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们需要一份“伟大社会”计划(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5 03:00:21
我们需要一份“伟大社会”计划(图)
2013年12月29日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分析。
在她看来，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而缺少中观和宏观调控。建议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
她认为，我们今天的境遇和1960年代的美国类似，也需要一份类似当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的“伟大的社会”那样的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重拾人心，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两只手要配合有序
《21世纪》：《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与之前十四大所提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有何不同？
李玲：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这次更加明确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是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在过去这段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政府还是习惯大拆大建，以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导致了政府的越位。《决定》中提出，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说明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应该归位。
《21世纪》：《决定》中所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将有所变化？
李玲：我们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在深化。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更多地强调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的坏处，而对市场失灵的情况认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价值。在这里强调的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就是政府的错位和越位。《决定》再次阐明了政府的职责：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我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加上政府的有形之手，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和配合有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组合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拓展了政府就是守夜人的传统概念。
宏观和中观调控缺失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过去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宏观调控的角色？
李玲：过去的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政府，尤其是综合改革和协调部门，管了不该管也不必管的企业经营的具体细节，而在行业监管以及经济的整体规划能力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也许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产业政策，这不是中观管理吗？但我们仔细检阅，不难发现，产业政策这种东西是一种特例，只有中国才有产业政策，为什么优待这个产业，而不优待另外一个产业？依据何在，少有人能说清楚。还有人说，我们的规划很多，宏观管理也有。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划缺少整体性、协调性和协同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角色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及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其次，从宏观调控手段来看，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利用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原本是作为补充的“必要的行政手段”成为政府常用的手段，而很少采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这实际上还是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审批经济惯性。
《21世纪》：《决定》也提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
李玲：市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对市场发展的认识总是滞后的。起初的小农经济，小作坊的市场体系，发展到后来的大工业时代的市场体系，再到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的市场体系，比如说互联网金融，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体系在演变过程中，总是存在不完善的部分，除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演进，政府也有应顺应这种趋势，制定新的市场交易规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在动态的市场发展中制定智慧的规制规则（smart regulation）。
说到监管，这是政府的短板了。首先，我们的行政机关，倾向于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编制规划和制定很多微观的政策，而不是去做监管，因为监管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再加上我们的机构和人员设置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监管能力，结果就是我们的监管软弱无力甚至不存在。比如，我们的药监局只有三百多人，你要它怎么监管全国的药品市场，这怎么可能？对比美国人口不到3亿，它的药监局有近1万人。因此，我们必须将更多的行政资源，包括人员编制与财力，向监管上倾斜。否则总是空谈加强监管，没有任何意义。
公共服务需要宏观战略
《21世纪》：《决定》中提到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等，但一般认为，这两个职责是冲突的，之前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的钱用在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公共服务上。您认为，应该如何扭转这种惯性？
李玲：改变这种惯性，主要靠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在以GDP作为主要政绩的考核导向下，作为理性的官员，肯定是将人、财、物投向做大GDP，，而忽视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在官员考核上，要逐步淡化GDP，而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环境资源类指标的权重。
同时，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加强公共服务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GDP，相反在很多时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比如，我们在农村施行的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内需市场的扩大。再比如，相比一般的制造业5%左右的利润水平，医药及其器械行业的利润都高达18%-20%，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行业，而我们这方面还主要依靠进口。再者，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服务的发展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相当于美国的196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遭遇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产生了很多的社会抱怨。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由此所提出的施政目标，便是人们所说的“伟大社会”计划。为此，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立法四百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份这样的“伟大社会”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21世纪》：在提高和优化公共服务上，您认为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李玲：我认为，我们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战略上，不能是零碎化的，而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路。所谓宏观的思路，就是我们要建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百姓才有合理的预期。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宏观的医改战略，而不是大家各干各的。同时，我们在改革的整体性上也不够。比如我们的医保、医药、医疗就不能联动起来，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亟待改变。举例来说，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医改推进得非常艰难，但是至少在奥巴马内阁的内部是统一的战略，不会出现像我们中国这样，财政部、发改委、卫计委、人保部可能对同一项改革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改革被强势部门的利益绑架了。
在很多时候，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大家争论得厉害，到底哪些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哪些又不是？其实公共产品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我认为，公共产品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支出能力相关。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英国明确规定，政府每年财政拿出GDP的9%用于公民的医疗卫生支出，美国公民每年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是8500美元，而英国只有2000多美元。但只花这些钱，英国却能够向公民提供全面的免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英国免费医疗模式能有这么高的性价比，主要是目标明确，国家围绕此目标制定一个可行的宏观规划，加上有效治理，让公民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公平的保障。而美国缺乏宏观规划，分割的、碎片化的医疗体系，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成为国耻。美国的教训我们得吸收，医疗是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医疗卫生也是最体现政府治理能力的。
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
《21世纪》：这次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和落实。这表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在改革进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你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出现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原因何在？
李玲：我认为，中央专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了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过去的改革，通常都是由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制定改革方案，而很多时候它们自身又是被改革对象，你想，它们能制定出合理的改革方案吗？很多时候，名为改革方案，实际上为妥协之后的不改革方案。未来情况可能有所变化，因为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政治机关主导，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这种配合才会有效，打破过去“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怪圈。同时，中央做决策，行政部门执行，决策和执行分开，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决定》称，到2020年将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但从政策到实践，中间会有很长一段路，在您看来，达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而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
李玲：在全国改革的议题中，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改革的突破点还在于社会领域，我们应尽快进行社会建设，解决公平问题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社会建设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让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作为社会一员的公民感以及应得的福利。在策略上，我们可以在民生领域，选取一些最为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医疗领域，着力破除医院创收机制，重新恢复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否则失去民心之后，再改就为时晚矣。现在不少人对改革也听烦了听腻了，你说得再好听，我的实际生活改变不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能力存在问题。
在承认过去十年我们社会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社会建设之路。从大的理念来看，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维稳的思路，而不是建设的思路。我们应该转变理念，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开启建设“伟大社会”。（编辑 李二民）
作者：王尔德
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29/n392582597.shtml
我们需要一份“伟大社会”计划(图)
2013年12月29日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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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分析。
在她看来，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而缺少中观和宏观调控。建议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
她认为，我们今天的境遇和1960年代的美国类似，也需要一份类似当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的“伟大的社会”那样的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重拾人心，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两只手要配合有序
《21世纪》：《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与之前十四大所提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有何不同？
李玲：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这次更加明确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是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在过去这段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政府还是习惯大拆大建，以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导致了政府的越位。《决定》中提出，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说明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应该归位。
《21世纪》：《决定》中所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将有所变化？
李玲：我们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在深化。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更多地强调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的坏处，而对市场失灵的情况认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价值。在这里强调的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就是政府的错位和越位。《决定》再次阐明了政府的职责：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我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加上政府的有形之手，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和配合有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组合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拓展了政府就是守夜人的传统概念。
宏观和中观调控缺失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过去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宏观调控的角色？
李玲：过去的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政府，尤其是综合改革和协调部门，管了不该管也不必管的企业经营的具体细节，而在行业监管以及经济的整体规划能力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也许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产业政策，这不是中观管理吗？但我们仔细检阅，不难发现，产业政策这种东西是一种特例，只有中国才有产业政策，为什么优待这个产业，而不优待另外一个产业？依据何在，少有人能说清楚。还有人说，我们的规划很多，宏观管理也有。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划缺少整体性、协调性和协同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角色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及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其次，从宏观调控手段来看，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利用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原本是作为补充的“必要的行政手段”成为政府常用的手段，而很少采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这实际上还是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审批经济惯性。
《21世纪》：《决定》也提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
李玲：市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对市场发展的认识总是滞后的。起初的小农经济，小作坊的市场体系，发展到后来的大工业时代的市场体系，再到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的市场体系，比如说互联网金融，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体系在演变过程中，总是存在不完善的部分，除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演进，政府也有应顺应这种趋势，制定新的市场交易规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在动态的市场发展中制定智慧的规制规则（smart regulation）。
说到监管，这是政府的短板了。首先，我们的行政机关，倾向于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编制规划和制定很多微观的政策，而不是去做监管，因为监管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再加上我们的机构和人员设置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监管能力，结果就是我们的监管软弱无力甚至不存在。比如，我们的药监局只有三百多人，你要它怎么监管全国的药品市场，这怎么可能？对比美国人口不到3亿，它的药监局有近1万人。因此，我们必须将更多的行政资源，包括人员编制与财力，向监管上倾斜。否则总是空谈加强监管，没有任何意义。
公共服务需要宏观战略
《21世纪》：《决定》中提到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等，但一般认为，这两个职责是冲突的，之前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的钱用在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公共服务上。您认为，应该如何扭转这种惯性？
李玲：改变这种惯性，主要靠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在以GDP作为主要政绩的考核导向下，作为理性的官员，肯定是将人、财、物投向做大GDP，，而忽视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在官员考核上，要逐步淡化GDP，而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环境资源类指标的权重。
同时，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加强公共服务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GDP，相反在很多时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比如，我们在农村施行的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内需市场的扩大。再比如，相比一般的制造业5%左右的利润水平，医药及其器械行业的利润都高达18%-20%，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行业，而我们这方面还主要依靠进口。再者，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服务的发展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相当于美国的196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遭遇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产生了很多的社会抱怨。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由此所提出的施政目标，便是人们所说的“伟大社会”计划。为此，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立法四百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份这样的“伟大社会”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21世纪》：在提高和优化公共服务上，您认为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李玲：我认为，我们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战略上，不能是零碎化的，而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路。所谓宏观的思路，就是我们要建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百姓才有合理的预期。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宏观的医改战略，而不是大家各干各的。同时，我们在改革的整体性上也不够。比如我们的医保、医药、医疗就不能联动起来，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亟待改变。举例来说，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医改推进得非常艰难，但是至少在奥巴马内阁的内部是统一的战略，不会出现像我们中国这样，财政部、发改委、卫计委、人保部可能对同一项改革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改革被强势部门的利益绑架了。
在很多时候，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大家争论得厉害，到底哪些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哪些又不是？其实公共产品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我认为，公共产品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支出能力相关。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英国明确规定，政府每年财政拿出GDP的9%用于公民的医疗卫生支出，美国公民每年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是8500美元，而英国只有2000多美元。但只花这些钱，英国却能够向公民提供全面的免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英国免费医疗模式能有这么高的性价比，主要是目标明确，国家围绕此目标制定一个可行的宏观规划，加上有效治理，让公民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公平的保障。而美国缺乏宏观规划，分割的、碎片化的医疗体系，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成为国耻。美国的教训我们得吸收，医疗是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医疗卫生也是最体现政府治理能力的。
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
《21世纪》：这次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和落实。这表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在改革进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你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出现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原因何在？
李玲：我认为，中央专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了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过去的改革，通常都是由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制定改革方案，而很多时候它们自身又是被改革对象，你想，它们能制定出合理的改革方案吗？很多时候，名为改革方案，实际上为妥协之后的不改革方案。未来情况可能有所变化，因为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政治机关主导，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这种配合才会有效，打破过去“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怪圈。同时，中央做决策，行政部门执行，决策和执行分开，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决定》称，到2020年将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但从政策到实践，中间会有很长一段路，在您看来，达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而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
李玲：在全国改革的议题中，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改革的突破点还在于社会领域，我们应尽快进行社会建设，解决公平问题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社会建设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让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作为社会一员的公民感以及应得的福利。在策略上，我们可以在民生领域，选取一些最为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医疗领域，着力破除医院创收机制，重新恢复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否则失去民心之后，再改就为时晚矣。现在不少人对改革也听烦了听腻了，你说得再好听，我的实际生活改变不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能力存在问题。
在承认过去十年我们社会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社会建设之路。从大的理念来看，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维稳的思路，而不是建设的思路。我们应该转变理念，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开启建设“伟大社会”。（编辑 李二民）
作者：王尔德
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29/n392582597.shtml
2013年12月29日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分析。
在她看来，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而缺少中观和宏观调控。建议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
她认为，我们今天的境遇和1960年代的美国类似，也需要一份类似当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的“伟大的社会”那样的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重拾人心，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两只手要配合有序
《21世纪》：《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与之前十四大所提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有何不同？
李玲：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这次更加明确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是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在过去这段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政府还是习惯大拆大建，以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导致了政府的越位。《决定》中提出，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说明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应该归位。
《21世纪》：《决定》中所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将有所变化？
李玲：我们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在深化。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更多地强调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的坏处，而对市场失灵的情况认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价值。在这里强调的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就是政府的错位和越位。《决定》再次阐明了政府的职责：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我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加上政府的有形之手，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和配合有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组合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拓展了政府就是守夜人的传统概念。
宏观和中观调控缺失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过去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宏观调控的角色？
李玲：过去的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政府，尤其是综合改革和协调部门，管了不该管也不必管的企业经营的具体细节，而在行业监管以及经济的整体规划能力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也许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产业政策，这不是中观管理吗？但我们仔细检阅，不难发现，产业政策这种东西是一种特例，只有中国才有产业政策，为什么优待这个产业，而不优待另外一个产业？依据何在，少有人能说清楚。还有人说，我们的规划很多，宏观管理也有。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划缺少整体性、协调性和协同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角色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及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其次，从宏观调控手段来看，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利用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原本是作为补充的“必要的行政手段”成为政府常用的手段，而很少采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这实际上还是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审批经济惯性。
《21世纪》：《决定》也提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
李玲：市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对市场发展的认识总是滞后的。起初的小农经济，小作坊的市场体系，发展到后来的大工业时代的市场体系，再到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的市场体系，比如说互联网金融，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体系在演变过程中，总是存在不完善的部分，除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演进，政府也有应顺应这种趋势，制定新的市场交易规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在动态的市场发展中制定智慧的规制规则（smart regulation）。
说到监管，这是政府的短板了。首先，我们的行政机关，倾向于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编制规划和制定很多微观的政策，而不是去做监管，因为监管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再加上我们的机构和人员设置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监管能力，结果就是我们的监管软弱无力甚至不存在。比如，我们的药监局只有三百多人，你要它怎么监管全国的药品市场，这怎么可能？对比美国人口不到3亿，它的药监局有近1万人。因此，我们必须将更多的行政资源，包括人员编制与财力，向监管上倾斜。否则总是空谈加强监管，没有任何意义。
公共服务需要宏观战略
《21世纪》：《决定》中提到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等，但一般认为，这两个职责是冲突的，之前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的钱用在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公共服务上。您认为，应该如何扭转这种惯性？
李玲：改变这种惯性，主要靠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在以GDP作为主要政绩的考核导向下，作为理性的官员，肯定是将人、财、物投向做大GDP，，而忽视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在官员考核上，要逐步淡化GDP，而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环境资源类指标的权重。
同时，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加强公共服务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GDP，相反在很多时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比如，我们在农村施行的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内需市场的扩大。再比如，相比一般的制造业5%左右的利润水平，医药及其器械行业的利润都高达18%-20%，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行业，而我们这方面还主要依靠进口。再者，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服务的发展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相当于美国的196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遭遇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产生了很多的社会抱怨。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由此所提出的施政目标，便是人们所说的“伟大社会”计划。为此，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立法四百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份这样的“伟大社会”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21世纪》：在提高和优化公共服务上，您认为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李玲：我认为，我们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战略上，不能是零碎化的，而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路。所谓宏观的思路，就是我们要建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百姓才有合理的预期。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宏观的医改战略，而不是大家各干各的。同时，我们在改革的整体性上也不够。比如我们的医保、医药、医疗就不能联动起来，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亟待改变。举例来说，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医改推进得非常艰难，但是至少在奥巴马内阁的内部是统一的战略，不会出现像我们中国这样，财政部、发改委、卫计委、人保部可能对同一项改革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改革被强势部门的利益绑架了。
在很多时候，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大家争论得厉害，到底哪些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哪些又不是？其实公共产品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我认为，公共产品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支出能力相关。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英国明确规定，政府每年财政拿出GDP的9%用于公民的医疗卫生支出，美国公民每年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是8500美元，而英国只有2000多美元。但只花这些钱，英国却能够向公民提供全面的免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英国免费医疗模式能有这么高的性价比，主要是目标明确，国家围绕此目标制定一个可行的宏观规划，加上有效治理，让公民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公平的保障。而美国缺乏宏观规划，分割的、碎片化的医疗体系，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成为国耻。美国的教训我们得吸收，医疗是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医疗卫生也是最体现政府治理能力的。
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
《21世纪》：这次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和落实。这表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在改革进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你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出现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原因何在？
李玲：我认为，中央专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了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过去的改革，通常都是由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制定改革方案，而很多时候它们自身又是被改革对象，你想，它们能制定出合理的改革方案吗？很多时候，名为改革方案，实际上为妥协之后的不改革方案。未来情况可能有所变化，因为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政治机关主导，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这种配合才会有效，打破过去“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怪圈。同时，中央做决策，行政部门执行，决策和执行分开，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决定》称，到2020年将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但从政策到实践，中间会有很长一段路，在您看来，达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而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
李玲：在全国改革的议题中，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改革的突破点还在于社会领域，我们应尽快进行社会建设，解决公平问题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社会建设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让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作为社会一员的公民感以及应得的福利。在策略上，我们可以在民生领域，选取一些最为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医疗领域，着力破除医院创收机制，重新恢复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否则失去民心之后，再改就为时晚矣。现在不少人对改革也听烦了听腻了，你说得再好听，我的实际生活改变不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能力存在问题。
在承认过去十年我们社会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社会建设之路。从大的理念来看，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维稳的思路，而不是建设的思路。我们应该转变理念，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开启建设“伟大社会”。（编辑 李二民）
作者：王尔德
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29/n392582597.shtml
我们需要一份“伟大社会”计划(图)
2013年12月29日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分析。
在她看来，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而缺少中观和宏观调控。建议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
她认为，我们今天的境遇和1960年代的美国类似，也需要一份类似当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的“伟大的社会”那样的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重拾人心，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两只手要配合有序
《21世纪》：《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与之前十四大所提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有何不同？
李玲：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表明国家想更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这次更加明确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限定在经济领域，而不是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在过去这段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政府还是习惯大拆大建，以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导致了政府的越位。《决定》中提出，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说明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应该归位。
《21世纪》：《决定》中所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将有所变化？
李玲：我们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在深化。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更多地强调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的坏处，而对市场失灵的情况认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价值。在这里强调的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就是政府的错位和越位。《决定》再次阐明了政府的职责：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我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加上政府的有形之手，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和配合有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组合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拓展了政府就是守夜人的传统概念。
宏观和中观调控缺失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过去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宏观调控的角色？
李玲：过去的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多时候都是微观调控，政府，尤其是综合改革和协调部门，管了不该管也不必管的企业经营的具体细节，而在行业监管以及经济的整体规划能力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也许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产业政策，这不是中观管理吗？但我们仔细检阅，不难发现，产业政策这种东西是一种特例，只有中国才有产业政策，为什么优待这个产业，而不优待另外一个产业？依据何在，少有人能说清楚。还有人说，我们的规划很多，宏观管理也有。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划缺少整体性、协调性和协同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角色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改变调控的方向，从微观调控转向中观和宏观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地及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在微观上干预市场。其次，从宏观调控手段来看，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利用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落实，原本是作为补充的“必要的行政手段”成为政府常用的手段，而很少采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这实际上还是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审批经济惯性。
《21世纪》：《决定》也提出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
李玲：市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对市场发展的认识总是滞后的。起初的小农经济，小作坊的市场体系，发展到后来的大工业时代的市场体系，再到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的市场体系，比如说互联网金融，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体系在演变过程中，总是存在不完善的部分，除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演进，政府也有应顺应这种趋势，制定新的市场交易规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在动态的市场发展中制定智慧的规制规则（smart regulation）。
说到监管，这是政府的短板了。首先，我们的行政机关，倾向于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编制规划和制定很多微观的政策，而不是去做监管，因为监管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再加上我们的机构和人员设置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监管能力，结果就是我们的监管软弱无力甚至不存在。比如，我们的药监局只有三百多人，你要它怎么监管全国的药品市场，这怎么可能？对比美国人口不到3亿，它的药监局有近1万人。因此，我们必须将更多的行政资源，包括人员编制与财力，向监管上倾斜。否则总是空谈加强监管，没有任何意义。
公共服务需要宏观战略
《21世纪》：《决定》中提到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等，但一般认为，这两个职责是冲突的，之前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的钱用在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公共服务上。您认为，应该如何扭转这种惯性？
李玲：改变这种惯性，主要靠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在以GDP作为主要政绩的考核导向下，作为理性的官员，肯定是将人、财、物投向做大GDP，，而忽视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在官员考核上，要逐步淡化GDP，而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环境资源类指标的权重。
同时，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加强公共服务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GDP，相反在很多时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比如，我们在农村施行的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内需市场的扩大。再比如，相比一般的制造业5%左右的利润水平，医药及其器械行业的利润都高达18%-20%，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行业，而我们这方面还主要依靠进口。再者，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服务的发展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相当于美国的196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遭遇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产生了很多的社会抱怨。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由此所提出的施政目标，便是人们所说的“伟大社会”计划。为此，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立法四百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份这样的“伟大社会”计划。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增加社会团结，凝聚改革共识。
《21世纪》：在提高和优化公共服务上，您认为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李玲：我认为，我们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战略上，不能是零碎化的，而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路。所谓宏观的思路，就是我们要建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百姓才有合理的预期。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宏观的医改战略，而不是大家各干各的。同时，我们在改革的整体性上也不够。比如我们的医保、医药、医疗就不能联动起来，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亟待改变。举例来说，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医改推进得非常艰难，但是至少在奥巴马内阁的内部是统一的战略，不会出现像我们中国这样，财政部、发改委、卫计委、人保部可能对同一项改革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改革被强势部门的利益绑架了。
在很多时候，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大家争论得厉害，到底哪些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哪些又不是？其实公共产品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我认为，公共产品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支出能力相关。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英国明确规定，政府每年财政拿出GDP的9%用于公民的医疗卫生支出，美国公民每年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是8500美元，而英国只有2000多美元。但只花这些钱，英国却能够向公民提供全面的免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英国免费医疗模式能有这么高的性价比，主要是目标明确，国家围绕此目标制定一个可行的宏观规划，加上有效治理，让公民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公平的保障。而美国缺乏宏观规划，分割的、碎片化的医疗体系，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成为国耻。美国的教训我们得吸收，医疗是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医疗卫生也是最体现政府治理能力的。
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
《21世纪》：这次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和落实。这表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在改革进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你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出现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原因何在？
李玲：我认为，中央专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了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过去的改革，通常都是由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制定改革方案，而很多时候它们自身又是被改革对象，你想，它们能制定出合理的改革方案吗？很多时候，名为改革方案，实际上为妥协之后的不改革方案。未来情况可能有所变化，因为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政治机关主导，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这种配合才会有效，打破过去“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怪圈。同时，中央做决策，行政部门执行，决策和执行分开，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决定》称，到2020年将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但从政策到实践，中间会有很长一段路，在您看来，达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而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
李玲：在全国改革的议题中，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改革的突破点还在于社会领域，我们应尽快进行社会建设，解决公平问题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社会建设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让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作为社会一员的公民感以及应得的福利。在策略上，我们可以在民生领域，选取一些最为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医疗领域，着力破除医院创收机制，重新恢复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否则失去民心之后，再改就为时晚矣。现在不少人对改革也听烦了听腻了，你说得再好听，我的实际生活改变不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能力存在问题。
在承认过去十年我们社会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社会建设之路。从大的理念来看，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维稳的思路，而不是建设的思路。我们应该转变理念，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社会建设体制创新，开启建设“伟大社会”。（编辑 李二民）
作者：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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