，率领部队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刚在南雄乌迳想休整一下，以为金汉鼎、李文彬的部队应该处于很疲惫状态，不会来进攻，却又得到情报说，金汉鼎、李文彬已经围了过来，朱德只好马上再率部向江西信丰方向转移。到这时候，朱德已经陷入到了真正的困境当中。毛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跟着军部跑，这种一支完全处于弱势的孤军在强大的敌军顽强围追下的状况，是他所完全没有见识过的，他应该不会忘记自己秋收暴动后在远要好得多的情况下的惨状。不过，这次经历应该为毛后来指挥长征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毛是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有超人悟性的天才。红四军其他人显然也没有任何办法，整个部队士气极其低下，处在了彻底的绝望当中。朱德后来评价说：“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
朱德的对手一方面是格外顽强，一方面也是特别熟悉朱德的作战艺术，并且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实际上，这是滇军系最出色的战将之间的一次比拼，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战役，但从双方作战艺术的角度说，实际上也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竞赛，而由于是在几个老朋友之间进行，彼此就格外地努力，特别是李文彬，由于跟朱德有着一种特殊关系，更是拿出了全部的本领。李文彬，字质卿，1894年生，云南盐兴县黑井镇人，1916年当兵，1918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泸州分校，就学时驻守泸州的旅长朱德曾兼任过泸州分校的战术教官，教过李文彬，因此，朱德与李文彬有师生之谊。李文彬毕业后分配在靖国联军第二军朱德第三混成旅任排长，后来升为连长，因此，他也是朱德部下，并且一直非常崇拜朱德。
1927年朱德从武汉到南昌任朱培德军官教育团团长时，李文彬是朱培德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团长，正好率所部在南昌整训，便经常请朱德给第二十五团做“精神讲话”。1928年6月朱德三打永新，在新七溪岭所直接面对的强悍敌军，正是李文彬。1928年10月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进行缩编，一般人都是降级使用，李文彬反而升为了第二十一旅旅长，可见李文彬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人。1950年，李文彬被蒋介石任命为了台湾陆军大学校长。与李文彬几次交手，虽然彼此是敌人，但朱德非常欣赏自己这个学生和老部下，朱德立即写了封信给李文彬，李文彬在1929年2月除夕前收到了信，据当时的王均第七师第四十一团团长、原李文彬团营长胡彦回忆，朱德在信中说：“质卿吾弟，南昌一别，匆匆年余，几年来，各为一阶级而奋斗。吾弟对军事进步很大，对政治没有注意。遂川一役，能出奇制胜，不负吾之所教，大庾一役，追随吾后多日，不辞辛劳。现蒋冯阎桂同床异梦，将来必然发生问题。识时务者为俊杰，若能率队归来，自当竭诚欢迎，如为环境所限，个人来归也很赞同。目前暂处困难，将来工农革命一定成功，何去何从，吾弟及早图之。”信中所提的“遂川一役”，是指1928年10月底、11月初争夺遂川县城的战役，当时周浑元部进攻宁冈，李文彬部进攻占领遂川县城的朱德，使朱德两头不能相顾，只能不战而弃遂川，回宁冈惩罚了周浑元。大庾，即大余。作为职业军人，朱德在信中毫无责怪李文彬的意思，反而是对他大为赞赏，表扬他“对军事进步很大”，非常希望他能再到自己手下来，而且只需要他“个人来归”。
朱德在信丰休息一夜后，不敢怠慢，立即折向东南，进入寻乌县，在一个叫圳下村的地方宿营时遭到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袭击，朱德率军越过山岭到属于寻乌的罗福嶂，忽然又折向瑞金。这时，跟着朱德逃了一路的红四军官兵已经沉不住气，一片怨言，觉得宁愿战死也不愿意这样没有目的地逃跑，一些官兵趁朱德路过时叫道：“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朱德见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成为了哀兵，当即告诉大家，他决定打一仗：“你们要打吗？要打就打！”朱德很快看中了大柏地麻子坳的地形，2月9日大年初一，朱德在大柏地麻子坳伏击了追击的刘士毅，击败两个团，俘虏八百多人，彻底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朱德身后再也没有强大的追兵了。2月13日，朱德占领宁都，休整了部队。2月22日，朱德率军到了东固，与李文林红军独立第二团、段越泉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终于完成了下井冈山的重大战略转移。

【“八月失败”前后】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进入全盛时期。
     按中共中央当时的规定，红四军归湖南省委领导。而湖南省委早在1928年2月21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其也十分关心。湖南、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的联系。
    1928年6月30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朱、毛。信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让朱、毛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决定，并让杜修经监督。
     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主张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朱、毛都认为出征湘南不可行。经过讨论，会议顶决定暂时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
     永新联席会议后，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王尔琢、陈毅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7月12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就在这时，二十九团内传出要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是由湘南暴动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而此时井冈山粮食又不够吃，生活太艰苦，所以29团官兵逐渐动了回乡的心思。7月12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
     7月15日，为了整顿军纪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这时，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做出了同意湖南省委、湘南特委及二十九团官兵去湘南的意见。
     7月16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17日，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
     7月24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暴动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这种情况，让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于是，朱德令二十八团增援。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攻城的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军出身的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小农意识严重的，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直到朱德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军部、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7月25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29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29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28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28团。
    整编后，28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28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再说井冈山，国民党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毛被打的惨败，带着31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毛泽东派袁文才、王佐带着几百人退守井冈山，自己和宛希先带着带了几百人去湘南搬救兵，让朱德带主力回师井冈山。
8月22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随后，朱、毛率军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边界。
8月25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向军部报告。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上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袁的枪击而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杨得志后来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团长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28团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
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9月12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率28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31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9月13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28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31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28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袁崇全，这是红军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9月24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井冈山上的茨坪。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27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28团第二营、第三营和31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32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28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坳头垅战斗后，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28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27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27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红军大队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
【可笑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
在朱、毛会师后开始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正常，大家在朱德的领导下整训部队，与地方党合作良好，向周边发动群众，军事上又获得进展，心情都很愉快。但这种局面对毛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等于承认了自己部队被朱德兼并掉并作为一名政治工作者辅助朱德，毛不习惯于被领导而习惯于领导别人，他需要的是自己能够实行独裁，能够成为井冈山的最高领袖。毛要摆脱这种局面在红四军内部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唯一的出路是突破红四军的局限。那么，该如何进行突破呢？这个问题难不倒毛，很快就想出了办法。毛采用了两个手段：一是鼓吹出一个“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一是成立一个湘赣边特委。
所谓“罗霄山脉中段”理论，在表面看是一种战略观点，毛把井冈山扩展为范围比较大点的罗霄山脉中段，意思是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可以解决防御问题，然后据此波浪式地向外推延，进而获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再进而可以获取全国胜利。这是个非常能够迷惑人的战略观点，以至今天还被很多人不假思考地奉为是伟大的理论。但是，这个战略根本经不起推敲。它是以一个非常贫瘠的山区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但外界是非常强大的，而由于这个中心本身的贫瘠，永远只能处于弱小的地位，当强大的外界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军阀混战——形成不了对这个中心有力的合围时，得到生存没有问题，甚至也可以达到非常有限度向外扩展，但当强大的外界在一定条件下——比如不进行军阀混战，可以聚集一定足够兵力——能够形成有力的合围时，由于贫瘠所导致的弱小，则不仅不能形成向外的扩展，而且生存都将难以为继。“罗霄山脉中段”致命的问题是试图以一个贫瘠的点扩展为一个面，如果仅仅是进行非常有限的扩展的话，就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进行规模比较大的扩展的话，本身又形成不了相应的力量。这个理论的本质就是井冈山理论，但井冈山更加显得荒唐，所以，毛就把井冈山概念扩大为“罗霄山脉中段”，以掩盖其哄人的目的。这是毛毕生提出的第一个战略观点，本质上不过是把土匪占山为王的现象加以了“理论”化，与毛后来农村包围城市完全是两回事，农村包围城市是以面围点，在广阔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最终获取城市的强大力量，因而是合理的战略。在红四军吃饭都很难解决的情况下，所谓“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是极其可笑的。因此，无论毛怎么鼓吹，朱德毫不响应。那么，毛鼓吹“罗霄山脉中段”理论到底是什么用意呢？“罗霄山脉中段”理论表面看是一种军事战略，也是一种武装割据方式，实际则是一种“政权”理论，它的根本是以党为核心，将党、政、军一体化的理念，目标是达到党对军队的专制，实质也就是为了形成毛对党、军、政的个人独裁，在朱、毛之间就是改变毛作为朱德副手的地位，将朱德调整为毛的下属。
从毫无战略价值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来看，此时的毛还谈不上有任何的战略眼光。
【朱、毛冲突的本质】
    1928年11月初，毛终于等来了他期盼已久的中央指示，指示明确井冈山地区党的最高机关是前委，“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指定毛任书记，朱德为委员，另加一名地方党书记、一名工人出身的人和一名农民出身的人为委员，这一五人前委为最高领导集体。这个指示的实质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了以毛为主的“朱毛”领导核心，但并没有对朱、毛具体的权力分配作出指示。有了这样一个指示，毛兴奋不已，因为，他终于法定地被明确为了朱德的上级。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在红四军的问题上。中央的指示虽然明确了毛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很明显只是局限在党的领导上，并没有明确具体应该怎么领导军队。书记、委员之类，实质性的权力大小，在武装革命的背景下，还是决定于实力，也即对红四军的指挥。在这一问题上，朱德毫不让步，不让毛具体插手军队。这样，朱、毛的冲突就集中到了一点上，即：前委可不可以具体指挥军队？这个问题后来被毛夸大成了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这完全是毛故意的歪曲。朱、毛在这一问题上冲突的意义，至今没有被史学界所深刻认识，通常只是被局限在了朱、毛权斗的范畴当中。朱、毛冲突的本质是，在当时只是一个红四军军权问题，但由此奠定了以后中共武装的根本权力体制，并进而奠定了中共建国后的国家根本制度，以至于二十一世纪，成为了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制度性根本障碍。
　　孙中山早期进行革命时，是政党与武力一体化，进行暴动和暗杀行动的都是同盟会会员，采用这种模式可能是受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玛志尼的影响，也是继承了中国的会党传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试图彻底政党化，走议会道路，进行宪政政治运动，政党与武装、政权分开。护法以后，孙中山有了一大改变，组建军政府，党、政、军在最高权力层次上进行一体化，但在一般的政权和建制军队上，孙中山并没有实现党-政、党-军的一体化，更不存在党、政、军的一体化。孙中山这样就把自己陷进了一种体制性矛盾中，一方面是他高度的专制，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基础的政权、武装体制具有民主性，这种矛盾导致了他一败再败。但是，由于孙中山的最高政府是军政府，因此，在其基础的权力体制结构中，就不是政-军模式，而是以军人为主的军-政模式，从而在中国南方导致形成了泛滥的军阀政权。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就此奠定了中国革命的专制价值取向，而追求宪政的他本人也形成了专制价值观，提出了为自己实行专制辩护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就有了与苏联进行联合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与苏联联合后，孙中山进一步实现了专制化，形成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政权方面，是一种党-政体制，甚至可以不要政府而直接以国民党党部作为政权形式；在军队方面，则形成了党-军体制。孙中山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他所建立的专制体制会进一步恶化，乃至灾难化，会演变成更极端的专制。蒋介石依靠北伐起家，把党-军体制颠倒过来改变为了军-党体制，从而借助于党-政体制达到了军事领袖的最高专制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了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彻底冲突，也是他与汪精卫矛盾的真正焦点。所谓国民党左派，并不真是要实行彻底的民主，而只是要坚持和恢复孙中山的一党专政和党-政、党-军体制而已，是要在体制上多一点民主。但是，虽然蒋介石实行了彻底的军人专制，但他毕竟是孙中山忠实的信徒，是个主张民主的极端专制者，因此，他的专制仍然一定程度地受民主思潮和社会民主的约束和限制，存在着一个民主多点与少点的问题，在他的统治下并不是一点民主都没有。
　　朱、毛之争并不是一个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并不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的党-军、军-党体制之争。事实上，朱德并没有窥视党内最高领袖的想法，在他参加中共的时候，就明确和强调自己将“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为中共打天下。从做“军事运动”的角度说，也就是有一个做中共武装部队最高首长的野心而已。如果朱德对做中共党的领袖有兴趣，那么，无论在德国时还是回国后，他都可以有很多获取中共一级组织“书记”位置的机会。特别是在湘南暴动时，由于地方党级别比较低，并不能约束和领导他，他如果愿意，弄一些特委、前委之类的名堂出来，自任书记，并没有什么难度，要知道，朱德并不真的是个什么“老实人”，而是个惯于江湖、老谋深算、熟悉韬略、下手狠毒的铁腕人物，如果想做党的领袖，并不会毫无作为。只是他深知自己由于军阀出身而难以得到完全信任，在非常讲究出身的共产党里要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而自己最超人之处又是军事，所以，他才专心从军事方面发展自己地位和做事。他始终没有过任何不要党领导的言行出来，而对党的组织他没有过直接干涉的言行，即使在湘南暴动中他不满意地方党，也不过是对大烧大杀进行一些劝阻而已，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干涉措施。因此，他既不走军-党路线，也不反对党-军体制，而且，他是积极主张党-军体制的，他是“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而已。
　　可以从朱德身上隐约看到他所崇敬的两个中国人之一蔡锷的深刻影响。蔡锷主张军人“不党主义”，朱德现在当然不是“不党主义”，而是“党主义”，但蔡锷的“不党主义”非常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军人不能干政。什么是军人不能干政？军人不能干政反过来的一个前提，则是政党不能干涉军队。如果政党可以干涉军队，则军队就一定会反过来干涉政党。军人总是会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蔡锷不同意军人参与到政治斗争旋涡中，他发动护国战争，虽然是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并不是蔡锷的目的，他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护国”，是因为袁世凯改变了中国最基本的国家体制，取消共和当皇帝，因此，在根本上蔡锷并不是反对袁世凯，而是反对帝制复辟，当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蔡锷也就不再“护国”了。作为“党主义”的朱德在一定意义上与蔡锷具有接近性，他主张的是军队不干涉党组织，但党组织也不要干涉军队。
　　作为“党主义”者的朱德，是坚决主张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这种领导在军队的外部是军队属于党，受党统一的一般战略领导，军队必须按照党的决定打仗。正因为这样，即使朱德不愿意去湘南，但他还是无奈地服从了湖南省委；虽然朱德不愿意攻击范石生的部队，但他还是痛苦而窝囊地进行了攻击。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只是红四军党代表的毛自说自话召集地方党开会，组建特委之类，朱德便会很反感，这是显然的进行了越权，用枪指挥了党。所以，毛所谓的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正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朱德身上。但是，朱德不赞成把党对军队的领导变成一种从战略到战术的具体军事领导，也即全面干涉军队，他是要党的领导而不要党的“指挥”，即党可以就战略任务的下达和在战略指挥上领导军队，而不能是对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进行直接干涉，不是深入到军队内部指挥军队。即使在军队内部，朱德也强调各级军事首长在服从统一指挥和命令前提下必须要“机断专行”的军事原则，不主张上级军事首长对下级军事首长包办一切。至于在军队内部实行党的领导，朱德主张的是军委领导，也即通过军委等军队内部党组织以及党员在军队中的任职，保证军队属于党，保证其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因此，三河坝阻击战之后，朱德即组建并完善部队的党组织，上井冈山后也接受毛支部建到连一级的主张。总之，朱德是在党的领导下保持军队本身的相对独立性。
　　毛则不同，他是要消解军队的相对独立性，以形成他个人对军队的独裁。被中共吹嘘得伟大无比的毛建军思想，不过是人类最糟糕的和最荒唐的主张之一，而其发明的直接原因仅仅只是出于毛为了夺取朱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实现自己彻底的个人独裁。虽然朱德上井冈山后建立了自己个人独裁的权威，但是，这种独裁只是强化了他对红四军的领导和指挥，而由于他在具体进行领导时作风民主，并受军委和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限制和党代表毛的权力牵制，因此，他的个人独裁并不会让除了毛以外的人所明显感受到和产生不满。更重要的是朱德并不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因此，只要是合法的中共上级组织指挥他，他便会服从。当毛在1928年11月获取了合法的中共前委书记职务以后，朱德自然也就服从了毛的领导，在这一点上朱德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意和不愿意的意思，但仅仅如此对毛来说远远不够，他不仅是要领导红四军，而且要获取直接指挥红四军及其下属部队的权利，彻底地控制这支军队，而这就与朱德发生了冲突。
　　对毛来说，要越过朱德这道关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采取。就威信而言，朱德的威信远要高于毛。就人际关系来说，毛可悲在，即使他原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人马，特别是那些职业军人出身的人，大多已经更加佩服、忠诚于朱德，既对他的军事艺术五体投地，又喜欢他的为人风格。最典型的一个例子，1929年1月底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在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由于遭到突然袭击，朱德当即英勇地带了他的机枪排把敌人引开了，大家都以为朱德一定是死了，整个部队一片混乱，哭声四起，毛的嫡系大将伍中豪团长当着毛的面，把枪往地上一扔说：“军长死了，不干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既不能用什么阳谋动摇朱德的地位，更不能对朱德采取任何伤害人身的行动，而且，朱德身边一直由特务营和机枪排护卫着，如果毛或任何其他人对朱德有什么人身伤害行为，哪怕只是语言威胁，在当时仅仅只要出于怀疑就可以轻易枪毙人的环境里，伤害者自己遭到的只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同时，在毛来说，他也离不开朱德。自从毛从事政治以来，朱德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强大和高明的对手，朱德的伪装虽然可以蒙住其他人，但并不能够蒙住毛，毛把这个高手看得很清楚，如果能够征服朱德，使朱德成为自己的臂膀，那么，毛无疑将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关键还是在军事上，毛已经充分地看到，老天是如此地帮自己忙，把一个中国最天才的军事家和真正的帅才送上了井冈山，在他面前，其他人——那些黄埔毕业的小伙子们——，就如何长工在回忆中所说的，至少眼前还只能算是小学生。毛清醒地知道，在他与朱德的关系中，是自己离不开朱德，而朱德可以不需要毛，朱德只需要一个政治家搭档，陈毅不过是还太嫩，也缺乏做大政治家的素养，虽然毛深知自己是中共里面最出色的政治家，并在这方面信心十足，但中共里面至少并不缺乏聪明的政治家和政治好手。
　　虽然毛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打仗，对应该怎么进行战略设计、组织和调动也领悟出了几分，但终究不是军人，具体的军事指挥和军队管理并不会做。因此，毛即使获得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也并不等于他会使用这一权利，而是不得不依赖于朱德，但是，毛从建立个人绝对独裁的角度出发，并不能满足自己作为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所赋予的对红四军的一般领导权，而必须要夺取对红四军的具体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构造一个所谓的建军理论外，别无他途。这个所谓的建军理论的核心，就是扩大党的权利，建立党的领袖对军队的没有边际的独裁权力体制，也即使党、军一体化。孙中山通过黄埔军校建立的党军实际上是党-军体制，这不是毛所需要的，毛要的是真正的党军，是由党的领袖进行绝对领导的党军，在当时，就是由他这个前委书记进行绝对领导的红四军。
　　毛的这一主张后来演变成了党政、党国，不仅是一个一党专政的问题，而是由中共最高领袖或最高领袖层获取政府、军队和整个国家最高领导权，即使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也要由中共相应组织的最高领袖以或直接或间接、或明确或隐秘的方式予以具体领导，并因应于国家的体制层级和社会结构而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朱德的主张所蕴涵的意义是党-军从而是党-政、党-国分开，虽然追求的也是一党专政，但这种一党专政更具有法理性和规范性，更能够具有包容一定水平民主的空间，而毛的主张则将人类的独裁和专制推向了最极端的水平，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包容民主，因此，就是个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不是民主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八十年前在山沟沟里发生的、至今没有被人们深刻认识到的朱、毛冲突的历史本质，正是在这里。
　　由于朱、毛冲突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获得了一般领导权的前委书记毛仍然不能具体领导朱德和他的红四军。在这两个同样意志坚定、城府幽深和手段强硬的人之间，矛盾进入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只不过彼此表现出来的方式方法截然相反而已，毛是喋喋不休、暴怒、骂人，朱德则沉默少语、微笑、诚恳，相比较而言，毛显得心胸狭隘，朱德则显得心胸宽广，因此，毛在冲突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当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支持他。
【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1929年1月4日，在宁冈柏露村，毛召集了朱、彭两部及地方党主要人物六十多人开会。这个会议在中共官方党史著作中基本被淡化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非常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会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这个会议在当时条件下连续开了四天来说，可见在这个会议上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而难以一时形成结果的大事。与中共后来养成会议癖不同的是，中共早期虽然会议不少，但会议基本都很简短，连续四天的漫长会议是不多见的。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两件大事：1.毛兼并彭德怀；2.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彭德怀1928年12月11日到井冈山，柏露会议1929年1月4日召开，期间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显然，毛是在对彭德怀做好了充分的工作后才召开的会议。因此，在兼并彭德怀的问题上毛并没有受到太大障碍。毛将彭德怀红五军按照实际兵力情况改编为了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但作为回报让彭德怀做了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让藤代远做了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这样的安排对彭德怀来说，实际上是足够满意的，虽然他原来是红五军军长，但这不过是个名义，实际兵力也就一个团，暴动前本就是个团长，现在能成为红四军副军长毫不吃亏。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从军人的角度说，朱德实际上等于是红四军中的一个等级标杆，他在滇军中时就已经是中将军衔，从苏联回国在杨森那里策反被任命为党代表时，军衔也是中将，即使在湘南暴动时，朱德也没有轻易在自己部队里设置师部军职，仅仅只是安排了一个参谋长职位，到井冈山后仍然如此，其他农军师长改编进来时不过就安排一个团长职务，这是朱德坚持在自己的部队严格遵守正规军规矩，在王尔琢死后，在红四军里从团长到他这个军长之间的军事职务全部空白，即使任命林彪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职务，朱德都由于林彪资历比较浅犹豫了不少时间，因此，彭德怀能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就等于已经被确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将军。彭德怀原来那个红五军军长由于不存在朱德这样的标杆，从军人角度说，不过是个虚的职位，跟很多原来前一夜什么都不是，过了一夜进行暴动做了农军师长或什么司令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实在的还是他原来那个团长职务。
从表面看，毛当时似乎大有收获，实现了立即兼并彭德怀的目的，并可以用这个猛张飞老乡分解和约束朱德的权力了，但是，毛恰恰是走了一步大败着。从红四军出身的人后来基本没有人提彭德怀曾是红四军副军长的情况看，红四军的人显然对此很不买帐，不愿意承认彭德怀曾经是自己的副军长。朱德一直不轻易提拔人、封官许爵是造成林彪对他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现在则得到了好处，使得红四军的人把副军长这个职位看得非常重，不愿意接受这个暴动前的团长领导和指挥。对彭德怀的不服，另一面就等于是对毛不满，从而构成了朱、毛冲突中毛在柏露会议上全面败北的重要因素。龚楚认为毛是利用彭德怀对付朱，这应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如果毛只是兼并彭德怀，红四军的人只会支持。兼并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让彭德怀接受前委的领导，承认红五军是以毛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的部队；比如可以把彭德怀改编为一个独立团乃至给予一个独立师的名号；比如可以把彭德怀部并入红四军，但只给他一个比较低而彭德怀也能接受的参谋长之类的职务。把彭德怀拉进红四军而给副军长职务，自然会被红四军的人看成是为了用他对付自己所敬爱的军长，红四军的人产生反感情绪是很自然的。不过，毛也不是毫无收获。由于这样“器重”彭德怀，彭德怀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到红四军的人对自己不买帐，这样，彭德怀与毛也就成了“同盟”，这就为彭德怀对毛的忠诚奠定了基础，并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相应的一个后果是，由此奠基了一个朱、毛、彭的三角关系，并在后来成为了中共武装力量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共政治。毛用彭削弱朱，毛又用朱压制彭，但朱则联合彭抗拒毛，毛最后又用打击彭来威胁朱，而朱、毛也联手排挤彭。
就兼并和拉拢彭德怀来说，毛在柏露会议上是有得有失，而失大于得。彭德怀则无所谓失，完全是个赢家，得到了红四军副军长的职位。但这个职位的意义不过是承认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在朱德这根标杆比照下，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将军，至于以后真的成为了朱德的副手，则主要靠的是他自己发展了的军团实力，因此，彭德怀在柏露会议上的赢只是小赢，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他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在乎而放弃。大赢家是朱德。他及时抓住了毛的败着，突然提出，让彭德怀守井冈山，而口口声声“罗霄山脉中段”的毛跟彭德怀一起留在井冈山，他自己则离开井冈山，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实际上，朱德这就是宣布了他与毛正式分手。朱德这一杀手一出，当即让毛说不话来了。龚楚回忆说：“会议时，先由毛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三十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彭德怀两位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军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当时与会人都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登时目瞪口呆。”朱德这一想法是蓄谋已久的，只不过他要找一个使毛没有还手之力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对毛来说，朱德这一杀手很显然地是宣布了要跟他分手。朱德所要带下山去的部队，实际上也就是他当初带上山的部队，他重新带下山去，是把井冈山还给毛，不在乎毛所念叨的“罗霄山脉中段”。朱德一当离开井冈山，按照当时中共的规矩，是红军到哪里就归哪里的地方党领导，这样，自然也就是跟毛绝了交。换句话说，所谓的红四军，实际上的主力也就是朱德要带下山去的部队，这样，朱德离开井冈山也就等于带走了红四军，毛这个党代表就只能成为彭德怀红五军的党代表了。因此，毛首先就要考虑的是跟彭德怀合作，还是跟朱德合作。就全面的素养来说，彭德怀显然与朱德差了一大截，在当时远不是在一个水平等级上的人才。朱德这样的人才在整个中国都难寻，而彭德怀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可以抓一大把，甚至可以说，就是在井冈山的团、营干部里都不乏更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以彭德怀的狂妄和暴躁，同样狂妄和暴躁的毛如果跟他作为军长、党代表直接进行合作，还没有在中共确立权威地位的毛很可能是凶多吉少，而朱德则不同，毛深知，朱德实际上并不真正排斥自己，只不过是不满意自己的权力欲而已，他只是要党、军分明。但是，如果跟朱德一起下井冈山，则等于是承认了在与朱德的冲突中已经全面失败，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随之宣告了破产。彭，还是朱，这是毛决定自己命运的艰难选择。
但是，毛终究是个枭雄，不会在乎一时得失。跟着彭德怀是前途莫测，跟着朱德则至少会有前景，这才是根本的，其它都可以抛弃掉，包括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毛“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提出他也跟朱德下山。既然选择了跟朱德走，毛也就不顾彭德怀了，他还要把三十一团也拉走，但却留下袁文才、王佐团，名义上是协助彭德怀，实际上却是监视彭德怀。已经接受红四军副军长职务了的彭德怀刚得到的一点点好处一下子荡然无存，既成了朱、毛冲突的牺牲品，又等于被朱、毛联手狠狠挤兑了一下。龚楚对彭德怀的评价是很有野心的人，这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对彭德怀来说，他上井冈山不过是暂时栖身，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更不是为了来帮朱、毛看守这穷山。从军事上说，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支小部队在井冈山得到生存并没有太大问题，但要象毛吹嘘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那样有比较大的发展，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帮朱、毛守住这山，则彭德怀等于是条胸无大志的看门狗；如果放弃井冈山，则等于是把朱、毛“送”给自己的井冈山丢了，于情于理都难以交待；反正，是个冤大头。当朱、毛下山，还只到山脚时，答应守山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通知朱、毛，自己改变了想法，想带着自己部队从什么地方来，再回什么地方去。朱、毛只能再回到山上，要彭德怀谈条件，两个人这时配合特别默契，软硬兼施，终于，无论是在党内还是作为军人资历都还太浅的彭德怀，只能重新答应两位老前辈，帮他们守井冈山。当然，彭德怀不可能一直在井冈山守下去，只守了半年多，就于1929年8月下山了，至于红四军的番号，彭德怀也基本没有使用。
下了井冈山的毛自然是极其郁闷的。他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熬到有了中央正式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取得了最高领袖的资格，却反而在与朱德的冲突中惨遭滑铁卢，不仅权力在实质上已经失去，而且，借以全面提高自己身价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告彻底破产，似乎什么都不是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只能生气、发火。傅伯翠文革后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子不太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过：‘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朱德这次下山，在中共军史上是个历史性的战略大转折，它正式抛弃了毛毫无前途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采取了朱德到更广阔的地区进行积极割据的战略。由于毛职责本身的需要和善于进行总结、发挥的天才，朱德这一战略成为了毛思想最核心的要点，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就中共进行割据本身的历史来说，是中共根据地发展进到了一个规模化的阶段，相应地，红军——特别是朱毛红军——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中共武装道路不再是畏缩在山沟里的保守主义，而是在广大地区里的进取主义。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是中共官方党史以及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家们至今所没有注意到的，是朱德在南昌暴动保存队伍之后，对中共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大贡献。
【朱德第一次真正的败仗】
1929年1月14日，朱德终于实施了他久已酝酿的打出井冈山战略设想，率领第二十八、三十一团及军部、前委人员共二千六百多人，从一条荒废多年的小路，突破围困井冈山的国军防线，向赣南进军。1月23日，朱德占领大余县城，在大余休整了两三天。这时，朱德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老朋友、把兄弟金汉鼎和唐淮源。金汉鼎，云南江川县人，1891年生，字铸九，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关系最密切的把兄弟之一，蔡锷带领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四川讨袁时，朱德已经是支队长，金汉鼎还只是个低级军官连长，但在纳溪战役中突颖而出，被蔡锷特别破格从连长火线提拔为营长、支队长，与朱德成为蔡锷手下最能打的两名将领，并与朱德一起晋升为混成旅旅长，可见金汉鼎打仗的英勇和出色。但金汉鼎比之朱德更只是个武夫，比较缺乏政治头脑，1921年驱赶走唐继尧的顾品珍决定率领滇军东进，去跟广州的孙中山会师，响应孙中山北伐，而朱德已经准备出国，便任命金汉鼎为滇军代总司令，继而代云南省长。金汉鼎留守昆明，结果一向狂妄的杨蓁不服金汉鼎，顾品珍与金汉鼎这两个武夫竟贸然把在滇军地位很高而且威信和网络极深广的杨蓁抓了起来，结果引起杨蓁旅哗变，也失去很多人心，成为唐继尧反攻昆明时导致顾品珍失败的重要原因。唐继尧反攻昆明后，金汉鼎率朱德、刘云峰、唐淮源等人逃离，与朱德、唐淮源经重庆到上海，金汉鼎接受孙中山指令和十万元军饷，资助了朱德后分手回到云南、广西边境的滇军中，住在朱培德部，结果已经替代张开儒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不愿意让位，武夫金汉鼎也得不到滇军将领们的足够支持，只好到香港做寓公去了。1926年北伐战争后，忠诚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金汉鼎回大陆参加北伐，得到朱培德资助后招兵买马，战功卓著，做了第九军军长。
1927年11月，金汉鼎率朱培德第五路军主力九个团一万二千人北上进行北伐，任蒋介石北伐军总预备军总指挥，1928年10月，基本完成了北伐的蒋介石实行精兵政策，金汉鼎任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为副师长，辖韦杵第三十四旅、张友曾第三十五旅、周志群第三十六旅。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前，蒋介石已经下彻底决心，决定坚决歼灭朱毛，进行了跨地区权力调整，把指挥权集中到熟悉朱德的滇系将领手上，任命朱培德为湘、闽、赣三省剿共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实际上，对朱毛具体进行围剿的指挥是金汉鼎。唐淮源这个人本书前面也有提及。这是个必须要永载中国史册但至今宣传很不够的人物。唐淮源，云南江川县人，与朱德同为1886年生，字佛川，也是朱德云南讲武堂时同班同学、把兄弟，很崇尚传统的忠孝道德，曾是朱德最忠实的部下。1913年夏朱德去云南边境剿匪时，唐淮源是与朱德平级的营长，1915年朱德升团副时实际是独立指挥，手下两个营，一个是自己原来的营，另一个就是唐淮源营，而这时朱德已经基本研究出了一套自己的游击战战术，因此，唐淮源是非常熟悉朱德的游击战术的。蔡锷护国战争中，唐淮源随朱德入川，后升为团长，唐继尧组建靖国军后晋升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1922年与朱德在上海分手后，唐淮源跟随金汉鼎回到了滇军。北伐战争时在朱培德部任旅长等职，1927年底任黄埔军校南昌分校教育长。现在金汉鼎具体主持围剿朱毛，唐淮源自然也就成了金汉鼎围剿朱德的副手。唐淮源最重要的历史地位决定于抗日战争，1937年时唐淮源是陆军曾万钟第三军副军长兼师长，他率所部与日军进行了多次血战，被日军视为中国在北方最精锐的军队之一，1939年因抗日战功卓著升任陆军第三军军长。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由于友军失守，坚守要地的唐淮源被日军围困聚歼，唐淮源宣布“当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为避免被日军俘虏使国家、民族受辱，让手下官兵突围，自己则举枪自尽，成为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正规军将领中年龄最大的一人，时年五十五岁，被称为“滇军完人”，死后被蒋介石追赠上将。中共建国后，朱德曾派人专门寻找他的遗骨，但没有能够找到。
金汉鼎和唐淮源已经不是杨如轩、杨池生那两只“羊”。金汉鼎虽然政治方面不很聪明，但却是个非常善战的名将和武夫。金汉鼎吃准井冈山缺乏补给的致命缺陷，对井冈山采取的是围困、封锁、逐步收缩包围圈的战略，这正是朱德下山主张能够得到所有人支持的原因之一，朱德吃准了只要自己不愿意打破金汉鼎的包围，其他人就想不出对付金汉鼎的办法，从而不得不支持自己。但是，朱德突破金汉鼎防线后，金汉鼎并不会让他过好日子。金汉鼎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追击，并组织包围。1月25日，朱德没有想到金汉鼎会动作这么快，受到了金汉鼎所部和受金汉鼎指挥的王均部李文彬旅攻击，使朱德伤亡了二、三百人。前面说过，朱德1927年7、8月在湘南的失利一来是无奈之举，二来实际是“兵变”，并不是作战本身的问题，而这一次，则是朱德真正的作战失利，是他从国外回来再次投身军旅后第一个真正的败仗。朱德迅速突出包围圈，亲自指挥自己最嫡系的、以毕占云为营长的特务营断后，率领部队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刚在南雄乌迳想休整一下，以为金汉鼎、李文彬的部队应该处于很疲惫状态，不会来进攻，却又得到情报说，金汉鼎、李文彬已经围了过来，朱德只好马上再率部向江西信丰方向转移。到这时候，朱德已经陷入到了真正的困境当中。毛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跟着军部跑，这种一支完全处于弱势的孤军在强大的敌军顽强围追下的状况，是他所完全没有见识过的，他应该不会忘记自己秋收暴动后在远要好得多的情况下的惨状。不过，这次经历应该为毛后来指挥长征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毛是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有超人悟性的天才。红四军其他人显然也没有任何办法，整个部队士气极其低下，处在了彻底的绝望当中。朱德后来评价说：“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
朱德的对手一方面是格外顽强，一方面也是特别熟悉朱德的作战艺术，并且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实际上，这是滇军系最出色的战将之间的一次比拼，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战役，但从双方作战艺术的角度说，实际上也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竞赛，而由于是在几个老朋友之间进行，彼此就格外地努力，特别是李文彬，由于跟朱德有着一种特殊关系，更是拿出了全部的本领。李文彬，字质卿，1894年生，云南盐兴县黑井镇人，1916年当兵，1918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泸州分校，就学时驻守泸州的旅长朱德曾兼任过泸州分校的战术教官，教过李文彬，因此，朱德与李文彬有师生之谊。李文彬毕业后分配在靖国联军第二军朱德第三混成旅任排长，后来升为连长，因此，他也是朱德部下，并且一直非常崇拜朱德。
1927年朱德从武汉到南昌任朱培德军官教育团团长时，李文彬是朱培德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团长，正好率所部在南昌整训，便经常请朱德给第二十五团做“精神讲话”。1928年6月朱德三打永新，在新七溪岭所直接面对的强悍敌军，正是李文彬。1928年10月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进行缩编，一般人都是降级使用，李文彬反而升为了第二十一旅旅长，可见李文彬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人。1950年，李文彬被蒋介石任命为了台湾陆军大学校长。与李文彬几次交手，虽然彼此是敌人，但朱德非常欣赏自己这个学生和老部下，朱德立即写了封信给李文彬，李文彬在1929年2月除夕前收到了信，据当时的王均第七师第四十一团团长、原李文彬团营长胡彦回忆，朱德在信中说：“质卿吾弟，南昌一别，匆匆年余，几年来，各为一阶级而奋斗。吾弟对军事进步很大，对政治没有注意。遂川一役，能出奇制胜，不负吾之所教，大庾一役，追随吾后多日，不辞辛劳。现蒋冯阎桂同床异梦，将来必然发生问题。识时务者为俊杰，若能率队归来，自当竭诚欢迎，如为环境所限，个人来归也很赞同。目前暂处困难，将来工农革命一定成功，何去何从，吾弟及早图之。”信中所提的“遂川一役”，是指1928年10月底、11月初争夺遂川县城的战役，当时周浑元部进攻宁冈，李文彬部进攻占领遂川县城的朱德，使朱德两头不能相顾，只能不战而弃遂川，回宁冈惩罚了周浑元。大庾，即大余。作为职业军人，朱德在信中毫无责怪李文彬的意思，反而是对他大为赞赏，表扬他“对军事进步很大”，非常希望他能再到自己手下来，而且只需要他“个人来归”。
朱德在信丰休息一夜后，不敢怠慢，立即折向东南，进入寻乌县，在一个叫圳下村的地方宿营时遭到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袭击，朱德率军越过山岭到属于寻乌的罗福嶂，忽然又折向瑞金。这时，跟着朱德逃了一路的红四军官兵已经沉不住气，一片怨言，觉得宁愿战死也不愿意这样没有目的地逃跑，一些官兵趁朱德路过时叫道：“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朱德见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成为了哀兵，当即告诉大家，他决定打一仗：“你们要打吗？要打就打！”朱德很快看中了大柏地麻子坳的地形，2月9日大年初一，朱德在大柏地麻子坳伏击了追击的刘士毅，击败两个团，俘虏八百多人，彻底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朱德身后再也没有强大的追兵了。2月13日，朱德占领宁都，休整了部队。2月22日，朱德率军到了东固，与李文林红军独立第二团、段越泉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终于完成了下井冈山的重大战略转移。

【伍若兰】
伍若兰，1903年生，湖南耒阳城郊九眼塘人。1924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即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次年即加入中共。加入中共后被派回耒阳，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从事青年和妇女运动。
朱德与伍若兰的婚姻反过来又证明了，朱德已经割弃了之前的婚姻关系。朱德后来对康克清解释，是以为陈玉珍死了，这不过是撒了个善意的谎，并经不起推敲。朱德回国后就把陈玉珍接到了身边，离开杨森部时才把陈玉珍送回南溪，虽然是兵荒马乱的时代，自己搞的又是共产革命，但陈玉珍自己有一定财产，她在四川比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安全，四川的杨森、刘湘等人即使无论如何痛恨朱德所从事的共产革命，但并不会去伤害“军阀”朱德的老婆。朱德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特殊的经历在对家属人身安全的妨害方面，跟中共其他人完全不同，虽然可能会遭人恨，但毕竟不会有人去直接地严重伤害他们。事实上，中共重要人物当中，建国前只有朱德在四川的亲属是安全的，基本没有因为朱德而遭到杀身之祸。但是，朱德一当有了新的婚姻，也就对陈玉珍发生了一笔难以还清的债。这笔债就是陈玉珍作为非亲身母亲而尽心尽力地抚养着儿子朱琦，并将守身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后来抗日战争时，朱德与陈玉珍进行通信后，朱德便不得不要表示自己对陈玉珍生活状况的关心。建国后的1950年，朱德在给陈玉珍的一封信里，跟陈玉珍说：“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它。”在这个大帽子之下又说：“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其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几乎具有了“威胁”的意思在里面了，既是要陈玉珍不要干扰自己，又是要她保持沉默，不要老是想自己是或曾经是朱德的妻子，必须“好自为之”，必须“忘掉”。
虽然朱德与伍若兰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爱她而做的夫妻，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伍若兰则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伍若兰上井冈山后的职务是红四军政治宣传队队长，因此基本可以保持呆在朱德身边。朱德以前的女人年龄都比较小，伍若兰嫁给朱德已经是二十五岁，在那个时代可说是很“老姑娘”了，年龄比较大，也比较成熟、懂事。实际上，伍若兰还等于是朱德最贴身的女保镖，她跟了朱德后刻苦练习使用了双枪，是个神枪手。而且，伍若兰也成为了一个能够直接指挥作战的军人，朱德三打永新在新七溪岭阻击李文彬，顽强的李文彬突破朱德前沿阵地，朱德亲自使用机枪作战，帽子被打了两个窟窿，伍若兰在战场上也非常英勇，使用双抢带着人向对方反冲锋，给红军官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伍若兰的这个特点，是朱德以前的妻子和姨太太们所不具备的。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永远的痛。感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伍若兰实际是为了朱德而死的。对朱德这样一个身经百战、毫不畏惧死亡的人来说，一个女人，而且是自己妻子，在战场上为自己去死，在内心所造成的创伤是很深刻的。2月初朱德带部队到达寻乌县圳下村后进行宿营，突然遭到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袭击。刘士毅属于桂系，当时地位虽然不很高，但却是连桂系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都不得不另眼相待的文武兼备的年轻战将，抗日战争时任国防部次长，随蒋介石去台湾后曾任总统府参军长等职。朱德一下井冈山，所直接面对的竟然是当时国军最能作战的老将和最有才华的少壮将领。遭到袭击本属于正常，但缺乏经验的林彪竟然不等朱德命令，没有设立对军部的防卫，就率领他的第二十八团一下子往前冲了过去，忽然消失得没有了踪影，使红四军军部处在了包围圈当中，面临覆灭的境地。这时候，朱德象古代最勇敢的将领一样，亲自带领他贴身的机枪排向外围突击，把刘士毅部从包括毛在内的红四军军部引开，伍若兰则紧跟着朱德往前跑。刘士毅部的人立即发现了特殊的情况，因为朱德身边的人使用的都是手提机枪，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于是，就向朱德追击、围困。朱德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始终紧跟朱德突围的伍若兰忽然改变了方向，把刘士毅部引向了自己。随后，怀有身孕的伍若兰被俘虏，2月12日在赣州被蒋介石下令杀掉，杀掉后头颅被吊到了城头上面，当时被告知社会的身份是朱德的妻子“萧贵莲”。在孙炳文之后，蒋介石与朱德私人之间又添了笔血债。
不管伍若兰当时与朱德分开的动机和实际情况如何，对朱德这样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以他丰富的战场经验，确定伍若兰是为自己死的或是因为自己而死的结论，应该是很自然的。即使伍若兰的死对朱德的安全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作用，但伍若兰有着为朱德而死的动机是非常可能的。不管怎样，朱德亲自率机枪排突击以解除毛等人的危机时，伍若兰跟着朱德跑，最后因此而被捕、死亡，对朱德来说，有着与自己不能解脱的干系。从朱德以后终生收集、培植、养植兰花的事实看，朱德对此是不能忘怀的。朱德后来对兰花的研究所达到的程度，可以认为属于了很高的专业水平，一般研究者都认为他的这一热情和喜好跟伍若兰名字中的“兰”字有密切关系，是朱德对她的深切记念和追思。所以，朱德与伍若兰应该是无爱而始，深爱而终。这一爱情关系和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国家最高领袖层人物中，是一个英雄式孤例。
朱德突击引开刘士毅部后，红四军军部随即撤离圳下村，并很快就与林彪会合。部队无精打采、毫无目的地往前跑，终于，响起了一片叫声和哭声：“军长死了。”部队涣散了下来，彻底失去了士气和斗志。第三十一团伍中豪团长把枪往地上一扔：“军长死了，不干了。”没有任何回忆说到毛这时候有什么态度和言行，他这时候应该是心情极其复杂的，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唯一只能沉默。就感情来说，虽然毛与朱德是对头，但这对头毕竟是大方向一致情况下的对头，是共同阵营里的对头，某一个人一当死了，感情还是主要的，至少会有兔死狐悲的情感。就得失来说，跟朱德合作一场，毛虽然至今处于劣势，但对毛这样的人来说，遇到一位顶级高手也是大幸，客观上学到了很多权谋，也鉴定了自己的长处，特别是军事方面，即使谈不上是拜师学艺，至少也是真正被熏陶入门了。最重要的是眼前的现实，毛看着随时可能一哄而散的部队，应该是真正体会到了朱德的价值，知道了朱德有着自己所不能比拟的威望、凝聚力和能力，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朱德是如此地不可缺少，而没有了朱德的这支部队，眼前还能维持吗？即使能够维持，还能成为自己在中共内部进行发展的王牌吗？此时毛的心情，应该酸甜苦辣具全了。但是，不管红四军官兵和毛一时间是如何的心情，朱德永远是那么地神奇，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部队，只不过他是孤身，跟着他突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回来；在一片激动的欢呼声里，一切又归于了原来，该继续搞阳谋的还是继续搞阳谋。至于伍若兰，朱德之后一直把她为自己做的一双鞋挂在腰里，再不舍得穿。
【朱德奠定中央根据地雏形】
如果朱德从三河坝阻击战场撤出到湘南暴动还谈不上是真正的长征预演的话，那么，从井冈山突破到攻占长汀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小“长征”。现在，朱德开始了他大范围的运动和游击，开拓起了一个广大的区域，在这个广大区域里建立起红军赖以大发展的社会基础。在长汀休整了十七天后，在一笔一划教康克清识字、写字的乐趣中心情开始愉快了的朱德，于1929年4月1日率军离开了长汀县城，与次日在江西瑞金与从井冈山逃离的彭德怀残军会师。朱毛离开井冈山后，彭德怀无法守住井冈山，只能也向赣南突围，到瑞金时只剩下了三百人不到。彭德怀心情很复杂，一个月后，他提出重回井冈山，带着部队离开了。朱德把三个纵队分散出去，很快就以瑞金为中心，把根据地扩展到了包括宁都、兴国、东固在内的大范围。5月中旬，根据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报告，朱毛向闽西开拔，于5月20日渡过汀江，再次进入福建地区，5月23日朱德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在龙岩的近五百人。5月25日，朱德占领永定城，与邓子恢会合。这时陈国辉重新占领了朱德放弃的龙岩县城，为了吸引陈国辉主力予以消灭，以解除将来在闽西发展根据地的威胁，朱德于6月3日再攻占龙岩县城。龙岩是陈国辉的老窝，被朱德再次占领，陈国辉不得不率他的第一混成旅主力回龙岩，朱德用小股红军应战，边打边退，让陈国辉占领龙岩，愚蠢的陈国辉以为朱德不经打，自己获得了“大捷”，竟然让官兵放假三天庆祝。为了解除歼灭陈国辉时他的援兵威胁，朱德乘机消灭了驻在白砂的卢新铭旅一部。卢新铭原是福建省防军郭凤鸣第二混成旅的团长，朱德于3月14日击毙郭凤鸣后，卢新铭聚集了第二混成旅残部，自任为了旅长。
6月18日，朱德率部六千余人隐蔽接近龙岩县城，19日发动突然进攻，史称“三打龙岩”。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创造了中共军史上的巷战经典。陈国辉兵力是朱德一半左右，约三千多人，但装备精良、整齐，手下多是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的、在当地落户的北方兵痞子。由于陈国辉没有防备，朱德迅速占领了城外制高点并攻进了城，但陈国辉手下的兵痞子们非常顽强，使用手榴弹和刺刀与红军进行巷战、肉搏，而红军没有手榴弹，枪上也没有刺刀，在巷战中处于了劣势。经验丰富的朱德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红军避开街巷争夺，改从街巷两侧房屋里，用连续打开墙洞的方法前进，对巷战敌军实施分割围歼。红军按朱德命令改变战术后，迅速把陈国辉残余的兵痞子们压缩到了几个院子里，迫使他们全部投降，歼灭了陈国辉旅的主力。朱德这一穿墙打洞前进、分割围歼的巷战经典战术，在中共“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运用，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随着陈国辉被基本消灭，朱德自开拓出了赣南根据地以后，又开拓出了包括龙岩、永定、上杭、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央根据地的雏形。而几乎在这同时，1929年6月25-3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二中会议，决定要扩大苏维埃区域和扩大红军，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发生了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朱德在赣南、闽西所打出的局面，为这一战略方针的改变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反过来，中共战略方针的改变也使得中共的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真正进入到了一个群雄并起的阶段，两方面的结合最终决定了朱、毛成为了中共最大的实力派，而毛则因此而有了问鼎中共最高权力的真正基础。
【撤消毛前委书记职务】
　　军委以前多数时期也都存在的，但当有了前委后，军委也就基本处于了摆设的地位，最终就被毛武断地撤消了。如果刘安恭的军委仍然是摆设，问题还不大，延续了一年的朱、毛冲突并不至于一下子“决战”起来。但刘安恭的军委是个非常强势的军委，这样，就发生了问题。刘安恭是个热情、急噪而缺乏经验的人，他马上把军委置到了前委之上。当时的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回忆：“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刘安恭刚到红四军时，由于是中央来的人，而且很有知识，所以很受欢迎，但他不等立稳脚跟，就卷进大家几乎已经习惯和麻木了的朱、毛冲突当中，并站在前台谴责毛，反而引起了很多人反感，毕竟，毛也有一帮他的人，即使不属于毛的人，但一个刚来的外来人这样，人们总是很不舒服的。不过那些终究是口水仗，刘安恭这一决定则不同了，他是颠覆了基本的体制，于是引起了很多人愤怒。前委本来是中央指定的，兼有领导红四军和协调地方党的职能，可以使红四军比较好地处理与地方党的关系，而军委是红四军自身的党组织，应该受前委领导，现在反过来要领导前委，这就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结果，6月8日，朱德消灭了在白砂的卢新铭旅一部后，在毛威胁辞去前委书记的情况下，大家在白砂开了个前委扩大会，反而以绝对多数票撤消了军委，并免去了刘安恭政治部主任职务，改由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
　　按理说这样的结果毛应该是达到了“改进”的目的，获得了胜利。但毛显然对刘安恭来了后短时期里就夺了自己权很愤怒，更知道真正的对手其实还是朱德，而不是刘安恭。既然击败了刘安恭，毛就要追穷寇，把自己郁积在心里的不能达到专制目的反而处于劣势的长时期愤懑释放出来。他在白砂会议上突然拿出了一封林彪在会议前几个小时送给他的信向大家展示，会后他甚至还把这封信在他控制的《前委通讯》上发表出来。林彪这封信写的是什么呢？林彪在这封信里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肯定毛正确，二是希望毛不要辞职，三是直指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德，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认为“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朱德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林彪的这封信一拿出来，立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朱德一边，毛不仅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导致了自己很惨地失败。从这封信的语词分析，林彪本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写出这些东西，很显然是在毛授意和启发下写的。朱德非常愤怒，但他还是忍耐了，没有采取铁腕行动，后来他跟龚楚重见时说：“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
　　朱德“三打龙岩”后，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晚上，但是毛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他的另一次滑铁卢是几年后由项英等人制造的，但没有这次惨。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
　　在这个会议上，基本程序先是朱德阐述他的一系列观点，然后是毛阐述他的观点，然后是由朱、毛接受大家询问，期间夹杂一些争吵。朱、毛谈话的核心实际就是权力分配和体制，具体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一，党的领导问题。既然军委已经撤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前委的领导权问题。毛主张“党管理一切”，主要理由是因为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他的这一理由其实暗指了军阀出身的朱德的对中共来说具有不可信赖性。朱德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但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朱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党管理一切”的本质恰恰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的争论，是党政、党军是否实行分开体制的争论。
　　二，支部领导权问题。毛主张“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同意“一切工作归支部”，但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在“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基础上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最后就是一切权力归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反而是没有了支部的领导。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在当时就是红四军中共组织的民主与毛个人独裁的问题。
　　三，中共党员的个人自由问题。毛主张限制党员的个人自由，朱德从军队管理角度同意这一主张，并且强调必须要有“铁的纪律”，但指出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是做得最不好的，总是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员的平等问题，从而也就涉及到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总之，在同样坚持中共领导前提下，毛主张的是独裁，朱德主张的是民主。就双方进行争论的方式来说，在德国受过哲学系专业教育熏陶的朱德更显示出了理论素养和严密的逻辑性，毛在这方面则明显地是修养不足。但双方头脑都非常清晰，意志也非常坚定。朱德更强调的是制度合理性，毛采取的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原则。这样的争论毛肯定处于了被动的地位，因此，在会上他讲得比较少，而胸有成竹的朱德则是少见地滔滔不绝，对大家说：“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毛则很无奈但很自信地告诉大家：“将来事实自会证明。”果然，不久后李、周“证明”了毛是正确的，而朱德则是错误的。久在中共高层的毛深谙李、周那帮人的品格，也知道莫斯科那帮人的倾向，他们都不过是些专制主义者，绝不会愿意让朱德这样的民主分子和军头来分割和限制所谓“党”的权力。
　　会上毛很少得到支持，写了信的林彪支持毛，但说了没有多少话就被愤怒的人们封住了嘴。一向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的胡少海一反常态，当即站起来指责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的林彪，说林彪不尊重上司。现在这朱、毛争论已经不是那么点意见问题了，就“忠心”来说，军人们大多数选择朱德而不是毛，最重要的是林彪的信和发言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只会让那些跟着朱德在血与火里闯荡并非常崇敬他的军人们格外反感，此外一个问题是，林彪本身是个人缘很不好的人，地位比较接近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跟林彪合作。胡少海的尊重上司意见，等于表达了军人们的一个共识：不管怎样，朱德是他们真正的上司，是他们必须忠诚的领袖。
　　会议最后的结果，是撤消毛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代理。陈毅则代表前委宣布给予毛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警告处分。对朱、毛来说，所谓的处分其实毫无意义，因此，朱德实际上是全面获胜，毛则由于失去了前委书记这一他好不容易弄到的职位，等于是在朱毛冲突中全面败北，彻底输掉了这场“路线”斗争。
【确定朱、毛关系和中共基本体制的“九月来信”】
陈毅是8月26日在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的头，先向当时控制中共中央的首要人物李立三进行了汇报。8月28日，李、周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总书记向忠发以及政治局委员项英也参加了，陈毅在会议上围绕红四军情况和朱、毛冲突问题作了汇报。之后一些天陈毅继续向李、周汇报并提起建议。陈毅坦率承认了自己没有能力担当大任，认为如果中央有得力的人，将朱、毛两个人都换掉是可能的，但估计能够替换朱德的人很难找，因此，可以派一个人去替换毛。陈毅这一实事求是的汇报对毛非常不利，等于告诉了中央朱德是不可取代的，而毛则是可以取代的，自己不过是能力不行，不能取代毛而已。但是，陈毅还只是局限在朱、毛冲突的表面看问题，李、周则不同，这两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看到了内在的原则。陈毅10月1日离开上海，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周与陈毅三个人进行了多次讨论，李、周对陈毅询问得非常详细，问了一边又一边，可见李、周意识到了如何解决朱、毛冲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蕴涵着非常深刻的奥妙。
朱、毛冲突的本质，是在中共一党专制前提下选择民主道路还是选择专制道路的问题。这两种道路又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演变倾向，朱德的民主主张很容易演变为社会民主，毛的专制主张则很容易演变为个人独裁。在暴力问题上，朱德的民主主张具有军队国家化的倾向，而毛的专制主张则具有国家军队化的倾向。朱、毛冲突所蕴涵的问题与苏俄十月革命有很大不同，苏俄是议会道路失败后，利用所控制的军队和工人在中心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再实行专制，现在朱、毛冲突的问题则不同，是共产党在偏僻的地区进行武装运动，朱、毛冲突马上把党-军、党-政关系问题提到了日程上，苏俄经验并不能照搬。苏俄经验的核心是李、周所没有疑义的，也即一党专政下的专制，就这一点来说，朱德主张民主具有异端性，似乎验证了这个军阀出身的人一直不被重用和信任是正确的，但是，就朱德三河坝以来的战绩说，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共当中还没有任何人超过他，叶挺、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军事人才都难以与朱德媲比，唯一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湘南暴动充分说明了朱德具有那些军事人才所没有的雄才大略，至今为止的以朱德为主的朱毛红军作为最重要的一支红军及其创建的根据地都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超人，而且陈毅的汇报已经直接强调了朱德的不可替换，这样，也就等于对民主主张并不能简单予以解除。就中共根本的价值取向来说，李、周绝不会支持朱德，但一个不能被支持的人却不能要他离开红军来上海，就涉及到必须既要支持毛的专制主张，又要非常恰当地把握对于朱德的分寸。就李、周个人的利益来说，他们与毛同为从事政治的人，是党务人员，而朱德是被利用的军人，是执行暴力的工具，彼此属于不同的阵营，因此，李、周不会支持朱德，让这个军人站到党务阶层的上面去。
在李、周跟陈毅的讨论中，最后全部的问题还是集中在了人事问题上。李、周毫不犹豫地决定把托派嫌疑分子刘安恭叫回上海，然后，在朱德不能离开红四军的前提下，就是一个毛的去留问题了。这对李、周来说是个很困难的题目，所谓讨论一个多月，实际就是他们犹豫了一个多月。他们支持毛的专制主张，但现在是他与朱德已经几乎水火不容。如果换一个政治大员去，并不是没有人选，甚至可以说中共在这方面是人才济济，但这样毛就要来上海中央，那么该怎么安排他呢？毛是个令人讨厌的人，阴险而好斗，资格又老，现在李、周刚刚控制住了傀儡向忠发，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来了，很可能会把水搅浑，打破现在的权力格局。就中共元老帮来说，最难缠的是张国焘，一个张国焘曾经让中共少壮派和国外派头痛不已，好不容易才利用在莫斯科开“六大”的机会把他“软禁”在了苏联，解决了他这个头痛问题。当时的毛虽然不如张国焘那样难缠，但绝不是省油的灯，从他的不遵守纪律和不服从命令来说，可能比张国焘还不好弄，送他去苏联他可以赖着不走，而且送他去苏联也不见得有多少理由。把毛叫到上海很可能是招来一场祸水。所以，李、周并不会很愿意让毛来上海。
最后，陈毅提醒了李、周。看李、周迟迟作不了主张，稚嫩的陈毅发起了牢骚。他说：这次的问题都是你们中央给惹出来了，中央来了封分散红军，要把朱、毛都调走以缩小目标的信，大家觉得朱德不能走，要走就走毛，事情就闹起来了，后来又来了个刘安恭添了把火，矛盾就激化了。李、周立即兴奋了起来：这就是说，朱、毛是可以相处好的？陈毅同意。这样，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李、周决定只调回刘安恭，毛任前委书记，朱德继续任军长，毛不兼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担任，在领导权威方面支持毛。他们一决定，陈毅表明回去自己先主动作检讨，以后全面倒向毛。“九月来信”是陈毅按照李、周的意思起草，最后由周审定的。这封有点混乱的长信罗嗦而微妙，既确立了毛的最高领导地位及其职权，也照顾到了朱德的一面。在这封信中，李、周明确否定了毛的所谓“罗霄山脉中段”理论，“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保守必然要失败”，这就等于肯定了朱德进行进取的战略的正确，但又没有支持朱、毛共同的开辟固定根据地的主张。“九月来信”肯定了朱毛的基本成就和经验。在实质性的权力问题和组织问题上，既集中和扩大了毛的权力，又分解了他的一部分权力，“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也就是说，内部由毛指挥，但对外的命令发布权原则上则在朱德、陈毅手上。在红四军内部，“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
军政委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委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这样，就从此剥夺了朱德单独发布命令的权力，但朱德仍然是主要的命令发布人，毛则为命令副署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权力分配原则，由于毛既作为最高领导，又有了命令副署权，朱德单独指挥军队的权利就被彻底限制，原则上成为了由朱、毛共同指挥，毛终于摆脱了纯党务人员的身份，拥有了部分军队指挥权，第一次真正可以指挥军队了。这是朱、毛关系的一次巨变。“九月来信”在总的原则上确定了前委的独裁地位，“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动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但是，又试图限制毛的权力，要求“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
【立三路线“猛烈地扩大”了红军】
　　1928年1月8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开始进行第二次北伐。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北伐以后，由于兵力北上，南方“真空”地带就比较多了，中共暴动后残存武装获得保留并初步发展正是得益于此。192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告成”。7月6日，蒋介石及北伐主要将领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完成了北伐的祭告典礼。蒋介石虽然将全国统一到了南京政府的政权下，但并没有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问题，由于他坚持中央的专制和他个人的独裁，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就象中国两千多年里的“皇”一样，蒋介石最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了“削藩”上面，这样，中央既一时腾不出精力解决中共武装，地方也不能专心消灭本地的中共武装，中共红军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完成北伐而消失，反而由于蒋介石进行“削藩”比北伐受的阻碍更大，所进行的“削藩”战争有时也更具有规模，因此，中共红军也就可以获得突然大发展的机会。
　　朱德1929年1月不与毛事先商量突然出击江西，正是非常英明地抓住了蒋介石这种困境所提供的机会。但是，朱德并不是中共唯一的高明者，他只不过是中共最早洞察并利用蒋介石空虚的华中南地区的人，在中共中央的李立三同样也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在1930年2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中共实际的最高掌权者李立三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在1930年的整个春季期间，李立三再三强调要“猛烈地扩大”红军。随后红军和根据地获得大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李立三基本主张的正确，李立三错误的所在是犯了狂妄的毛病，这个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充满野心的政治家积极要求红军攻打武汉、长沙、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在他身边的军事“专家”则是擅长于搞政治和特工的周，不仅不能够纠正李立三的偏差，而且更只会帮助他做攻打大城市的白日梦。不过，就红军本身的发展来说，李立三攻打大城市的指示并不致命，因为，如果攻不下自然也就不攻了，对于明智的军事首脑来说，必然会把损失降到比较低的程度，所谓在中共历史上被骂得极臭的“立三路线”，其实对中共红军的大发展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按照中共习惯使用的毛氏风格语言来说，是功远大于过，是功九个指头、过一个指头而已。
　　“立三路线”对朱毛来说的好处，不仅是自身大发展问题，而且也是对其它红军进行大兼并的问题。1930年4月朱德任红四、五、六军总指挥，实际就等于是中央让朱德兼并了彭德怀、黄公略，但由于中央没有相应给予毛地位，毛借口福建内乱以前委书记的权力把朱德拉走了。6月21日红军第一路军的组建，不仅是朱毛自身的发展，也是正式完成了一次兼并，将黄公略和邓子恢所组建的伍中豪红十二军纳入了囊中。但是，这样就暂时失去了彭德怀红五军，以后朱、毛将不得不为此再花上一番心血。不过，这对于彭德怀则是一个大运气，他获得了一个黄金般的独立发展和兼并他人的机会，从而为他成为仅次于朱德的军事领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然，他仅仅作为红五军军长和并不特别出众的军事能力，是没有绝对资格保证获取朱德副手地位的。
【“二打长沙”及朱毛彭三角争斗】
关于“立三路线”打大城市的问题，朱德后来有句话，他对史沫特莱说：“除了毛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朱德这话既肯定了他跟毛是反对者，又肯定了他们也是服从者。这里面存在着矛盾，既然反对又怎么服从？既然服从又怎么是反对？这种微妙的语言实际是掩盖了一段历史，或者说一场曾经的争斗。这场争斗交织了两层关系，一是毛与中央进行讨价还价的关系，一是朱、毛、彭之间的三角争斗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毛曾经是比李、周更早有“宏图”的人，他的占领江西全省自然也包括了要打南昌、赣州这样的城市，不然就谈不上是建立一省政权了。1930年2月毛私自召开联席会议想兼并彭德怀、黄公略，试图集中兵力实现他的建立一省政权“宏图”。3月即要朱德打赣州，但朱德虚于委蛇，并不付出代价就撤出了攻城战斗，让毛碰了钉子。4月中共中央指示红四、五、六军成立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却没有安排毛的地位，按理这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集中彭德怀、黄公略的力量了，但没有相应地位的毛不再有兴趣，干脆离开江西去闽西重新搞割据，这自然也是符合反对进攻大城市的朱德的意愿的，只不过朱德是更想在江西搞割据，而不是去闽西搞割据。毛离开江西实际上是在跟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让朱德当总指挥而没有提高他地位表示不满，虽然中央很恼火，但政治好手李、周自然心领神会，在6月组建红一路军，并给了毛地位，同时也对毛施加了强大压力。但毛既然达到了目的，自然也就十分积极了，马上跟朱德回江西，但只是在南昌虚晃一枪，不管他当时怎么想，即使他仍然想实现建立一省政权的雄心，朱德对攻大城市的不合作也会使他无可奈何。客观地说来，这时候的毛更应该是并无明确主张的时期，他在军事战略上还没有进入完全的成熟期，既想搞割据又想搞一省政权，而对朱德军事上的信赖则更让他倾向于搞割据。但彭德怀占领长沙变成了一剂极强的兴奋剂，不仅重新刺激出了毛建立一省政权的雄心，更是成为了李、周的积极支持者，而李、周给予毛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特别地位，毛自然也应该予以回报。这时候，如果按照中共习惯的路线斗争思维来说，毛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立三路线”分子。
在彭德怀两次投靠朱毛期间，在毛眼皮底下并没有过什么军事作为，而与朱毛不在一起的时候，彭德怀在军事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与红四军中一般的军事干部都很难比较，但是近半年多来的突飞猛进让毛兴奋起来，特别是他攻占了长沙更是必须对他要刮目相看了。朱毛在南昌虚晃一枪时，南昌守军不过才两个团，而且南昌的城防设施也不如长沙，朱德完全可以把它攻下来，但朱德竟然坚持不攻，现在毛在心里是有了鄙夷朱德的想法了。而且，就是在红一方面军里面，也有了一些人羡慕起了彭德怀攻占长沙的成就，反对起了朱德。此时的毛格外兴奋，以为终于有了可以牵制乃至取代朱德的人，并实现比自己原来建立一省政权更大的“宏图”了。
在与彭德怀会合前后，毛填了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首《蝶恋花》把毛进攻长沙前的心情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时候，他不仅要席卷江西，而且要“直捣”湘，要“直捣”鄂了。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想占领长沙，而且还要占领武汉。那么，凭什么达到这个目标呢？凭“偏师借重黄公略”。在这里，所谓“黄公略”不过是个托词，黄公略本已经是红一军团主力之一部，根本谈不上是“偏师”，就相对于红一军团的实力来说，真正的“偏师”是彭德怀，而不是黄公略。这首《蝶恋花》第一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这时毛对彭德怀处于复杂的心态当中，但不管什么心态都不能直白用“彭德怀”，黄公略本是彭德怀的合作者和部下，早在1931年9月就已经死了，用“黄公略”来替代“彭德怀”是最妥当的。而且，即使当时填词的时候，用“黄公略”也是比较妥当的，如果让朱德读到了，也不会引起不满。
如果毛在嘴巴上说出要“偏师借重彭德怀”，显然就暴露了要用彭德怀代替朱德的动机，毛并没有这个胆量，这不过是只可做不可说的事情。在行动上，会合后在讨论二打长沙的前委会上，毛对彭德怀予以了全面支持。会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况：朱德坚决地反对，就象他一贯的教师爷风格一样，耐心地从军事上分析给大家听，给大家上军事课。彭德怀本人很有心计，采取了不与朱德冲突的沉默态度，但他的手下则冲动而骄狂。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朱德狂妄地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红一军团的人本来大多沉默着，但一些人被袁国平他们激怒了起来，也喊起来了打。毛则若无其事，象跟他毫无关系一样。朱德很愤怒，但也很无奈，他对史沫特莱说的“除了毛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实际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明确反对，并且他自己最后也“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是一种无奈。这样，毛、彭联盟终于战胜了朱德。那么，朱德反对进攻长沙等大城市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他认为红军不适合打阵地攻坚战，即使攻下来也会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攻下来后也没有用，敌人反攻时打的又是红军不适应的阵地防御战，守不住；第三，眼前的长沙防御已经跟彭德怀一打长沙时完全不同，客观上也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坚持这种战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他跟史沫特莱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朱德对史沫特莱特意提到武汉，自然是跟毛当时还要“直捣”鄂有关。
8月24日，作为总指挥的朱德不得不由毛副署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就在这同一天，狂热而兴奋的毛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给赣西南特委和陈毅、伍中豪写了封信，并让他们将信转抄中央。毛信心十足地说：“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条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并且，毛已经狂热地准备扩军防守长沙了，他要求：“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一万人到长沙来，信到二月内再送二万人，总之愈快愈好。”对彭德怀的军事能力，毛几乎寄予了全盘信赖。8月29日，红军进抵长沙城外，分三路包围进攻。朱德亲自指挥整个战役，一直攻到9月12日。就整个攻城战役来说，红军不可谓不顽强，当时长沙何健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相当于何健一半左右，而且武器、装备也差得多。朱德明智地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策略，9月3日守军分三路出击，正中朱德下怀，歼灭了何健两个旅，但何健之后再不出击，只是固守，等待援军到后中心开花。彭德怀亲率他的红三军团对长沙进行强攻，但毫无效果，无计可施的彭德怀竟然想出了蒙昧时期的“火牛阵”，弄了一千多条牛，点了火想用牛群冲击敌阵，结果牛群回过来跑，反而把自己的攻击阵线冲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彻底失望了。毛不得不冷静下来跟朱德商量、请教，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蒋介石已经调张发奎部进逼到了湘潭，将是全军覆灭的下场了。这时候，毛终于从一名狂热的“立三路线”分子转变为一名冷静的反“立三路线”分子，再也不敢“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了。毛的天才在于，他能够迅速地领悟并调整自己的策略。朱德这次给他上了一堂深刻的战略和战役课，毛军事方面的基本成熟，正是在这一次的转变上，从此，二打长沙这样的非技术性重大错误，他再也没有犯过，以后他所犯的军事错误，基本都属于了由于他不懂纯军事技术问题而导致的错误。当然，毛作为枭雄，后来尽量把这个错误从历史上抹掉了，几乎全盘栽到了彭德怀头上，成为彭德怀终身无法解脱的一条罪状。至于朱德，则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可取代性。朱、毛、彭三角关系的第一次争斗，朱德取得了最终胜利，毛不得不更加依赖朱德，而彭德怀则觉得很窝囊，但毛也更需要用他来平衡朱德了。
由于毛是个支持打长沙的人，忽然要转变立场涉及到大家能否接受的问题，而且，也不能宣布进攻长沙战役已经失败，因此，毛只是与朱德两个人秘密作了决定，对所有人隐瞒了战略动机，宣称去打长沙援兵张发奎，朱、毛于9月12日命令红一方面军撤出攻城战。一当撤了出来，朱、毛便宣布转入江西，攻取吉安。彭德怀部隐约感觉出了问题，一边服从朱、毛命令，一边发牢骚，朱、毛并不多理睬他们。这时候的朱、毛，是空前心齐的，一当这两个谋略家齐了心，任何人就都不能够成为阻止他们实现意志的障碍了。但这一次的转移，却是开了彭德怀私下看不起朱德的头。1932年1月，龚楚见彭德怀前，到路口迎接龚楚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参谋处长张翼见到龚楚后，告诉龚楚：彭德怀“是一个勤俭刻苦耐劳的人，但有权力欲，对毛很佩服，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龚楚本人在这第一次见过彭德怀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豪迈自负，野心勃勃的军人，并对我有拉拢的自私企图”，但又觉得彭德怀“头脑太简单，不难相处”，后来龚楚吃过几次苦头后才体会到，彭德怀实际也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其实，仔细考察彭德怀的早年成长经历就可以发现，彭德怀是个缺乏教育和修养的暴躁军汉，对穷人有很深的感情，做惯小圈子里的老大，野心有余，但就领袖和帅才层面来说则能力不足，懂一些江湖韬略，打仗擅长猛打猛冲，不计得失。从中共后来的历史说，彭德怀在军内的人缘并不很好，林彪虽然在“古田会议”期间“反水”朱德，但他这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动机，之后一直到建国后庐山会议，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林彪都没敢有过对朱德不敬的言行，中共军界中，一些老将军批评彭德怀“连朱德都看不起”，也即只有彭德怀在私下会看不起朱德，他的这种态度是中共军界所不能接受的，而1932年时他自己重要的部属在一见到龚楚时就说他“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说明了红军时期彭德怀私下看不起朱德，就已经为军人普遍所不齿。
​彭德怀所经历的战役和受到的军事教育，跟朱德完全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彭的军事方式是不顾一切的猛打猛撞，与非常讲究动脑筋、不愿意作无谓牺牲的朱德是两种风格，朱德这种风格后来由林彪、粟裕作了完美继承和发挥，但从彭德怀来看，当时朱德不强攻仅有两个团防守的南昌和决定撤离长沙，是一种孬种行为，彭德怀并未意识到自己与朱德在战略和战役艺术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他根本不具有毛幡然醒悟的那种天才，再加以他的野心，产生看不起朱德的心理也就很自然了。但是，正是因为彭德怀看不起朱德，也就成为了可以被毛利用的条件，从而得以巩固了他在红军中的地位，不然，从各方面看，他都并不具有成为中共“副总司令”的绝对优势，贺龙、徐向前、刘伯承乃至叶剑英实际上都不是没有机会的。
特别应该知道，半年多前彭德怀实际刚与毛结下了血仇关系，1930年2月，毛一生唯独的两个把兄弟袁文才、王佐，被彭德怀派所部红五军张纯清第四支队到井冈山杀掉了，并且遣散、消灭和兼并掉了袁、王的部队，这件事毛一直忍着不多声响，只是很偶而地说一句“杀错了”。彭德怀既等于欠着毛一笔血债，又等于欠着毛一笔人情，既佩服毛大度，又不得不提心吊胆。但是，1950年6月作为中国志愿军司令的彭德怀踌躇满志地去朝鲜跟美国人作战时，毛突然把袁文才、王佐宣布为烈士，为他们树起了纪念碑，毛实际就是在提醒彭德怀：不要一出国就忘乎所以。
1930年9月28日，朱毛占领袁州。第二天，毛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朱、毛明确了他们不打长沙、南昌的战略意图。在这个会议上，已经成为坚决的反“立三路线”分子的毛成为了应对彭德怀等反对者的主角，朱德则仍然做他的军事学教师爷，帮助从军事角度进行解释。正是这个会议上彭德怀的不同意见让毛抓到了把柄，记“恨”了一辈子，借此把打长沙、执行“立三路线”的责任全部栽到了彭德怀头上，而把自己扮演成了一贯的反“立三路线”者。就当时来说，彭德怀不能服从毛自然令毛很恼火，说明彭德怀还远不是一个被驯服的莽夫。红三军团的人让了步，同意不打长沙，但提出打防卫不如长沙的南昌。毛既然已经彻底转变了自己的立场，自然跟朱德一样，不愿意去打南昌。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妥协：先打吉安，打不打长沙、南昌到时候再看具体情况决定。这样，关于二打长沙的争斗算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1945年，朱德有过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由于红军对攻打大城市政策“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这应该算是中共历史上对李立三最公正也最有良心的说法了。

【伍若兰】
伍若兰，1903年生，湖南耒阳城郊九眼塘人。1924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即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次年即加入中共。加入中共后被派回耒阳，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从事青年和妇女运动。
朱德与伍若兰的婚姻反过来又证明了，朱德已经割弃了之前的婚姻关系。朱德后来对康克清解释，是以为陈玉珍死了，这不过是撒了个善意的谎，并经不起推敲。朱德回国后就把陈玉珍接到了身边，离开杨森部时才把陈玉珍送回南溪，虽然是兵荒马乱的时代，自己搞的又是共产革命，但陈玉珍自己有一定财产，她在四川比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安全，四川的杨森、刘湘等人即使无论如何痛恨朱德所从事的共产革命，但并不会去伤害“军阀”朱德的老婆。朱德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特殊的经历在对家属人身安全的妨害方面，跟中共其他人完全不同，虽然可能会遭人恨，但毕竟不会有人去直接地严重伤害他们。事实上，中共重要人物当中，建国前只有朱德在四川的亲属是安全的，基本没有因为朱德而遭到杀身之祸。但是，朱德一当有了新的婚姻，也就对陈玉珍发生了一笔难以还清的债。这笔债就是陈玉珍作为非亲身母亲而尽心尽力地抚养着儿子朱琦，并将守身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后来抗日战争时，朱德与陈玉珍进行通信后，朱德便不得不要表示自己对陈玉珍生活状况的关心。建国后的1950年，朱德在给陈玉珍的一封信里，跟陈玉珍说：“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它。”在这个大帽子之下又说：“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其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几乎具有了“威胁”的意思在里面了，既是要陈玉珍不要干扰自己，又是要她保持沉默，不要老是想自己是或曾经是朱德的妻子，必须“好自为之”，必须“忘掉”。
虽然朱德与伍若兰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爱她而做的夫妻，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伍若兰则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伍若兰上井冈山后的职务是红四军政治宣传队队长，因此基本可以保持呆在朱德身边。朱德以前的女人年龄都比较小，伍若兰嫁给朱德已经是二十五岁，在那个时代可说是很“老姑娘”了，年龄比较大，也比较成熟、懂事。实际上，伍若兰还等于是朱德最贴身的女保镖，她跟了朱德后刻苦练习使用了双枪，是个神枪手。而且，伍若兰也成为了一个能够直接指挥作战的军人，朱德三打永新在新七溪岭阻击李文彬，顽强的李文彬突破朱德前沿阵地，朱德亲自使用机枪作战，帽子被打了两个窟窿，伍若兰在战场上也非常英勇，使用双抢带着人向对方反冲锋，给红军官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伍若兰的这个特点，是朱德以前的妻子和姨太太们所不具备的。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永远的痛。感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伍若兰实际是为了朱德而死的。对朱德这样一个身经百战、毫不畏惧死亡的人来说，一个女人，而且是自己妻子，在战场上为自己去死，在内心所造成的创伤是很深刻的。2月初朱德带部队到达寻乌县圳下村后进行宿营，突然遭到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袭击。刘士毅属于桂系，当时地位虽然不很高，但却是连桂系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都不得不另眼相待的文武兼备的年轻战将，抗日战争时任国防部次长，随蒋介石去台湾后曾任总统府参军长等职。朱德一下井冈山，所直接面对的竟然是当时国军最能作战的老将和最有才华的少壮将领。遭到袭击本属于正常，但缺乏经验的林彪竟然不等朱德命令，没有设立对军部的防卫，就率领他的第二十八团一下子往前冲了过去，忽然消失得没有了踪影，使红四军军部处在了包围圈当中，面临覆灭的境地。这时候，朱德象古代最勇敢的将领一样，亲自带领他贴身的机枪排向外围突击，把刘士毅部从包括毛在内的红四军军部引开，伍若兰则紧跟着朱德往前跑。刘士毅部的人立即发现了特殊的情况，因为朱德身边的人使用的都是手提机枪，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于是，就向朱德追击、围困。朱德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始终紧跟朱德突围的伍若兰忽然改变了方向，把刘士毅部引向了自己。随后，怀有身孕的伍若兰被俘虏，2月12日在赣州被蒋介石下令杀掉，杀掉后头颅被吊到了城头上面，当时被告知社会的身份是朱德的妻子“萧贵莲”。在孙炳文之后，蒋介石与朱德私人之间又添了笔血债。
不管伍若兰当时与朱德分开的动机和实际情况如何，对朱德这样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以他丰富的战场经验，确定伍若兰是为自己死的或是因为自己而死的结论，应该是很自然的。即使伍若兰的死对朱德的安全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作用，但伍若兰有着为朱德而死的动机是非常可能的。不管怎样，朱德亲自率机枪排突击以解除毛等人的危机时，伍若兰跟着朱德跑，最后因此而被捕、死亡，对朱德来说，有着与自己不能解脱的干系。从朱德以后终生收集、培植、养植兰花的事实看，朱德对此是不能忘怀的。朱德后来对兰花的研究所达到的程度，可以认为属于了很高的专业水平，一般研究者都认为他的这一热情和喜好跟伍若兰名字中的“兰”字有密切关系，是朱德对她的深切记念和追思。所以，朱德与伍若兰应该是无爱而始，深爱而终。这一爱情关系和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国家最高领袖层人物中，是一个英雄式孤例。
朱德突击引开刘士毅部后，红四军军部随即撤离圳下村，并很快就与林彪会合。部队无精打采、毫无目的地往前跑，终于，响起了一片叫声和哭声：“军长死了。”部队涣散了下来，彻底失去了士气和斗志。第三十一团伍中豪团长把枪往地上一扔：“军长死了，不干了。”没有任何回忆说到毛这时候有什么态度和言行，他这时候应该是心情极其复杂的，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唯一只能沉默。就感情来说，虽然毛与朱德是对头，但这对头毕竟是大方向一致情况下的对头，是共同阵营里的对头，某一个人一当死了，感情还是主要的，至少会有兔死狐悲的情感。就得失来说，跟朱德合作一场，毛虽然至今处于劣势，但对毛这样的人来说，遇到一位顶级高手也是大幸，客观上学到了很多权谋，也鉴定了自己的长处，特别是军事方面，即使谈不上是拜师学艺，至少也是真正被熏陶入门了。最重要的是眼前的现实，毛看着随时可能一哄而散的部队，应该是真正体会到了朱德的价值，知道了朱德有着自己所不能比拟的威望、凝聚力和能力，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朱德是如此地不可缺少，而没有了朱德的这支部队，眼前还能维持吗？即使能够维持，还能成为自己在中共内部进行发展的王牌吗？此时毛的心情，应该酸甜苦辣具全了。但是，不管红四军官兵和毛一时间是如何的心情，朱德永远是那么地神奇，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部队，只不过他是孤身，跟着他突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回来；在一片激动的欢呼声里，一切又归于了原来，该继续搞阳谋的还是继续搞阳谋。至于伍若兰，朱德之后一直把她为自己做的一双鞋挂在腰里，再不舍得穿。
【朱德奠定中央根据地雏形】
如果朱德从三河坝阻击战场撤出到湘南暴动还谈不上是真正的长征预演的话，那么，从井冈山突破到攻占长汀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小“长征”。现在，朱德开始了他大范围的运动和游击，开拓起了一个广大的区域，在这个广大区域里建立起红军赖以大发展的社会基础。在长汀休整了十七天后，在一笔一划教康克清识字、写字的乐趣中心情开始愉快了的朱德，于1929年4月1日率军离开了长汀县城，与次日在江西瑞金与从井冈山逃离的彭德怀残军会师。朱毛离开井冈山后，彭德怀无法守住井冈山，只能也向赣南突围，到瑞金时只剩下了三百人不到。彭德怀心情很复杂，一个月后，他提出重回井冈山，带着部队离开了。朱德把三个纵队分散出去，很快就以瑞金为中心，把根据地扩展到了包括宁都、兴国、东固在内的大范围。5月中旬，根据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报告，朱毛向闽西开拔，于5月20日渡过汀江，再次进入福建地区，5月23日朱德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在龙岩的近五百人。5月25日，朱德占领永定城，与邓子恢会合。这时陈国辉重新占领了朱德放弃的龙岩县城，为了吸引陈国辉主力予以消灭，以解除将来在闽西发展根据地的威胁，朱德于6月3日再攻占龙岩县城。龙岩是陈国辉的老窝，被朱德再次占领，陈国辉不得不率他的第一混成旅主力回龙岩，朱德用小股红军应战，边打边退，让陈国辉占领龙岩，愚蠢的陈国辉以为朱德不经打，自己获得了“大捷”，竟然让官兵放假三天庆祝。为了解除歼灭陈国辉时他的援兵威胁，朱德乘机消灭了驻在白砂的卢新铭旅一部。卢新铭原是福建省防军郭凤鸣第二混成旅的团长，朱德于3月14日击毙郭凤鸣后，卢新铭聚集了第二混成旅残部，自任为了旅长。
6月18日，朱德率部六千余人隐蔽接近龙岩县城，19日发动突然进攻，史称“三打龙岩”。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创造了中共军史上的巷战经典。陈国辉兵力是朱德一半左右，约三千多人，但装备精良、整齐，手下多是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的、在当地落户的北方兵痞子。由于陈国辉没有防备，朱德迅速占领了城外制高点并攻进了城，但陈国辉手下的兵痞子们非常顽强，使用手榴弹和刺刀与红军进行巷战、肉搏，而红军没有手榴弹，枪上也没有刺刀，在巷战中处于了劣势。经验丰富的朱德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红军避开街巷争夺，改从街巷两侧房屋里，用连续打开墙洞的方法前进，对巷战敌军实施分割围歼。红军按朱德命令改变战术后，迅速把陈国辉残余的兵痞子们压缩到了几个院子里，迫使他们全部投降，歼灭了陈国辉旅的主力。朱德这一穿墙打洞前进、分割围歼的巷战经典战术，在中共“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运用，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随着陈国辉被基本消灭，朱德自开拓出了赣南根据地以后，又开拓出了包括龙岩、永定、上杭、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央根据地的雏形。而几乎在这同时，1929年6月25-3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二中会议，决定要扩大苏维埃区域和扩大红军，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发生了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朱德在赣南、闽西所打出的局面，为这一战略方针的改变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反过来，中共战略方针的改变也使得中共的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真正进入到了一个群雄并起的阶段，两方面的结合最终决定了朱、毛成为了中共最大的实力派，而毛则因此而有了问鼎中共最高权力的真正基础。
【撤消毛前委书记职务】
　　军委以前多数时期也都存在的，但当有了前委后，军委也就基本处于了摆设的地位，最终就被毛武断地撤消了。如果刘安恭的军委仍然是摆设，问题还不大，延续了一年的朱、毛冲突并不至于一下子“决战”起来。但刘安恭的军委是个非常强势的军委，这样，就发生了问题。刘安恭是个热情、急噪而缺乏经验的人，他马上把军委置到了前委之上。当时的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回忆：“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刘安恭刚到红四军时，由于是中央来的人，而且很有知识，所以很受欢迎，但他不等立稳脚跟，就卷进大家几乎已经习惯和麻木了的朱、毛冲突当中，并站在前台谴责毛，反而引起了很多人反感，毕竟，毛也有一帮他的人，即使不属于毛的人，但一个刚来的外来人这样，人们总是很不舒服的。不过那些终究是口水仗，刘安恭这一决定则不同了，他是颠覆了基本的体制，于是引起了很多人愤怒。前委本来是中央指定的，兼有领导红四军和协调地方党的职能，可以使红四军比较好地处理与地方党的关系，而军委是红四军自身的党组织，应该受前委领导，现在反过来要领导前委，这就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结果，6月8日，朱德消灭了在白砂的卢新铭旅一部后，在毛威胁辞去前委书记的情况下，大家在白砂开了个前委扩大会，反而以绝对多数票撤消了军委，并免去了刘安恭政治部主任职务，改由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
　　按理说这样的结果毛应该是达到了“改进”的目的，获得了胜利。但毛显然对刘安恭来了后短时期里就夺了自己权很愤怒，更知道真正的对手其实还是朱德，而不是刘安恭。既然击败了刘安恭，毛就要追穷寇，把自己郁积在心里的不能达到专制目的反而处于劣势的长时期愤懑释放出来。他在白砂会议上突然拿出了一封林彪在会议前几个小时送给他的信向大家展示，会后他甚至还把这封信在他控制的《前委通讯》上发表出来。林彪这封信写的是什么呢？林彪在这封信里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肯定毛正确，二是希望毛不要辞职，三是直指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德，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认为“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朱德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林彪的这封信一拿出来，立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朱德一边，毛不仅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导致了自己很惨地失败。从这封信的语词分析，林彪本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写出这些东西，很显然是在毛授意和启发下写的。朱德非常愤怒，但他还是忍耐了，没有采取铁腕行动，后来他跟龚楚重见时说：“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
　　朱德“三打龙岩”后，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晚上，但是毛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他的另一次滑铁卢是几年后由项英等人制造的，但没有这次惨。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
　　在这个会议上，基本程序先是朱德阐述他的一系列观点，然后是毛阐述他的观点，然后是由朱、毛接受大家询问，期间夹杂一些争吵。朱、毛谈话的核心实际就是权力分配和体制，具体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一，党的领导问题。既然军委已经撤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前委的领导权问题。毛主张“党管理一切”，主要理由是因为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他的这一理由其实暗指了军阀出身的朱德的对中共来说具有不可信赖性。朱德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但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朱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党管理一切”的本质恰恰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的争论，是党政、党军是否实行分开体制的争论。
　　二，支部领导权问题。毛主张“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同意“一切工作归支部”，但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在“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基础上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最后就是一切权力归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反而是没有了支部的领导。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在当时就是红四军中共组织的民主与毛个人独裁的问题。
　　三，中共党员的个人自由问题。毛主张限制党员的个人自由，朱德从军队管理角度同意这一主张，并且强调必须要有“铁的纪律”，但指出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是做得最不好的，总是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员的平等问题，从而也就涉及到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总之，在同样坚持中共领导前提下，毛主张的是独裁，朱德主张的是民主。就双方进行争论的方式来说，在德国受过哲学系专业教育熏陶的朱德更显示出了理论素养和严密的逻辑性，毛在这方面则明显地是修养不足。但双方头脑都非常清晰，意志也非常坚定。朱德更强调的是制度合理性，毛采取的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原则。这样的争论毛肯定处于了被动的地位，因此，在会上他讲得比较少，而胸有成竹的朱德则是少见地滔滔不绝，对大家说：“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毛则很无奈但很自信地告诉大家：“将来事实自会证明。”果然，不久后李、周“证明”了毛是正确的，而朱德则是错误的。久在中共高层的毛深谙李、周那帮人的品格，也知道莫斯科那帮人的倾向，他们都不过是些专制主义者，绝不会愿意让朱德这样的民主分子和军头来分割和限制所谓“党”的权力。
　　会上毛很少得到支持，写了信的林彪支持毛，但说了没有多少话就被愤怒的人们封住了嘴。一向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的胡少海一反常态，当即站起来指责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的林彪，说林彪不尊重上司。现在这朱、毛争论已经不是那么点意见问题了，就“忠心”来说，军人们大多数选择朱德而不是毛，最重要的是林彪的信和发言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只会让那些跟着朱德在血与火里闯荡并非常崇敬他的军人们格外反感，此外一个问题是，林彪本身是个人缘很不好的人，地位比较接近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跟林彪合作。胡少海的尊重上司意见，等于表达了军人们的一个共识：不管怎样，朱德是他们真正的上司，是他们必须忠诚的领袖。
　　会议最后的结果，是撤消毛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代理。陈毅则代表前委宣布给予毛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警告处分。对朱、毛来说，所谓的处分其实毫无意义，因此，朱德实际上是全面获胜，毛则由于失去了前委书记这一他好不容易弄到的职位，等于是在朱毛冲突中全面败北，彻底输掉了这场“路线”斗争。
【确定朱、毛关系和中共基本体制的“九月来信”】
陈毅是8月26日在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的头，先向当时控制中共中央的首要人物李立三进行了汇报。8月28日，李、周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总书记向忠发以及政治局委员项英也参加了，陈毅在会议上围绕红四军情况和朱、毛冲突问题作了汇报。之后一些天陈毅继续向李、周汇报并提起建议。陈毅坦率承认了自己没有能力担当大任，认为如果中央有得力的人，将朱、毛两个人都换掉是可能的，但估计能够替换朱德的人很难找，因此，可以派一个人去替换毛。陈毅这一实事求是的汇报对毛非常不利，等于告诉了中央朱德是不可取代的，而毛则是可以取代的，自己不过是能力不行，不能取代毛而已。但是，陈毅还只是局限在朱、毛冲突的表面看问题，李、周则不同，这两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看到了内在的原则。陈毅10月1日离开上海，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周与陈毅三个人进行了多次讨论，李、周对陈毅询问得非常详细，问了一边又一边，可见李、周意识到了如何解决朱、毛冲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蕴涵着非常深刻的奥妙。
朱、毛冲突的本质，是在中共一党专制前提下选择民主道路还是选择专制道路的问题。这两种道路又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演变倾向，朱德的民主主张很容易演变为社会民主，毛的专制主张则很容易演变为个人独裁。在暴力问题上，朱德的民主主张具有军队国家化的倾向，而毛的专制主张则具有国家军队化的倾向。朱、毛冲突所蕴涵的问题与苏俄十月革命有很大不同，苏俄是议会道路失败后，利用所控制的军队和工人在中心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再实行专制，现在朱、毛冲突的问题则不同，是共产党在偏僻的地区进行武装运动，朱、毛冲突马上把党-军、党-政关系问题提到了日程上，苏俄经验并不能照搬。苏俄经验的核心是李、周所没有疑义的，也即一党专政下的专制，就这一点来说，朱德主张民主具有异端性，似乎验证了这个军阀出身的人一直不被重用和信任是正确的，但是，就朱德三河坝以来的战绩说，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共当中还没有任何人超过他，叶挺、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军事人才都难以与朱德媲比，唯一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湘南暴动充分说明了朱德具有那些军事人才所没有的雄才大略，至今为止的以朱德为主的朱毛红军作为最重要的一支红军及其创建的根据地都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超人，而且陈毅的汇报已经直接强调了朱德的不可替换，这样，也就等于对民主主张并不能简单予以解除。就中共根本的价值取向来说，李、周绝不会支持朱德，但一个不能被支持的人却不能要他离开红军来上海，就涉及到必须既要支持毛的专制主张，又要非常恰当地把握对于朱德的分寸。就李、周个人的利益来说，他们与毛同为从事政治的人，是党务人员，而朱德是被利用的军人，是执行暴力的工具，彼此属于不同的阵营，因此，李、周不会支持朱德，让这个军人站到党务阶层的上面去。
在李、周跟陈毅的讨论中，最后全部的问题还是集中在了人事问题上。李、周毫不犹豫地决定把托派嫌疑分子刘安恭叫回上海，然后，在朱德不能离开红四军的前提下，就是一个毛的去留问题了。这对李、周来说是个很困难的题目，所谓讨论一个多月，实际就是他们犹豫了一个多月。他们支持毛的专制主张，但现在是他与朱德已经几乎水火不容。如果换一个政治大员去，并不是没有人选，甚至可以说中共在这方面是人才济济，但这样毛就要来上海中央，那么该怎么安排他呢？毛是个令人讨厌的人，阴险而好斗，资格又老，现在李、周刚刚控制住了傀儡向忠发，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来了，很可能会把水搅浑，打破现在的权力格局。就中共元老帮来说，最难缠的是张国焘，一个张国焘曾经让中共少壮派和国外派头痛不已，好不容易才利用在莫斯科开“六大”的机会把他“软禁”在了苏联，解决了他这个头痛问题。当时的毛虽然不如张国焘那样难缠，但绝不是省油的灯，从他的不遵守纪律和不服从命令来说，可能比张国焘还不好弄，送他去苏联他可以赖着不走，而且送他去苏联也不见得有多少理由。把毛叫到上海很可能是招来一场祸水。所以，李、周并不会很愿意让毛来上海。
最后，陈毅提醒了李、周。看李、周迟迟作不了主张，稚嫩的陈毅发起了牢骚。他说：这次的问题都是你们中央给惹出来了，中央来了封分散红军，要把朱、毛都调走以缩小目标的信，大家觉得朱德不能走，要走就走毛，事情就闹起来了，后来又来了个刘安恭添了把火，矛盾就激化了。李、周立即兴奋了起来：这就是说，朱、毛是可以相处好的？陈毅同意。这样，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李、周决定只调回刘安恭，毛任前委书记，朱德继续任军长，毛不兼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担任，在领导权威方面支持毛。他们一决定，陈毅表明回去自己先主动作检讨，以后全面倒向毛。“九月来信”是陈毅按照李、周的意思起草，最后由周审定的。这封有点混乱的长信罗嗦而微妙，既确立了毛的最高领导地位及其职权，也照顾到了朱德的一面。在这封信中，李、周明确否定了毛的所谓“罗霄山脉中段”理论，“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保守必然要失败”，这就等于肯定了朱德进行进取的战略的正确，但又没有支持朱、毛共同的开辟固定根据地的主张。“九月来信”肯定了朱毛的基本成就和经验。在实质性的权力问题和组织问题上，既集中和扩大了毛的权力，又分解了他的一部分权力，“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也就是说，内部由毛指挥，但对外的命令发布权原则上则在朱德、陈毅手上。在红四军内部，“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
军政委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委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这样，就从此剥夺了朱德单独发布命令的权力，但朱德仍然是主要的命令发布人，毛则为命令副署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权力分配原则，由于毛既作为最高领导，又有了命令副署权，朱德单独指挥军队的权利就被彻底限制，原则上成为了由朱、毛共同指挥，毛终于摆脱了纯党务人员的身份，拥有了部分军队指挥权，第一次真正可以指挥军队了。这是朱、毛关系的一次巨变。“九月来信”在总的原则上确定了前委的独裁地位，“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动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但是，又试图限制毛的权力，要求“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
【立三路线“猛烈地扩大”了红军】
　　1928年1月8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开始进行第二次北伐。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北伐以后，由于兵力北上，南方“真空”地带就比较多了，中共暴动后残存武装获得保留并初步发展正是得益于此。192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告成”。7月6日，蒋介石及北伐主要将领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完成了北伐的祭告典礼。蒋介石虽然将全国统一到了南京政府的政权下，但并没有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问题，由于他坚持中央的专制和他个人的独裁，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就象中国两千多年里的“皇”一样，蒋介石最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了“削藩”上面，这样，中央既一时腾不出精力解决中共武装，地方也不能专心消灭本地的中共武装，中共红军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完成北伐而消失，反而由于蒋介石进行“削藩”比北伐受的阻碍更大，所进行的“削藩”战争有时也更具有规模，因此，中共红军也就可以获得突然大发展的机会。
　　朱德1929年1月不与毛事先商量突然出击江西，正是非常英明地抓住了蒋介石这种困境所提供的机会。但是，朱德并不是中共唯一的高明者，他只不过是中共最早洞察并利用蒋介石空虚的华中南地区的人，在中共中央的李立三同样也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在1930年2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中共实际的最高掌权者李立三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在1930年的整个春季期间，李立三再三强调要“猛烈地扩大”红军。随后红军和根据地获得大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李立三基本主张的正确，李立三错误的所在是犯了狂妄的毛病，这个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充满野心的政治家积极要求红军攻打武汉、长沙、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在他身边的军事“专家”则是擅长于搞政治和特工的周，不仅不能够纠正李立三的偏差，而且更只会帮助他做攻打大城市的白日梦。不过，就红军本身的发展来说，李立三攻打大城市的指示并不致命，因为，如果攻不下自然也就不攻了，对于明智的军事首脑来说，必然会把损失降到比较低的程度，所谓在中共历史上被骂得极臭的“立三路线”，其实对中共红军的大发展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按照中共习惯使用的毛氏风格语言来说，是功远大于过，是功九个指头、过一个指头而已。
　　“立三路线”对朱毛来说的好处，不仅是自身大发展问题，而且也是对其它红军进行大兼并的问题。1930年4月朱德任红四、五、六军总指挥，实际就等于是中央让朱德兼并了彭德怀、黄公略，但由于中央没有相应给予毛地位，毛借口福建内乱以前委书记的权力把朱德拉走了。6月21日红军第一路军的组建，不仅是朱毛自身的发展，也是正式完成了一次兼并，将黄公略和邓子恢所组建的伍中豪红十二军纳入了囊中。但是，这样就暂时失去了彭德怀红五军，以后朱、毛将不得不为此再花上一番心血。不过，这对于彭德怀则是一个大运气，他获得了一个黄金般的独立发展和兼并他人的机会，从而为他成为仅次于朱德的军事领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然，他仅仅作为红五军军长和并不特别出众的军事能力，是没有绝对资格保证获取朱德副手地位的。
【“二打长沙”及朱毛彭三角争斗】
关于“立三路线”打大城市的问题，朱德后来有句话，他对史沫特莱说：“除了毛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朱德这话既肯定了他跟毛是反对者，又肯定了他们也是服从者。这里面存在着矛盾，既然反对又怎么服从？既然服从又怎么是反对？这种微妙的语言实际是掩盖了一段历史，或者说一场曾经的争斗。这场争斗交织了两层关系，一是毛与中央进行讨价还价的关系，一是朱、毛、彭之间的三角争斗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毛曾经是比李、周更早有“宏图”的人，他的占领江西全省自然也包括了要打南昌、赣州这样的城市，不然就谈不上是建立一省政权了。1930年2月毛私自召开联席会议想兼并彭德怀、黄公略，试图集中兵力实现他的建立一省政权“宏图”。3月即要朱德打赣州，但朱德虚于委蛇，并不付出代价就撤出了攻城战斗，让毛碰了钉子。4月中共中央指示红四、五、六军成立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却没有安排毛的地位，按理这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集中彭德怀、黄公略的力量了，但没有相应地位的毛不再有兴趣，干脆离开江西去闽西重新搞割据，这自然也是符合反对进攻大城市的朱德的意愿的，只不过朱德是更想在江西搞割据，而不是去闽西搞割据。毛离开江西实际上是在跟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让朱德当总指挥而没有提高他地位表示不满，虽然中央很恼火，但政治好手李、周自然心领神会，在6月组建红一路军，并给了毛地位，同时也对毛施加了强大压力。但毛既然达到了目的，自然也就十分积极了，马上跟朱德回江西，但只是在南昌虚晃一枪，不管他当时怎么想，即使他仍然想实现建立一省政权的雄心，朱德对攻大城市的不合作也会使他无可奈何。客观地说来，这时候的毛更应该是并无明确主张的时期，他在军事战略上还没有进入完全的成熟期，既想搞割据又想搞一省政权，而对朱德军事上的信赖则更让他倾向于搞割据。但彭德怀占领长沙变成了一剂极强的兴奋剂，不仅重新刺激出了毛建立一省政权的雄心，更是成为了李、周的积极支持者，而李、周给予毛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特别地位，毛自然也应该予以回报。这时候，如果按照中共习惯的路线斗争思维来说，毛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立三路线”分子。
在彭德怀两次投靠朱毛期间，在毛眼皮底下并没有过什么军事作为，而与朱毛不在一起的时候，彭德怀在军事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与红四军中一般的军事干部都很难比较，但是近半年多来的突飞猛进让毛兴奋起来，特别是他攻占了长沙更是必须对他要刮目相看了。朱毛在南昌虚晃一枪时，南昌守军不过才两个团，而且南昌的城防设施也不如长沙，朱德完全可以把它攻下来，但朱德竟然坚持不攻，现在毛在心里是有了鄙夷朱德的想法了。而且，就是在红一方面军里面，也有了一些人羡慕起了彭德怀攻占长沙的成就，反对起了朱德。此时的毛格外兴奋，以为终于有了可以牵制乃至取代朱德的人，并实现比自己原来建立一省政权更大的“宏图”了。
在与彭德怀会合前后，毛填了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首《蝶恋花》把毛进攻长沙前的心情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时候，他不仅要席卷江西，而且要“直捣”湘，要“直捣”鄂了。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想占领长沙，而且还要占领武汉。那么，凭什么达到这个目标呢？凭“偏师借重黄公略”。在这里，所谓“黄公略”不过是个托词，黄公略本已经是红一军团主力之一部，根本谈不上是“偏师”，就相对于红一军团的实力来说，真正的“偏师”是彭德怀，而不是黄公略。这首《蝶恋花》第一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这时毛对彭德怀处于复杂的心态当中，但不管什么心态都不能直白用“彭德怀”，黄公略本是彭德怀的合作者和部下，早在1931年9月就已经死了，用“黄公略”来替代“彭德怀”是最妥当的。而且，即使当时填词的时候，用“黄公略”也是比较妥当的，如果让朱德读到了，也不会引起不满。
如果毛在嘴巴上说出要“偏师借重彭德怀”，显然就暴露了要用彭德怀代替朱德的动机，毛并没有这个胆量，这不过是只可做不可说的事情。在行动上，会合后在讨论二打长沙的前委会上，毛对彭德怀予以了全面支持。会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况：朱德坚决地反对，就象他一贯的教师爷风格一样，耐心地从军事上分析给大家听，给大家上军事课。彭德怀本人很有心计，采取了不与朱德冲突的沉默态度，但他的手下则冲动而骄狂。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朱德狂妄地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红一军团的人本来大多沉默着，但一些人被袁国平他们激怒了起来，也喊起来了打。毛则若无其事，象跟他毫无关系一样。朱德很愤怒，但也很无奈，他对史沫特莱说的“除了毛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实际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明确反对，并且他自己最后也“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是一种无奈。这样，毛、彭联盟终于战胜了朱德。那么，朱德反对进攻长沙等大城市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他认为红军不适合打阵地攻坚战，即使攻下来也会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攻下来后也没有用，敌人反攻时打的又是红军不适应的阵地防御战，守不住；第三，眼前的长沙防御已经跟彭德怀一打长沙时完全不同，客观上也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坚持这种战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他跟史沫特莱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朱德对史沫特莱特意提到武汉，自然是跟毛当时还要“直捣”鄂有关。
8月24日，作为总指挥的朱德不得不由毛副署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就在这同一天，狂热而兴奋的毛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给赣西南特委和陈毅、伍中豪写了封信，并让他们将信转抄中央。毛信心十足地说：“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条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并且，毛已经狂热地准备扩军防守长沙了，他要求：“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一万人到长沙来，信到二月内再送二万人，总之愈快愈好。”对彭德怀的军事能力，毛几乎寄予了全盘信赖。8月29日，红军进抵长沙城外，分三路包围进攻。朱德亲自指挥整个战役，一直攻到9月12日。就整个攻城战役来说，红军不可谓不顽强，当时长沙何健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相当于何健一半左右，而且武器、装备也差得多。朱德明智地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策略，9月3日守军分三路出击，正中朱德下怀，歼灭了何健两个旅，但何健之后再不出击，只是固守，等待援军到后中心开花。彭德怀亲率他的红三军团对长沙进行强攻，但毫无效果，无计可施的彭德怀竟然想出了蒙昧时期的“火牛阵”，弄了一千多条牛，点了火想用牛群冲击敌阵，结果牛群回过来跑，反而把自己的攻击阵线冲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彻底失望了。毛不得不冷静下来跟朱德商量、请教，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蒋介石已经调张发奎部进逼到了湘潭，将是全军覆灭的下场了。这时候，毛终于从一名狂热的“立三路线”分子转变为一名冷静的反“立三路线”分子，再也不敢“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了。毛的天才在于，他能够迅速地领悟并调整自己的策略。朱德这次给他上了一堂深刻的战略和战役课，毛军事方面的基本成熟，正是在这一次的转变上，从此，二打长沙这样的非技术性重大错误，他再也没有犯过，以后他所犯的军事错误，基本都属于了由于他不懂纯军事技术问题而导致的错误。当然，毛作为枭雄，后来尽量把这个错误从历史上抹掉了，几乎全盘栽到了彭德怀头上，成为彭德怀终身无法解脱的一条罪状。至于朱德，则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可取代性。朱、毛、彭三角关系的第一次争斗，朱德取得了最终胜利，毛不得不更加依赖朱德，而彭德怀则觉得很窝囊，但毛也更需要用他来平衡朱德了。
由于毛是个支持打长沙的人，忽然要转变立场涉及到大家能否接受的问题，而且，也不能宣布进攻长沙战役已经失败，因此，毛只是与朱德两个人秘密作了决定，对所有人隐瞒了战略动机，宣称去打长沙援兵张发奎，朱、毛于9月12日命令红一方面军撤出攻城战。一当撤了出来，朱、毛便宣布转入江西，攻取吉安。彭德怀部隐约感觉出了问题，一边服从朱、毛命令，一边发牢骚，朱、毛并不多理睬他们。这时候的朱、毛，是空前心齐的，一当这两个谋略家齐了心，任何人就都不能够成为阻止他们实现意志的障碍了。但这一次的转移，却是开了彭德怀私下看不起朱德的头。1932年1月，龚楚见彭德怀前，到路口迎接龚楚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参谋处长张翼见到龚楚后，告诉龚楚：彭德怀“是一个勤俭刻苦耐劳的人，但有权力欲，对毛很佩服，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龚楚本人在这第一次见过彭德怀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豪迈自负，野心勃勃的军人，并对我有拉拢的自私企图”，但又觉得彭德怀“头脑太简单，不难相处”，后来龚楚吃过几次苦头后才体会到，彭德怀实际也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其实，仔细考察彭德怀的早年成长经历就可以发现，彭德怀是个缺乏教育和修养的暴躁军汉，对穷人有很深的感情，做惯小圈子里的老大，野心有余，但就领袖和帅才层面来说则能力不足，懂一些江湖韬略，打仗擅长猛打猛冲，不计得失。从中共后来的历史说，彭德怀在军内的人缘并不很好，林彪虽然在“古田会议”期间“反水”朱德，但他这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动机，之后一直到建国后庐山会议，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林彪都没敢有过对朱德不敬的言行，中共军界中，一些老将军批评彭德怀“连朱德都看不起”，也即只有彭德怀在私下会看不起朱德，他的这种态度是中共军界所不能接受的，而1932年时他自己重要的部属在一见到龚楚时就说他“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说明了红军时期彭德怀私下看不起朱德，就已经为军人普遍所不齿。
​彭德怀所经历的战役和受到的军事教育，跟朱德完全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彭的军事方式是不顾一切的猛打猛撞，与非常讲究动脑筋、不愿意作无谓牺牲的朱德是两种风格，朱德这种风格后来由林彪、粟裕作了完美继承和发挥，但从彭德怀来看，当时朱德不强攻仅有两个团防守的南昌和决定撤离长沙，是一种孬种行为，彭德怀并未意识到自己与朱德在战略和战役艺术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他根本不具有毛幡然醒悟的那种天才，再加以他的野心，产生看不起朱德的心理也就很自然了。但是，正是因为彭德怀看不起朱德，也就成为了可以被毛利用的条件，从而得以巩固了他在红军中的地位，不然，从各方面看，他都并不具有成为中共“副总司令”的绝对优势，贺龙、徐向前、刘伯承乃至叶剑英实际上都不是没有机会的。
特别应该知道，半年多前彭德怀实际刚与毛结下了血仇关系，1930年2月，毛一生唯独的两个把兄弟袁文才、王佐，被彭德怀派所部红五军张纯清第四支队到井冈山杀掉了，并且遣散、消灭和兼并掉了袁、王的部队，这件事毛一直忍着不多声响，只是很偶而地说一句“杀错了”。彭德怀既等于欠着毛一笔血债，又等于欠着毛一笔人情，既佩服毛大度，又不得不提心吊胆。但是，1950年6月作为中国志愿军司令的彭德怀踌躇满志地去朝鲜跟美国人作战时，毛突然把袁文才、王佐宣布为烈士，为他们树起了纪念碑，毛实际就是在提醒彭德怀：不要一出国就忘乎所以。
1930年9月28日，朱毛占领袁州。第二天，毛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朱、毛明确了他们不打长沙、南昌的战略意图。在这个会议上，已经成为坚决的反“立三路线”分子的毛成为了应对彭德怀等反对者的主角，朱德则仍然做他的军事学教师爷，帮助从军事角度进行解释。正是这个会议上彭德怀的不同意见让毛抓到了把柄，记“恨”了一辈子，借此把打长沙、执行“立三路线”的责任全部栽到了彭德怀头上，而把自己扮演成了一贯的反“立三路线”者。就当时来说，彭德怀不能服从毛自然令毛很恼火，说明彭德怀还远不是一个被驯服的莽夫。红三军团的人让了步，同意不打长沙，但提出打防卫不如长沙的南昌。毛既然已经彻底转变了自己的立场，自然跟朱德一样，不愿意去打南昌。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妥协：先打吉安，打不打长沙、南昌到时候再看具体情况决定。这样，关于二打长沙的争斗算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1945年，朱德有过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由于红军对攻打大城市政策“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这应该算是中共历史上对李立三最公正也最有良心的说法了。

【AB团阳谋】
　　正当朱德集中心思研究、布置对敌作战时，毛的心思则放在了一个他蓄谋已久、并已经实行了的巨大阳谋上。9月12日从进攻长沙的战场上撤退后，一下子顿悟了的毛完全改变了自己想法，与朱德站在一起实行新的战略，但之后一直遭遇彭德怀和他的第三军团顽强的对抗和阻扰，而彭德怀和他的第三军团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个原因是他们本身具有实力，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到江西省委等地方党的支持，这两股力量加起来不仅威胁到了红一军团的发展，而且更是严重威胁和削弱了毛本人的权威和地位。这次的冲突与朱、毛冲突不同，那是在红四军这一朱、毛共同嫡系力量内部，毛只能在内部与朱德争斗，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进行裁决，这次面对的是非嫡系力量与地方党的联合。虽然10月25日罗坊会议解决了基本战略问题，没有导致红一方面军分裂，但即使一个月后到了黄陂时，红三军团和江西地方党也仍然歧见很多，难以忍受这种大踏步的退却运动，同时地方党很多人反对毛执行极端的打击富农政策，严重威胁到了毛的政治正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最后由中央来定夺不但很难有多少把握，而且更可能是政治上全面败北。在这种情况下，毛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就必须尽快解决这一困境。但这又是一个机会，现在红一方面军已经有了四万之众，周边地方红军也有不少，已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彻底地控制这一实力，就是中共最强大的诸侯，等于拥有了未来，而要达到目的，最简单、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进行血祭，举起屠刀，进行暴力征服。
　　史学家们至今难以理解，正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毛怎么会进行内部大屠杀？这样不是削弱了反围剿的能力吗？其实，这正是毛的阴险之处。进行内部大屠杀要获得成功，唯一的条件就是毛必须得到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容忍，这一条件只有在大敌当前下才可以实现。正因为大敌当前，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为了迎战强大的国军，才会不得不容忍毛，甚至不得不支持毛，以维持红一方面军的稳定。而只要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能够容忍和支持毛，应付国军的基本力量和主力就不会被削弱，即使不满也只能采取打好仗再说的态度，但仗打好了，大屠杀也早已经结束了，毛的目的达到了，到时候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切都成了“故事”。如果不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毛进行大屠杀，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的态度将是难以约束和控制的，毛就会被他们抛弃。在毛的性格里，存在着一种利用他人良好愿望进行“决斗”的深刻情结。毛津津乐道的他童年的一件“斗争”胜利故事很说明问题，1906年冬至，因为十三岁的毛不愿意做家务，他父亲毛顺生骂他懒，他对嘴，生气的毛顺生要打他，毛便跑到家门口池塘边，做出要跳下去的样子，利用毛顺生的父爱进行威逼，惊恐的毛顺生只好让了步，这个“斗争”的胜利深深地刻入了毛的灵魂，并影响了毛的一生。在毛一生的权谋当中，几乎所有进行“决斗”的大动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件童年故事的基本情结：利用他人的善，使自己强大并成为胜利者。
　　早在年初1月毛追随朱德出击江西之后，一贯喜欢在地方党面前充老大指挥他们的毛，与赣西南地方党和以李文林为首的东固红军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最重要的也就是与赣西南领袖李文林发生了冲突。李文林，1900年生，江西吉水县人，毕业于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和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加入中共。李文林与朱德有着一层很深的关系，1926年9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邓演达列入跟随朱德到杨森部去的几十个干部当中，一直跟着朱德，朱德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时，担任朱德手下教官，并跟随朱德参加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李文林回吉安地区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1928年9月任江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党代表，1929年6月成立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任行委书记兼第二、四团政治委员。李文林军队虽然不多，但在当地势力很大，是当地绝对的领袖人物，他对朱德非常敬重，但并不买毛的帐。毛一到吉安，就遇到了李文林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抵抗，非常恼火。也就是说，朱、毛冲突现在延伸为了朱德并不出面的毛、李冲突。
　　朱、毛与李文林会合时，李文林的部队被改编入了黄公略红六军，李文林任旅政委。1930年2月，毛私自成立红军第四、五、六军总前委，把李文林拉进来当了委员。同时，毛成立了由亲信刘士奇、曾山为领导的赣西南特委，把李文林也拉了进来当常委。在毛组建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的“二七会议”上，毛跟李文林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发生了激烈冲突，毛竟然宣布开除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洪波的党籍，给地方党扣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对这些李文林毫不买帐，认为都没有得到中央指示，没有合法性，毛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毛的阴狠在于，他在投靠瞿秋白对陈独秀反戈一击时，就已经完全学会了把权争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路线”化、“主义”化，为了获得对地方党的独裁权力，一向主张富农路线的他改变了自己的一贯主张，指责地方党是一个由富农、地主把持的党，反对李文林等人温和的只分地主土地的政策，主张把一切土地平分，消灭一切地主、富农甚至比较“富裕”的农民。这样，他就把与李文林提高到了近乎敌我矛盾的地步。2 月16日，毛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宣布赣西南地方党是地主富农充塞各级地方指导机关的党，必须要彻底肃清，使党迅速地布尔塞维克化。这样，毛就走上了对政治对手及其势力实行人身消灭的道路。
　　仅仅“地主富农”帽子还不足以全面达到人身消灭的目的，因为在李文林等人头上是绝对按不上这个帽子的，在这种情况下，毛又进行了另一个阳谋。他通过刘士奇、曾山在苏区制造了一个AB团舆论。朱德对AB团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他实际上是中共最早与AB团斗争的人。所谓AB团，又称“AB反赤团”，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段锡朋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的一个有点类似于意大利黑手党的小组织，他所针对的目标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朱德在任南昌公安局长时曾抓捕过这个组织的成员并端掉了段锡朋的团部，蒋介石当年4月12日在上海反共后，同时也由于遭汪精卫谴责，这个组织便自动解散了。也就是说，所谓AB团早在1927年4月后，就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但是，由于这个组织是段锡朋在江西成立的，毛借以暗示它与江西地方党存在某种复杂关系，以便把反对他的江西地方党人影射为最凶恶的敌人，时机一当成熟就予以彻底的人身消灭。
　　毛以“地主富农”、“AB团”的名义将江西地方党置于敌人的的地位，显然是缺乏理性的，这种缺乏理性是愤怒的爆发。当毛从武汉回湖南进行秋收暴动时，他需要的是党指挥枪。秋收暴动之后，逃到井冈山，他既不愿意被地方党指挥也没能力指挥地方党。朱、毛会师后，他对朱德是主张党指挥枪，对地方党则要枪指挥党，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受到了阻击，就与地方党的关系来说，他至少不得不受省委一级指挥，处于极其愤懑的抑郁状态中。当红一军团组建之后，兵力壮大，地位提高，但指挥不了省一级地方党，省一级地方党还是以领导者的面目出现，只是指挥不了毛。红一方面军组建之后，枪杆子实力空前壮大，这时，毛是要彻底解决与地方党的关系问题了。现在他坚决要的是枪指挥党，而要实现枪指挥党，必然的道路就是对地方党的人身进行暴力威胁，将他们设定为可以随时消灭的敌人，毛长期积累的郁闷终于到了可以发泄出来的时候了。同时还必须要注意到，1930年2月他的两个把兄弟袁文才、王佐的死，正是湘赣边地方党与彭德怀的枪杆子结合的结果，是地方党决定杀袁文才、王佐，彭德怀执行，是党指挥枪的结果。对毛来说，无论是党指挥枪或枪指挥党，他在党这边就必须党指挥枪，他在枪这边就必须枪指挥党，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他个人的独裁利益。
　　毛制造了舆论，便是查AB团、杀AB团。在反地主、富农路线的情况下，查AB团自然会出“战果”，要让所谓的地主、富农成为AB团分子，并不是困难的事情。直到1930年6月，总体上属于第一阶段，杀AB团与杀地主、富农混淆在一起，具体执行杀AB团的是刘士奇、曾山。在这一阶段，随着“证据”的积累，使AB团成为了连李文林自己都相信有这组织了的“既成事实”。6月，朱毛去闽西。当月25日，刘士奇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要求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这样就进入了杀AB团的第二阶段，在地方铺得比较开了。8月，李文林赶走了刘士奇，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已经相信存在严重AB团组织的他把杀AB团推行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但赶走刘士奇彻底激化了地方实力派与毛的矛盾。到了这个时候，如何使用AB团这枚棋子进行大屠杀，清除异己，对毛来说，就只是时机问题了。
　　在朱德得出蒋介石将进行大规模围剿结论之后，毛马上进入了彻底解决李文林的步骤。10月14日，他立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诬陷赣西南“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宣布他为了“挽救这一危机”，决定对赣西南地方党“来一番根本改造”。毛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中央打招呼，以获得合法性。这封信一发，即使中央反对毛这样做，由于信的来回一般总要两、三个月时间以上，中央也已经不可能阻止毛的全面大屠杀了。这样，到时候在大量的AB团“证据”之下，中央对毛个人又能如何？但是，彭德怀在打南昌、九江和移师赣江以东问题上的争执，特别是在已经移师赣江以东后在打大城市问题彭德怀与李文林地方党的同盟，改变了毛的想法，使他决定了先从红一方面军开刀进行大屠杀。他的目的当然是针对红三军团的，但如果仅仅在红三军团进行屠杀，必然会导致兵变，因此，为了独裁权力，毛不惜血本，也让红一军团一起陪杀，同时，也可以借机排斥一部分朱德的忠诚者。一些史学家在涉及毛从红一方面军开刀问题时，觉得不可理解，称为“惊人之举”，这是因为没有看到朱、毛、彭三角关系这个关键因素而导致的迷茫。
　　从11月下旬开始，至12月中旬，毛在红一方面军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进行“快速整军”，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杀掉了四千四百余名所谓的AB团分子，占红一方面军总兵力十分之一强。屠杀首先是从彭德怀红三军团开始，毛宣布一个叫甘隶臣的人“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是AB团头目，这样就开始了在红三军团的屠杀，从而也开始了整个红一方面军的屠杀。红一军团杀了一千三、四百人，占小头，红三军团杀了三千多人，占了三分之二大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轮的大屠杀中，红一方面军嫡系的军、师以上高级干部并没有涉及，但对非嫡系的属于由李文林控制的地方红军部队，毛则是毫不客气的。
　　毛杀AB团分地方、军队两条线进行，地方由亲信刘士奇、曾山具体负责，军队由李韶九具体负责。
　　刘士奇，1902年生，湖南岳阳县人,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9月后以国民党岳阳市党部常委身份活动，1927年8月后在中共内部地位迅速上升，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10月任赣北特委书记,不久又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候补执行委员。1929年5月以后,改任赣西特委书记，策动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倒戈加入红军，并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介绍罗炳辉加入中共。1930年1月,主持组建黄公略红六军,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随着被朱毛兼并，与毛结成同盟，毛利用他长期的地方经历，让他当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成为毛对地方加强“党的领导”的代言人，并成为毛在地方杀AB团的最积极的刽子手。1933年，刘士奇得到了报应，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改组派”名义杀掉了。刘士奇另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的妻子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就是说，他与毛是连襟关系。
　　曾山，1899年生，江西吉安县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共，参加当地农运，曾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在叶剑英手下当过士兵、事务长。参加广州暴动后回吉安任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之后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按理说他与李文林本同属于一个帮派，但1929年朱德下井冈山后，朱毛与李文林在东固会合，由于朱毛需要熟悉当地的人才，曾山就从此跟随了朱毛，并很快就成为毛的亲信，是红四军中在朱、毛冲突中明确站在毛一边的少数几个人之一，1930年2月毛把他拉进了私自成立的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之后又成为毛的赣西南特委常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一度代替刘士奇兼任赣西南特委书记。1930年10月，曾山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手下的唯一一个省级地方“政府”首脑。
　　刘士奇、曾山在地方杀AB团，就具体行动上来说，直接依靠的是李韶九的支持，借助的是李韶九的红军武力支撑。李韶九，1904年生，湖南嘉禾县人，读过中学，他的同乡肖克将军说他是县城流氓头子家庭出身。南昌暴动时他成为暴动部队俘虏，被认识他的、当时是连长的肖克释放并参加了暴动部队，暴动失败后与曾山一起，并于1928年加入中共，在李文林独立第二团任职，但一直不被李文林重用，与李文林有矛盾。1930年初李文林部被并入黄公略红六军时，大概正是因为他与李文林的矛盾，被利用来了排挤李文林，忽然飞黄腾达起来，担任了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很快受到毛赏识，红一军团成立时，担任毛的前委秘书长，成为毛身边红人。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李韶九担任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等于就是毛在军内的特务组织的头脑。1930年11月，当毛开始在红一方面军展开大屠杀时，给了李韶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对一般红军官兵掌握了生杀大权。一些史学家认为，毛的大屠杀比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早了好多年，似乎这是毛的发明，这并不正确，李韶九这样一个肃反委员会主任角色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从列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学来的。毛的大屠杀学的是列宁的大屠杀，并加以了斯大林反托派的“艺术”，而经验基础则是中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大屠杀传统，和对瞿秋白中共大暴动时大烧大杀经验的汲取，是“文明”与“蒙昧”的结合。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是列宁大屠杀与希特勒大清洗的结合体，并加以了他自己的反托派、反布哈林“艺术”，更具有“文明”性。
【富田事变朱德与彭德怀态度微妙差别】
　　谢汉昌、刘敌“打倒毛，拥护朱、彭、黄”口号实际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红军当中与毛是“敌人”的实力派领袖就是朱、彭、黄，但谢汉昌、刘敌并不清楚毛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他们的真实性格、想法。他们提这个口号本就比较幼稚，这样反而使朱、彭、黄失去了就大屠杀问题反对毛的可能，更使朱、彭、黄根本无法结成反毛同盟，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等于站到了“兵变”的立场。“富田事变”之初，朱、彭、黄都没有明显态度，可以认为他们是因为这口号而在避嫌，但没有态度就已经表示他们对毛的不满，只是由于谢汉昌、刘敌的口号而断了他们可以指责毛的路。就这一点来说，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是帮了毛的忙。
　　不管怎样，现在朱德客观上已经卷入了毛的大屠杀。就朱德来说，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大屠杀对战斗力削弱最大的压力是在他身上，不仅是兵力的减少，而且更是军心的动摇，地方党陷入在恐怖气氛中也严重削弱了进行作战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的安排都会带来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需要团结。如果仅仅就朱德跟毛个人之间的冲突来说，大屠杀则是有利于朱德的，毛越是执行恐怖政策，朱德就越得到人心，地位就越巩固。这些所积累的，是毛的失败，朱德的胜利。因此，从大方向上，朱德不参与，但在立场上表示对毛支持是一种必然要采取的基本态度。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无意间拉近了朱德、彭德怀的距离，把“朱、彭、黄、滕”列为一个阵营，而这个阵营的最高领袖毫无疑问就是朱德，彭德怀作为“朱系”人马的概念从此再也无法解脱了。事实上，在这以后，虽然彭德怀私下仍然会“有不大尊重的言论”，但也不再有了公开反对朱德的言行。在当时，朱德沉默了几天后，作为“朱、彭、黄、滕”的当然首脑，找了黄公略，然后找了彭德怀，于12月17日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18日朱、彭、黄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表示支持毛，主张团结。
　　谢汉昌虽然职务是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地位挺高，但其实还只是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幼稚青年，远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规则。他很幼稚地弄出了一封明显是伪造的信。12月20日，谢汉昌等人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并附上了一封《毛给古柏的信》，派人送给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关键是附件《毛给古柏的信》出了大问题，这封信的内容是：“古柏：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本书作者注：指段良弼）、李（本书作者注：指李白芳）、王（本书作者注：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本书作者注：指曾山）、李（本书作者注：指李韶九）、陈（本书作者注：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最愚蠢是用“某方来信”、捕杀CP之类语词暗指毛是蒋介石特务，这是很笑话的。如果毛是特务，就应该是捕杀所有派系的红军，而不会把朱、彭、黄、滕并列。这个幼稚的阴谋帮了毛大忙，其直接的好处非常之多。它逼使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表态，而这时候进行表态除了全盘支持毛外别无选择。本是“路线”斗争，现在成为了针对毛个人的“阴谋”，反而使毛从大屠杀的困境中摆脱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毛“路线”的道义支持。这种“阴谋”显然具有分裂意图，不仅加强了人们与毛的团结，而且也把事变群体置到了非正义的地位，从而为镇压事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谢汉昌的幼稚首先是帮了彭德怀。毛本来进行军队大屠杀的原因跟与彭德怀的冲突有密切关系，现在彭德怀不得不与毛站到一起，并可以表达自己对毛的忠心了，彼此的矛盾得到了化解。接到伪造信后，彭德怀当即认定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草拟了一份二百字的简短宣言，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拥护毛，拥护总前委领导”。这样，在“富田事变”事变中，彭德怀就特别发表了三次宣言，而最后一次则是他单独发表的。
　　针对谢汉昌的伪造信，朱德和黄公略都没有专门发表宣言。彭德怀回忆：他在开会说信是伪造的时，“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黄公略与彭德怀的关系本就比较微妙。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县人，高小毕业，与彭德怀是湖南讲武堂同学，北伐后即任团副，1927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受训，年底参加广州暴动并加入中共，1928年3月到湘军独立第三师主持随营学校，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独立第五师后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7月与彭德怀一起进行平江暴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长，但彼此随即分手，彭德怀带红五军主力逃到井冈山，黄公略仅带了第二纵队二百人左右独立进行游击。1929年秋天惨不忍睹的彭德怀从井冈山回到湘鄂赣边时，黄公略已经发展为了二千多人，彭德怀给了黄公略一个副军长的职务以示提拔，但黄公略并不愿意跟彭德怀在一起，只好窝囊地将自己已经完全打好基础了的根据地让给彭德怀发展，自己去了赣西南开辟新天地。从这段历史来说，黄公略不仅受过一定教育，而且从军政素养来说都远高于彭德怀，基本上一直是进行独立作战，并不愿意屈就于彭德怀之下，但又被压抑着了。从系统上说，黄公略在1930年夏后正式属于朱毛红一军团，具有跨红一、三军团的模糊性。黄公略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模糊地位和微妙关系使他不很容易表态，既然朱德不来找他，他也不必要象彭德怀那样积极了。
　　彭德怀的特别“表现”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跟斯诺说：“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毛这话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红第一路军总指挥兼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朱德并不积极，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团结。镇压当时并没有实行，毛已经很失人心，如果当即镇压会很危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朱德不会允许自己的红一军团去做红军打红军的事情，彭德怀也许会有可能，但真正要下决心也不会很容易，除了口水仗，毛一时并没有什么办法。
　　1931年1月，项英来了。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书记。项英立即阻止了毛。这次到底杀死了多少人，除了红一方面军有一个截止到1930年12月中旬的四千四百多人概数外，详细的数字现在已经不容易统计，但红一方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数字就这样巨大，屠杀时间更长的地方所杀掉的人不会比这少。研究中共历史中的大屠杀特别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所谓的地主、富农之类根本不具有“人”的地位，所屠杀的人数资料更是缺乏，通常并不在大屠杀总数当中。在毛这次大屠杀中，由于毛与李文林等人在政策上的最大争执焦点是土地政策问题，毛主张的是把所有土地进行平分，李文林等人主张的是对富农宽容，反对毛对生产的大破坏，因此，毛在屠杀农民方面特别极端，不仅要把地主杀光，而且要把富农杀光，并且还杀比较“富裕”的农民。就杀地主来说，李文林本身也是个非常积极的刽子手，这一方面的人口数量应该是十分恐怖的。实际上，这一次的大屠杀是全方位的，之所以称为“内部”大屠杀，不过是就其特点来说的。它标志了由社会性屠杀发展到中共内部的毛式大屠杀模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模式的实现方式是设定一个必须要消灭人身的敌对阶级，然后将这个阶级的存在引入到屠杀者自身体系之内，同时再制造一个或几个应该要予以清除并消灭的神秘敌对组织，将专门进行屠杀的机构与民众中的愚昧、残暴群体结合，采取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制造出全面的恐怖气氛，使所有人既成为屠杀者，也成为被屠杀者，导致大屠杀以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挡的力量迅速展开起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独裁。

【AB团阳谋】
　　正当朱德集中心思研究、布置对敌作战时，毛的心思则放在了一个他蓄谋已久、并已经实行了的巨大阳谋上。9月12日从进攻长沙的战场上撤退后，一下子顿悟了的毛完全改变了自己想法，与朱德站在一起实行新的战略，但之后一直遭遇彭德怀和他的第三军团顽强的对抗和阻扰，而彭德怀和他的第三军团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个原因是他们本身具有实力，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到江西省委等地方党的支持，这两股力量加起来不仅威胁到了红一军团的发展，而且更是严重威胁和削弱了毛本人的权威和地位。这次的冲突与朱、毛冲突不同，那是在红四军这一朱、毛共同嫡系力量内部，毛只能在内部与朱德争斗，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进行裁决，这次面对的是非嫡系力量与地方党的联合。虽然10月25日罗坊会议解决了基本战略问题，没有导致红一方面军分裂，但即使一个月后到了黄陂时，红三军团和江西地方党也仍然歧见很多，难以忍受这种大踏步的退却运动，同时地方党很多人反对毛执行极端的打击富农政策，严重威胁到了毛的政治正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最后由中央来定夺不但很难有多少把握，而且更可能是政治上全面败北。在这种情况下，毛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就必须尽快解决这一困境。但这又是一个机会，现在红一方面军已经有了四万之众，周边地方红军也有不少，已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彻底地控制这一实力，就是中共最强大的诸侯，等于拥有了未来，而要达到目的，最简单、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进行血祭，举起屠刀，进行暴力征服。
　　史学家们至今难以理解，正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毛怎么会进行内部大屠杀？这样不是削弱了反围剿的能力吗？其实，这正是毛的阴险之处。进行内部大屠杀要获得成功，唯一的条件就是毛必须得到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容忍，这一条件只有在大敌当前下才可以实现。正因为大敌当前，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为了迎战强大的国军，才会不得不容忍毛，甚至不得不支持毛，以维持红一方面军的稳定。而只要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能够容忍和支持毛，应付国军的基本力量和主力就不会被削弱，即使不满也只能采取打好仗再说的态度，但仗打好了，大屠杀也早已经结束了，毛的目的达到了，到时候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切都成了“故事”。如果不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毛进行大屠杀，朱德、彭德怀等红军主要将领的态度将是难以约束和控制的，毛就会被他们抛弃。在毛的性格里，存在着一种利用他人良好愿望进行“决斗”的深刻情结。毛津津乐道的他童年的一件“斗争”胜利故事很说明问题，1906年冬至，因为十三岁的毛不愿意做家务，他父亲毛顺生骂他懒，他对嘴，生气的毛顺生要打他，毛便跑到家门口池塘边，做出要跳下去的样子，利用毛顺生的父爱进行威逼，惊恐的毛顺生只好让了步，这个“斗争”的胜利深深地刻入了毛的灵魂，并影响了毛的一生。在毛一生的权谋当中，几乎所有进行“决斗”的大动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件童年故事的基本情结：利用他人的善，使自己强大并成为胜利者。
　　早在年初1月毛追随朱德出击江西之后，一贯喜欢在地方党面前充老大指挥他们的毛，与赣西南地方党和以李文林为首的东固红军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最重要的也就是与赣西南领袖李文林发生了冲突。李文林，1900年生，江西吉水县人，毕业于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和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加入中共。李文林与朱德有着一层很深的关系，1926年9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邓演达列入跟随朱德到杨森部去的几十个干部当中，一直跟着朱德，朱德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时，担任朱德手下教官，并跟随朱德参加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李文林回吉安地区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1928年9月任江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党代表，1929年6月成立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任行委书记兼第二、四团政治委员。李文林军队虽然不多，但在当地势力很大，是当地绝对的领袖人物，他对朱德非常敬重，但并不买毛的帐。毛一到吉安，就遇到了李文林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抵抗，非常恼火。也就是说，朱、毛冲突现在延伸为了朱德并不出面的毛、李冲突。
　　朱、毛与李文林会合时，李文林的部队被改编入了黄公略红六军，李文林任旅政委。1930年2月，毛私自成立红军第四、五、六军总前委，把李文林拉进来当了委员。同时，毛成立了由亲信刘士奇、曾山为领导的赣西南特委，把李文林也拉了进来当常委。在毛组建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的“二七会议”上，毛跟李文林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发生了激烈冲突，毛竟然宣布开除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洪波的党籍，给地方党扣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对这些李文林毫不买帐，认为都没有得到中央指示，没有合法性，毛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毛的阴狠在于，他在投靠瞿秋白对陈独秀反戈一击时，就已经完全学会了把权争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路线”化、“主义”化，为了获得对地方党的独裁权力，一向主张富农路线的他改变了自己的一贯主张，指责地方党是一个由富农、地主把持的党，反对李文林等人温和的只分地主土地的政策，主张把一切土地平分，消灭一切地主、富农甚至比较“富裕”的农民。这样，他就把与李文林提高到了近乎敌我矛盾的地步。2 月16日，毛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宣布赣西南地方党是地主富农充塞各级地方指导机关的党，必须要彻底肃清，使党迅速地布尔塞维克化。这样，毛就走上了对政治对手及其势力实行人身消灭的道路。
　　仅仅“地主富农”帽子还不足以全面达到人身消灭的目的，因为在李文林等人头上是绝对按不上这个帽子的，在这种情况下，毛又进行了另一个阳谋。他通过刘士奇、曾山在苏区制造了一个AB团舆论。朱德对AB团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他实际上是中共最早与AB团斗争的人。所谓AB团，又称“AB反赤团”，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段锡朋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的一个有点类似于意大利黑手党的小组织，他所针对的目标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朱德在任南昌公安局长时曾抓捕过这个组织的成员并端掉了段锡朋的团部，蒋介石当年4月12日在上海反共后，同时也由于遭汪精卫谴责，这个组织便自动解散了。也就是说，所谓AB团早在1927年4月后，就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但是，由于这个组织是段锡朋在江西成立的，毛借以暗示它与江西地方党存在某种复杂关系，以便把反对他的江西地方党人影射为最凶恶的敌人，时机一当成熟就予以彻底的人身消灭。
　　毛以“地主富农”、“AB团”的名义将江西地方党置于敌人的的地位，显然是缺乏理性的，这种缺乏理性是愤怒的爆发。当毛从武汉回湖南进行秋收暴动时，他需要的是党指挥枪。秋收暴动之后，逃到井冈山，他既不愿意被地方党指挥也没能力指挥地方党。朱、毛会师后，他对朱德是主张党指挥枪，对地方党则要枪指挥党，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受到了阻击，就与地方党的关系来说，他至少不得不受省委一级指挥，处于极其愤懑的抑郁状态中。当红一军团组建之后，兵力壮大，地位提高，但指挥不了省一级地方党，省一级地方党还是以领导者的面目出现，只是指挥不了毛。红一方面军组建之后，枪杆子实力空前壮大，这时，毛是要彻底解决与地方党的关系问题了。现在他坚决要的是枪指挥党，而要实现枪指挥党，必然的道路就是对地方党的人身进行暴力威胁，将他们设定为可以随时消灭的敌人，毛长期积累的郁闷终于到了可以发泄出来的时候了。同时还必须要注意到，1930年2月他的两个把兄弟袁文才、王佐的死，正是湘赣边地方党与彭德怀的枪杆子结合的结果，是地方党决定杀袁文才、王佐，彭德怀执行，是党指挥枪的结果。对毛来说，无论是党指挥枪或枪指挥党，他在党这边就必须党指挥枪，他在枪这边就必须枪指挥党，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他个人的独裁利益。
　　毛制造了舆论，便是查AB团、杀AB团。在反地主、富农路线的情况下，查AB团自然会出“战果”，要让所谓的地主、富农成为AB团分子，并不是困难的事情。直到1930年6月，总体上属于第一阶段，杀AB团与杀地主、富农混淆在一起，具体执行杀AB团的是刘士奇、曾山。在这一阶段，随着“证据”的积累，使AB团成为了连李文林自己都相信有这组织了的“既成事实”。6月，朱毛去闽西。当月25日，刘士奇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要求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这样就进入了杀AB团的第二阶段，在地方铺得比较开了。8月，李文林赶走了刘士奇，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已经相信存在严重AB团组织的他把杀AB团推行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但赶走刘士奇彻底激化了地方实力派与毛的矛盾。到了这个时候，如何使用AB团这枚棋子进行大屠杀，清除异己，对毛来说，就只是时机问题了。
　　在朱德得出蒋介石将进行大规模围剿结论之后，毛马上进入了彻底解决李文林的步骤。10月14日，他立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诬陷赣西南“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宣布他为了“挽救这一危机”，决定对赣西南地方党“来一番根本改造”。毛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中央打招呼，以获得合法性。这封信一发，即使中央反对毛这样做，由于信的来回一般总要两、三个月时间以上，中央也已经不可能阻止毛的全面大屠杀了。这样，到时候在大量的AB团“证据”之下，中央对毛个人又能如何？但是，彭德怀在打南昌、九江和移师赣江以东问题上的争执，特别是在已经移师赣江以东后在打大城市问题彭德怀与李文林地方党的同盟，改变了毛的想法，使他决定了先从红一方面军开刀进行大屠杀。他的目的当然是针对红三军团的，但如果仅仅在红三军团进行屠杀，必然会导致兵变，因此，为了独裁权力，毛不惜血本，也让红一军团一起陪杀，同时，也可以借机排斥一部分朱德的忠诚者。一些史学家在涉及毛从红一方面军开刀问题时，觉得不可理解，称为“惊人之举”，这是因为没有看到朱、毛、彭三角关系这个关键因素而导致的迷茫。
　　从11月下旬开始，至12月中旬，毛在红一方面军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进行“快速整军”，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杀掉了四千四百余名所谓的AB团分子，占红一方面军总兵力十分之一强。屠杀首先是从彭德怀红三军团开始，毛宣布一个叫甘隶臣的人“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是AB团头目，这样就开始了在红三军团的屠杀，从而也开始了整个红一方面军的屠杀。红一军团杀了一千三、四百人，占小头，红三军团杀了三千多人，占了三分之二大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轮的大屠杀中，红一方面军嫡系的军、师以上高级干部并没有涉及，但对非嫡系的属于由李文林控制的地方红军部队，毛则是毫不客气的。
　　毛杀AB团分地方、军队两条线进行，地方由亲信刘士奇、曾山具体负责，军队由李韶九具体负责。
　　刘士奇，1902年生，湖南岳阳县人,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9月后以国民党岳阳市党部常委身份活动，1927年8月后在中共内部地位迅速上升，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10月任赣北特委书记,不久又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候补执行委员。1929年5月以后,改任赣西特委书记，策动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倒戈加入红军，并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介绍罗炳辉加入中共。1930年1月,主持组建黄公略红六军,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随着被朱毛兼并，与毛结成同盟，毛利用他长期的地方经历，让他当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成为毛对地方加强“党的领导”的代言人，并成为毛在地方杀AB团的最积极的刽子手。1933年，刘士奇得到了报应，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改组派”名义杀掉了。刘士奇另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的妻子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就是说，他与毛是连襟关系。
　　曾山，1899年生，江西吉安县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共，参加当地农运，曾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在叶剑英手下当过士兵、事务长。参加广州暴动后回吉安任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之后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按理说他与李文林本同属于一个帮派，但1929年朱德下井冈山后，朱毛与李文林在东固会合，由于朱毛需要熟悉当地的人才，曾山就从此跟随了朱毛，并很快就成为毛的亲信，是红四军中在朱、毛冲突中明确站在毛一边的少数几个人之一，1930年2月毛把他拉进了私自成立的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之后又成为毛的赣西南特委常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一度代替刘士奇兼任赣西南特委书记。1930年10月，曾山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手下的唯一一个省级地方“政府”首脑。
　　刘士奇、曾山在地方杀AB团，就具体行动上来说，直接依靠的是李韶九的支持，借助的是李韶九的红军武力支撑。李韶九，1904年生，湖南嘉禾县人，读过中学，他的同乡肖克将军说他是县城流氓头子家庭出身。南昌暴动时他成为暴动部队俘虏，被认识他的、当时是连长的肖克释放并参加了暴动部队，暴动失败后与曾山一起，并于1928年加入中共，在李文林独立第二团任职，但一直不被李文林重用，与李文林有矛盾。1930年初李文林部被并入黄公略红六军时，大概正是因为他与李文林的矛盾，被利用来了排挤李文林，忽然飞黄腾达起来，担任了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很快受到毛赏识，红一军团成立时，担任毛的前委秘书长，成为毛身边红人。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李韶九担任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等于就是毛在军内的特务组织的头脑。1930年11月，当毛开始在红一方面军展开大屠杀时，给了李韶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对一般红军官兵掌握了生杀大权。一些史学家认为，毛的大屠杀比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早了好多年，似乎这是毛的发明，这并不正确，李韶九这样一个肃反委员会主任角色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从列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学来的。毛的大屠杀学的是列宁的大屠杀，并加以了斯大林反托派的“艺术”，而经验基础则是中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大屠杀传统，和对瞿秋白中共大暴动时大烧大杀经验的汲取，是“文明”与“蒙昧”的结合。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是列宁大屠杀与希特勒大清洗的结合体，并加以了他自己的反托派、反布哈林“艺术”，更具有“文明”性。
【富田事变朱德与彭德怀态度微妙差别】
　　谢汉昌、刘敌“打倒毛，拥护朱、彭、黄”口号实际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红军当中与毛是“敌人”的实力派领袖就是朱、彭、黄，但谢汉昌、刘敌并不清楚毛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他们的真实性格、想法。他们提这个口号本就比较幼稚，这样反而使朱、彭、黄失去了就大屠杀问题反对毛的可能，更使朱、彭、黄根本无法结成反毛同盟，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等于站到了“兵变”的立场。“富田事变”之初，朱、彭、黄都没有明显态度，可以认为他们是因为这口号而在避嫌，但没有态度就已经表示他们对毛的不满，只是由于谢汉昌、刘敌的口号而断了他们可以指责毛的路。就这一点来说，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是帮了毛的忙。
　　不管怎样，现在朱德客观上已经卷入了毛的大屠杀。就朱德来说，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大屠杀对战斗力削弱最大的压力是在他身上，不仅是兵力的减少，而且更是军心的动摇，地方党陷入在恐怖气氛中也严重削弱了进行作战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的安排都会带来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需要团结。如果仅仅就朱德跟毛个人之间的冲突来说，大屠杀则是有利于朱德的，毛越是执行恐怖政策，朱德就越得到人心，地位就越巩固。这些所积累的，是毛的失败，朱德的胜利。因此，从大方向上，朱德不参与，但在立场上表示对毛支持是一种必然要采取的基本态度。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无意间拉近了朱德、彭德怀的距离，把“朱、彭、黄、滕”列为一个阵营，而这个阵营的最高领袖毫无疑问就是朱德，彭德怀作为“朱系”人马的概念从此再也无法解脱了。事实上，在这以后，虽然彭德怀私下仍然会“有不大尊重的言论”，但也不再有了公开反对朱德的言行。在当时，朱德沉默了几天后，作为“朱、彭、黄、滕”的当然首脑，找了黄公略，然后找了彭德怀，于12月17日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18日朱、彭、黄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表示支持毛，主张团结。
　　谢汉昌虽然职务是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地位挺高，但其实还只是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幼稚青年，远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规则。他很幼稚地弄出了一封明显是伪造的信。12月20日，谢汉昌等人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并附上了一封《毛给古柏的信》，派人送给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关键是附件《毛给古柏的信》出了大问题，这封信的内容是：“古柏：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本书作者注：指段良弼）、李（本书作者注：指李白芳）、王（本书作者注：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本书作者注：指曾山）、李（本书作者注：指李韶九）、陈（本书作者注：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最愚蠢是用“某方来信”、捕杀CP之类语词暗指毛是蒋介石特务，这是很笑话的。如果毛是特务，就应该是捕杀所有派系的红军，而不会把朱、彭、黄、滕并列。这个幼稚的阴谋帮了毛大忙，其直接的好处非常之多。它逼使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表态，而这时候进行表态除了全盘支持毛外别无选择。本是“路线”斗争，现在成为了针对毛个人的“阴谋”，反而使毛从大屠杀的困境中摆脱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毛“路线”的道义支持。这种“阴谋”显然具有分裂意图，不仅加强了人们与毛的团结，而且也把事变群体置到了非正义的地位，从而为镇压事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谢汉昌的幼稚首先是帮了彭德怀。毛本来进行军队大屠杀的原因跟与彭德怀的冲突有密切关系，现在彭德怀不得不与毛站到一起，并可以表达自己对毛的忠心了，彼此的矛盾得到了化解。接到伪造信后，彭德怀当即认定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草拟了一份二百字的简短宣言，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拥护毛，拥护总前委领导”。这样，在“富田事变”事变中，彭德怀就特别发表了三次宣言，而最后一次则是他单独发表的。
　　针对谢汉昌的伪造信，朱德和黄公略都没有专门发表宣言。彭德怀回忆：他在开会说信是伪造的时，“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黄公略与彭德怀的关系本就比较微妙。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县人，高小毕业，与彭德怀是湖南讲武堂同学，北伐后即任团副，1927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受训，年底参加广州暴动并加入中共，1928年3月到湘军独立第三师主持随营学校，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独立第五师后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7月与彭德怀一起进行平江暴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长，但彼此随即分手，彭德怀带红五军主力逃到井冈山，黄公略仅带了第二纵队二百人左右独立进行游击。1929年秋天惨不忍睹的彭德怀从井冈山回到湘鄂赣边时，黄公略已经发展为了二千多人，彭德怀给了黄公略一个副军长的职务以示提拔，但黄公略并不愿意跟彭德怀在一起，只好窝囊地将自己已经完全打好基础了的根据地让给彭德怀发展，自己去了赣西南开辟新天地。从这段历史来说，黄公略不仅受过一定教育，而且从军政素养来说都远高于彭德怀，基本上一直是进行独立作战，并不愿意屈就于彭德怀之下，但又被压抑着了。从系统上说，黄公略在1930年夏后正式属于朱毛红一军团，具有跨红一、三军团的模糊性。黄公略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模糊地位和微妙关系使他不很容易表态，既然朱德不来找他，他也不必要象彭德怀那样积极了。
　　彭德怀的特别“表现”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跟斯诺说：“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毛这话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红第一路军总指挥兼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朱德并不积极，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团结。镇压当时并没有实行，毛已经很失人心，如果当即镇压会很危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朱德不会允许自己的红一军团去做红军打红军的事情，彭德怀也许会有可能，但真正要下决心也不会很容易，除了口水仗，毛一时并没有什么办法。
　　1931年1月，项英来了。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书记。项英立即阻止了毛。这次到底杀死了多少人，除了红一方面军有一个截止到1930年12月中旬的四千四百多人概数外，详细的数字现在已经不容易统计，但红一方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数字就这样巨大，屠杀时间更长的地方所杀掉的人不会比这少。研究中共历史中的大屠杀特别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所谓的地主、富农之类根本不具有“人”的地位，所屠杀的人数资料更是缺乏，通常并不在大屠杀总数当中。在毛这次大屠杀中，由于毛与李文林等人在政策上的最大争执焦点是土地政策问题，毛主张的是把所有土地进行平分，李文林等人主张的是对富农宽容，反对毛对生产的大破坏，因此，毛在屠杀农民方面特别极端，不仅要把地主杀光，而且要把富农杀光，并且还杀比较“富裕”的农民。就杀地主来说，李文林本身也是个非常积极的刽子手，这一方面的人口数量应该是十分恐怖的。实际上，这一次的大屠杀是全方位的，之所以称为“内部”大屠杀，不过是就其特点来说的。它标志了由社会性屠杀发展到中共内部的毛式大屠杀模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模式的实现方式是设定一个必须要消灭人身的敌对阶级，然后将这个阶级的存在引入到屠杀者自身体系之内，同时再制造一个或几个应该要予以清除并消灭的神秘敌对组织，将专门进行屠杀的机构与民众中的愚昧、残暴群体结合，采取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制造出全面的恐怖气氛，使所有人既成为屠杀者，也成为被屠杀者，导致大屠杀以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挡的力量迅速展开起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独裁。

此帖用意还是黑毛，借着捧朱黑毛。朱总司令的丰功伟绩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我们一直很清楚，楼主费尽心机 ...
后几段确实没怎么传唱了吧，后来没挂像也是事实

【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战术的集大成发挥】
前三次反围剿，以及之后朱德指挥的顶峰之作第四次反围剿，无论是在中国战史上还是世界战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例。就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但从来没有过如此集中而连续的情况发生。三次反围剿是三次大战役，但由于其连续性，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战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就大的战役角度讲，三次反围剿标志着了一种新型的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已经正式诞生，这种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被广泛运用，最经典的战争便是著名的越战。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的显著特点是兵力基本没有变化。红军本来约为四万人，毛的大屠杀自己损失四千多人，“富田事变”分流和损失约二、三千人，因此，朱毛开始应战实际兵力约为三万三、四千人，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兵力略减为三万人左右。蒋介石围剿一方则是从十万增至二十万再增至三十万。问题不只是一个兵力问题，而且双方军队的其它一些要素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兵种而言，红军只是步兵兼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炮兵，蒋介石方面则拥有比较强的炮火，而且还有一个师的骑兵，更重要的是拥有一支空军部队，即使不考虑空军的攻击功能，只考虑它的侦察功能，就已经拥有了绝对的配备优势。就通讯而言，蒋介石方面各师都具备无线电设备，很方便于协同，而朱毛则没有进行协同的无线电装备。最致命的是武器配备，蒋介石方面军队拥有充足的装备和弹药，朱毛则装备和弹药不足，只能通过缴获补充，而且由于是通过缴获补充，按照朱德的说法是“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朱毛实际是标准的杂牌军，很多武器连一般军官都不会正确使用，军队相应的训练程度难以跟上。
蒋介石的失败单纯就军事角度说，归根结底是输在他当时以二十万元天价悬赏人头的朱德身上。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朱德专门写了篇文章《这样创造铁的红军》，他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他完全做到了这点。由于这时候毛的思想已日趋成熟，而且他主要的权力争斗对象已经不再是朱德，因此，在军事上朱德不仅没有了大的干扰，而且更是朱、毛合壁，借助毛的专制风格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主张。在朱德的耐心熏陶下，和在自身的探索下，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已经成熟或初步成熟，他们各有特色地掌握了不同于“古今中外”的战术，而且互相弥补，彭德怀在硬打硬冲的特色下掌握了游击，林彪除了还不很适应大范围运动外，几乎全盘继承了朱德的衣钵，不仅敢打，而且非常机智。在朱德的熏陶下，本来很一般的人才，也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炳辉。罗炳辉，1897年生，彝族农奴出身，18岁入滇军当兵，曾是朱德学生李文彬手下一名营长，1928年6月朱德在新七溪岭亲自击败李文彬时，罗炳辉差点死在朱德的追击下，到了朱德手下后对此仍然心有余悸，跟何长工说：“我的娘呀！你们跑的好快啊，几乎把我捉到，我的骡子挂了花，我一个跑，我是大胖子跑不动，几乎把我抓到。”象罗炳辉这样的平常之才在国军当中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到了朱德手下，经过熏陶，接受了新战术，就很快成为了出色的战将，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把蒋介石的主力拖着运动半个月之久，消耗掉了国军最后的精力，促使蒋介石最终下了撤兵决心。
三次反围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的战术，都可以从朱德之前指挥的战役和战斗中找到要素，比如大范围的运动是朱德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最鲜明、一贯的特色，不断干扰、疲惫敌军是他最基本的战术要素，进行欺诈是朱德惯用的手段，隐蔽后突然出击是他常用的决战手段，等等，本文前面已经叙述、分析了很多，可以说，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游击、运动战术的集大成发挥。朱德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是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所根本不具备的，对于红军最普通的士兵们来说，朱德是真正的军神，只要有他在，总是会有办法的，是会取得最终胜利的，这种凝聚力和胜利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战术”。三次反围剿中，朱毛数次处于生死关头时，作为统帅的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和督战，甚至自己带着一个警卫排跑在红军大队前面追击敌人，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在黄陂已经基本完成合围了，朱德却拿着指南针走在最前头，把三万大军从仅仅十公里的缝隙中悄悄带出了合围圈，这是国军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即使世界军史上也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英勇、卓越的统帅人物。
    1933年1月5日，率军突然北进的朱德在黄狮渡歼灭国军周士达旅并生擒周士达。没有想到朱德会敢于北进的陈诚立即向红军合围，1月7日朱德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在浒湾主动攻击，击溃陈诚三个师。朱德这次反围剿的开头，与前三次反围剿风格迥然不同，没有采取收缩寻找战机的办法。实际上，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证明，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已经难以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由于国军兵力大增，朱德采取拖垮敌人的办法，但数次陷入了困境。这次国军的围剿兵力更加强大，而且进一步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法，进行围剿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了，如果继续诱敌深入，红军很可能最后被逼到一个狭窄地带，上次朱德带领三万红军从缝隙中穿插出来，实在是非常惊险，再试图来这么一次，由于红军已经有五六万，难度将非常高。另一个因素跟季节有密切关系，第三次反围剿正是夏天，容易拖垮敌军，而且植被茂盛，红军也比较容易隐蔽运动，现在则是冬天，情况已经全然不同。朱德采取的办法，是趁北面陈诚的战线还没有巩固，寻找其薄弱点进行进攻，“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黄狮渡、浒湾两个战役，不仅证明红军可以冲垮陈诚的战线，而且也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本来，朱德准备在完成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后，继续北进，向赣东北追击进攻，与那里兵力有四千多人的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红十军呼应，或者会合,通过威慑蒋介石最大的软肋江、浙地区，迫使国军回访江、浙。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朱德已经使用过多次的发挥红军轻装特长，跳到合围外线进行大范围运动，然后再寻找攻击机会进行作战的方式。但这时候，朱德良好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朱德的计划特点是不在乎根据地被国军侵入，以打破敌战线和消灭敌部为目标，但中共中央则要求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把目前的军事目标定在国军重点防守的南丰，这样就要求红军必须进行城市攻坚战。李德回忆说：“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
1月16日，博古中央明确要求周、朱德进攻南丰地区。朱德的战略行动只能终止。周反复向博古说明朱德的不同意见，希望向抚河东岸展开运动战。苏区与上海中央互相扯皮竟然扯了二十多天，朱德只能在战况日益紧迫中干等。国军战线布置已经完全不同，向赣东北方向出击运动的战机彻底失去。2月12日，朱德只能按照中央的决定攻击南丰。但朱德显然是在应付，调整了战略，只向战场投入少部兵力以减少损失。陈诚见朱德主力在南丰地区，便会合主力进行合围，以聚歼朱德。朱德自然不会与陈诚决战，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实力与精锐的陈诚决战，他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时，派新组建的周建屏、萧劲光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赣东北黎川地区急进，红军主力则转移到宁都北部地区隐蔽待机。既然已经进攻过了南丰，掌握情报的周也深知红军已经处于绝境，支持了朱德的这一决策。这实际上已经是唯一的求生之道了。
    隐蔽寻机进行决战，是朱德惯用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策略。从坪石之战用一个团歼灭许克祥六个团，到前三次反围剿，这种方法朱德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当朱德、周率红军主力于2月24日秘密转移，在东韶、洛口地区隐蔽下来后，刘伯承向朱德报告国军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处于孤立推进中，朱德当即决定以歼灭这两个师作为决战，刘伯承请朱德下令，朱德还是老规矩叫来周，通报自己的决定，周无异议。
    2月26，红军分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左、右两翼在黄陂预设战场埋伏，等待李明第五十二师。董振堂第五军团（原总指挥季振同被周作为反革命关押）及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在黄陂作另一路埋伏，等待陈时骥第五十九师。2月27下午，毫无防备的李明第五十二师进入林彪、彭德怀的伏击圈，朱德命令全线攻击。第二天，该师全部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死亡。李明第五十二师被歼时，陈时骥第五十九师也进入了董振堂的伏击圈，朱德命令攻击，林彪、彭德怀完成战斗后转来协助，战斗两天也全歼了该师，陈时骥被俘后投降，到红军大学讲授地形学。
     这次歼灭两个整师的战役，史称“黄陂战役”。黄陂战役歼灭一万多人，是红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战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所歼灭的国军两个整师是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不仅是红军的第一次，也是蒋介石北伐以来从未遭到过的重大损失。就军史来说，朱德为中共创造了大规模阵地伏击战的经典，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特点是在运动战中突然进行阵地伏击战，对运动中的敌军进行野战围歼。
     “黄陂战役”打乱了陈诚的阵脚。一方面，陈诚仍然不顾两个师被歼，继续进攻寻找朱德决战；另一方面，他实际又不得不顾两个师被歼的事实，心虚了起来。陈诚的心虚体现在他策略的调整上。本来，他是将所部十二个精锐师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按战线方式推进，发现朱德主力就进行合围决战，现在罗卓英部两个师被歼后，他不敢再这样，决定依靠部队的精锐进行中间突破，将部队合并为两个纵队，用六个师向广昌前后梯次前进，以避免再遭朱德个别歼灭。朱德马上看出了漏洞，他说：陈诚“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也就是说，陈诚前后排列的阵型看上去虽然兵力集中，但如果不想拥挤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头尾拉开过长的特点，成为了难以掉头的长蛇阵。朱德破袭长蛇阵曾经创造过一个经典战例，那就是坪石之战，许克祥将六个团按两个团一组一路紧凑延伸，结果朱德采用了打蛇头的办法，然后一路破袭，使许克祥一路溃败下去。这次朱德根据陈诚蛇身太长的弱点，改变了方法。
     3月，朱德用一部分兵力与陈诚前锋吴奇伟接触，然后边战边退，吴奇伟紧紧追赶，这样，蛇身就拉得更长并发生了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选择了攻击蛇尾的策略。3月21日，朱德用一部分兵力将陈诚落在最后的肖干第十一师割断，然后用主力对已经成为孤军的肖干第十一师进行围攻，从拂晓到下午三点，基本歼灭了肖干第十一师，并将肖干击伤。这一次，朱德是利用了敌军阵形的弱点，采用了分割围歼的方法。这又是为中共武装打了一个经典战役，这一打蛇尾特别是分割围歼的方法，在国共内战时期也在中共武装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由于这次战役地点发生在东陂，所以史称“东陂战役”。
    东陂战役之后，陈诚再也无法坚持，只能撤军。这样，第四次反围剿就结束了。
     在中共官方宣传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常出现两个伪造：一是先伪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为主指挥的，然后，再含混地伪造第四次反围剿是运用了毛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暗指第四次反围剿实际采用的是毛的策略，以夸大毛的军事成就。这基本属于不顾事实的编造。关于第一个伪造，本文前面已经详细叙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基本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则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则是偶然有过。这并不是贬低毛，事实上，本文已经大概构勒了毛军事成熟的过程，并强调了他的天才，毛军事方面的最后成熟阶段，正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但这并不等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他主要指挥的。关于第二个伪造，第四次反围剿当然有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这在红军和国军双方都一样，所以，彼此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对比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差别，就会在军事艺术角度将它们混淆起来。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在战略上不再是诱敌深入，而是直接面对敌方战线的运动战，当朱德不能达到跳到外线的战略后，就利用博古中央强行命令攻坚的计划，虚晃一枪，转而隐蔽主力进行大规模阵地伏击战，之后又通过分割敌人进行了大规模阵地围攻战，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模式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发生过。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就作战原则来说，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连贯的，它就是朱德一贯强调的基本军事原则。5月28日，朱德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进行总结，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而迅速、秘密、坚决正是朱德战术艺术的核心，是他一贯的要求。他批评红军各部指挥官“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服从命令和机断专行是朱德一直对部下将领强调的指挥原则，他批评道：“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也就是，下属将领执行命令更坚决了，但却对整个战役的精神缺乏理解，执行命令过于古板、僵硬，缺乏能动性和灵活性。
    必须要注意的是，朱德的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他的战绩越辉煌，则越酝酿着了一种严重危机。朱德的胜利由于是在南丰虚晃一枪、调整策略获得的，而虚晃一枪的目的是蒙混博古中央，以表示遵守了他们的命令，但从博古中央来说，并不知道朱德是在蒙混他们，反是会认为命令朱德、周放弃出击赣东北，进攻南丰是正确的，是阻止了朱德、周犯“错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要求朱德、周坚决执行了李德的战略主张。事实上，李德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正是进攻南丰获得的胜利。他回忆自己后来到了苏区，在第一次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毛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可见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他的功劳。不仅博古中央和李德本身是这样认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这样认为，也就是即使那些知道内情或看出朱德是虚晃一枪的人，也不能把问题说穿，只能维护中央的正确性，包括朱德、周自己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大大提高了博古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提高了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威性，而朱德则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在博古中央看来，如果不是坚决听取李德的意见，朱德反而是犯重大战略错误的人，不对他进行批评已经算是很容忍了。也就是说，朱德的成就恰恰是抬高了他人，贬低了自己。
　　  因此，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但没有让博古、李德认识到朱德军事上的高明，反而造成了博古、李德绝对英明的假象，为第五次反围剿朱德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李德全面接过指挥权，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失败埋下了伏笔。
《关于战局的分析和向中央、中央局的建议》
（这是中革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联名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甲）关于赣方敌情已见前电。粤桂军[1]在赣南。闽西仍取渐进政策；十九路军在闽，因防线过宽，敌前进尚待配合；湖南方面因贺龙[2]红军在施、鹤[3]、桑植扩大，敌将从湘东方面抽调兵力防堵；鄂豫皖方面卫立煌[4]仍统率八个师左右在鄂东北“围剿”，鄂豫皖亦尚不能抽出甚多兵力；洪湖[5]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6]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近则二军团[7]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
　　（乙）据此，蒋介石在去年十月决心将“剿赤”中心移到江西，并久已加速大举进攻的布置，但因四方面军的不断胜利与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牵制了许多敌军，尤其中央红军[8]近两三月来的伟大胜利与打通赣东北[9]，使赣、抚[10]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大举进攻的布置不断遭到破坏，加以敌人内部冲突紧张，这都使敌人在赣不得不暂守城防，有待于新兵力之增加与蒋之来赣，而帝国主义亦正加紧予以帮助与督促。
　　（丙）我全国红军尤其江西红军在此时机应集中全力先发制人，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
　　（丁）因此，全国苏区更须有配合地发展红军，更须绝对集中与统一指挥。我们建议中央：
　　一、迅速派得力同志尤其军事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从三万支枪的地方武装中速组织起几个独立师。每一个独立师开始时要有消灭敌人一两团的能力，然后逐步扩大成为地方领导的中心苏区，要向着麻、罗[11]、黄梅、广济与豫东扩大，使鄂豫皖成为面式的发展。
　　二、应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中区[12]可将回族同志及甘陕同志）吸引到四方面军去，要二军团在川东的一部与四军团[13]速行会合，除留一部红军在川北扩大与进行赤化外，应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兼以一部赤化甘肃，并采取我们前几电的建议。
　　三、派人到贺龙处，指示他们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要注意赤化湘西，造成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更有利条件。
　　四、对洪湖苏区，应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吸引一些艰苦斗争分子，组织游击队或到贺龙红军中来。
　　五、对东江、琼崖[14]、广西各苏区红军，要粤省以大力来领导，并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六、为加强湘赣、湘鄂赣的领导与转变其纯粹防御路线，提议在闻天来后之中央局同志抽一人去河西[15]主持。在粉碎大举进攻中，湘赣、湘鄂赣之左翼作用非常重要。依现时敌情，红八军、红十六军亟须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
　　七、对闽浙赣，我们正用全力帮助他们成立十一军，使十军、十一军能向河西发展，成为中央军有力的右翼。
　　　　八、中央办一经常的少数人的游击队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16]义勇军[17]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
　　九、为统一与集中指挥起见，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戊）各项同意否，望复。（王[18]赴十军去，他大体是同意的）
【（这是时任军委主席兼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联名给上海中央发去的电报，周是军事门外汉，所以电报内容实际都是朱的意见，他首先在前两条【（甲）、（乙）】从战略角度分析了当下的形势，简而言之就是蒋介石内忧外困，整体态势有利于红军。
朱德在第三条【（丙）】一开始就指出基于现在的形势，红军“应集中全力先发制人”，朱德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大规模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接着朱德指出了反攻的重点，即“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最后朱德在第四条【（丁）】给出了反攻具体步骤和措施，重点是其他地区的红军对中央苏区大反攻的配合。我想，从这封电报中你不难看出朱德无比精准的战略判断力）】
《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
——朱德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黄陂、东陂两地区，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消灭敌人三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为了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朱德写了这篇文章。全文共八节，这里只收入了其中的六节。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一、战役的经过。
　　敌之“进剿”军战略计划如下：
　　陈诚[1]为中路总指挥，以抚州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我黎川、建宁、泰宁包围和截击。
　　他的战略实施：
　　赵观涛[2]为第三纵队长，指挥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吴奇伟[3]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黎、建、泰并截击我归路。
　　罗卓英[4]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堵击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此种新战略计划，是由于我扩大了黎、建、泰新苏区的胜利之结果。敌以为在战略上分进合击我新苏区对其特别有利。
　　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后，敌之战略仍不变。我主力从南丰撤围[5]后，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钳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敌仍不明了我行动，其原定战略仍不变。
　　我们在此时期即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故决心向东陂、黄陂前进遭遇该敌。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6]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敌之中路军的战略即刻改变；将其第二、第三两纵队改为增援宜黄之援队。俟敌到达宜黄时，我方面军获胜撤退，敌遂重订出进攻计划。
　　新的计划是：
　　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
　　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
　　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
　　以七十九师守宜黄，六师守抚州。新的计划实施即由东陂、黄陂经新丰市、甘竹直取广昌。
　　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 （十一师和九师）。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先头已到达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台冈、黄柏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将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是夜，残敌乘夜退黄陂，敌之先头纵队亦退南丰，两次进攻计划即破，遂获得东肢战役之继续胜利。
　　二、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
　　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三、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
　　我军对发展游击战争已特别注意，并已得到很大的成绩。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
　　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敌人相反，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
　　军区及地方赤化工作，虽说成绩不很好，也做了一些，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条件。
　　四、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
　　黄陂之役，我们命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我们应借鉴此次教训去争取全部胜利。
　　东陂之役同样地缺乏机断专行的处置。敌之十一师全部溃退大部缴械后，五十九师残部之一个团亦被溃兵冲破，一部被缴械，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此时敌之恐慌混乱已达到极点。但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不能发扬最大之机断专行，去追击，去截击，去威胁退却的敌之另一部。及至晚间敌已乘黑夜退却，途中运动十分困难之际，也没有用火力去扰乱及派部队去追击，使敌陷于全部溃散，致使我以少数兵力而能消灭多数之敌的好机会完全错过，竟使敌之九师、十一师残部得以退回宜黄，实在可惜。
　　五、通信联络不确实。
　　山地战斗之联络，本有困难，但是我们的通信联络工具，并未充分地利用来克服此困难。例如，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电台与指挥地点相隔又远，有时又在行动，乃致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敌十一师的命令，有许多部队午后才收到，因之各部行动未协同一致来消灭敌之十一师。造成这一情况，通信传达不及时是原因之一。
　　我们最近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最易出毛病，更易泄露秘密。
　　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但各级通信均不能按时设置，致使东陂、黄陂两战役不能适时指挥。旗语在山地上也有相当作用，但平时未充分训练，此两役亦未见运用。
　　徒步通信传送的报告、命令、通报，均少用书面的按时送到。
　　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黄陂之役，右翼军方面还有一部分机关枪、迫击炮、步枪子弹壳未收集起来，固然因有敌情顾虑，但如能早为注意，亦不致临时放弃。
　　东陂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由此可见，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注意到战利品是红军现时最大的补充，即是小块零件，即是子弹壳，亦十分需要。
　　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官兵，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
《朱德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30多个县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区迅猛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震惊。蒋介石立即从大胜的中原大战调集兵力，向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企图在半年内消灭红军。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四次反“围剿”，共消灭敌人13.2万人，缴获各类武器7.5万多件，中央苏区日益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由3万多人发展到10余万人。身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战略上，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930年10月25日，朱、毛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新余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作出“诱敌深入”的重要决策。“诱敌深入”，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民众的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
    朱德在罗坊会议中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朱德的耐心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0月30日，罗坊会议正式通过了1、3军团协同作战一起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第一、二、三次“围剿”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会议一结束，朱德立即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于12月率领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歼灭张辉琐、谭道源等部15000人，缴获各种武器12000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他军用物资，俘获师长张辉琐，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的一次战役。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朱德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六、七倍，但是，只要依靠苏区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1931年4月30日，苏区中央局东固会议一致肯定了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红军按照朱德的作战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在由西至东的800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胜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还缴获了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用物资。
    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的指示信中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14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二、理论上，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指导红军提髙作战能力
     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军队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朱德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并在中共苏区中央机关报《战斗》上连载。文章从红军的阶级性、党性、政治训练、军事技术、红军纪律、统一的训练与集中指挥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此处省略)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朱德在文中说：“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髙指挥员战斗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朱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2月7日，朱德在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视不断提髙红军的军事技术。要求红军在战术方面必然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然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找出从敌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觉遵守铁的纪律。”文章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文章指出，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敌人的武装。【《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进攻的时候，朱德发表这篇文章，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战术上，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
朱德在长期战争中摸索、总结了游击战、运动战“十六字诀”，用以指导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
1.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930年12月16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围剿军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么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和第18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第50师，因为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围剿”主力军，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使敌东西各纵队被分离为远距离的两群。然后进行各个击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12月30日，龙冈山大雾弥漫。红军在弥漫大雾的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进入小别山指挥所，居高临下。由于红军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张辉瓒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此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向龙冈推进。上午9时许，张师先头部队突然遭到红3军第7师的猛烈攻击。张辉瓒错误地判断，戴岳旅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旅拼命抵抗。戴旅遭到红军三面夹击，被红军全歼，张辉琐成了瓮中之鳖。
    2.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1931年7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朱德于28日率部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休整。敌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形势如此险恶，红军该从何突破？朱德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议决议：实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第二步，及敌回头北向，必很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
    8月13日，红军遭遇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对屯军黄坡的红军主力形成密集的包围圈，准备进行决战。这时，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失误，红军就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朱德连夜在君阜一座庙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朱德认为在此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应该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隐蔽待机。按照这一作战方针，8月15日夜间，红军主力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在兴国东北部白石、执边的深山密林中。
    第三次反“围剿”在朱德正确的战术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莲塘、良村、黄坡、高兴墟、老营盘、方石岭6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个师3万余人，击毙敌旅长张銮诏、第54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琪等军官，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
四、力量上，依靠群众、扩大红军、发展苏区
    朱德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1.分兵游击，发动群众
    1930年3月下旬，蒋介石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赣南、闽西空虚，朱德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4军、红5军、红6军的行动做了新的部署：以3个月为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輳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粤、赣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第3号，1930年3月1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同年6月，赣西南地区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将各地特务队扩大为红军第1、2、3、4纵队。接着，又将赣西第20纵队、11纵队、四纵队合编为红20军，有枪2000多枝。该地区有组织的群众150万，到1930年10月攻取吉安城时达到400多万，武装群众100万左右，扩大红军10万，30个独立团（每团千人），70团预备军，并办起一所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学生七、八百人。【《江西的中央苏区》，《特约通讯》1931年9月3日。】赣西南34个县建立赤色政权，占领县城14个，整个红色区域纵长400里，横宽300里，有赤色群众400万。赣南地区将原来的第21至28共8个纵队，编成红20军，陈毅为军长，有枪2000多枝，下辖5个纵队。这样和闽西、东江、湘南、湘东、鄂南等几块红色区域连成一大片。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决定攻打吉安，9月26日，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数万群众首先包围吉安城，准备第九次攻打吉安。9月底，红一军团、红20军分三路低近吉安，特委组织群众成立起向导队、赤卫纵队、少先纵队、冲锋队、粮食处、禾杆队、破坏队、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配合主力红军上前线。10月2日红1军团集结于吉水阜田，朱、毛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分5路进发，军民大会战，配合密切，终于10月4日晚攻取吉安城。当晚朱、毛进了城。10月7日，在吉安城举行20万群众大会，朱德出席了军民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方志敏、陈正人、彭德怀、毛泽东、朱德等53人为委员。同时随即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刘士奇向中央的综合报告》。】
    1962年3月，朱德到吉安视察，旧地重游，写下了《忆打吉安》：“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红军速到声威振，一克名城赣水红。”
  2.消灭土围子，赢得苏区群众
    1930年10月14日，朱、毛发布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瑞金、于都土匪猖獗，土围子炮楼成了靖卫团的顽固据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构成威胁。红35军军长邓毅刚奉朱德命令，在瑞金、于都一带发起拔土围子战斗。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用“棺材地雷”从地洞轰炸土围子，连续拔掉几十个地主的堡垒，当场击毙大土豪钟运标，活捉钟子先、黄华泽等200余个地主豪绅。为红军筹得很多枪弹、款子和粮食，还将打土围子获得的粮食衣物分给农民，保卫了中央根据地。
    3.发展新区，巩固中央苏区
    湘粤赣边的汝城、崇义、桂东、仁化，是朱德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特别是汝城，曾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湘南秋收起义的中心，又是湘南起义的策源地，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大批革命群众急需组织发动；胡凤璋、何其朗两股顽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腹大患，必须加紧除掉。1931年2月，张云逸、邓小平、李明瑞率红7军由广西百色经湖南宜章、汝城、桂东、酃县前往江西中央根据地。红7军沿途宣传红军宗旨，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参加红军。
    彭德怀根据朱德和苏区中央局指示，于1932年4至5月率红3军团在湘赣边界开辟新的苏区。4月17日，红3军团政治部在上犹营前成立河西道委，决定巩固上犹崇义苏区，加紧桂阳（即汝城）桂东之东等地工作，打通与湘赣省的联系。接着，红3军团在崇义文英和汝城集龙、热水、濠头一带建政扩红，红军同湘粤赣边区游击队约1万余人，向胡凤库、何其朗部发起进攻，攻克汝城，扫清中央苏区西部的最大障碍。红3军团第3师教导队在汝城县模范学校举办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汝城、桂东、汤湖、上犹、崇义等县工作，开辟苏区新区。在彭德怀、徐策的帮助下，于集龙成立了汝城县革命委员会，何本有任主席，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何本有、廖炳南、谢发明、李熙成等大批青年投入到红军队伍。
    1931年6月，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界，在这些地区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筹粮等各项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粮款可筹，一年内不愁供给；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并下达了要完成的任务。
    果然，在朱德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开进这些地区，不到一个月，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组建新部队，整训军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由于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根据地，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巳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实行坚壁清野，赤卫队神出鬼没，把敌军搞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如“盲人瞎马，日暮途穷”，“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日食不饱，夜宿不宁，油盐告绝，士气低落，无力再同红军作战，正所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兴国人民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五、决策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对每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或失利，朱德总是善于总结分析其经验和教训。
    分析黄陂东陂战役的经验与教训
    1933年5月28日，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中认为：两次战役取胜的经验：一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开创了红军大兵团山地伏击战取胜的战例。二是随着敌人战略战术的变化而改变红军的战略战术。例如，“敌人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前后两纵队重迭，以6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11军箱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三是红军战术迅速、秘密、坚决，出其不意，确保秘密。南丰撤围后，红11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而红军主力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时，敌人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袭击之。四是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独5师、独4师和各独立团、各小游击队，开展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游击活动。包围敌52、59师，让主力红军袭击成功，游击队在敌侧背后频繁活动，参加战斗，步步防守，获得俘虏及枪、子弹等。因此，“（1933年）2月27日，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敌52、59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了将52师消灭，将59师消灭了4个团，敌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骥）的空前伟大胜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缺点和教训是，缺乏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例如3月1日迎击敌11师最为有利，但红军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红21军解决大华山的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这一日，红一方面军已解决敌人两个师，敌11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11师的好机会。但红军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此外，通信联络不及时。如3月1日11时为总攻敌11师，有许多部队到午后才收到电报，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人二、三纵队的增援于2日达到河口附近，红军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未能按时设置有线电话。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易出毛病，还易泄露秘密。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致使东陂、黄陂两役不能适时指挥。未运用旗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不尽责。很多武器、弹药等战利品未清收回去；对俘虏未做好回头工作，为我而战。

【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战术的集大成发挥】
前三次反围剿，以及之后朱德指挥的顶峰之作第四次反围剿，无论是在中国战史上还是世界战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例。就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但从来没有过如此集中而连续的情况发生。三次反围剿是三次大战役，但由于其连续性，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战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就大的战役角度讲，三次反围剿标志着了一种新型的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已经正式诞生，这种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被广泛运用，最经典的战争便是著名的越战。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的显著特点是兵力基本没有变化。红军本来约为四万人，毛的大屠杀自己损失四千多人，“富田事变”分流和损失约二、三千人，因此，朱毛开始应战实际兵力约为三万三、四千人，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兵力略减为三万人左右。蒋介石围剿一方则是从十万增至二十万再增至三十万。问题不只是一个兵力问题，而且双方军队的其它一些要素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兵种而言，红军只是步兵兼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炮兵，蒋介石方面则拥有比较强的炮火，而且还有一个师的骑兵，更重要的是拥有一支空军部队，即使不考虑空军的攻击功能，只考虑它的侦察功能，就已经拥有了绝对的配备优势。就通讯而言，蒋介石方面各师都具备无线电设备，很方便于协同，而朱毛则没有进行协同的无线电装备。最致命的是武器配备，蒋介石方面军队拥有充足的装备和弹药，朱毛则装备和弹药不足，只能通过缴获补充，而且由于是通过缴获补充，按照朱德的说法是“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朱毛实际是标准的杂牌军，很多武器连一般军官都不会正确使用，军队相应的训练程度难以跟上。
蒋介石的失败单纯就军事角度说，归根结底是输在他当时以二十万元天价悬赏人头的朱德身上。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朱德专门写了篇文章《这样创造铁的红军》，他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他完全做到了这点。由于这时候毛的思想已日趋成熟，而且他主要的权力争斗对象已经不再是朱德，因此，在军事上朱德不仅没有了大的干扰，而且更是朱、毛合壁，借助毛的专制风格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主张。在朱德的耐心熏陶下，和在自身的探索下，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已经成熟或初步成熟，他们各有特色地掌握了不同于“古今中外”的战术，而且互相弥补，彭德怀在硬打硬冲的特色下掌握了游击，林彪除了还不很适应大范围运动外，几乎全盘继承了朱德的衣钵，不仅敢打，而且非常机智。在朱德的熏陶下，本来很一般的人才，也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炳辉。罗炳辉，1897年生，彝族农奴出身，18岁入滇军当兵，曾是朱德学生李文彬手下一名营长，1928年6月朱德在新七溪岭亲自击败李文彬时，罗炳辉差点死在朱德的追击下，到了朱德手下后对此仍然心有余悸，跟何长工说：“我的娘呀！你们跑的好快啊，几乎把我捉到，我的骡子挂了花，我一个跑，我是大胖子跑不动，几乎把我抓到。”象罗炳辉这样的平常之才在国军当中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到了朱德手下，经过熏陶，接受了新战术，就很快成为了出色的战将，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把蒋介石的主力拖着运动半个月之久，消耗掉了国军最后的精力，促使蒋介石最终下了撤兵决心。
三次反围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的战术，都可以从朱德之前指挥的战役和战斗中找到要素，比如大范围的运动是朱德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最鲜明、一贯的特色，不断干扰、疲惫敌军是他最基本的战术要素，进行欺诈是朱德惯用的手段，隐蔽后突然出击是他常用的决战手段，等等，本文前面已经叙述、分析了很多，可以说，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游击、运动战术的集大成发挥。朱德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是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所根本不具备的，对于红军最普通的士兵们来说，朱德是真正的军神，只要有他在，总是会有办法的，是会取得最终胜利的，这种凝聚力和胜利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战术”。三次反围剿中，朱毛数次处于生死关头时，作为统帅的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和督战，甚至自己带着一个警卫排跑在红军大队前面追击敌人，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在黄陂已经基本完成合围了，朱德却拿着指南针走在最前头，把三万大军从仅仅十公里的缝隙中悄悄带出了合围圈，这是国军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即使世界军史上也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英勇、卓越的统帅人物。
    1933年1月5日，率军突然北进的朱德在黄狮渡歼灭国军周士达旅并生擒周士达。没有想到朱德会敢于北进的陈诚立即向红军合围，1月7日朱德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在浒湾主动攻击，击溃陈诚三个师。朱德这次反围剿的开头，与前三次反围剿风格迥然不同，没有采取收缩寻找战机的办法。实际上，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证明，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已经难以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由于国军兵力大增，朱德采取拖垮敌人的办法，但数次陷入了困境。这次国军的围剿兵力更加强大，而且进一步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法，进行围剿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了，如果继续诱敌深入，红军很可能最后被逼到一个狭窄地带，上次朱德带领三万红军从缝隙中穿插出来，实在是非常惊险，再试图来这么一次，由于红军已经有五六万，难度将非常高。另一个因素跟季节有密切关系，第三次反围剿正是夏天，容易拖垮敌军，而且植被茂盛，红军也比较容易隐蔽运动，现在则是冬天，情况已经全然不同。朱德采取的办法，是趁北面陈诚的战线还没有巩固，寻找其薄弱点进行进攻，“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黄狮渡、浒湾两个战役，不仅证明红军可以冲垮陈诚的战线，而且也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本来，朱德准备在完成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后，继续北进，向赣东北追击进攻，与那里兵力有四千多人的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红十军呼应，或者会合,通过威慑蒋介石最大的软肋江、浙地区，迫使国军回访江、浙。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朱德已经使用过多次的发挥红军轻装特长，跳到合围外线进行大范围运动，然后再寻找攻击机会进行作战的方式。但这时候，朱德良好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朱德的计划特点是不在乎根据地被国军侵入，以打破敌战线和消灭敌部为目标，但中共中央则要求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把目前的军事目标定在国军重点防守的南丰，这样就要求红军必须进行城市攻坚战。李德回忆说：“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
1月16日，博古中央明确要求周、朱德进攻南丰地区。朱德的战略行动只能终止。周反复向博古说明朱德的不同意见，希望向抚河东岸展开运动战。苏区与上海中央互相扯皮竟然扯了二十多天，朱德只能在战况日益紧迫中干等。国军战线布置已经完全不同，向赣东北方向出击运动的战机彻底失去。2月12日，朱德只能按照中央的决定攻击南丰。但朱德显然是在应付，调整了战略，只向战场投入少部兵力以减少损失。陈诚见朱德主力在南丰地区，便会合主力进行合围，以聚歼朱德。朱德自然不会与陈诚决战，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实力与精锐的陈诚决战，他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时，派新组建的周建屏、萧劲光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赣东北黎川地区急进，红军主力则转移到宁都北部地区隐蔽待机。既然已经进攻过了南丰，掌握情报的周也深知红军已经处于绝境，支持了朱德的这一决策。这实际上已经是唯一的求生之道了。
    隐蔽寻机进行决战，是朱德惯用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策略。从坪石之战用一个团歼灭许克祥六个团，到前三次反围剿，这种方法朱德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当朱德、周率红军主力于2月24日秘密转移，在东韶、洛口地区隐蔽下来后，刘伯承向朱德报告国军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处于孤立推进中，朱德当即决定以歼灭这两个师作为决战，刘伯承请朱德下令，朱德还是老规矩叫来周，通报自己的决定，周无异议。
    2月26，红军分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左、右两翼在黄陂预设战场埋伏，等待李明第五十二师。董振堂第五军团（原总指挥季振同被周作为反革命关押）及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在黄陂作另一路埋伏，等待陈时骥第五十九师。2月27下午，毫无防备的李明第五十二师进入林彪、彭德怀的伏击圈，朱德命令全线攻击。第二天，该师全部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死亡。李明第五十二师被歼时，陈时骥第五十九师也进入了董振堂的伏击圈，朱德命令攻击，林彪、彭德怀完成战斗后转来协助，战斗两天也全歼了该师，陈时骥被俘后投降，到红军大学讲授地形学。
     这次歼灭两个整师的战役，史称“黄陂战役”。黄陂战役歼灭一万多人，是红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战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所歼灭的国军两个整师是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不仅是红军的第一次，也是蒋介石北伐以来从未遭到过的重大损失。就军史来说，朱德为中共创造了大规模阵地伏击战的经典，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特点是在运动战中突然进行阵地伏击战，对运动中的敌军进行野战围歼。
     “黄陂战役”打乱了陈诚的阵脚。一方面，陈诚仍然不顾两个师被歼，继续进攻寻找朱德决战；另一方面，他实际又不得不顾两个师被歼的事实，心虚了起来。陈诚的心虚体现在他策略的调整上。本来，他是将所部十二个精锐师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按战线方式推进，发现朱德主力就进行合围决战，现在罗卓英部两个师被歼后，他不敢再这样，决定依靠部队的精锐进行中间突破，将部队合并为两个纵队，用六个师向广昌前后梯次前进，以避免再遭朱德个别歼灭。朱德马上看出了漏洞，他说：陈诚“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也就是说，陈诚前后排列的阵型看上去虽然兵力集中，但如果不想拥挤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头尾拉开过长的特点，成为了难以掉头的长蛇阵。朱德破袭长蛇阵曾经创造过一个经典战例，那就是坪石之战，许克祥将六个团按两个团一组一路紧凑延伸，结果朱德采用了打蛇头的办法，然后一路破袭，使许克祥一路溃败下去。这次朱德根据陈诚蛇身太长的弱点，改变了方法。
     3月，朱德用一部分兵力与陈诚前锋吴奇伟接触，然后边战边退，吴奇伟紧紧追赶，这样，蛇身就拉得更长并发生了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选择了攻击蛇尾的策略。3月21日，朱德用一部分兵力将陈诚落在最后的肖干第十一师割断，然后用主力对已经成为孤军的肖干第十一师进行围攻，从拂晓到下午三点，基本歼灭了肖干第十一师，并将肖干击伤。这一次，朱德是利用了敌军阵形的弱点，采用了分割围歼的方法。这又是为中共武装打了一个经典战役，这一打蛇尾特别是分割围歼的方法，在国共内战时期也在中共武装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由于这次战役地点发生在东陂，所以史称“东陂战役”。
    东陂战役之后，陈诚再也无法坚持，只能撤军。这样，第四次反围剿就结束了。
     在中共官方宣传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常出现两个伪造：一是先伪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为主指挥的，然后，再含混地伪造第四次反围剿是运用了毛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暗指第四次反围剿实际采用的是毛的策略，以夸大毛的军事成就。这基本属于不顾事实的编造。关于第一个伪造，本文前面已经详细叙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基本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则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则是偶然有过。这并不是贬低毛，事实上，本文已经大概构勒了毛军事成熟的过程，并强调了他的天才，毛军事方面的最后成熟阶段，正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但这并不等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他主要指挥的。关于第二个伪造，第四次反围剿当然有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这在红军和国军双方都一样，所以，彼此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对比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差别，就会在军事艺术角度将它们混淆起来。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在战略上不再是诱敌深入，而是直接面对敌方战线的运动战，当朱德不能达到跳到外线的战略后，就利用博古中央强行命令攻坚的计划，虚晃一枪，转而隐蔽主力进行大规模阵地伏击战，之后又通过分割敌人进行了大规模阵地围攻战，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模式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发生过。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就作战原则来说，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连贯的，它就是朱德一贯强调的基本军事原则。5月28日，朱德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进行总结，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而迅速、秘密、坚决正是朱德战术艺术的核心，是他一贯的要求。他批评红军各部指挥官“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服从命令和机断专行是朱德一直对部下将领强调的指挥原则，他批评道：“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也就是，下属将领执行命令更坚决了，但却对整个战役的精神缺乏理解，执行命令过于古板、僵硬，缺乏能动性和灵活性。
    必须要注意的是，朱德的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他的战绩越辉煌，则越酝酿着了一种严重危机。朱德的胜利由于是在南丰虚晃一枪、调整策略获得的，而虚晃一枪的目的是蒙混博古中央，以表示遵守了他们的命令，但从博古中央来说，并不知道朱德是在蒙混他们，反是会认为命令朱德、周放弃出击赣东北，进攻南丰是正确的，是阻止了朱德、周犯“错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要求朱德、周坚决执行了李德的战略主张。事实上，李德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正是进攻南丰获得的胜利。他回忆自己后来到了苏区，在第一次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毛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可见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他的功劳。不仅博古中央和李德本身是这样认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这样认为，也就是即使那些知道内情或看出朱德是虚晃一枪的人，也不能把问题说穿，只能维护中央的正确性，包括朱德、周自己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大大提高了博古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提高了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威性，而朱德则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在博古中央看来，如果不是坚决听取李德的意见，朱德反而是犯重大战略错误的人，不对他进行批评已经算是很容忍了。也就是说，朱德的成就恰恰是抬高了他人，贬低了自己。
　　  因此，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但没有让博古、李德认识到朱德军事上的高明，反而造成了博古、李德绝对英明的假象，为第五次反围剿朱德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李德全面接过指挥权，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失败埋下了伏笔。
《关于战局的分析和向中央、中央局的建议》
（这是中革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联名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甲）关于赣方敌情已见前电。粤桂军[1]在赣南。闽西仍取渐进政策；十九路军在闽，因防线过宽，敌前进尚待配合；湖南方面因贺龙[2]红军在施、鹤[3]、桑植扩大，敌将从湘东方面抽调兵力防堵；鄂豫皖方面卫立煌[4]仍统率八个师左右在鄂东北“围剿”，鄂豫皖亦尚不能抽出甚多兵力；洪湖[5]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6]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近则二军团[7]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
　　（乙）据此，蒋介石在去年十月决心将“剿赤”中心移到江西，并久已加速大举进攻的布置，但因四方面军的不断胜利与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牵制了许多敌军，尤其中央红军[8]近两三月来的伟大胜利与打通赣东北[9]，使赣、抚[10]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大举进攻的布置不断遭到破坏，加以敌人内部冲突紧张，这都使敌人在赣不得不暂守城防，有待于新兵力之增加与蒋之来赣，而帝国主义亦正加紧予以帮助与督促。
　　（丙）我全国红军尤其江西红军在此时机应集中全力先发制人，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
　　（丁）因此，全国苏区更须有配合地发展红军，更须绝对集中与统一指挥。我们建议中央：
　　一、迅速派得力同志尤其军事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从三万支枪的地方武装中速组织起几个独立师。每一个独立师开始时要有消灭敌人一两团的能力，然后逐步扩大成为地方领导的中心苏区，要向着麻、罗[11]、黄梅、广济与豫东扩大，使鄂豫皖成为面式的发展。
　　二、应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中区[12]可将回族同志及甘陕同志）吸引到四方面军去，要二军团在川东的一部与四军团[13]速行会合，除留一部红军在川北扩大与进行赤化外，应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兼以一部赤化甘肃，并采取我们前几电的建议。
　　三、派人到贺龙处，指示他们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要注意赤化湘西，造成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更有利条件。
　　四、对洪湖苏区，应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吸引一些艰苦斗争分子，组织游击队或到贺龙红军中来。
　　五、对东江、琼崖[14]、广西各苏区红军，要粤省以大力来领导，并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六、为加强湘赣、湘鄂赣的领导与转变其纯粹防御路线，提议在闻天来后之中央局同志抽一人去河西[15]主持。在粉碎大举进攻中，湘赣、湘鄂赣之左翼作用非常重要。依现时敌情，红八军、红十六军亟须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
　　七、对闽浙赣，我们正用全力帮助他们成立十一军，使十军、十一军能向河西发展，成为中央军有力的右翼。
　　　　八、中央办一经常的少数人的游击队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16]义勇军[17]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
　　九、为统一与集中指挥起见，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戊）各项同意否，望复。（王[18]赴十军去，他大体是同意的）
【（这是时任军委主席兼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联名给上海中央发去的电报，周是军事门外汉，所以电报内容实际都是朱的意见，他首先在前两条【（甲）、（乙）】从战略角度分析了当下的形势，简而言之就是蒋介石内忧外困，整体态势有利于红军。
朱德在第三条【（丙）】一开始就指出基于现在的形势，红军“应集中全力先发制人”，朱德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大规模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接着朱德指出了反攻的重点，即“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最后朱德在第四条【（丁）】给出了反攻具体步骤和措施，重点是其他地区的红军对中央苏区大反攻的配合。我想，从这封电报中你不难看出朱德无比精准的战略判断力）】
《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
——朱德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黄陂、东陂两地区，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消灭敌人三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为了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朱德写了这篇文章。全文共八节，这里只收入了其中的六节。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一、战役的经过。
　　敌之“进剿”军战略计划如下：
　　陈诚[1]为中路总指挥，以抚州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我黎川、建宁、泰宁包围和截击。
　　他的战略实施：
　　赵观涛[2]为第三纵队长，指挥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吴奇伟[3]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黎、建、泰并截击我归路。
　　罗卓英[4]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堵击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此种新战略计划，是由于我扩大了黎、建、泰新苏区的胜利之结果。敌以为在战略上分进合击我新苏区对其特别有利。
　　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后，敌之战略仍不变。我主力从南丰撤围[5]后，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钳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敌仍不明了我行动，其原定战略仍不变。
　　我们在此时期即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故决心向东陂、黄陂前进遭遇该敌。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6]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敌之中路军的战略即刻改变；将其第二、第三两纵队改为增援宜黄之援队。俟敌到达宜黄时，我方面军获胜撤退，敌遂重订出进攻计划。
　　新的计划是：
　　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
　　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
　　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
　　以七十九师守宜黄，六师守抚州。新的计划实施即由东陂、黄陂经新丰市、甘竹直取广昌。
　　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 （十一师和九师）。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先头已到达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台冈、黄柏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将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是夜，残敌乘夜退黄陂，敌之先头纵队亦退南丰，两次进攻计划即破，遂获得东肢战役之继续胜利。
　　二、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
　　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三、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
　　我军对发展游击战争已特别注意，并已得到很大的成绩。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
　　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敌人相反，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
　　军区及地方赤化工作，虽说成绩不很好，也做了一些，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条件。
　　四、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
　　黄陂之役，我们命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我们应借鉴此次教训去争取全部胜利。
　　东陂之役同样地缺乏机断专行的处置。敌之十一师全部溃退大部缴械后，五十九师残部之一个团亦被溃兵冲破，一部被缴械，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此时敌之恐慌混乱已达到极点。但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不能发扬最大之机断专行，去追击，去截击，去威胁退却的敌之另一部。及至晚间敌已乘黑夜退却，途中运动十分困难之际，也没有用火力去扰乱及派部队去追击，使敌陷于全部溃散，致使我以少数兵力而能消灭多数之敌的好机会完全错过，竟使敌之九师、十一师残部得以退回宜黄，实在可惜。
　　五、通信联络不确实。
　　山地战斗之联络，本有困难，但是我们的通信联络工具，并未充分地利用来克服此困难。例如，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电台与指挥地点相隔又远，有时又在行动，乃致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敌十一师的命令，有许多部队午后才收到，因之各部行动未协同一致来消灭敌之十一师。造成这一情况，通信传达不及时是原因之一。
　　我们最近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最易出毛病，更易泄露秘密。
　　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但各级通信均不能按时设置，致使东陂、黄陂两战役不能适时指挥。旗语在山地上也有相当作用，但平时未充分训练，此两役亦未见运用。
　　徒步通信传送的报告、命令、通报，均少用书面的按时送到。
　　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黄陂之役，右翼军方面还有一部分机关枪、迫击炮、步枪子弹壳未收集起来，固然因有敌情顾虑，但如能早为注意，亦不致临时放弃。
　　东陂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由此可见，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注意到战利品是红军现时最大的补充，即是小块零件，即是子弹壳，亦十分需要。
　　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官兵，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
《朱德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30多个县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区迅猛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震惊。蒋介石立即从大胜的中原大战调集兵力，向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企图在半年内消灭红军。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四次反“围剿”，共消灭敌人13.2万人，缴获各类武器7.5万多件，中央苏区日益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由3万多人发展到10余万人。身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战略上，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930年10月25日，朱、毛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新余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作出“诱敌深入”的重要决策。“诱敌深入”，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民众的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
    朱德在罗坊会议中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朱德的耐心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0月30日，罗坊会议正式通过了1、3军团协同作战一起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第一、二、三次“围剿”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会议一结束，朱德立即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于12月率领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歼灭张辉琐、谭道源等部15000人，缴获各种武器12000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他军用物资，俘获师长张辉琐，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的一次战役。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朱德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六、七倍，但是，只要依靠苏区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1931年4月30日，苏区中央局东固会议一致肯定了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红军按照朱德的作战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在由西至东的800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胜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还缴获了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用物资。
    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的指示信中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14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二、理论上，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指导红军提髙作战能力
     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军队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朱德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并在中共苏区中央机关报《战斗》上连载。文章从红军的阶级性、党性、政治训练、军事技术、红军纪律、统一的训练与集中指挥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此处省略)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朱德在文中说：“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髙指挥员战斗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朱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2月7日，朱德在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视不断提髙红军的军事技术。要求红军在战术方面必然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然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找出从敌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觉遵守铁的纪律。”文章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文章指出，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敌人的武装。【《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进攻的时候，朱德发表这篇文章，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战术上，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
朱德在长期战争中摸索、总结了游击战、运动战“十六字诀”，用以指导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
1.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930年12月16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围剿军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么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和第18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第50师，因为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围剿”主力军，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使敌东西各纵队被分离为远距离的两群。然后进行各个击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12月30日，龙冈山大雾弥漫。红军在弥漫大雾的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进入小别山指挥所，居高临下。由于红军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张辉瓒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此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向龙冈推进。上午9时许，张师先头部队突然遭到红3军第7师的猛烈攻击。张辉瓒错误地判断，戴岳旅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旅拼命抵抗。戴旅遭到红军三面夹击，被红军全歼，张辉琐成了瓮中之鳖。
    2.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1931年7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朱德于28日率部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休整。敌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形势如此险恶，红军该从何突破？朱德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议决议：实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第二步，及敌回头北向，必很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
    8月13日，红军遭遇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对屯军黄坡的红军主力形成密集的包围圈，准备进行决战。这时，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失误，红军就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朱德连夜在君阜一座庙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朱德认为在此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应该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隐蔽待机。按照这一作战方针，8月15日夜间，红军主力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在兴国东北部白石、执边的深山密林中。
    第三次反“围剿”在朱德正确的战术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莲塘、良村、黄坡、高兴墟、老营盘、方石岭6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个师3万余人，击毙敌旅长张銮诏、第54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琪等军官，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
四、力量上，依靠群众、扩大红军、发展苏区
    朱德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1.分兵游击，发动群众
    1930年3月下旬，蒋介石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赣南、闽西空虚，朱德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4军、红5军、红6军的行动做了新的部署：以3个月为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輳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粤、赣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第3号，1930年3月1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同年6月，赣西南地区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将各地特务队扩大为红军第1、2、3、4纵队。接着，又将赣西第20纵队、11纵队、四纵队合编为红20军，有枪2000多枝。该地区有组织的群众150万，到1930年10月攻取吉安城时达到400多万，武装群众100万左右，扩大红军10万，30个独立团（每团千人），70团预备军，并办起一所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学生七、八百人。【《江西的中央苏区》，《特约通讯》1931年9月3日。】赣西南34个县建立赤色政权，占领县城14个，整个红色区域纵长400里，横宽300里，有赤色群众400万。赣南地区将原来的第21至28共8个纵队，编成红20军，陈毅为军长，有枪2000多枝，下辖5个纵队。这样和闽西、东江、湘南、湘东、鄂南等几块红色区域连成一大片。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决定攻打吉安，9月26日，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数万群众首先包围吉安城，准备第九次攻打吉安。9月底，红一军团、红20军分三路低近吉安，特委组织群众成立起向导队、赤卫纵队、少先纵队、冲锋队、粮食处、禾杆队、破坏队、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配合主力红军上前线。10月2日红1军团集结于吉水阜田，朱、毛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分5路进发，军民大会战，配合密切，终于10月4日晚攻取吉安城。当晚朱、毛进了城。10月7日，在吉安城举行20万群众大会，朱德出席了军民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方志敏、陈正人、彭德怀、毛泽东、朱德等53人为委员。同时随即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刘士奇向中央的综合报告》。】
    1962年3月，朱德到吉安视察，旧地重游，写下了《忆打吉安》：“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红军速到声威振，一克名城赣水红。”
  2.消灭土围子，赢得苏区群众
    1930年10月14日，朱、毛发布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瑞金、于都土匪猖獗，土围子炮楼成了靖卫团的顽固据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构成威胁。红35军军长邓毅刚奉朱德命令，在瑞金、于都一带发起拔土围子战斗。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用“棺材地雷”从地洞轰炸土围子，连续拔掉几十个地主的堡垒，当场击毙大土豪钟运标，活捉钟子先、黄华泽等200余个地主豪绅。为红军筹得很多枪弹、款子和粮食，还将打土围子获得的粮食衣物分给农民，保卫了中央根据地。
    3.发展新区，巩固中央苏区
    湘粤赣边的汝城、崇义、桂东、仁化，是朱德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特别是汝城，曾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湘南秋收起义的中心，又是湘南起义的策源地，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大批革命群众急需组织发动；胡凤璋、何其朗两股顽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腹大患，必须加紧除掉。1931年2月，张云逸、邓小平、李明瑞率红7军由广西百色经湖南宜章、汝城、桂东、酃县前往江西中央根据地。红7军沿途宣传红军宗旨，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参加红军。
    彭德怀根据朱德和苏区中央局指示，于1932年4至5月率红3军团在湘赣边界开辟新的苏区。4月17日，红3军团政治部在上犹营前成立河西道委，决定巩固上犹崇义苏区，加紧桂阳（即汝城）桂东之东等地工作，打通与湘赣省的联系。接着，红3军团在崇义文英和汝城集龙、热水、濠头一带建政扩红，红军同湘粤赣边区游击队约1万余人，向胡凤库、何其朗部发起进攻，攻克汝城，扫清中央苏区西部的最大障碍。红3军团第3师教导队在汝城县模范学校举办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汝城、桂东、汤湖、上犹、崇义等县工作，开辟苏区新区。在彭德怀、徐策的帮助下，于集龙成立了汝城县革命委员会，何本有任主席，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何本有、廖炳南、谢发明、李熙成等大批青年投入到红军队伍。
    1931年6月，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界，在这些地区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筹粮等各项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粮款可筹，一年内不愁供给；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并下达了要完成的任务。
    果然，在朱德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开进这些地区，不到一个月，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组建新部队，整训军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由于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根据地，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巳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实行坚壁清野，赤卫队神出鬼没，把敌军搞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如“盲人瞎马，日暮途穷”，“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日食不饱，夜宿不宁，油盐告绝，士气低落，无力再同红军作战，正所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兴国人民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五、决策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对每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或失利，朱德总是善于总结分析其经验和教训。
    分析黄陂东陂战役的经验与教训
    1933年5月28日，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中认为：两次战役取胜的经验：一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开创了红军大兵团山地伏击战取胜的战例。二是随着敌人战略战术的变化而改变红军的战略战术。例如，“敌人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前后两纵队重迭，以6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11军箱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三是红军战术迅速、秘密、坚决，出其不意，确保秘密。南丰撤围后，红11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而红军主力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时，敌人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袭击之。四是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独5师、独4师和各独立团、各小游击队，开展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游击活动。包围敌52、59师，让主力红军袭击成功，游击队在敌侧背后频繁活动，参加战斗，步步防守，获得俘虏及枪、子弹等。因此，“（1933年）2月27日，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敌52、59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了将52师消灭，将59师消灭了4个团，敌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骥）的空前伟大胜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缺点和教训是，缺乏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例如3月1日迎击敌11师最为有利，但红军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红21军解决大华山的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这一日，红一方面军已解决敌人两个师，敌11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11师的好机会。但红军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此外，通信联络不及时。如3月1日11时为总攻敌11师，有许多部队到午后才收到电报，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人二、三纵队的增援于2日达到河口附近，红军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未能按时设置有线电话。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易出毛病，还易泄露秘密。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致使东陂、黄陂两役不能适时指挥。未运用旗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不尽责。很多武器、弹药等战利品未清收回去；对俘虏未做好回头工作，为我而战。

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价值藏于一些细微的地方。

就凭朱老总从一个军阀转变成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党员，就是个牛人。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文章看起来很客观，但正如里面说的朱毛贡献都很重要，为何又有点捧朱黑毛的意思，真正客观的话就应该朱毛一起，不要漏掉细微的东西。但这样文章又成了枯燥历史书，带不起大家的情绪，这和影视剧中突出毛主席又有相似的道理。此文只能作为参考了，确实有很多料的样子，学习了

两个人容易有矛盾，可能无统一指挥风险。
解放后，老朱能够主动后退，是伟大的。

此帖用意还是黑毛，借着捧朱黑毛。朱总司令的丰功伟绩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我们一直很清楚，楼主费尽心机 ...
是的，看了一点就看不下去了，两个人都不可或缺的，没有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红军，毛是党的元老，没有毛的整风，共产党的方向走偏，早就亡党了，建国后，重点从战争转向建设，军人靠边是很正常的，国内也没人贬低朱的功劳，作者变着法黑毛黑共而已

太长了，我对于朱老总的了解好像还远远不如林彪彭德怀粟裕刘伯承他们··········

无论尊毛贬朱还是尊朱贬毛，都非常可笑。

coolmaster 发表于 2015-3-19 15:35
朱老总是一面旗帜，但是若是论指挥打仗的水平，可能还不如他的一些部下
朱德的地位其实很高，军、政能力都很强，属于帅中之帅。只是朱德为人谦逊、低调，不事张扬，所以常被看作徒具虚名。其实想想就能明白，这些经过血雨腥风的人，哪个是仅凭借论资排辈能够成为开国元帅？！更何况是元帅之首。
楼主的文章过长，而且对毛评价不公。毛并非军人，也没有上过军校，却经过26年的艰苦拼争，最后指挥千军万马，取得胜利。不能不令人叹服。

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 本朝开国太尉、大司马、太师朱武胜公也算是打遍全场的老革命了

前些时间有朱德的连续剧，值得看看

吓死人的长文章.没看完。
粉朱是手段，目的还是黑毛。黑毛不拿WG、三年自然说事，偏说毛打仗不行，可谓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好长 收了慢慢看

我能说毛的这张标准照酷毙了啊

【周是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
　　在中共官方党史和一般民间的中共党史评价中，周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野心、不窥视最高权力的人，这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在旅欧期间，还在张申府在欧洲的时候，周就实质性地架空了张申府对法国派系的权力，张申府离开欧洲后，周更使自己成为了旅欧派系的头号领袖。在黄埔军校和广州期间，周很快就成为了中共实力派的头号首脑。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权力被邓演达掌握，周如果待在军队，不过就是邓演达的副手，因此，周跑到了上海，马上成为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头号首脑。南昌暴动时，他又成为了头号首脑。虽然有一段时间顾顺章在中共地位高于周，但周仍然强有力地做到了对顾顺章的特工系统进行控制。可见周并不是一个柔性人物，不光不柔性，而且从他残暴地杀掉顾顺章一家九口人、控制中共特工系统、一贯提倡并坚持抓军事来说，他完全是个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中共“六大”期间，由于他是中共旅欧共产主义派系的首脑，既没有因为暴动问题受处罚，但也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回国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本来低于周，但周成为了李立三的副手，很多研究者以此证明周没有野心，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在控制傀儡向忠发的问题上，周实在没有办法跟李立三竞争，向忠发本来就是李立三牢牢控制着的傀儡，这种特殊“权力”没有人可以取代，即使这样，周也是比中共其他人强大得多，获取了仅次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完美”？其实，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有在皇权观念中“野心”才是被认为不道德的，但即使按照皇权观念，在“皇帝”未出的时代，空着的皇位面前是人人机会平等的。
　　周到中央苏区后，冷酷的他非常强硬，所采用的手段也很高明。他对毛是挤一下再用一下，最后借助项英、任弼时势力的力量，彻底排挤掉了毛。对项英、任弼时，由于他们背后站着中央，周采取了联合、制约的方法对付。在几乎所有线上，周都坚定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在苏区和红军中迅速布置下了自己的庞大网络。周最铁腕的动作，是很快就建立起了忠诚于他的专门肃反机构和情报、特工系统，把对大多数人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周这时候显示出了并不亚于毛的独裁倾向，苏区几乎所有条线的工作都必须要经过他，几乎所有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他同意，只是他在比较强硬的项英、任弼时面前表面略软一些，但在似乎不很强硬的朱德跟前，他就很强硬了。在博古到中央苏区前，周是中央苏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博古来了后，周处于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地位。
　　周比之毛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和野心，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权斗的技术处理上，周更加老到、精细和毒辣。周致命的缺陷不是缺乏野心，也不是什么他性格阴柔，而是他缺乏毛的悟性和创造力。毛善于领悟和总结，他可以很机敏地从别人的成就中领悟并总结出某种原则，并进行创造性发挥，提出自己个性鲜明的主张。周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一缺陷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毛可以不患得患失，动辄提出这个主义、那个路线，大刀阔斧，不管是恨他还是爱他的人，只要同意他的主义、路线的，就成了他的人马、势力，周则只能兢兢业业，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然后将功劳归到自己名下，用堆积功劳的办法确立自己的权威。周把“第四次反‘围剿’的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种做法与毛不讲功劳讲主义、路线，境界要低多了。
　　周将第四次反围剿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与他晚年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完人形象，在思维和格调上是一致的，但却是非常成问题的，这不是窥视最高领袖地位所应该做的，与毛相比，确实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建国后个人崇拜到全国晕头的时候，毛都不敢轻易说这个仗、那个仗是自己打的，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军人，周则曾经有过军衔，身份模糊，但在职业军人眼睛里，他终究不是军人，而是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真正具体指挥过作战。何长工晚年回忆朱德说，第四次反围剿“自始至终是他指挥的，他是现场指挥员”，并说“李德是以后才来的，他洋鬼子，哪有总司令的经验丰富”。可见，何长工这样亲身经历的红军高级将领，始终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的真正指挥者是朱德。
【周奠定持续的红色恐怖】
　　周的长处是一个事务天才，短处也在于他是个事务主义者。作为一名事务主义者，他不会象政治天才毛那样选择极端态度，不会或者进一步进行大屠杀，或者反对进行大屠杀，也不会象政治强手项英那样，名义上肯定大屠杀，具体的措施则是阻止大屠杀，周选择的只是缓和大屠杀策略。
在还没有到达中央苏区时，周已经在1931年12月18日给博古写了封“关于闽西肃反所犯错误”的信，通报了自己要缓和大屠杀的想法。到了中央苏区经过初步调查之后，周于1932年1月7日在苏区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指出“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应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这种非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不分工农与异己阶级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且表现在不从阶级立场上来观察AB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而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去乱‘打AB团’，结果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对肃反工作表现不积极。非群众路线则表现在：肃反工作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与争取群众。相反的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送群众给反行命派来利用”，批评“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完全是正确的。但对AB团的认识与处置AB团的方法，便犯了许多上述的严重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中央局初成立时，又因为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的错误，致使许多AB团的分子得以乘机潜入党内，这更助长了反革命派的活动；后来中央局扩大会后，虽一般的是向着国际路线转变，且打击了对AB团的调和错误，以后又曾指出肃反须依照阶级路线，但对于肃反工作的根本错误，并未了解和执行及时纠正，以致上述错误反继续发展和扩大起来”。
　　但是，周又反对结束大屠杀，坚决支持继续进行屠杀，认为“如果认为目前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已不成问题可以置诸不问，这不仅不认识目前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不仅是从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又走入另一偏向，并且根本不了解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如没有澈底转变，是最足以助长反革命活动的机会的”，提出“要加紧反AB团，反社党，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要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党内与群众中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力发展”。也就是说，周要采用新的方式继续进行屠杀。
　　就具体来说，周对原来的大屠杀所反对的主要是四个问题：
　　一是肃反中心论，不希望把肃反弄成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周实际也就是不主张进行运动式的屠杀，而是主张进行经常化的屠杀；
　　二是肃反机构无序化，他指责“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处〔局〕，在一个时期内，竟形成了超党超政权的独裁机关。如各地肃反委员会，一般的都没有集体的领导，同时也很少受政权和党的监督和指导。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的指导，且他的本身又根本无委员会的集体组织；另一方面在有一个时期内，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肃反，自由捕人”，主张由专门的组织进行肃反也即屠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必须系统的建立起来，他的组织原则应是集权的，但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之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下级分局亦均设委员会管理各级委员会，必须有党委负责者之一参加。红军中亦须建立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工作”；
　　三是不分阶级，主张对工农分子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
　　四是方法简单化，他批评“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要求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除了刑罚和杀人外，还应该采用鼓励自首、进行教育、处分等手段。
　　周的这一套主张，实际上构成了中共后来开展运动和缓解运动的基本模式，影响十分深远，在当时既是将大屠杀缓解为了一般的屠杀，也是将屠杀转化为了一种持续的红色恐怖和经常性的工作，从此，屠杀就成为了中共的一个基本活动。从人类一般价值的角度说，屠杀从此就演变为了中共的一种惯例和常态，在这一前提下再使用“屠杀”一词的时候，就只是指了中共进行比较集中的屠杀活动了。也就是说，作为常态的屠杀因其正常化，已经不被人们所注意，或者说是已经为人们所习惯，只有当进行比较集中的屠杀时，“屠杀”才会成为一件被注意的活动。
　　在周这个“决议”里，他在大前提进行肯定的情况下，否定了毛、项英和“三人团”，作为仲裁者对每个孩子都进行了表扬，又打了他们屁股。至于毛的亲信、进行大屠杀直接的刽子手李韶九，周则予以了否定，以安慰人们的不满，在紧接着的1932年1月25日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过去错误的决议》，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后来，据说长征之后，留在苏区的陈毅为了给自己被吓死的妻子报仇，把同样留下来的李韶九枪毙掉了。
【毛比之周曾是小巫比大巫】
　　周远不止杀宁都兵变的人。周到了中央苏区后，杀人的胆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共任何人。1931年7月毛派陈毅负责，由彭德怀、林彪派部队消灭了富田事变中的红二十军后，只是将继任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关押了起来，但并没有杀掉，原军长刘铁超则经过审查后降为普通参谋使用，不久就提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很快又在1931年10月顶替了战死的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的职务，得到重新起用。也就是说，毛虽然是中共内部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头脑还是比较清醒，胆量有限，没有把屠刀落到红军高级将领头上，而且，即使杀红二十军七百多名排长以上军官时，毛也不是唯一主要的人，周派来的中央“三人团”也是主要的责任者。但周则不同，他是把屠刀朝向了红军高级将领。毛只敢关押而不敢杀的萧大鹏、曾炳春，在1932年5月，都被周杀掉了。毛最痛恨，但同样不敢杀的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也是在1932年被周杀掉的。唯一被朱德痛恨地认为毛是“黑手”的红军高级将领陈东日之死，实际上也不是死在毛手上，而是与萧大鹏、曾炳春一批死在了周的手上。
　　一些涉及中共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著作存在着严重的误导和偏差，从而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共在那一段的历史及其后续影响。在高华影响颇大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叙述了毛进行大屠杀的过程，但在周的问题上，则只是介绍了他到中央苏区后，“随着周等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这样的叙述很容易形成误导，使读者以为苏区的肃反始终是由毛进行的，而周则是进行了纠偏。在世界上更具有重大影响的张戎的书中，张戎承认周“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但具体的叙述则还是很容易给人以毛控制了整个屠杀过程，而且，对毛、周的为个人权力屠杀与为共产党统治屠杀的区分也并不具有充分理由，他们实际上都是有着为个人权力和为共产党统治而进行屠杀的两面性的。
　　就中共进行社会性大屠杀来说，最早始于1927年初前后的农民运动，在这问题上毛不是发明者和决定者，但是最极力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但这一轮的社会性大屠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一方面国共两党都有纷纭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也彼此纠缠在了一起，而且在名义上主要还是使用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之类名义。纯粹中共由自己发动并实行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屠杀，是在朱德举行湘南暴动之后，责任人是中共地方党，而在这一轮大屠杀中，毛是明确的反对者。在进行社会性大屠杀的惯例之下，中共第一轮内部大屠杀是1930年由毛在中央苏区发动的，毛是主要的责任人。经过项英1931年1月到中央苏区进行短暂的阻止后，随着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到中央苏区，1931年4月开始了第二轮内部大屠杀，但由于正好处于第二、三次反围剿之间，这一轮屠杀的规模相比较后来并不算大，毛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但“三人团”改变项英的决策则责任更大，周作为中共中央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成为了主要责任人之一。第三轮大屠杀是在周1931年7月将邓发调到红军总部任职之后，正好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共内部的大屠杀规模立即上了一个台阶，典型事件是李明瑞被杀，在屠杀的规格上发生了性质变化，恐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毛，这时候周虽然没有到苏区，但他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特别是任弼时，仍然是主要责任人，毛这时候也还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但在主要责任人中则已经处于次要地位。第四轮大屠杀是在周到中央苏区之后，他一方面调整了进行屠杀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强化了进行屠杀的专门机构，把由他奠定并形成的中共特务政治形态作了巩固和完善，随后，1932年5月亲自主持了一轮集中大屠杀，突出的事件是杀了被关押着的李文林、萧大鹏、曾炳春、陈东日等，紧接着8月就导演了一出“季黄反革命案”，之后无论是社会性大屠杀还是中共内部大屠杀，彻底演变为了热情的和日常的专门工作，并在1934年8-10月的“长征”前夕形成一个集中的高峰，在这一轮持久进行的、规模和规格远超过以前的大屠杀中，毛是被动卷入进去的，但他又是反对者和抵抗者，主要责任人首先是周，其次是博古，洛甫曾经也是主要责任人，但后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异议，最重要的大屠杀执行者则是周的嫡系干将邓发和李克农。
　　可见，把红军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共大屠杀简单归到毛一个人身上是不合理的。严格说来，在不考虑始作俑因素前提下，只考虑大屠杀的时间长度和规模、规格，第一责任人就是周，其次是博古。认识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不然就不能理解遵义会议问题和直至建国后中共的一系列问题。
　　人类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分成来自系统外的大屠杀和自身系统内的大屠杀。来自系统外的大屠杀多数是战争的附属品，比如古代部落、民族战争后，胜利一方对失败一方进行屠杀，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所进行的大屠杀，其目标是屠杀到被战败方彻底驯服或通过消灭人口获得足以进行放牧的旷地；另一类虽然与战争有关，但主要是种族性的殖民，比如欧洲人在美洲长达数百年的对印地安人进行的屠杀，主要是在“和平”状态下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缓慢进行的，这在古代史中的民族扩张中更是常见现象。自身系统内的大屠杀与战争没有必然联系，一种情况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发展目标进行的大屠杀，比如几乎所有的暴力革命导致的大屠杀都是如此；一种情况是由权力冲突、集团冲突等原因直接导致的。任何一个大屠杀事件在类型上都可能是混合的，比如，希特勒在自己国家或统治区域屠杀犹太人，既是出于一种社会发展目标，也是将犹太人看作了一个种族性集团而进行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屠杀，一切系统内的大屠杀都必然是有迫害相配套的。屠杀与迫害之间的相衬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以迫害为主要目标，屠杀则是迫害烈度的上升，当这种上升达到一定规模就成了大屠杀，共产党所有的阶级斗争运动导致的大屠杀都属于这种类型；一种是以屠杀为主要目标，迫害则是屠杀烈度的降低，比如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本是为了屠杀，但不得不采取比较低的烈度时就是迫害。毛1930年的内部大屠杀是由迫害而屠杀的类型，他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党内和红军各个派系，向他投降了也就仅限于迫害，不投降则由迫害上升为屠杀。周的大屠杀也具有这样类型的成分，但主要是由屠杀而迫害的类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对尚不能予以消灭的或不属于必须要消灭范围的人则进行迫害。
　　顾顺章的叛变显然让周失去了理智，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态，这一点。突出显示在他将顾顺章家中包括幼小的孩子在内无辜的九口人杀掉这一行为上。周的这种变态心理又“冷酷”地带到了中央苏区，突出表现在对所谓的“地主”阶级进行的镇压上，中共过去只是零碎地进行“斩草除根”，即偶然地把“地主”的孩子也杀掉，但周到中央苏区后，则成为了流行的规则和口号，开始普遍地杀戮“地主”的孩子。所以，具有一定人道主义思想的龚楚见这情况，才哀叹：“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周这种“斩草除根”精神甚至改变了红军一贯的军事原则，迫使红军开始大规模屠杀俘虏。在朱德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对红军进行训导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指示中，他说：“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枝，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所谓的“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实际不过就是屠杀而已。这样的反“游击习气”语言跟朱德以往的口气完全不同，而且，处置俘虏问题本就属于周分管的事务。朱德这段话透露出了周在东陂战役之后改变了红军发钱释放俘虏的“照例”，对俘虏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按照黄陂战役的死伤、俘虏、参加红军比例，东陂战役红军俘虏国军的总人数不下于万人，因此，周屠杀的俘虏应该在六、七千人之多。有了周这样的行为，在第五次围剿中，国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情况，竟然没有什么人愿意做俘虏了，都采取了宁愿战死不愿投降的坚决态度。
　　周的这种心态使他在迫害别人时，已经根本不顾对象身份和背景。龚楚因为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在朱德的支持下顶撞了对周忠心耿耿的彭德怀，随后在博古、洛甫不在的情况下，周开会决定撤了他的红七军军长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实际就是软禁了起来。龚楚是井冈山幸存下来的最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相对于周来说属于朱、毛最重要的嫡系，政治上同情毛的“富农路线”，军事上是朱德最亲信的人并对朱德特别忠诚，也曾是李明瑞红七、八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周竟然能这样轻易处分？龚楚以如此资历和地位也只能忍受周的所有指责和处分，不敢辩白，因为，在周肆意迫害、屠杀的氛围下，“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至牺牲生命的危险”。当时周对龚楚的迫害，甚至连李德都对龚楚表示了同情，特地请龚楚吃了顿饭安慰。其他如毛、朱德、项英等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龚楚的同情和声援，连博古、洛甫都觉得对龚楚的处理很不应该。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是平江暴动时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也即是彭德怀的嫡系干将，1932年因为军事上的过错，被朱德撤职。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周竟然上纲上线，把他与龚楚一起，自己亲自主持斗争会，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他们“坦白反省”。龚楚说：“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指周）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在龚楚被处分后，朱德把他叫到自己住处，因为龚楚的妻子在白区，朱德建议他：“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治部已经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朱德本身就是这样伪装自己的，而龚楚是很亲信的人，因此朱德便这样给他建议。但由此可见当时周在中央苏区所造就的恐怖程度之严重。在“长征”前，刘伯承声称脑贫血，干脆不要了红军总参谋长的傀儡职务，朱德借机提名让龚楚担任了这个职务，结果获得了所有同情龚楚的领导人的支持。由此可见，朱德对周迫害自己亲信是很放心上的。
　　陈东日在朱毛下井冈山的过程中，因伤留在了李文林的东固，后来曾担任过由李文林部为主组建的红二十军政委，他既是朱德最亲信的嫡系，也与李文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富田事变时被刘敌等误扣押，但很快就被释放，1931年7月在主持组建红军军官学校湘赣第四分校时被作为AB团分子逮捕，1932年与萧大鹏、曾炳春一批被周杀掉，也就是说，陈东日是因毛的阳谋而被抓，但毛并没有敢杀他，而周则杀掉了他。陈东日是个能力很全面的人才，萧克晚年评价“陈东日军政素质好,老成持重,水平高,办法高”,“本是可以成为一个帅才的”，陈东日1930年后多数时间是在从事红军学校的创建、教育和管理，并参与地方党的领导，帮助训练和组建红军新队伍，从朱德为他的死而痛恨毛来看，朱德自然更也会因此痛恨周。1945年毛登上神坛的时候，朱德是中共另一个神，毛为了撇清陈东日之死与自己的干系，在中共“七大”时即主动提议为他平了反。
　　由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一个叫何笃才的人，因此，这个人的事情就为很多中共党史研究者所引用，被认为是毛整朱德嫡系人物的典型例子，但这是很有欠缺的，黄克诚自己并没有相应的说法。古田会议后，毛虽然对朱德的亲信比较排挤，但采用的主要手段是在朱毛红军中逐步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重要职位上，用“无情的斗争”手段进行打击则并没有确实、明显的事例，客观上，当时毛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与朱德进行尖锐冲突。何笃才被黄克诚认为是一位“具有相当高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彼此“在一起无所不谈”，他在湘南暴动时就跟随了朱德，在朱、毛冲突中坚决支持朱德，同时又认为“毛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论政治主张，毛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黄克诚回忆：“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德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从黄克诚这一回忆可以看出，古田会议后毛并没有整何笃才，何笃才挨整是在毛杀AB团后的事情，应该是他对杀AB团问题不满才被降职到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手下当了个宣传科长，而且毕竟还是到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手下，毛是手下留了情。何笃才被作为AB团杀掉，是1931年7月邓发来了之后的事情，因此，虽然与毛有关系，但更是周嫡系邓发的罪恶。朱德如果因此而痛恨，也是不会把矛头全对着毛的，周很难逃脱干系。
　　周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用李德取代朱德，以及社会破坏、屠杀、迫害等因素集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周失去了朱德，相应的结果，则是把朱德重新推到了毛一边。在中共以“政府”名义发布行政命令时，毛是只签字没多少权力的傀儡，在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军事命令时，朱德也是只签字没多少权力的傀儡，“朱毛”成为了一个傀儡体，朱德和毛从未有过地在内心精神层面化为了一个整体。当朱、毛成为了一体，博古、周等的中央失势的命运也就注定了，现在只不过就是时间和机会问题了。朱德虽然始终对毛不满，但两相比较，不仅军事策略上彼此更能沟通，而且，朱德不满毛的专制、极左、残忍等问题，毛比之周已经是小巫比大巫，朱自然将是选择毛，而不是周。
【周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在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书里，她说周到中央苏区后，毛用1932年2月16-21日上海《申报》等报纸上的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威胁周，这并没有什么根据。这个显然的假“启事”对周并不能构成威胁，当时不是后来的“文革”，可以在中共高层领袖中利用这种东西胡来，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印证毛利用这个“启事”对付周。最重要的是，毛当时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这样做，要知道，如果任何人——更别谈当时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毛——利用这种东西攻击周，那就是完全在自讨苦吃，掌握中共特工系统的周如果愿意，可以对任何人弄出十个这样的“启事”出来。周的软肋根本不在这个“启事”上，而是在顾顺章身上。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打击之大和改变中共历史，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时就在中共引起了一连串的地震效应，而且也被毛所格外重视。还在周到达中央苏区前，毛就于1931年12月1日签发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毛在这个中共历史上唯一的针对某一个人的中央级“通缉令”里宣布：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与其说是“通缉令”，不如说是“格杀勿论令”。但即使这样，以毛当时的地位和势力，也不会利用顾顺章叛变事件去对付周。喜欢使用“路线斗争”大格局进行权争的毛，这时候还没有到搞白区两条路线斗争的阶段，而且他还没有相应的发言权。
　　但顾顺章叛变事件确实是周政治道路上的一次滑铁卢。这次事件很快导致周丢掉了在中共核心层的领袖地位。王明离开中国时，商量和指定博古等人为新的中共中央班子，找的是周，但王明却不把周放进临时中央，当时在上海一个偏僻的小饭馆里，坐在王明、博古面前的周，内心甜酸苦辣俱集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顺章叛变事件不仅是一个顾顺章叛变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个特工天才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工机构，也许也是出于对周残杀他一家九口人的报复，顾顺章对中共的地下组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连续打击，中共新起用的任何特工负责人都不是顾顺章的对手。国民党特务首脑之一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承认：“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后的结果。”这是国民党特工系统之前、之后从来没有过的成绩，反过来也就是中共之前、之后从来没有过的噩梦。中共的这一噩梦要一直到1935年国民党特工系统内部争斗杀了顾顺章才结束。
　　顾顺章活着一天，周的政治命运就被动一天。对周真正可以追究责任的，不是毛等人，而是莫斯科。只有莫斯科谅解了周，周才有可能从顾顺章的阴影中走出来。李德的特工身份和背景自然对此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而且也正是掌握周命运的与莫斯科进行交道的一条关键路线，因此，李德要彻底控制周非常容易，而周也需要通过李德重新获取莫斯科信任。但是，周也因此犯下了新的错误。
　　本来，周实质上已经与朱德结成联盟，与朱德的联盟实际就是获得了枪杆子的支持，取代毛建立了实力体系。这时，周对上因为顾顺章而压抑着，但对下通过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则已经基本打好基础，李德的来到是给周出了一道选择题：是向上选择李德，还是向下选择朱德？这个题目决定了周从此以后的政治生命，他能不能成为中共将来的独裁者就在他这时候的一念之间了。如果周向上选择李德，则他自然就必须不顾一切地排挤朱德乃至剥夺自己亲信刘伯承的权力；如果周向下选择朱德，则他就必须依靠与朱德的联盟对抗李德、博古，马上就进行一场尖锐的权争。在中共受制于莫斯科的情况下，进行权争的直接结果并不会好，周将会失败，红军也仍然将在战场上输掉第五次反围剿。朱德几年来不参与政治权争的态度蒙骗了几乎所有人，显然也不能给予周以信心。在这样可见的结果情况下，周选择了向上道路，用李德取代了朱德。
　　这是周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不知道，不管莫斯科怎样，功利主义的莫斯科最终将是会选择在中共真正掌握了军队的政治领导人。当周选择李德，也就失去了朱德，从而就失去了军队。失去了朱德的周，再也不可能成为中共最高领袖，莫斯科最终是不会选择不获得军队支持的周的。
　　毛则完全不同，李德不来他没有机会，李德来了反而机会也来了。毛本来已经失去军事方面的发言权，但他并不管这个，毛一改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沉默，利用了一切可以发言的机会，开始积极反对李德的军事策略。这样，竟然就形成了李德与毛的观点对抗。在李德自己的回忆录里，大量充斥了与毛的意见异同讨论及其争执的内容。本来孤独、失去权力的毛成为了观点上的鲜明一派，而红军非常显然的失败命运将最终证明毛的正确，这正是毛东山再起并获得独裁权力的契机。谁得到朱德，谁就得到中共，朱德不可能在决定红军和中共命运的最后关头不发言。周恩来丢掉了朱德，毛自然就要重新恢复“朱毛”品牌了。
【遵义会议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张、王、毛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就开始活动了，即所谓“担架上的阴谋”。毛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本来已经是毛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的同盟，毛与王又争取到了当时中共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张闻天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同盟，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他们所针对的就是博古、李德、周的三人团。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仅仅得到张、王的支持是无法达到目的。他们二人虽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实际权力较小，他们和博古都属“海外派”，算上本身就是海外人士的李德，这四个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队里都没什么实力。中共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周、朱二人手上。周在中央经营多年，党内根基最深，朱是红军最重要的创立者，在军队中具有最高的威望和实力。毛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这两人。因为毛与周、朱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在军事立场上已倾向毛，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担架上的阴谋”，周、博等人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张、王的合作，毛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周、博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周之所以会犯轻视毛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拿走了自己的指挥权，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朱德是听话的，不需要担心军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周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周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周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因为周在党内的势力无疑是最大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与周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來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指周）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并不需要周“的同意”。朱跟周谈了一夜话，据说周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向周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实际就是逼迫周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     虽然周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但周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也是要救周，他对毛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也不满，但周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后，或者说不管周是真服假服，朱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邀请”来的，当时毛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向周摊牌时，周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朱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毛的“邀请”，实际上，毛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他们中只有周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朱德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甲、敌情无新得。
　　乙、我各军团除二师以外，明日仍在原集中地区执行原任务不变。
　　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通遵义电话线与其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
　　丁、军委纵队[1]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一月七日袭占遵义城后，朱德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第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的电报。)
　　注 释
　　[1]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由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周是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
　　在中共官方党史和一般民间的中共党史评价中，周普遍被认为是个缺乏野心、不窥视最高权力的人，这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在旅欧期间，还在张申府在欧洲的时候，周就实质性地架空了张申府对法国派系的权力，张申府离开欧洲后，周更使自己成为了旅欧派系的头号领袖。在黄埔军校和广州期间，周很快就成为了中共实力派的头号首脑。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权力被邓演达掌握，周如果待在军队，不过就是邓演达的副手，因此，周跑到了上海，马上成为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头号首脑。南昌暴动时，他又成为了头号首脑。虽然有一段时间顾顺章在中共地位高于周，但周仍然强有力地做到了对顾顺章的特工系统进行控制。可见周并不是一个柔性人物，不光不柔性，而且从他残暴地杀掉顾顺章一家九口人、控制中共特工系统、一贯提倡并坚持抓军事来说，他完全是个非常阳刚、铁腕的人物。中共“六大”期间，由于他是中共旅欧共产主义派系的首脑，既没有因为暴动问题受处罚，但也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回国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本来低于周，但周成为了李立三的副手，很多研究者以此证明周没有野心，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在控制傀儡向忠发的问题上，周实在没有办法跟李立三竞争，向忠发本来就是李立三牢牢控制着的傀儡，这种特殊“权力”没有人可以取代，即使这样，周也是比中共其他人强大得多，获取了仅次于李立三的实际权力。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完美”？其实，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有在皇权观念中“野心”才是被认为不道德的，但即使按照皇权观念，在“皇帝”未出的时代，空着的皇位面前是人人机会平等的。
　　周到中央苏区后，冷酷的他非常强硬，所采用的手段也很高明。他对毛是挤一下再用一下，最后借助项英、任弼时势力的力量，彻底排挤掉了毛。对项英、任弼时，由于他们背后站着中央，周采取了联合、制约的方法对付。在几乎所有线上，周都坚定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在苏区和红军中迅速布置下了自己的庞大网络。周最铁腕的动作，是很快就建立起了忠诚于他的专门肃反机构和情报、特工系统，把对大多数人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周这时候显示出了并不亚于毛的独裁倾向，苏区几乎所有条线的工作都必须要经过他，几乎所有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他同意，只是他在比较强硬的项英、任弼时面前表面略软一些，但在似乎不很强硬的朱德跟前，他就很强硬了。在博古到中央苏区前，周是中央苏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博古来了后，周处于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地位。
　　周比之毛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和野心，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权斗的技术处理上，周更加老到、精细和毒辣。周致命的缺陷不是缺乏野心，也不是什么他性格阴柔，而是他缺乏毛的悟性和创造力。毛善于领悟和总结，他可以很机敏地从别人的成就中领悟并总结出某种原则，并进行创造性发挥，提出自己个性鲜明的主张。周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一缺陷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毛可以不患得患失，动辄提出这个主义、那个路线，大刀阔斧，不管是恨他还是爱他的人，只要同意他的主义、路线的，就成了他的人马、势力，周则只能兢兢业业，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然后将功劳归到自己名下，用堆积功劳的办法确立自己的权威。周把“第四次反‘围剿’的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种做法与毛不讲功劳讲主义、路线，境界要低多了。
　　周将第四次反围剿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与他晚年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完人形象，在思维和格调上是一致的，但却是非常成问题的，这不是窥视最高领袖地位所应该做的，与毛相比，确实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建国后个人崇拜到全国晕头的时候，毛都不敢轻易说这个仗、那个仗是自己打的，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军人，周则曾经有过军衔，身份模糊，但在职业军人眼睛里，他终究不是军人，而是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真正具体指挥过作战。何长工晚年回忆朱德说，第四次反围剿“自始至终是他指挥的，他是现场指挥员”，并说“李德是以后才来的，他洋鬼子，哪有总司令的经验丰富”。可见，何长工这样亲身经历的红军高级将领，始终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的真正指挥者是朱德。
【周奠定持续的红色恐怖】
　　周的长处是一个事务天才，短处也在于他是个事务主义者。作为一名事务主义者，他不会象政治天才毛那样选择极端态度，不会或者进一步进行大屠杀，或者反对进行大屠杀，也不会象政治强手项英那样，名义上肯定大屠杀，具体的措施则是阻止大屠杀，周选择的只是缓和大屠杀策略。
在还没有到达中央苏区时，周已经在1931年12月18日给博古写了封“关于闽西肃反所犯错误”的信，通报了自己要缓和大屠杀的想法。到了中央苏区经过初步调查之后，周于1932年1月7日在苏区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指出“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应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这种非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不分工农与异己阶级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且表现在不从阶级立场上来观察AB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而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去乱‘打AB团’，结果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对肃反工作表现不积极。非群众路线则表现在：肃反工作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与争取群众。相反的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送群众给反行命派来利用”，批评“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完全是正确的。但对AB团的认识与处置AB团的方法，便犯了许多上述的严重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中央局初成立时，又因为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的错误，致使许多AB团的分子得以乘机潜入党内，这更助长了反革命派的活动；后来中央局扩大会后，虽一般的是向着国际路线转变，且打击了对AB团的调和错误，以后又曾指出肃反须依照阶级路线，但对于肃反工作的根本错误，并未了解和执行及时纠正，以致上述错误反继续发展和扩大起来”。
　　但是，周又反对结束大屠杀，坚决支持继续进行屠杀，认为“如果认为目前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已不成问题可以置诸不问，这不仅不认识目前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不仅是从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又走入另一偏向，并且根本不了解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如没有澈底转变，是最足以助长反革命活动的机会的”，提出“要加紧反AB团，反社党，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要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党内与群众中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力发展”。也就是说，周要采用新的方式继续进行屠杀。
　　就具体来说，周对原来的大屠杀所反对的主要是四个问题：
　　一是肃反中心论，不希望把肃反弄成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周实际也就是不主张进行运动式的屠杀，而是主张进行经常化的屠杀；
　　二是肃反机构无序化，他指责“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处〔局〕，在一个时期内，竟形成了超党超政权的独裁机关。如各地肃反委员会，一般的都没有集体的领导，同时也很少受政权和党的监督和指导。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的指导，且他的本身又根本无委员会的集体组织；另一方面在有一个时期内，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肃反，自由捕人”，主张由专门的组织进行肃反也即屠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必须系统的建立起来，他的组织原则应是集权的，但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之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下级分局亦均设委员会管理各级委员会，必须有党委负责者之一参加。红军中亦须建立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工作”；
　　三是不分阶级，主张对工农分子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
　　四是方法简单化，他批评“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要求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除了刑罚和杀人外，还应该采用鼓励自首、进行教育、处分等手段。
　　周的这一套主张，实际上构成了中共后来开展运动和缓解运动的基本模式，影响十分深远，在当时既是将大屠杀缓解为了一般的屠杀，也是将屠杀转化为了一种持续的红色恐怖和经常性的工作，从此，屠杀就成为了中共的一个基本活动。从人类一般价值的角度说，屠杀从此就演变为了中共的一种惯例和常态，在这一前提下再使用“屠杀”一词的时候，就只是指了中共进行比较集中的屠杀活动了。也就是说，作为常态的屠杀因其正常化，已经不被人们所注意，或者说是已经为人们所习惯，只有当进行比较集中的屠杀时，“屠杀”才会成为一件被注意的活动。
　　在周这个“决议”里，他在大前提进行肯定的情况下，否定了毛、项英和“三人团”，作为仲裁者对每个孩子都进行了表扬，又打了他们屁股。至于毛的亲信、进行大屠杀直接的刽子手李韶九，周则予以了否定，以安慰人们的不满，在紧接着的1932年1月25日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过去错误的决议》，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后来，据说长征之后，留在苏区的陈毅为了给自己被吓死的妻子报仇，把同样留下来的李韶九枪毙掉了。
【毛比之周曾是小巫比大巫】
　　周远不止杀宁都兵变的人。周到了中央苏区后，杀人的胆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共任何人。1931年7月毛派陈毅负责，由彭德怀、林彪派部队消灭了富田事变中的红二十军后，只是将继任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关押了起来，但并没有杀掉，原军长刘铁超则经过审查后降为普通参谋使用，不久就提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很快又在1931年10月顶替了战死的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的职务，得到重新起用。也就是说，毛虽然是中共内部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头脑还是比较清醒，胆量有限，没有把屠刀落到红军高级将领头上，而且，即使杀红二十军七百多名排长以上军官时，毛也不是唯一主要的人，周派来的中央“三人团”也是主要的责任者。但周则不同，他是把屠刀朝向了红军高级将领。毛只敢关押而不敢杀的萧大鹏、曾炳春，在1932年5月，都被周杀掉了。毛最痛恨，但同样不敢杀的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也是在1932年被周杀掉的。唯一被朱德痛恨地认为毛是“黑手”的红军高级将领陈东日之死，实际上也不是死在毛手上，而是与萧大鹏、曾炳春一批死在了周的手上。
　　一些涉及中共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著作存在着严重的误导和偏差，从而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共在那一段的历史及其后续影响。在高华影响颇大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叙述了毛进行大屠杀的过程，但在周的问题上，则只是介绍了他到中央苏区后，“随着周等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这样的叙述很容易形成误导，使读者以为苏区的肃反始终是由毛进行的，而周则是进行了纠偏。在世界上更具有重大影响的张戎的书中，张戎承认周“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但具体的叙述则还是很容易给人以毛控制了整个屠杀过程，而且，对毛、周的为个人权力屠杀与为共产党统治屠杀的区分也并不具有充分理由，他们实际上都是有着为个人权力和为共产党统治而进行屠杀的两面性的。
　　就中共进行社会性大屠杀来说，最早始于1927年初前后的农民运动，在这问题上毛不是发明者和决定者，但是最极力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但这一轮的社会性大屠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一方面国共两党都有纷纭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也彼此纠缠在了一起，而且在名义上主要还是使用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之类名义。纯粹中共由自己发动并实行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屠杀，是在朱德举行湘南暴动之后，责任人是中共地方党，而在这一轮大屠杀中，毛是明确的反对者。在进行社会性大屠杀的惯例之下，中共第一轮内部大屠杀是1930年由毛在中央苏区发动的，毛是主要的责任人。经过项英1931年1月到中央苏区进行短暂的阻止后，随着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到中央苏区，1931年4月开始了第二轮内部大屠杀，但由于正好处于第二、三次反围剿之间，这一轮屠杀的规模相比较后来并不算大，毛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但“三人团”改变项英的决策则责任更大，周作为中共中央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成为了主要责任人之一。第三轮大屠杀是在周1931年7月将邓发调到红军总部任职之后，正好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共内部的大屠杀规模立即上了一个台阶，典型事件是李明瑞被杀，在屠杀的规格上发生了性质变化，恐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毛，这时候周虽然没有到苏区，但他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特别是任弼时，仍然是主要责任人，毛这时候也还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但在主要责任人中则已经处于次要地位。第四轮大屠杀是在周到中央苏区之后，他一方面调整了进行屠杀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强化了进行屠杀的专门机构，把由他奠定并形成的中共特务政治形态作了巩固和完善，随后，1932年5月亲自主持了一轮集中大屠杀，突出的事件是杀了被关押着的李文林、萧大鹏、曾炳春、陈东日等，紧接着8月就导演了一出“季黄反革命案”，之后无论是社会性大屠杀还是中共内部大屠杀，彻底演变为了热情的和日常的专门工作，并在1934年8-10月的“长征”前夕形成一个集中的高峰，在这一轮持久进行的、规模和规格远超过以前的大屠杀中，毛是被动卷入进去的，但他又是反对者和抵抗者，主要责任人首先是周，其次是博古，洛甫曾经也是主要责任人，但后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异议，最重要的大屠杀执行者则是周的嫡系干将邓发和李克农。
　　可见，把红军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共大屠杀简单归到毛一个人身上是不合理的。严格说来，在不考虑始作俑因素前提下，只考虑大屠杀的时间长度和规模、规格，第一责任人就是周，其次是博古。认识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不然就不能理解遵义会议问题和直至建国后中共的一系列问题。
　　人类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分成来自系统外的大屠杀和自身系统内的大屠杀。来自系统外的大屠杀多数是战争的附属品，比如古代部落、民族战争后，胜利一方对失败一方进行屠杀，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所进行的大屠杀，其目标是屠杀到被战败方彻底驯服或通过消灭人口获得足以进行放牧的旷地；另一类虽然与战争有关，但主要是种族性的殖民，比如欧洲人在美洲长达数百年的对印地安人进行的屠杀，主要是在“和平”状态下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缓慢进行的，这在古代史中的民族扩张中更是常见现象。自身系统内的大屠杀与战争没有必然联系，一种情况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发展目标进行的大屠杀，比如几乎所有的暴力革命导致的大屠杀都是如此；一种情况是由权力冲突、集团冲突等原因直接导致的。任何一个大屠杀事件在类型上都可能是混合的，比如，希特勒在自己国家或统治区域屠杀犹太人，既是出于一种社会发展目标，也是将犹太人看作了一个种族性集团而进行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屠杀，一切系统内的大屠杀都必然是有迫害相配套的。屠杀与迫害之间的相衬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以迫害为主要目标，屠杀则是迫害烈度的上升，当这种上升达到一定规模就成了大屠杀，共产党所有的阶级斗争运动导致的大屠杀都属于这种类型；一种是以屠杀为主要目标，迫害则是屠杀烈度的降低，比如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本是为了屠杀，但不得不采取比较低的烈度时就是迫害。毛1930年的内部大屠杀是由迫害而屠杀的类型，他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党内和红军各个派系，向他投降了也就仅限于迫害，不投降则由迫害上升为屠杀。周的大屠杀也具有这样类型的成分，但主要是由屠杀而迫害的类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对尚不能予以消灭的或不属于必须要消灭范围的人则进行迫害。
　　顾顺章的叛变显然让周失去了理智，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态，这一点。突出显示在他将顾顺章家中包括幼小的孩子在内无辜的九口人杀掉这一行为上。周的这种变态心理又“冷酷”地带到了中央苏区，突出表现在对所谓的“地主”阶级进行的镇压上，中共过去只是零碎地进行“斩草除根”，即偶然地把“地主”的孩子也杀掉，但周到中央苏区后，则成为了流行的规则和口号，开始普遍地杀戮“地主”的孩子。所以，具有一定人道主义思想的龚楚见这情况，才哀叹：“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周这种“斩草除根”精神甚至改变了红军一贯的军事原则，迫使红军开始大规模屠杀俘虏。在朱德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对红军进行训导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指示中，他说：“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枝，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所谓的“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实际不过就是屠杀而已。这样的反“游击习气”语言跟朱德以往的口气完全不同，而且，处置俘虏问题本就属于周分管的事务。朱德这段话透露出了周在东陂战役之后改变了红军发钱释放俘虏的“照例”，对俘虏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按照黄陂战役的死伤、俘虏、参加红军比例，东陂战役红军俘虏国军的总人数不下于万人，因此，周屠杀的俘虏应该在六、七千人之多。有了周这样的行为，在第五次围剿中，国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情况，竟然没有什么人愿意做俘虏了，都采取了宁愿战死不愿投降的坚决态度。
　　周的这种心态使他在迫害别人时，已经根本不顾对象身份和背景。龚楚因为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在朱德的支持下顶撞了对周忠心耿耿的彭德怀，随后在博古、洛甫不在的情况下，周开会决定撤了他的红七军军长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实际就是软禁了起来。龚楚是井冈山幸存下来的最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相对于周来说属于朱、毛最重要的嫡系，政治上同情毛的“富农路线”，军事上是朱德最亲信的人并对朱德特别忠诚，也曾是李明瑞红七、八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周竟然能这样轻易处分？龚楚以如此资历和地位也只能忍受周的所有指责和处分，不敢辩白，因为，在周肆意迫害、屠杀的氛围下，“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至牺牲生命的危险”。当时周对龚楚的迫害，甚至连李德都对龚楚表示了同情，特地请龚楚吃了顿饭安慰。其他如毛、朱德、项英等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龚楚的同情和声援，连博古、洛甫都觉得对龚楚的处理很不应该。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是平江暴动时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也即是彭德怀的嫡系干将，1932年因为军事上的过错，被朱德撤职。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周竟然上纲上线，把他与龚楚一起，自己亲自主持斗争会，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他们“坦白反省”。龚楚说：“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指周）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在龚楚被处分后，朱德把他叫到自己住处，因为龚楚的妻子在白区，朱德建议他：“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治部已经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朱德本身就是这样伪装自己的，而龚楚是很亲信的人，因此朱德便这样给他建议。但由此可见当时周在中央苏区所造就的恐怖程度之严重。在“长征”前，刘伯承声称脑贫血，干脆不要了红军总参谋长的傀儡职务，朱德借机提名让龚楚担任了这个职务，结果获得了所有同情龚楚的领导人的支持。由此可见，朱德对周迫害自己亲信是很放心上的。
　　陈东日在朱毛下井冈山的过程中，因伤留在了李文林的东固，后来曾担任过由李文林部为主组建的红二十军政委，他既是朱德最亲信的嫡系，也与李文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富田事变时被刘敌等误扣押，但很快就被释放，1931年7月在主持组建红军军官学校湘赣第四分校时被作为AB团分子逮捕，1932年与萧大鹏、曾炳春一批被周杀掉，也就是说，陈东日是因毛的阳谋而被抓，但毛并没有敢杀他，而周则杀掉了他。陈东日是个能力很全面的人才，萧克晚年评价“陈东日军政素质好,老成持重,水平高,办法高”,“本是可以成为一个帅才的”，陈东日1930年后多数时间是在从事红军学校的创建、教育和管理，并参与地方党的领导，帮助训练和组建红军新队伍，从朱德为他的死而痛恨毛来看，朱德自然更也会因此痛恨周。1945年毛登上神坛的时候，朱德是中共另一个神，毛为了撇清陈东日之死与自己的干系，在中共“七大”时即主动提议为他平了反。
　　由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一个叫何笃才的人，因此，这个人的事情就为很多中共党史研究者所引用，被认为是毛整朱德嫡系人物的典型例子，但这是很有欠缺的，黄克诚自己并没有相应的说法。古田会议后，毛虽然对朱德的亲信比较排挤，但采用的主要手段是在朱毛红军中逐步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重要职位上，用“无情的斗争”手段进行打击则并没有确实、明显的事例，客观上，当时毛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与朱德进行尖锐冲突。何笃才被黄克诚认为是一位“具有相当高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彼此“在一起无所不谈”，他在湘南暴动时就跟随了朱德，在朱、毛冲突中坚决支持朱德，同时又认为“毛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论政治主张，毛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黄克诚回忆：“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德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从黄克诚这一回忆可以看出，古田会议后毛并没有整何笃才，何笃才挨整是在毛杀AB团后的事情，应该是他对杀AB团问题不满才被降职到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手下当了个宣传科长，而且毕竟还是到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手下，毛是手下留了情。何笃才被作为AB团杀掉，是1931年7月邓发来了之后的事情，因此，虽然与毛有关系，但更是周嫡系邓发的罪恶。朱德如果因此而痛恨，也是不会把矛头全对着毛的，周很难逃脱干系。
　　周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用李德取代朱德，以及社会破坏、屠杀、迫害等因素集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周失去了朱德，相应的结果，则是把朱德重新推到了毛一边。在中共以“政府”名义发布行政命令时，毛是只签字没多少权力的傀儡，在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军事命令时，朱德也是只签字没多少权力的傀儡，“朱毛”成为了一个傀儡体，朱德和毛从未有过地在内心精神层面化为了一个整体。当朱、毛成为了一体，博古、周等的中央失势的命运也就注定了，现在只不过就是时间和机会问题了。朱德虽然始终对毛不满，但两相比较，不仅军事策略上彼此更能沟通，而且，朱德不满毛的专制、极左、残忍等问题，毛比之周已经是小巫比大巫，朱自然将是选择毛，而不是周。
【周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在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书里，她说周到中央苏区后，毛用1932年2月16-21日上海《申报》等报纸上的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威胁周，这并没有什么根据。这个显然的假“启事”对周并不能构成威胁，当时不是后来的“文革”，可以在中共高层领袖中利用这种东西胡来，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印证毛利用这个“启事”对付周。最重要的是，毛当时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这样做，要知道，如果任何人——更别谈当时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毛——利用这种东西攻击周，那就是完全在自讨苦吃，掌握中共特工系统的周如果愿意，可以对任何人弄出十个这样的“启事”出来。周的软肋根本不在这个“启事”上，而是在顾顺章身上。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打击之大和改变中共历史，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时就在中共引起了一连串的地震效应，而且也被毛所格外重视。还在周到达中央苏区前，毛就于1931年12月1日签发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毛在这个中共历史上唯一的针对某一个人的中央级“通缉令”里宣布：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与其说是“通缉令”，不如说是“格杀勿论令”。但即使这样，以毛当时的地位和势力，也不会利用顾顺章叛变事件去对付周。喜欢使用“路线斗争”大格局进行权争的毛，这时候还没有到搞白区两条路线斗争的阶段，而且他还没有相应的发言权。
　　但顾顺章叛变事件确实是周政治道路上的一次滑铁卢。这次事件很快导致周丢掉了在中共核心层的领袖地位。王明离开中国时，商量和指定博古等人为新的中共中央班子，找的是周，但王明却不把周放进临时中央，当时在上海一个偏僻的小饭馆里，坐在王明、博古面前的周，内心甜酸苦辣俱集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顺章叛变事件不仅是一个顾顺章叛变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个特工天才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工机构，也许也是出于对周残杀他一家九口人的报复，顾顺章对中共的地下组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连续打击，中共新起用的任何特工负责人都不是顾顺章的对手。国民党特务首脑之一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承认：“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后的结果。”这是国民党特工系统之前、之后从来没有过的成绩，反过来也就是中共之前、之后从来没有过的噩梦。中共的这一噩梦要一直到1935年国民党特工系统内部争斗杀了顾顺章才结束。
　　顾顺章活着一天，周的政治命运就被动一天。对周真正可以追究责任的，不是毛等人，而是莫斯科。只有莫斯科谅解了周，周才有可能从顾顺章的阴影中走出来。李德的特工身份和背景自然对此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而且也正是掌握周命运的与莫斯科进行交道的一条关键路线，因此，李德要彻底控制周非常容易，而周也需要通过李德重新获取莫斯科信任。但是，周也因此犯下了新的错误。
　　本来，周实质上已经与朱德结成联盟，与朱德的联盟实际就是获得了枪杆子的支持，取代毛建立了实力体系。这时，周对上因为顾顺章而压抑着，但对下通过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则已经基本打好基础，李德的来到是给周出了一道选择题：是向上选择李德，还是向下选择朱德？这个题目决定了周从此以后的政治生命，他能不能成为中共将来的独裁者就在他这时候的一念之间了。如果周向上选择李德，则他自然就必须不顾一切地排挤朱德乃至剥夺自己亲信刘伯承的权力；如果周向下选择朱德，则他就必须依靠与朱德的联盟对抗李德、博古，马上就进行一场尖锐的权争。在中共受制于莫斯科的情况下，进行权争的直接结果并不会好，周将会失败，红军也仍然将在战场上输掉第五次反围剿。朱德几年来不参与政治权争的态度蒙骗了几乎所有人，显然也不能给予周以信心。在这样可见的结果情况下，周选择了向上道路，用李德取代了朱德。
　　这是周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不知道，不管莫斯科怎样，功利主义的莫斯科最终将是会选择在中共真正掌握了军队的政治领导人。当周选择李德，也就失去了朱德，从而就失去了军队。失去了朱德的周，再也不可能成为中共最高领袖，莫斯科最终是不会选择不获得军队支持的周的。
　　毛则完全不同，李德不来他没有机会，李德来了反而机会也来了。毛本来已经失去军事方面的发言权，但他并不管这个，毛一改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沉默，利用了一切可以发言的机会，开始积极反对李德的军事策略。这样，竟然就形成了李德与毛的观点对抗。在李德自己的回忆录里，大量充斥了与毛的意见异同讨论及其争执的内容。本来孤独、失去权力的毛成为了观点上的鲜明一派，而红军非常显然的失败命运将最终证明毛的正确，这正是毛东山再起并获得独裁权力的契机。谁得到朱德，谁就得到中共，朱德不可能在决定红军和中共命运的最后关头不发言。周恩来丢掉了朱德，毛自然就要重新恢复“朱毛”品牌了。
【遵义会议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张、王、毛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就开始活动了，即所谓“担架上的阴谋”。毛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本来已经是毛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的同盟，毛与王又争取到了当时中共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张闻天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同盟，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他们所针对的就是博古、李德、周的三人团。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仅仅得到张、王的支持是无法达到目的。他们二人虽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实际权力较小，他们和博古都属“海外派”，算上本身就是海外人士的李德，这四个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队里都没什么实力。中共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周、朱二人手上。周在中央经营多年，党内根基最深，朱是红军最重要的创立者，在军队中具有最高的威望和实力。毛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这两人。因为毛与周、朱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在军事立场上已倾向毛，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担架上的阴谋”，周、博等人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张、王的合作，毛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周、博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周之所以会犯轻视毛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拿走了自己的指挥权，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朱德是听话的，不需要担心军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周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周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周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因为周在党内的势力无疑是最大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与周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來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指周）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并不需要周“的同意”。朱跟周谈了一夜话，据说周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向周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实际就是逼迫周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     虽然周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但周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也是要救周，他对毛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也不满，但周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后，或者说不管周是真服假服，朱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邀请”来的，当时毛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向周摊牌时，周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朱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毛的“邀请”，实际上，毛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他们中只有周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朱德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甲、敌情无新得。
　　乙、我各军团除二师以外，明日仍在原集中地区执行原任务不变。
　　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通遵义电话线与其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
　　丁、军委纵队[1]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一月七日袭占遵义城后，朱德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第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的电报。)
　　注 释
　　[1]军委纵队（即中央纵队）是长征途中由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勤等部门组成的野战纵队，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而成，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后勤部队等单位。刘伯承（后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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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6:57 上传

《海量》
——朱德
日暖风和海水清，海不扬波报太平。
百川汇集成大海，大海宽怀永不盈。
【遵义会议后中共逐渐成为了“朱毛”的中共】
遵义会议一结束，洛甫与周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他们暂时来说已经没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行动，由洛甫与周进行商量并决定后，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派了出去，让他到上海后设法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时也暗示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还不合法，对毛施加了合理的压力和约束。但是，这种动作在当时并不能改变现实，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对毛予以限制，毛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调整和巩固权力。没有几天，由于国军大批围拢过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放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决定往四川方向突围。作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纯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红军的生存。到底是谁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时毛处于刚获得权力的状态，但这种权力只是参与决策权和发言权，在决策方面基本还是一种集体方式。从之后朱德发布的命令和红军进行运动的态势来看，有一个很显著的动向，就是试图向泸州地区发展，而这正是朱德在军阀时期的地盘，他不仅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一山一水都极其熟悉，非常有利于展开他的战术。因此，红军进行这一运动的提出者应该是朱德。遵义会议大大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人们的意见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张行为，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开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1935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到了土城。这时候，四川刘湘有四个团也向土城开来，朱德决定歼灭这股敌军，打一个“突破”以来的胜仗。遵义会议毛在权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个会“打仗”的人，支持毛的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开始鼓吹毛会“打仗”，以提高毛的威信，帮助毛进一步获取军事方面的权力。土城这一仗应该是很十拿九稳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让毛指挥这一仗。毛很兴奋，命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进入阵地，1月28日打响战斗，结果，却被毛指挥成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阵地正面攻击战，进而失败变成阵地阻击战。中共官方党史都淡化了土城战役的指挥问题，把失败归为了情报有误，是因为刘湘的兵力有六个团而不是四个团。实际上，土城战役的失败主要是指挥问题，是没有断敌援兵之路，对敌四个团予以围歼，而且行动缓慢，最致命的是毛竟然将林彪分兵去攻击赤水城，没有集中兵力，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以至敌人后续援兵跟进，把歼灭战弄成了防御战。在阵地阻击战的情况下，刘湘的部队突破了彭德怀的阵地，立时，红军处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身后就是赤水，根本没有退路。在前沿阵地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没有把指挥权拿回来，而是决定亲自上前线扭转局面。聪明的毛这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地感谢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烟，然后不得不欢送总司令上前线。朱德一上前线，彭德怀溃退的部队一听说总司令来了，立时军心大振，稳住了阵脚。在朱德的指挥和亲自作战下，刘湘部队的进攻被遏止和击退。随即，朱德收回了指挥权，1月29日朱德在总部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后，重新回到前线，亲自掩护了红军大队渡河。
一渡赤水后，朱德基本待在了总部进行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红军失去了向泸州地区发展的最好机会，红军的士气已经降到极低，中共领袖层几乎一筹莫展。好在朱德对西南地形非常熟悉，并惯于运动，率领着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间的群山中进行着行动，努力摆脱着强大的敌军。2月5日，在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偏僻村庄，由于名义上的总书记博古失权，中共实际已经没有了总书记，由此而带来了中共无主的混乱局面，洛甫提出应该改变领导，也就是选一个新的总书记出来。1943年时，周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这一说法只是叙述了大致事实，但口吻则很容易形成误导，似乎洛甫做总书记是毛恩赐的。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四个常委里，替换博古的最恰当人选无疑是洛甫。选总书记与遵义会议已经完全不同，遵义会议是军人要取消“三人团”，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慑进行干涉，选总书记则完全就是党务问题，只能局限在政治局范围解决，这样，毛就占不了多数，以苏联帮为主的政治局绝不会愿意让毛坐上这个位置，而周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经不能被苏联帮所完全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比较书生气的洛甫自然众望所归，这样一个平庸的“好人”总书记是皆大欢喜的。这一权力变化在法定意义上仍然维持了国外帮的政治优势，但由于洛甫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势也成为了毛之后扩展权力的基础。
洛甫担任总书记之后，采取了无论什么决策，都开会甚至是开二十人左右的会议进行讨论表决的方式，这样，无论是谁都不能掌握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决策的权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朱手上，而周则已经改变风格，基本顺从着了朱德的主张，事实上，周对眼前红军比南昌暴动后远为严峻的境遇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朱德指挥红军进入云南后，又折返贵州。2月18日，朱德带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突然进攻遵义，击败了吴奇伟、王家烈，俘虏三千多人，重新占领遵义城，获得了“突破”以来红军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一些补充，更是大大振奋了士气，恢复了大家的信心。大家信心一恢复，就在洛甫主持的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林彪来电提出的建议，决定进一步攻打鼓场的一股敌军。夜里，毛打着灯笼找周，提出还是不打的好，理由是虽然红军占优势，但会失去时间，使周边敌军围过来，红军跑不掉。毛这一否定性意见的正确性并不充分，但当时周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打了。这说明毛至今还没有军事决策权，下最后决心的依然是周，而指挥权则在朱德手上。周同意了毛的主张后，毛又进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权力，放弃洛甫什么都开会讨论决定的方法。应该说，毛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实际需要的，因此，又获得了周的支持，洛甫则很洒脱，觉得自己不懂军事，掺和在里面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由周为首，毛、王辅之的“三人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毛权力的一次质变，他终于有了明确的军事决策参与权，而不再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决策的讨论。“三人团”的本质，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决策方面的权力，同时，也是将周原来的权力分解为了由三个人共享。由于王稼祥只是一个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军事门外汉等原因，王稼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军事决策权就是由周、毛分享。
土城战役时，朱德让毛指挥，实际上是再次进行了干政，试图让毛亲手打一个“突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以实际确立毛的军事领导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结果捧了个刘阿斗，终究不懂战场指挥的毛不争气，在前面战场上指挥的彭德怀也没有打好。不然，毛的军事地位在土城战役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毛成了“三人团”之一，最根本的好处是终于可以直接与朱德一起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了，这样，朱德支持毛就自然名正言顺起来。“三人团”不管有怎么样的权力，最终进行决策和指挥还是不得不要通过朱德，并使用朱德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的法定名义，因此，所谓“三人团”，实质上是“四人团”，而“三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人权力大小都取决于朱德的合作程度。毛一进入“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的权力进一步萎缩并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显然是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于是，在“三人小组”组成之后，任何人都已经无法阻挡朱、毛的紧密合作，洛甫也就进一步洒脱起来，同意了建立以朱、毛为首的前敌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宣布组建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任政委。到了这时，毛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军事决策权。所谓前敌司令部，所指挥的是全部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取代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由朱、毛两人决定了，至于周则实际失去了最后决策权，朱、毛只要对他表示尊重即可。这样，红军就再一次成为了“朱毛”，从而，中共也就实质性地成为了“朱毛”，而由于朱德的非职业政治家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为毛的中共的历史基础。这是周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终结果，也是遵义会议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最关键性的权力变化并不是组成所谓的“三人团”，“三人团”的意义只是一个桥梁或过渡，真正关键的是以朱德为司令、毛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的组建。由于遵义会议是一次向军方扩大的会议，并且朱德在会议上使用了“兵变”威慑，从而使得会议的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而遵义会议之后，朱德扶植毛和选择毛为主要合作者，最终形成了“朱毛”局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军人干政要素和倾向，从而开端了中共的军人政治趋势并形成为了一种传统，虽然后来无论是毛还是朱，都尽力限制军人政治倾向的发展，但军人政治仍然成为了中共政治的一个内在的固有属性。从此，军人长期地成为了中共党争和权争的决定性力量，军人政治家或政治家军人的实际政治作用与他们的党、政地位或职务并不需要成正比。这是理解中共历史的关键性钥匙之一。就朱、毛本身来说，他们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四渡赤水”并非神话】
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曾跟他说，自己一生在军事上的最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毛这一说法，是显著地夸大了自己的成就，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手中。遵义会议后规定：仍由朱德、周负责军事，新任的政治局常委的毛协助红军总政委周的工作。“四渡赤水”的意义，是在绝境中求得了中央红军的生存，从而也是保留下了中共中央，它是毛走向独裁神坛的转折和基础。就事实来说，一渡、二渡毛泽东都不过是集体决策层中的一人，下最终决心的则是周，进行指挥的则主要是朱德，毛唯一获得指挥权的是朱德特别交付的土城战役，仅就这一事实来说，毛把整个“四渡赤水”说成是自己的作品，就已经是改造了历史。最重要的是，“四渡赤水”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而是不断调整目标的一个过程，是边运动、边打着看的军事行动，而其基本的求生存、以运动摆脱困境原则是朱德在从中央苏区“突破”后逐步推动、确立并实行了的。
事实上，1935年3月4日组建前敌司令部之后，形成的是朱毛格局，也即由朱、毛共同进行决策并由朱德为主进行指挥。在有了土城战役的教训后，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朱德再也不敢把指挥权交给毛了。但在决策权方面，朱德则对毛进行了全力支持，把周很快排斥为了次要角色，使毛取得了实际上的下最后决心者的权力。因此，严格说来，第三、四渡赤水是由毛和朱德共同领导和指挥的，是两个人的共同作品，而不是毛一个人的作品。这一点在文献上可以得到证明，整个“四渡赤水”过程中的命令，基本都由朱德发布，在内容上和语言风格上都具有鲜明的朱德的风格，很显然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傀儡”命令。就战例来说，可以从朱德三河坝撤退、反金汉鼎第一次“三省会剿”找到明显的经验痕迹，这种忽东忽西的大幅度运动正是朱德的一贯风格。
“四渡赤水”是在中共中央战略目标混乱而摇摆下的极其困难的军事行动。中共在黎平会议确立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这一战略目标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得到调整。遵义是个地瘠民贫的地区，而国军围拢过来的军队总数达四十万人左右，根本不愿意就地建立苏区的朱德及时改变了中共的战略，根据当时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朱德、刘伯承提出了向四川进发，到川西建立苏区的主张，于是有了第一次渡赤水。这一战略计划的改变由于毛指挥土城战役失败而夭折，但朱德已经指出了可以改变红军命运的大方向，奠定了“四渡赤水”最终获得成功的战略性基础。但在当时，土城战役失败所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毛使红军向川西突破失去良机，陷在川、黔、滇三省边界贫瘠地区和包围圈中不能摆脱，而原已经被否定的“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又呈现为了中共高层的战略观念。同样严重的是，毛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本已战斗力十分不堪的红军损失了四千多人兵力，使得红军已经处于难以承受损失的严重境地。
“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或建立川黔边苏区是毛的主张，可见当时毛在战略上还没有达到朱德的高明。二渡赤水之后，朱德击败吴奇伟、王家烈，二占遵义城，使红军恢复了一点元气，反而巩固了中共中央原有战略主张。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均回忆说：“洛甫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毛则提出了“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的主张。其实，红军是更糟糕了。但毛的聪明在于，一方面仍然坚持他的低劣的战略想法，另一方面也清醒地看到了红军已经不能遭受损失的现状，因此，就向周提出了不打鼓场，阻止了林彪的建议得到实行。但既然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必须打几仗清除周围之敌才有可能，因此，更有利于作战的对鼓场的进攻没有实行，已经获得军事领导权的毛不得不决定于3月15日去进攻鲁班场，结果根本没有攻坚能力的红军反而在一夜之间就损失了二千人。在这一失败下，成功对付了政治家们的毛在刚获取实际最高权力的时候，在军内的威信大大降低，不得不抛弃“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主张，于3月16日进行第三次渡赤水。结果，渡过赤水后遇到的是更强大的敌军，于是，不得不马上就于3月20日少见地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第四次渡赤水的命令，跳出包围圈，向滇东北发展。
朱德的第一次渡赤水是进军川西的战略行动，结果毁在朱德一念之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的错误上。第二次渡赤水是为了建立根据地的奇袭遵义，打了一个胜仗，但战略错误，因此没有前途。第三、四次渡赤水是在毛获得军事决策权后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在打鲁班场失败后的逃跑，既无战略，也无战术。3月20日少见地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第四次渡赤水命令，口气仍然是朱德的，但很显然，朱德已经不愿意使用自己的名义，而在渡乌江时，朱德因为下面不等红九军团消息就拆除浮桥而少有地当即大发脾气，宋任穷晚年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这只能是朱德当时已经对毛十分恼怒的反应。朱德这时候有苦难言，自己支持毛，毛却就是不愿意向川西发展，具体的决策上又如此不争气，使得红军的境况更加糟糕了。毛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的同盟者王稼祥已经完全失望，提出要重新开会，实际也就是要想重新改变领导权了。总书记洛甫也从第二次渡赤水的兴奋中堕落到了失望，开始婉转地批评“未加考虑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的行动”。红军官兵怨声载道。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挽救了毛。红军四渡赤水后的绝境令蒋介石下决心要趁此彻底歼灭红军了，他为此亲自飞到了贵阳，准备组织对中央红军进行最后一击。但蒋介石夫妇3月24日到达贵阳的情况却被红军通过电台侦知了。当时贵阳的守军只有四个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会丢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机敏的毛当然更不会丢失。3月31日，红军主力在红九军团向北徉东掩护下，渡过乌江，隐蔽奔袭贵阳，4月2日，红军前锋已经到达贵阳城下。这是一次意志的考验，如果蒋介石仍然有着辛亥革命时当敢死队长的勇气，亲自进行城市阵地保卫战，拖住红军，红军这次行动就会陷入毁灭境地，但蒋介石已经没有当年的勇气，惊慌失措起来，立即命令滇军三个旅驰援，其他部队也纷纷赶来保卫蒋介石，结果，国军的全部阵线都瓦解，几十万大军从赤水、乌江一带拔营而起。红军自然不能进攻贵阳城，实际也没有足够攻坚能力进行进攻，便于4月9日转向已经空虚了的滇东北，终于摆脱了国军的包围。
正是毛这次进逼贵阳，便构成了“四渡赤水”神话。但这一“神话”并不能成立，它完全不是预谋的，而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和惊恐造成的一次意外，被毛抓住，摆脱了困境。在战略上，毛仍然在继续犯错误，他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战略眼光还不如朱德，不愿意接受朱德向川西发展的意见。这时候，中共实际的最高决策已经掌握在以毛为主的朱、毛手上，但他们两人的意见存在着很大分歧。朱、毛决策，实际也就等于毛与军人们进行决策，因此，彭德怀与林彪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加入进了战略决策圈。彭德怀4月13日提出：“建议野战军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我们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毛一得到这一建议，神经即兴奋起来，马上有了新的战略主意，4月25日，毛指示：“我们现在争取了有利地位，使我们现在争取了一个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转移。但严重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也就是说，毛决定在云南东北地区进行发展，要继续往死路走。
毛这一想法仍然不能摆脱国军的围困，过于保守，只能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步骤，而难以作为战略性方向进行实施。这时候已经按捺不住的林彪再次提出了朱德向川西发展的主张，并予以了进一步具体化，他在4月25日发电报反对毛的决定：“目前战略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诸敌已占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因河流阻隔，我军回旋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打之战斗。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毛试图在滇东北“开展局面”，不管怎么说，已经正式放弃开辟滇黔边苏区的计划，比原来发展了一步。中共官方党史著作后来把毛的这一步美化为是为了实现向川西进军的“虚晃一枪”，从而“神化”毛，不过是掩盖毛当时低级的战略主张而已。而毛将“四渡赤水”说成自己的得意之作，不过只是要强调自己在一掌握决策权时，就无比正确和英明。即使如此，毛也忘记了提出向川西发展的并不是他，而是朱德。出于制造毛神话的中共官方党史著作，长期虚化掉了朱德是提出川西主张的首倡者。川西主张的历史性功绩的关键，是拯救了红军，“四渡赤水”直接的结果只是走向滇东北，神化毛就是把拯救红军的功劳归到毛一个人头上，从而为毛后来的独裁提供历史合法性。
《朱德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
——朱德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月）
(这里选收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发的九份电报)
　　一、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时）
......(此处省略)
　　二、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一时）
......
　　三、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二十时）
......
　　四、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二十时）
......
　　五、指示九军团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
　　六、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时）
......
　　七、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十七时）
......
　　八、关于我军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动给九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
　　九、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十八时）
......
《中央红军拟分别于龙街、洪门口、皎平渡渡金沙江》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
（这是朱德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部署给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和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的电报。）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1]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2]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3]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4]渡江。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5]以刘参谋长[6]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二十九分队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 （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离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红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
——朱德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十八时）
　　A、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进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边之纳耳坝[1]。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2]到越西讯似不确 （刘、聂[3]侦察报告另抄发）。
　　B、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十日九时半电令[4]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5]、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6]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各兵团今二十一日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刘[7]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8]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9]。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阻[10]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11]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引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由冕宁县泸沽向大渡河前进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
——朱德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由安顺场北上抢占泸定桥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第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刘业楼的电报。）
　　A、安顺场[1]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2]。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
　　功[3]，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4]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5]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6]。军委纵队[7]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随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8]、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人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朱德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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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9 16:57 上传

《海量》
——朱德
日暖风和海水清，海不扬波报太平。
百川汇集成大海，大海宽怀永不盈。
【遵义会议后中共逐渐成为了“朱毛”的中共】
遵义会议一结束，洛甫与周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他们暂时来说已经没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行动，由洛甫与周进行商量并决定后，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派了出去，让他到上海后设法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时也暗示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还不合法，对毛施加了合理的压力和约束。但是，这种动作在当时并不能改变现实，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对毛予以限制，毛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调整和巩固权力。没有几天，由于国军大批围拢过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放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决定往四川方向突围。作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纯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红军的生存。到底是谁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时毛处于刚获得权力的状态，但这种权力只是参与决策权和发言权，在决策方面基本还是一种集体方式。从之后朱德发布的命令和红军进行运动的态势来看，有一个很显著的动向，就是试图向泸州地区发展，而这正是朱德在军阀时期的地盘，他不仅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一山一水都极其熟悉，非常有利于展开他的战术。因此，红军进行这一运动的提出者应该是朱德。遵义会议大大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人们的意见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张行为，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开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1935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到了土城。这时候，四川刘湘有四个团也向土城开来，朱德决定歼灭这股敌军，打一个“突破”以来的胜仗。遵义会议毛在权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个会“打仗”的人，支持毛的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开始鼓吹毛会“打仗”，以提高毛的威信，帮助毛进一步获取军事方面的权力。土城这一仗应该是很十拿九稳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让毛指挥这一仗。毛很兴奋，命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进入阵地，1月28日打响战斗，结果，却被毛指挥成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阵地正面攻击战，进而失败变成阵地阻击战。中共官方党史都淡化了土城战役的指挥问题，把失败归为了情报有误，是因为刘湘的兵力有六个团而不是四个团。实际上，土城战役的失败主要是指挥问题，是没有断敌援兵之路，对敌四个团予以围歼，而且行动缓慢，最致命的是毛竟然将林彪分兵去攻击赤水城，没有集中兵力，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以至敌人后续援兵跟进，把歼灭战弄成了防御战。在阵地阻击战的情况下，刘湘的部队突破了彭德怀的阵地，立时，红军处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身后就是赤水，根本没有退路。在前沿阵地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没有把指挥权拿回来，而是决定亲自上前线扭转局面。聪明的毛这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地感谢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烟，然后不得不欢送总司令上前线。朱德一上前线，彭德怀溃退的部队一听说总司令来了，立时军心大振，稳住了阵脚。在朱德的指挥和亲自作战下，刘湘部队的进攻被遏止和击退。随即，朱德收回了指挥权，1月29日朱德在总部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后，重新回到前线，亲自掩护了红军大队渡河。
一渡赤水后，朱德基本待在了总部进行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红军失去了向泸州地区发展的最好机会，红军的士气已经降到极低，中共领袖层几乎一筹莫展。好在朱德对西南地形非常熟悉，并惯于运动，率领着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间的群山中进行着行动，努力摆脱着强大的敌军。2月5日，在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偏僻村庄，由于名义上的总书记博古失权，中共实际已经没有了总书记，由此而带来了中共无主的混乱局面，洛甫提出应该改变领导，也就是选一个新的总书记出来。1943年时，周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这一说法只是叙述了大致事实，但口吻则很容易形成误导，似乎洛甫做总书记是毛恩赐的。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四个常委里，替换博古的最恰当人选无疑是洛甫。选总书记与遵义会议已经完全不同，遵义会议是军人要取消“三人团”，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慑进行干涉，选总书记则完全就是党务问题，只能局限在政治局范围解决，这样，毛就占不了多数，以苏联帮为主的政治局绝不会愿意让毛坐上这个位置，而周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经不能被苏联帮所完全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比较书生气的洛甫自然众望所归，这样一个平庸的“好人”总书记是皆大欢喜的。这一权力变化在法定意义上仍然维持了国外帮的政治优势，但由于洛甫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势也成为了毛之后扩展权力的基础。
洛甫担任总书记之后，采取了无论什么决策，都开会甚至是开二十人左右的会议进行讨论表决的方式，这样，无论是谁都不能掌握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决策的权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朱手上，而周则已经改变风格，基本顺从着了朱德的主张，事实上，周对眼前红军比南昌暴动后远为严峻的境遇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朱德指挥红军进入云南后，又折返贵州。2月18日，朱德带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突然进攻遵义，击败了吴奇伟、王家烈，俘虏三千多人，重新占领遵义城，获得了“突破”以来红军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一些补充，更是大大振奋了士气，恢复了大家的信心。大家信心一恢复，就在洛甫主持的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林彪来电提出的建议，决定进一步攻打鼓场的一股敌军。夜里，毛打着灯笼找周，提出还是不打的好，理由是虽然红军占优势，但会失去时间，使周边敌军围过来，红军跑不掉。毛这一否定性意见的正确性并不充分，但当时周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打了。这说明毛至今还没有军事决策权，下最后决心的依然是周，而指挥权则在朱德手上。周同意了毛的主张后，毛又进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权力，放弃洛甫什么都开会讨论决定的方法。应该说，毛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实际需要的，因此，又获得了周的支持，洛甫则很洒脱，觉得自己不懂军事，掺和在里面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由周为首，毛、王辅之的“三人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毛权力的一次质变，他终于有了明确的军事决策参与权，而不再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决策的讨论。“三人团”的本质，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决策方面的权力，同时，也是将周原来的权力分解为了由三个人共享。由于王稼祥只是一个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军事门外汉等原因，王稼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军事决策权就是由周、毛分享。
土城战役时，朱德让毛指挥，实际上是再次进行了干政，试图让毛亲手打一个“突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以实际确立毛的军事领导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结果捧了个刘阿斗，终究不懂战场指挥的毛不争气，在前面战场上指挥的彭德怀也没有打好。不然，毛的军事地位在土城战役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毛成了“三人团”之一，最根本的好处是终于可以直接与朱德一起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了，这样，朱德支持毛就自然名正言顺起来。“三人团”不管有怎么样的权力，最终进行决策和指挥还是不得不要通过朱德，并使用朱德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的法定名义，因此，所谓“三人团”，实质上是“四人团”，而“三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人权力大小都取决于朱德的合作程度。毛一进入“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的权力进一步萎缩并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显然是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于是，在“三人小组”组成之后，任何人都已经无法阻挡朱、毛的紧密合作，洛甫也就进一步洒脱起来，同意了建立以朱、毛为首的前敌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宣布组建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任政委。到了这时，毛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军事决策权。所谓前敌司令部，所指挥的是全部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取代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由朱、毛两人决定了，至于周则实际失去了最后决策权，朱、毛只要对他表示尊重即可。这样，红军就再一次成为了“朱毛”，从而，中共也就实质性地成为了“朱毛”，而由于朱德的非职业政治家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为毛的中共的历史基础。这是周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终结果，也是遵义会议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最关键性的权力变化并不是组成所谓的“三人团”，“三人团”的意义只是一个桥梁或过渡，真正关键的是以朱德为司令、毛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的组建。由于遵义会议是一次向军方扩大的会议，并且朱德在会议上使用了“兵变”威慑，从而使得会议的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而遵义会议之后，朱德扶植毛和选择毛为主要合作者，最终形成了“朱毛”局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军人干政要素和倾向，从而开端了中共的军人政治趋势并形成为了一种传统，虽然后来无论是毛还是朱，都尽力限制军人政治倾向的发展，但军人政治仍然成为了中共政治的一个内在的固有属性。从此，军人长期地成为了中共党争和权争的决定性力量，军人政治家或政治家军人的实际政治作用与他们的党、政地位或职务并不需要成正比。这是理解中共历史的关键性钥匙之一。就朱、毛本身来说，他们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四渡赤水”并非神话】
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曾跟他说，自己一生在军事上的最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毛这一说法，是显著地夸大了自己的成就，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手中。遵义会议后规定：仍由朱德、周负责军事，新任的政治局常委的毛协助红军总政委周的工作。“四渡赤水”的意义，是在绝境中求得了中央红军的生存，从而也是保留下了中共中央，它是毛走向独裁神坛的转折和基础。就事实来说，一渡、二渡毛泽东都不过是集体决策层中的一人，下最终决心的则是周，进行指挥的则主要是朱德，毛唯一获得指挥权的是朱德特别交付的土城战役，仅就这一事实来说，毛把整个“四渡赤水”说成是自己的作品，就已经是改造了历史。最重要的是，“四渡赤水”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而是不断调整目标的一个过程，是边运动、边打着看的军事行动，而其基本的求生存、以运动摆脱困境原则是朱德在从中央苏区“突破”后逐步推动、确立并实行了的。
事实上，1935年3月4日组建前敌司令部之后，形成的是朱毛格局，也即由朱、毛共同进行决策并由朱德为主进行指挥。在有了土城战役的教训后，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朱德再也不敢把指挥权交给毛了。但在决策权方面，朱德则对毛进行了全力支持，把周很快排斥为了次要角色，使毛取得了实际上的下最后决心者的权力。因此，严格说来，第三、四渡赤水是由毛和朱德共同领导和指挥的，是两个人的共同作品，而不是毛一个人的作品。这一点在文献上可以得到证明，整个“四渡赤水”过程中的命令，基本都由朱德发布，在内容上和语言风格上都具有鲜明的朱德的风格，很显然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傀儡”命令。就战例来说，可以从朱德三河坝撤退、反金汉鼎第一次“三省会剿”找到明显的经验痕迹，这种忽东忽西的大幅度运动正是朱德的一贯风格。
“四渡赤水”是在中共中央战略目标混乱而摇摆下的极其困难的军事行动。中共在黎平会议确立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这一战略目标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得到调整。遵义是个地瘠民贫的地区，而国军围拢过来的军队总数达四十万人左右，根本不愿意就地建立苏区的朱德及时改变了中共的战略，根据当时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朱德、刘伯承提出了向四川进发，到川西建立苏区的主张，于是有了第一次渡赤水。这一战略计划的改变由于毛指挥土城战役失败而夭折，但朱德已经指出了可以改变红军命运的大方向，奠定了“四渡赤水”最终获得成功的战略性基础。但在当时，土城战役失败所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毛使红军向川西突破失去良机，陷在川、黔、滇三省边界贫瘠地区和包围圈中不能摆脱，而原已经被否定的“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又呈现为了中共高层的战略观念。同样严重的是，毛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本已战斗力十分不堪的红军损失了四千多人兵力，使得红军已经处于难以承受损失的严重境地。
“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或建立川黔边苏区是毛的主张，可见当时毛在战略上还没有达到朱德的高明。二渡赤水之后，朱德击败吴奇伟、王家烈，二占遵义城，使红军恢复了一点元气，反而巩固了中共中央原有战略主张。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均回忆说：“洛甫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毛则提出了“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的主张。其实，红军是更糟糕了。但毛的聪明在于，一方面仍然坚持他的低劣的战略想法，另一方面也清醒地看到了红军已经不能遭受损失的现状，因此，就向周提出了不打鼓场，阻止了林彪的建议得到实行。但既然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必须打几仗清除周围之敌才有可能，因此，更有利于作战的对鼓场的进攻没有实行，已经获得军事领导权的毛不得不决定于3月15日去进攻鲁班场，结果根本没有攻坚能力的红军反而在一夜之间就损失了二千人。在这一失败下，成功对付了政治家们的毛在刚获取实际最高权力的时候，在军内的威信大大降低，不得不抛弃“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主张，于3月16日进行第三次渡赤水。结果，渡过赤水后遇到的是更强大的敌军，于是，不得不马上就于3月20日少见地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第四次渡赤水的命令，跳出包围圈，向滇东北发展。
朱德的第一次渡赤水是进军川西的战略行动，结果毁在朱德一念之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的错误上。第二次渡赤水是为了建立根据地的奇袭遵义，打了一个胜仗，但战略错误，因此没有前途。第三、四次渡赤水是在毛获得军事决策权后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在打鲁班场失败后的逃跑，既无战略，也无战术。3月20日少见地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第四次渡赤水命令，口气仍然是朱德的，但很显然，朱德已经不愿意使用自己的名义，而在渡乌江时，朱德因为下面不等红九军团消息就拆除浮桥而少有地当即大发脾气，宋任穷晚年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这只能是朱德当时已经对毛十分恼怒的反应。朱德这时候有苦难言，自己支持毛，毛却就是不愿意向川西发展，具体的决策上又如此不争气，使得红军的境况更加糟糕了。毛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的同盟者王稼祥已经完全失望，提出要重新开会，实际也就是要想重新改变领导权了。总书记洛甫也从第二次渡赤水的兴奋中堕落到了失望，开始婉转地批评“未加考虑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的行动”。红军官兵怨声载道。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挽救了毛。红军四渡赤水后的绝境令蒋介石下决心要趁此彻底歼灭红军了，他为此亲自飞到了贵阳，准备组织对中央红军进行最后一击。但蒋介石夫妇3月24日到达贵阳的情况却被红军通过电台侦知了。当时贵阳的守军只有四个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会丢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机敏的毛当然更不会丢失。3月31日，红军主力在红九军团向北徉东掩护下，渡过乌江，隐蔽奔袭贵阳，4月2日，红军前锋已经到达贵阳城下。这是一次意志的考验，如果蒋介石仍然有着辛亥革命时当敢死队长的勇气，亲自进行城市阵地保卫战，拖住红军，红军这次行动就会陷入毁灭境地，但蒋介石已经没有当年的勇气，惊慌失措起来，立即命令滇军三个旅驰援，其他部队也纷纷赶来保卫蒋介石，结果，国军的全部阵线都瓦解，几十万大军从赤水、乌江一带拔营而起。红军自然不能进攻贵阳城，实际也没有足够攻坚能力进行进攻，便于4月9日转向已经空虚了的滇东北，终于摆脱了国军的包围。
正是毛这次进逼贵阳，便构成了“四渡赤水”神话。但这一“神话”并不能成立，它完全不是预谋的，而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和惊恐造成的一次意外，被毛抓住，摆脱了困境。在战略上，毛仍然在继续犯错误，他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战略眼光还不如朱德，不愿意接受朱德向川西发展的意见。这时候，中共实际的最高决策已经掌握在以毛为主的朱、毛手上，但他们两人的意见存在着很大分歧。朱、毛决策，实际也就等于毛与军人们进行决策，因此，彭德怀与林彪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加入进了战略决策圈。彭德怀4月13日提出：“建议野战军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我们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毛一得到这一建议，神经即兴奋起来，马上有了新的战略主意，4月25日，毛指示：“我们现在争取了有利地位，使我们现在争取了一个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转移。但严重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也就是说，毛决定在云南东北地区进行发展，要继续往死路走。
毛这一想法仍然不能摆脱国军的围困，过于保守，只能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步骤，而难以作为战略性方向进行实施。这时候已经按捺不住的林彪再次提出了朱德向川西发展的主张，并予以了进一步具体化，他在4月25日发电报反对毛的决定：“目前战略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诸敌已占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因河流阻隔，我军回旋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打之战斗。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毛试图在滇东北“开展局面”，不管怎么说，已经正式放弃开辟滇黔边苏区的计划，比原来发展了一步。中共官方党史著作后来把毛的这一步美化为是为了实现向川西进军的“虚晃一枪”，从而“神化”毛，不过是掩盖毛当时低级的战略主张而已。而毛将“四渡赤水”说成自己的得意之作，不过只是要强调自己在一掌握决策权时，就无比正确和英明。即使如此，毛也忘记了提出向川西发展的并不是他，而是朱德。出于制造毛神话的中共官方党史著作，长期虚化掉了朱德是提出川西主张的首倡者。川西主张的历史性功绩的关键，是拯救了红军，“四渡赤水”直接的结果只是走向滇东北，神化毛就是把拯救红军的功劳归到毛一个人头上，从而为毛后来的独裁提供历史合法性。
《朱德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
——朱德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月）
(这里选收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发的九份电报)
　　一、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时）
......(此处省略)
　　二、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一时）
......
　　三、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二十时）
......
　　四、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二十时）
......
　　五、指示九军团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
　　六、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时）
......
　　七、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十七时）
......
　　八、关于我军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动给九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
　　九、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十八时）
......
《中央红军拟分别于龙街、洪门口、皎平渡渡金沙江》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
（这是朱德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部署给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和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的电报。）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1]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2]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3]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4]渡江。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5]以刘参谋长[6]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二十九分队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 （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离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红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
——朱德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十八时）
　　A、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进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边之纳耳坝[1]。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2]到越西讯似不确 （刘、聂[3]侦察报告另抄发）。
　　B、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十日九时半电令[4]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5]、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6]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各兵团今二十一日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刘[7]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8]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9]。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阻[10]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11]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引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由冕宁县泸沽向大渡河前进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
——朱德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是朱德关于中央红军由安顺场北上抢占泸定桥的部署给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第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刘业楼的电报。）
　　A、安顺场[1]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2]。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
　　功[3]，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4]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5]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6]。军委纵队[7]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随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8]、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人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朱德
　（一九三五年五月）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