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全球视野漫谈现代西藏分离运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23:51
作者：奥塔 提交日期：2007-3-1 10:42:00
开 篇
1959年的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拉木顿珠-丹增嘉措与当时支持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不得不流亡印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Dharamsala）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1959年到2006年的这段岁月里，当整个世界以及我们的中国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动乱等一系列历史洪潮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的特殊地位仍然致力于各种有利于西藏分离势力的活动。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分离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赖喇嘛就是达兰萨拉乃至整场西藏分离运动的太阳。近5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达赖也从一个弱冠青年变成了今日的垂垂老朽，逐渐步入人生的古稀残年。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也将进入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新阶段。如果中国政府和“藏独”势力不能在达赖的有生之年达成有益的共识与妥协、做好积极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随着达赖身后接踵而来的灵童转世、“藏独”新旧势力交接班、中国与印度相继崛起以及东亚大国博弈趋于白热化等事件的必然发生，西藏分离问题中种种酝酿已久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届时西藏分离问题恐怕将彻底展露出大国博弈的本质影响，可能会迫使各方最终只能从暴力手段中寻求解决途径，这样一来就将对南亚安全局势、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乃至整个远东安全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放眼当前的国内社会，经历了建国后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人可能早已淡忘了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除了政府偶然发布的几则不痛不痒、莫测高深的社论与公告以外，国内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近况恐怕已是知者寥寥，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活跃于海外的西藏分离运动更是恍若隔世之语。但这个暮年僧侣以及他的分离运动至今却依然是影响中国全局大势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台湾统一、领土纷争、地缘安全局势等诸多热点问题一同牵动着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思维与心绪，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外交与军事政策。通过此文，笔者希望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深入地向国人介绍并预测西藏分离运动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趋势，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与参考，期望能够重新唤起国人对这片失落领域的应有关注，进而更多地致力于推动西藏分离问题的早日解决，维护、促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复兴。
作者：奥塔 提交日期：2007-3-1 1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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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拉木顿珠-丹增嘉措与当时支持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不得不流亡印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Dharamsala）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1959年到2006年的这段岁月里，当整个世界以及我们的中国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动乱等一系列历史洪潮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的特殊地位仍然致力于各种有利于西藏分离势力的活动。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分离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赖喇嘛就是达兰萨拉乃至整场西藏分离运动的太阳。近5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达赖也从一个弱冠青年变成了今日的垂垂老朽，逐渐步入人生的古稀残年。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也将进入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新阶段。如果中国政府和“藏独”势力不能在达赖的有生之年达成有益的共识与妥协、做好积极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随着达赖身后接踵而来的灵童转世、“藏独”新旧势力交接班、中国与印度相继崛起以及东亚大国博弈趋于白热化等事件的必然发生，西藏分离问题中种种酝酿已久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届时西藏分离问题恐怕将彻底展露出大国博弈的本质影响，可能会迫使各方最终只能从暴力手段中寻求解决途径，这样一来就将对南亚安全局势、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乃至整个远东安全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放眼当前的国内社会，经历了建国后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人可能早已淡忘了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除了政府偶然发布的几则不痛不痒、莫测高深的社论与公告以外，国内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近况恐怕已是知者寥寥，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活跃于海外的西藏分离运动更是恍若隔世之语。但这个暮年僧侣以及他的分离运动至今却依然是影响中国全局大势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台湾统一、领土纷争、地缘安全局势等诸多热点问题一同牵动着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思维与心绪，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外交与军事政策。通过此文，笔者希望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深入地向国人介绍并预测西藏分离运动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趋势，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与参考，期望能够重新唤起国人对这片失落领域的应有关注，进而更多地致力于推动西藏分离问题的早日解决，维护、促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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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拉木顿珠-丹增嘉措与当时支持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不得不流亡印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Dharamsala）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1959年到2006年的这段岁月里，当整个世界以及我们的中国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动乱等一系列历史洪潮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的特殊地位仍然致力于各种有利于西藏分离势力的活动。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分离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赖喇嘛就是达兰萨拉乃至整场西藏分离运动的太阳。近5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达赖也从一个弱冠青年变成了今日的垂垂老朽，逐渐步入人生的古稀残年。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也将进入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新阶段。如果中国政府和“藏独”势力不能在达赖的有生之年达成有益的共识与妥协、做好积极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随着达赖身后接踵而来的灵童转世、“藏独”新旧势力交接班、中国与印度相继崛起以及东亚大国博弈趋于白热化等事件的必然发生，西藏分离问题中种种酝酿已久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届时西藏分离问题恐怕将彻底展露出大国博弈的本质影响，可能会迫使各方最终只能从暴力手段中寻求解决途径，这样一来就将对南亚安全局势、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乃至整个远东安全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放眼当前的国内社会，经历了建国后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人可能早已淡忘了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除了政府偶然发布的几则不痛不痒、莫测高深的社论与公告以外，国内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近况恐怕已是知者寥寥，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活跃于海外的西藏分离运动更是恍若隔世之语。但这个暮年僧侣以及他的分离运动至今却依然是影响中国全局大势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台湾统一、领土纷争、地缘安全局势等诸多热点问题一同牵动着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思维与心绪，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外交与军事政策。通过此文，笔者希望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深入地向国人介绍并预测西藏分离运动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趋势，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与参考，期望能够重新唤起国人对这片失落领域的应有关注，进而更多地致力于推动西藏分离问题的早日解决，维护、促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复兴。
作者：奥塔 提交日期：2007-3-1 1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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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拉木顿珠-丹增嘉措与当时支持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不得不流亡印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Dharamsala）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1959年到2006年的这段岁月里，当整个世界以及我们的中国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动乱等一系列历史洪潮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的特殊地位仍然致力于各种有利于西藏分离势力的活动。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分离运动独一无二的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赖喇嘛就是达兰萨拉乃至整场西藏分离运动的太阳。近50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达赖也从一个弱冠青年变成了今日的垂垂老朽，逐渐步入人生的古稀残年。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也将进入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新阶段。如果中国政府和“藏独”势力不能在达赖的有生之年达成有益的共识与妥协、做好积极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随着达赖身后接踵而来的灵童转世、“藏独”新旧势力交接班、中国与印度相继崛起以及东亚大国博弈趋于白热化等事件的必然发生，西藏分离问题中种种酝酿已久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届时西藏分离问题恐怕将彻底展露出大国博弈的本质影响，可能会迫使各方最终只能从暴力手段中寻求解决途径，这样一来就将对南亚安全局势、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乃至整个远东安全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放眼当前的国内社会，经历了建国后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人可能早已淡忘了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除了政府偶然发布的几则不痛不痒、莫测高深的社论与公告以外，国内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近况恐怕已是知者寥寥，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以及活跃于海外的西藏分离运动更是恍若隔世之语。但这个暮年僧侣以及他的分离运动至今却依然是影响中国全局大势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台湾统一、领土纷争、地缘安全局势等诸多热点问题一同牵动着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思维与心绪，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的安全、外交与军事政策。通过此文，笔者希望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深入地向国人介绍并预测西藏分离运动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趋势，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与参考，期望能够重新唤起国人对这片失落领域的应有关注，进而更多地致力于推动西藏分离问题的早日解决，维护、促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复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地方政权的“解放”问题很快就被提上中央政府的议程，中央政府对待西藏地方政权的最终决断就是要建立实质性的统治，将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在明、清两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中，西藏地方政权可谓是“自治”得最为彻底、最为长久的一方民族区域。即使在满清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施高度控制的年代，满清政权也只在西藏派驻了驻藏大臣以及象征性的一些驻军，对于西藏内部的各项事务基本都遵从当地势力的意愿听其自治。到了清末与民国这段中华民族的劫难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更是乘着当时中央政权暗弱的时机，同时借着英、俄、美国等国的扶持，开始在“独立建国”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与中国的离心趋势不断显露。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当然不肯拱手将久违的“独立大业”与世代相传的“统治特权”出让给信仰共产主义的“红色汉人”，于是就选择了武装抵抗。1950年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主力约七、八千人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希望阻挡或者延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藏步伐，没想到结果却是鸡蛋碰石头，被解放军的百战雄师打得丢盔弃甲。无奈之间，西藏“噶厦”政府只得在1951年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开始进入“民主改革”的时代。不论是“城下之盟”还是“深明大义”，看着异族势力的进占、主导、看着自身绝对尊贵地位以及世袭特权的动摇与流失，这条约签得总是让西藏僧俗统治阶层心有不甘。他们对“独立大业”与“统治特权”的追求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放弃，只要不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他们就总会寻求新的努力和尝试。到了1959年，与中央政府磨合了8年的西藏僧俗统治集团最终还是选择在全藏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结果还是一败涂地。这一回他们彻底输干赌本，只能流亡印度，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开展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
一、现代西藏分离运动的发展历程
1959年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和他的追随者辗转经历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终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安定下来，随后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顿起陆续前来投奔的流亡藏人，于1961年在达兰萨拉宣布成立“"岗钦吉雄”（大雪国政府）、国旗为雪山狮子旗，流亡政权的元首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
新的流亡政权从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一跃进入纷繁喧嚣的国际社会，就如同一个闭关多年的修行者忽然来到了车水马龙的红尘俗世，想生存发展，必得先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在解决了流亡之初的生存问题之后，西藏流亡者开始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西藏分离问题的国际化，争取到了各种国际力量的同情与支持，西藏分离运动的追随者也在达赖喇嘛的庇佑下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过上了其他分离组织想都未曾想过的舒坦日子。除了自身所作的种种努力之外，西藏流亡政权近半个世界以来的活动历程实际上都直接受到中央政府西藏政策的影响，随着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斯特拉斯堡宣言、西藏骚乱、六*四风波、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中间道路、十一世班禅转世等一幕幕重大事件的登台上演，西藏分离运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先后经历了不共戴天、接触较量、冰封对立以及重新接触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不共戴天（1959年——1978年）
1959年刚刚亡命逃奔到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面临着极为窘迫的局面，这些穿著厚实藏袍的藏人两手空空地被送到炎热难耐的印度平原，时间一长，身上的皮袍开始发臭、腐烂、长虫，一批又一批的藏人开始死于印度次大陆肆虐的肺结核等种种传染病。为了尽快度过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达赖及其追随者在解决了流亡族群的生计问题以后，开始组建西藏流亡政权，同时还继续发起对中国境内的武装袭扰，最为重要的是开启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先河。
1、解决流亡群体的生计
为了自食其力并在异乡他国扎下根，西藏流亡政权与印度政府协商后，将绝大部分难民集中到气候相对凉爽的喜马拉雅山区修筑公路，达赖喇嘛还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流亡藏人集体定居而不分散的要求，并在修路的同时开始进行流亡者的安置工作。西藏流亡者大部分都是游牧为生的牧民，印度的气候、土壤、农作物都与西藏完全不同。他们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印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买索尔藏人定居点，靠农业种植为生，初步解决了流亡者的生计问题。
2、建立政治体制
1959年逃亡后的达赖喇嘛与西藏旧噶厦政府成员在印度穆苏里成立了流亡政权的噶厦政府，当时下辖五个部和一个直属单位，即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干部管理室。达赖及其追随者逃亡到印度以后，还在流亡藏人群体中推行“民主化”进程，于1960年9月2日在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并于1961年正式成立了 “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凡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1963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权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
3、重新组建叛乱武装。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这些行径对国内藏、汉人民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灾难，但达赖喇嘛为此还是亲自撰文对公布扎西进行了赞扬。
4、开启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先声
在1959年叛乱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除了美国、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象征性地表示了“遗憾”以外，其他国家对于西藏分离运动都持冷漠态度。达赖及其追随者为了不让西藏分离运动湮没在印度几亿人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不断发出各种声音来引起世界舆论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其宣传的重点主要在于突出中央政府对西藏人民进行的所谓“迫害”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所谓“破坏”。西藏分离势力在这一阶段取得的最大成果就在于1956年至1965年期间促使联合国通过三项有关支持西藏自决的决议，终于将刚刚遭到重大打击的西藏分离运动延续了下来。
当时中央政府对西藏流亡运动的态度也异常鲜明，就一个“剿”字。举例来说，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其境内的西藏流亡运动的军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开始包围进剿木斯塘营地，俘虏了大批西藏流亡运动追随者，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围去印度途中被尼泊尔军队击毙。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当然不肯拱手将久违的“独立大业”与世代相传的“统治特权”出让给信仰共产主义的“红色汉人”，于是就选择了武装抵抗。1950年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主力约七、八千人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希望阻挡或者延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藏步伐，没想到结果却是鸡蛋碰石头，被解放军的百战雄师打得丢盔弃甲。无奈之间，西藏“噶厦”政府只得在1951年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开始进入“民主改革”的时代。不论是“城下之盟”还是“深明大义”，看着异族势力的进占、主导、看着自身绝对尊贵地位以及世袭特权的动摇与流失，这条约签得总是让西藏僧俗统治阶层心有不甘。他们对“独立大业”与“统治特权”的追求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放弃，只要不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他们就总会寻求新的努力和尝试。到了1959年，与中央政府磨合了8年的西藏僧俗统治集团最终还是选择在全藏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结果还是一败涂地。这一回他们彻底输干赌本，只能流亡印度，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开展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
一、现代西藏分离运动的发展历程
1959年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和他的追随者辗转经历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终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安定下来，随后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顿起陆续前来投奔的流亡藏人，于1961年在达兰萨拉宣布成立“"岗钦吉雄”（大雪国政府）、国旗为雪山狮子旗，流亡政权的元首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
新的流亡政权从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一跃进入纷繁喧嚣的国际社会，就如同一个闭关多年的修行者忽然来到了车水马龙的红尘俗世，想生存发展，必得先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在解决了流亡之初的生存问题之后，西藏流亡者开始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西藏分离问题的国际化，争取到了各种国际力量的同情与支持，西藏分离运动的追随者也在达赖喇嘛的庇佑下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过上了其他分离组织想都未曾想过的舒坦日子。除了自身所作的种种努力之外，西藏流亡政权近半个世界以来的活动历程实际上都直接受到中央政府西藏政策的影响，随着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斯特拉斯堡宣言、西藏骚乱、六*四风波、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中间道路、十一世班禅转世等一幕幕重大事件的登台上演，西藏分离运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先后经历了不共戴天、接触较量、冰封对立以及重新接触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不共戴天（1959年——1978年）
1959年刚刚亡命逃奔到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面临着极为窘迫的局面，这些穿著厚实藏袍的藏人两手空空地被送到炎热难耐的印度平原，时间一长，身上的皮袍开始发臭、腐烂、长虫，一批又一批的藏人开始死于印度次大陆肆虐的肺结核等种种传染病。为了尽快度过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达赖及其追随者在解决了流亡族群的生计问题以后，开始组建西藏流亡政权，同时还继续发起对中国境内的武装袭扰，最为重要的是开启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先河。
1、解决流亡群体的生计
为了自食其力并在异乡他国扎下根，西藏流亡政权与印度政府协商后，将绝大部分难民集中到气候相对凉爽的喜马拉雅山区修筑公路，达赖喇嘛还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流亡藏人集体定居而不分散的要求，并在修路的同时开始进行流亡者的安置工作。西藏流亡者大部分都是游牧为生的牧民，印度的气候、土壤、农作物都与西藏完全不同。他们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印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买索尔藏人定居点，靠农业种植为生，初步解决了流亡者的生计问题。
2、建立政治体制
1959年逃亡后的达赖喇嘛与西藏旧噶厦政府成员在印度穆苏里成立了流亡政权的噶厦政府，当时下辖五个部和一个直属单位，即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干部管理室。达赖及其追随者逃亡到印度以后，还在流亡藏人群体中推行“民主化”进程，于1960年9月2日在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并于1961年正式成立了 “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凡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1963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权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
3、重新组建叛乱武装。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这些行径对国内藏、汉人民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灾难，但达赖喇嘛为此还是亲自撰文对公布扎西进行了赞扬。
4、开启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先声
在1959年叛乱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除了美国、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象征性地表示了“遗憾”以外，其他国家对于西藏分离运动都持冷漠态度。达赖及其追随者为了不让西藏分离运动湮没在印度几亿人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不断发出各种声音来引起世界舆论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其宣传的重点主要在于突出中央政府对西藏人民进行的所谓“迫害”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所谓“破坏”。西藏分离势力在这一阶段取得的最大成果就在于1956年至1965年期间促使联合国通过三项有关支持西藏自决的决议，终于将刚刚遭到重大打击的西藏分离运动延续了下来。
当时中央政府对西藏流亡运动的态度也异常鲜明，就一个“剿”字。举例来说，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其境内的西藏流亡运动的军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开始包围进剿木斯塘营地，俘虏了大批西藏流亡运动追随者，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围去印度途中被尼泊尔军队击毙。
毛泽东在世时，不要说西藏，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整个中国社会除了无休无止的批斗、革命和阶级斗争外，几乎听不到外面世界的一丝杂音，全然陶醉沉浸在自己的红色激情畅想中。但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全面推行，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最终开始向国际社会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中央政府也开始在西藏实行更为宽松的政策，逐步开始与西藏流亡政权进行接触与对话，这对西藏流亡政权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双方的首次接触始于1979年，当年3月中央政府主动邀请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后，开始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在西藏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于是第一个代表团就在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带领下来到西藏。出乎当时中央政府的意料，达赖喇嘛的访问团居然受到了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心理依恋俨然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人对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一般，在二十多年的别离之后依然未减分毫。这使得中央政府在吃惊之余也感到非常的尴尬，而当时西藏自治区贫困、落后、闭塞的现状也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解决西藏自治区的发展问题、不能充分调动藏人自身的力量开展建设，必将给西藏流亡政权的种种宣传制造口实，将给国际社会留下极为不佳的政治印象，实在是不利于西藏分离问题的妥善解决。
因此，从1980年3月份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政府陆续给予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多的宗教、文化、经济、财政以及行政方面的权力，中央政府对西藏分离势力开始转入安抚与疏导的轨道上来。为了提高国内藏人的自主性，中央政府一边采取放权于藏人的做法、开始按照将援藏干部减少75% 的计划将大量援藏干部分批抽调回内地，同时开始默许并支持西藏社会的宗教自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外，与五十年代“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已经相差不大。那时西藏到处弥漫着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中央政府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西藏的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
中央政府既然摆出了主动争取达赖回归、积极解决西藏问题的善意姿态，达赖流亡政权也开始给与响应，双方从1979年起展开了长达14年的接触与谈判。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共接待了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自1979年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也接待了回国探亲、参观旅游的国外藏胞8000余人，安置了回国定居的藏胞近2000人。回顾历次谈判中双方争持不下的条条款款，中央政府所坚持的最终立场无非是达赖方面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必须彻底放弃西藏分离运动，为此中央政府允诺届时将派“部长级”干部迎接达赖归国，并授予达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达赖喇嘛必须和班禅活佛一样留驻北京。站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分离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所持的立场和底线与他们长期坚持的“西藏独立”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中央政府开出的条件也远远不能满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胃口。
在不耐于长时间徒劳无益的口舌争辩之后，西藏流亡政权转而主动制造事端、以极端手段来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们的意愿。一方面，西藏流亡政权加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宣传音量，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又于1988年6月提出了有名的成为后来“中间道路”雏形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宣扬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在中央政府看来无疑是在搞变相的西藏独立。同时，西藏流亡政权开始派遣人员在倾向独立的西藏僧侣中组织策动变乱，从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的十七个月内，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当时形势一度曾达到“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单位不能正常上班，学校不能正常开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的地步，给西藏社会与民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中央政府眼看着自己播下的善因却没有带来预期的善果，最终只得从1989年3月8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维和，开启了十年的接触与对话的道路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西藏主持维和大局的正是现今的最高核心——胡锦涛。
尽管当时双方一度曾陷入了针锋相对的尴尬境地，但接触与对话的大趋势并非不可挽回，中央政府在坚持统一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曾邀请达赖回来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会，但达赖当时误判形势，自己放弃了机会。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并未完全放弃争取达赖回归的努力。
真正瓦解这一和解趋势的根源还要归因于西藏流亡政权在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与1991年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上演后的错误判断与表现。八十年代末的风波发生后，国际上形成反华浪潮，西藏流亡政权以为中央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在中央政府最为窘迫的时刻采取了落井下石的做法。那一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把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离运动开始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大力支持。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逆转，西藏流亡政权却从中受到极大鼓舞，认为中国极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因此在1992-1993年期间，达赖喇嘛公然声称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当作独立国家，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甚至对媒体预言西藏将在5到10年内获得“独立”。此后，达赖喇嘛开始周游世界，到处宣传分裂，中央政府与西藏流亡运动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回到了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
因此，从1980年3月份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政府陆续给予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多的宗教、文化、经济、财政以及行政方面的权力，中央政府对西藏分离势力开始转入安抚与疏导的轨道上来。为了提高国内藏人的自主性，中央政府一边采取放权于藏人的做法、开始按照将援藏干部减少75% 的计划将大量援藏干部分批抽调回内地，同时开始默许并支持西藏社会的宗教自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外，与五十年代“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已经相差不大。那时西藏到处弥漫着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中央政府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西藏的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
中央政府既然摆出了主动争取达赖回归、积极解决西藏问题的善意姿态，达赖流亡政权也开始给与响应，双方从1979年起展开了长达14年的接触与谈判。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共接待了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自1979年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也接待了回国探亲、参观旅游的国外藏胞8000余人，安置了回国定居的藏胞近2000人。回顾历次谈判中双方争持不下的条条款款，中央政府所坚持的最终立场无非是达赖方面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必须彻底放弃西藏分离运动，为此中央政府允诺届时将派“部长级”干部迎接达赖归国，并授予达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达赖喇嘛必须和班禅活佛一样留驻北京。站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分离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所持的立场和底线与他们长期坚持的“西藏独立”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中央政府开出的条件也远远不能满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胃口。
在不耐于长时间徒劳无益的口舌争辩之后，西藏流亡政权转而主动制造事端、以极端手段来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们的意愿。一方面，西藏流亡政权加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宣传音量，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又于1988年6月提出了有名的成为后来“中间道路”雏形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宣扬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在中央政府看来无疑是在搞变相的西藏独立。同时，西藏流亡政权开始派遣人员在倾向独立的西藏僧侣中组织策动变乱，从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的十七个月内，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当时形势一度曾达到“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单位不能正常上班，学校不能正常开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的地步，给西藏社会与民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中央政府眼看着自己播下的善因却没有带来预期的善果，最终只得从1989年3月8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维和，开启了十年的接触与对话的道路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西藏主持维和大局的正是现今的最高核心——胡锦涛。
尽管当时双方一度曾陷入了针锋相对的尴尬境地，但接触与对话的大趋势并非不可挽回，中央政府在坚持统一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曾邀请达赖回来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会，但达赖当时误判形势，自己放弃了机会。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并未完全放弃争取达赖回归的努力。
真正瓦解这一和解趋势的根源还要归因于西藏流亡政权在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与1991年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上演后的错误判断与表现。八十年代末的风波发生后，国际上形成反华浪潮，西藏流亡政权以为中央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在中央政府最为窘迫的时刻采取了落井下石的做法。那一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把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离运动开始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大力支持。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逆转，西藏流亡政权却从中受到极大鼓舞，认为中国极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因此在1992-1993年期间，达赖喇嘛公然声称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当作独立国家，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甚至对媒体预言西藏将在5到10年内获得“独立”。此后，达赖喇嘛开始周游世界，到处宣传分裂，中央政府与西藏流亡运动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回到了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
在饱尝种种内外忧患、连自身施政基础都遭遇极大挑战的形势下，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的中央政府显然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关注解决西藏问题。但随着第二、三代领导人交接班工作步入正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得到延续以及国际局势的趋于缓和，中央政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并且迅速控制并扭转了国内外政治局面。接下来中央政府就开始重新审视1979-1989年这10年间西藏政策的得失教训，并很快在1994年7月份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强硬路线和具体部署，中央政府对西藏分离势力又转回了强力打压的路线，与其说是和解趋势的倒退，倒不如说是中央政府在西藏问题的复杂性面前着实感受到了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尴尬与无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的各项决定与精神中，中央政府再次将维护西藏稳定放到了与发展西藏社会同等重要的地位，对西藏的宗教管制也开始逐渐变得严厉。为了加强对西藏自治区的控制与管理，中央政府落实通过了数目多达62个、投资总额达23.8亿元的援藏项目，从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投入。修建进藏铁路的方案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就有了今日从格尔木直通拉萨的青藏铁路，极大增强了内陆对西藏的运输投放能力。运输投放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各地方政府的终极纽带，除了可以运输投放人员物资，同样可以将强大的武装力量源源不断地投往各个地方政区。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国家整体武装防卫职能的权力可不是说着玩的，这在哪国都是难以撼动的终极分工，否则就无所谓一统的国家。
在中央政府转趋强硬的大形势下，达赖喇嘛在内部严重的分歧与激烈争执面前，也不得不放弃他在1988年提出的、被广大极端西藏分离势力认为是妥协软弱的“斯特拉斯堡方案”，转而在1995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决定西藏前途命运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自治道路”和“正义事业运动”。遑论西藏流亡政权提出的四种方案到底是否符合中央政府的心理预期，仅由西藏一地民众进行公决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旁的不说，如果此例一开，那么剩下的台湾、新疆问题岂不都要任由当地民众进行公决，而这种公决偏偏又没有中央政府参与的份，放在哪国中央政府的眼里，这摆明了都是只准你打我、却不准我还手的亏本生意，有心去谈才是傻瓜。
这里有必要详细述说一下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所谓的“中间道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新疆自治区五分之一的地区、甘肃省三分之二的地区、四川省三分之二的地区以及云南省一半地区在内的“大西藏”行政区，然后在那里实行达赖喇嘛主导下的“高度自治”。对中国藏族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雏形最早始于蒙元时代。当年的蒙元政府在藏族传统的卫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安多（大致包括今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和青海的大部分藏族聚居区）以及康（大致包括今青海玉树、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等地区）等三区设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实行分区治理。此后的明朝政府也基本沿袭了蒙元时代对藏区的行政区划。到了满清时代，中央政府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近代西藏地方政权，并在原有行政区划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了西藏与甘、青、川、滇等周边行政区域的界线。也就是说，在藏族乃至中国的历史上，西藏以外的这些藏族聚居区从未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过。这个“大西藏”行政区划的土地面积高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要是让达赖喇嘛不费一枪一弹就给“自治”了去，中央政府岂不是阴沟里翻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要点就是要带着“流亡政府”的原班人马重回西藏执掌大权，并且期望通过谈判得到哪怕在“民主改革”之前都不曾拥有的特权，这叫中央政府如何接受？
而激化这一阶段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对抗关系的却是1995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政治事件。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主持完五到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的开光大典后，于当晚20时16分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于扎什伦布寺，享年仅51岁。生老病死本是人的必然归宿，但偏偏藏传佛教的诸多活佛们归天之后却还有重新转世一说。依据格鲁派（黄教）的传统教例，活佛圆寂后将由高僧组团四处寻访认定转世灵童。漫说这个灵童转世的做法到底是否符合科学原理，也漫说灵童认定的过程中到底会不会掺杂纯宗教以外的干预因素，即使按照早年满清政府与格鲁派共同立下的规矩，西藏地方政权在认定转世灵童工作上的最高权限也仅限于向中央政府上报一个转世灵童的推荐名单，这个灵童最终能否坐床“登基”，全凭中央政府一纸册封。达赖、班禅喇嘛转世制度本身就是维系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一道强韧纽带，其中的核心潜台词就是中央政权的主导地位。就算在国力衰微、内忧外患的中华民国时代，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的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最终也还要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法统。转世灵童的册封工作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绝不肯让他人越俎代庖的关乎国统基础的大是大非之事。
当年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已经事先认定了一个名叫根敦•却吉尼玛的灵童人选，但没想到当时负责灵童认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恰扎活佛却将这些信息提前泄露给西藏流亡政权，结果导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抢先指认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闻讯后的中央政府立时陷入了辛辛苦苦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尴尬境地，当时的窘境无异于有人要求代替丈夫行使对妻子的初夜权一般。于是中央政府在1995年12月8日毅然选定另一个候选灵童确吉杰布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流亡政权随即也作出了使事态更趋激化的回应，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用他所指认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型照片为这个小灵童举行了坐床仪式。至此，藏传佛教界出现了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
通过指认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做法，西藏流亡政权尽管可能会收获分化班禅系僧俗力量的战术效果，但却付出了与中央政府陷入彻底对立的战略代价。现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热地在当时的内部讲话中对达赖指认班禅灵童之事作出的最终结论是：达赖及其追随者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这个结论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央政府将改变以往对西藏流亡运动“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喇嘛的任何交往或谈判。“指认灵童”事件可以说是导致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出现关键性转折的重大标志。此后几年当中，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严酷的冰封期。
在中央政府转趋强硬的大形势下，达赖喇嘛在内部严重的分歧与激烈争执面前，也不得不放弃他在1988年提出的、被广大极端西藏分离势力认为是妥协软弱的“斯特拉斯堡方案”，转而在1995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决定西藏前途命运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自治道路”和“正义事业运动”。遑论西藏流亡政权提出的四种方案到底是否符合中央政府的心理预期，仅由西藏一地民众进行公决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旁的不说，如果此例一开，那么剩下的台湾、新疆问题岂不都要任由当地民众进行公决，而这种公决偏偏又没有中央政府参与的份，放在哪国中央政府的眼里，这摆明了都是只准你打我、却不准我还手的亏本生意，有心去谈才是傻瓜。
这里有必要详细述说一下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所谓的“中间道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新疆自治区五分之一的地区、甘肃省三分之二的地区、四川省三分之二的地区以及云南省一半地区在内的“大西藏”行政区，然后在那里实行达赖喇嘛主导下的“高度自治”。对中国藏族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雏形最早始于蒙元时代。当年的蒙元政府在藏族传统的卫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安多（大致包括今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和青海的大部分藏族聚居区）以及康（大致包括今青海玉树、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等地区）等三区设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实行分区治理。此后的明朝政府也基本沿袭了蒙元时代对藏区的行政区划。到了满清时代，中央政府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近代西藏地方政权，并在原有行政区划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了西藏与甘、青、川、滇等周边行政区域的界线。也就是说，在藏族乃至中国的历史上，西藏以外的这些藏族聚居区从未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过。这个“大西藏”行政区划的土地面积高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要是让达赖喇嘛不费一枪一弹就给“自治”了去，中央政府岂不是阴沟里翻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要点就是要带着“流亡政府”的原班人马重回西藏执掌大权，并且期望通过谈判得到哪怕在“民主改革”之前都不曾拥有的特权，这叫中央政府如何接受？
而激化这一阶段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对抗关系的却是1995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政治事件。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主持完五到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的开光大典后，于当晚20时16分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于扎什伦布寺，享年仅51岁。生老病死本是人的必然归宿，但偏偏藏传佛教的诸多活佛们归天之后却还有重新转世一说。依据格鲁派（黄教）的传统教例，活佛圆寂后将由高僧组团四处寻访认定转世灵童。漫说这个灵童转世的做法到底是否符合科学原理，也漫说灵童认定的过程中到底会不会掺杂纯宗教以外的干预因素，即使按照早年满清政府与格鲁派共同立下的规矩，西藏地方政权在认定转世灵童工作上的最高权限也仅限于向中央政府上报一个转世灵童的推荐名单，这个灵童最终能否坐床“登基”，全凭中央政府一纸册封。达赖、班禅喇嘛转世制度本身就是维系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一道强韧纽带，其中的核心潜台词就是中央政权的主导地位。就算在国力衰微、内忧外患的中华民国时代，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的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最终也还要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法统。转世灵童的册封工作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绝不肯让他人越俎代庖的关乎国统基础的大是大非之事。
当年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已经事先认定了一个名叫根敦•却吉尼玛的灵童人选，但没想到当时负责灵童认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恰扎活佛却将这些信息提前泄露给西藏流亡政权，结果导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抢先指认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闻讯后的中央政府立时陷入了辛辛苦苦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尴尬境地，当时的窘境无异于有人要求代替丈夫行使对妻子的初夜权一般。于是中央政府在1995年12月8日毅然选定另一个候选灵童确吉杰布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流亡政权随即也作出了使事态更趋激化的回应，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用他所指认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型照片为这个小灵童举行了坐床仪式。至此，藏传佛教界出现了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
通过指认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做法，西藏流亡政权尽管可能会收获分化班禅系僧俗力量的战术效果，但却付出了与中央政府陷入彻底对立的战略代价。现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热地在当时的内部讲话中对达赖指认班禅灵童之事作出的最终结论是：达赖及其追随者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这个结论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央政府将改变以往对西藏流亡运动“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喇嘛的任何交往或谈判。“指认灵童”事件可以说是导致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出现关键性转折的重大标志。此后几年当中，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严酷的冰封期。
在这段篇幅的开头，有必要说一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即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之一。1959年流亡印度时，达赖还只是一个年仅24岁的弱冠青年（按照我们汉族的传统说法，人在本命年是会冲犯太岁的，而大多数人24岁的本命年总是过得不甚如意，这都是题外的闲话了）。经过多年全球“化缘”式海外流亡生涯并经历了诸多历史风云与政治事件之后，2001年的达赖喇嘛已经开始步入人生的黄昏旅途，宗教领袖熠熠生辉的光环也难以掩藏人到暮年之后的疲态与倦意，达赖喇嘛终究也还是难以逃脱生老病死的宿命大限。达赖喇嘛本人的年龄问题正是开启这一阶段接触历程的关键诱因。
从2000开始，达赖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国际社会甚至有传出达赖喇嘛已经身患癌症的言论。2001年，达赖在印度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往孟买的一家医院救治后脱离危险。2002年12月，达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我不久前在梦中回到了拉萨。”2005年以来，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回西藏，并实现朝拜五台山的梦想。2006年的3月10日，达赖又公开表示，在中国境内有许多佛教圣地，他希望能够对这些圣地进行朝拜。达赖喇嘛还表示他希望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一切都暗示着，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年72岁（又到本命之年）高龄的达赖喇嘛终于也开始考虑叶落归根的身后之事了，他自己恐怕也已经预料到今后的人生已经去日无多。
根据达赖喇嘛特使洛第嘉日2006年发表的评论，自2002年以来，先前一直扮演“trouble-maker”角色的西藏流亡政权已派遣特使与中央政府举行了5次秘密对话。从洛第嘉日透露的信息来看，目前中央政府对会谈内容也越来越坦率，尽管会谈还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认为重启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成绩。为了表示和谈诚意，2006年达赖喇嘛曾罕有地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当年胡锦涛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勿对胡锦涛的访问造成不便”。达赖的举动明显是要向中央政府表达善意，避免双方谈判受到破坏。同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也于2006年4月3日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所谓的西藏“独立”，那么中央政府考虑允许他回国并不是没有可能。为此，西方媒体已经普遍开始推测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的态度出现软化的情况下，将有可能允许他返回中国并且访问西藏。
通过解读洛第嘉日的评论，可以发现尽管这一回是西藏流亡政权主动寻求和解之路，但本轮会谈中西藏流亡政权所持的立场与观点与达赖喇嘛先前宣扬的“中间路线”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西藏流亡政权依然坚持在寻求西藏自治而非独立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应该重新划定西藏自治区与四川、云南、新疆、甘肃以及青海等省份的边界，使整个藏区能够统一起来，实现“大西藏”范围内的自治。在高举橄榄枝的同时，本轮会谈中西藏流亡政权依然还是或明或暗的向中央政府展露了“暗箭”要挟的一面，通过“善意”的提醒来警告中央政府如果西藏分离问题不能在达赖喇嘛在世时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么中国国内的藏人在达赖喇嘛身后将会“无法再压抑住憎厌与愤怒”，可能在“少部分的个人或团体”带动下“造成极大的不稳定”。
在笔者看来，本轮会谈事实上是在极为特殊和关键的背景与形势下重新启动的。叶落归根的故土亲情能够促使去日无多的达赖喇嘛主动抛洒橄榄枝，那么一切努力遭受冷遇以后的万念俱灰也极可能让达赖喇嘛做出管他死后洪水滔天的惊世举动。可以说这一轮会谈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整场现代西藏分离运动也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西藏流亡政权对于达赖身后可能引发内地藏区动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达赖身后接班的西藏分离势力到底将采取何种宗旨与措施、几十年来西藏分离势力在国内外到底积累蕴藏了何种潜在能量，至今依然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如果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都能本着早日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积极谈判，那么本轮会谈将极可能在解决“藏独”问题上开启新的积极局面。但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厮杀对立、冲突谩骂、阴谋暗算等道道“劫波”以后，双方是否真的还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呢？这将要求双方的领导人物具备何种宽容高深的政治智慧以及至尊不二的决断权威呀。
从2000开始，达赖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国际社会甚至有传出达赖喇嘛已经身患癌症的言论。2001年，达赖在印度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往孟买的一家医院救治后脱离危险。2002年12月，达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我不久前在梦中回到了拉萨。”2005年以来，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回西藏，并实现朝拜五台山的梦想。2006年的3月10日，达赖又公开表示，在中国境内有许多佛教圣地，他希望能够对这些圣地进行朝拜。达赖喇嘛还表示他希望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一切都暗示着，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年72岁（又到本命之年）高龄的达赖喇嘛终于也开始考虑叶落归根的身后之事了，他自己恐怕也已经预料到今后的人生已经去日无多。
根据达赖喇嘛特使洛第嘉日2006年发表的评论，自2002年以来，先前一直扮演“trouble-maker”角色的西藏流亡政权已派遣特使与中央政府举行了5次秘密对话。从洛第嘉日透露的信息来看，目前中央政府对会谈内容也越来越坦率，尽管会谈还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认为重启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成绩。为了表示和谈诚意，2006年达赖喇嘛曾罕有地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当年胡锦涛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勿对胡锦涛的访问造成不便”。达赖的举动明显是要向中央政府表达善意，避免双方谈判受到破坏。同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也于2006年4月3日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所谓的西藏“独立”，那么中央政府考虑允许他回国并不是没有可能。为此，西方媒体已经普遍开始推测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的态度出现软化的情况下，将有可能允许他返回中国并且访问西藏。
通过解读洛第嘉日的评论，可以发现尽管这一回是西藏流亡政权主动寻求和解之路，但本轮会谈中西藏流亡政权所持的立场与观点与达赖喇嘛先前宣扬的“中间路线”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西藏流亡政权依然坚持在寻求西藏自治而非独立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应该重新划定西藏自治区与四川、云南、新疆、甘肃以及青海等省份的边界，使整个藏区能够统一起来，实现“大西藏”范围内的自治。在高举橄榄枝的同时，本轮会谈中西藏流亡政权依然还是或明或暗的向中央政府展露了“暗箭”要挟的一面，通过“善意”的提醒来警告中央政府如果西藏分离问题不能在达赖喇嘛在世时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么中国国内的藏人在达赖喇嘛身后将会“无法再压抑住憎厌与愤怒”，可能在“少部分的个人或团体”带动下“造成极大的不稳定”。
在笔者看来，本轮会谈事实上是在极为特殊和关键的背景与形势下重新启动的。叶落归根的故土亲情能够促使去日无多的达赖喇嘛主动抛洒橄榄枝，那么一切努力遭受冷遇以后的万念俱灰也极可能让达赖喇嘛做出管他死后洪水滔天的惊世举动。可以说这一轮会谈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整场现代西藏分离运动也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西藏流亡政权对于达赖身后可能引发内地藏区动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达赖身后接班的西藏分离势力到底将采取何种宗旨与措施、几十年来西藏分离势力在国内外到底积累蕴藏了何种潜在能量，至今依然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如果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央政府都能本着早日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积极谈判，那么本轮会谈将极可能在解决“藏独”问题上开启新的积极局面。但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厮杀对立、冲突谩骂、阴谋暗算等道道“劫波”以后，双方是否真的还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呢？这将要求双方的领导人物具备何种宽容高深的政治智慧以及至尊不二的决断权威呀。
1959年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一路亡命逃奔印度，最终在一个叫做达兰萨拉的山区小镇安定下来，并在那里正式建立了西藏流亡政权。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那里被山谷、河川、农田以及茶园围绕，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12小时的车程。达兰萨拉冬天气候干燥、寒冷，7～9月气温潮湿闷热。目前的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权则位于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那里聚居着8000多海外流亡藏人，主要是流亡政权官员、僧侣、学生、手工艺者和商人，规模仅相当内地的一个乡镇。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经营，达兰萨拉已经成为整个海外西藏分离运动事实上的“首都”，如同“北京”之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达兰萨拉在国际上也成为西藏流亡政权以及西藏分离运动的代名词。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分离势力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他们的西藏内阁(噶厦) 、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西藏分离运动以及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经过经半个世纪的繁衍生息，整个海外流亡藏人族群也由最初流亡时的8万余人上升到目前的将近13万人，这些来自卫藏、安多、康巴等地的流亡藏人构成了西藏分离运动的核心势力群体。随着新一代流亡藏人的出世、成长，海外流亡藏人群体中也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由于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较为深化的西方生活与教育背景，新一代藏人组织在解决西藏分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做法较其前辈更加激进。没有经历过战争挫折的新一代藏人组织更倾向于依靠极端路线以及暴力手段来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鲜为人知的是，西藏流亡运动目前还拥有一支可资利用的基本由藏人组成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也许这就是新一代藏人之所以会醉心于“暴力”方式的一颗“定心丸”吧。
（一）体制架构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的西藏流亡政权已经颇具规模。西藏流亡政权依照现代民主制中的三权分离原则，由西藏内阁(噶厦) 、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所组成，而达赖喇嘛则是的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其中：西藏内阁（噶厦）由财政、教育、内政、文化与宗教、外交与宣传、安全以及卫生等七个部门组成，负责西藏流亡运动的日常行政管理，目前共有将近三千名“政府公务员”和“雇员”在噶厦的各部门工作，噶厦的八名最高成员由议会选举并向议会负责；西藏人民议会根据流亡藏人的归属地区和教派，由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承担立法、提案、监督等职责；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则已在各定居点成立地方法院，开始受理一些藏人内部的诉讼案件。
1、西藏内阁(噶厦)
噶厦，翻译成中文就是“受命大臣之房”，房子当然指的是由受命大臣们组成的政府的办公场所。另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噶厦的涵义是“发布命令的房子”，表示此处只发布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即为最高的行政机关。1959—1960年，流亡期间的西藏分离势力在印度穆苏里成立了最早的流亡噶厦政府，当时下辖五个部和一个直属单位，即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干部管理室。
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厦由一位首席噶伦（首相）和不超过七位的噶伦（内阁大臣）组成。在流亡期间，噶厦作为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西藏流亡政权的一切行政事务。目前正在执政的是第十三届噶厦，由财政、教育、内政、文化与宗教、外交与宣传、安全以及卫生等七个部门组成。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第十二届第十一次会议对《西藏流亡藏人宪章》中有关噶伦选举规定的修改，从十三届噶厦开始，首席噶伦的候选人不再由达赖喇嘛提名，而是由所有享有选举权和自由的西藏公民通过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并由达赖喇嘛任命。宣誓就职后的首席噶伦负责“组阁”，由其向议会提出其内阁所需要的不多於七人的内阁大臣（噶伦）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和说明，内阁候选人若能得到与会议员一半以上的选票即可当选为内阁成员（噶伦）。噶厦的责任由全体噶伦共同承担，噶伦们向首席噶伦负责。
西藏流亡政权的噶厦每年要向议会就政府以及政府所属机构提出来年的收入、支出等计划，以货币核算毫无留置和短缺地提出全年预算计划。西藏流亡政权最初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流亡之初的1960年不过八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卢比。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流亡政权从1969年开始成立经济部，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财政收入开始不断增加。一九九五年西藏流亡政权的财政支出约七千七百四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一卢比，其中不包括教育、卫生、救济、修建寺院等项目的四亿八千五百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二十卢比的支出。
2、西藏人民议会
1960年9月2日，十三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随即开始行使各项权利。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拥有制订和立法的所有权利，法案经过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
（1）议员成份
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共由四十六位议员组成，分别代表西藏三个地区和五个教派。三个地区分别为：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五个教派分别为：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以及苯教（黑教）。由于一开始刚刚当选的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物不了解，因此当时议会决定全部议员编入流亡政府的各机构中积累经验。直到1966年，鉴于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务已经比较了解，因此宣布议会单独办公，并宣布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地位等同于政府内阁部长，议员地位等同于部长助理。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人数几经变化。第一届议会仅有13名成员，从第二届议会开始，西藏流亡政权决定在原有议员的基础上，西藏三区各增加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另外再由达赖喇嘛从教育或科技领域直接任命一名议员。1991年5月份，在达赖喇嘛的提议下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扩大议会职权与规模，设立四十六个席位，议会任期为五年，并成立宪法委员会，最终形成了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
（2）议会职能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负责监督和检查政府各部门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议员定期视察各藏人聚居区、手工业中行（合作社）、学校以及其他有藏人居住的地区，从而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境况作出客观的估价，并将群众反映的疾苦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交给噶厦的有关部门，以便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议员享有最后发言权和负责审阅、否决或批准政府各部门提交的年度预算计划，任何议员在议会或小组讨论中发表的任何言论享有免责权和不受法律追究。
（3）“法制建设”
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成为西藏流亡政权的“临时宪法”。1991年6月28日，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其中规定“凡具备以上条件的适龄西藏公民，不管其性别、宗教信仰和家庭情况都有权参加竟选；凡年满十八周岁的西藏公民均享有选举权。”
1973年8月25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流亡政府公务员选任办法条例，1974年11月21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并规定原来一直由噶厦主持的预算审查工作由议会负责，并制定了相关法规。1979年规定内阁的任期为五年。1985年7月，宣布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为五年。
3、最高法院
流亡西藏的最高法院於199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是流亡藏人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各流亡社区设有常设、临时获巡回法院。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法院由一名最高法官和两名法官组成。最高法官必须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才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的名义予以任命。最高法院可以对地方官员、干部或任何人根据需要赋予法官之职权并组成常设或临时巡回等地方法院。在流亡状态下，最高法院只接受所在国法律没有明文限制之流亡藏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和裁决依据流亡法规和流亡社会的其他法规进行。法庭诉讼使用藏语，对生活贫寒的家庭法庭将提供免费的律师和其他必要的协助。
（二）成员组织
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的1960年开始，西藏流亡政权已在印度为主的世界各国建立了由西藏流亡政权直接管理的七十六个难民定居点，对全部十二万余藏人已完成定居的工作。流亡藏人主要来自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三个地区。流亡藏人的地区构成对西藏流亡政权的方针政策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1995年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异想天开的“大西藏”想法，关键原因在于目前的西藏流亡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即来自安多和康区。1959年的叛乱最早就起自安多和康区，叛乱失败后，那里的大批分离分子随达赖喇嘛一同流亡到了印度，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因此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在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为了顾全西藏流亡群体中各派势力的最大利益，才有了这个恐怕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都“啼笑皆非”的“大西藏”自治方案
1972年，年，在瓦然纳斯的流亡藏人主动向西藏流亡政权提出包括十项内容的意见书，当年七月，根据意见书的内容，由西藏议会主持召集各地的代表讨论後，根据人民主动提出的要求，决定每个流亡藏人每月向西藏流亡政府缴纳一卢比，使西藏流亡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此项收入被称为“藏人志愿为国基金税”，为此还成立了由西藏议会直接领导的“自由西藏运动”，当时共有96个分部和502名成员。后来规定“自由西藏运动”各地方小组成员依法由经当地人民选举产生的三至十一名成员所组成，主要负责税收工作，该组织在流亡藏人所在地区正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
受到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1959年叛乱失败后出生的新一代流亡藏人陆续建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西藏民主党”以及“西藏妇女协会”等分离组织。新一代流亡藏人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央政府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使得新一代流亡藏人在西藏问题的前途问题上都持有较为极端的观点和思想。其中，扎西南杰代表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由于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在是过于悬殊，新一代流亡藏人认为通过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而且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因此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开始转向认可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径，这不能不说是西藏问题前途上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三）武装力量
在印度陆军的编制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是西藏流亡政权可资利用的武装力量。由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性质特殊且传媒很少披露，因此一直鲜为人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后，印度政府开始酝酿组建印藏特种边境部队。1962年11月14日，西藏流亡政权在印度内政部调查分析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西藏流亡政权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和直接指挥。这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以印军“第二十二建制”闻名于世。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隶属印度内政部保安局，现有81个连队，其中藏人连队69个，廓尔喀连队12个，实力约有1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印度陆军师的建制。编为总部(设总监和副总监)、建制司令部(设司令和副司令)、防区和训练中心。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最高编制为营，每个营辖六个连。连为基本战术单位，各战斗连的编制人数一般为120人，多数连队缺编，不足百人。连、排基本上是“四四编制”，即连下辖四个排，排下辖四个班。营长都由军衔相当于印度陆军中校的藏人担任，连长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担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但一般在通信和医疗部门服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监(准将军衔)由印度人担任，副总监及其以下军官多由藏人担任，但部队实权掌握在印度军官手中。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部设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设在距北方邦达拉顿市以北100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镇，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区之一。那里有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大型训练基地，此外，在萨哈兰普尔、加拉顿和加尔各答都有小型的训练基地。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多数部署在印度边境特别是印中边境一线，少数部署在克什米尔锡亚琴冰川地区。部署在印中边境一线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共划分有五个防区，五个防区司令部的驻地相对固定，但所辖连队不固定。防区内各连队每三年和后方基地的连队轮换一次。目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仅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高灵感度的侦察设备监视中国军队动向，而且经常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现有武器装备以轻武器为主，有武装直升机、无后坐力炮、追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MK-4狙击步枪、AK-47步枪和卡宾枪，另外还有登山、漂浮和伪装等必要器材。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该部队人员素质及装备的现代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支编制固定、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特种部队。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组建时装备以美式武器为主，当时美国向其提供M一1、M一2、M一3机关枪等轻型武器，而未提供重型武器装备，现该部队多为苏式装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主要任务是：平时进行各种训练，配合印军警担负边境守备执勤、巡逻侦察、特务派遣、边境骚扰和破坏等任务，必要时还执行工程建设和印度国内反恐等特殊任务。如果将来中印爆发战争，这支部队将充当印军的先头部队，进行化装侦察，空降或潜入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武装偷袭、破坏重要目标，在西藏境内开展游击战和进行策反、颠覆等破坏活动。印度政府和“藏独”势力达赖集团十分重视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官兵的训练教育。其军事训练主要分为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两种。基础训练的对象是刚入伍的新兵，训练时间为六个月。主要科目有队列、武器操作、射击、投弹、通过障碍等游击战术训练，战术训练重点是空降、游击战和单兵、班攻防战术。这支部队还多次举行以中国边防军和西藏纵深地区交通线等重要设施为袭扰破坏目标的演练，有时还参加印军举行的各种实兵演习。此外，西藏流亡政权还经常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宣传组建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煽动官兵仇华反汉的民族情绪，竭力培养他们的“藏独”意识。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投入战斗。同年10月底，该部队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号为“鹰”的进攻战斗中，藏人副司令(准将)亲自指挥了整个作战过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赞扬。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赋予几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包括破坏卡普台大坝和其它的重要桥梁。在此次战争中，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曾成功狙击了一支企图向缅甸逃窜的东巴基斯坦部队，并且迟滞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击营在奇塔贡山区的作战行动。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协定签署时，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6人阵亡，190人受伤。由于作战英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80名军人获得了印度政府的“现金奖励”。在1977年印度国内大选期间，印度安全部门领导人派500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突击队员前往萨拉沙瓦应对危安分子可能发起的骚暴乱活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也用来保护印度总理。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分离势力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他们的西藏内阁(噶厦) 、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西藏分离运动以及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经过经半个世纪的繁衍生息，整个海外流亡藏人族群也由最初流亡时的8万余人上升到目前的将近13万人，这些来自卫藏、安多、康巴等地的流亡藏人构成了西藏分离运动的核心势力群体。随着新一代流亡藏人的出世、成长，海外流亡藏人群体中也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由于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较为深化的西方生活与教育背景，新一代藏人组织在解决西藏分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做法较其前辈更加激进。没有经历过战争挫折的新一代藏人组织更倾向于依靠极端路线以及暴力手段来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鲜为人知的是，西藏流亡运动目前还拥有一支可资利用的基本由藏人组成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也许这就是新一代藏人之所以会醉心于“暴力”方式的一颗“定心丸”吧。
（一）体制架构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的西藏流亡政权已经颇具规模。西藏流亡政权依照现代民主制中的三权分离原则，由西藏内阁(噶厦) 、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所组成，而达赖喇嘛则是的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其中：西藏内阁（噶厦）由财政、教育、内政、文化与宗教、外交与宣传、安全以及卫生等七个部门组成，负责西藏流亡运动的日常行政管理，目前共有将近三千名“政府公务员”和“雇员”在噶厦的各部门工作，噶厦的八名最高成员由议会选举并向议会负责；西藏人民议会根据流亡藏人的归属地区和教派，由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承担立法、提案、监督等职责；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则已在各定居点成立地方法院，开始受理一些藏人内部的诉讼案件。
1、西藏内阁(噶厦)
噶厦，翻译成中文就是“受命大臣之房”，房子当然指的是由受命大臣们组成的政府的办公场所。另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噶厦的涵义是“发布命令的房子”，表示此处只发布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即为最高的行政机关。1959—1960年，流亡期间的西藏分离势力在印度穆苏里成立了最早的流亡噶厦政府，当时下辖五个部和一个直属单位，即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部和干部管理室。
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厦由一位首席噶伦（首相）和不超过七位的噶伦（内阁大臣）组成。在流亡期间，噶厦作为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西藏流亡政权的一切行政事务。目前正在执政的是第十三届噶厦，由财政、教育、内政、文化与宗教、外交与宣传、安全以及卫生等七个部门组成。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第十二届第十一次会议对《西藏流亡藏人宪章》中有关噶伦选举规定的修改，从十三届噶厦开始，首席噶伦的候选人不再由达赖喇嘛提名，而是由所有享有选举权和自由的西藏公民通过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并由达赖喇嘛任命。宣誓就职后的首席噶伦负责“组阁”，由其向议会提出其内阁所需要的不多於七人的内阁大臣（噶伦）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和说明，内阁候选人若能得到与会议员一半以上的选票即可当选为内阁成员（噶伦）。噶厦的责任由全体噶伦共同承担，噶伦们向首席噶伦负责。
西藏流亡政权的噶厦每年要向议会就政府以及政府所属机构提出来年的收入、支出等计划，以货币核算毫无留置和短缺地提出全年预算计划。西藏流亡政权最初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流亡之初的1960年不过八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卢比。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流亡政权从1969年开始成立经济部，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财政收入开始不断增加。一九九五年西藏流亡政权的财政支出约七千七百四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一卢比，其中不包括教育、卫生、救济、修建寺院等项目的四亿八千五百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二十卢比的支出。
2、西藏人民议会
1960年9月2日，十三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随即开始行使各项权利。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拥有制订和立法的所有权利，法案经过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
（1）议员成份
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共由四十六位议员组成，分别代表西藏三个地区和五个教派。三个地区分别为：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五个教派分别为：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以及苯教（黑教）。由于一开始刚刚当选的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物不了解，因此当时议会决定全部议员编入流亡政府的各机构中积累经验。直到1966年，鉴于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务已经比较了解，因此宣布议会单独办公，并宣布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地位等同于政府内阁部长，议员地位等同于部长助理。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人数几经变化。第一届议会仅有13名成员，从第二届议会开始，西藏流亡政权决定在原有议员的基础上，西藏三区各增加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另外再由达赖喇嘛从教育或科技领域直接任命一名议员。1991年5月份，在达赖喇嘛的提议下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扩大议会职权与规模，设立四十六个席位，议会任期为五年，并成立宪法委员会，最终形成了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
（2）议会职能
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负责监督和检查政府各部门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议员定期视察各藏人聚居区、手工业中行（合作社）、学校以及其他有藏人居住的地区，从而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境况作出客观的估价，并将群众反映的疾苦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交给噶厦的有关部门，以便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议员享有最后发言权和负责审阅、否决或批准政府各部门提交的年度预算计划，任何议员在议会或小组讨论中发表的任何言论享有免责权和不受法律追究。
（3）“法制建设”
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成为西藏流亡政权的“临时宪法”。1991年6月28日，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其中规定“凡具备以上条件的适龄西藏公民，不管其性别、宗教信仰和家庭情况都有权参加竟选；凡年满十八周岁的西藏公民均享有选举权。”
1973年8月25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流亡政府公务员选任办法条例，1974年11月21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并规定原来一直由噶厦主持的预算审查工作由议会负责，并制定了相关法规。1979年规定内阁的任期为五年。1985年7月，宣布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为五年。
3、最高法院
流亡西藏的最高法院於199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是流亡藏人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各流亡社区设有常设、临时获巡回法院。西藏流亡政权的最高法院由一名最高法官和两名法官组成。最高法官必须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才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的名义予以任命。最高法院可以对地方官员、干部或任何人根据需要赋予法官之职权并组成常设或临时巡回等地方法院。在流亡状态下，最高法院只接受所在国法律没有明文限制之流亡藏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和裁决依据流亡法规和流亡社会的其他法规进行。法庭诉讼使用藏语，对生活贫寒的家庭法庭将提供免费的律师和其他必要的协助。
（二）成员组织
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的1960年开始，西藏流亡政权已在印度为主的世界各国建立了由西藏流亡政权直接管理的七十六个难民定居点，对全部十二万余藏人已完成定居的工作。流亡藏人主要来自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三个地区。流亡藏人的地区构成对西藏流亡政权的方针政策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1995年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异想天开的“大西藏”想法，关键原因在于目前的西藏流亡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即来自安多和康区。1959年的叛乱最早就起自安多和康区，叛乱失败后，那里的大批分离分子随达赖喇嘛一同流亡到了印度，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因此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在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为了顾全西藏流亡群体中各派势力的最大利益，才有了这个恐怕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都“啼笑皆非”的“大西藏”自治方案
1972年，年，在瓦然纳斯的流亡藏人主动向西藏流亡政权提出包括十项内容的意见书，当年七月，根据意见书的内容，由西藏议会主持召集各地的代表讨论後，根据人民主动提出的要求，决定每个流亡藏人每月向西藏流亡政府缴纳一卢比，使西藏流亡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此项收入被称为“藏人志愿为国基金税”，为此还成立了由西藏议会直接领导的“自由西藏运动”，当时共有96个分部和502名成员。后来规定“自由西藏运动”各地方小组成员依法由经当地人民选举产生的三至十一名成员所组成，主要负责税收工作，该组织在流亡藏人所在地区正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
受到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1959年叛乱失败后出生的新一代流亡藏人陆续建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西藏民主党”以及“西藏妇女协会”等分离组织。新一代流亡藏人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央政府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使得新一代流亡藏人在西藏问题的前途问题上都持有较为极端的观点和思想。其中，扎西南杰代表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由于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在是过于悬殊，新一代流亡藏人认为通过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而且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因此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开始转向认可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径，这不能不说是西藏问题前途上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三）武装力量
在印度陆军的编制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是西藏流亡政权可资利用的武装力量。由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性质特殊且传媒很少披露，因此一直鲜为人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后，印度政府开始酝酿组建印藏特种边境部队。1962年11月14日，西藏流亡政权在印度内政部调查分析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西藏流亡政权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和直接指挥。这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以印军“第二十二建制”闻名于世。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隶属印度内政部保安局，现有81个连队，其中藏人连队69个，廓尔喀连队12个，实力约有1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印度陆军师的建制。编为总部(设总监和副总监)、建制司令部(设司令和副司令)、防区和训练中心。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最高编制为营，每个营辖六个连。连为基本战术单位，各战斗连的编制人数一般为120人，多数连队缺编，不足百人。连、排基本上是“四四编制”，即连下辖四个排，排下辖四个班。营长都由军衔相当于印度陆军中校的藏人担任，连长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担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但一般在通信和医疗部门服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监(准将军衔)由印度人担任，副总监及其以下军官多由藏人担任，但部队实权掌握在印度军官手中。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部设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设在距北方邦达拉顿市以北100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镇，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区之一。那里有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大型训练基地，此外，在萨哈兰普尔、加拉顿和加尔各答都有小型的训练基地。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多数部署在印度边境特别是印中边境一线，少数部署在克什米尔锡亚琴冰川地区。部署在印中边境一线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共划分有五个防区，五个防区司令部的驻地相对固定，但所辖连队不固定。防区内各连队每三年和后方基地的连队轮换一次。目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仅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高灵感度的侦察设备监视中国军队动向，而且经常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现有武器装备以轻武器为主，有武装直升机、无后坐力炮、追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MK-4狙击步枪、AK-47步枪和卡宾枪，另外还有登山、漂浮和伪装等必要器材。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该部队人员素质及装备的现代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支编制固定、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特种部队。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组建时装备以美式武器为主，当时美国向其提供M一1、M一2、M一3机关枪等轻型武器，而未提供重型武器装备，现该部队多为苏式装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主要任务是：平时进行各种训练，配合印军警担负边境守备执勤、巡逻侦察、特务派遣、边境骚扰和破坏等任务，必要时还执行工程建设和印度国内反恐等特殊任务。如果将来中印爆发战争，这支部队将充当印军的先头部队，进行化装侦察，空降或潜入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武装偷袭、破坏重要目标，在西藏境内开展游击战和进行策反、颠覆等破坏活动。印度政府和“藏独”势力达赖集团十分重视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官兵的训练教育。其军事训练主要分为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两种。基础训练的对象是刚入伍的新兵，训练时间为六个月。主要科目有队列、武器操作、射击、投弹、通过障碍等游击战术训练，战术训练重点是空降、游击战和单兵、班攻防战术。这支部队还多次举行以中国边防军和西藏纵深地区交通线等重要设施为袭扰破坏目标的演练，有时还参加印军举行的各种实兵演习。此外，西藏流亡政权还经常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宣传组建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煽动官兵仇华反汉的民族情绪，竭力培养他们的“藏独”意识。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投入战斗。同年10月底，该部队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号为“鹰”的进攻战斗中，藏人副司令(准将)亲自指挥了整个作战过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赞扬。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赋予几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包括破坏卡普台大坝和其它的重要桥梁。在此次战争中，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曾成功狙击了一支企图向缅甸逃窜的东巴基斯坦部队，并且迟滞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击营在奇塔贡山区的作战行动。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协定签署时，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6人阵亡，190人受伤。由于作战英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80名军人获得了印度政府的“现金奖励”。在1977年印度国内大选期间，印度安全部门领导人派500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突击队员前往萨拉沙瓦应对危安分子可能发起的骚暴乱活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也用来保护印度总理。
说白了法理上满清的时候 西藏只是向皇室效忠 皇帝没了 就向。。。。。。老天 。。。只能说向内地的军阀 效忠
但是这种 效忠 是建立在西藏保持自己的高度自治的基础上 而他们要求的 自治 是 gcd完全无法接受的 于是似乎中央一方成为某种契约的破坏者 讽刺的是 回顾历史 dala 总是说自己是民族领袖 可是他忘了件事 dala本身权威就是建立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之上
从某种角度上说 gcd人做到了 李世民 朱li 爱新觉罗玄烨 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就是将遥远的朝贡式统治的边疆区划为直接统治的地区 prc才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时期 帝国 啊 不 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寸土地都紧握在北京的手中。
但是这种 效忠 是建立在西藏保持自己的高度自治的基础上 而他们要求的 自治 是 gcd完全无法接受的 于是似乎中央一方成为某种契约的破坏者 讽刺的是 回顾历史 dala 总是说自己是民族领袖 可是他忘了件事 dala本身权威就是建立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之上
从某种角度上说 gcd人做到了 李世民 朱li 爱新觉罗玄烨 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就是将遥远的朝贡式统治的边疆区划为直接统治的地区 prc才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时期 帝国 啊 不 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寸土地都紧握在北京的手中。
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寸土地都紧握在北京的手中。
呵呵，这句话是Dala最不想听到的
呵呵，这句话是Dala最不想听到的
西藏历史地位的变迁，就和分封制诸侯降格为大一统帝国的郡县一样性质，但是程度上更加深刻。
不管原来的西藏有什么理由，他们要拒绝这种潮流，就是开历史倒车，就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至渣。
不管原来的西藏有什么理由，他们要拒绝这种潮流，就是开历史倒车，就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至渣。
朱li 是谁？朱棣？
so,本朝太祖驱大兵入藏，宣朝廷德化，变羁縻为郡县，破千年之顽弊，控绝域之雄疆，仅此一举即功高盖世，为民族之大英雄。:D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根本是建立在以基督教文明为绝对主导核心的另类文明基础之上，其社会成员所广泛认同的崇尚竞争、思辨求真、积极入世、博爱共济的社会理念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藏族社会以及藏传佛教几乎难以找到任何形式上的交集，纵观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在达赖喇嘛流亡之前，整个西方社会与西藏的民族、社会、文明乃至流亡藏人的独立运动之间几乎没有广泛认识与接触的机会。在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交流接触之前，尤其是在某一方没有彻底放下身段、刻意逢迎另一方之前，如果把一群西方民众与一群西藏人共置一处的话，不要说正常的交流，恐怕不打起来已经要让人偷念一声“无量天尊”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西方文明与西藏文明之间简直就是天荒对地老，没有人为导入的催化剂，恐怕是一万年也不会引发化学反应了。
但是达赖喇嘛的流亡国外以及西藏流亡运动的生存需要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定势。不论达赖喇嘛原先在西藏处于如何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无论西藏流亡政权的大小领袖在原先的西藏处于何等尊贵的地位，一旦流亡国外、寄人篱下，就难免夹着尾巴做人、捧了卵子过桥的尴尬境地。西藏分离势力在他人的鼻息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得委曲求全，找一座硬硬的靠山，寻一群有钱有势的“施主”，而在当今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再没有什么比取悦西方社会更能迅速改善西藏分离势力境地的事情了。
同时，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一向由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人却也开始对西藏文明展露出难以名状的痴迷情节。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社会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西方民众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已久的和谐、宁静、甜美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西方生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地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如同伊甸园一般神秘诱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对那些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产生莫名的同情与认同，而这些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绝不可能是远隔大洋峻岭的“中国”藏人，却只能是那些流亡海外、寄居于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了。
一方有寻找失落天堂的天真愿望，一方又有着还乡复辟的复杂政治意图，淳朴的西方社会与西藏分离势力就迅速演变成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了取得西藏流亡运动生存发展的各种必须资源，从达赖喇嘛以降的整个西藏分离势力都把迎合取悦西方社会作为事关荣辱存亡的大事来对待，他们在如何迎合、取悦西方社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斐然成绩，甚至不惜否定那些当年宁愿与中央政府刀兵相见也不肯改变的“祖宗家法”。
首先从十四世达赖喇嘛说起。尽管身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无上法尊，但是达赖喇嘛也深知极具巫术特征的藏传佛教秘术以及极其封闭、野蛮、原始的传统藏族社会统治习俗与科学、文明的西方社会之间简直好比水火难容。为了取得西方社会的认可与同情，从流亡之初开始，达赖喇嘛就开始在流亡藏人中主导开展“民主化”进程，逐渐按照西方社会的伦理结构构建起西藏流亡社会的统治结构。为了表明其对西藏“民意”的尊重，达赖喇嘛甚至表示可以根据流亡藏人的意愿终止延续了几百年的达赖喇嘛制度。这种甘愿否定自我的姿态着实让西方社会产生了开明慈悲、大公无私的“spirit leader”形象，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
除此之外，今天的达赖喇嘛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人士，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尊敬。“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这就是今时今日这个不被我们重视的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广受欢迎爱戴的真实写照之一。
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整个西藏分离势力也都开足马力，通过各种方式与机会全面迎合西方社会。其中，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是西藏流亡者迎合西方社会、扩大国际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从1994年开始，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界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21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就可以看到西藏分离势力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水乳交融，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同时，西藏分离势力也不忘充分利用藏传佛教这块金字招牌，他们利用西方民众对密宗文化中神秘因子的好奇心，开始在西方社会积极布道，大量招募信徒（这在后文会有详述），通过宗教信仰来培植忠诚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分离势力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经过多年日积月累的侵蚀渗透，西藏分离势力影响活动终于在国际社会形成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5年底，美国、德国、日本等二十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支持西藏的组织；另外，在六十多个国家有三百五十一个关注西藏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的国际或地域性组织。在西藏分离势力的影响下，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就连纽约市政府也将1959年西藏叛乱的日子──每年3月10日定为纽约的“西藏日”，在令人哭笑不得之余，也不得不惊叹于西藏分离势力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
但是达赖喇嘛的流亡国外以及西藏流亡运动的生存需要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定势。不论达赖喇嘛原先在西藏处于如何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无论西藏流亡政权的大小领袖在原先的西藏处于何等尊贵的地位，一旦流亡国外、寄人篱下，就难免夹着尾巴做人、捧了卵子过桥的尴尬境地。西藏分离势力在他人的鼻息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得委曲求全，找一座硬硬的靠山，寻一群有钱有势的“施主”，而在当今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再没有什么比取悦西方社会更能迅速改善西藏分离势力境地的事情了。
同时，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一向由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人却也开始对西藏文明展露出难以名状的痴迷情节。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社会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西方民众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已久的和谐、宁静、甜美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西方生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地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如同伊甸园一般神秘诱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对那些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产生莫名的同情与认同，而这些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绝不可能是远隔大洋峻岭的“中国”藏人，却只能是那些流亡海外、寄居于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了。
一方有寻找失落天堂的天真愿望，一方又有着还乡复辟的复杂政治意图，淳朴的西方社会与西藏分离势力就迅速演变成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了取得西藏流亡运动生存发展的各种必须资源，从达赖喇嘛以降的整个西藏分离势力都把迎合取悦西方社会作为事关荣辱存亡的大事来对待，他们在如何迎合、取悦西方社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斐然成绩，甚至不惜否定那些当年宁愿与中央政府刀兵相见也不肯改变的“祖宗家法”。
首先从十四世达赖喇嘛说起。尽管身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无上法尊，但是达赖喇嘛也深知极具巫术特征的藏传佛教秘术以及极其封闭、野蛮、原始的传统藏族社会统治习俗与科学、文明的西方社会之间简直好比水火难容。为了取得西方社会的认可与同情，从流亡之初开始，达赖喇嘛就开始在流亡藏人中主导开展“民主化”进程，逐渐按照西方社会的伦理结构构建起西藏流亡社会的统治结构。为了表明其对西藏“民意”的尊重，达赖喇嘛甚至表示可以根据流亡藏人的意愿终止延续了几百年的达赖喇嘛制度。这种甘愿否定自我的姿态着实让西方社会产生了开明慈悲、大公无私的“spirit leader”形象，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
除此之外，今天的达赖喇嘛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人士，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尊敬。“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这就是今时今日这个不被我们重视的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广受欢迎爱戴的真实写照之一。
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整个西藏分离势力也都开足马力，通过各种方式与机会全面迎合西方社会。其中，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是西藏流亡者迎合西方社会、扩大国际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从1994年开始，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界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21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就可以看到西藏分离势力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水乳交融，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同时，西藏分离势力也不忘充分利用藏传佛教这块金字招牌，他们利用西方民众对密宗文化中神秘因子的好奇心，开始在西方社会积极布道，大量招募信徒（这在后文会有详述），通过宗教信仰来培植忠诚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分离势力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经过多年日积月累的侵蚀渗透，西藏分离势力影响活动终于在国际社会形成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5年底，美国、德国、日本等二十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支持西藏的组织；另外，在六十多个国家有三百五十一个关注西藏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的国际或地域性组织。在西藏分离势力的影响下，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就连纽约市政府也将1959年西藏叛乱的日子──每年3月10日定为纽约的“西藏日”，在令人哭笑不得之余，也不得不惊叹于西藏分离势力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
1959年，西藏分离势力流亡印度时，流亡藏民团体中出现了数百名孤儿或与父母离散的藏族幼童。1960年的某一天，瑞士商人查尔斯•伊奇曼(Charles Aeschimann)在出差印度途中偶然地收养了一个藏族幼童，并萌生了收养更多藏童的想法。此后不久，达赖的弟弟诺尔布作为达赖代表与伊奇曼进行谈判，双方就瑞士家庭收养藏族幼童一事达成初步协议。1961年，首批16名藏童抵达瑞士，到1964年为止，共计158名藏族幼童落户瑞士。根据协议，这些当时只有3到7岁的藏童将被培养成医生、工程师、建筑师、老师等，等到西藏“自由独立”后，他们将构成“国家中坚力量”。自此开启了流亡藏人融入西方社会的开端。同时，1963年3月，在一些亲藏团体的游说下，瑞士联邦政府又决定接受流亡印度的1000名藏族难民，并将他们主要安置在瑞士东部的德语区。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在瑞流亡藏民已超过3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藏民团体，瑞士已经成为西藏分裂运动一处最为主要的海外基地，西藏分裂运动在瑞士已经建立起异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达赖喇嘛每隔几年就会到瑞士进行访问。以2006年达赖喇嘛最近的一次访瑞之行为例，他的整个访瑞之旅都得到了瑞士政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就在达赖刚刚抵达苏黎世不久，达赖就会见了为他的访问出了大气力的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15名成员。8月4日，达赖见到了瑞士联邦委员兼内政、文化部长库什潘，并与他进行了40多分钟的会谈。会谈内容除了宗教与文化外，还涉及所谓的宗教自由问题和西藏地位问题。瑞士媒体报道说，达赖会见库什潘显然是他瑞士之行的重头戏，双方会晤是瑞士联邦议会绿党议员霍伦斯坦女士一手促成，她对于两人会晤的提议得到了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全力支持。该小组还对瑞士联邦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游说和施压，最终促成这一非正式场合的正式会晤。达赖在瑞士期间不但到处会见瑞士各级政治领导人，而且还出席了在苏黎世举办的为他个人举办的两场展览。由此可见通过移民外国、营建一个个像瑞士这样的海外根据地，着实对西藏分离运动发挥着重要的国际支持作用。
但是在大量移民海外同时，也对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社群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就如同国内一浪又一浪的出国热潮一般，其实現在对深处国际社会的西藏流亡社会威胁最大的也是“移民运动”，或者说是“移民西方国家”的热潮。1990年代初期，西藏流亡政府通过合法途径让一千户藏人移民美国，当这些人从美国拿着美元回来探亲，或他们为留在达兰萨拉的家人盖起漂亮的楼房以后，到西方去淘金的热潮就一直是流亡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一般的流亡藏人并不像狂热的分离分子那样热衷于“独立建国”、“还乡复辟”等宏伟的“政治抱负”，他们更关心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一旦移民到西方社会，那么很快就会被西方文明的熔炉所童话，相隔几代以后，移民西方国家的流亡藏人同样会与西藏分离运动乃至西藏文化渐行渐远。
还以1960年代移民到瑞士的那批西藏幼童为例，为了保证西藏幼童不被通化变色，西藏流亡政权与瑞士的收养人之间达成了以下五点协议：一、这些藏童必须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二、在学业未竟之前，这些藏童不能被召回印度或其他地方；三、这些藏童在瑞士期间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藏民接触，以避免他们忘记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经常告知他们西藏的情况，督促他们将来为西藏服务；四、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鼓励这些藏童长大后返回印度或西藏，如果他们不想返回，也不能采取强迫措施；五、收养家庭应全额或部分资助这些藏童将来返回印度或西藏的旅费。此外，作为收养家庭的代表，伊奇曼先生承诺定期向达赖递交一份有关藏童状况的报告。可见西藏流亡社会对于移民运动可能产生的离心倾向是早有预见的。但是事与愿违，被收养的幼童还是很快就淡忘了自身的西藏印记，158名藏童中在1968年就已有70%忘记了藏文和藏语，只有10%的人勉强还能听懂和讲藏语。40多年过去了，这些被瑞士家庭收养的藏童如今都已过不惑之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些藏童长大后与瑞士人通婚，各方面已经彻底瑞士化，甚至连他们的配偶也感觉不出他们的藏族特性。被收养的一位藏族兄弟和一位藏族妹妹小时候就对藏语课程不感兴趣，学了没多久就彻底放弃了。瑞士红十字会当年负责协调收养藏童事宜的琼斯(Sigrid Joss)女士证实，许多被收养的藏童压根就不想追溯他们的根源，他们想得到的就是成为真正的瑞士人。一位在瑞士建筑师家庭长大的藏民则表示：“虽然我也参加这里的藏族节庆活动，但我在语言上已无法与他们沟通，思想上也是如此”。
（四）广泛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随着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僧俗统治阶层的流亡海外，历史上原本仅局限于西藏、蒙古以及南亚各国的藏传佛教也开始散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有人问起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到底在哪里？那么笔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另一个则是西藏流亡政权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在国际社会眼中，有十四世达赖喇嘛驻锡的达兰萨拉在当今藏传佛教领域的地位恐怕更加尊贵正统，其散布的教义也更能代表藏传佛教供奉的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从西藏流亡政权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这些流亡者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旁人似乎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笔者看来，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恐怕已经成为这些藏民的一种生存本能，只要生命与肉体依然存在，他们就会自发自觉地弘扬自己的坚贞信仰。
事实上，在流亡生活中传承发扬自身信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1959年流亡海外以后，西藏流亡政权同样也曾面临文明失落的重大危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截然不同、毫无根基可言的文明土壤之中，要想延续自身的宗教信仰，一切还得靠流亡藏人自力更生、从头做起。于是从流亡初期开始，西藏流亡政权便出资集中流亡僧侣建立寺院，并由这些僧侣根据携带的经书以及个人记忆整理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苯波教经典。随著流亡藏人在印度的逐步定居，一些原建于西藏的寺院又在印度得到恢复，西藏流亡政权的藏传佛教信仰并没有因为流亡而受到重大的冲击与影响，反而为藏传佛教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扬空间。到一九九五年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社区建立了近二百座寺院，有一万五千二百零五名僧尼在研习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而全体海外流亡藏人更是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八百九十余座佛教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而且这个数字目前依然在逐日增长。
而西藏流亡政权对下一代的普及性教育工作则比他们传承发扬藏传佛教的工作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确保海外流亡藏人的下一代能够得到的良好的教育，一九六零年，达赖喇嘛把到印度后购买的第一栋房子交给查仁夫妇，由查仁夫妇创建了流亡藏人的第一所学校——买索尔西藏学校。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后，他的母亲和姐姐又在达兰萨拉一废弃的破房里，收留孤儿并逐渐发展成现流亡社区最大的西藏儿童村。以这两所学校为基干，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流亡藏人区分别建立了一百零四所大、中、小学校，其中有七所是学生超过千人的全日制寄宿学校，现共有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余名在校生和学前幼儿在这些学校学习。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的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学。西藏流亡社会还建立了他们的高等学府——瓦热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几十年来为西藏流亡社会培养了许多精通西藏传统与现代文化的青年知识份子。根据西藏流亡政权的统计，目前流亡藏人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口中，基本上已消灭了文盲。更令人诧异的是，还有许多内地的藏人居然也从千里之外赶来达兰萨拉求学。他们往往要步行几十日才能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先后逃到印度的两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名内地藏人中，有近九千名僧侣和七千六百零六人是少年，他们目前也都在印度的各寺院和各西藏学校中研习西藏传统文化和接受教育。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在瑞流亡藏民已超过3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藏民团体，瑞士已经成为西藏分裂运动一处最为主要的海外基地，西藏分裂运动在瑞士已经建立起异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达赖喇嘛每隔几年就会到瑞士进行访问。以2006年达赖喇嘛最近的一次访瑞之行为例，他的整个访瑞之旅都得到了瑞士政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就在达赖刚刚抵达苏黎世不久，达赖就会见了为他的访问出了大气力的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15名成员。8月4日，达赖见到了瑞士联邦委员兼内政、文化部长库什潘，并与他进行了40多分钟的会谈。会谈内容除了宗教与文化外，还涉及所谓的宗教自由问题和西藏地位问题。瑞士媒体报道说，达赖会见库什潘显然是他瑞士之行的重头戏，双方会晤是瑞士联邦议会绿党议员霍伦斯坦女士一手促成，她对于两人会晤的提议得到了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全力支持。该小组还对瑞士联邦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游说和施压，最终促成这一非正式场合的正式会晤。达赖在瑞士期间不但到处会见瑞士各级政治领导人，而且还出席了在苏黎世举办的为他个人举办的两场展览。由此可见通过移民外国、营建一个个像瑞士这样的海外根据地，着实对西藏分离运动发挥着重要的国际支持作用。
但是在大量移民海外同时，也对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社群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就如同国内一浪又一浪的出国热潮一般，其实現在对深处国际社会的西藏流亡社会威胁最大的也是“移民运动”，或者说是“移民西方国家”的热潮。1990年代初期，西藏流亡政府通过合法途径让一千户藏人移民美国，当这些人从美国拿着美元回来探亲，或他们为留在达兰萨拉的家人盖起漂亮的楼房以后，到西方去淘金的热潮就一直是流亡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一般的流亡藏人并不像狂热的分离分子那样热衷于“独立建国”、“还乡复辟”等宏伟的“政治抱负”，他们更关心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一旦移民到西方社会，那么很快就会被西方文明的熔炉所童话，相隔几代以后，移民西方国家的流亡藏人同样会与西藏分离运动乃至西藏文化渐行渐远。
还以1960年代移民到瑞士的那批西藏幼童为例，为了保证西藏幼童不被通化变色，西藏流亡政权与瑞士的收养人之间达成了以下五点协议：一、这些藏童必须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二、在学业未竟之前，这些藏童不能被召回印度或其他地方；三、这些藏童在瑞士期间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藏民接触，以避免他们忘记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经常告知他们西藏的情况，督促他们将来为西藏服务；四、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鼓励这些藏童长大后返回印度或西藏，如果他们不想返回，也不能采取强迫措施；五、收养家庭应全额或部分资助这些藏童将来返回印度或西藏的旅费。此外，作为收养家庭的代表，伊奇曼先生承诺定期向达赖递交一份有关藏童状况的报告。可见西藏流亡社会对于移民运动可能产生的离心倾向是早有预见的。但是事与愿违，被收养的幼童还是很快就淡忘了自身的西藏印记，158名藏童中在1968年就已有70%忘记了藏文和藏语，只有10%的人勉强还能听懂和讲藏语。40多年过去了，这些被瑞士家庭收养的藏童如今都已过不惑之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些藏童长大后与瑞士人通婚，各方面已经彻底瑞士化，甚至连他们的配偶也感觉不出他们的藏族特性。被收养的一位藏族兄弟和一位藏族妹妹小时候就对藏语课程不感兴趣，学了没多久就彻底放弃了。瑞士红十字会当年负责协调收养藏童事宜的琼斯(Sigrid Joss)女士证实，许多被收养的藏童压根就不想追溯他们的根源，他们想得到的就是成为真正的瑞士人。一位在瑞士建筑师家庭长大的藏民则表示：“虽然我也参加这里的藏族节庆活动，但我在语言上已无法与他们沟通，思想上也是如此”。
（四）广泛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随着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僧俗统治阶层的流亡海外，历史上原本仅局限于西藏、蒙古以及南亚各国的藏传佛教也开始散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有人问起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到底在哪里？那么笔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另一个则是西藏流亡政权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在国际社会眼中，有十四世达赖喇嘛驻锡的达兰萨拉在当今藏传佛教领域的地位恐怕更加尊贵正统，其散布的教义也更能代表藏传佛教供奉的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从西藏流亡政权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这些流亡者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旁人似乎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笔者看来，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恐怕已经成为这些藏民的一种生存本能，只要生命与肉体依然存在，他们就会自发自觉地弘扬自己的坚贞信仰。
事实上，在流亡生活中传承发扬自身信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1959年流亡海外以后，西藏流亡政权同样也曾面临文明失落的重大危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截然不同、毫无根基可言的文明土壤之中，要想延续自身的宗教信仰，一切还得靠流亡藏人自力更生、从头做起。于是从流亡初期开始，西藏流亡政权便出资集中流亡僧侣建立寺院，并由这些僧侣根据携带的经书以及个人记忆整理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苯波教经典。随著流亡藏人在印度的逐步定居，一些原建于西藏的寺院又在印度得到恢复，西藏流亡政权的藏传佛教信仰并没有因为流亡而受到重大的冲击与影响，反而为藏传佛教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扬空间。到一九九五年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社区建立了近二百座寺院，有一万五千二百零五名僧尼在研习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而全体海外流亡藏人更是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八百九十余座佛教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而且这个数字目前依然在逐日增长。
而西藏流亡政权对下一代的普及性教育工作则比他们传承发扬藏传佛教的工作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确保海外流亡藏人的下一代能够得到的良好的教育，一九六零年，达赖喇嘛把到印度后购买的第一栋房子交给查仁夫妇，由查仁夫妇创建了流亡藏人的第一所学校——买索尔西藏学校。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后，他的母亲和姐姐又在达兰萨拉一废弃的破房里，收留孤儿并逐渐发展成现流亡社区最大的西藏儿童村。以这两所学校为基干，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流亡藏人区分别建立了一百零四所大、中、小学校，其中有七所是学生超过千人的全日制寄宿学校，现共有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余名在校生和学前幼儿在这些学校学习。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的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学。西藏流亡社会还建立了他们的高等学府——瓦热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几十年来为西藏流亡社会培养了许多精通西藏传统与现代文化的青年知识份子。根据西藏流亡政权的统计，目前流亡藏人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口中，基本上已消灭了文盲。更令人诧异的是，还有许多内地的藏人居然也从千里之外赶来达兰萨拉求学。他们往往要步行几十日才能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先后逃到印度的两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名内地藏人中，有近九千名僧侣和七千六百零六人是少年，他们目前也都在印度的各寺院和各西藏学校中研习西藏传统文化和接受教育。
转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译文，供各位网友参考。
该翻译来自天涯一位网友的翻译，在此声明表示感谢。但是因为当时忘了留下出处，因此表示歉意。
正文：
翻译自拉萨大昭寺、札什伦布寺藏文原本——摘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一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二
为求西藏永远安乐计，今后由邻近各国来西藏的旅客和商人，需要进行管理，如果他们安分守己，遵守地方例俗，可以准其照旧经营商业，但是所有来往商人，必须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备案。准许尼泊尔商人每年来藏三次，克什米尔商人每年来藏一次，各国商人无论前往何地，须由该国主脑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按照该商人所经过的路线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和定日两地方新派官兵驻扎，各国商人经过时，须将路证拿出检验。如有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向各边境宗本进行呈报，并由驻江孜和定日的汉官进行调查，将人数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批准。该外人到拉萨后，需要进行登记并受检查。派驻各地的汉官及文书等人员，如有贪污受贿行为，一经发现即予惩办。有不丹、哲孟雄前来拉萨办理朝佛等事的人员，也同样需要呈报。外人返回本国时，也由各地宗本加以管理并进行检查。达赖喇嘛派往尼泊尔修建佛像或去朝塔的人员，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如逾期不能返回，由驻藏大臣另外行文给廓尔喀王。这样办理既可澄清边务，也对西藏有利。
三
西藏章卡（市场所流行的一种硬币）历来掺假很多，今后政府应以纯粹汉银铸造，不得掺假。并依旧制，每一章卡重一钱五分，以纯银的六枚章卡换一两汉银。本来六枚章卡只等于九钱银子，所差一钱银子即算为铸造费用。‘章卡’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边缘铸年号，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所铸造之章卡进行检查，以求质量纯真。以前尼泊尔铸有假章卡，藏政府也铸有假章卡，现规定其比价一律为汉银一两换一百枚，并决定以后不得再私自铸造。凡尼泊尔及西藏所铸章卡之没有掺假者，一律以上述比价为标准，以后不得非议。所铸新章卡如有掺杂锡、铁等假料而被发觉时，所有由汉官及噶伦委派之孜本、孜仲（僧官）等管理人员以及工匠人等，一律依法应受严厉处分，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
四
以前前后藏都没有正规军队，用时临时征调，不仅缺乏作战能力，并且造扰人民，为害很大。这次呈请大皇帝批准，成立三千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一千名，江孜驻五百名，定日驻五百名，以上兵员由各主要地区征调，每五百名兵员委一代本管理。以前西藏只有五个代本职位，这次增加兵额，应依新增人数，增加代本名额。前藏代本即由驻拉萨游击统辖，日喀则、江孜、定日各地代本，由日喀则都司统辖。所有征调的兵员，应填造两份名册，一份存驻藏大臣衙门，一份存噶厦。以后如果发生缺额，即依名册补充。以上兵员统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警卫。
五
关于军官的职位，按照这次的编制，代本以下设十二个如本，每一如本管二百五十名兵员，如本以下设两（原书作“二十四”）名甲本，每一甲本管一百二十五名兵员，甲本以下设五名定本，每一定本管二十五名兵员。以上人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轻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代本出缺时，由如本升补；如本出缺时，从甲本中升补，以下类推。贵族出身的军职人员，也要从定本、甲本逐级提升，不得任意升迁。按照旧制：平民只能升任定本，不能上升，今后应依照其学识技能及战功逐级升迁，不能歧视。如有违犯军纪的事情发生，即予严惩。
六
以前征调兵丁，不发粮饷武器，系由各兵丁自备，一旦用完，即行潜逃。今后每年每人应发粮食二石五斗，总共为七千五百石。上述粮食仅靠前后藏的田赋收入不够支付，故以沙玛尔巴、仲巴呼图克图的田产，以及丹津班珠尔之子目居索南班觉所呈缴的五个庄园，总共收入青稞三千一百七十石，做为补充。如还不够支付，即将沙玛尔巴桑坚班的什物尽行变卖，以补不足，这样每年就可收入青稞七千五百石，用以发给各兵员应发的粮饷。另外受征调的兵员，由达赖喇入发给减免差役的执照，这样更可使兵员知道对他们的照顾，以增进他们的战斗情绪。各代本因为已经有了达赖喇嘛拨给他们的庄园，就无需另发薪饷。各如本每年应发三十六两银子，各甲本二十两，各定本十四两八钱，总共两千六百两银子，由藏政府交给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发给。兵员的粮饷也分春秋两季发给，又甲本和代本负责，不得短少。
七
关于军队装备：十分之五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前后藏各寺院如有剩余武器，给价予以收买，其用费由前被没收的沙玛尔巴牧场收入的酥油价值五百五十两中开支。弓箭、火药由政府每年派人前往太昭及边坝制造。各兵丁还要经常操练。
八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收入及开支，以前不经过驻藏大臣审核。由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全付精力贯注于宗教，不加细察零星事务，完全由他的亲属及随员等负责管理，难免发生中饱舞弊等情事，所以这次大皇帝特命驻藏大臣进行审核，每年在春秋两季各汇报一次。一有隐瞒舞弊等情事发生，应即加以惩罚。
九
此次廓尔喀侵犯藏地，西藏许多村落夷为废墟，人民饱尝痛苦，因此对于所属人民应大发慈悲，予以爱护，最近决定济咙、绒夏、聂拉木等三个地方免去两年的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达、从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一切差徭。并免去前后藏所有人民铁猪年以前所欠的一切税收。政府僧俗官员、各宗、（奚谷）负责人等，所有欠交税收也都减免一半。以上各项措施符合大皇帝爱护西藏众生的意志，对于前后藏人民造益不浅。
十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务，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
十一
噶伦发生缺额需要补任时，从代本、孜本、强佐中考察各人的技能及工作成绩，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提出两个名单，呈报大皇帝选择任命。噶伦喇嘛之缺额，从大堪布中提名呈请委任。代本之缺额从如本中升迁，或从边界宗本中提出两个名单，呈请选择委任。孜本和强佐之缺额，由业仓巴和协邦（管理刑事者）、噶厦大秘书、孜仲喇嘛（僧官）中选任。业仓巴和协邦之缺额，由雪地巴、拉萨米本、达本中选任。雪地巴、拉萨米本、达本之缺额，由各地宗本及噶厦仲尼（交际人员）中委任。业仓巴和雪地巴之僧官缺额，从各大寺喇嘛中挑选委任。大秘书之缺额，由小秘书及噶厦仲尼中委任。大宗及边宗宗本之缺额，由小宗宗本中委任。小秘书之缺额，由武官甲本及其他适当人员中委任。各边宗及小宗宗本之缺额，由普通职员中委任。过去各宗之僧官宗本，都由达赖喇嘛的随从中委任，他们多不能亲自到宗任职，而派代理人前往，这些代理人难免不发生贪污敲诈情事，因此今后所有代理人均由驻藏大臣选派，不能由孜仲喇嘛私自委派。噶厦的小秘书及仲尼，其职位虽小，但经常和噶伦一处工作，不谓不重要，所以须从俗官中挑选能力较强者充任之。最近改组造币厂，委任两个孜本和两个孜仲为管理人，如该人员发生缺额时，须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协商选任。所有以上人员，除噶伦和代本须呈请大皇帝任命外，其余人员可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并发给满、汉、藏三种文字的执照。噶伦代本以下人员和各个宗本，今后均按上述规定逐级升迁，不得逾规乱为。至于草官、卫士、糌粑管理人、帐篷管理人等，无关重要，可由达赖喇嘛自行派任。
札什伦布的工作人员，都是僧人，过去没有规定品级，多少也不一定。今后强佐出缺时，须由索本喇嘛（管饮食者）和森本喇嘛（管寝室者）中补任，索本出缺时，从孜仲中补任，森本出缺时，从仲尼中补任，不得随意升迁。札什伦布辖区内村落较少，各边地亦无重要之宗、（奚谷），所有强佐、索本、森本及宗本等，须依前藏之制度，由班禅额尔德尼和驻藏大臣协商委任。至于管理酥油、糌粑、柴火等零碎事务之无关重要人员，可依其技能之优劣，由班禅额尔德尼自行选任。关于‘乌拉’等之派遣可依照旧例行之。
十二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周围的随从官员，过去都是他们的亲属，如达赖喇嘛的叔父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父亲班丹团主，都是私人升任，又如达赖喇嘛之胞兄洛桑格登主巴，依仗势力多行不法。今后应依西藏各阶层及札什伦布僧俗人民之愿望，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人员不准参预政事。达赖、班禅圆寂后，如果还有亲属，可以根据他们的技能给予适当的职务。
十三
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和检阅军队。各地汉官和宗本等，如有欺压和剥削人民情事，即可报告驻藏大臣，予以查究。驻藏大臣出巡时，所用民间乌拉等，都得发给脚价，不得扰累番民，以示体恤。
十四
西藏和廓尔喀、不丹、锡金等疆界相连，以前这些地方来人呈献贡物和处理公务，达赖喇嘛写回信时，曾因格式不合及其他原因而发生纠葛，例如廓尔喀前此行文交涉章卡一事，西藏方面没有谨慎从事，以致引起战争。现廓尔喀方面虽然表示悔改前非，归顺投降，但以后无论何种行文，都须以驻藏大臣为主，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今后廓尔喀派人来见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其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之指示缮写，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须请驻藏大臣查阅。不丹，以前皇帝曾加过封号，其宗教虽然不同，但每年派人向达赖喇嘛呈献贡物；锡金、宗巴、孟唐等藩属，每年也派人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献贡，均不要加以阻挠，而应详细检查。外方人员来藏时，各边宗宗本须将人数登记，报告驻藏大臣，由江孜和定日的汉官进行检查后，准其前往拉萨。各藩属给达赖喇嘛等人的来文，须译呈驻藏大臣查看，并代为酌定回书，交来人带回。所有噶伦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属通信，即或由外方藩邦行文给噶伦时，也得呈交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审阅处理，不得由噶伦私自缮写回信。以上有关涉外事务的规定，应严格遵守。
十五
西藏的济咙、聂拉木、绒夏、喀达、萨噶、昆布等地区和廓尔喀疆土相连，又为交通要道，须在济咙的日班桥，聂拉木的潘瞻铁桥，绒夏的边界等处树立界碑，限止廓商和藏人随意越界出入。驻藏大臣出巡时必须予以检查。所有尚未树立界碑之处，亦须迅速树立，不得因迟延而引起纠葛。
十六
边界地区与外方相连，对于当地人民之管理，来往行人之检查，都属重要事务。过去知能较强之宗本多留拉萨供职，而派知能较弱之宗本前去边界，难免耽误事情。今后边宗宗本均由小宗宗本及军队头目中选派，任满三年后考查成绩，如果办理妥善，驾驭得宜，记名以代本等缺升用，倘办理不善，立即革退。
十七
西藏过去委任大小职务，均在贵族中选任，平民完全无份。自今新立规章，凡普通士兵如有知能较强并有战斗能力者，虽非贵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级升至代本。其他一切官职，可依旧例从贵族中派任，但如年龄过幼，亦不宜担任官职。因此规定小秘书、噶厦仲尼、小宗本等，年满十八岁之贵族子弟始可派任。
十八
堪布为各寺院之主脑，应选学问渊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近查各大寺之活佛，拥有很多庄园，并因享有群众信仰，所献贡物者很多，再加经商谋利，贪财好货，甚不称职。现规定今后各大寺堪布活佛人选，得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三人印章的执照。至于各小寺堪布活佛之人选，可依原例由达赖喇嘛决定。
十九
政府之所有税收，有以银两折交物品者，即照所定新旧章卡兑换之数，按新铸旧铸，分别折收，不得稍有浮多。至采买各物，亦须公平交易，不得苦累商民。
二十
在济咙、聂拉木两地方抽收大米、食盐及各种物品之进出口税，可依原例办理，除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政府不得私自增加税额。
二十一
西藏之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一般贫苦人民负担苛重，富有人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得免役执照，达赖喇嘛之亲属及各大呼图克图亦领有免役执照。各噶伦、代本、大活佛之藏民也多领得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其因实有劳绩，需要优待者，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协商发给免役执照。对新成立之兵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依照名单一律发给免役执照。兵员出缺时，须将所发免役执照收回。
二十二
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之活佛及喇嘛，一律详造名册，并由噶伦负责将全藏各呼图克图所属寨落人户详细填造名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以便检查。以后各寺喇嘛如有不领护照而私行外出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管堪布及札萨等主脑人员。
二十三
青海蒙古王公派人来藏，迎请有学问之活佛到家念经祈祷，有些固然是通过驻藏大臣，但有些是私自前往，因而不易查访。以后青海蒙古王公前来迎请西藏活佛，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并行文西宁大臣，以便查访。到外方朝佛之活佛，亦得领取护照，始得通行。如若私行前往，一经查出，即惩罚该管堪布及主脑人员。
二十四
依照旧例，来往派遣人（人夫）乌拉，皆由达赖喇嘛发给执票，流弊很大，噶伦、代本以及达赖喇嘛之亲属，都有私派乌拉用以运输食粮用物。今后各活佛头目等因私外出时，一律不得派用乌拉。因公外出时，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照执票派用乌拉。
二十五
对于打架，命案及偷盗等案件之处理，可以缘依旧规，但须分清罪行之大小轻重，秉公处理。近年来噶伦及昂仔、辖米本（拉萨市长）等，对案件之处理不惟不公，并额外罚款，还将所罚金银牛羊等不交政府，而纳入私囊。噶伦中还有利用权势，对于地位低下之人，随便加以罪名，呈报达赖喇嘛，没收其财产者屡见不鲜。今后规定对犯人所罚款项，必须登记，呈缴驻藏大臣衙门。对犯罪者的处罚，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审批。没收财产者，亦应呈报驻藏大臣，经过批准始能处理。今后无论公私人员，如有诉讼事务，均须依法公平处理，噶伦中如有依仗权势，无端侵占人民财产者，一经查出，除将噶伦职务革除及没收其财产外，并将所侵占的财产，全部退还本人，以儆效尤。
二十六
每年操演军队所需用之弹药，由噶厦派妥员携带驻藏大臣衙门之公文，前去工布地方制造，运至拉萨发给部队。以前后藏番兵没有火炮，现从新造十四门火炮中调两门给后藏，以便在军队操演时试验射击，其余都交给达赖喇嘛。
二十七
过去噶伦及代本等上任时，达赖喇嘛照例拨给公馆及庄园，卸任时交回。近查有噶伦及代本已经卸任，而公馆及庄园仍由家属承受不交，政府又另外拨给。今后所有卸任之噶伦及代本，应将公馆及庄园移交新任，不得据为私有。
二十八
依照原例，应该发给活佛及喇嘛之俸银，均有定时，近来多有提前发放情事。今后应按规定时间发放，绝对不得提前。希济咙呼图克图立即进行调查，如发现提前发放俸银，或未全部发放者，对负责人员予以处分。
二十九
西藏各村落应交政府之赋税、地租以及物品，邻近各地多派僧官催缴，较远者多派俗官催缴。近查僧俗官员和宗本中有少数坏人，将所收赋税地租不交政府而入私囊，致逐年积欠者甚多。甚有催收本年各项赋税时，预将明年各项赋税提前催收情事。还有逃亡户应该负担之赋税，强加给住地户负担者，以致苛捐繁重，民不聊生。以后强佐派人催缴赋税时，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僧俗官员及宗本等只准催清当年赋税，不得提前催收来年赋税。各村逃亡户之负担应予减免，俟该逃亡户还乡后照旧负担。
该翻译来自天涯一位网友的翻译，在此声明表示感谢。但是因为当时忘了留下出处，因此表示歉意。
正文：
翻译自拉萨大昭寺、札什伦布寺藏文原本——摘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一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二
为求西藏永远安乐计，今后由邻近各国来西藏的旅客和商人，需要进行管理，如果他们安分守己，遵守地方例俗，可以准其照旧经营商业，但是所有来往商人，必须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备案。准许尼泊尔商人每年来藏三次，克什米尔商人每年来藏一次，各国商人无论前往何地，须由该国主脑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按照该商人所经过的路线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和定日两地方新派官兵驻扎，各国商人经过时，须将路证拿出检验。如有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向各边境宗本进行呈报，并由驻江孜和定日的汉官进行调查，将人数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批准。该外人到拉萨后，需要进行登记并受检查。派驻各地的汉官及文书等人员，如有贪污受贿行为，一经发现即予惩办。有不丹、哲孟雄前来拉萨办理朝佛等事的人员，也同样需要呈报。外人返回本国时，也由各地宗本加以管理并进行检查。达赖喇嘛派往尼泊尔修建佛像或去朝塔的人员，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如逾期不能返回，由驻藏大臣另外行文给廓尔喀王。这样办理既可澄清边务，也对西藏有利。
三
西藏章卡（市场所流行的一种硬币）历来掺假很多，今后政府应以纯粹汉银铸造，不得掺假。并依旧制，每一章卡重一钱五分，以纯银的六枚章卡换一两汉银。本来六枚章卡只等于九钱银子，所差一钱银子即算为铸造费用。‘章卡’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边缘铸年号，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所铸造之章卡进行检查，以求质量纯真。以前尼泊尔铸有假章卡，藏政府也铸有假章卡，现规定其比价一律为汉银一两换一百枚，并决定以后不得再私自铸造。凡尼泊尔及西藏所铸章卡之没有掺假者，一律以上述比价为标准，以后不得非议。所铸新章卡如有掺杂锡、铁等假料而被发觉时，所有由汉官及噶伦委派之孜本、孜仲（僧官）等管理人员以及工匠人等，一律依法应受严厉处分，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
四
以前前后藏都没有正规军队，用时临时征调，不仅缺乏作战能力，并且造扰人民，为害很大。这次呈请大皇帝批准，成立三千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一千名，江孜驻五百名，定日驻五百名，以上兵员由各主要地区征调，每五百名兵员委一代本管理。以前西藏只有五个代本职位，这次增加兵额，应依新增人数，增加代本名额。前藏代本即由驻拉萨游击统辖，日喀则、江孜、定日各地代本，由日喀则都司统辖。所有征调的兵员，应填造两份名册，一份存驻藏大臣衙门，一份存噶厦。以后如果发生缺额，即依名册补充。以上兵员统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警卫。
五
关于军官的职位，按照这次的编制，代本以下设十二个如本，每一如本管二百五十名兵员，如本以下设两（原书作“二十四”）名甲本，每一甲本管一百二十五名兵员，甲本以下设五名定本，每一定本管二十五名兵员。以上人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轻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代本出缺时，由如本升补；如本出缺时，从甲本中升补，以下类推。贵族出身的军职人员，也要从定本、甲本逐级提升，不得任意升迁。按照旧制：平民只能升任定本，不能上升，今后应依照其学识技能及战功逐级升迁，不能歧视。如有违犯军纪的事情发生，即予严惩。
六
以前征调兵丁，不发粮饷武器，系由各兵丁自备，一旦用完，即行潜逃。今后每年每人应发粮食二石五斗，总共为七千五百石。上述粮食仅靠前后藏的田赋收入不够支付，故以沙玛尔巴、仲巴呼图克图的田产，以及丹津班珠尔之子目居索南班觉所呈缴的五个庄园，总共收入青稞三千一百七十石，做为补充。如还不够支付，即将沙玛尔巴桑坚班的什物尽行变卖，以补不足，这样每年就可收入青稞七千五百石，用以发给各兵员应发的粮饷。另外受征调的兵员，由达赖喇入发给减免差役的执照，这样更可使兵员知道对他们的照顾，以增进他们的战斗情绪。各代本因为已经有了达赖喇嘛拨给他们的庄园，就无需另发薪饷。各如本每年应发三十六两银子，各甲本二十两，各定本十四两八钱，总共两千六百两银子，由藏政府交给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发给。兵员的粮饷也分春秋两季发给，又甲本和代本负责，不得短少。
七
关于军队装备：十分之五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前后藏各寺院如有剩余武器，给价予以收买，其用费由前被没收的沙玛尔巴牧场收入的酥油价值五百五十两中开支。弓箭、火药由政府每年派人前往太昭及边坝制造。各兵丁还要经常操练。
八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收入及开支，以前不经过驻藏大臣审核。由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全付精力贯注于宗教，不加细察零星事务，完全由他的亲属及随员等负责管理，难免发生中饱舞弊等情事，所以这次大皇帝特命驻藏大臣进行审核，每年在春秋两季各汇报一次。一有隐瞒舞弊等情事发生，应即加以惩罚。
九
此次廓尔喀侵犯藏地，西藏许多村落夷为废墟，人民饱尝痛苦，因此对于所属人民应大发慈悲，予以爱护，最近决定济咙、绒夏、聂拉木等三个地方免去两年的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达、从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一切差徭。并免去前后藏所有人民铁猪年以前所欠的一切税收。政府僧俗官员、各宗、（奚谷）负责人等，所有欠交税收也都减免一半。以上各项措施符合大皇帝爱护西藏众生的意志，对于前后藏人民造益不浅。
十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务，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
十一
噶伦发生缺额需要补任时，从代本、孜本、强佐中考察各人的技能及工作成绩，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提出两个名单，呈报大皇帝选择任命。噶伦喇嘛之缺额，从大堪布中提名呈请委任。代本之缺额从如本中升迁，或从边界宗本中提出两个名单，呈请选择委任。孜本和强佐之缺额，由业仓巴和协邦（管理刑事者）、噶厦大秘书、孜仲喇嘛（僧官）中选任。业仓巴和协邦之缺额，由雪地巴、拉萨米本、达本中选任。雪地巴、拉萨米本、达本之缺额，由各地宗本及噶厦仲尼（交际人员）中委任。业仓巴和雪地巴之僧官缺额，从各大寺喇嘛中挑选委任。大秘书之缺额，由小秘书及噶厦仲尼中委任。大宗及边宗宗本之缺额，由小宗宗本中委任。小秘书之缺额，由武官甲本及其他适当人员中委任。各边宗及小宗宗本之缺额，由普通职员中委任。过去各宗之僧官宗本，都由达赖喇嘛的随从中委任，他们多不能亲自到宗任职，而派代理人前往，这些代理人难免不发生贪污敲诈情事，因此今后所有代理人均由驻藏大臣选派，不能由孜仲喇嘛私自委派。噶厦的小秘书及仲尼，其职位虽小，但经常和噶伦一处工作，不谓不重要，所以须从俗官中挑选能力较强者充任之。最近改组造币厂，委任两个孜本和两个孜仲为管理人，如该人员发生缺额时，须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协商选任。所有以上人员，除噶伦和代本须呈请大皇帝任命外，其余人员可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并发给满、汉、藏三种文字的执照。噶伦代本以下人员和各个宗本，今后均按上述规定逐级升迁，不得逾规乱为。至于草官、卫士、糌粑管理人、帐篷管理人等，无关重要，可由达赖喇嘛自行派任。
札什伦布的工作人员，都是僧人，过去没有规定品级，多少也不一定。今后强佐出缺时，须由索本喇嘛（管饮食者）和森本喇嘛（管寝室者）中补任，索本出缺时，从孜仲中补任，森本出缺时，从仲尼中补任，不得随意升迁。札什伦布辖区内村落较少，各边地亦无重要之宗、（奚谷），所有强佐、索本、森本及宗本等，须依前藏之制度，由班禅额尔德尼和驻藏大臣协商委任。至于管理酥油、糌粑、柴火等零碎事务之无关重要人员，可依其技能之优劣，由班禅额尔德尼自行选任。关于‘乌拉’等之派遣可依照旧例行之。
十二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周围的随从官员，过去都是他们的亲属，如达赖喇嘛的叔父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父亲班丹团主，都是私人升任，又如达赖喇嘛之胞兄洛桑格登主巴，依仗势力多行不法。今后应依西藏各阶层及札什伦布僧俗人民之愿望，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人员不准参预政事。达赖、班禅圆寂后，如果还有亲属，可以根据他们的技能给予适当的职务。
十三
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和检阅军队。各地汉官和宗本等，如有欺压和剥削人民情事，即可报告驻藏大臣，予以查究。驻藏大臣出巡时，所用民间乌拉等，都得发给脚价，不得扰累番民，以示体恤。
十四
西藏和廓尔喀、不丹、锡金等疆界相连，以前这些地方来人呈献贡物和处理公务，达赖喇嘛写回信时，曾因格式不合及其他原因而发生纠葛，例如廓尔喀前此行文交涉章卡一事，西藏方面没有谨慎从事，以致引起战争。现廓尔喀方面虽然表示悔改前非，归顺投降，但以后无论何种行文，都须以驻藏大臣为主，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今后廓尔喀派人来见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其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之指示缮写，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须请驻藏大臣查阅。不丹，以前皇帝曾加过封号，其宗教虽然不同，但每年派人向达赖喇嘛呈献贡物；锡金、宗巴、孟唐等藩属，每年也派人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献贡，均不要加以阻挠，而应详细检查。外方人员来藏时，各边宗宗本须将人数登记，报告驻藏大臣，由江孜和定日的汉官进行检查后，准其前往拉萨。各藩属给达赖喇嘛等人的来文，须译呈驻藏大臣查看，并代为酌定回书，交来人带回。所有噶伦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属通信，即或由外方藩邦行文给噶伦时，也得呈交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审阅处理，不得由噶伦私自缮写回信。以上有关涉外事务的规定，应严格遵守。
十五
西藏的济咙、聂拉木、绒夏、喀达、萨噶、昆布等地区和廓尔喀疆土相连，又为交通要道，须在济咙的日班桥，聂拉木的潘瞻铁桥，绒夏的边界等处树立界碑，限止廓商和藏人随意越界出入。驻藏大臣出巡时必须予以检查。所有尚未树立界碑之处，亦须迅速树立，不得因迟延而引起纠葛。
十六
边界地区与外方相连，对于当地人民之管理，来往行人之检查，都属重要事务。过去知能较强之宗本多留拉萨供职，而派知能较弱之宗本前去边界，难免耽误事情。今后边宗宗本均由小宗宗本及军队头目中选派，任满三年后考查成绩，如果办理妥善，驾驭得宜，记名以代本等缺升用，倘办理不善，立即革退。
十七
西藏过去委任大小职务，均在贵族中选任，平民完全无份。自今新立规章，凡普通士兵如有知能较强并有战斗能力者，虽非贵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级升至代本。其他一切官职，可依旧例从贵族中派任，但如年龄过幼，亦不宜担任官职。因此规定小秘书、噶厦仲尼、小宗本等，年满十八岁之贵族子弟始可派任。
十八
堪布为各寺院之主脑，应选学问渊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近查各大寺之活佛，拥有很多庄园，并因享有群众信仰，所献贡物者很多，再加经商谋利，贪财好货，甚不称职。现规定今后各大寺堪布活佛人选，得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三人印章的执照。至于各小寺堪布活佛之人选，可依原例由达赖喇嘛决定。
十九
政府之所有税收，有以银两折交物品者，即照所定新旧章卡兑换之数，按新铸旧铸，分别折收，不得稍有浮多。至采买各物，亦须公平交易，不得苦累商民。
二十
在济咙、聂拉木两地方抽收大米、食盐及各种物品之进出口税，可依原例办理，除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政府不得私自增加税额。
二十一
西藏之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一般贫苦人民负担苛重，富有人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得免役执照，达赖喇嘛之亲属及各大呼图克图亦领有免役执照。各噶伦、代本、大活佛之藏民也多领得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其因实有劳绩，需要优待者，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协商发给免役执照。对新成立之兵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依照名单一律发给免役执照。兵员出缺时，须将所发免役执照收回。
二十二
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之活佛及喇嘛，一律详造名册，并由噶伦负责将全藏各呼图克图所属寨落人户详细填造名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以便检查。以后各寺喇嘛如有不领护照而私行外出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管堪布及札萨等主脑人员。
二十三
青海蒙古王公派人来藏，迎请有学问之活佛到家念经祈祷，有些固然是通过驻藏大臣，但有些是私自前往，因而不易查访。以后青海蒙古王公前来迎请西藏活佛，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并行文西宁大臣，以便查访。到外方朝佛之活佛，亦得领取护照，始得通行。如若私行前往，一经查出，即惩罚该管堪布及主脑人员。
二十四
依照旧例，来往派遣人（人夫）乌拉，皆由达赖喇嘛发给执票，流弊很大，噶伦、代本以及达赖喇嘛之亲属，都有私派乌拉用以运输食粮用物。今后各活佛头目等因私外出时，一律不得派用乌拉。因公外出时，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照执票派用乌拉。
二十五
对于打架，命案及偷盗等案件之处理，可以缘依旧规，但须分清罪行之大小轻重，秉公处理。近年来噶伦及昂仔、辖米本（拉萨市长）等，对案件之处理不惟不公，并额外罚款，还将所罚金银牛羊等不交政府，而纳入私囊。噶伦中还有利用权势，对于地位低下之人，随便加以罪名，呈报达赖喇嘛，没收其财产者屡见不鲜。今后规定对犯人所罚款项，必须登记，呈缴驻藏大臣衙门。对犯罪者的处罚，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审批。没收财产者，亦应呈报驻藏大臣，经过批准始能处理。今后无论公私人员，如有诉讼事务，均须依法公平处理，噶伦中如有依仗权势，无端侵占人民财产者，一经查出，除将噶伦职务革除及没收其财产外，并将所侵占的财产，全部退还本人，以儆效尤。
二十六
每年操演军队所需用之弹药，由噶厦派妥员携带驻藏大臣衙门之公文，前去工布地方制造，运至拉萨发给部队。以前后藏番兵没有火炮，现从新造十四门火炮中调两门给后藏，以便在军队操演时试验射击，其余都交给达赖喇嘛。
二十七
过去噶伦及代本等上任时，达赖喇嘛照例拨给公馆及庄园，卸任时交回。近查有噶伦及代本已经卸任，而公馆及庄园仍由家属承受不交，政府又另外拨给。今后所有卸任之噶伦及代本，应将公馆及庄园移交新任，不得据为私有。
二十八
依照原例，应该发给活佛及喇嘛之俸银，均有定时，近来多有提前发放情事。今后应按规定时间发放，绝对不得提前。希济咙呼图克图立即进行调查，如发现提前发放俸银，或未全部发放者，对负责人员予以处分。
二十九
西藏各村落应交政府之赋税、地租以及物品，邻近各地多派僧官催缴，较远者多派俗官催缴。近查僧俗官员和宗本中有少数坏人，将所收赋税地租不交政府而入私囊，致逐年积欠者甚多。甚有催收本年各项赋税时，预将明年各项赋税提前催收情事。还有逃亡户应该负担之赋税，强加给住地户负担者，以致苛捐繁重，民不聊生。以后强佐派人催缴赋税时，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僧俗官员及宗本等只准催清当年赋税，不得提前催收来年赋税。各村逃亡户之负担应予减免，俟该逃亡户还乡后照旧负担。
定居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虽然在地理上与中国内地的藏人社会远隔崇山峻岭、遥不可及地相距千里之遥，但是西藏流亡政权与国内各种倾向“藏独”运动的异己势力之间的联系却可谓朝夕不断、近在咫尺。为了实现“还乡复辟”、“独立建国”的政治目的，西藏流亡政权目前依然与国内的藏人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勾结与联系。
维系这种勾结联系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就在与西藏浓郁独特的宗教传统。在藏传佛教占据支配地位的西藏社会，藏传佛教势力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一直拥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藏传佛教势力成为超然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个能够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1787座寺庙的系统已经达到超越政府系统（897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的程度。通过这些寺庙，藏传佛教势力可以实现对藏族社会的牢固控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功能之一便是“敛财”能力──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纳税制度。信徒自愿捐献的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藏传佛教势力由此便获得了不亚于中央政府的财政集资能力。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今天的中国内地的藏传佛教寺院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影子政权”的潜在本质。
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叛乱势力流亡海外之前，内地的藏传佛教寺院体系一直奉达赖喇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为正统的统治机构。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这些寺院中的僧侣们在西藏社会中拥有至高无上、无孔不入的特权与地位。但是民主改革之后，尽管中央政府依然尊重这些僧侣的信仰自由并保留了他们的许多特权，但与原先的“太上皇”地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也成为西藏社会中的平等公民之一。在这样的遭遇下，这些僧侣、尤其是受损失最大的上层僧侣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合法统治，背地里却依然固守着达赖喇嘛以及噶厦政府的精神祭坛，暗中的勾结交通也就难以避免了。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不惜花费财力和精力来开展针对这些寺院僧侣的“统战”工作，但是在独特的藏传佛教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只要达赖喇嘛还活在世间、只要他们还在做着重登“太上皇”地位的政治梦想，那么中央政府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寺院僧侣的阳奉阴违以及实质上的种种叛国行径，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能够争取他们诚心归顺的有效方法。事实上，前文所提到的1987年到1989年期间的拉萨骚乱就是这些“第五纵队”与西藏流亡政权勾结联合的经典产物。
除了暗中勾结联络内地的异己势力以外，西藏流亡政权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策动并接纳各类内地藏人“叛逃”达兰萨拉，上一段提到的吸引内地青少年到达兰萨拉求学便是比较典型的“叛逃”方式之一。而2000年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的出走则将这种“叛逃”活动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藏传佛教的派系划分，整个藏传佛教共分为萨迦（花教）、宁玛（红教）、噶举（白教）以及格鲁（黄教）四大派系，各个派系都有自己至高无上的最高领袖——活佛（藏传佛教内部则称为“法王”），就如同达赖与班禅是格鲁派（黄教）的最高领袖一般，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则是噶举派（白教，严格的说应当是其中的噶玛噶举系）的最高领袖。噶举派（白教）与格鲁派（黄教）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扮演过统治派系的角色，都曾实现过对藏族社会的最高统治，只不过前者是在遥远的明代，而后者则是在十分贴近的清代，因此在不熟悉藏传佛教传统的国人意识中，已经习惯地把格鲁派的最高领袖达赖以及班禅当成了整个藏传佛教的唯一领袖。其实作为藏传佛教派系中的平等成员，从教理上说噶举派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的地位与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应当是平起平坐的，只不过因为后来格鲁派在外界势力的扶持下取得了藏传佛教界的至尊地位，因此今日的噶玛巴大宝法王才在藏传佛教界中降格为达赖、班禅之后的第三大活佛。尽管已经不做老大好几百年，但是噶举派在当今藏族社会乃至国际藏传佛教界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噶举派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在整个藏传佛教界同样具有一呼百应的巨大能量。目前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伍金赤列多吉，于1992年9月在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举行坐床典礼的，他的登基同样也经过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册封（具体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经办）。2000年，年仅14岁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只身从住所出走，经过长时间的徒步跋涉之后，出现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所在地。按照西藏流亡政权的说法，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出走的目的只在于找回噶吗噶举派的圣物——当年明成祖所赐的“黑宝冠”。事实上，噶举派的上一代领袖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活佛，早于一九五九年就带领座前的四大高僧一同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并于一九八二年在美国芝加哥圆寂，因此在宗教背景掩盖下的出走真相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最后，西藏流亡政权还一直不断地派遣各类活动分子进入中国，其中“叛逃”藏人是重要的“兵源”之一。西藏流亡政权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流亡藏人返回西藏，比如说从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愿意返回西藏，每人就可以拿到一万卢比的路费。近年从西藏“叛逃”到达兰萨拉的大部分是青年儿童，其中已经成年的人大都被集中送到成人学校，一般估计成人学校毕业的40%的学生已经返回了西藏，这些已经经过流亡政权“洗脑”的学生返回内地后到底会干些什么事情？任何一国政府恐怕都不得不留个小心提防的心眼吧。而派遣经过特工培训的“流亡”藏人潜入中国内地进行分离破坏活动的做法则更是旷日持久，并曾一度得到美国、印度、尼泊尔以及台湾当局的积极支持。1959年到1972年期间，曾有数以千计的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尼泊尔、台湾、冲绳、关岛甚至美国的科罗拉多接受“游击战”训练，然后通过陆路、空运送回西藏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但其“游击队”很快被击溃，随后来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散兵游勇也纷纷落网或被击毙。后来随着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这种外国支持下的大规模武装渗透活动才告一段落，但是西藏流亡政权对中国内地的武装渗透则一直没有停止过。
维系这种勾结联系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就在与西藏浓郁独特的宗教传统。在藏传佛教占据支配地位的西藏社会，藏传佛教势力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一直拥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藏传佛教势力成为超然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个能够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1787座寺庙的系统已经达到超越政府系统（897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的程度。通过这些寺庙，藏传佛教势力可以实现对藏族社会的牢固控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功能之一便是“敛财”能力──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纳税制度。信徒自愿捐献的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藏传佛教势力由此便获得了不亚于中央政府的财政集资能力。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今天的中国内地的藏传佛教寺院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影子政权”的潜在本质。
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叛乱势力流亡海外之前，内地的藏传佛教寺院体系一直奉达赖喇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为正统的统治机构。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这些寺院中的僧侣们在西藏社会中拥有至高无上、无孔不入的特权与地位。但是民主改革之后，尽管中央政府依然尊重这些僧侣的信仰自由并保留了他们的许多特权，但与原先的“太上皇”地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也成为西藏社会中的平等公民之一。在这样的遭遇下，这些僧侣、尤其是受损失最大的上层僧侣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合法统治，背地里却依然固守着达赖喇嘛以及噶厦政府的精神祭坛，暗中的勾结交通也就难以避免了。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不惜花费财力和精力来开展针对这些寺院僧侣的“统战”工作，但是在独特的藏传佛教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只要达赖喇嘛还活在世间、只要他们还在做着重登“太上皇”地位的政治梦想，那么中央政府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寺院僧侣的阳奉阴违以及实质上的种种叛国行径，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能够争取他们诚心归顺的有效方法。事实上，前文所提到的1987年到1989年期间的拉萨骚乱就是这些“第五纵队”与西藏流亡政权勾结联合的经典产物。
除了暗中勾结联络内地的异己势力以外，西藏流亡政权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策动并接纳各类内地藏人“叛逃”达兰萨拉，上一段提到的吸引内地青少年到达兰萨拉求学便是比较典型的“叛逃”方式之一。而2000年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的出走则将这种“叛逃”活动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藏传佛教的派系划分，整个藏传佛教共分为萨迦（花教）、宁玛（红教）、噶举（白教）以及格鲁（黄教）四大派系，各个派系都有自己至高无上的最高领袖——活佛（藏传佛教内部则称为“法王”），就如同达赖与班禅是格鲁派（黄教）的最高领袖一般，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则是噶举派（白教，严格的说应当是其中的噶玛噶举系）的最高领袖。噶举派（白教）与格鲁派（黄教）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扮演过统治派系的角色，都曾实现过对藏族社会的最高统治，只不过前者是在遥远的明代，而后者则是在十分贴近的清代，因此在不熟悉藏传佛教传统的国人意识中，已经习惯地把格鲁派的最高领袖达赖以及班禅当成了整个藏传佛教的唯一领袖。其实作为藏传佛教派系中的平等成员，从教理上说噶举派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的地位与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应当是平起平坐的，只不过因为后来格鲁派在外界势力的扶持下取得了藏传佛教界的至尊地位，因此今日的噶玛巴大宝法王才在藏传佛教界中降格为达赖、班禅之后的第三大活佛。尽管已经不做老大好几百年，但是噶举派在当今藏族社会乃至国际藏传佛教界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噶举派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在整个藏传佛教界同样具有一呼百应的巨大能量。目前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伍金赤列多吉，于1992年9月在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举行坐床典礼的，他的登基同样也经过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册封（具体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经办）。2000年，年仅14岁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只身从住所出走，经过长时间的徒步跋涉之后，出现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权所在地。按照西藏流亡政权的说法，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出走的目的只在于找回噶吗噶举派的圣物——当年明成祖所赐的“黑宝冠”。事实上，噶举派的上一代领袖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活佛，早于一九五九年就带领座前的四大高僧一同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并于一九八二年在美国芝加哥圆寂，因此在宗教背景掩盖下的出走真相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最后，西藏流亡政权还一直不断地派遣各类活动分子进入中国，其中“叛逃”藏人是重要的“兵源”之一。西藏流亡政权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流亡藏人返回西藏，比如说从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愿意返回西藏，每人就可以拿到一万卢比的路费。近年从西藏“叛逃”到达兰萨拉的大部分是青年儿童，其中已经成年的人大都被集中送到成人学校，一般估计成人学校毕业的40%的学生已经返回了西藏，这些已经经过流亡政权“洗脑”的学生返回内地后到底会干些什么事情？任何一国政府恐怕都不得不留个小心提防的心眼吧。而派遣经过特工培训的“流亡”藏人潜入中国内地进行分离破坏活动的做法则更是旷日持久，并曾一度得到美国、印度、尼泊尔以及台湾当局的积极支持。1959年到1972年期间，曾有数以千计的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尼泊尔、台湾、冲绳、关岛甚至美国的科罗拉多接受“游击战”训练，然后通过陆路、空运送回西藏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但其“游击队”很快被击溃，随后来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散兵游勇也纷纷落网或被击毙。后来随着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这种外国支持下的大规模武装渗透活动才告一段落，但是西藏流亡政权对中国内地的武装渗透则一直没有停止过。
民国时犹有西藏，西康两省
为何后来改成西藏一区？
过往的中央统治智慧为何全部抛弃？
为何后来改成西藏一区？
过往的中央统治智慧为何全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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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嘿嘿嗯嗯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30 21:07 发表
民国时犹有西藏，西康两省
为何后来改成西藏一区？
过往的中央统治智慧为何全部抛弃？
这问题问的，有够丢人哪。;P
原帖由 大老虎 于 2008-3-30 23:38 发表
这问题问的，有够丢人哪。;P
晕，莫名其妙？
你看不懂吗？不要YY。
这个贴要顶一下。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
这种猪头问题 也问得出来
西藏分为2省是 羁縻 政策下 分而治之 的产物 现在是直接统治 还需要这层伪装吗[:a11:]
西藏分为2省是 羁縻 政策下 分而治之 的产物 现在是直接统治 还需要这层伪装吗[:a11:]
原帖由 reinheart 于 2008-3-31 03:03 发表
这种猪头问题 也问得出来
西藏分为2省是 羁縻 政策下 分而治之 的产物 现在是直接统治 还需要这层伪装吗[:a11:]
呵呵,打出这两个字来都感觉到你好累.
现在要统治的好,就不会出这样的暴乱,也不会回顾以前统治的做法了.明白了吗?
废话,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分而治之啊,那我说的统治智慧是指什么?
自以为不是猪头的请问西康最后的归宿如何？
民国永远不要在这方面与共和国比，越比越掉价！;P
民国永远不要在这方面与共和国比，越比越掉价！;P
懒得理你们了，好在现在有原创版比较斯文。
西康的一部分划给了四川，另一部分划给了西藏，嘿嘿。更不要说的是什么控制力的问题啦！
晕死！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吗？废话，我为什么要叹这个问题？我连当年的地图都有。
从头到尾我的原意是以前中央政府分而治之的办法就不错，如果TG沿用下来的话，也许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暴乱发生。写得稍微含蓄一点，就引来你们这么多误会及谩骂。
可逮住我一个“错”了，我连西康后来去哪都不知道？我连当年为什么要分而治之的原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会提它？瞧你们这帮孩子急得，十年没吃过窝头了，你们就乐吧。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吗？废话，我为什么要叹这个问题？我连当年的地图都有。
从头到尾我的原意是以前中央政府分而治之的办法就不错，如果TG沿用下来的话，也许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暴乱发生。写得稍微含蓄一点，就引来你们这么多误会及谩骂。
可逮住我一个“错”了，我连西康后来去哪都不知道？我连当年为什么要分而治之的原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会提它？瞧你们这帮孩子急得，十年没吃过窝头了，你们就乐吧。
"从头到尾我的原意是以前中央政府分而治之的办法就不错，如果TG沿用下来的话，也许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暴乱发生。"--------从头到尾大家都为你这种很傻很天真的想法而发笑。:D
分而治之有毛用！清朝倒是把台湾和福建分开建省，把外蒙和内蒙分开搞将军辖区，可是有用么？
TG就是比你强，你又如何？国遗了色，暴乱TG武警立马镇了，你国遗思量思量还不如满清，满清灭亡前两年还进军西藏哩！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发生的什么驱汉事件，花生米毛用都没有！;P 你分而治之又有毛用？而且分而治之实在是满清遗产，是赵尔巽进军西藏剩下的渣！和花生米毛关系都没有！;P
TG就是比你强，你又如何？国遗了色，暴乱TG武警立马镇了，你国遗思量思量还不如满清，满清灭亡前两年还进军西藏哩！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发生的什么驱汉事件，花生米毛用都没有！;P 你分而治之又有毛用？而且分而治之实在是满清遗产，是赵尔巽进军西藏剩下的渣！和花生米毛关系都没有！;P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31 11:18 发表
呵呵,打出这两个字来都感觉到你好累.
现在要统治的好,就不会出这样的暴乱,也不会回顾以前统治的做法了.明白了吗?
废话,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分而治之啊,那我说的统治智慧是指什么?
以前的暴乱需要四川方面进藏屠杀才能和谐,现在轻而易举就搞定,谁的控制力强一目了然.
目前麻烦不是内部的,而是外交部该如何应付那些西方老太太以及她们身后的反华势力
我们过分地顾虑西方的压力了，西方大国 镇 压 叛乱分裂势力可从不考虑所谓“国际影响”的。
民国西康省境大部在现今的四川西部青藏高原部分，后来改划省界后，并入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区域变化并不大。
原帖由 篾青 于 2008-4-2 16:12 发表
我们过分地顾虑西方的压力了，西方大国 镇 压 叛乱分裂势力可从不考虑所谓“国际影响”的。
以为拉萨出现骚乱是中央过于顾及西方的压力？
您这想法未免天真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