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止战--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髓[转帖]

以战止战--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髓
作者：袁正领
  
    以战止战”是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先秦时期的兵书《司马法》中就有“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论述。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打击倭寇的斗争中提出：“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的思想。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思想更是被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泛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建国初期，为制止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维护“整个东方”的和平，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毅然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６０年代初，中国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目的就是为了制止印度当局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保持２０年的和平。６０年代末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及其后的西沙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总之，新中国以战止战的作战行动，都是在一切和平努力失效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深谙“兵凶战危，不得已而用”的古训，不会轻易进行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环境。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尽量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等一切非战争手段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定“以战止战”的决心。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不仅直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的安全形成极大威胁。中国政府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多次警告美帝国主义，表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９月３０日，即在敌地面部队进抵“三八线”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１０月３日，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政府严正指出：“美国军队正全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７页）。但是，美国当局低估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力量和决心，置中国政府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忠告于不顾，妄自扩大侵略，兵锋直抵鸭绿江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组织志愿军入朝参战。
　　１９６２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前，中国政府更可谓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甚至将底线和盘托出，直言相劝：“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树敌于印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２６８－２７２页）随着危机的升级，中国又多次发出警告，说明后果的严重性和中国方面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诚意。
　　其他几次自卫作战，也都经过了大致同样的过程。这个作战发起前的忍耐，既是我们尽力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诚意的体现，又在客观上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在强弱悬殊或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忍耐往往会被视为软弱，威慑常常会被看作虚张声势，只有予敌以迎头痛击，才能使敌人真正认识到警告的分量和后果的严重性。在１９５３年３、４月份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实现“以打促谈”而部署的夏季反击战役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稳扎狠打”。到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明确提出“打狠打痛”的方针：“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１７９页）除上述作战外，在其他诸如西沙保卫战、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等多次自卫作战行动，均贯彻了这一思想，取得了良好效果。
    实现以战止战离不开对作战行动的有效节制。根据有限战争目的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思想。如只注重“打狠打痛”而无节制，就可能迫使对方作困兽之斗，导致战事延长或升级，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边打边谈时期(１９５１．７．１０～１９５３．７．２７)，我方的行动范围限制在“三八线”以内，并且根据美军和李承晚集团对停战的不同态度有分别地实施打击。１９５３年６月，正值停战协议签字前夕，李承晚集团顽固坚持“北进”，甚至扬言要“单干”，我军遂于７月中旬发起金城战役，专打南朝鲜伪军。美军司令认为：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也好。我军不仅大量歼敌而且分化了敌人，为和谈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我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目的达成后，主动撤回到１９５９年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２０公里以内地区，并送还武器，交还战俘，争取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权，稳定了局势，扭转了国际舆论的倒向。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为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我只进行了较浅的推进，达成目的后迅速回撤，整个作战过程只持续了１７天，并且一直未动用海、空军。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对中国建国后的几场局部战争进行研究后所说：中国每次作战目标都是有限的。无论哪次作战，中国都不谋求占领别国领土”。（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国家的命运》第１７８页）
  　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战止战是通过持久作战，大量歼敌，使敌感到“耗不起”而得以实现的。这是当时的中国对付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对习惯于“让大炮来说话”的国家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在入朝后的前五次战役，志愿军均贯彻了歼灭战思想，迫使敌人做出在“三八线”一带进行停战谈判的决定。为配合谈判，志愿军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建立了坚固的阵地防御体系，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比如１９５１年夏秋季正面作战，敌人以２５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只占领我方６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美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哀叹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联合国军司令)至少要用２０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１３４页）最终，“联合国军”１０９万多人的代价使美国当局认识到了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合算的。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中美斗争中也尽力避免与中国正面对抗。当时周总理所说的“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句名言。
    选择要害，突然反击，速战速决，是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显著特点。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与抗美援朝大不相同。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盘踞台湾的蒋帮企图借三年自然灾害之机妄想“反攻大陆”)。对于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军事挑衅和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稳定局势，澄清是非。因此，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政治、外交努力，最后才不得不采取择其要害、突然反击的作战方略。具体作战中采用两翼开刀、侧后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等战法，歼灭印军８７００余人，收复了失地，粉碎了印度当局的“前进政策”，达到了预定目的。在这次速战速决的行动中，我方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印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第四师，该师是印度当局的力量和心理支柱。如果歼灭它，就能收到震撼敌人的效果。在我强力反击下，第四师折损殆尽，印军全线崩溃，举国震惊，终究不敢再战。中印边界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外线还击，适度推进，快打快撤，是我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不同于以往的做法。１９７９年初，我们针对越南当局屡屡向中国挑衅，不听劝阻的行径，根据其本钱小、胃口大，依仗苏联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军事斗争策略，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大规模作战，无一不是“以战止战”的经典范例，它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捍卫领士，保卫和平的决心，为我们赢得了边界的安宁和几十年的和平。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中国每次作战的意图都在于警告大国——美国或苏联，或者美苏两大国——它将抵抗侵略，每次作战都旨在显示中国的决心，每次作战都是为了达到威慑的目的。”以战止战--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髓
作者：袁正领
  
    以战止战”是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先秦时期的兵书《司马法》中就有“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论述。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打击倭寇的斗争中提出：“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的思想。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思想更是被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泛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建国初期，为制止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维护“整个东方”的和平，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毅然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６０年代初，中国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目的就是为了制止印度当局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保持２０年的和平。６０年代末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及其后的西沙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总之，新中国以战止战的作战行动，都是在一切和平努力失效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深谙“兵凶战危，不得已而用”的古训，不会轻易进行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环境。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尽量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等一切非战争手段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定“以战止战”的决心。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不仅直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的安全形成极大威胁。中国政府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多次警告美帝国主义，表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９月３０日，即在敌地面部队进抵“三八线”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１０月３日，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政府严正指出：“美国军队正全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７页）。但是，美国当局低估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力量和决心，置中国政府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忠告于不顾，妄自扩大侵略，兵锋直抵鸭绿江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组织志愿军入朝参战。
　　１９６２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前，中国政府更可谓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甚至将底线和盘托出，直言相劝：“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树敌于印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２６８－２７２页）随着危机的升级，中国又多次发出警告，说明后果的严重性和中国方面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诚意。
　　其他几次自卫作战，也都经过了大致同样的过程。这个作战发起前的忍耐，既是我们尽力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诚意的体现，又在客观上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在强弱悬殊或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忍耐往往会被视为软弱，威慑常常会被看作虚张声势，只有予敌以迎头痛击，才能使敌人真正认识到警告的分量和后果的严重性。在１９５３年３、４月份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实现“以打促谈”而部署的夏季反击战役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稳扎狠打”。到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明确提出“打狠打痛”的方针：“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１７９页）除上述作战外，在其他诸如西沙保卫战、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等多次自卫作战行动，均贯彻了这一思想，取得了良好效果。
    实现以战止战离不开对作战行动的有效节制。根据有限战争目的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思想。如只注重“打狠打痛”而无节制，就可能迫使对方作困兽之斗，导致战事延长或升级，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边打边谈时期(１９５１．７．１０～１９５３．７．２７)，我方的行动范围限制在“三八线”以内，并且根据美军和李承晚集团对停战的不同态度有分别地实施打击。１９５３年６月，正值停战协议签字前夕，李承晚集团顽固坚持“北进”，甚至扬言要“单干”，我军遂于７月中旬发起金城战役，专打南朝鲜伪军。美军司令认为：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也好。我军不仅大量歼敌而且分化了敌人，为和谈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我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目的达成后，主动撤回到１９５９年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２０公里以内地区，并送还武器，交还战俘，争取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权，稳定了局势，扭转了国际舆论的倒向。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为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我只进行了较浅的推进，达成目的后迅速回撤，整个作战过程只持续了１７天，并且一直未动用海、空军。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对中国建国后的几场局部战争进行研究后所说：中国每次作战目标都是有限的。无论哪次作战，中国都不谋求占领别国领土”。（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国家的命运》第１７８页）
  　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战止战是通过持久作战，大量歼敌，使敌感到“耗不起”而得以实现的。这是当时的中国对付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对习惯于“让大炮来说话”的国家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在入朝后的前五次战役，志愿军均贯彻了歼灭战思想，迫使敌人做出在“三八线”一带进行停战谈判的决定。为配合谈判，志愿军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建立了坚固的阵地防御体系，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比如１９５１年夏秋季正面作战，敌人以２５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只占领我方６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美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哀叹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联合国军司令)至少要用２０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１３４页）最终，“联合国军”１０９万多人的代价使美国当局认识到了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合算的。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中美斗争中也尽力避免与中国正面对抗。当时周总理所说的“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句名言。
    选择要害，突然反击，速战速决，是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显著特点。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与抗美援朝大不相同。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盘踞台湾的蒋帮企图借三年自然灾害之机妄想“反攻大陆”)。对于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军事挑衅和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稳定局势，澄清是非。因此，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政治、外交努力，最后才不得不采取择其要害、突然反击的作战方略。具体作战中采用两翼开刀、侧后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等战法，歼灭印军８７００余人，收复了失地，粉碎了印度当局的“前进政策”，达到了预定目的。在这次速战速决的行动中，我方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印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第四师，该师是印度当局的力量和心理支柱。如果歼灭它，就能收到震撼敌人的效果。在我强力反击下，第四师折损殆尽，印军全线崩溃，举国震惊，终究不敢再战。中印边界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外线还击，适度推进，快打快撤，是我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不同于以往的做法。１９７９年初，我们针对越南当局屡屡向中国挑衅，不听劝阻的行径，根据其本钱小、胃口大，依仗苏联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军事斗争策略，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大规模作战，无一不是“以战止战”的经典范例，它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捍卫领士，保卫和平的决心，为我们赢得了边界的安宁和几十年的和平。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中国每次作战的意图都在于警告大国——美国或苏联，或者美苏两大国——它将抵抗侵略，每次作战都旨在显示中国的决心，每次作战都是为了达到威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