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问题：举国体制搞不好职业足球——九评之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03:42:20
作者：李承鹏
标签：体育 分类：我的球评
开始动手写承诺过的最后九篇中国足球评论了，这是该做的，只是没想到，这么黑色幽默的中国足球评论是在丽江开始的。
认识了一个叫“王建民”的人，丽江足球的推动者，首届丽江足协的发起人之一，他向我讲了很多丽江足球悠久的历史，比如一百多年前丽江人就开始踢球了，是一些传教士带来的，最早是踢猪尿泡，追得满山遍野跑；比如十个丽江男人里就有九个会踢足球，甚至文革时也不例外，村里为了奖励参加城里的足球赛的社员们，给他们记双倍工分；还比如前两年丽江拥有一支乙级队时，每逢比赛全城万人空巷，被视为丽江又一张名片……再比如，自从政府的体育局接管了纯民间的丽江足协后，这座古城的足球就没那么高人气，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谈足球了。
王建民是首支丽江职业足球队的领队，但干得不开心，他说，丽江队之所以没有冲上中超，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其它球队玩了命去进行“潜规则”。他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当初他发誓中国队不出线就不结婚，2001年中国队出线了，他迅速结婚，几个月后中国队在世界杯被打得不成人形，碰巧，王建民的婚姻也走到尽头。
这些故事其实和我将写的中国足球九篇评论没什么关系，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了，没有原因。为了让这九篇有清晰的思路，有准确的走向，这几天我尝试找了很多资料，找很多人聊，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越混乱了，所以，请不要把这些文章当成“中国足球白皮书”，那是扯淡，我不想用这些文章来说服别人，它更不可能指引中国足球未来之路，它们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随心所欲开始，也许在无疾而终里结束，和中国足球一样。
再声明一下，这不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足球，虽然渺小的我根本不代表历史，我只是写我想到的东西，请不要从中寻找光明的尾巴。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领导人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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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动手写承诺过的最后九篇中国足球评论了，这是该做的，只是没想到，这么黑色幽默的中国足球评论是在丽江开始的。
认识了一个叫“王建民”的人，丽江足球的推动者，首届丽江足协的发起人之一，他向我讲了很多丽江足球悠久的历史，比如一百多年前丽江人就开始踢球了，是一些传教士带来的，最早是踢猪尿泡，追得满山遍野跑；比如十个丽江男人里就有九个会踢足球，甚至文革时也不例外，村里为了奖励参加城里的足球赛的社员们，给他们记双倍工分；还比如前两年丽江拥有一支乙级队时，每逢比赛全城万人空巷，被视为丽江又一张名片……再比如，自从政府的体育局接管了纯民间的丽江足协后，这座古城的足球就没那么高人气，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谈足球了。
王建民是首支丽江职业足球队的领队，但干得不开心，他说，丽江队之所以没有冲上中超，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其它球队玩了命去进行“潜规则”。他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当初他发誓中国队不出线就不结婚，2001年中国队出线了，他迅速结婚，几个月后中国队在世界杯被打得不成人形，碰巧，王建民的婚姻也走到尽头。
这些故事其实和我将写的中国足球九篇评论没什么关系，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了，没有原因。为了让这九篇有清晰的思路，有准确的走向，这几天我尝试找了很多资料，找很多人聊，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越混乱了，所以，请不要把这些文章当成“中国足球白皮书”，那是扯淡，我不想用这些文章来说服别人，它更不可能指引中国足球未来之路，它们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随心所欲开始，也许在无疾而终里结束，和中国足球一样。
再声明一下，这不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足球，虽然渺小的我根本不代表历史，我只是写我想到的东西，请不要从中寻找光明的尾巴。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领导人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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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动手写承诺过的最后九篇中国足球评论了，这是该做的，只是没想到，这么黑色幽默的中国足球评论是在丽江开始的。
认识了一个叫“王建民”的人，丽江足球的推动者，首届丽江足协的发起人之一，他向我讲了很多丽江足球悠久的历史，比如一百多年前丽江人就开始踢球了，是一些传教士带来的，最早是踢猪尿泡，追得满山遍野跑；比如十个丽江男人里就有九个会踢足球，甚至文革时也不例外，村里为了奖励参加城里的足球赛的社员们，给他们记双倍工分；还比如前两年丽江拥有一支乙级队时，每逢比赛全城万人空巷，被视为丽江又一张名片……再比如，自从政府的体育局接管了纯民间的丽江足协后，这座古城的足球就没那么高人气，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谈足球了。
王建民是首支丽江职业足球队的领队，但干得不开心，他说，丽江队之所以没有冲上中超，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其它球队玩了命去进行“潜规则”。他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当初他发誓中国队不出线就不结婚，2001年中国队出线了，他迅速结婚，几个月后中国队在世界杯被打得不成人形，碰巧，王建民的婚姻也走到尽头。
这些故事其实和我将写的中国足球九篇评论没什么关系，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了，没有原因。为了让这九篇有清晰的思路，有准确的走向，这几天我尝试找了很多资料，找很多人聊，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越混乱了，所以，请不要把这些文章当成“中国足球白皮书”，那是扯淡，我不想用这些文章来说服别人，它更不可能指引中国足球未来之路，它们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随心所欲开始，也许在无疾而终里结束，和中国足球一样。
再声明一下，这不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足球，虽然渺小的我根本不代表历史，我只是写我想到的东西，请不要从中寻找光明的尾巴。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领导人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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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动手写承诺过的最后九篇中国足球评论了，这是该做的，只是没想到，这么黑色幽默的中国足球评论是在丽江开始的。
认识了一个叫“王建民”的人，丽江足球的推动者，首届丽江足协的发起人之一，他向我讲了很多丽江足球悠久的历史，比如一百多年前丽江人就开始踢球了，是一些传教士带来的，最早是踢猪尿泡，追得满山遍野跑；比如十个丽江男人里就有九个会踢足球，甚至文革时也不例外，村里为了奖励参加城里的足球赛的社员们，给他们记双倍工分；还比如前两年丽江拥有一支乙级队时，每逢比赛全城万人空巷，被视为丽江又一张名片……再比如，自从政府的体育局接管了纯民间的丽江足协后，这座古城的足球就没那么高人气，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谈足球了。
王建民是首支丽江职业足球队的领队，但干得不开心，他说，丽江队之所以没有冲上中超，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其它球队玩了命去进行“潜规则”。他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当初他发誓中国队不出线就不结婚，2001年中国队出线了，他迅速结婚，几个月后中国队在世界杯被打得不成人形，碰巧，王建民的婚姻也走到尽头。
这些故事其实和我将写的中国足球九篇评论没什么关系，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了，没有原因。为了让这九篇有清晰的思路，有准确的走向，这几天我尝试找了很多资料，找很多人聊，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越混乱了，所以，请不要把这些文章当成“中国足球白皮书”，那是扯淡，我不想用这些文章来说服别人，它更不可能指引中国足球未来之路，它们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随心所欲开始，也许在无疾而终里结束，和中国足球一样。
再声明一下，这不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足球，虽然渺小的我根本不代表历史，我只是写我想到的东西，请不要从中寻找光明的尾巴。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反华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毛主席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毛主席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计划，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李铁映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领导人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计划”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车祸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97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邓小平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主席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主席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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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啊!楼主不是一般的强
看今明俩年吧,中国足球如果烂到这种程度都不改革,那么足球在共产党下的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9-23 15:04 发表
看今明俩年吧,中国足球如果烂到这种程度都不改革,那么足球在共产党下的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我希望改革，不过我希望的改革和你希望的改革，可能不是一回事。
扯的远了，这题目起的就挺招摇
不是足球迷，还是希望这话题往娱乐方向上发展吧，请钟爱足球的人不要砸我
:D
不是足球迷，还是希望这话题往娱乐方向上发展吧，请钟爱足球的人不要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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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乒乓是国球，国足是国难——足球九评之二
请允许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比喻：如果中国体育某种程度是一个“江宁织造”，中国足球是那个忠心耿耿但怨声载道的焦大。
《中国足球九评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国体育大部队的来历，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来没有独立意义的体育，它是向政经的谄媚，是树立人民群众信心的爱国主义武器。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其实是“国家体育运动队夺金总局”，而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所以，作为体育大部队附庸的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规律自觉的革命，因为焦大无须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红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爷旨下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却是“明治维新”，这就是两国足球差距的由来。
在质疑中国体育大背景之于中国足球的合理性后，无数人诘问：为什么同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能够大放异彩，而中国足球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长期作为“中国足球是不是该回到专业体制”的有力证据。
奥运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先生也曾公开论述了关于“今后长期坚持举国体制”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中国军团在历届奥运会收获的金牌证明举国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也从中得到愉悦和民族自豪感；二、奥运后，一些国外体育强国纷纷都在了解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证明我们现行机制具有相当先进性；三、有人认为用大量金钱堆出冠军不合时宜，但国家体育总局是依靠事业经费运作的单位，比外界传闻的上面亿少多了，目前一年经费也就三五亿而已。
我不认为从一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角度这段论述有什么错误，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举国之力和金钱为这个国家收取更多金牌，这是国情。但是刘鹏同样没能解释清楚一个体制下却出现“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的尴尬现象，我以为，在“后奥运时代”中国足球如继续以此为风向标，将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解释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时，我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中国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我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中国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中国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中国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中国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中国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中国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中国柔道队拼命从中国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中国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中国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中国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这也就是刘鹏先生所说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经历北京奥运金牌大狂欢后，这种愉悦不可避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我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何况这个话题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评》讨论范围中。我真正想说的是：上述中国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比如说“业余体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大大发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业余体校”制度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功勋制度，虽然到本世纪“业余体校”制度因市场冲击已减弱不小，但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委仍能够轻易地行政控制这些培训选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学、中学发现一些好苗子，或者去农村说服贫穷的家长能给孩子以“城镇户口和退役后的正式工作”，然后就把孩子们带到体校或相当于体校的所在，经过十余年后，从一万个孩子里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事情比我叙述的还要简单，翻开杜丽的成长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学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来先拔人材的体校教练带到一处空地，大家玩举着木棍的游戏，前面拴着一块砖头，然后她就去了体校，然后进了省队，然后进入国家队……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击、举重这些显然单线培养的项目中，一个又一个冠军被制造出来，由于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体育界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所以有时一个乡一个村就能出现两个奥运冠军，比如福建的举重之乡龙岩，湖北的体操之乡仙桃……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竞争本身的单纯性，更重要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本身就是政府机构，它对于地方行业协会的控制是可观的，一个总局局长级别的官员的命令对于一个地方行业协会意味着政策和文件，如果一个官员前往如仙桃、龙岩这样的冠军之乡，无异于一次重要的现场办公，经费、条件、升迁……都可以结合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保障。
中国的体育大部队从1952年就这么生存和成长着，整整7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证明它在行政体育的控制下活得很好，很滋润，很合理，它不需要市场改革而且无数例子证明靠国家体育事业经费反而活得更好，至于近十年来的商业赞助只是行政拨款外一个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从经费角度也允许包括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这么成功地活着，它们相对而言不太花钱——但是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都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足球”。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举国体制”之于小众项目的如鱼得水，其实是为了说明“行政力量”之于中国足球职业市场的乏力，因为项目特点和其它原因，像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这些都是体育总局及各运动管理中心“行政可控资源”，国家体育总局轻易就能直接或间接控制郴州排球基地、仙桃体操之乡、龙岩举重冠军村和一整条竞赛系统，但进入市场改革的足球（甚至下一步的职业篮球、网球）却必然面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它们都是“非行政可控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当你进入市场后，能控制徐明吗，能控制朱峻吗，能控制不属于任何体委人事处管辖的李玮峰郑智吗，更大的话题是，你能控制各大赞助商甚至北京大连上海市政府吗，可好笑的是，中国足协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社会资源，却硬是要事无巨细到了每年能引进多少外援，年薪定为多少，是否升降级，这就是天大的笑话，相当于让文化部去参与经营各城市的院线票房，让铁道部参与经营车站小卖部。
中国体育“江宁织造”的封闭背景以及多年以来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誉产生的自傲感，使体育界管理者们很难用正常的心态看待复杂的社会，被金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也不想想“举国体制”面对市场的无力，所以历任分管足球的局长都愤然而纳闷地骂：就你们足球事情多，我搞中长跑时拿世界冠军时都没这么难。
无论是足协主席还是局长们都忽略了这个社会在最近二十年来正在发生的巨变，再说一遍：中国体育是“行政可控资源”，可中国足球是“非行政可控资源”，用行政的思路管理足球，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难以自拔的现象。如果1952年创建的体制是一只母鸡，1979年奥运夺金计划是从母鸡里生出鸡蛋，那么1992年“红山口”，我们却要母鸡肚子里生出一只凤凰蛋。
比如，我曾经问过董烔一个羽毛球冠军从小到大花多少钱，他说：“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其它项目如乒乓、跳水、举重也如此，甚至更少，可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要以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却连一个足球二级联赛球队半个赛季都支撑不了。
这是关键问题之一——高傲的中国的体育行政力量面对席卷全球，每年产值达两千亿欧元（全球最著名的德勤事务所统计）的职业足球时，它显得无力了，即使面对200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足球每年近三十亿人民币的盘子，号称一年经费只需几亿人民币的体育总局及下属的“中国足协”更无力。因为职业足球庞大的规模不受所谓国家机关控制，举例说明：2003年上海申花为获得“末代甲A冠军”，竟投入一个亿人民币，而同城竞争对手上海国际投入达到9000万人民币，加上8000万人民币的北京国安，基本就是整个体育总局全年的事业经费。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构成的来源问题，一个习惯于每年手握三五亿国家拨款的副部级行政单位及它属下的中国足协，在面对社会资本时非常倨傲却又非常无力。1999年，中国足球的红人王健林突然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球，5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七君子造反”登场了，明确提出“产权明晰，仿照欧洲日本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一个事件至今毁誉参半，可是它说明：职业足球根本就不是中国足协这么一股小小的行政力量能够控制的，因为它是商业，是游戏，是各地背后的政府。
关键问题之二——中国足协没想到“红山口会议”打开了市场之门时，也打开了潘多拉，这些行政高手市场俗手根本没有准备好制约魔鬼的咒语，假球黑哨于是泛滥，可以想像，当大部分俱乐部背后都拥有着超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巨资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背景时，一个不过正局级的中国足协怎可能还将副省级正省级甚至军方对象视作“行政可控资源”？我曾反思过1994年保卫成都，那是在一场“保卫城市名片”高尚旗帜下默契球的滥觞，但中国足协不可能和省政府较劲，何况还要保护当时的金牌球市，之后就有了“保卫延边”、“保卫山城”“保卫首都”“保卫八一”的口号，中国足协最终堕落成保卫一切必须保卫球队的机构。
中国乒乓、羽毛球“让球”并非传言，但那属于内部利益协调或者要尽可能在风格上压制国外选手确保金牌，何况除何智丽外基本太平，没有一个省长或赞助商会为该省乒乓球队保住冠军给乒协打电话，可是足球不一样，它牵涉的利益太巨大了，很多足球联赛的假球后面都有城市荣誉和巨大商业利益的动机，当所有矛盾集中到这个叫“中国足协”头上时，它只能学作驼鸟。最著名的是“渝沈悬案”，那一年沈阳在最后两分钟“神奇”逆转重庆成功上岸，而原本形势不错的松日惨遭降级，傻子都看得出来那是一场假球，中国足协也浩浩荡荡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足球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前往沈阳调查俱乐部财务情况，可“沈阳华晨”后面的背景是什么，直辖市的重庆意味着什么，中国足协根本无法左右，那份财务帐单里的秘密至今被锁在足协某层的抽屉里。同样的例子还有“三号隋波”，陕西国力队员，贾秀全当着全国人民说出一声“三号隋波”后，国力宣布手里有假球录音带后，中国足协张吉友率员调查几个月，却只得出“录音带里其实只是一个女人在勾引队员，淫词秽语而已”的说法。你信吗。
中国的假球调查史其实就是中国足协这股小小行政力量在更大的行政力量前的碰壁史，当然不能姑息中国足协，因为作为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份子，更多的时候它并没有积极去调查，甚至在变相合作着“假球”，因为它也是“行政”，比如说中国足协长期强调“假球和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一付大义凛然而且无辜的样子，其实是驼鸟政策不作为，中国足协是官，地方也是官，中国官场的相护规则使调查进入关键时刻时，“查无实据，以观后效”成为最大的挡箭牌。
关键问题之三——包括对“资本的力量”，资本本来是推动职业足球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魔力，中国足协一方面为了自己身利益坚决反对成立“职业大联盟”从而把中国足球引入全球化运作中，另一方面又委曲求全地向它妥协，从中得到私利甚至传闻有官员亲自参与到假球制造中。还比如说我一直批评的“关联”问题，和假球问题一样，中国足协一直以“找不到实据证明大连实德和四川大河有关联，也找不到证据深圳健力宝和辽宁队有关联”，直到两年之后，才拖沓地和平解决这个严重违背“公平竞赛”的问题。
但中国人在看待体育游戏的理念上如此奇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各地方的人们（包括媒体）拼命保护着各地方俱乐部，甚至无视当地俱乐部假球、关联的存在，这就是长期乱战于中国各足球城市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却对代表其实制约行政的资本力量充满反感，把足球资本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在世界足球近十五年的事实证明，资本的具体形状就是“职业大联盟”，但没有具有民主气息的“联盟”，就不会有更广泛的行业规则，也只有相互制约的“职业联盟”才最接近行业的公平（我说的不是完全，因为不可能完全达到公平），否则，以行政控制足球职业化只能在行政和资本的博弈中纵养出如朱峻、徐明这样坐地为大的老板，可我们的媒体及行业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非常苍白地用道德沦丧、为富不仁、家天下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太业余太搞笑了。
如果还有人不理解中国体育的“行政可控资源”和“非行政可控资源”，我就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我们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拥有很多创造了无数奥运冠军的“某某之乡”也就是项目特区，早在在1992年前后，中国足协也顺应中央经济改革中“创建特区”，决定创建包括大连、青岛、广州、沈阳等十家左右的“足球特区”，希望从个别地区突破找到中国足球出路，这是轰动当时的足坛头号新闻，王俊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动容：“有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这将是中国职业足球未来的希望，经过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以此作为冲击亚洲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地”，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国家体委当时设置的十几个基地（特区）也正在源源不断生产着奥运冠军。
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家体育总局设置的无数如“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排球之乡”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已成这个项目的圣殿，但“足球特区”却名存实亡，无论是当地企业、政府主管体育的官员还是球迷，如今早遗忘了“足球特区”这段陈年往事，可当时它的轰动性不压于中国足球来了一位新主席。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可控”和“非可控”资源的例子，乒乓、体操能得到长达数十年各管理中心或协会的行政控制，可当市场宠儿足球进入市场后必然不为“中国足协”所左右，那些“足球特区”的领导、企业在之后几年迅速转入更直接的GDP建设中，忘了当初新闻发布会上的宣言，靠中国足协的“行政力量”无法行业管辖这些计划。
“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活得很好，“足球特区”却破产了，这实际上是宣告以行政力量推动足球运动市场化做法的破产，其实我的断言一点都不极端——乒乓球包括举重、射击、体操天生就拥有“举国体制”的属性，它们都缺乏像足球、NBA或F1这些项目极大市场化的空间，它们仍然可以坚守“江宁织造”的模式，但足球不行，足球江湖之庞大根本不是一个长期以血统纯正皇恩浩荡自居的“江宁织造”可以应付的，在波诡云鹬之中，中国足协这个焦大在改变不了现实后，也只有像它指责过的那样去扒灰、偷小叔……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讲一个本来答应不讲出来的故事，但我写到这里，已收不住了：
都知道中国足协将“中国之队”签给瑞士盈方很失败，双方正在打着一场口水官司，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实当初谢亚龙是答应签给“亚足联开发公司”，这对中国国家队有相当的实惠，当时事情已进展到中国足协和亚足联代表草签约定第二天上午正式签的地步，亚足联开发公司代表已抵达中国只等署名，按国际惯例，这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情况突变，谢亚龙宣布将和盈方签约，人们用各种版本猜测中间出现的故事，甚至有人用盈方是国际足联背景，而亚足联开发公司的亚足联背景，这是国际足联压倒亚足联……来幼稚地分析，其实真相很简单，据说一位曾经有恩于谢的高层领导的儿子找到了谢亚龙，该亲属带着瑞士盈方的代表和谢亚龙一起吃饭，在饭局上直接要求谢亚龙如此如此办理……于是，谢亚龙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亚足联开发公司不签了，中国之队将属于瑞士盈方。
按优势项目的做法这并不为过，这是行政旨意，因为圈子就这么小，中国人自己就代表着世界，可是中国足协仍然把复杂的足球市场当成行政可控资源……以为尊重了官场规则就尊重了市场规则。
你该理解为什么“乒乓是国球，足球是国难”了吧。作为亚足联金库的开发公司代表当时就对谢亚龙说：“你等着吧，看年底的世界杯抽签分组吧”，不知道这只算一种威胁，还是真激怒了亚足联开公司的大后台，反正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后真地分在死亡之组，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集体说“我们在亚洲谁都不怕，打谁不是打”，最后“打谁不是打”变成了“输谁不是输”。
纯属个人观点，但我已从项目技术、市场运作、产权所属、社会结构及政治复杂性表达了“足球”与其它项目的不同，足球从利物浦教会创始它的第一天就不属于“行政可控资源”，但中国足球却一定要用目空一切却又回避一切的态度运作它，这就是中国乒协能搞好乒乓，中国足协搞不好足球的重要原因，以一个正局级的单位就像搞好那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这本身就是中国足球的“原罪”，在“原罪”无法更改的前提下，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分析：
什么样的人，才更适合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下期请指正我的“足球九评之三”——谁才是中国足协的真命天子。
请允许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比喻：如果中国体育某种程度是一个“江宁织造”，中国足球是那个忠心耿耿但怨声载道的焦大。
《中国足球九评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国体育大部队的来历，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来没有独立意义的体育，它是向政经的谄媚，是树立人民群众信心的爱国主义武器。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其实是“国家体育运动队夺金总局”，而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所以，作为体育大部队附庸的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规律自觉的革命，因为焦大无须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红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爷旨下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却是“明治维新”，这就是两国足球差距的由来。
在质疑中国体育大背景之于中国足球的合理性后，无数人诘问：为什么同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能够大放异彩，而中国足球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长期作为“中国足球是不是该回到专业体制”的有力证据。
奥运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先生也曾公开论述了关于“今后长期坚持举国体制”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中国军团在历届奥运会收获的金牌证明举国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也从中得到愉悦和民族自豪感；二、奥运后，一些国外体育强国纷纷都在了解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证明我们现行机制具有相当先进性；三、有人认为用大量金钱堆出冠军不合时宜，但国家体育总局是依靠事业经费运作的单位，比外界传闻的上面亿少多了，目前一年经费也就三五亿而已。
我不认为从一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角度这段论述有什么错误，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举国之力和金钱为这个国家收取更多金牌，这是国情。但是刘鹏同样没能解释清楚一个体制下却出现“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的尴尬现象，我以为，在“后奥运时代”中国足球如继续以此为风向标，将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解释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时，我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中国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我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中国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中国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中国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中国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中国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中国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中国柔道队拼命从中国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中国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中国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中国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这也就是刘鹏先生所说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经历北京奥运金牌大狂欢后，这种愉悦不可避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我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何况这个话题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评》讨论范围中。我真正想说的是：上述中国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比如说“业余体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大大发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业余体校”制度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功勋制度，虽然到本世纪“业余体校”制度因市场冲击已减弱不小，但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委仍能够轻易地行政控制这些培训选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学、中学发现一些好苗子，或者去农村说服贫穷的家长能给孩子以“城镇户口和退役后的正式工作”，然后就把孩子们带到体校或相当于体校的所在，经过十余年后，从一万个孩子里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事情比我叙述的还要简单，翻开杜丽的成长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学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来先拔人材的体校教练带到一处空地，大家玩举着木棍的游戏，前面拴着一块砖头，然后她就去了体校，然后进了省队，然后进入国家队……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击、举重这些显然单线培养的项目中，一个又一个冠军被制造出来，由于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体育界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所以有时一个乡一个村就能出现两个奥运冠军，比如福建的举重之乡龙岩，湖北的体操之乡仙桃……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竞争本身的单纯性，更重要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本身就是政府机构，它对于地方行业协会的控制是可观的，一个总局局长级别的官员的命令对于一个地方行业协会意味着政策和文件，如果一个官员前往如仙桃、龙岩这样的冠军之乡，无异于一次重要的现场办公，经费、条件、升迁……都可以结合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保障。
中国的体育大部队从1952年就这么生存和成长着，整整7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证明它在行政体育的控制下活得很好，很滋润，很合理，它不需要市场改革而且无数例子证明靠国家体育事业经费反而活得更好，至于近十年来的商业赞助只是行政拨款外一个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从经费角度也允许包括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这么成功地活着，它们相对而言不太花钱——但是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都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足球”。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举国体制”之于小众项目的如鱼得水，其实是为了说明“行政力量”之于中国足球职业市场的乏力，因为项目特点和其它原因，像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这些都是体育总局及各运动管理中心“行政可控资源”，国家体育总局轻易就能直接或间接控制郴州排球基地、仙桃体操之乡、龙岩举重冠军村和一整条竞赛系统，但进入市场改革的足球（甚至下一步的职业篮球、网球）却必然面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它们都是“非行政可控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当你进入市场后，能控制徐明吗，能控制朱峻吗，能控制不属于任何体委人事处管辖的李玮峰郑智吗，更大的话题是，你能控制各大赞助商甚至北京大连上海市政府吗，可好笑的是，中国足协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社会资源，却硬是要事无巨细到了每年能引进多少外援，年薪定为多少，是否升降级，这就是天大的笑话，相当于让文化部去参与经营各城市的院线票房，让铁道部参与经营车站小卖部。
中国体育“江宁织造”的封闭背景以及多年以来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誉产生的自傲感，使体育界管理者们很难用正常的心态看待复杂的社会，被金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也不想想“举国体制”面对市场的无力，所以历任分管足球的局长都愤然而纳闷地骂：就你们足球事情多，我搞中长跑时拿世界冠军时都没这么难。
无论是足协主席还是局长们都忽略了这个社会在最近二十年来正在发生的巨变，再说一遍：中国体育是“行政可控资源”，可中国足球是“非行政可控资源”，用行政的思路管理足球，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难以自拔的现象。如果1952年创建的体制是一只母鸡，1979年奥运夺金计划是从母鸡里生出鸡蛋，那么1992年“红山口”，我们却要母鸡肚子里生出一只凤凰蛋。
比如，我曾经问过董烔一个羽毛球冠军从小到大花多少钱，他说：“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其它项目如乒乓、跳水、举重也如此，甚至更少，可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要以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却连一个足球二级联赛球队半个赛季都支撑不了。
这是关键问题之一——高傲的中国的体育行政力量面对席卷全球，每年产值达两千亿欧元（全球最著名的德勤事务所统计）的职业足球时，它显得无力了，即使面对200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足球每年近三十亿人民币的盘子，号称一年经费只需几亿人民币的体育总局及下属的“中国足协”更无力。因为职业足球庞大的规模不受所谓国家机关控制，举例说明：2003年上海申花为获得“末代甲A冠军”，竟投入一个亿人民币，而同城竞争对手上海国际投入达到9000万人民币，加上8000万人民币的北京国安，基本就是整个体育总局全年的事业经费。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构成的来源问题，一个习惯于每年手握三五亿国家拨款的副部级行政单位及它属下的中国足协，在面对社会资本时非常倨傲却又非常无力。1999年，中国足球的红人王健林突然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球，5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七君子造反”登场了，明确提出“产权明晰，仿照欧洲日本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一个事件至今毁誉参半，可是它说明：职业足球根本就不是中国足协这么一股小小的行政力量能够控制的，因为它是商业，是游戏，是各地背后的政府。
关键问题之二——中国足协没想到“红山口会议”打开了市场之门时，也打开了潘多拉，这些行政高手市场俗手根本没有准备好制约魔鬼的咒语，假球黑哨于是泛滥，可以想像，当大部分俱乐部背后都拥有着超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巨资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背景时，一个不过正局级的中国足协怎可能还将副省级正省级甚至军方对象视作“行政可控资源”？我曾反思过1994年保卫成都，那是在一场“保卫城市名片”高尚旗帜下默契球的滥觞，但中国足协不可能和省政府较劲，何况还要保护当时的金牌球市，之后就有了“保卫延边”、“保卫山城”“保卫首都”“保卫八一”的口号，中国足协最终堕落成保卫一切必须保卫球队的机构。
中国乒乓、羽毛球“让球”并非传言，但那属于内部利益协调或者要尽可能在风格上压制国外选手确保金牌，何况除何智丽外基本太平，没有一个省长或赞助商会为该省乒乓球队保住冠军给乒协打电话，可是足球不一样，它牵涉的利益太巨大了，很多足球联赛的假球后面都有城市荣誉和巨大商业利益的动机，当所有矛盾集中到这个叫“中国足协”头上时，它只能学作驼鸟。最著名的是“渝沈悬案”，那一年沈阳在最后两分钟“神奇”逆转重庆成功上岸，而原本形势不错的松日惨遭降级，傻子都看得出来那是一场假球，中国足协也浩浩荡荡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足球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前往沈阳调查俱乐部财务情况，可“沈阳华晨”后面的背景是什么，直辖市的重庆意味着什么，中国足协根本无法左右，那份财务帐单里的秘密至今被锁在足协某层的抽屉里。同样的例子还有“三号隋波”，陕西国力队员，贾秀全当着全国人民说出一声“三号隋波”后，国力宣布手里有假球录音带后，中国足协张吉友率员调查几个月，却只得出“录音带里其实只是一个女人在勾引队员，淫词秽语而已”的说法。你信吗。
中国的假球调查史其实就是中国足协这股小小行政力量在更大的行政力量前的碰壁史，当然不能姑息中国足协，因为作为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份子，更多的时候它并没有积极去调查，甚至在变相合作着“假球”，因为它也是“行政”，比如说中国足协长期强调“假球和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一付大义凛然而且无辜的样子，其实是驼鸟政策不作为，中国足协是官，地方也是官，中国官场的相护规则使调查进入关键时刻时，“查无实据，以观后效”成为最大的挡箭牌。
关键问题之三——包括对“资本的力量”，资本本来是推动职业足球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魔力，中国足协一方面为了自己身利益坚决反对成立“职业大联盟”从而把中国足球引入全球化运作中，另一方面又委曲求全地向它妥协，从中得到私利甚至传闻有官员亲自参与到假球制造中。还比如说我一直批评的“关联”问题，和假球问题一样，中国足协一直以“找不到实据证明大连实德和四川大河有关联，也找不到证据深圳健力宝和辽宁队有关联”，直到两年之后，才拖沓地和平解决这个严重违背“公平竞赛”的问题。
但中国人在看待体育游戏的理念上如此奇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各地方的人们（包括媒体）拼命保护着各地方俱乐部，甚至无视当地俱乐部假球、关联的存在，这就是长期乱战于中国各足球城市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却对代表其实制约行政的资本力量充满反感，把足球资本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在世界足球近十五年的事实证明，资本的具体形状就是“职业大联盟”，但没有具有民主气息的“联盟”，就不会有更广泛的行业规则，也只有相互制约的“职业联盟”才最接近行业的公平（我说的不是完全，因为不可能完全达到公平），否则，以行政控制足球职业化只能在行政和资本的博弈中纵养出如朱峻、徐明这样坐地为大的老板，可我们的媒体及行业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非常苍白地用道德沦丧、为富不仁、家天下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太业余太搞笑了。
如果还有人不理解中国体育的“行政可控资源”和“非行政可控资源”，我就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我们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拥有很多创造了无数奥运冠军的“某某之乡”也就是项目特区，早在在1992年前后，中国足协也顺应中央经济改革中“创建特区”，决定创建包括大连、青岛、广州、沈阳等十家左右的“足球特区”，希望从个别地区突破找到中国足球出路，这是轰动当时的足坛头号新闻，王俊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动容：“有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这将是中国职业足球未来的希望，经过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以此作为冲击亚洲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地”，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国家体委当时设置的十几个基地（特区）也正在源源不断生产着奥运冠军。
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家体育总局设置的无数如“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排球之乡”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已成这个项目的圣殿，但“足球特区”却名存实亡，无论是当地企业、政府主管体育的官员还是球迷，如今早遗忘了“足球特区”这段陈年往事，可当时它的轰动性不压于中国足球来了一位新主席。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可控”和“非可控”资源的例子，乒乓、体操能得到长达数十年各管理中心或协会的行政控制，可当市场宠儿足球进入市场后必然不为“中国足协”所左右，那些“足球特区”的领导、企业在之后几年迅速转入更直接的GDP建设中，忘了当初新闻发布会上的宣言，靠中国足协的“行政力量”无法行业管辖这些计划。
“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活得很好，“足球特区”却破产了，这实际上是宣告以行政力量推动足球运动市场化做法的破产，其实我的断言一点都不极端——乒乓球包括举重、射击、体操天生就拥有“举国体制”的属性，它们都缺乏像足球、NBA或F1这些项目极大市场化的空间，它们仍然可以坚守“江宁织造”的模式，但足球不行，足球江湖之庞大根本不是一个长期以血统纯正皇恩浩荡自居的“江宁织造”可以应付的，在波诡云鹬之中，中国足协这个焦大在改变不了现实后，也只有像它指责过的那样去扒灰、偷小叔……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讲一个本来答应不讲出来的故事，但我写到这里，已收不住了：
都知道中国足协将“中国之队”签给瑞士盈方很失败，双方正在打着一场口水官司，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实当初谢亚龙是答应签给“亚足联开发公司”，这对中国国家队有相当的实惠，当时事情已进展到中国足协和亚足联代表草签约定第二天上午正式签的地步，亚足联开发公司代表已抵达中国只等署名，按国际惯例，这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情况突变，谢亚龙宣布将和盈方签约，人们用各种版本猜测中间出现的故事，甚至有人用盈方是国际足联背景，而亚足联开发公司的亚足联背景，这是国际足联压倒亚足联……来幼稚地分析，其实真相很简单，据说一位曾经有恩于谢的高层领导的儿子找到了谢亚龙，该亲属带着瑞士盈方的代表和谢亚龙一起吃饭，在饭局上直接要求谢亚龙如此如此办理……于是，谢亚龙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亚足联开发公司不签了，中国之队将属于瑞士盈方。
按优势项目的做法这并不为过，这是行政旨意，因为圈子就这么小，中国人自己就代表着世界，可是中国足协仍然把复杂的足球市场当成行政可控资源……以为尊重了官场规则就尊重了市场规则。
你该理解为什么“乒乓是国球，足球是国难”了吧。作为亚足联金库的开发公司代表当时就对谢亚龙说：“你等着吧，看年底的世界杯抽签分组吧”，不知道这只算一种威胁，还是真激怒了亚足联开公司的大后台，反正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后真地分在死亡之组，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集体说“我们在亚洲谁都不怕，打谁不是打”，最后“打谁不是打”变成了“输谁不是输”。
纯属个人观点，但我已从项目技术、市场运作、产权所属、社会结构及政治复杂性表达了“足球”与其它项目的不同，足球从利物浦教会创始它的第一天就不属于“行政可控资源”，但中国足球却一定要用目空一切却又回避一切的态度运作它，这就是中国乒协能搞好乒乓，中国足协搞不好足球的重要原因，以一个正局级的单位就像搞好那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这本身就是中国足球的“原罪”，在“原罪”无法更改的前提下，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分析：
什么样的人，才更适合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下期请指正我的“足球九评之三”——谁才是中国足协的真命天子。
如果谢亚龙高升了我就起诉他——足球九评之三 (2008-09-26 05:22:56)
标签：杂谈 分类：我的球评
据中国新闻网24日报道：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中惨遭淘汰，继之“小老弟”中国国奥也在奥运会小组赛上裁了跟头。在中国足球界遭到空前的冲击时，“掌门人”谢亚龙更是首当其冲，总局领导十分震怒：虽说都知道中国男足不强，但也没想到成绩会这么糟……一位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副局长大动肝火，他表示：足协领导必须要承担责任。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把中国男足的烂帐全掼到谢亚龙一个人的头上确实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谢亚龙显得很不服气，有一阵子人们发现“谢掌门”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知情者披露：每每见到谢亚龙，他都是伏在桌前劈劈啪啪在敲击键盘，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并不为过。一周后，谢亚龙就写出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汇报。看到过这份“万言书”的人无不为谢的睿智博学而赞叹不已!汇报中不仅有谢亚龙对自己应负哪些责任不应负哪些责任的剖析，更不乏对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所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言之凿凿情真意切。
事实上，当这份“万言书”交到总局后“谢掌门”的心情好了许多。更有传闻说，他的情绪好转是发生在总局领导找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秘谈”之后，这一“巧合”印证了谢的长篇汇报收到了实效。有传闻称，谢亚龙的这份大作总局主要领导非常赏识，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份很有实用性和战略眼光的汇报。
之后，足协内部就传出了谢亚龙将要“高升”的说法。经过了解，权威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还惊曝：谢亚龙将被上调到总局，任竞体司司长。从权力上看，竞体司则是主管全国的竞技体育项目，隶属于足协的上级。就个人前途来说，竞体司的任务很重，但责任不像足协那样大，还能有更应当更有实权……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总局领导沟通，对其仕途十分有利。综上所述，谢亚龙如果真能最后升迁到这个职位，那无疑是得到了重用。
李大眼说：
一、中国新闻网？我已经很久不看很官方色彩的“中新记者”的报道了，我的经验，他们应该叫“忠心记者”，如果这不是一篇假新闻，那就太忠心了，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一帮“御前带刀侍卫”，“上书房行走”勇敢地对一切灾难进行肉麻宣传，不过这篇文笔实在太差，充满了嘴脸，连“看到过这份“万言书”的人无不为谢的睿智博学而赞叹不已”这么宇航的语言都敢用上，相信会遭到网络炮轰。
二、中国足球当然不是一个谢亚龙的全责，可一篇“万言书”就能免去谢亚龙的责，这就像三聚氰氨不是石家庄一家的责，所以那个市的领导就能免责，我顺便翻了翻法理书,如果只有“全责”才判刑，那还要“量刑、有期、无期”做甚。另，高升后发大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封万言书就能升官，这稿费标准肯定超过每字1000元，简直比神七航天员在天上发封家书还贵。建议税务部门严密监测个人所得税动向。
三、平调,又见平调，A县县长犯事儿后平调到B县书记，A市公路局长平调到B市工商局长，平调，凭吊？之前非典时有位姓孟的北京市长因措施不力被免职，当我们快忘了他时，这两天却从山西溃坝事件免职人员中惊谔发现，原来几年间老孟已从那儿的副省长直升至省长了，虽然，现在必须加一个“原”字，可咱们能不能别总被迫加个“原”？我们投放的是干部，又不是投放到民间的原子弹。
四、叉腰肌也能高升，括约肌呢？我们不是一直喜欢屁股决定大脑吗。
五、又看了一遍“忠心网”，我认为这段文字特别不专业，一看就不是专业足球记者写出来的：“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把中国男足的烂帐全掼到谢亚龙一个人的头上确实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谢亚龙显得很不服气，有一阵子人们发现“谢掌门”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知情者披露：每每见到谢亚龙，他都是伏在桌前劈劈啪啪在敲击键盘，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并不为过……”教你个乖，谢亚龙有一个习惯，每逢心情特好时就上网下围棋，上次就因为下网围下得灵魂飞出肉身了，连杨一民在后面紧急汇报女足告急都没听见，弄得两人大吵一架，连楼下聋子门卫大爷都听见了。这道理就像，不要以为呻吟就是牙痛，也可能是在叫床，当然，我还是相信谢主席上网至少是在下围棋，这是在为未来竞体司司长做准备，我才不相信他上网是为了看毛片。
六、“汇报中不仅有谢亚龙对自己应负哪些责任不应负哪些责任的剖析，更不乏对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所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言之凿凿情真意切。事实上，当这份“万言书”交到总局后“谢掌门”的心情好了许多……更有传闻说，谢亚龙的这份大作总局主要领导非常赏识，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份很有实用性和战略眼光的汇报”，中国足球的事情就这么容易分析得深刻而情真意切？你以为你余秋雨。我倒觉得拿几张纸就解决了难言之隐，心情就好了很多的干活——很像入厕。我说过多次，中国足协的事情和“中国N协”是一样的，包括中国房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哦，对了，我的球评从来就不止是在骂中国足协。
七、现在告你，别人会说我欺负你，但如果这次谢亚龙真如“忠心网”所报道那样平调高升，那我就告你，不是因为，上次我在《足球之夜》直播中应主持人强烈要求，不小心给他打了一个“任期内工作不及格”，他就又哭又闹找到有关领导封杀我在专业体育频道说话的权利，而是，他一直说“我们一定能出线”，吟咏了很多诗句，浪费无数金钱精力，还发明了“叉腰肌”，把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昭告全国球迷，相当于把年虎画昭告全国人民这是真的华南虎。中国足球其实就是一华南虎，它从来就没存在过。
八、连周正龙都有人告，为什么不能告谢亚龙。龙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标签：杂谈 分类：我的球评
据中国新闻网24日报道：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中惨遭淘汰，继之“小老弟”中国国奥也在奥运会小组赛上裁了跟头。在中国足球界遭到空前的冲击时，“掌门人”谢亚龙更是首当其冲，总局领导十分震怒：虽说都知道中国男足不强，但也没想到成绩会这么糟……一位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副局长大动肝火，他表示：足协领导必须要承担责任。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把中国男足的烂帐全掼到谢亚龙一个人的头上确实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谢亚龙显得很不服气，有一阵子人们发现“谢掌门”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知情者披露：每每见到谢亚龙，他都是伏在桌前劈劈啪啪在敲击键盘，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并不为过。一周后，谢亚龙就写出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汇报。看到过这份“万言书”的人无不为谢的睿智博学而赞叹不已!汇报中不仅有谢亚龙对自己应负哪些责任不应负哪些责任的剖析，更不乏对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所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言之凿凿情真意切。
事实上，当这份“万言书”交到总局后“谢掌门”的心情好了许多。更有传闻说，他的情绪好转是发生在总局领导找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秘谈”之后，这一“巧合”印证了谢的长篇汇报收到了实效。有传闻称，谢亚龙的这份大作总局主要领导非常赏识，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份很有实用性和战略眼光的汇报。
之后，足协内部就传出了谢亚龙将要“高升”的说法。经过了解，权威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还惊曝：谢亚龙将被上调到总局，任竞体司司长。从权力上看，竞体司则是主管全国的竞技体育项目，隶属于足协的上级。就个人前途来说，竞体司的任务很重，但责任不像足协那样大，还能有更应当更有实权……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总局领导沟通，对其仕途十分有利。综上所述，谢亚龙如果真能最后升迁到这个职位，那无疑是得到了重用。
李大眼说：
一、中国新闻网？我已经很久不看很官方色彩的“中新记者”的报道了，我的经验，他们应该叫“忠心记者”，如果这不是一篇假新闻，那就太忠心了，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一帮“御前带刀侍卫”，“上书房行走”勇敢地对一切灾难进行肉麻宣传，不过这篇文笔实在太差，充满了嘴脸，连“看到过这份“万言书”的人无不为谢的睿智博学而赞叹不已”这么宇航的语言都敢用上，相信会遭到网络炮轰。
二、中国足球当然不是一个谢亚龙的全责，可一篇“万言书”就能免去谢亚龙的责，这就像三聚氰氨不是石家庄一家的责，所以那个市的领导就能免责，我顺便翻了翻法理书,如果只有“全责”才判刑，那还要“量刑、有期、无期”做甚。另，高升后发大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封万言书就能升官，这稿费标准肯定超过每字1000元，简直比神七航天员在天上发封家书还贵。建议税务部门严密监测个人所得税动向。
三、平调,又见平调，A县县长犯事儿后平调到B县书记，A市公路局长平调到B市工商局长，平调，凭吊？之前非典时有位姓孟的北京市长因措施不力被免职，当我们快忘了他时，这两天却从山西溃坝事件免职人员中惊谔发现，原来几年间老孟已从那儿的副省长直升至省长了，虽然，现在必须加一个“原”字，可咱们能不能别总被迫加个“原”？我们投放的是干部，又不是投放到民间的原子弹。
四、叉腰肌也能高升，括约肌呢？我们不是一直喜欢屁股决定大脑吗。
五、又看了一遍“忠心网”，我认为这段文字特别不专业，一看就不是专业足球记者写出来的：“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把中国男足的烂帐全掼到谢亚龙一个人的头上确实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谢亚龙显得很不服气，有一阵子人们发现“谢掌门”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知情者披露：每每见到谢亚龙，他都是伏在桌前劈劈啪啪在敲击键盘，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并不为过……”教你个乖，谢亚龙有一个习惯，每逢心情特好时就上网下围棋，上次就因为下网围下得灵魂飞出肉身了，连杨一民在后面紧急汇报女足告急都没听见，弄得两人大吵一架，连楼下聋子门卫大爷都听见了。这道理就像，不要以为呻吟就是牙痛，也可能是在叫床，当然，我还是相信谢主席上网至少是在下围棋，这是在为未来竞体司司长做准备，我才不相信他上网是为了看毛片。
六、“汇报中不仅有谢亚龙对自己应负哪些责任不应负哪些责任的剖析，更不乏对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所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言之凿凿情真意切。事实上，当这份“万言书”交到总局后“谢掌门”的心情好了许多……更有传闻说，谢亚龙的这份大作总局主要领导非常赏识，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份很有实用性和战略眼光的汇报”，中国足球的事情就这么容易分析得深刻而情真意切？你以为你余秋雨。我倒觉得拿几张纸就解决了难言之隐，心情就好了很多的干活——很像入厕。我说过多次，中国足协的事情和“中国N协”是一样的，包括中国房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哦，对了，我的球评从来就不止是在骂中国足协。
七、现在告你，别人会说我欺负你，但如果这次谢亚龙真如“忠心网”所报道那样平调高升，那我就告你，不是因为，上次我在《足球之夜》直播中应主持人强烈要求，不小心给他打了一个“任期内工作不及格”，他就又哭又闹找到有关领导封杀我在专业体育频道说话的权利，而是，他一直说“我们一定能出线”，吟咏了很多诗句，浪费无数金钱精力，还发明了“叉腰肌”，把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昭告全国球迷，相当于把年虎画昭告全国人民这是真的华南虎。中国足球其实就是一华南虎，它从来就没存在过。
八、连周正龙都有人告，为什么不能告谢亚龙。龙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