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探析---(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7 02:29:53
印度东北地区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连接点，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地区包括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6个邦以及所谓的“阿鲁纳查尔邦”。按印度官方统计数据，该地区总面积为255037平方公里，占印度总面积的8％；人口为3741万，占印度总人口的3％。该地区也是印度部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大约有200个表列部族。
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地区的一些大部族为了从国家政治中心获得自治(成立单独的邦或独立建国)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斗争、武装叛乱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这种分离主义运动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长期困扰印度国内安全的一个“慢性溃疡”。印度政府从促进民族和解、增强国家认同的政策理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乃至外交措施来应对分离主义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同意在印度联邦体制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谋求妥善解决，但仍有少数极端组织坚持暴力斗争。可以说，印度东北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和发展、演变之复杂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罕见的，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一、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一些土著部族。在该地区，部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0％，除了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其余几个邦的部族人口都超过了各自邦总人口的60％。印度东北地区的部族主要有那加人(Naga)、米佐人(Mizo)、库基人(Kukis)、梅泰人(Meeteis)、博多人(Bodo)等，他们大多属于蒙古人种，其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其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和泛灵信仰为主。
在印度东北地区最早开始分离主义运动的是那加人。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们就要求建立自治的“大那加兰”(包括现在的那加兰德邦、曼尼普尔邦、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查尔邦”的一部分)。二战后，那加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作为他们在战争中积极支持英军的奖赏。那加人曾于1947年8月14日宣布“独立”，其主要政治组织“那加民族委员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简称“NNC”)在1951年5月就“独立”问题举行了非法的公民投票，99％的人支持独立。对于那加人的要求，印度政府坚决拒绝，并派遣阿萨姆步枪队(Assam Riffles，印度陆军领导下的准军事部队，司令部设在当时阿萨姆邦的首府西隆，主要职责是守卫印中、印缅边界以及保证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进驻那加山区，逮捕那加民族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1956年3月22日，那加民族委员会领导人费佐(Phizo)建立了那加联邦政府和那加联邦军，正式开始了武装暴乱。同年4月，印度军队迅速平息了该叛乱，费佐被迫逃亡英国。随着1963年那加兰邦的建立和1975年《西隆协定》(Shilong Accord)的签署，该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基本结束。但少数极端分离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地下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land，简称“NSCN”)，继续同印度政府对抗。1988年，该组织一分为二，卡普兰(Khaplang)领导的NSCN(K)和伊萨克(Isak Swu)、穆维阿(Muivah)领导的NSCN(IM)成了反叛活动的主角。1997年和2001年，在印度政府的强力打击下，这两个主要叛乱组织分别同印度政府签订停火协议，为政治解决那加兰问题创造了条件。后来进行的多轮谈判并未取得多大的突破，尤其是在“大那加兰”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此外，两个武装派别之间为争夺主导权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也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因此，这个亚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能否最终妥善解决，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米佐人聚居在米佐山一带，信仰基督教的米佐人占整个部族人口的87％。国大党曾许诺独立后允许其脱离阿萨姆邦，实行自治，但并未兑现。由于宗教分歧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合理，米佐人的离心倾向逐步增强。1959年的大饥荒以及阿萨姆邦政府救灾不力成了分离主义叛乱的“催化剂”。1960年，阿萨姆语被定为邦的官方语言，米佐人对此强烈反对。1966年2月26日，拉尔登加(Laldenga)领导的“米佐国民阵线”(Mizo National Front，简称“MNF”)及其军事力量“米佐国民军”(Mizo National Army，简称“MNA”)开始武装叛乱，其政治目的是把米佐山区从印联邦分离出去。印度政府出动军队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通过政治手段逐步解决矛盾。1986年，拉尔登加领导的政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标志着该地区实现了政治稳定。1987年2月，印度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米佐拉姆邦，并拨款3000万美元作为“和平红利”。目前，米佐拉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政治最为稳定的一个邦，也是印度政府解决分离主义叛乱的成功典范。
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邦，是印度内地通往东北地区的必经之地。该邦的阿萨姆人不满政府在外来移民问题上的政策，1979年成立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简称“ULFA”)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1985年，该组织与印度中央政府签订《阿萨姆协议》之后，其领导人组建政党参加了邦政府选举。目前，ULFA与政府军仍然有激烈的军事冲突，并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此外，该邦的主要部族博多人要求摆脱阿萨姆邦的统治，谋求独立建邦，以确保博多人的领地、文化和语言权利。成立于1988年的“博多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简称“NDFB”)和成立于1996年的“博多解放猛虎力量”(Bodo Liberation Tiger Force，简称“BLTF”)是博多人的两个主要分离组织，其中NDFB的政治目标更为激进，它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博多国家”，该组织势力较强，活动比较猖獗。1993年2月，印度中央政府、阿萨姆邦政府与博多人签署了《博多协议》(Bodo Accord)，政府同意建立博多兰德自治委员会(Bodoland Autonomous Council，简称“BAC”)。但由于博多人的散居状态，该协议很难落实。与博多人一样，迪马部族要求脱离阿萨姆邦建立“迪马兰邦”(Dimaland)，其分离组织“迪马民族安全力量”(Dimasa NationalSecurity Force)同那加兰邦的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有密切联系，该组织于1995年同印度政府达成了停火协定。
曼尼普尔邦的主要分离主义武装有“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简称“PLA”)，它所代表的梅泰人要求同缅甸的梅泰人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武装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遭到印度政府的严重打击而被削弱；该邦的库基人为了谋求建立“库基兰邦”，于1987年组建了“库基民族阵线”(Kuki National Front，简称“KNF”)从事分离活动，该组织在缅甸接受“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简称“KIA”)的训练
特里普拉邦的分离运动在1988年后有所沉寂，但随后又出现了两个极端分离组织：“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NLFT)和“全特里普拉部族猛虎军”(ATTF)，它们代表的部族势力与该邦主体居民孟加拉人的冲突日益激烈，仅1992－2000年间就造成了2321人死亡。
在梅加拉亚邦、“阿鲁纳查尔邦”并未出现“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分离主义叛乱，它们由于“溢出”效应而不同程度地受到邻近各邦武装叛乱的影响。
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叛乱一般是追求独立建国或是谋求区域自治权利，这种叛乱经常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领土纠纷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印度东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东北地区的主要分离主义叛乱已基本平息，政治谈判正在有序开展。长期动荡之后，民心思定，印度中央政府继续推行其特有的“反叛乱”政策，并渐渐收到了成效。印度东北地区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连接点，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地区包括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6个邦以及所谓的“阿鲁纳查尔邦”。按印度官方统计数据，该地区总面积为255037平方公里，占印度总面积的8％；人口为3741万，占印度总人口的3％。该地区也是印度部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大约有200个表列部族。
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地区的一些大部族为了从国家政治中心获得自治(成立单独的邦或独立建国)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斗争、武装叛乱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这种分离主义运动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长期困扰印度国内安全的一个“慢性溃疡”。印度政府从促进民族和解、增强国家认同的政策理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乃至外交措施来应对分离主义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同意在印度联邦体制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谋求妥善解决，但仍有少数极端组织坚持暴力斗争。可以说，印度东北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和发展、演变之复杂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罕见的，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一、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一些土著部族。在该地区，部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0％，除了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其余几个邦的部族人口都超过了各自邦总人口的60％。印度东北地区的部族主要有那加人(Naga)、米佐人(Mizo)、库基人(Kukis)、梅泰人(Meeteis)、博多人(Bodo)等，他们大多属于蒙古人种，其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其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和泛灵信仰为主。
在印度东北地区最早开始分离主义运动的是那加人。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们就要求建立自治的“大那加兰”(包括现在的那加兰德邦、曼尼普尔邦、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查尔邦”的一部分)。二战后，那加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作为他们在战争中积极支持英军的奖赏。那加人曾于1947年8月14日宣布“独立”，其主要政治组织“那加民族委员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简称“NNC”)在1951年5月就“独立”问题举行了非法的公民投票，99％的人支持独立。对于那加人的要求，印度政府坚决拒绝，并派遣阿萨姆步枪队(Assam Riffles，印度陆军领导下的准军事部队，司令部设在当时阿萨姆邦的首府西隆，主要职责是守卫印中、印缅边界以及保证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进驻那加山区，逮捕那加民族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1956年3月22日，那加民族委员会领导人费佐(Phizo)建立了那加联邦政府和那加联邦军，正式开始了武装暴乱。同年4月，印度军队迅速平息了该叛乱，费佐被迫逃亡英国。随着1963年那加兰邦的建立和1975年《西隆协定》(Shilong Accord)的签署，该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基本结束。但少数极端分离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地下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land，简称“NSCN”)，继续同印度政府对抗。1988年，该组织一分为二，卡普兰(Khaplang)领导的NSCN(K)和伊萨克(Isak Swu)、穆维阿(Muivah)领导的NSCN(IM)成了反叛活动的主角。1997年和2001年，在印度政府的强力打击下，这两个主要叛乱组织分别同印度政府签订停火协议，为政治解决那加兰问题创造了条件。后来进行的多轮谈判并未取得多大的突破，尤其是在“大那加兰”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此外，两个武装派别之间为争夺主导权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也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因此，这个亚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能否最终妥善解决，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米佐人聚居在米佐山一带，信仰基督教的米佐人占整个部族人口的87％。国大党曾许诺独立后允许其脱离阿萨姆邦，实行自治，但并未兑现。由于宗教分歧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合理，米佐人的离心倾向逐步增强。1959年的大饥荒以及阿萨姆邦政府救灾不力成了分离主义叛乱的“催化剂”。1960年，阿萨姆语被定为邦的官方语言，米佐人对此强烈反对。1966年2月26日，拉尔登加(Laldenga)领导的“米佐国民阵线”(Mizo National Front，简称“MNF”)及其军事力量“米佐国民军”(Mizo National Army，简称“MNA”)开始武装叛乱，其政治目的是把米佐山区从印联邦分离出去。印度政府出动军队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通过政治手段逐步解决矛盾。1986年，拉尔登加领导的政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标志着该地区实现了政治稳定。1987年2月，印度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米佐拉姆邦，并拨款3000万美元作为“和平红利”。目前，米佐拉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政治最为稳定的一个邦，也是印度政府解决分离主义叛乱的成功典范。
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邦，是印度内地通往东北地区的必经之地。该邦的阿萨姆人不满政府在外来移民问题上的政策，1979年成立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简称“ULFA”)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1985年，该组织与印度中央政府签订《阿萨姆协议》之后，其领导人组建政党参加了邦政府选举。目前，ULFA与政府军仍然有激烈的军事冲突，并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此外，该邦的主要部族博多人要求摆脱阿萨姆邦的统治，谋求独立建邦，以确保博多人的领地、文化和语言权利。成立于1988年的“博多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简称“NDFB”)和成立于1996年的“博多解放猛虎力量”(Bodo Liberation Tiger Force，简称“BLTF”)是博多人的两个主要分离组织，其中NDFB的政治目标更为激进，它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博多国家”，该组织势力较强，活动比较猖獗。1993年2月，印度中央政府、阿萨姆邦政府与博多人签署了《博多协议》(Bodo Accord)，政府同意建立博多兰德自治委员会(Bodoland Autonomous Council，简称“BAC”)。但由于博多人的散居状态，该协议很难落实。与博多人一样，迪马部族要求脱离阿萨姆邦建立“迪马兰邦”(Dimaland)，其分离组织“迪马民族安全力量”(Dimasa NationalSecurity Force)同那加兰邦的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有密切联系，该组织于1995年同印度政府达成了停火协定。
曼尼普尔邦的主要分离主义武装有“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简称“PLA”)，它所代表的梅泰人要求同缅甸的梅泰人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武装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遭到印度政府的严重打击而被削弱；该邦的库基人为了谋求建立“库基兰邦”，于1987年组建了“库基民族阵线”(Kuki National Front，简称“KNF”)从事分离活动，该组织在缅甸接受“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简称“KIA”)的训练
特里普拉邦的分离运动在1988年后有所沉寂，但随后又出现了两个极端分离组织：“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NLFT)和“全特里普拉部族猛虎军”(ATTF)，它们代表的部族势力与该邦主体居民孟加拉人的冲突日益激烈，仅1992－2000年间就造成了2321人死亡。
在梅加拉亚邦、“阿鲁纳查尔邦”并未出现“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分离主义叛乱，它们由于“溢出”效应而不同程度地受到邻近各邦武装叛乱的影响。
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叛乱一般是追求独立建国或是谋求区域自治权利，这种叛乱经常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领土纠纷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印度东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东北地区的主要分离主义叛乱已基本平息，政治谈判正在有序开展。长期动荡之后，民心思定，印度中央政府继续推行其特有的“反叛乱”政策，并渐渐收到了成效。
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地区的一些大部族为了从国家政治中心获得自治(成立单独的邦或独立建国)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斗争、武装叛乱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这种分离主义运动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长期困扰印度国内安全的一个“慢性溃疡”。印度政府从促进民族和解、增强国家认同的政策理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乃至外交措施来应对分离主义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同意在印度联邦体制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谋求妥善解决，但仍有少数极端组织坚持暴力斗争。可以说，印度东北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和发展、演变之复杂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罕见的，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一、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一些土著部族。在该地区，部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0％，除了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其余几个邦的部族人口都超过了各自邦总人口的60％。印度东北地区的部族主要有那加人(Naga)、米佐人(Mizo)、库基人(Kukis)、梅泰人(Meeteis)、博多人(Bodo)等，他们大多属于蒙古人种，其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其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和泛灵信仰为主。
在印度东北地区最早开始分离主义运动的是那加人。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们就要求建立自治的“大那加兰”(包括现在的那加兰德邦、曼尼普尔邦、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查尔邦”的一部分)。二战后，那加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作为他们在战争中积极支持英军的奖赏。那加人曾于1947年8月14日宣布“独立”，其主要政治组织“那加民族委员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简称“NNC”)在1951年5月就“独立”问题举行了非法的公民投票，99％的人支持独立。对于那加人的要求，印度政府坚决拒绝，并派遣阿萨姆步枪队(Assam Riffles，印度陆军领导下的准军事部队，司令部设在当时阿萨姆邦的首府西隆，主要职责是守卫印中、印缅边界以及保证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进驻那加山区，逮捕那加民族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1956年3月22日，那加民族委员会领导人费佐(Phizo)建立了那加联邦政府和那加联邦军，正式开始了武装暴乱。同年4月，印度军队迅速平息了该叛乱，费佐被迫逃亡英国。随着1963年那加兰邦的建立和1975年《西隆协定》(Shilong Accord)的签署，该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基本结束。但少数极端分离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地下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land，简称“NSCN”)，继续同印度政府对抗。1988年，该组织一分为二，卡普兰(Khaplang)领导的NSCN(K)和伊萨克(Isak Swu)、穆维阿(Muivah)领导的NSCN(IM)成了反叛活动的主角。1997年和2001年，在印度政府的强力打击下，这两个主要叛乱组织分别同印度政府签订停火协议，为政治解决那加兰问题创造了条件。后来进行的多轮谈判并未取得多大的突破，尤其是在“大那加兰”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此外，两个武装派别之间为争夺主导权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也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因此，这个亚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能否最终妥善解决，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米佐人聚居在米佐山一带，信仰基督教的米佐人占整个部族人口的87％。国大党曾许诺独立后允许其脱离阿萨姆邦，实行自治，但并未兑现。由于宗教分歧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合理，米佐人的离心倾向逐步增强。1959年的大饥荒以及阿萨姆邦政府救灾不力成了分离主义叛乱的“催化剂”。1960年，阿萨姆语被定为邦的官方语言，米佐人对此强烈反对。1966年2月26日，拉尔登加(Laldenga)领导的“米佐国民阵线”(Mizo National Front，简称“MNF”)及其军事力量“米佐国民军”(Mizo National Army，简称“MNA”)开始武装叛乱，其政治目的是把米佐山区从印联邦分离出去。印度政府出动军队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通过政治手段逐步解决矛盾。1986年，拉尔登加领导的政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标志着该地区实现了政治稳定。1987年2月，印度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米佐拉姆邦，并拨款3000万美元作为“和平红利”。目前，米佐拉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政治最为稳定的一个邦，也是印度政府解决分离主义叛乱的成功典范。
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邦，是印度内地通往东北地区的必经之地。该邦的阿萨姆人不满政府在外来移民问题上的政策，1979年成立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简称“ULFA”)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1985年，该组织与印度中央政府签订《阿萨姆协议》之后，其领导人组建政党参加了邦政府选举。目前，ULFA与政府军仍然有激烈的军事冲突，并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此外，该邦的主要部族博多人要求摆脱阿萨姆邦的统治，谋求独立建邦，以确保博多人的领地、文化和语言权利。成立于1988年的“博多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简称“NDFB”)和成立于1996年的“博多解放猛虎力量”(Bodo Liberation Tiger Force，简称“BLTF”)是博多人的两个主要分离组织，其中NDFB的政治目标更为激进，它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博多国家”，该组织势力较强，活动比较猖獗。1993年2月，印度中央政府、阿萨姆邦政府与博多人签署了《博多协议》(Bodo Accord)，政府同意建立博多兰德自治委员会(Bodoland Autonomous Council，简称“BAC”)。但由于博多人的散居状态，该协议很难落实。与博多人一样，迪马部族要求脱离阿萨姆邦建立“迪马兰邦”(Dimaland)，其分离组织“迪马民族安全力量”(Dimasa NationalSecurity Force)同那加兰邦的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有密切联系，该组织于1995年同印度政府达成了停火协定。
曼尼普尔邦的主要分离主义武装有“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简称“PLA”)，它所代表的梅泰人要求同缅甸的梅泰人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武装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遭到印度政府的严重打击而被削弱；该邦的库基人为了谋求建立“库基兰邦”，于1987年组建了“库基民族阵线”(Kuki National Front，简称“KNF”)从事分离活动，该组织在缅甸接受“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简称“KIA”)的训练
特里普拉邦的分离运动在1988年后有所沉寂，但随后又出现了两个极端分离组织：“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NLFT)和“全特里普拉部族猛虎军”(ATTF)，它们代表的部族势力与该邦主体居民孟加拉人的冲突日益激烈，仅1992－2000年间就造成了2321人死亡。
在梅加拉亚邦、“阿鲁纳查尔邦”并未出现“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分离主义叛乱，它们由于“溢出”效应而不同程度地受到邻近各邦武装叛乱的影响。
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叛乱一般是追求独立建国或是谋求区域自治权利，这种叛乱经常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领土纠纷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印度东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东北地区的主要分离主义叛乱已基本平息，政治谈判正在有序开展。长期动荡之后，民心思定，印度中央政府继续推行其特有的“反叛乱”政策，并渐渐收到了成效。印度东北地区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连接点，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地区包括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6个邦以及所谓的“阿鲁纳查尔邦”。按印度官方统计数据，该地区总面积为255037平方公里，占印度总面积的8％；人口为3741万，占印度总人口的3％。该地区也是印度部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大约有200个表列部族。
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地区的一些大部族为了从国家政治中心获得自治(成立单独的邦或独立建国)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斗争、武装叛乱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这种分离主义运动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长期困扰印度国内安全的一个“慢性溃疡”。印度政府从促进民族和解、增强国家认同的政策理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乃至外交措施来应对分离主义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同意在印度联邦体制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谋求妥善解决，但仍有少数极端组织坚持暴力斗争。可以说，印度东北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和发展、演变之复杂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罕见的，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一、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一些土著部族。在该地区，部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0％，除了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其余几个邦的部族人口都超过了各自邦总人口的60％。印度东北地区的部族主要有那加人(Naga)、米佐人(Mizo)、库基人(Kukis)、梅泰人(Meeteis)、博多人(Bodo)等，他们大多属于蒙古人种，其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其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和泛灵信仰为主。
在印度东北地区最早开始分离主义运动的是那加人。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们就要求建立自治的“大那加兰”(包括现在的那加兰德邦、曼尼普尔邦、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查尔邦”的一部分)。二战后，那加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作为他们在战争中积极支持英军的奖赏。那加人曾于1947年8月14日宣布“独立”，其主要政治组织“那加民族委员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简称“NNC”)在1951年5月就“独立”问题举行了非法的公民投票，99％的人支持独立。对于那加人的要求，印度政府坚决拒绝，并派遣阿萨姆步枪队(Assam Riffles，印度陆军领导下的准军事部队，司令部设在当时阿萨姆邦的首府西隆，主要职责是守卫印中、印缅边界以及保证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进驻那加山区，逮捕那加民族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1956年3月22日，那加民族委员会领导人费佐(Phizo)建立了那加联邦政府和那加联邦军，正式开始了武装暴乱。同年4月，印度军队迅速平息了该叛乱，费佐被迫逃亡英国。随着1963年那加兰邦的建立和1975年《西隆协定》(Shilong Accord)的签署，该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基本结束。但少数极端分离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地下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land，简称“NSCN”)，继续同印度政府对抗。1988年，该组织一分为二，卡普兰(Khaplang)领导的NSCN(K)和伊萨克(Isak Swu)、穆维阿(Muivah)领导的NSCN(IM)成了反叛活动的主角。1997年和2001年，在印度政府的强力打击下，这两个主要叛乱组织分别同印度政府签订停火协议，为政治解决那加兰问题创造了条件。后来进行的多轮谈判并未取得多大的突破，尤其是在“大那加兰”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此外，两个武装派别之间为争夺主导权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也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因此，这个亚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分离主义运动能否最终妥善解决，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米佐人聚居在米佐山一带，信仰基督教的米佐人占整个部族人口的87％。国大党曾许诺独立后允许其脱离阿萨姆邦，实行自治，但并未兑现。由于宗教分歧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合理，米佐人的离心倾向逐步增强。1959年的大饥荒以及阿萨姆邦政府救灾不力成了分离主义叛乱的“催化剂”。1960年，阿萨姆语被定为邦的官方语言，米佐人对此强烈反对。1966年2月26日，拉尔登加(Laldenga)领导的“米佐国民阵线”(Mizo National Front，简称“MNF”)及其军事力量“米佐国民军”(Mizo National Army，简称“MNA”)开始武装叛乱，其政治目的是把米佐山区从印联邦分离出去。印度政府出动军队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通过政治手段逐步解决矛盾。1986年，拉尔登加领导的政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标志着该地区实现了政治稳定。1987年2月，印度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米佐拉姆邦，并拨款3000万美元作为“和平红利”。目前，米佐拉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政治最为稳定的一个邦，也是印度政府解决分离主义叛乱的成功典范。
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邦，是印度内地通往东北地区的必经之地。该邦的阿萨姆人不满政府在外来移民问题上的政策，1979年成立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简称“ULFA”)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1985年，该组织与印度中央政府签订《阿萨姆协议》之后，其领导人组建政党参加了邦政府选举。目前，ULFA与政府军仍然有激烈的军事冲突，并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此外，该邦的主要部族博多人要求摆脱阿萨姆邦的统治，谋求独立建邦，以确保博多人的领地、文化和语言权利。成立于1988年的“博多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简称“NDFB”)和成立于1996年的“博多解放猛虎力量”(Bodo Liberation Tiger Force，简称“BLTF”)是博多人的两个主要分离组织，其中NDFB的政治目标更为激进，它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博多国家”，该组织势力较强，活动比较猖獗。1993年2月，印度中央政府、阿萨姆邦政府与博多人签署了《博多协议》(Bodo Accord)，政府同意建立博多兰德自治委员会(Bodoland Autonomous Council，简称“BAC”)。但由于博多人的散居状态，该协议很难落实。与博多人一样，迪马部族要求脱离阿萨姆邦建立“迪马兰邦”(Dimaland)，其分离组织“迪马民族安全力量”(Dimasa NationalSecurity Force)同那加兰邦的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有密切联系，该组织于1995年同印度政府达成了停火协定。
曼尼普尔邦的主要分离主义武装有“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简称“PLA”)，它所代表的梅泰人要求同缅甸的梅泰人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武装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遭到印度政府的严重打击而被削弱；该邦的库基人为了谋求建立“库基兰邦”，于1987年组建了“库基民族阵线”(Kuki National Front，简称“KNF”)从事分离活动，该组织在缅甸接受“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简称“KIA”)的训练
特里普拉邦的分离运动在1988年后有所沉寂，但随后又出现了两个极端分离组织：“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NLFT)和“全特里普拉部族猛虎军”(ATTF)，它们代表的部族势力与该邦主体居民孟加拉人的冲突日益激烈，仅1992－2000年间就造成了2321人死亡。
在梅加拉亚邦、“阿鲁纳查尔邦”并未出现“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分离主义叛乱，它们由于“溢出”效应而不同程度地受到邻近各邦武装叛乱的影响。
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叛乱一般是追求独立建国或是谋求区域自治权利，这种叛乱经常与部族冲突、宗教矛盾、领土纠纷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印度东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东北地区的主要分离主义叛乱已基本平息，政治谈判正在有序开展。长期动荡之后，民心思定，印度中央政府继续推行其特有的“反叛乱”政策，并渐渐收到了成效。
二、印度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蔓延的原因
(一)英国殖民统治者人为地制造隔离带，打破了印度东北地区与印度内地民族融合的“惯性”，埋下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种子
在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并非国家概念。由于多次受到外族入侵，印度的历史是“分多合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的四分五裂。”正因为如此，印度人的“国家”、“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种族认同、种姓认同和宗教认同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种特性在东北地区被进一步放大，东北地区历史上属于阿洪姆(Ahom)王国，该王国在1826年被英国殖民者兼并之前一直独立于印度政府之外。②英国殖民者进入该地区后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于1873年颁布了《内线管理条例》(Inner Line Regulation)，让该地区的部族在领地内自我管理；对于外来者，英殖民当局要求他们先取得“边境地区特许通行证”。英国的殖民统治打破了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惯性，随之而来的宗教殖民阻碍了印度各宗教之间的交流。这样，和印度其他地区一样，东北地区也“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土著部族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和排斥情绪。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英国殖民者大量征召那加人和米佐人充当劳工；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侵入该地区，那加人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战火的洗礼催化了该地区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他们受穆斯林成功建立巴基斯坦的鼓舞，民族独立意识迅速膨胀。
(二)印度东北地区地理位置的封闭性与复杂性是分离主义运动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印度东北地区与内地的地理联系不是十分紧密，中间夹着一个孟加拉国，仅有21公里宽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相连。地理上的先天隔绝，造成边疆与内地陆路交通联系不密切，这是印度东北地区各邦产生“孤立感”的一个地理前提。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印度东北地区各邦之间的交通、通讯设施很不完善，这为叛乱武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外，印度东北地区和缅甸、孟加拉、不丹、中国接壤，叛乱分子经常利用邻国作为训练基地，以逃避印度政府的打击，从事跨界犯罪活动。比如，ULFA在不丹有训练营地，NSCN则主要以缅甸、孟加拉为活动基地。
(三)印度各级政府政策的失误激化了矛盾的发展
1947年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指导思想，忽视和压制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与发展意愿，并且不顾各部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强行采取文化同化政策，造成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深刻矛盾和敌意。有学者指出：“印度政府的民族政策不是为了民族的凝聚和融合，而是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宗教征服和民族同化。”这样，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与矛盾不但得不到有效化解，反而不断积累，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至于印度联邦体制和民主制度运作上的缺陷，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印度东北地区各邦政权没有主动、及时地采取措施来推动辖地内部族、宗教之间的和谐发展。随着各邦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迁，原来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被迅速激化，各邦政府囿于党派之争和其他原因，很难及时(或不愿)做出应对。叛乱武装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崩溃)。对当地普通民众而言，分裂武装成了能够直接威胁或保护他们的惟一权威，附和叛乱武装以求“自保”则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从殖民统治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日趋衰朽，独立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赢弱不堪，分崩离析，体制合理化和分权化几乎是空中楼阁。”印度东北地区各邦政府权威的脆弱、政治权利分配的失衡以及执政水平的低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大爆发。这一点在那加人叛乱和米佐人叛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阿萨姆邦政府滥用武力、救灾不力、语言政策失当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
(四)印度经济发展失衡是产生离心倾向的“催化剂”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印度也不例外。整个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从西南向东北呈递减趋势，东北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印度其他地区。在1947年之前，大阿萨姆邦(东北地区的统称)人均收入要高于印度平均水平，现在东北地区已远远落后。②印度东北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定居农业和犁耕发明之前的轮耕制，工业化水平很低，第二产业只占全地区生产总值的11％－16％。印度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很丰富，但由于资金、交通的限制和人为的忽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此外，印度长期实施的“内向型”发展战略，限制了东北地区同东南亚大市场的天然联系。随着印度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呈现扩大的趋势。印度的土著部族认为中央政府只是为了掠夺该地的资源，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就业无门的年轻人更容易被分离组织煽动。这种经济上的被“剥夺感”和“弃民感”加剧了离心倾向。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印度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结构造就了各个部族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部族认同，这是分离主义意识长期不能消除的根本原因。正如时殷弘教授所言：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又称为种族民族主义)是一种与情感、属类认定、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紧密联系的高度复杂的事物。印度政府在推动部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急于求成，忽视部族的利益诉求，使得部族的分离意识不断积累和放大，从而催生了旷日持久的分离主义运动。
(一)英国殖民统治者人为地制造隔离带，打破了印度东北地区与印度内地民族融合的“惯性”，埋下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种子
在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并非国家概念。由于多次受到外族入侵，印度的历史是“分多合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的四分五裂。”正因为如此，印度人的“国家”、“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种族认同、种姓认同和宗教认同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种特性在东北地区被进一步放大，东北地区历史上属于阿洪姆(Ahom)王国，该王国在1826年被英国殖民者兼并之前一直独立于印度政府之外。②英国殖民者进入该地区后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于1873年颁布了《内线管理条例》(Inner Line Regulation)，让该地区的部族在领地内自我管理；对于外来者，英殖民当局要求他们先取得“边境地区特许通行证”。英国的殖民统治打破了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惯性，随之而来的宗教殖民阻碍了印度各宗教之间的交流。这样，和印度其他地区一样，东北地区也“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土著部族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和排斥情绪。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英国殖民者大量征召那加人和米佐人充当劳工；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侵入该地区，那加人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战火的洗礼催化了该地区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他们受穆斯林成功建立巴基斯坦的鼓舞，民族独立意识迅速膨胀。
(二)印度东北地区地理位置的封闭性与复杂性是分离主义运动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印度东北地区与内地的地理联系不是十分紧密，中间夹着一个孟加拉国，仅有21公里宽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相连。地理上的先天隔绝，造成边疆与内地陆路交通联系不密切，这是印度东北地区各邦产生“孤立感”的一个地理前提。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印度东北地区各邦之间的交通、通讯设施很不完善，这为叛乱武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外，印度东北地区和缅甸、孟加拉、不丹、中国接壤，叛乱分子经常利用邻国作为训练基地，以逃避印度政府的打击，从事跨界犯罪活动。比如，ULFA在不丹有训练营地，NSCN则主要以缅甸、孟加拉为活动基地。
(三)印度各级政府政策的失误激化了矛盾的发展
1947年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指导思想，忽视和压制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与发展意愿，并且不顾各部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强行采取文化同化政策，造成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深刻矛盾和敌意。有学者指出：“印度政府的民族政策不是为了民族的凝聚和融合，而是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宗教征服和民族同化。”这样，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与矛盾不但得不到有效化解，反而不断积累，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至于印度联邦体制和民主制度运作上的缺陷，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印度东北地区各邦政权没有主动、及时地采取措施来推动辖地内部族、宗教之间的和谐发展。随着各邦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迁，原来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被迅速激化，各邦政府囿于党派之争和其他原因，很难及时(或不愿)做出应对。叛乱武装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崩溃)。对当地普通民众而言，分裂武装成了能够直接威胁或保护他们的惟一权威，附和叛乱武装以求“自保”则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从殖民统治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日趋衰朽，独立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赢弱不堪，分崩离析，体制合理化和分权化几乎是空中楼阁。”印度东北地区各邦政府权威的脆弱、政治权利分配的失衡以及执政水平的低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大爆发。这一点在那加人叛乱和米佐人叛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阿萨姆邦政府滥用武力、救灾不力、语言政策失当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
(四)印度经济发展失衡是产生离心倾向的“催化剂”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印度也不例外。整个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从西南向东北呈递减趋势，东北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印度其他地区。在1947年之前，大阿萨姆邦(东北地区的统称)人均收入要高于印度平均水平，现在东北地区已远远落后。②印度东北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定居农业和犁耕发明之前的轮耕制，工业化水平很低，第二产业只占全地区生产总值的11％－16％。印度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很丰富，但由于资金、交通的限制和人为的忽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此外，印度长期实施的“内向型”发展战略，限制了东北地区同东南亚大市场的天然联系。随着印度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呈现扩大的趋势。印度的土著部族认为中央政府只是为了掠夺该地的资源，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就业无门的年轻人更容易被分离组织煽动。这种经济上的被“剥夺感”和“弃民感”加剧了离心倾向。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印度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结构造就了各个部族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部族认同，这是分离主义意识长期不能消除的根本原因。正如时殷弘教授所言：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又称为种族民族主义)是一种与情感、属类认定、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紧密联系的高度复杂的事物。印度政府在推动部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急于求成，忽视部族的利益诉求，使得部族的分离意识不断积累和放大，从而催生了旷日持久的分离主义运动。
三、印度政府的对策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理念
印度政府从未把打击分离主义运动视为国内战争，历届印度政府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赢得人心”上。尼赫鲁清醒地知道，能否建立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统一国家是印度能否复兴的重要前提。20世纪60年代，尼赫鲁特意向打击那加叛乱的政府军发出指示：那加人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只能是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简单镇压。印度政府清楚地知道，彻底解决分离主义叛乱的根本方法不是单纯使用武力，军队的作用只局限于恢复秩序并迫使叛乱分子回到谈判桌上来；与军事上的胜利相配合，政府还要采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措施来赢得人心，树立政府权威并增强其合法性。这种理念具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客观地讲是符合印度国情的。但是，由于受到狭隘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党派冲突和执政能力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具体对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二)具体实践策略
印度政府采取的具体实践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上：有限度、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印度政府在使用武力时严格限制军队的武器装备、行动和打击目标。印度在打击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武装叛乱时，一般不使用飞机、坦克、重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至于军队的规模，为了有效应对叛乱武装“打了就跑”的战术，印度政府军的行动和打击目标一般遵循两个原则：行动上保证有效的机动性，保证足够的威慑力；严格区分打击目标，主要打击叛乱武装营地和军火库，歼灭叛乱分子，对平民和民用目标则有严格的禁令，防止军队报复性地滥杀无辜。印度政府对军事打击叛乱武装进行限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军事打击只是为了实现秩序和稳定，迫使叛乱武装进行谈判；印度军队的布防重心在西线，无力在东北地区长期采取大规模行动；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客观上限制了军队的大规模行动；担心大规模武装镇压会引发国际上批评其“侵犯人权”。
2．政治上：在联邦体制框架内建立语言邦，给予主要部族充分的自治权；发挥议会民主制的调解功能，增强邦级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背景，印度的国家组织形式采用的是带有较强集中性的联邦制。考虑到东北地区的复杂情况，印度政府也同意灵活变通，在维护印度完整统一的前提下建立语言邦。根据这个原则，从阿萨姆邦先后划分出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语言邦的建立是印度解决民族分离运动的一个独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与反叛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显得较为成熟和稳固。考虑到印度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种姓并存的社会现实，这种稳固更是难能可贵。有学者指出：印度实行的联邦体制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各种民族、宗教、种姓利益代表集团纳入其内，议会是调解、缓冲他们彼此利益矛盾的重要场所。印度政府和学界也普遍把议会民主制看成是应对极端分裂势力的“解毒剂”(antidote)。在东北地区推广选举制，扩大邦议会的代表性，把投降的反叛武装纳入到选举政治中来，是印度政府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政策在米佐拉姆邦取得了成功，叛乱领袖拉尔登加通过合法选举成为该邦的首任邦长。
3．经济上：大量输血，通过发展经济来争取民心，为实现印度东北地区政治稳定创造条件。经济发展落后是产生“疏远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地改善东北地区的经济状况，切实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最近十余年里，印度政府在政策扶持、财政援助、技术帮助等方面下了大力气。印度全国发展委员会(NDC)在资金划拨上向东北地区倾斜，每年给东北地区的资金援助占全国的30％。仅1999－2000财政年，印度政府就为开发东北地区投入资金28.77亿美元。一般情况下，普通邦从中央获得的发展资金70％为贷款，30％为赠送款。东北地区由于其“地位特殊”，它们所接受的援助资金90％是赠款。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就成了国家发展资金的两个最大接受邦。印度政府还于1996年出台了“看东北”政策，要求中央政府各部将年度预算资金的10％定向投入到东北地区。为此，印度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节余资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统一收集和使用各部剩余的东北地区开发资金。为了改善中央与内地脆弱的陆路交通，印度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97年印度政府宣布，向东北地区提供的经济援助高达610亿卢比；2004年12月，曼莫汉·辛格总理在视察印度东北地区时，宣布向阿萨姆邦提供24亿卢比用于水灾后的基础设施重建，向曼尼普尔邦提供277亿卢比援助发展。
4．文化上：加大教育投入，提高部族民众的文化水平，培养民主参政意识和习惯。印度政府为了提高部族民众的教育水平，增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采取了向部族倾斜的支持性文教政策。比如，高等教育必须为表列部族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大力推广卫星远程教学系统，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等等。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以那加兰邦为例，该邦在1947年只有一所国立高中，现在拥有一所大学(那加兰大学)、数百所中学和数千所小学。据印度官方统计，印度东北地区的识字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2.21％)，其中米佐拉姆邦和那加兰邦的识字率分别为82.27％、61.65％。
5．外交上：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境武装叛乱。为了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共同打击跨界武装叛乱活动，印度政府调整周边外交策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印度和缅甸在打击分离主义运动和少数民族武装叛乱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这也是推动印度从1993年后主动调整对缅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印度政府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迫使分离武装实现停火、投降并解除武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打掉了他们在东巴基斯坦的基地和切断了其进入缅甸的通道。尼泊尔和不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同印度的合作。但是印度在处理邻国关系时其固有的大国主义思想仍在作祟，所谓的“老大哥”情结妨碍了有效的国际合作，孟加拉的不合作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印度政府在使用武力打击叛乱武装方面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彻底和缺乏连续性，东北地区的反叛武装经常“死灰复燃”就是一个例证。之所以会这样，这同印度军队、准军事部队的编制和指挥体制有关。印度的正规军由中央统一指挥，具有较强的野战能力，但是在人生地不熟、交通状况恶劣的东北地区，它在情报搜集和后勤保障方面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无法实施长期作战任务。地方警察武装虽然熟悉当地情况，但是它的作战能力较弱。此外，印度军队的指挥体制存在弊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实力坐大，印度的主要准军事部队都是直属中央指挥，地方政府无权调遣。这种体制在对付“打了就跑”的游击队时显得力不从心。另外一个弊端是由于缺乏稳定的、系统的情报来源，有限的军事力量很容易遭受较大的伤亡。关于政府军遭叛乱分子伏击的报道经常见诸印度报端。据统计，同样是打击叛乱武装，政府军在那加兰邦的伤亡人数要远多于克什米尔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军滥用武力、侵犯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无疑会加剧部族民众的离心倾向。总之，笔者认为，在打击武装分离叛乱时，一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有效和不扰民。
政治解决民族分离问题是各国政府的共识。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符合本国国情的措施，客观地说，这种思路及其效果都是积极的，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语言邦政策的出发点是将部落认同感作为授予这些部落自治和特权的理由，这容易助长其他部族的地方主义，并以此作为反叛中央的奋斗目标。比如阿萨姆邦的博多人也要求独立建邦，这种“连锁反应”令印度中央政府疲于应对。其次，印度联邦体制的运作存在“强中央、弱地方”的特点，中央侵犯地方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以谋求区域自治和部族自治为目标的分离组织而言，显然是无法忍受的。例如在英迪拉·甘地时期，由于国大党实行“无限制强化中央战略”，以极端化的措施来促进国家整合，其结果是引起东北地区分离叛乱的普遍高涨。地方政府为了加大与中央博弈的筹码，往往同情甚至暗中串通叛乱武装来争取更多的行政权力和援助资金。再次，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操作上有缺陷。印度前陆军总参谋长V·N·夏尔玛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民主政体中，公正的选举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犯罪化的政治利用金钱和暴力左右选民。”这种不完善的民主政治推广到印度东北地区，除了受到金钱和暴力的侵蚀之外，还受到部族隔阂、宗教分歧、语言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其结果往往是“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后者常常胜出”。此外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常常受到狭隘党派利益的干扰。例如在那加兰邦1982年的议会选举中，国大党(英)和那加兰民族民主政党各获24席。为了帮助国大党获得邦政权，英迪拉·甘地亲临科希马(那加兰邦首府)争取到8名中立人士。这种行为引起了地方温和派政党的很大不满，它们反过来借助宗教和部族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邦的地方性政党还利用叛乱势力来打击政敌，这种“官匪勾结”的情况严重削弱了邦政权的合法性。
(一)基本理念
印度政府从未把打击分离主义运动视为国内战争，历届印度政府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赢得人心”上。尼赫鲁清醒地知道，能否建立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统一国家是印度能否复兴的重要前提。20世纪60年代，尼赫鲁特意向打击那加叛乱的政府军发出指示：那加人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只能是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简单镇压。印度政府清楚地知道，彻底解决分离主义叛乱的根本方法不是单纯使用武力，军队的作用只局限于恢复秩序并迫使叛乱分子回到谈判桌上来；与军事上的胜利相配合，政府还要采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措施来赢得人心，树立政府权威并增强其合法性。这种理念具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客观地讲是符合印度国情的。但是，由于受到狭隘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党派冲突和执政能力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具体对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二)具体实践策略
印度政府采取的具体实践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上：有限度、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印度政府在使用武力时严格限制军队的武器装备、行动和打击目标。印度在打击东北地区部族分离主义武装叛乱时，一般不使用飞机、坦克、重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至于军队的规模，为了有效应对叛乱武装“打了就跑”的战术，印度政府军的行动和打击目标一般遵循两个原则：行动上保证有效的机动性，保证足够的威慑力；严格区分打击目标，主要打击叛乱武装营地和军火库，歼灭叛乱分子，对平民和民用目标则有严格的禁令，防止军队报复性地滥杀无辜。印度政府对军事打击叛乱武装进行限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军事打击只是为了实现秩序和稳定，迫使叛乱武装进行谈判；印度军队的布防重心在西线，无力在东北地区长期采取大规模行动；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客观上限制了军队的大规模行动；担心大规模武装镇压会引发国际上批评其“侵犯人权”。
2．政治上：在联邦体制框架内建立语言邦，给予主要部族充分的自治权；发挥议会民主制的调解功能，增强邦级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背景，印度的国家组织形式采用的是带有较强集中性的联邦制。考虑到东北地区的复杂情况，印度政府也同意灵活变通，在维护印度完整统一的前提下建立语言邦。根据这个原则，从阿萨姆邦先后划分出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语言邦的建立是印度解决民族分离运动的一个独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与反叛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显得较为成熟和稳固。考虑到印度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种姓并存的社会现实，这种稳固更是难能可贵。有学者指出：印度实行的联邦体制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各种民族、宗教、种姓利益代表集团纳入其内，议会是调解、缓冲他们彼此利益矛盾的重要场所。印度政府和学界也普遍把议会民主制看成是应对极端分裂势力的“解毒剂”(antidote)。在东北地区推广选举制，扩大邦议会的代表性，把投降的反叛武装纳入到选举政治中来，是印度政府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政策在米佐拉姆邦取得了成功，叛乱领袖拉尔登加通过合法选举成为该邦的首任邦长。
3．经济上：大量输血，通过发展经济来争取民心，为实现印度东北地区政治稳定创造条件。经济发展落后是产生“疏远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地改善东北地区的经济状况，切实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最近十余年里，印度政府在政策扶持、财政援助、技术帮助等方面下了大力气。印度全国发展委员会(NDC)在资金划拨上向东北地区倾斜，每年给东北地区的资金援助占全国的30％。仅1999－2000财政年，印度政府就为开发东北地区投入资金28.77亿美元。一般情况下，普通邦从中央获得的发展资金70％为贷款，30％为赠送款。东北地区由于其“地位特殊”，它们所接受的援助资金90％是赠款。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就成了国家发展资金的两个最大接受邦。印度政府还于1996年出台了“看东北”政策，要求中央政府各部将年度预算资金的10％定向投入到东北地区。为此，印度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节余资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统一收集和使用各部剩余的东北地区开发资金。为了改善中央与内地脆弱的陆路交通，印度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97年印度政府宣布，向东北地区提供的经济援助高达610亿卢比；2004年12月，曼莫汉·辛格总理在视察印度东北地区时，宣布向阿萨姆邦提供24亿卢比用于水灾后的基础设施重建，向曼尼普尔邦提供277亿卢比援助发展。
4．文化上：加大教育投入，提高部族民众的文化水平，培养民主参政意识和习惯。印度政府为了提高部族民众的教育水平，增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采取了向部族倾斜的支持性文教政策。比如，高等教育必须为表列部族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大力推广卫星远程教学系统，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等等。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以那加兰邦为例，该邦在1947年只有一所国立高中，现在拥有一所大学(那加兰大学)、数百所中学和数千所小学。据印度官方统计，印度东北地区的识字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2.21％)，其中米佐拉姆邦和那加兰邦的识字率分别为82.27％、61.65％。
5．外交上：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境武装叛乱。为了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共同打击跨界武装叛乱活动，印度政府调整周边外交策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印度和缅甸在打击分离主义运动和少数民族武装叛乱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这也是推动印度从1993年后主动调整对缅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印度政府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迫使分离武装实现停火、投降并解除武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打掉了他们在东巴基斯坦的基地和切断了其进入缅甸的通道。尼泊尔和不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同印度的合作。但是印度在处理邻国关系时其固有的大国主义思想仍在作祟，所谓的“老大哥”情结妨碍了有效的国际合作，孟加拉的不合作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印度政府在使用武力打击叛乱武装方面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彻底和缺乏连续性，东北地区的反叛武装经常“死灰复燃”就是一个例证。之所以会这样，这同印度军队、准军事部队的编制和指挥体制有关。印度的正规军由中央统一指挥，具有较强的野战能力，但是在人生地不熟、交通状况恶劣的东北地区，它在情报搜集和后勤保障方面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无法实施长期作战任务。地方警察武装虽然熟悉当地情况，但是它的作战能力较弱。此外，印度军队的指挥体制存在弊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实力坐大，印度的主要准军事部队都是直属中央指挥，地方政府无权调遣。这种体制在对付“打了就跑”的游击队时显得力不从心。另外一个弊端是由于缺乏稳定的、系统的情报来源，有限的军事力量很容易遭受较大的伤亡。关于政府军遭叛乱分子伏击的报道经常见诸印度报端。据统计，同样是打击叛乱武装，政府军在那加兰邦的伤亡人数要远多于克什米尔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军滥用武力、侵犯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无疑会加剧部族民众的离心倾向。总之，笔者认为，在打击武装分离叛乱时，一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有效和不扰民。
政治解决民族分离问题是各国政府的共识。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符合本国国情的措施，客观地说，这种思路及其效果都是积极的，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语言邦政策的出发点是将部落认同感作为授予这些部落自治和特权的理由，这容易助长其他部族的地方主义，并以此作为反叛中央的奋斗目标。比如阿萨姆邦的博多人也要求独立建邦，这种“连锁反应”令印度中央政府疲于应对。其次，印度联邦体制的运作存在“强中央、弱地方”的特点，中央侵犯地方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以谋求区域自治和部族自治为目标的分离组织而言，显然是无法忍受的。例如在英迪拉·甘地时期，由于国大党实行“无限制强化中央战略”，以极端化的措施来促进国家整合，其结果是引起东北地区分离叛乱的普遍高涨。地方政府为了加大与中央博弈的筹码，往往同情甚至暗中串通叛乱武装来争取更多的行政权力和援助资金。再次，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操作上有缺陷。印度前陆军总参谋长V·N·夏尔玛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民主政体中，公正的选举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犯罪化的政治利用金钱和暴力左右选民。”这种不完善的民主政治推广到印度东北地区，除了受到金钱和暴力的侵蚀之外，还受到部族隔阂、宗教分歧、语言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其结果往往是“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后者常常胜出”。此外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常常受到狭隘党派利益的干扰。例如在那加兰邦1982年的议会选举中，国大党(英)和那加兰民族民主政党各获24席。为了帮助国大党获得邦政权，英迪拉·甘地亲临科希马(那加兰邦首府)争取到8名中立人士。这种行为引起了地方温和派政党的很大不满，它们反过来借助宗教和部族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邦的地方性政党还利用叛乱势力来打击政敌，这种“官匪勾结”的情况严重削弱了邦政权的合法性。
当然，印度的联邦体制和民主政治在整个东北地区的运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上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解决问题的途径运用得不够以及印度东北地区自身的政治生态还不成熟所致。正如林承节教授所言：“制度性因素的缺乏阻碍了缓和进程的发展和维护，结果往往是看似平稳却会突然出现危机，而中央政府则不得不陷入笨拙的补救错误之中。”
印度政府在东北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其主观目的正如某些印度官员所说：他们(分裂武装)将生活得很舒适以致放弃在丛林里战斗。但是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地方政治体系的混乱和少数地方官员贪污、挪用援助资金，普通民众很难获得实际的利益，援助资金的分配、使用不当反而激化了地方的矛盾。其一，中央财政拨款的很大一部分(38％－63％)用于行政事务开支，这样真正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就大大减少了。其二，行政开支比例过高的一个潜在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中少数“腐败精英”(corrupt elite)对中央拨款的大肆侵吞，这种“资金渗漏”现象在印度东北地区普遍存在，严重侵蚀了地方政权本来就很脆弱的合法性。印度中央政府出于拉拢地方上层势力、分化瓦解分裂势力的考虑，对这种腐败现象监管乏力。其三，叛乱组织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大肆套取国家资金，反而使叛乱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其四，印度中央政府忽视了对地方“造血”功能的培养，投资工业设施建设的资金明显不足。印度东北地区的主要工业企业只有160余家，远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了叛乱武装的“后备力量”。
文化扶植并不等同于强制同化，而印度政府对这点认识还不够，措施不灵活。以分离倾向最突出的那加人为例，印度历史教材中通篇是印度的历史，很少涉及那加人的文化和独特历史进程。印度有学者批评这种做法是“对大脑的重新殖民”，使那加人失去了“客观、公正构建自身历史的能力”。此外，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印度教复兴主义的兴起，印度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东北地区的宗教矛盾更加突出。许多叛乱组织就是利用基督教与印度教的矛盾作为动员手段。
综合上述分析，印度东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多样的历史、文化背景，独特的地理环境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印度政府在长达50年的反分离主义运动中表现出耐心有余、措施不力、经济投入大、政治治理差，而且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上下一致的合力。这种合力的缺乏同印度联邦体制和民主政治固有的弊端与软弱性有关，“中央政府的脆弱不稳和缺乏权威性必然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有效实行”。地方政府少数政治精英受大印度斯坦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印度教教派主义的影响，其组织能力和执政水平不高，也使得政策大打折扣。
就实际情况来看，“印度政府的耐心和军队的力量最终占据了上风”。但要想真正实现印度东北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及宗教和谐，印度政府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大大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正如亨廷顿所论：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在未来的发展中，印度政府能否完善联邦体制、加强政府权威、摈弃教派主义对世俗政治的干扰、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将直接影响印度东北地区的局势。第二，针对分离主义运动跨境活动的特点，印度要进一步调整周边外交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印度企图通过封闭东北地区、孤立地解决东北地区问题是不可取的。印度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区域性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约束、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工具，因而应该本着“平等、互信、合作、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与邻国合作，尤其是情报合作，早日结束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政治动荡，使该地区作为“南亚和东南亚连接的纽带”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印度政府要想彻底、妥善解决其东北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进入新世纪后，印度国力逐步增强，外交政策更加灵活务实，这些都将为“东北难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印度从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这为印度政府划拨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正在建设中的“东亚高速公路网”将彻底改变印度东北地区的交通状况，印度东北地区将成为印度走向亚太市场的陆路交通枢纽。印度逐步摆脱1998年核试验带来的外交困境以及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政治解决“东北难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近几年里，中印关系全面改善及印缅关系逐步走向合作，将大大推动三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⑨笔者注意到，随着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东向”政策(Look－east policy)的进一步深入，实现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更显现出其“战略意义”；印度东北地区也强烈要求发挥其“陆桥”(landbridge)的作用，真正享受到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如果印度政府忽视这种呼声或者无法有效满足这种期望，继续执行封闭政策，其东北政局的走势将更加复杂。可以说，未来一二十年将是印度能否彻底解决“东北难题”的机遇期和关键期。作为一个传统色彩浓厚的大国，印度在实现“现代化的崛起”的进程中要面临许多挑战，能否成功解决国内的部族分离主义问题，实现东北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而不单纯是“战术性”的应对之策。
印度政府在东北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其主观目的正如某些印度官员所说：他们(分裂武装)将生活得很舒适以致放弃在丛林里战斗。但是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地方政治体系的混乱和少数地方官员贪污、挪用援助资金，普通民众很难获得实际的利益，援助资金的分配、使用不当反而激化了地方的矛盾。其一，中央财政拨款的很大一部分(38％－63％)用于行政事务开支，这样真正投入到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就大大减少了。其二，行政开支比例过高的一个潜在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中少数“腐败精英”(corrupt elite)对中央拨款的大肆侵吞，这种“资金渗漏”现象在印度东北地区普遍存在，严重侵蚀了地方政权本来就很脆弱的合法性。印度中央政府出于拉拢地方上层势力、分化瓦解分裂势力的考虑，对这种腐败现象监管乏力。其三，叛乱组织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大肆套取国家资金，反而使叛乱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其四，印度中央政府忽视了对地方“造血”功能的培养，投资工业设施建设的资金明显不足。印度东北地区的主要工业企业只有160余家，远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了叛乱武装的“后备力量”。
文化扶植并不等同于强制同化，而印度政府对这点认识还不够，措施不灵活。以分离倾向最突出的那加人为例，印度历史教材中通篇是印度的历史，很少涉及那加人的文化和独特历史进程。印度有学者批评这种做法是“对大脑的重新殖民”，使那加人失去了“客观、公正构建自身历史的能力”。此外，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印度教复兴主义的兴起，印度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东北地区的宗教矛盾更加突出。许多叛乱组织就是利用基督教与印度教的矛盾作为动员手段。
综合上述分析，印度东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多样的历史、文化背景，独特的地理环境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印度政府在长达50年的反分离主义运动中表现出耐心有余、措施不力、经济投入大、政治治理差，而且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上下一致的合力。这种合力的缺乏同印度联邦体制和民主政治固有的弊端与软弱性有关，“中央政府的脆弱不稳和缺乏权威性必然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有效实行”。地方政府少数政治精英受大印度斯坦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印度教教派主义的影响，其组织能力和执政水平不高，也使得政策大打折扣。
就实际情况来看，“印度政府的耐心和军队的力量最终占据了上风”。但要想真正实现印度东北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及宗教和谐，印度政府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大大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正如亨廷顿所论：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在未来的发展中，印度政府能否完善联邦体制、加强政府权威、摈弃教派主义对世俗政治的干扰、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将直接影响印度东北地区的局势。第二，针对分离主义运动跨境活动的特点，印度要进一步调整周边外交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印度企图通过封闭东北地区、孤立地解决东北地区问题是不可取的。印度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区域性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约束、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工具，因而应该本着“平等、互信、合作、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与邻国合作，尤其是情报合作，早日结束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政治动荡，使该地区作为“南亚和东南亚连接的纽带”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印度政府要想彻底、妥善解决其东北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进入新世纪后，印度国力逐步增强，外交政策更加灵活务实，这些都将为“东北难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印度从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这为印度政府划拨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正在建设中的“东亚高速公路网”将彻底改变印度东北地区的交通状况，印度东北地区将成为印度走向亚太市场的陆路交通枢纽。印度逐步摆脱1998年核试验带来的外交困境以及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政治解决“东北难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近几年里，中印关系全面改善及印缅关系逐步走向合作，将大大推动三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⑨笔者注意到，随着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东向”政策(Look－east policy)的进一步深入，实现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更显现出其“战略意义”；印度东北地区也强烈要求发挥其“陆桥”(landbridge)的作用，真正享受到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如果印度政府忽视这种呼声或者无法有效满足这种期望，继续执行封闭政策，其东北政局的走势将更加复杂。可以说，未来一二十年将是印度能否彻底解决“东北难题”的机遇期和关键期。作为一个传统色彩浓厚的大国，印度在实现“现代化的崛起”的进程中要面临许多挑战，能否成功解决国内的部族分离主义问题，实现东北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而不单纯是“战术性”的应对之策。
一块儿好地方啊