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九一三”事件系列文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7:48:14
按，今天是9月13号，1971年的今天，在文革中炙手可热的林彪副统帅，与他的家人一起死于异乡，本菜整理了有关此事的系列文章，以供大家讨论。按，今天是9月13号，1971年的今天，在文革中炙手可热的林彪副统帅，与他的家人一起死于异乡，本菜整理了有关此事的系列文章，以供大家讨论。
林彪晚节不保，不足为训——写于“九一三”
林彪事件多年后，仍然裹杂着许多悬念、争论和质疑，这是文革荒谬时代的遗产。林彪之死是中共党内不正常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必然结果。现在回头看当年对林彪的“大批判”，没有什么论点能站得住脚，至少，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实质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笑话。
林彪对文革的形成、发动和进展起的是何种作用，争议最多，本文避重就轻，不谈论此事，只对林彪的出逃性质做一个判断：我认为，无论林彪历史上贡献多大，甚至如有些人所说对文革采取的是表面拥护实际抵制的态度，但他最终选择外逃敌国的行动，决定了林彪晚节不保，不足为训。
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辩护观点：
其一、文革是民族劫难，林彪一旦失势，下场可比刘少奇、彭德怀。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出国暂避？文革出逃的马思聪不就平反了吗？中国不是也礼遇越南黄文欢了吗？
不然。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既是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也握有最核心的机密。以此身份逃往与中国势成敌对，大兵压境的苏联，当然是投敌变节行为。当年张国焘投向蒋介石，他也可以自辨说受到了中共不公正的批判和压制，他要不走，后果很糟糕。但无论他有多少理由（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张国焘要是在国内活到文革，下场肯定十分凄惨），他仍然算是叛党。林彪，当然是叛国（林彪当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至于有人说叛党叛国也是迫不得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起码要承认一个“叛”字。
马思聪为何平反？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所有文革期间甚至文革之前逃往国外境外的老百姓，都应当根据当时情况公正对待。但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或军人逃往国外、境外（一般都是选择当时与本国政府敌对或至少不合作一方），那肯定就是另一种性质了。今天，不是还有“非法越境”的罪名吗？全世界使然。
黄文欢受到中国礼遇，怎么能引申为林彪也应受中国礼遇？礼遇林彪的应当是苏联才对。黄文欢，至今仍是越共的“叛徒”，中国也不指望越南为他“平反”。
其二、林彪外逃是一时慌乱，只是临时避险避难的举动。 .
不然。
林彪本身就是一个掌握国家核心机密的高级政治家，军队副统帅，他本人的出逃自然形成泄密，因此他绝无外逃的权利，何况他还有意带了大量机密文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在飞机失事现场看到了这样的文件，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遇难人员身份。
退一步，即使承认林彪有外逃避险的权利，那他也不需要带文件，难道林彪到了国外还要“办公”吗？那是给敌方的见面礼！当然，最重的见面礼是他自己。
那麽说，林彪只有等着让人家关起来整死？没办法，只有如此。你宣誓加入共产党，你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蹿升当了“接班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当“副统帅”的是你，当“亲密战友”的是你，遇到危机逃到敌国的还是你，最后还捞一个“受冤枉”？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老同志们在林彪事件后发出一致的谴责声，有借机改变自己受压制受迫害不利地位的动机，也有对林彪叛国投敌行为的真实义愤。不仅是林彪，换上任何一个高级干部做出那样的事情，都会身败名裂。
王明虽滞留苏联不归，但因为他是经批准合法出境的，因此中共没有对他做任何组织处理，最后形成王明自动脱党的局面。中共对王明的定性，从未涉及“叛国”概念。王明不回国，有避难之意，即使林彪与其动机相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
如果为林彪外逃平反，怎么向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众多冤魂交代？刘少奇当了几十年接班人，最后被拘禁屈死。但是，他本人也要为形成把国家元首非法打倒的政治环境负一定责任，比比刘少奇，把毛泽东和文革吹到天上去的林彪有那麽委屈吗？
其三、林彪外逃是身不由己，甚至是一个针对林彪的预谋的圈套。
不然。
首先，林彪直到最后时刻仍然掌握着一切资源和权利。说到底，当时即使有人可以限制林彪的行动，不让他动，也不会有人命令他动，更别说“动”到国外去。
至于以林豆豆、张宁为代表的质疑索隐派，她们的辩解可以理解，但很难成为证据。即使中央警卫团当时的态度是迟疑、拖延的，也有道理，谁敢“果断”阻截林副主席？无论如何，中央警卫团只是“阻”的一方，“动”的权力仍然在林彪手上。
林彪至迟在9月初就知道了毛泽东南巡时发表的对他不利的谈话。即使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故意对林彪敲山震虎，他也想不到把林彪“敲”到国外去，那个代价太大了，后果无法预计！
9月8日，林彪写了一个“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但并未写明是给谁看，这很不寻常。林彪在那样一种政治背景下给儿子和儿子的亲信写这样一个亲笔指令，究竟是为了什么？“命令”，总不是办理个人私事吧？若是公务，林彪又为何绕开空军司令给儿子下达授权性质的手书？有人辩称林写的那个条子可能是为了干别的事情，可如果是一件具体的事，通常就要写抬头。没有抬头，没有具体接受命令的人，说明一、这是一张可以机动使用的“特别通行证”；第二、这个命令指向的人都认识林立果、周宇驰；第三、可以回避某种风险。实际上，周宇驰就是用那一纸手令在全国禁空的情况下调走直升飞机的。如果说林彪写那张纸条时还被自己的儿子蒙在鼓里，那就不是林彪了。又如果说那个手令是假造的，也要有造假的确凿证据。
林立果是在9月12日晚飞往北戴河的。当晚，他的属下在北京的空军大院煞有介事地拟定了第二天乘飞机南下广州的人员名单。如果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林彪真的一无所知，林立果要做的事情林彪不同意，很难想象林立果自信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摊牌并说服老子接受他那个政变或者南逃计划。
在周恩来亲自向叶群查问256专机去向之后，林彪才临时决定北飞，当时时间非常仓促，情况非常混乱。如果林彪仅仅只是对毛泽东采取抵制态度，为什么害怕他的下级周恩来查找专机？专机就在北戴河，我儿子带来的，怎么了？不够用再给我派一架，怎么了？如果林彪不知道林立果所为，如果他事先写就的那个手令也与某种非常手段无关，他为什么要逃亡国外？如果说林彪在9月12日晚才知道了林立果暗中做的一切，太勉强了。再退一步讲，即使是林立果给林彪引来杀身之祸，那直接原因也是林彪对儿子的纵容和支持。
到了最后关头，山海关机场请示李作鹏，专机已经滑向跑道，怎么办？李的答复是让他们“请示周总理”！难道李作鹏也参与了“引诱”林彪叛国投敌的“阴谋”？
总之，林彪乘飞机上天，拐到蒙古，摔死在温都尔汗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一切猜测、推想、质疑，都需要确凿的证据。 根据现有的证据，林彪叛国投敌，晚节不保，不足为训。
如果有一天拿出了相反的证据——比如有一天可以公开飞机黑匣子的内容，并证明林彪是被胁迫甚至如同有些人所说“被绑架”的——我愿意痛快地放弃自己的观点。毕竟，我对林彪的历史贡献还是心存敬意的。正因为林彪历史上的贡献，电影中出现了他的正面形象，军事博物馆里也挂上他的戎装标准像。不过，那个出逃举动，的确毁了林彪的一世之功。
管风琴飞扬贵宾(文史) 记于2008年9月13日。
http://www.fymil.com/bbs/htm_data/158/0809/157835.html
林彪事件多年后，仍然裹杂着许多悬念、争论和质疑，这是文革荒谬时代的遗产。林彪之死是中共党内不正常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必然结果。现在回头看当年对林彪的“大批判”，没有什么论点能站得住脚，至少，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实质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笑话。
林彪对文革的形成、发动和进展起的是何种作用，争议最多，本文避重就轻，不谈论此事，只对林彪的出逃性质做一个判断：我认为，无论林彪历史上贡献多大，甚至如有些人所说对文革采取的是表面拥护实际抵制的态度，但他最终选择外逃敌国的行动，决定了林彪晚节不保，不足为训。
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辩护观点：
其一、文革是民族劫难，林彪一旦失势，下场可比刘少奇、彭德怀。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出国暂避？文革出逃的马思聪不就平反了吗？中国不是也礼遇越南黄文欢了吗？
不然。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既是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也握有最核心的机密。以此身份逃往与中国势成敌对，大兵压境的苏联，当然是投敌变节行为。当年张国焘投向蒋介石，他也可以自辨说受到了中共不公正的批判和压制，他要不走，后果很糟糕。但无论他有多少理由（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张国焘要是在国内活到文革，下场肯定十分凄惨），他仍然算是叛党。林彪，当然是叛国（林彪当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至于有人说叛党叛国也是迫不得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起码要承认一个“叛”字。
马思聪为何平反？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所有文革期间甚至文革之前逃往国外境外的老百姓，都应当根据当时情况公正对待。但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或军人逃往国外、境外（一般都是选择当时与本国政府敌对或至少不合作一方），那肯定就是另一种性质了。今天，不是还有“非法越境”的罪名吗？全世界使然。
黄文欢受到中国礼遇，怎么能引申为林彪也应受中国礼遇？礼遇林彪的应当是苏联才对。黄文欢，至今仍是越共的“叛徒”，中国也不指望越南为他“平反”。
其二、林彪外逃是一时慌乱，只是临时避险避难的举动。 .
不然。
林彪本身就是一个掌握国家核心机密的高级政治家，军队副统帅，他本人的出逃自然形成泄密，因此他绝无外逃的权利，何况他还有意带了大量机密文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在飞机失事现场看到了这样的文件，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遇难人员身份。
退一步，即使承认林彪有外逃避险的权利，那他也不需要带文件，难道林彪到了国外还要“办公”吗？那是给敌方的见面礼！当然，最重的见面礼是他自己。
那麽说，林彪只有等着让人家关起来整死？没办法，只有如此。你宣誓加入共产党，你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蹿升当了“接班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当“副统帅”的是你，当“亲密战友”的是你，遇到危机逃到敌国的还是你，最后还捞一个“受冤枉”？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老同志们在林彪事件后发出一致的谴责声，有借机改变自己受压制受迫害不利地位的动机，也有对林彪叛国投敌行为的真实义愤。不仅是林彪，换上任何一个高级干部做出那样的事情，都会身败名裂。
王明虽滞留苏联不归，但因为他是经批准合法出境的，因此中共没有对他做任何组织处理，最后形成王明自动脱党的局面。中共对王明的定性，从未涉及“叛国”概念。王明不回国，有避难之意，即使林彪与其动机相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
如果为林彪外逃平反，怎么向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众多冤魂交代？刘少奇当了几十年接班人，最后被拘禁屈死。但是，他本人也要为形成把国家元首非法打倒的政治环境负一定责任，比比刘少奇，把毛泽东和文革吹到天上去的林彪有那麽委屈吗？
其三、林彪外逃是身不由己，甚至是一个针对林彪的预谋的圈套。
不然。
首先，林彪直到最后时刻仍然掌握着一切资源和权利。说到底，当时即使有人可以限制林彪的行动，不让他动，也不会有人命令他动，更别说“动”到国外去。
至于以林豆豆、张宁为代表的质疑索隐派，她们的辩解可以理解，但很难成为证据。即使中央警卫团当时的态度是迟疑、拖延的，也有道理，谁敢“果断”阻截林副主席？无论如何，中央警卫团只是“阻”的一方，“动”的权力仍然在林彪手上。
林彪至迟在9月初就知道了毛泽东南巡时发表的对他不利的谈话。即使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故意对林彪敲山震虎，他也想不到把林彪“敲”到国外去，那个代价太大了，后果无法预计！
9月8日，林彪写了一个“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但并未写明是给谁看，这很不寻常。林彪在那样一种政治背景下给儿子和儿子的亲信写这样一个亲笔指令，究竟是为了什么？“命令”，总不是办理个人私事吧？若是公务，林彪又为何绕开空军司令给儿子下达授权性质的手书？有人辩称林写的那个条子可能是为了干别的事情，可如果是一件具体的事，通常就要写抬头。没有抬头，没有具体接受命令的人，说明一、这是一张可以机动使用的“特别通行证”；第二、这个命令指向的人都认识林立果、周宇驰；第三、可以回避某种风险。实际上，周宇驰就是用那一纸手令在全国禁空的情况下调走直升飞机的。如果说林彪写那张纸条时还被自己的儿子蒙在鼓里，那就不是林彪了。又如果说那个手令是假造的，也要有造假的确凿证据。
林立果是在9月12日晚飞往北戴河的。当晚，他的属下在北京的空军大院煞有介事地拟定了第二天乘飞机南下广州的人员名单。如果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林彪真的一无所知，林立果要做的事情林彪不同意，很难想象林立果自信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摊牌并说服老子接受他那个政变或者南逃计划。
在周恩来亲自向叶群查问256专机去向之后，林彪才临时决定北飞，当时时间非常仓促，情况非常混乱。如果林彪仅仅只是对毛泽东采取抵制态度，为什么害怕他的下级周恩来查找专机？专机就在北戴河，我儿子带来的，怎么了？不够用再给我派一架，怎么了？如果林彪不知道林立果所为，如果他事先写就的那个手令也与某种非常手段无关，他为什么要逃亡国外？如果说林彪在9月12日晚才知道了林立果暗中做的一切，太勉强了。再退一步讲，即使是林立果给林彪引来杀身之祸，那直接原因也是林彪对儿子的纵容和支持。
到了最后关头，山海关机场请示李作鹏，专机已经滑向跑道，怎么办？李的答复是让他们“请示周总理”！难道李作鹏也参与了“引诱”林彪叛国投敌的“阴谋”？
总之，林彪乘飞机上天，拐到蒙古，摔死在温都尔汗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一切猜测、推想、质疑，都需要确凿的证据。 根据现有的证据，林彪叛国投敌，晚节不保，不足为训。
如果有一天拿出了相反的证据——比如有一天可以公开飞机黑匣子的内容，并证明林彪是被胁迫甚至如同有些人所说“被绑架”的——我愿意痛快地放弃自己的观点。毕竟，我对林彪的历史贡献还是心存敬意的。正因为林彪历史上的贡献，电影中出现了他的正面形象，军事博物馆里也挂上他的戎装标准像。不过，那个出逃举动，的确毁了林彪的一世之功。
管风琴飞扬贵宾(文史) 记于2008年9月13日。
http://www.fymil.com/bbs/htm_data/158/0809/157835.html
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坐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坐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俏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坐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坐机起飞后，总理曾通过机场指挥塔与林彪坐机对话，但林彪外逃时，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因而没对上话。尽管总理苦口婆心要指挥塔转告256号专机，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然而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没有一点回音。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道路，是林彪一意孤行、自己选定的，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它将作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史册上。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坐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坐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俏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坐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坐机起飞后，总理曾通过机场指挥塔与林彪坐机对话，但林彪外逃时，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因而没对上话。尽管总理苦口婆心要指挥塔转告256号专机，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然而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没有一点回音。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道路，是林彪一意孤行、自己选定的，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它将作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史册上。
作者：梁发芾
数天前，在书摊居然看到一本盗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舒云著，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上下册。花了20元买了。
以前在网上下载了这本书PDF的电子版，但是扫描得不好，看了前言，没有顾上往下看。这次买到，还是高兴。盗版书虽然纸张低劣，但是原版扫描的，几乎没有发现错字。
关于林彪事件的书，我看过一些，比如师东兵采访黄永胜、吴法宪的实录，吴法宪的回忆录，陈晓农编辑的陈伯达自述，叶群秘书写的《毛家湾纪实》，以及林彪儿媳张宁的回忆《自己写自己》，以及香港出版的一本叫做《谁杀死林彪》的书。但是，舒云的这部还是相当的扎实，因为她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在我看来，有关庐山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南巡的情况，现在大概也差不多弄清楚了。在这些重大的事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林立果，他们各自做了什么，有什么责任，可以有大致轮廓。比如一向所说的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摆哪儿”，已有不少当事人作出澄清。比如叶群那句话，现在已经证明是汪东兴说的，舒云这本书找到的当事人是这么说的，而近来吴法宪的回忆录则详细谈到这个细节。当年吴法宪被抓起来之后，被要求揭发林彪叶群，受到极大的压力。吴法宪心想反正他们已经死亡，就编造说叶群有过这句话。但他又在揭发的笔录下面画了道道，作为记号。有了吴法宪的这个揭发，林彪集团抢班夺权就有铁证。但其实也就是吴法宪一个人的证明，属于孤证。吴法宪后来推翻了他的口供，说，凡是他编造的假口供，都在下面划了道道。翻出当年影印出版的林彪罪行材料，吴法宪揭发的材料的这个地方，果然有道道。总之，林彪所谓抢班夺权，实在是欲加之罪。庐山会议，大概是引蛇出洞的翻版而已。
但是，关于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事，即使是《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也仍然提不出更多的材料，揭示更多的东西。在国内，相关的档案一直没有解密，即使解密，恐怕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姚文元出狱后写回忆录，不让出版，删去敏感的东西又弄了个简缩版，提到林彪事件，说事件发生后，对于有关材料进行了大量的添加伪造。所以，即使档案公开，也一定扑朔迷离。
林彪乘机出逃，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一直坚持说是林彪被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林立果未婚妻张宁的说法也基本是这样的。但官方说是林彪发动政变失败，主动出逃。现在看来，林彪恐怕确实没有搞什么政变，对于老婆孩子的阴谋，不一定知情。他出走或许真的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老婆儿子诱骗胁迫走了。但是，这些情况，现在无法弄清。他上了飞机说了什么，飞机上的其他人说了什么，因为大家都死了，没有一点线索。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克格勃手上，说不定黑匣子里记录了林彪专机出逃中近两个小时中飞机中的信息，我相信，黑匣子打开的那一天，一定是林彪事件接近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现在只好等待了。
林彪的飞机为什么会掉下了？为什么毛泽东对于林彪的出走泰然自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以毛泽东的为人，恐怕不会这么手下留情吧？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现在已经排除了被中方、蒙方和苏联击毁的说法。中国的说法是没有油了，迫降失事。但飞机落地后爆炸，引发周围百米范围的大火，如果没有油了，能够引发如此大火吗？而且蒙古方面有一些证人说，飞机在落地之前，在天上已经着火了。因此，可能是先着火，后迫降，再燃烧爆炸机毁人亡。尤其有一个细节是，飞机上有一个大洞，曾经被怀疑是导弹击中的，但是洞口的毛刺是朝外的，说明是从飞机里面击穿的。莫非飞机在天上在发生了爆炸？莫非飞机中事先被安置了炸弹？
现在无法说清。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真相。或许，有人在林彪的飞机上安置安置了定时炸弹，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因为毛泽东在林彪那边安置了超级间谍，林彪和林立果的一举一动毛泽东洞若观火。如果毛泽东准确掌握林彪出逃的行踪，干脆安排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也不是不可能，林彪反正必死无疑，而毛泽东还乐得落一个放他一马的人情。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泰然自若的原因。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怀疑而已，没有证据。
看完书后，心情有些郁闷。人们一般都在关注事件的核心人物。可是，913事件把大量无辜者卷入其中，受到残酷的株连。坠毁的林彪专机上，除了林彪夫妇，林立果和死心塌地的刘沛丰外，其他5人都是无辜的技术人员，包括林彪汽车司机。这些人死了之后，享受的是反革命的待遇。机械师潘景寅的爱人与此案毫无关系，也被抓抓起来关押10年。林彪专机组的几位没有来得及赶上飞机，被林彪抛弃的机组人员，也说不清自己的问题，有的也被长期关押，受到迫害。一个林彪事件，造成多少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悲剧。党内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无限扩大性，今天看来还是让人心惊肉跳。http://www.whdgm.net/post/832
数天前，在书摊居然看到一本盗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舒云著，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上下册。花了20元买了。
以前在网上下载了这本书PDF的电子版，但是扫描得不好，看了前言，没有顾上往下看。这次买到，还是高兴。盗版书虽然纸张低劣，但是原版扫描的，几乎没有发现错字。
关于林彪事件的书，我看过一些，比如师东兵采访黄永胜、吴法宪的实录，吴法宪的回忆录，陈晓农编辑的陈伯达自述，叶群秘书写的《毛家湾纪实》，以及林彪儿媳张宁的回忆《自己写自己》，以及香港出版的一本叫做《谁杀死林彪》的书。但是，舒云的这部还是相当的扎实，因为她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在我看来，有关庐山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南巡的情况，现在大概也差不多弄清楚了。在这些重大的事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林立果，他们各自做了什么，有什么责任，可以有大致轮廓。比如一向所说的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摆哪儿”，已有不少当事人作出澄清。比如叶群那句话，现在已经证明是汪东兴说的，舒云这本书找到的当事人是这么说的，而近来吴法宪的回忆录则详细谈到这个细节。当年吴法宪被抓起来之后，被要求揭发林彪叶群，受到极大的压力。吴法宪心想反正他们已经死亡，就编造说叶群有过这句话。但他又在揭发的笔录下面画了道道，作为记号。有了吴法宪的这个揭发，林彪集团抢班夺权就有铁证。但其实也就是吴法宪一个人的证明，属于孤证。吴法宪后来推翻了他的口供，说，凡是他编造的假口供，都在下面划了道道。翻出当年影印出版的林彪罪行材料，吴法宪揭发的材料的这个地方，果然有道道。总之，林彪所谓抢班夺权，实在是欲加之罪。庐山会议，大概是引蛇出洞的翻版而已。
但是，关于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事，即使是《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也仍然提不出更多的材料，揭示更多的东西。在国内，相关的档案一直没有解密，即使解密，恐怕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姚文元出狱后写回忆录，不让出版，删去敏感的东西又弄了个简缩版，提到林彪事件，说事件发生后，对于有关材料进行了大量的添加伪造。所以，即使档案公开，也一定扑朔迷离。
林彪乘机出逃，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一直坚持说是林彪被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林立果未婚妻张宁的说法也基本是这样的。但官方说是林彪发动政变失败，主动出逃。现在看来，林彪恐怕确实没有搞什么政变，对于老婆孩子的阴谋，不一定知情。他出走或许真的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老婆儿子诱骗胁迫走了。但是，这些情况，现在无法弄清。他上了飞机说了什么，飞机上的其他人说了什么，因为大家都死了，没有一点线索。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克格勃手上，说不定黑匣子里记录了林彪专机出逃中近两个小时中飞机中的信息，我相信，黑匣子打开的那一天，一定是林彪事件接近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现在只好等待了。
林彪的飞机为什么会掉下了？为什么毛泽东对于林彪的出走泰然自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以毛泽东的为人，恐怕不会这么手下留情吧？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现在已经排除了被中方、蒙方和苏联击毁的说法。中国的说法是没有油了，迫降失事。但飞机落地后爆炸，引发周围百米范围的大火，如果没有油了，能够引发如此大火吗？而且蒙古方面有一些证人说，飞机在落地之前，在天上已经着火了。因此，可能是先着火，后迫降，再燃烧爆炸机毁人亡。尤其有一个细节是，飞机上有一个大洞，曾经被怀疑是导弹击中的，但是洞口的毛刺是朝外的，说明是从飞机里面击穿的。莫非飞机在天上在发生了爆炸？莫非飞机中事先被安置了炸弹？
现在无法说清。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真相。或许，有人在林彪的飞机上安置安置了定时炸弹，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因为毛泽东在林彪那边安置了超级间谍，林彪和林立果的一举一动毛泽东洞若观火。如果毛泽东准确掌握林彪出逃的行踪，干脆安排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也不是不可能，林彪反正必死无疑，而毛泽东还乐得落一个放他一马的人情。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泰然自若的原因。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怀疑而已，没有证据。
看完书后，心情有些郁闷。人们一般都在关注事件的核心人物。可是，913事件把大量无辜者卷入其中，受到残酷的株连。坠毁的林彪专机上，除了林彪夫妇，林立果和死心塌地的刘沛丰外，其他5人都是无辜的技术人员，包括林彪汽车司机。这些人死了之后，享受的是反革命的待遇。机械师潘景寅的爱人与此案毫无关系，也被抓抓起来关押10年。林彪专机组的几位没有来得及赶上飞机，被林彪抛弃的机组人员，也说不清自己的问题，有的也被长期关押，受到迫害。一个林彪事件，造成多少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悲剧。党内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无限扩大性，今天看来还是让人心惊肉跳。http://www.whdgm.net/post/832
2008年08月02日 01:49:18 来源：书摘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毛泽东不得不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向全党全国做一个检查交代。尽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评并未对文革的整体错误方针做出根本性改变，但他的这种表态，却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着手扭转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拼命地呼叫，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泽东的面部逐渐由青紫泛起了淡红，胸部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起伏。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刚刚与死神话别，极为疲乏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从这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
事实上，毛泽东这次的重病，既是肌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毛泽东那时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他看到卫士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心情沉重。毕竟，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已成为一块巨石压在了毛泽东的心头。显然，仅仅依靠文革前期那种宣布又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是远远无法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信服的。毕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就在传达林彪集团罪状的过程中，不断报来各地发生的不同反应：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出乎意外地没有遇到以往那种高呼口号热烈响应的场景，而是面对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干部中甚至还响起了哭泣声。某野战军连队传达此情况时，甚至有战士当场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如此种种，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拒绝承认现实，各种反应都传递着一个令人窒息的爆炸潜能——毛泽东自己必须向全国有个检查交代。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做出自我批评，指示纠正了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邓小平等冤假错案，并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此后，当年被大加赞赏在解放军中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即停止进行。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史云 摘自《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8/02/content_8893335.htm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毛泽东不得不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向全党全国做一个检查交代。尽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评并未对文革的整体错误方针做出根本性改变，但他的这种表态，却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着手扭转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拼命地呼叫，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泽东的面部逐渐由青紫泛起了淡红，胸部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起伏。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刚刚与死神话别，极为疲乏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从这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
事实上，毛泽东这次的重病，既是肌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毛泽东那时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他看到卫士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心情沉重。毕竟，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已成为一块巨石压在了毛泽东的心头。显然，仅仅依靠文革前期那种宣布又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是远远无法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信服的。毕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就在传达林彪集团罪状的过程中，不断报来各地发生的不同反应：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出乎意外地没有遇到以往那种高呼口号热烈响应的场景，而是面对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干部中甚至还响起了哭泣声。某野战军连队传达此情况时，甚至有战士当场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如此种种，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拒绝承认现实，各种反应都传递着一个令人窒息的爆炸潜能——毛泽东自己必须向全国有个检查交代。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做出自我批评，指示纠正了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邓小平等冤假错案，并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此后，当年被大加赞赏在解放军中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即停止进行。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史云 摘自《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8/02/content_8893335.htm
世界知识 9-13：那场特大政治地震是如何化解的
张宏喜
9.13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已经过去37年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但是人们无法忘却的，而且总有值得回味的地方，甚至可以不断发掘出某些对现在仍然十分有益的新东西。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那场可能引起严重破坏的特大政治地震是如何化解的，也许就可以从中发现新意。
林彪这一伙要比“四人帮”危险得多
首先说说林彪。说历史上的人和事，就得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去说。在笔者看来，林彪是从“相当好”变成 “非常坏”的典型。
笔者以为，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林彪自己选择的结局，首先还得由他自己负责。从林彪那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反面教训是，一个人不管有着多么辉煌的过去，都要始终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把过去的功劳作为个人的资本去想坏事、干坏事。即使处在像“文革”那样的时期，群众被误导、坏人大量涌现、小人得志好人遭殃、风气特别坏、环境特别恶劣，也有人独善其身，至少可以不犯大错误，害人坏良心的事情更不去做，这是可以做到的。
林彪是林彪的账，我们党也有问题，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虽然也提出不当李自成，新中国建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变质，包括领导高层个个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但没有从根本制度建设包括法制建设上去解决问题，特别是没有抓住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根本，以至于使建国之初那种难得的好风气难以为继，未能保持下去。
在笔者看来，林彪这一伙要比“四人帮”危险得多，因为林彪本钱大，威望高，经验老道，可以号召起来的人多，特别是掌握军权，而且已经把他写到了党章上，是名正言顺的合法接班人，不能把他上台说成是篡党夺权。他只要不急着接班，不要在庐山会议上鼓动陈伯达及其他几位亲信鼓噪，再耐心等上若干年，就能顺利上台。真出现这种情况该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
林彪再老到，再阴险，遇到毛泽东老人家毕竟不是对手，所以被老人家有所识破。但林彪毕竟是林彪，他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没有投降，没有认输，没有丧胆，而是决定继续与老人家对着干。笔者认为，老人家当时过于自信，以为可以像搞掉高岗、刘少奇那样把林彪搞掉，困难不大，并表现出宽大为怀，考虑留有余地，对林彪进行顽抗估计不足，更想象不到他会铤而走险或叛逃到外国。如果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就造成严重分裂，双方或进行一场政治恶斗，或发生军事冲突，这对已经被“文革”伤害得遍体鳞伤的中国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林彪活着逃到莫斯科，将会掀起一场国际恶浪，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林彪栽到了周恩来这里
谢天谢地，中国人民有幸，有人把这次特大政治地震化解了，避免了一场大灾大难。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没有胆怯和退缩，但他却怕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的过人智慧、能干、精明、细致和在党政军中的威望是非常了解的。他对周恩来的脑子之好似乎既羡慕不已又感到不可思议，就说周恩来是12月怀胎，周恩来闻之笑曰：12月怀胎不就是怪胎了嘛。所以，林彪遇到周恩来却不能不畏惧三分。当发生9.13林彪叛逃这么重大的事件时，周恩来无疑是最精心的，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林彪是无法逃过周恩来这一关的，果然林彪就栽到了周恩来这里。不信，就让我们从细节上一一查证，看林彪遇到周恩来是如何自取灭亡的。
根据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他们图谋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机暗杀老人家。毛泽东发现苗头，就当机立断，改变行程，直抵北京。但林彪并没因为这件事而悬崖勒马，他一不做二不休，决计孤注一掷，按计划继续疯狂地对抗下去，暗杀不成，就来第二步，准备拉人到广州成立伪中央，连南下人员的名单都列好了。这个时候，林彪遇到了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等史料记载：1971年9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2 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得悉北戴河林彪之女林立衡所报林彪等人欲出逃的情况。之后，又连续接到电话，了解到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当即指示北戴河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新的动向，随时报告；并要空军司令吴法宪查询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23时半，与林彪老婆叶群通电话。周恩来问：是否调了飞机？叶最初说没有，后来又称林彪要“动一动”。周恩来问：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叶答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并说他可以到北戴河去看望林副主席。周恩来随即命令海军司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在北戴河的林彪一伙因周恩来的追查，感到阴谋败露，仓皇改变南逃计划，决计北叛国外。
请注意这里的“仓皇”二字。林彪当时是何等仓皇呢？据多本著作记载，当叶群把同周恩来通话的情况告诉林彪后，林彪立即决定逃跑，他是秃头怕风外出必戴帽子的，结果逃跑时连帽子都丢了，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慌张。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林彪获悉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特别是周恩来表示要到北戴河来的时候，他内心恐惧了，六神无主了，惊慌失措了。之后林彪就乘车拼命往山海关机场那里跑，连警卫部队开枪阻止都在所不顾，到了飞机下面不等乘客登机梯子架好，就从驾驶员的梯子往飞机上爬，连机组人员没有到齐就命令飞机强行起飞。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林彪遇到周恩来就方寸乱矣！
再加上另一个更加关键的细节，那就是由于周恩来追查，林彪一伙慌张得连飞机的油是否充足都没有检查就强行起飞，构成了致命的危险。据有的材料记载，原来这架飞机是空军管的，山海关机场是海军管的，所以头一天飞机到达加油时才发现机场加油设备与飞机不配套，加油很费功夫，工作人员以为天太晚了，第二天一早再加也不迟，谁能想到林彪会深夜乘此机出逃？现在有一句“细节决定成败”的名言，正好可以用到这里，没有加满油这个细节决定了飞机不能到达目的地，决定了林彪等人非摔死不可。
如果不是周恩来及时追查，林彪可以从容行事，或者把去广州的事项准备就序，或者把油加足、把机组人员带齐顺利飞到莫斯科，至少可以飞到苏联的某地而不至于摔下来。如果不是林彪遇到周恩来就惊慌失措，而是像他战争年代那样沉着应对，他满可以找到托词周旋一下而赢得时间，就他当时的地位来说，周恩来是无法命令和强制他如何的。但这些“如果”都是不存在的，周恩来的一生和林彪的一生决定了9.13事件的那种结局，只能是那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林彪过不了周恩来这一关。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说，9.13事件发生时是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撑着中国的天，此话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回味周恩来处理9.13事件，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周恩来1931年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时的表现。两次事件都是在周恩来的大智大勇下争分夺秒处理完毕的，一次避免了处于上海地下状态的党中央被敌人一网打尽，一次避免了强烈政治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危害。9.13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可以说一分一秒都没有耽误，而且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不知不觉中处理完毕的。
周恩来何以表现如此智慧和胆略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一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表现出这么大的智慧和胆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全说清楚的。在笔者看来，这是周恩来一生练就的本领，而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一生培育的高尚品德使他如此行事。这里仅简单列出几点。
第一，周恩来是个无私的人，他对党和祖国绝对忠诚，对人民绝对负责，凡涉及国家和人民利益，他总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绝不后退。自从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他被排到了林彪的后面，但他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因为林彪上来了，就把事情往他身上一推了事，或者一碰到林彪的事情生怕惹事生非就躲着走，而是一如既往像老黄牛、像沙漠里的骆驼那样为人民拉套干活。对在“文革”中遇到的所有事情，周恩来都是抱着这样的意志和态度的，碰到了林彪造反叛逃这样天大的事，他还能犹豫和后退吗？他勇敢地担起了这副重担。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舍周其谁呢？茫茫中国唯我周公也！
如果把周恩来与林彪对比一下还是有些意思的。论资格、功劳、能力等等，周恩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比不上林彪的，但周恩来历来把自己、把自己的功劳、把自己的一切统统丢到脑后，一心一意只想为人民贡献一切，什么事情都实事求是，对人对同志一片好心，绝不拉帮结派，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周恩来对毛泽东充满了热爱，但没有说过过头话，不加以吹捧。周恩来曾处于比毛泽东、林彪都要高的地位，但周恩来从不贪权，更不争权、抢权，反而一再让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这些方面比一比，建国后的林彪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到了1971年9月13日那一天，一个阴谋败露、不知改悔、乱了阵脚的林彪，遇到一个捍卫祖国、大义凛然、指挥自若的周恩来，除了自取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呢？
第二，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使周恩来一下子就能看穿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一刻不停地去追查，使最紧急的事情没有耽误片刻。周恩来后来说，林彪作为副主席调动一架飞机是可以的，但叶群却掩盖，这引起了他的警惕，所以就有了接下来不停的追查，使林彪惊慌失措。如果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缺乏这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遇到这么关键的时刻还看不出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不予重视，或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就会把天大的事情耽误了，给林彪留出时间和空间实现他的阴谋计划。其实，不光9.13事件发生时那几天，自一年前的庐山会议把陈伯达的问题揭出后，周恩来脑子里的弦一直在紧绷着，高度警惕。周恩来了解林彪，像林彪了解周恩来一样，因为他们毕竟相识和共事了47年，林彪不知悔改的表现周恩来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估计到了林彪要出事，于是在1971年8月9日他去广州时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可见，9.13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周恩来就在思想上做好了发生急事的准备。周恩来后来说，林彪叛逃既在意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内是说事先知道林彪早晚会出事的，因此有思想准备，但并没有料到他会叛逃国外，当看到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时，周恩来止不住气愤地骂道：“叛徒！”尽管如此，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周恩来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处乱不惊，沉着应对，所有该做的事情一一作出妥善安排，把林彪的亲信控制起来，全国净空，把带有重要资料的林彪死党劫持的直升机截获，把全军掌握到手里作出必要部署，而且做到了绝对保密，使全国全世界平稳如常，使敌对国家蒙在鼓里，真是做得滴水不漏。1971年底，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粉碎林彪政变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真是“乱云飞渡仍从容”。
第三，是周恩来的威望使林彪一伙望而生畏，使那些没有逃走的死党在他面前不敢造次，束手待擒。周恩来的才和德、周恩来的功绩使他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9.13事件发生时，周恩来的威望之高，令所有的敌对分子望而生畏。虽然李作鹏也曾篡改过周恩来的指示，虽然黄永胜等人不老实交待问题，但他们在周恩来面前不敢有任何其他反抗举动，在外地的林彪死党亦是如此，有些林彪重用的人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赶紧明确表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应该说当时林彪培植的亲信还是有不少的，但9.13事件发生以后没有一个起事，这当然有毛泽东的威望使然，而周恩来的威望加上他的英明处置同样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甚至成为取得这次胜利的关键。周恩来不仅以大无畏的气魄完美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而且从头至尾讲究政策，把少数死党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把合谋与工作关系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与认识错误区别开来，包括正确对待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都深得人心。即使对林彪，周恩来也是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后努力争取他回心转意，通过向逃跑的林彪呼话，告林不论在国内何地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对黄永胜等人也给予足够时间使其向党坦白。周恩来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威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办事总是那么天公地道，让人口服心服，党和国家因他而大大增强了凝聚力。
回味9.13事件，我们当然应该肯定毛泽东的作用和地位，但实现老人家揭穿林彪集团的战略意图，最后彻底粉碎林彪集团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漂亮战斗，是周恩来具体指挥的，取得了最佳战果，避免了重大损失。在这件事情上再次验证了“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的说法。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毛泽东制止周恩来彻底揭发、批判和肃清林彪集团所秉持的极“ 左”思潮，毛泽东担心那样下去会否定“文革”。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已证明孰是孰非。今天我们回顾这些事，要认识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和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向他学习，学习他处理政治突发事件的高超本领，更要学习他的高尚精神。
张宏喜
9.13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已经过去37年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但是人们无法忘却的，而且总有值得回味的地方，甚至可以不断发掘出某些对现在仍然十分有益的新东西。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那场可能引起严重破坏的特大政治地震是如何化解的，也许就可以从中发现新意。
林彪这一伙要比“四人帮”危险得多
首先说说林彪。说历史上的人和事，就得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去说。在笔者看来，林彪是从“相当好”变成 “非常坏”的典型。
笔者以为，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林彪自己选择的结局，首先还得由他自己负责。从林彪那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反面教训是，一个人不管有着多么辉煌的过去，都要始终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把过去的功劳作为个人的资本去想坏事、干坏事。即使处在像“文革”那样的时期，群众被误导、坏人大量涌现、小人得志好人遭殃、风气特别坏、环境特别恶劣，也有人独善其身，至少可以不犯大错误，害人坏良心的事情更不去做，这是可以做到的。
林彪是林彪的账，我们党也有问题，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虽然也提出不当李自成，新中国建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变质，包括领导高层个个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但没有从根本制度建设包括法制建设上去解决问题，特别是没有抓住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根本，以至于使建国之初那种难得的好风气难以为继，未能保持下去。
在笔者看来，林彪这一伙要比“四人帮”危险得多，因为林彪本钱大，威望高，经验老道，可以号召起来的人多，特别是掌握军权，而且已经把他写到了党章上，是名正言顺的合法接班人，不能把他上台说成是篡党夺权。他只要不急着接班，不要在庐山会议上鼓动陈伯达及其他几位亲信鼓噪，再耐心等上若干年，就能顺利上台。真出现这种情况该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
林彪再老到，再阴险，遇到毛泽东老人家毕竟不是对手，所以被老人家有所识破。但林彪毕竟是林彪，他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没有投降，没有认输，没有丧胆，而是决定继续与老人家对着干。笔者认为，老人家当时过于自信，以为可以像搞掉高岗、刘少奇那样把林彪搞掉，困难不大，并表现出宽大为怀，考虑留有余地，对林彪进行顽抗估计不足，更想象不到他会铤而走险或叛逃到外国。如果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就造成严重分裂，双方或进行一场政治恶斗，或发生军事冲突，这对已经被“文革”伤害得遍体鳞伤的中国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林彪活着逃到莫斯科，将会掀起一场国际恶浪，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林彪栽到了周恩来这里
谢天谢地，中国人民有幸，有人把这次特大政治地震化解了，避免了一场大灾大难。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没有胆怯和退缩，但他却怕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的过人智慧、能干、精明、细致和在党政军中的威望是非常了解的。他对周恩来的脑子之好似乎既羡慕不已又感到不可思议，就说周恩来是12月怀胎，周恩来闻之笑曰：12月怀胎不就是怪胎了嘛。所以，林彪遇到周恩来却不能不畏惧三分。当发生9.13林彪叛逃这么重大的事件时，周恩来无疑是最精心的，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林彪是无法逃过周恩来这一关的，果然林彪就栽到了周恩来这里。不信，就让我们从细节上一一查证，看林彪遇到周恩来是如何自取灭亡的。
根据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他们图谋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机暗杀老人家。毛泽东发现苗头，就当机立断，改变行程，直抵北京。但林彪并没因为这件事而悬崖勒马，他一不做二不休，决计孤注一掷，按计划继续疯狂地对抗下去，暗杀不成，就来第二步，准备拉人到广州成立伪中央，连南下人员的名单都列好了。这个时候，林彪遇到了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等史料记载：1971年9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2 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得悉北戴河林彪之女林立衡所报林彪等人欲出逃的情况。之后，又连续接到电话，了解到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当即指示北戴河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新的动向，随时报告；并要空军司令吴法宪查询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23时半，与林彪老婆叶群通电话。周恩来问：是否调了飞机？叶最初说没有，后来又称林彪要“动一动”。周恩来问：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叶答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并说他可以到北戴河去看望林副主席。周恩来随即命令海军司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在北戴河的林彪一伙因周恩来的追查，感到阴谋败露，仓皇改变南逃计划，决计北叛国外。
请注意这里的“仓皇”二字。林彪当时是何等仓皇呢？据多本著作记载，当叶群把同周恩来通话的情况告诉林彪后，林彪立即决定逃跑，他是秃头怕风外出必戴帽子的，结果逃跑时连帽子都丢了，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慌张。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林彪获悉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特别是周恩来表示要到北戴河来的时候，他内心恐惧了，六神无主了，惊慌失措了。之后林彪就乘车拼命往山海关机场那里跑，连警卫部队开枪阻止都在所不顾，到了飞机下面不等乘客登机梯子架好，就从驾驶员的梯子往飞机上爬，连机组人员没有到齐就命令飞机强行起飞。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林彪遇到周恩来就方寸乱矣！
再加上另一个更加关键的细节，那就是由于周恩来追查，林彪一伙慌张得连飞机的油是否充足都没有检查就强行起飞，构成了致命的危险。据有的材料记载，原来这架飞机是空军管的，山海关机场是海军管的，所以头一天飞机到达加油时才发现机场加油设备与飞机不配套，加油很费功夫，工作人员以为天太晚了，第二天一早再加也不迟，谁能想到林彪会深夜乘此机出逃？现在有一句“细节决定成败”的名言，正好可以用到这里，没有加满油这个细节决定了飞机不能到达目的地，决定了林彪等人非摔死不可。
如果不是周恩来及时追查，林彪可以从容行事，或者把去广州的事项准备就序，或者把油加足、把机组人员带齐顺利飞到莫斯科，至少可以飞到苏联的某地而不至于摔下来。如果不是林彪遇到周恩来就惊慌失措，而是像他战争年代那样沉着应对，他满可以找到托词周旋一下而赢得时间，就他当时的地位来说，周恩来是无法命令和强制他如何的。但这些“如果”都是不存在的，周恩来的一生和林彪的一生决定了9.13事件的那种结局，只能是那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林彪过不了周恩来这一关。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说，9.13事件发生时是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撑着中国的天，此话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回味周恩来处理9.13事件，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周恩来1931年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时的表现。两次事件都是在周恩来的大智大勇下争分夺秒处理完毕的，一次避免了处于上海地下状态的党中央被敌人一网打尽，一次避免了强烈政治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危害。9.13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可以说一分一秒都没有耽误，而且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不知不觉中处理完毕的。
周恩来何以表现如此智慧和胆略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一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表现出这么大的智慧和胆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全说清楚的。在笔者看来，这是周恩来一生练就的本领，而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一生培育的高尚品德使他如此行事。这里仅简单列出几点。
第一，周恩来是个无私的人，他对党和祖国绝对忠诚，对人民绝对负责，凡涉及国家和人民利益，他总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绝不后退。自从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他被排到了林彪的后面，但他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因为林彪上来了，就把事情往他身上一推了事，或者一碰到林彪的事情生怕惹事生非就躲着走，而是一如既往像老黄牛、像沙漠里的骆驼那样为人民拉套干活。对在“文革”中遇到的所有事情，周恩来都是抱着这样的意志和态度的，碰到了林彪造反叛逃这样天大的事，他还能犹豫和后退吗？他勇敢地担起了这副重担。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舍周其谁呢？茫茫中国唯我周公也！
如果把周恩来与林彪对比一下还是有些意思的。论资格、功劳、能力等等，周恩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比不上林彪的，但周恩来历来把自己、把自己的功劳、把自己的一切统统丢到脑后，一心一意只想为人民贡献一切，什么事情都实事求是，对人对同志一片好心，绝不拉帮结派，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周恩来对毛泽东充满了热爱，但没有说过过头话，不加以吹捧。周恩来曾处于比毛泽东、林彪都要高的地位，但周恩来从不贪权，更不争权、抢权，反而一再让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这些方面比一比，建国后的林彪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到了1971年9月13日那一天，一个阴谋败露、不知改悔、乱了阵脚的林彪，遇到一个捍卫祖国、大义凛然、指挥自若的周恩来，除了自取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呢？
第二，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使周恩来一下子就能看穿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一刻不停地去追查，使最紧急的事情没有耽误片刻。周恩来后来说，林彪作为副主席调动一架飞机是可以的，但叶群却掩盖，这引起了他的警惕，所以就有了接下来不停的追查，使林彪惊慌失措。如果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缺乏这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遇到这么关键的时刻还看不出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不予重视，或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就会把天大的事情耽误了，给林彪留出时间和空间实现他的阴谋计划。其实，不光9.13事件发生时那几天，自一年前的庐山会议把陈伯达的问题揭出后，周恩来脑子里的弦一直在紧绷着，高度警惕。周恩来了解林彪，像林彪了解周恩来一样，因为他们毕竟相识和共事了47年，林彪不知悔改的表现周恩来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估计到了林彪要出事，于是在1971年8月9日他去广州时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可见，9.13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周恩来就在思想上做好了发生急事的准备。周恩来后来说，林彪叛逃既在意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内是说事先知道林彪早晚会出事的，因此有思想准备，但并没有料到他会叛逃国外，当看到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时，周恩来止不住气愤地骂道：“叛徒！”尽管如此，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周恩来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处乱不惊，沉着应对，所有该做的事情一一作出妥善安排，把林彪的亲信控制起来，全国净空，把带有重要资料的林彪死党劫持的直升机截获，把全军掌握到手里作出必要部署，而且做到了绝对保密，使全国全世界平稳如常，使敌对国家蒙在鼓里，真是做得滴水不漏。1971年底，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粉碎林彪政变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真是“乱云飞渡仍从容”。
第三，是周恩来的威望使林彪一伙望而生畏，使那些没有逃走的死党在他面前不敢造次，束手待擒。周恩来的才和德、周恩来的功绩使他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9.13事件发生时，周恩来的威望之高，令所有的敌对分子望而生畏。虽然李作鹏也曾篡改过周恩来的指示，虽然黄永胜等人不老实交待问题，但他们在周恩来面前不敢有任何其他反抗举动，在外地的林彪死党亦是如此，有些林彪重用的人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赶紧明确表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应该说当时林彪培植的亲信还是有不少的，但9.13事件发生以后没有一个起事，这当然有毛泽东的威望使然，而周恩来的威望加上他的英明处置同样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甚至成为取得这次胜利的关键。周恩来不仅以大无畏的气魄完美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而且从头至尾讲究政策，把少数死党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把合谋与工作关系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与认识错误区别开来，包括正确对待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都深得人心。即使对林彪，周恩来也是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后努力争取他回心转意，通过向逃跑的林彪呼话，告林不论在国内何地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对黄永胜等人也给予足够时间使其向党坦白。周恩来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威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办事总是那么天公地道，让人口服心服，党和国家因他而大大增强了凝聚力。
回味9.13事件，我们当然应该肯定毛泽东的作用和地位，但实现老人家揭穿林彪集团的战略意图，最后彻底粉碎林彪集团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漂亮战斗，是周恩来具体指挥的，取得了最佳战果，避免了重大损失。在这件事情上再次验证了“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的说法。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毛泽东制止周恩来彻底揭发、批判和肃清林彪集团所秉持的极“ 左”思潮，毛泽东担心那样下去会否定“文革”。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已证明孰是孰非。今天我们回顾这些事，要认识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和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向他学习，学习他处理政治突发事件的高超本领，更要学习他的高尚精神。
2008-8-28 23:11:45 传媒综合
本篇文章来源于 青传媒www.qingnet.cn 原文链接：http://mil.news.qingnet.cn/history/200808/2875752.htm
1971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曾发生一起令世人震动的九一三事件。在林彪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原黄冈县）林家大湾也曾演绎出无数鲜为人知的新闻轶事。
林丛旭：三度造访，金石为开。
按林姓房系排列，如今在林家大湾与林彪最亲的只有林彪大弟弟林育菊之子——林丛旭，又名林二林。
林丛旭1958年以前随父林育菊在天津医学院读书时，因失恋而受精神打击后，执意退学回到林家大湾。后来，院校领导曾两次派人接他返校，都被他拒绝。
他回到家乡，开始在林家大湾供销社代销店任代销员，幷与四周程德岗一姓马的农村姑娘结婚。因不善经营，两年供销店亏损400多元。“文革”期间，随着林彪走红，县委会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任营业员，妻子也安排在区食品所工作。
1973年，林丛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投入汉阳大军山监狱，后转至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春天，当林丛旭无罪释放回到家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妻早在他服刑期间就已带着三个儿子改嫁本县黄州粮管所一名职员。政治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幸，促使林丛旭的精神完全错乱。
后来，通过大队逐级向上反映，1984年县供销社才按落实政策又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作退职处理，每月发给29元生活费。
据林家大湾人讲，林丛旭酷爱读书，沉默寡言，性格十分古怪，挑物担水从来是一头重、一头轻，不搞两头平衡；生活中也有不少的怪理论，如睡觉时脚高头低倒立着，他说那样消化慢，少吃饭，能节省粮食。他除了每月上供销社领一次钱，顺便买点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一年到头关在屋里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打交道，更不接待记者采访。
夏天，他宁愿将房顶的瓦片揭开通风，也不愿意打开门窗。他尽管性格孤僻，但好打抱不平，为人也很厚道，不贪财、不受礼、不占便宜，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1993年广州军区一姓陈的军官来湾里同他见了一面，返回部队后，给他寄来300元钱，他给退了回去，后来那人又寄来，他又退了回去，仅退寄费他就花了15元。
听了人们的介绍，笔者很想亲眼见见这位“怪人”。于是就找到了林丛旭堂弟媳童桂珍，请她带路。
这是一幢极其简陋而又年久失修的平房，土坯砖墙已垮掉了一块，整幢房屋都岌岌可危，门前的杂草有半人来高，窗户也用几块木板钉死。还好，门没上锁，证实里面有人。童桂珍“二哥！二哥”叫了几声里面才有答应，经童的再三请求，屋里人才将门打开。只见一位身材瘦高，满头银发，皮肤白净，五官、脸型和两刷浓重而短促的剑眉的老人，乍一看，酷似晚年的林彪，这便是林丛旭。开门后，尽管我们反复说明来意，但他仍然连声说道：“心情不好，免谈！”完全是一副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样子。一个月后的星期天，笔者第二次来到林家大湾，幷找到了丛旭的堂弟林丛章，叫他出面帮我们叫门说情，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当笔者第三次登门造访时，正逢他开门倒水，这时，笔者一边同他套近乎，一边侧身进入室内。通过采取有意识地闲侃和引导，他在无意之中透露了许多守口如瓶的秘闻。
林立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当林彪发迹、鼎盛，林家大湾“香火”兴旺之际，他的直系亲属没有一个回到老家。而林彪折戟沉沙、命丧黄泉、臭名昭着的时候，他那两个坎坷辛酸的女儿却先后踏上了黄冈这片生疏的故土。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位神色忧郁的中年妇女乘客车来到林家大湾，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山山水水。湾里人好生希奇，后经村里的长者林玉彬老人反复询问，才得知她就是当年“帅府千金”，原《空军报》副总编林立衡，又名林豆豆。
林立衡1944年早产于延安，问世时体重仅有3斤半，因战乱，开始叶群把刚刚降世的豆豆胡乱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姓抚养，后听说那户是地主，又将孩子要了回来，后来还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1945年秋天，叶群抱着立衡，怀着立果，跟随林彪转战太行山区，在过平汉路时，十几名高级将领均被敌人冲散，叶群吓得把立衡扔进炮弹坑里，一马夫见了忙将立衡拾起来，放在马鞍子下面兜着走，后来还是一个班的战士轮换挑着上东北。立衡长大后，与妈妈叶群关系一直较紧，而在感情上，则与爸爸林彪更亲近。
1971年8月，经人牵线搭桥，她同湖南省邵阳市一铁匠的儿子张清霖建立恋爱关系。
“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和男友张清霖先后都被带到当时的政治局驻地北京玉泉山，作一般关押审查。1974年3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又被升级为林彪死党待遇，被迫交代林彪为她书赠“笑一笑十年少”、“天马行空”的反动涵义，幷被“四人帮”定性为“林彪留下的钉子”。她顶不住“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和精神折磨，曾超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后送空军医院救活。两年多的关押和审查，使30岁的林立衡头发落了一半，牙齿也掉了6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后来，她斗胆向毛主席写信。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答应她和张清霖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话，通知同意他俩结婚，同时下放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在开封农场，夫妻俩早起晚睡，养鸡喂猪，还种了15亩地。春耕时节，立衡在前边牵牛，清霖在后面扶犁，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小两口幷不绝望。
1975年11月，他俩又作为转业军人重新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职工医院任外科医生，林立衡任齿轮分厂革委会副主任。鉴于林立衡体质太差，夫妻俩决定不要孩子，分厂领导班子就安排她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尽管夫妻俩小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还是感到缺点什么：觉得家里没有孩子，总是显得冷冷清清。于是，林立衡就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
两个侄女一来，小家庭马上布满了生气。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门独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间厕所，盛夏时节，天天还可淋俗。
1987 年8月那次来湖北黄冈林彪故里造访，林立衡对林家大湾的山川草木感到既生疏又神秘。每经过一个与林家有关的景物和地段，她都要默默地站一会儿，看一会儿，似乎在辨认历史的物证，又似乎将故里的一草一木加深印象。在乡亲们的道别下，她披着暮色，默默地依依离去，独自乘车返回了河南郑州。
回到北京以后，他们的生活十分安逸，为不引人注重，林立衡改名为路漫。
据不久前上北京探望过林立衡和林丛琳的林丛旭介绍：立衡和丛琳她们现在的情况都较好，立衡住在单位宿舍的6楼，她身体很不好，头发、牙齿掉了不少，显得有些苍老，张清霖身体还可以，立衡和丛琳都不愿别人认出她们……
林丛琳：一捧故土几多情愫
林丛琳是林彪同前妻刘新民1940年在苏联疗养时所生。
解放前夕，她同母亲一道回到东北。1958年冬天，正读中学的林丛琳利用寒假上北京看望生父林彪，因她与后妈叶群及两个异母弟妹林丛虎（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很少相处，故在感情上也格格不入，而林彪对她也不太关心。叶群更是心怀忌异，时刻防御她和林彪单独接触，然而，机灵的丛琳有时也瞒着叶群瞅空静静接近林彪。一天，她忽然拿出一张和母亲刘新民的合影照片送给林彪看，不仅遭受到林彪的冷眼，还引起了叶群的嫉妒，叶群泼妇般地从丛琳手中抢过照片，三下两下撕得粉碎，使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林丛琳是一位好胜心强的姑娘，1966年她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就当上了被“中心文革”挂上号的保守派组织哈军工学院“八八团”的头头。叶群和林彪怕为此而受到牵连，曾向学院发出公开声明，与林丛琳脱离父女关系，幷公布林丛琳的一切言论和行为完全由其本人负责。为免除后患，接着林彪又用飞机将丛琳从学院骗到大西北的甘肃插队落户。
林丛琳是一位十分倔强的姑娘，对林彪和叶群的压制她决不屈服，后来，硬是从方圆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深处跑了出来。
就在林丛琳有家难归之际，她思来想去，一口气跑到广州，投身在父亲的老部下丁盛将军的门下。
丁盛将军送她去了部队。从此，林丛琳不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军人，同时也成了丁家的“编外”家庭成员。
“九·一三”事件后，丛琳幷未逃脱政治上的冲击，同样被隔离审查，同样饱受欺凌和折磨，身心俱伤……就是这位备受苦难的姑娘，1989年10月，她也来到林家大湾，拜访了老家故土。
在林彪旧居遗址和伯父林庆佛早年开办的布厂前，林丛琳久久伫立，思绪万千。然后，在旧居遗址林彪降生的那块地上挖了一捧黄土，用手帕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据林丛章讲，此时的丛琳已身患乳腺癌，这次只身返回故里，也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了却作为林彪女儿的一个夙愿。
历经磨难的林丛琳现在过得还好吗？
据林丛琳的堂兄弟丛旭介绍：丛琳性情开朗，跟她的母亲刘新民（又名张梅）相似，原患乳腺癌经手术治疗后己痊愈，现在身体尚好。
她丈夫应守贤，浙江省义乌市人，1987年正团级干部转业，后在北京一个工业公司从事工会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从事铁道工作，一个正在上大学，应守贤对丛琳很好，很体贴。
70年代后期，丛琳的母亲刘新民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门从事资料整理工作，已离休，现在北京安度晚年。从小缺少母爱，又失去了父爱的林丛琳，最终获得了一份母爱。（来源：深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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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曾发生一起令世人震动的九一三事件。在林彪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原黄冈县）林家大湾也曾演绎出无数鲜为人知的新闻轶事。
林丛旭：三度造访，金石为开。
按林姓房系排列，如今在林家大湾与林彪最亲的只有林彪大弟弟林育菊之子——林丛旭，又名林二林。
林丛旭1958年以前随父林育菊在天津医学院读书时，因失恋而受精神打击后，执意退学回到林家大湾。后来，院校领导曾两次派人接他返校，都被他拒绝。
他回到家乡，开始在林家大湾供销社代销店任代销员，幷与四周程德岗一姓马的农村姑娘结婚。因不善经营，两年供销店亏损400多元。“文革”期间，随着林彪走红，县委会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任营业员，妻子也安排在区食品所工作。
1973年，林丛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投入汉阳大军山监狱，后转至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春天，当林丛旭无罪释放回到家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妻早在他服刑期间就已带着三个儿子改嫁本县黄州粮管所一名职员。政治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幸，促使林丛旭的精神完全错乱。
后来，通过大队逐级向上反映，1984年县供销社才按落实政策又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作退职处理，每月发给29元生活费。
据林家大湾人讲，林丛旭酷爱读书，沉默寡言，性格十分古怪，挑物担水从来是一头重、一头轻，不搞两头平衡；生活中也有不少的怪理论，如睡觉时脚高头低倒立着，他说那样消化慢，少吃饭，能节省粮食。他除了每月上供销社领一次钱，顺便买点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一年到头关在屋里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打交道，更不接待记者采访。
夏天，他宁愿将房顶的瓦片揭开通风，也不愿意打开门窗。他尽管性格孤僻，但好打抱不平，为人也很厚道，不贪财、不受礼、不占便宜，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1993年广州军区一姓陈的军官来湾里同他见了一面，返回部队后，给他寄来300元钱，他给退了回去，后来那人又寄来，他又退了回去，仅退寄费他就花了15元。
听了人们的介绍，笔者很想亲眼见见这位“怪人”。于是就找到了林丛旭堂弟媳童桂珍，请她带路。
这是一幢极其简陋而又年久失修的平房，土坯砖墙已垮掉了一块，整幢房屋都岌岌可危，门前的杂草有半人来高，窗户也用几块木板钉死。还好，门没上锁，证实里面有人。童桂珍“二哥！二哥”叫了几声里面才有答应，经童的再三请求，屋里人才将门打开。只见一位身材瘦高，满头银发，皮肤白净，五官、脸型和两刷浓重而短促的剑眉的老人，乍一看，酷似晚年的林彪，这便是林丛旭。开门后，尽管我们反复说明来意，但他仍然连声说道：“心情不好，免谈！”完全是一副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样子。一个月后的星期天，笔者第二次来到林家大湾，幷找到了丛旭的堂弟林丛章，叫他出面帮我们叫门说情，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当笔者第三次登门造访时，正逢他开门倒水，这时，笔者一边同他套近乎，一边侧身进入室内。通过采取有意识地闲侃和引导，他在无意之中透露了许多守口如瓶的秘闻。
林立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当林彪发迹、鼎盛，林家大湾“香火”兴旺之际，他的直系亲属没有一个回到老家。而林彪折戟沉沙、命丧黄泉、臭名昭着的时候，他那两个坎坷辛酸的女儿却先后踏上了黄冈这片生疏的故土。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位神色忧郁的中年妇女乘客车来到林家大湾，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山山水水。湾里人好生希奇，后经村里的长者林玉彬老人反复询问，才得知她就是当年“帅府千金”，原《空军报》副总编林立衡，又名林豆豆。
林立衡1944年早产于延安，问世时体重仅有3斤半，因战乱，开始叶群把刚刚降世的豆豆胡乱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姓抚养，后听说那户是地主，又将孩子要了回来，后来还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1945年秋天，叶群抱着立衡，怀着立果，跟随林彪转战太行山区，在过平汉路时，十几名高级将领均被敌人冲散，叶群吓得把立衡扔进炮弹坑里，一马夫见了忙将立衡拾起来，放在马鞍子下面兜着走，后来还是一个班的战士轮换挑着上东北。立衡长大后，与妈妈叶群关系一直较紧，而在感情上，则与爸爸林彪更亲近。
1971年8月，经人牵线搭桥，她同湖南省邵阳市一铁匠的儿子张清霖建立恋爱关系。
“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和男友张清霖先后都被带到当时的政治局驻地北京玉泉山，作一般关押审查。1974年3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又被升级为林彪死党待遇，被迫交代林彪为她书赠“笑一笑十年少”、“天马行空”的反动涵义，幷被“四人帮”定性为“林彪留下的钉子”。她顶不住“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和精神折磨，曾超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后送空军医院救活。两年多的关押和审查，使30岁的林立衡头发落了一半，牙齿也掉了6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后来，她斗胆向毛主席写信。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答应她和张清霖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话，通知同意他俩结婚，同时下放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在开封农场，夫妻俩早起晚睡，养鸡喂猪，还种了15亩地。春耕时节，立衡在前边牵牛，清霖在后面扶犁，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小两口幷不绝望。
1975年11月，他俩又作为转业军人重新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职工医院任外科医生，林立衡任齿轮分厂革委会副主任。鉴于林立衡体质太差，夫妻俩决定不要孩子，分厂领导班子就安排她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尽管夫妻俩小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还是感到缺点什么：觉得家里没有孩子，总是显得冷冷清清。于是，林立衡就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
两个侄女一来，小家庭马上布满了生气。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门独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间厕所，盛夏时节，天天还可淋俗。
1987 年8月那次来湖北黄冈林彪故里造访，林立衡对林家大湾的山川草木感到既生疏又神秘。每经过一个与林家有关的景物和地段，她都要默默地站一会儿，看一会儿，似乎在辨认历史的物证，又似乎将故里的一草一木加深印象。在乡亲们的道别下，她披着暮色，默默地依依离去，独自乘车返回了河南郑州。
回到北京以后，他们的生活十分安逸，为不引人注重，林立衡改名为路漫。
据不久前上北京探望过林立衡和林丛琳的林丛旭介绍：立衡和丛琳她们现在的情况都较好，立衡住在单位宿舍的6楼，她身体很不好，头发、牙齿掉了不少，显得有些苍老，张清霖身体还可以，立衡和丛琳都不愿别人认出她们……
林丛琳：一捧故土几多情愫
林丛琳是林彪同前妻刘新民1940年在苏联疗养时所生。
解放前夕，她同母亲一道回到东北。1958年冬天，正读中学的林丛琳利用寒假上北京看望生父林彪，因她与后妈叶群及两个异母弟妹林丛虎（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很少相处，故在感情上也格格不入，而林彪对她也不太关心。叶群更是心怀忌异，时刻防御她和林彪单独接触，然而，机灵的丛琳有时也瞒着叶群瞅空静静接近林彪。一天，她忽然拿出一张和母亲刘新民的合影照片送给林彪看，不仅遭受到林彪的冷眼，还引起了叶群的嫉妒，叶群泼妇般地从丛琳手中抢过照片，三下两下撕得粉碎，使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林丛琳是一位好胜心强的姑娘，1966年她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就当上了被“中心文革”挂上号的保守派组织哈军工学院“八八团”的头头。叶群和林彪怕为此而受到牵连，曾向学院发出公开声明，与林丛琳脱离父女关系，幷公布林丛琳的一切言论和行为完全由其本人负责。为免除后患，接着林彪又用飞机将丛琳从学院骗到大西北的甘肃插队落户。
林丛琳是一位十分倔强的姑娘，对林彪和叶群的压制她决不屈服，后来，硬是从方圆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深处跑了出来。
就在林丛琳有家难归之际，她思来想去，一口气跑到广州，投身在父亲的老部下丁盛将军的门下。
丁盛将军送她去了部队。从此，林丛琳不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军人，同时也成了丁家的“编外”家庭成员。
“九·一三”事件后，丛琳幷未逃脱政治上的冲击，同样被隔离审查，同样饱受欺凌和折磨，身心俱伤……就是这位备受苦难的姑娘，1989年10月，她也来到林家大湾，拜访了老家故土。
在林彪旧居遗址和伯父林庆佛早年开办的布厂前，林丛琳久久伫立，思绪万千。然后，在旧居遗址林彪降生的那块地上挖了一捧黄土，用手帕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据林丛章讲，此时的丛琳已身患乳腺癌，这次只身返回故里，也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了却作为林彪女儿的一个夙愿。
历经磨难的林丛琳现在过得还好吗？
据林丛琳的堂兄弟丛旭介绍：丛琳性情开朗，跟她的母亲刘新民（又名张梅）相似，原患乳腺癌经手术治疗后己痊愈，现在身体尚好。
她丈夫应守贤，浙江省义乌市人，1987年正团级干部转业，后在北京一个工业公司从事工会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从事铁道工作，一个正在上大学，应守贤对丛琳很好，很体贴。
70年代后期，丛琳的母亲刘新民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门从事资料整理工作，已离休，现在北京安度晚年。从小缺少母爱，又失去了父爱的林丛琳，最终获得了一份母爱。（来源：深圳新闻网)
1http://baike.baidu.com/view/1835.htm
2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D%AA
3http://news.china.com/history/vision/913.htm
2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D%AA
3http://news.china.com/history/vision/913.htm
无聊的火车文学,离真相十万八千里.
“即使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故意对林彪敲山震虎，他也想不到把林彪“敲”到国外去，那个代价太大了，后果无法预计！”
这话有点幼稚了，林彪已经看到了他的前任的悲惨下场，如果我是他，我也只能铤而走险。这个问题在于当年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实在是太残忍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式毛泽东本人。国家主席可以随意的被拘禁迫害致死（刘少奇被打到软禁的时候，并没有被罢免，他在名义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让林彪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按官方的说法，林彪的第一选择是干掉毛，第二选择是另立中央，所以出走是没有办法的保命的办法。
913事件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大悲剧，这一事件中没有赢家，大家都是输家，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权利斗争没有被限定在一个可以控制和或者说输得起的范围内，这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必然结果。
这话有点幼稚了，林彪已经看到了他的前任的悲惨下场，如果我是他，我也只能铤而走险。这个问题在于当年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实在是太残忍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式毛泽东本人。国家主席可以随意的被拘禁迫害致死（刘少奇被打到软禁的时候，并没有被罢免，他在名义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让林彪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按官方的说法，林彪的第一选择是干掉毛，第二选择是另立中央，所以出走是没有办法的保命的办法。
913事件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大悲剧，这一事件中没有赢家，大家都是输家，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权利斗争没有被限定在一个可以控制和或者说输得起的范围内，这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