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弗雷的登基与医院骑士团的壮大（《医院骑士团全史》节 ...

一场腥风血雨之后，耶路撒冷变换了主人。城中居民很多遭到屠戮，圣城的财富被征服者夺取，只剩下一座满目疮痍，尸臭冲天，奄奄一息的城池。而发起十字军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前便撒手人寰，或许这也响应了十字军的口号“神的旨意”。教皇代表阿德马尔主教已病逝，圣城亟需一位新的领导人。贵族们为此争论不休，主要的候选人是战功最为卓著的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二人。起初大家有意推举雷蒙德，但此人忸怩作态地表示自己不配做耶稣之城的国王。于是众人转而钟意于布永的戈弗雷，后者谦逊地表示自己无意称王，只愿意做“圣墓守护者”（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他的此番表态博得了普遍的好感，于是顺利的被选举为圣城的第一任十字军领袖，虽然没有国王之名，但他实际上无愧于耶路撒冷王国的缔造者。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事后悔之不迭。但他作为一代名将，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领军转战黎巴嫩海岸，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的黎波里伯国，这也是东方的第四个十字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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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28 18:18 上传

圣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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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哭墙、圣殿山及圆顶清真寺


戈弗雷的登基对医院骑士团的未来影响深远。虽然统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戈弗雷从心底里敬重“被保佑的”吉拉尔德，并支持他的事业。据说，破城后不久，戈弗雷就亲自造访了圣约翰医院并且为所见到的的一切震撼不已。吉拉尔德与他的修士们不仅悉心治疗、照顾十字军的伤患，而且甚至省出自己的口粮以保证伤员的供给。戈弗雷当即决定向医院修士们献出自己在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的庄园作为谢礼——这也是医院修士从十字军手中得到的第一笔捐赠，颇有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弗雷眼中，圣约翰医院中的“约翰”，指的是“施洗者约翰”而非“慈悲的约翰”。在他向医院修士捐赠田产的授权书里，他将医院描述为“由上帝、圣母与救世主的先行者圣约翰（显然指的是为耶稣洗礼的约翰）的恩宠而建立……”无论如何，有了戈弗雷做出表率，其他十字军领袖的捐献也就接踵而至了。原本阿马尔菲人创立医院虽然耕耘多年但长期默默无闻，但由于返回欧洲的数千十字军战士及朝圣者对医院修士的义举大加褒扬，圣约翰医院很快在欧洲名声大噪，引人瞩目。不久之后，圣约翰医院修士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并乘势新开了一家女医院以满足络绎不绝的朝圣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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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会晤布永的戈弗雷》，法国画家安托万•德•法沃瑞（Antoine de Favray，1706-1798）作品，现藏于马耳他国家博物馆。图中居中黑袍者为医院骑士团第一代团长杰拉尔德，右侧红衣者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名将布永的戈弗雷


随着医院规模扩大，声望日隆，吉拉尔德与几位骑士脱离了原来的本笃会，建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最初的会规参考了本笃会与奥古斯丁会（Order of Saint Augustine），杰拉尔德仿照上述修道会的会规，要求成员们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并打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慈善、医疗、修道组织，即医院骑士团的前身。1113年，教皇帕斯夏二世（Paschal II）正式发布诏令（bull）Pie postulatio voluntatis，承认他们是独立的修会，并赐予他们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特权，如无需缴纳十一税，无需接受任何政权的领导，只受教皇节制。教皇在诏书中特意称杰拉尔德为医院的“创始人”，虽然不够精确，但也可看出杰拉尔德的确是独立运作后的圣约翰医院的灵魂人物。很快，骑士团的势力就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随着朝圣者之路的繁盛以及十字军的攻城拔寨，他们在圣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拥有了财产。教皇的眷顾也为他们在欧洲带来了大批赞助人，从而为骑士团的真正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医院骑士团的势力与日俱增，但团长杰拉尔德依然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他常常告诫团员说，要像侍奉上帝那样去对待穷人。骑士团坚持了这一信条，在那个封建时代，俨然是一个另类。
在这以后，杰拉尔德又领导了修士团整整7年，最后于1120年以高龄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东方最谦逊之人杰拉尔德长眠于此，他帮扶穷人，招待过客，外表谦卑而内心高贵。人们深谙他的良善。他深谋远虑，积极进取，善于变通，而又胸襟宽广。在太阳位于处女座下的第17天（即1120年9月3日），他被天使引入了天堂。”

其实，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拿下耶路撒冷前，杰拉尔德的医院原本附属于“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后者一般认为具有本笃会色彩。当时耶路撒冷宗主教（Greek Orthodox Patriarch of Jerusalem）驻跸在圣墓教堂，而整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圣统（《基督教词典》做“教阶体制”）都属于叙利亚东正教会。随着西方的十字军占有圣城，情况发生了改变。十字军由罗马教皇发起，他们自然在城内以天主教会圣统取而代之，并相应地在圣墓教堂设立了一位拉丁礼教会耶路撒冷宗主教（Latin Patriarch of Jerusalem），第一任为法国人阿努尔夫（Arnulf Malecorne of Chocques），他很快便鲁莽地放逐了东正教会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及其下属。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此后杰拉尔德的医院也转而对圣墓教堂的拉丁宗主教负责了。
作为一项有力证据，早期对医院骑士团的捐献，一般对象都署名为：“圣墓及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Hospital of St Joan of Jerusalem），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甚至属于一体）。甚至不少圣墓教堂的教士平时也在圣约翰医院照顾病患，对于过去“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本笃会士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本笃会的宗旨，更加注重个人隐修，而传统拉丁教会更倾向于普度众生。骑士团第二任大团长雷蒙•杜•皮伊（Raymond du Puy，1120-1158/60年在位）修订的团规，被发现与奥古斯丁会团规（Rules of Saint Augustine）颇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受到了圣墓教堂修士们的影响（后者从1114年起也遵循奥古斯丁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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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正式承认医院骑士团的诏书Pie postulatio voluntatis

不过，上述联系并非正式的上下级关系。在耶路撒冷王国初建的动荡岁月里，教会负责掌控城内的医院、救济所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由于圣城“光复”后西方涌来的朝圣者大增，为了维护秩序，也亟需统一强力的领导。但随着时间推移，王国站稳了脚根，一切都步上了正轨，医院骑士团也开始逐步走向独立自治。1113年教皇的诏书里，也明确规定他们可以自主选举大团长，而无需对地方教会负责。教皇还给予他们直接的庇护，并认可了其之前获得的财富。令人困惑的是，诏书中提到骑士团在圣城以外拥有的医院（救济院）数量惊人，遍及巴里（Bari）、奥特朗托（Otranto）、塔兰托（Taranto）、墨西拿（Messina）、比萨（Pisa）、阿斯蒂（Asti）、甚至法国南部的圣吉勒（St Gilles）……没有证据表明医院骑士团在1113年前便已经拥有了它们，甚至在1113年当年是否有效掌控也存在疑问。很可能这份长长的名单只是骑士团“希望”拥有的财富，或者是名义上被献给圣墓教堂，而骑士团要求继承的财产。实际上，当时西方人在捐献时往往只笼统地表明“献给上帝、圣墓、圣约翰及耶路撒冷医院”，导致人们难以区分这些财物、地产究竟是给圣墓教堂还是给圣约翰医院的。但是对西方基督徒而言，“圣墓”是耶路撒冷的重要象征，将它从捐献名单中划去也是不可接受的。而骑士团在西欧修建的若干教堂，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与耶路撒冷圣墓之间的联系，就进一步加深了赞助人的困扰。作为这笔糊涂账的结果，相当一部分原本进献给圣墓教堂的财富便最终划到了医院骑士团的名下。
1113年起，医院骑士团在财政方面也开始独立于耶路撒冷王国教会。早在1112年，耶路撒冷宗主教阿努尔夫便免除了骑士团缴纳什一税的义务，第二年这项特权又得到了教宗的确认，以便他们能集中财力，救助苦难。此后数十年中，医院骑士团的特权不断扩大。例如，1154年，教皇赋予他们针对耶路撒冷宗主教及所有普通主教的司法豁免权。如此一来，骑士团便可以不受干扰地开展工作，但也令一部分当地教会心生嫉妒，进而产生了一些摩擦。


——来自我的正在撰写中的《医院骑士团全史》

如果一切顺利，将于明年上半年面世，应该是国内第一本中文的医院骑士团史专著。

一场腥风血雨之后，耶路撒冷变换了主人。城中居民很多遭到屠戮，圣城的财富被征服者夺取，只剩下一座满目疮痍，尸臭冲天，奄奄一息的城池。而发起十字军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前便撒手人寰，或许这也响应了十字军的口号“神的旨意”。教皇代表阿德马尔主教已病逝，圣城亟需一位新的领导人。贵族们为此争论不休，主要的候选人是战功最为卓著的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二人。起初大家有意推举雷蒙德，但此人忸怩作态地表示自己不配做耶稣之城的国王。于是众人转而钟意于布永的戈弗雷，后者谦逊地表示自己无意称王，只愿意做“圣墓守护者”（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他的此番表态博得了普遍的好感，于是顺利的被选举为圣城的第一任十字军领袖，虽然没有国王之名，但他实际上无愧于耶路撒冷王国的缔造者。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事后悔之不迭。但他作为一代名将，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领军转战黎巴嫩海岸，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的黎波里伯国，这也是东方的第四个十字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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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哭墙、圣殿山及圆顶清真寺


戈弗雷的登基对医院骑士团的未来影响深远。虽然统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戈弗雷从心底里敬重“被保佑的”吉拉尔德，并支持他的事业。据说，破城后不久，戈弗雷就亲自造访了圣约翰医院并且为所见到的的一切震撼不已。吉拉尔德与他的修士们不仅悉心治疗、照顾十字军的伤患，而且甚至省出自己的口粮以保证伤员的供给。戈弗雷当即决定向医院修士们献出自己在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的庄园作为谢礼——这也是医院修士从十字军手中得到的第一笔捐赠，颇有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弗雷眼中，圣约翰医院中的“约翰”，指的是“施洗者约翰”而非“慈悲的约翰”。在他向医院修士捐赠田产的授权书里，他将医院描述为“由上帝、圣母与救世主的先行者圣约翰（显然指的是为耶稣洗礼的约翰）的恩宠而建立……”无论如何，有了戈弗雷做出表率，其他十字军领袖的捐献也就接踵而至了。原本阿马尔菲人创立医院虽然耕耘多年但长期默默无闻，但由于返回欧洲的数千十字军战士及朝圣者对医院修士的义举大加褒扬，圣约翰医院很快在欧洲名声大噪，引人瞩目。不久之后，圣约翰医院修士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并乘势新开了一家女医院以满足络绎不绝的朝圣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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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会晤布永的戈弗雷》，法国画家安托万•德•法沃瑞（Antoine de Favray，1706-1798）作品，现藏于马耳他国家博物馆。图中居中黑袍者为医院骑士团第一代团长杰拉尔德，右侧红衣者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名将布永的戈弗雷


随着医院规模扩大，声望日隆，吉拉尔德与几位骑士脱离了原来的本笃会，建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最初的会规参考了本笃会与奥古斯丁会（Order of Saint Augustine），杰拉尔德仿照上述修道会的会规，要求成员们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并打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慈善、医疗、修道组织，即医院骑士团的前身。1113年，教皇帕斯夏二世（Paschal II）正式发布诏令（bull）Pie postulatio voluntatis，承认他们是独立的修会，并赐予他们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特权，如无需缴纳十一税，无需接受任何政权的领导，只受教皇节制。教皇在诏书中特意称杰拉尔德为医院的“创始人”，虽然不够精确，但也可看出杰拉尔德的确是独立运作后的圣约翰医院的灵魂人物。很快，骑士团的势力就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随着朝圣者之路的繁盛以及十字军的攻城拔寨，他们在圣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拥有了财产。教皇的眷顾也为他们在欧洲带来了大批赞助人，从而为骑士团的真正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医院骑士团的势力与日俱增，但团长杰拉尔德依然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他常常告诫团员说，要像侍奉上帝那样去对待穷人。骑士团坚持了这一信条，在那个封建时代，俨然是一个另类。
在这以后，杰拉尔德又领导了修士团整整7年，最后于1120年以高龄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东方最谦逊之人杰拉尔德长眠于此，他帮扶穷人，招待过客，外表谦卑而内心高贵。人们深谙他的良善。他深谋远虑，积极进取，善于变通，而又胸襟宽广。在太阳位于处女座下的第17天（即1120年9月3日），他被天使引入了天堂。”

其实，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拿下耶路撒冷前，杰拉尔德的医院原本附属于“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后者一般认为具有本笃会色彩。当时耶路撒冷宗主教（Greek Orthodox Patriarch of Jerusalem）驻跸在圣墓教堂，而整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圣统（《基督教词典》做“教阶体制”）都属于叙利亚东正教会。随着西方的十字军占有圣城，情况发生了改变。十字军由罗马教皇发起，他们自然在城内以天主教会圣统取而代之，并相应地在圣墓教堂设立了一位拉丁礼教会耶路撒冷宗主教（Latin Patriarch of Jerusalem），第一任为法国人阿努尔夫（Arnulf Malecorne of Chocques），他很快便鲁莽地放逐了东正教会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及其下属。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此后杰拉尔德的医院也转而对圣墓教堂的拉丁宗主教负责了。
作为一项有力证据，早期对医院骑士团的捐献，一般对象都署名为：“圣墓及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Hospital of St Joan of Jerusalem），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甚至属于一体）。甚至不少圣墓教堂的教士平时也在圣约翰医院照顾病患，对于过去“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本笃会士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本笃会的宗旨，更加注重个人隐修，而传统拉丁教会更倾向于普度众生。骑士团第二任大团长雷蒙•杜•皮伊（Raymond du Puy，1120-1158/60年在位）修订的团规，被发现与奥古斯丁会团规（Rules of Saint Augustine）颇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受到了圣墓教堂修士们的影响（后者从1114年起也遵循奥古斯丁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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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正式承认医院骑士团的诏书Pie postulatio voluntatis

不过，上述联系并非正式的上下级关系。在耶路撒冷王国初建的动荡岁月里，教会负责掌控城内的医院、救济所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由于圣城“光复”后西方涌来的朝圣者大增，为了维护秩序，也亟需统一强力的领导。但随着时间推移，王国站稳了脚根，一切都步上了正轨，医院骑士团也开始逐步走向独立自治。1113年教皇的诏书里，也明确规定他们可以自主选举大团长，而无需对地方教会负责。教皇还给予他们直接的庇护，并认可了其之前获得的财富。令人困惑的是，诏书中提到骑士团在圣城以外拥有的医院（救济院）数量惊人，遍及巴里（Bari）、奥特朗托（Otranto）、塔兰托（Taranto）、墨西拿（Messina）、比萨（Pisa）、阿斯蒂（Asti）、甚至法国南部的圣吉勒（St Gilles）……没有证据表明医院骑士团在1113年前便已经拥有了它们，甚至在1113年当年是否有效掌控也存在疑问。很可能这份长长的名单只是骑士团“希望”拥有的财富，或者是名义上被献给圣墓教堂，而骑士团要求继承的财产。实际上，当时西方人在捐献时往往只笼统地表明“献给上帝、圣墓、圣约翰及耶路撒冷医院”，导致人们难以区分这些财物、地产究竟是给圣墓教堂还是给圣约翰医院的。但是对西方基督徒而言，“圣墓”是耶路撒冷的重要象征，将它从捐献名单中划去也是不可接受的。而骑士团在西欧修建的若干教堂，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与耶路撒冷圣墓之间的联系，就进一步加深了赞助人的困扰。作为这笔糊涂账的结果，相当一部分原本进献给圣墓教堂的财富便最终划到了医院骑士团的名下。
1113年起，医院骑士团在财政方面也开始独立于耶路撒冷王国教会。早在1112年，耶路撒冷宗主教阿努尔夫便免除了骑士团缴纳什一税的义务，第二年这项特权又得到了教宗的确认，以便他们能集中财力，救助苦难。此后数十年中，医院骑士团的特权不断扩大。例如，1154年，教皇赋予他们针对耶路撒冷宗主教及所有普通主教的司法豁免权。如此一来，骑士团便可以不受干扰地开展工作，但也令一部分当地教会心生嫉妒，进而产生了一些摩擦。


——来自我的正在撰写中的《医院骑士团全史》

如果一切顺利，将于明年上半年面世，应该是国内第一本中文的医院骑士团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