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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民分红计划
2008年05月03日 08:06新京报
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民分红计划”。
近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受澳门启发，初步设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应对高通胀的影响。这个设想虽还未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他于1936年，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据，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过去，在长期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理念支配下，很显然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民众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为民众做了些什么。
目前，相应的理念已逐渐回归到人本理念；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时常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为多，“民众利益至上”为少。典型如政府财政收入都连续多年以高于GDP两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紧紧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但民众的收入却远远赶不上GDP增速。
我们过去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富民强”理念，但古今中外的财政史应该可以证明，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把社会多余的钱直接派发到民众手里，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也是激活民众个人和家庭这个社会最小、最根本也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培植更多税源的最好办法。小河有水大河满，自然规律如是，社会规律亦如是。
那么，中国政府“还富于民”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发钱”的设想。反对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一是担心这样做会刺激通胀。两者都是杞人忧天。只要央行不是通过增发钞票给百姓发钱，货币总量不增加，就不会刺激通胀。政府有没有钱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政府手中的钱主要用于自身行政支出、用于直接的微观经济，还是主要用于民生投入。只要把与5.1万亿元预算内收入等量齐观的预算外收入及时纳入预算，严格控制住政府公款消费以及政府经济投资，钱应该能够解决。
不过，说财政收入没有给国民“发红包”，财政部可能会觉得委屈。据报道，去年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总额达到427亿元，而按照国务院方案，今年直补额将达到633亿元。按照“直补”的发放方式，上述资金将从各级财政直接打入种粮农民的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几乎相当于给他们每人一个红包。但是这点钱与政府的庞大收入和支出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与民众沉重的负担比，也是杯水车薪。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一斤粮食农民只能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
当然，“分红”也许不必一开始就人人有份，先不妨从补贴农民和农业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开始，直到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家庭。有所区别，但不能只是几十百把元的毛毛雨，应该拿出一点“力度”来。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民分红计划
2008年05月03日 08:06新京报
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民分红计划”。
近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受澳门启发，初步设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应对高通胀的影响。这个设想虽还未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他于1936年，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据，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过去，在长期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理念支配下，很显然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民众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为民众做了些什么。
目前，相应的理念已逐渐回归到人本理念；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时常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为多，“民众利益至上”为少。典型如政府财政收入都连续多年以高于GDP两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紧紧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但民众的收入却远远赶不上GDP增速。
我们过去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富民强”理念，但古今中外的财政史应该可以证明，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把社会多余的钱直接派发到民众手里，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也是激活民众个人和家庭这个社会最小、最根本也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培植更多税源的最好办法。小河有水大河满，自然规律如是，社会规律亦如是。
那么，中国政府“还富于民”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发钱”的设想。反对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一是担心这样做会刺激通胀。两者都是杞人忧天。只要央行不是通过增发钞票给百姓发钱，货币总量不增加，就不会刺激通胀。政府有没有钱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政府手中的钱主要用于自身行政支出、用于直接的微观经济，还是主要用于民生投入。只要把与5.1万亿元预算内收入等量齐观的预算外收入及时纳入预算，严格控制住政府公款消费以及政府经济投资，钱应该能够解决。
不过，说财政收入没有给国民“发红包”，财政部可能会觉得委屈。据报道，去年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总额达到427亿元，而按照国务院方案，今年直补额将达到633亿元。按照“直补”的发放方式，上述资金将从各级财政直接打入种粮农民的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几乎相当于给他们每人一个红包。但是这点钱与政府的庞大收入和支出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与民众沉重的负担比，也是杯水车薪。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一斤粮食农民只能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
当然，“分红”也许不必一开始就人人有份，先不妨从补贴农民和农业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开始，直到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家庭。有所区别，但不能只是几十百把元的毛毛雨，应该拿出一点“力度”来。
2008年05月03日 08:06新京报
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民分红计划”。
近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受澳门启发，初步设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应对高通胀的影响。这个设想虽还未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他于1936年，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据，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过去，在长期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理念支配下，很显然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民众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为民众做了些什么。
目前，相应的理念已逐渐回归到人本理念；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时常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为多，“民众利益至上”为少。典型如政府财政收入都连续多年以高于GDP两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紧紧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但民众的收入却远远赶不上GDP增速。
我们过去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富民强”理念，但古今中外的财政史应该可以证明，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把社会多余的钱直接派发到民众手里，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也是激活民众个人和家庭这个社会最小、最根本也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培植更多税源的最好办法。小河有水大河满，自然规律如是，社会规律亦如是。
那么，中国政府“还富于民”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发钱”的设想。反对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一是担心这样做会刺激通胀。两者都是杞人忧天。只要央行不是通过增发钞票给百姓发钱，货币总量不增加，就不会刺激通胀。政府有没有钱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政府手中的钱主要用于自身行政支出、用于直接的微观经济，还是主要用于民生投入。只要把与5.1万亿元预算内收入等量齐观的预算外收入及时纳入预算，严格控制住政府公款消费以及政府经济投资，钱应该能够解决。
不过，说财政收入没有给国民“发红包”，财政部可能会觉得委屈。据报道，去年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总额达到427亿元，而按照国务院方案，今年直补额将达到633亿元。按照“直补”的发放方式，上述资金将从各级财政直接打入种粮农民的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几乎相当于给他们每人一个红包。但是这点钱与政府的庞大收入和支出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与民众沉重的负担比，也是杯水车薪。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一斤粮食农民只能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
当然，“分红”也许不必一开始就人人有份，先不妨从补贴农民和农业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开始，直到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家庭。有所区别，但不能只是几十百把元的毛毛雨，应该拿出一点“力度”来。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民分红计划
2008年05月03日 08:06新京报
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民分红计划”。
近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受澳门启发，初步设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应对高通胀的影响。这个设想虽还未付诸实施，但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他于1936年，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据，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过去，在长期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理念支配下，很显然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民众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为民众做了些什么。
目前，相应的理念已逐渐回归到人本理念；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时常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为多，“民众利益至上”为少。典型如政府财政收入都连续多年以高于GDP两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紧紧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但民众的收入却远远赶不上GDP增速。
我们过去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富民强”理念，但古今中外的财政史应该可以证明，只有民强民富，最后才有国强国富，民为邦本，在财政收入和分配上应该得到同样的体现。把社会多余的钱直接派发到民众手里，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也是激活民众个人和家庭这个社会最小、最根本也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培植更多税源的最好办法。小河有水大河满，自然规律如是，社会规律亦如是。
那么，中国政府“还富于民”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发钱”的设想。反对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一是担心这样做会刺激通胀。两者都是杞人忧天。只要央行不是通过增发钞票给百姓发钱，货币总量不增加，就不会刺激通胀。政府有没有钱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政府手中的钱主要用于自身行政支出、用于直接的微观经济，还是主要用于民生投入。只要把与5.1万亿元预算内收入等量齐观的预算外收入及时纳入预算，严格控制住政府公款消费以及政府经济投资，钱应该能够解决。
不过，说财政收入没有给国民“发红包”，财政部可能会觉得委屈。据报道，去年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总额达到427亿元，而按照国务院方案，今年直补额将达到633亿元。按照“直补”的发放方式，上述资金将从各级财政直接打入种粮农民的个人银行存款账户，几乎相当于给他们每人一个红包。但是这点钱与政府的庞大收入和支出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与民众沉重的负担比，也是杯水车薪。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农产品微小提价并不能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一斤粮食农民只能获利0.055元，比上年少0.105元。
当然，“分红”也许不必一开始就人人有份，先不妨从补贴农民和农业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开始，直到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家庭。有所区别，但不能只是几十百把元的毛毛雨，应该拿出一点“力度”来。
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不问国家为我们做什么,要国家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